我们面临的抉择：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作者：孙立平2011-06-1720:00:57发布于：博客中国分类：默认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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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们面临的抉择：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孙立平

两件值得关注的小事

最近，有两件看似很小的事情，在网络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议论。

一件事情是，福州大学部分学院实行的恋爱实名制。据报道，福州大学开始实行“恋爱实名制登记”，要求学生填写恋爱登记表，做到“谁恋爱，谁登记；谁表白，谁负责”，情侣吵架必须上报，由领导调解。福大的学生说，已经登记了两百多人，还都挺配合，觉得学校这样做是为了学生好。一名同学说，在他们学院，执行这项登记制度力度最大的是经济专业，学生领到了“恋爱调查表”，让每个学生填写姓名、学院、专业、是否恋爱、恋爱对象是否本专业、是否在本院、是否在本校、是否在本省、最近是否存在矛盾、是否需要心理辅导等内容，恋爱调查表要由本人亲笔签名。后来，福州大学有关部门澄清说，这个措施并没有在全校范围内实行，但确实有个别院系做过“恋爱调查”，主要原因是鉴于近期校园内发生多起因恋爱问题引发学生意外伤害事件。学校在接到学生反映后，已经及时给予纠正。

另一件事情是，北京准备用手机定位个人出行等情况。根据媒体报道，北京市将以中国移动的北京1700万手机用户数据为基础，建立“北京市市民出行动态信息平台”，掌握选定区域的人口数量分布以及人口在不同时间段的流动分布情况，为政府部门规划交通布局、人口管理等服务，并有望发展个人定制业务。据介绍，项目实施将可获得居民的居住工作情况，选定区域的人口数量分布以及人口在不同时间段的流动分布情况，精准掌握市民出行行为，通过发布动态出行信息，提高市民出行效率，有效缓解交通拥堵。有关人士表示，在数据服务的过程中，将严格执行隐私保护，对用户开放的数据并不针对个体。

这两件事情，看起来都是细微末节的小事，但经媒体报道后，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逻辑，或一种治理社会的方式，特别是在举国上下都在强调社会管理的背景下，这两件小事所隐含的意义便凸现出来了。而这种逻辑和治理方式，其实是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正因为熟悉，它唤醒了人们似乎已经沉睡的记忆和担忧。

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做法具有一些共同的制度性特征：都是以实现某种管理为目标，而以控制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控制的具体途径是以公权力介入个人的私生活，在公共权力和私生活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在权力介入个人私生活的时候，相关法律是被弃置一边的；这种介入的过程，都是可以解决某方面的问题为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手段是服务于目的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两个措施的形成，并不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安排，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或基层的创造。福州大学的恋爱实名制是院系做起来的，甚至说是有关班主任搞出来的。北京的用手机定位出行，也是一个叫做科委的机构在研究和操作的。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的是，手机定位出行的做法虽然引起社会的质疑，但恋爱实名制似乎得到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接受和配合。

重建总体性权力？ 　　

更重要的是，这两件事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目前中国社会中一种令人担忧的走势的反应。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一些趋势的迹象是明显的。

在经济领域中，资源迅速向国有垄断企业集中，“国进民退”的趋势引起普遍关注。在原有的垄断领域中，比如石油、钢铁、煤炭、交通、通讯等行业，垄断的趋势在进一步强化；在竞争性领域中，垄断的苗头开始出现。垄断企业被给予更多的资源，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特权。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有色、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一倍。与此同时，在一些领域中，民营企业越来越边缘化。

在社会生活领域，某种似曾相识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氛围正在被重新营造起来。权力主导一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以压制社会为代价扩张和强化权力的迹象清晰可见；在某些地区，权力的任性、霸道和恣意妄为显露得越来越明显。以权代法，重申法律为政治服务的趋势开始出现，以至有人认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中国的法治出现了明显倒退。血腥拆迁，暴力截访，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的现象。一些上访者被“精神病”，由此失去人身自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强化权力的过程甚至是在“社会建设”的名义下推进和展开的。

在一些重大事件如奥运、世博和重大危机如“非典”、地震之后，“举国体制”不仅被当作应急的策略和手段，而且被当作最有效率的治理方式而进一步常规化了。而在以举全国之力办大事之时，各种社会矛盾却在“让路”的过程中被压制或掩盖，从而酝酿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对于金融危机的错误反思，似乎也在为强化权力提供了新的论证。在这场危机中显现出来的市场的局限以及资本过度膨胀带来的弊端，使一些人再度希望仰仗于计划经济时代包揽一切的总体性权力来化解危机。

这种忧虑还表现为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有增无减，日趋严密。媒体和网络上的言论封杀成为常态；限制新闻媒体异地批评，不断被强调；因言获罪的事件频频出现，“跨省追捕”，不时发生。更为荒诞的是，近年来甚至出现过公民因用手机短信发送针砭时弊的打油诗而遭刑拘、转发该短信的上百人受到警方调查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本来有问题的人，甚至是腐败分子，利用“维稳”、“加强社会管理”的名义，来打击报复举报者。

不应将上述现象简单地看作是特定情境中的某种偶然趋势，上述趋势代表了某种自觉的努力。在理论界，有人甚至将其界定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最主要特征。按照这种观点，中国之所以“成功”，即“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正表明了体量巨大的“中国模式”和无处不在的权力的成功。据说，这就是最主要的“中国经验”，而经济社会出现危机则缘于偏离了这个“法宝”。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一种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以权力重组市场因素，以权力配置经济资源；以权力的扩张占领社会领域，包括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名义下强化权力；以行政权力控制意识形态和舆论，压制正当的舆论监督。其背后的思路和逻辑是，权力要强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而其前景，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蹈总体性社会与总体性权力的覆辙。

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进程去看，这种趋势就更让人不能不加以关注。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市场开始逐步从总体性体制中分离出来，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也在开始缓慢生长，一种更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渐形成。但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伴随着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以及在此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一种相反的趋势也正在出现：我们这个国家似乎正在重新开始依靠权力来解决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试图重新用总体性权力来包打天下。

如何应对复杂化社会及社会风险

问题是这种系统性地强化权力的努力由何而来？有人将其看作是“左”的思潮的影响，有人将其看作是向旧体制的复归。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这种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来自一种更深刻的背景，这就是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风险的挑战。事实上，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是一个更为复杂、更具风险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

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趋势主要源自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再分配体制相比，市场经济带来的不仅是资源配置的多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调控机制的间接化和复杂化，而且，市场经济的体制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利益群体的分化。二是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伴随着全球化的过程，民族国家由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变成一个开放的体制，外部因素“楔入”内部结构，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由此变得更为复杂。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人类生活的轨迹。每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都会对现有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带来强烈的冲击。四是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新的消费品、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导致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与分化，其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五是快速的城市化。与简单的乡村社会比，城市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无论是城市生活还是社会结构都是如此。与此同时，社会生活的风险在明显增加。复杂的社会生活本身，就意味着系统风险的增加。而社会的转型，无疑又为社会风险增添了新的因素。

简而言之，上述几方面因素使得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得空前复杂。这种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客观上要求一种更有效的治理能力，才能协调各方关系，提供生活秩序，适应发展需求，推动社会进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这种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做出回应？如何形成能够面对复杂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结构？更有效的治理能力来自何方？这样的选择将会决定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风险社会需要的是一种更具有弹性的结构与制度，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生活需要多元化的治理方式，只能在政府、社会和市场三维结合的多元治理结构中才能实现。现在的问题是，在既缺少自主的社会又缺少自主的市场的情境下，对更强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很容易直接被转换为对更强大权力的呼唤，并期望用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来应对所有这一切。近来我国社会中的一些趋势证明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问题是，用重建总体性权力的方式来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生活，是不是一条可行办法。值此需要在方向上进行抉择的关头，以史为鉴是明智之举。

政治学家邹谠认为，从晚清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总体性危机”，即政治体制解体与社会解组相伴随的全面危机。“总体性危机”的最终结果表现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丧失和频繁的社会动荡。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内战争，使社会正常发展的条件丧失殆尽。其后的诸种革命与变革，都可以被看做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反应，即应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努力。历经沧桑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正是解决上述“总体性危机”的结果。而这种背景也就决定了这个新的体制模式的品格。 正因为如此，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由应对“总体性危机”而形成的体制模式称之为一种“总体性社会”。

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也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社会。在这样的体制模式中，国家对经济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掌控；政治权力渗透于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总体性社会”固然迅速而有效地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结束了战乱和社会动荡，一盘散沙的社会被高度组织起来，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国家快步走上经济建设之路。但在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弊端：国家动员能力极强而民间社会极弱，社会生活的运转只能依赖行政系统；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原子化的民众，其间缺少缓冲地带；不仅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甚至社会本身的存在空间都被挤压得十分狭小；等级身分制盛行，结构僵硬；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社会整合与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要求的矛盾性, 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机制, 民众的意见凝聚和表达缺少必要的制度渠道。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而至其极，于是，这种体制模式也走到了的尽头，改革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总体性社会难以为继时发生的必然选择。以市场化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改革，将经济体制从行政权力的控制下释放出来，从而形成自主运行、自我调节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正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动力，创造了“中国奇迹”。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这将近30年的历史证明，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总体性社会来应对总体性危机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在常规的背景下，企图用独大的权力包揽一切的做法，已经被中国的经济社会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就此而言，在今天的时代，回到总体性社会的老路上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该做的是让众神归位：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三者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互补互助，相互制衡。这才是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正确选择。

社会重建的任务

第一，需要建立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的机制，用这种机制来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解决利益关系、利益格局的问题？仅仅依靠权力的作用，仅仅靠国家的再分配是不行的。依靠一会儿劫贫济富一会儿劫富济贫的运动式摇摆，更是弊端无穷。关键的问题是要有一套有关公平的、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首先不同利益主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权利应当是平等的，同时要创造种种条件使他们的能力更为接近。

第二，需要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能够支撑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这样的社会结构至少有四层含义：第一，扩大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这不但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经济能够得以正常运行的条件。第二，应当保护和改善底层社会的生存生态，为更多的人营造生活的家园。第三，形成不同阶层之间互惠互生的关系。第四要拓宽社会流动的渠道。人最怕的不是贫穷，最怕的是没有希望，而希望来自于社会流动的渠道。

第三，需要一种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系统。社会的组织能力应当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比利时由于选举几个月里没有政府，但是人们该上班照常上班，该度假照常度假，说明一个社会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有条不紊的生活了几个月，这个有条不紊的生活来自于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这次日本大地震中，其社会生活中的乱中有序，也给人们流下了深刻的印象。形成一种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系统，增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对一个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我们需要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的方式。现代社会矛盾确实是比较多的，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要有一种双重的目标：一方面要利于社会的基本稳定，第二要有利于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个目标压倒了另一个目标，一个目标要以另一个目标的牺牲作为代价，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边越是维稳，那边正当的利益越是不能表达；正当的利益越是不能表达，利益关系越是失衡；利益关系越是失衡，社会矛盾越是尖锐；社会矛盾越是尖锐就越要维稳……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双重目标唯一的途径是制度化的建设。

第五，需要一种公平和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不仅仅是增加投入的问题，而且要防止再分配造成新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公共福利和民生上的有限投入也往往为一小部分人所享有。比如，我们在公共卫生中的投入是很少的，但据中国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的数据，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第六，需要一种有效的社会基础秩序。我们现在很多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关键的问题是许多必不可少的基础制度已经失效，或者根本就没有。而道德规范的滑坡，已经到了突破底线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再完善的制度，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因此，重建以基础制度和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秩序，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本文作者：孙立平

文本出处：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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