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风水:什么地方的户口最值钱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放开中小城市与城镇的户籍限制，想以此来带动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内需的扩大，使国家经济能够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但各位看官质疑了，是不是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相比都不值钱？是不是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政策一出，振臂一挥，那些拥有农业户口的人就应者云集，立马把农业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绝大部分的地区是这样状态。但也并不都绝对了，还是有那么一些地区，农业户口其实比城市户口值钱多了，你给他一个城市户口，他还真平一要嘴。笔者曾多次在国内各地调研，知道一些这方面的行情，就来进行总结一下，告诉各位看官我国都有哪些地区的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值钱以及为什么这些地区的农业户口值钱。
第一类地区是珠三角的许多农村地区农业户口比城市户口值钱多了。
广东珠三角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叫做“外嫁女”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女孩子出嫁了，但户口却不愿意转出去，学生考上大学了，户口也不愿意转走。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按户口的分红制度。珠三角在刚刚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港台商人来了之后，当地农村的土地马上就被建上厂房出租给这些爱国华侨从事生产，当时并没有“征地”一说。爱国华侨对农民也不薄，住了厂房每年要给一大笔房租，这样就可以收取地租，获得土租收益了。当时的村政府还算比较公道，每年靠出租厂房获得大量的租金后，就按户口给全体村民分红。如果你拥有该村的户口，每年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的分红，都不需要任何付出，只要是本村户口就行。
只可惜其他地区的农民就没有这个福气了，主要原因是那个中国政府特色创造的概念：征地。征地的最上层原因是来源于上世纪82年的宪法，不明不白地写上一条，城市土地属国有，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在当时特写背景下，社会主流的思想还是认为什么是公什么就好，全体人民代表就稀里糊涂举手表决就把那个根本大法给表决通过了。有了这个根本大法作尚方保剑，我们的土地管理部门就紧跟着设计了一个“征地制度”，也就是说，农村的地属于集体所有。如果要进行城市化，就必须经过征地环节。最后征地就演变成政府免费或者低价从农民手中把地拿走，然后转手高价卖出的手段。 开发商拿到地，转眼之间就获得了暴利。这也是我们所看到或者听到的为什么全国各地会出现那么多的土地开发官商勾结恶案。这些案子说白了，其实质都是在占农民的便宜。
这个问题要真正得到解决，就必须修改宪法，把城市的土地是国有这一条去掉。原因很简单，当时把城市规定为国有就是不明不白，现在就应该正本清源。其实城市与农村界线是很难去划分的，同样一块地，为什么变成城市了，就必须要从农村集体的变为城市国有的？逻辑上也走不通。这个规定让大批的土地增值，作为土地的原居民农民的利益却一直得不到保护，走到哪个国家都说不通，但却在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却一直发生着。最主要的是，目前已演变在农民最大的不满，我国前几年群体性事件，有60%以上都是与征地相比。这个问题如何不去真正解决会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和谐稳定。
很幸运的是，广东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并没有遵守“征地”这一规定，所以农民从土地增值中获得了不少的收益。珠三角也成了我国最富有的一方。这个不征地政策，为当地的农民留下了一个靠这个农民唯一值钱的财产—土地来获得收入。所以广东珠三角那些村里有土地出租能够获得年分红的村庄，农业户口比城市户口值钱多了。只可惜这样做的地区太少了。
第二类地区是苏南农村地区。
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每个村庄都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虽然以后这些村庄的乡镇企业也有不少被股份化了，或者给卖光了，但还是有一些村庄，留下一大块集体股，每年村集体会有一大块的分红。农民只要是这些村庄的居民，拥有该地的农业户口，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分红。所以讲，在江苏的无锡，真正无锡城的居民有不少比周边农村的农民收入低多了。所以整体来讲，苏南地区的农业户口也很值钱。
第三类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周边的农村。
在偏远地区拥有一块宅基地与承包地可能不值钱，但在北京与上海等这些大都市周边，如果拥有一块地，那可是个宝。如果你拥有一个农村户口，一般都可以有。但如果你有一个城市户口，对不起，在上海可能出几千万都不一定能够买到这些房子。所以讲，离这些大城市近的农民，属于真正的有产阶层，是可以用这些东西变换成收益的。包括过去的城中村，每户农民可以建几层小楼出租，可以获得很高的收入。这些地区由于背靠大城市，农民一般都有一块宅基地与承包地，不少农民通过建“非法”的小产权房，收入也是挺可观的。如果你的户口转出村庄，变成城市的了，你就不可能有这些宅基地与承包地了，而村庄的开发分红以及拆迁的补偿可能都拿不到了。所以整体讲，这些地方的农村农业户口也是蛮值钱的，农民一般不会轻易地为了一个不值多少钱的城市户口而把实质的东西给弄丢了，户口背后的宅基地与承包地还是一块挺大的利益。
第四类就是超级村庄。
也就是那些有一个很牛带头人的村庄，带领村民致富了，村庄的农民一般应该都可以共福利，获得一个分红。一般的大城市周边的农村、苏南、浙江等相对比较多一些，比如浙江横店的徐文荣、江苏华西村的吴仁宝、河南南街村的王宏宾，山东大寨村的郭凤莲。这些村庄在带头人的领导下，经济发展的很凤光，一般这些村庄实行共同富裕，并不是吃大锅，而是给村庄的父老乡亲一定的分红，只要你是这个村庄的人，一般都有份。这样的村庄的老百姓比到城市去强多了，什么东西都有人给、有人管，某种程程度上我把它叫做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只可惜，这样的村庄在我国的整体村庄中，估计连1%的数量都不到。
上述这些地区的农业户籍估计会被当地居民异常珍惜，一般的没有什么含金量的城市，尤其是小城镇的户口对农民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什么时候如果国家废除那个拿走太多农民土地增值红利的征地制度，实行“同地、同权、同利”了，农业户口就值钱了。目前之所以农业户口不值钱，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征地制度给闹的。
“迪拜”事件发生以后，让我对目前的一些问题倍加警惕，我认为目前的世界资本市场存在非常大的变数，这些变数不仅仅可能在中东产生，更可能出现在香港和日本，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香港和日本的资本市场变化，因为我判断危险随时可能来临。
今年较早的时期我指出香港股市如果上升到22000点以上就开始趋向泡沫化状态，前期香港股市已经上破22000点，目前有所回调，截止昨天收盘为止，香港股市已经由23099点下跌到21821点。在香港股市今年大幅上涨的过程中，香港楼市也相对火爆，价格不断走高。
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不久我做过一个判断，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如果开始加强对冲基金乃至国际投行等的监管，加大华尔街的管理力度，就必然会有一些对冲基金或者国际投行转移战场，他们的主要落脚点会在香港，以香港为新的栖息地，从目前来看这个判断基本正确，世界较大一些投行在亚洲的基地都纷纷从日本或其他地方开始转移，并进驻香港，显然为他们未来进驻大陆做好了准备。所以最近香港不断大量流入的资金绝不会是大陆流过去的那么简单，外资的大举介入香港也越来越明显，而在香港股市和地产大涨之后境外资金不断涌进来，难道这些资金的目的是为继续做多香港吗？我看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些境外流入的资金绝对不会那么傻，会在高位接你香港的盘，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些大举介入的资金随时存在做空的可能，目前他们在等待做空的良机，所以香港政府一定要加大防备力度。
目前美国如果想利用某些手段在世界搜刮财富主要有三个重要区域：
1、中国。中国经济是世界目前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所以美国人不断想搜刮中国财富就在情理之中。
2、日本。由于鸠山由纪夫上台以后，鸠山政府的对美政策做了一些调整，这些政策的调整显然伤害了美国，美国和日本的矛盾渐渐浮出水面，至于美军驻日基地的问题只是诸多美日矛盾问题的一个焦点而已，二战之后日本一直受到美国的管制，只能做一流的经济强国和一流到二流之间的国际政治角色，没有哪个国家会愿意永远这样持续发展下去，在做了几十年的美国附庸角色之后，日本人显然在试图摆脱美国的束缚，不管最后能不能成功，但是这种矛盾会日益突出。所以针对日本的一些举动，美国势必会对日本有所动作给予其警告，打击一下日本。
放任日元升值，打击日本经济是美国人对付日本的惯有老手段，所以我们看到近期日元不断升值，日本股市在鸠山由纪夫上台之后涨势缓慢，并提前世界资本市场做较大幅度调整，从8月31日开始一直调整到目前。日本股市今年上升幅度本来就是世界资本市场中涨幅落后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较大的调整，明显有世界资本退出日本股市，这些资金在日本股市20年来最低的区域退出，说明什么问题？很显然美国要在经济上可能对日本动手，日本经济可能受到打击，所以这些资金有备而退，而这些流出的资金就有可能转移到香港市场，随时准备做空香港，借机打击中国。
3、迪拜位于中东，中东由于靠石油获取了大量的金钱，所以在金融风暴里也没有受到较大的损失，随着石油价格的很快回升，中东轻松度过世界金融危机。
美国打击伊拉克和伊朗的目的就是要掌控中东的能源，也是为了搜刮财富，所以当富得流油的中东在不断利用原油吃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好处的时候，不管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有些深恶痛绝的感觉，因此美国想在中东大捞一笔就很正常，“迪拜”事件也许只是一个开始，一个导火索。迪拜政府宣布，将不会担保国有控股公司迪拜世界的债务，并称债权人如果以为会得到主权资金支持就错了。迪拜世界正在590亿美元债务的重压下苦苦挣扎，迪拜财政部长萨利赫表示：“债权人应该为自己的放贷决定负责，应区分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差别，债权人必须为自己向公司放贷的决定负部分责任，他们认为迪拜世界是迪拜政府一部分的想法是不对的。”通过迪拜政府的表示说明迪拜事件的演化不会那么简单。
从上面美国捞取利益的三个重要区域来看，中东首先出现了导火索“迪拜”事件，如果香港和日本连续出现问题，就可能造成世界的大事件，而且影响区域广大，整体亚洲都可能深陷其中，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些问题的演变，要把眼光密切注意到香港和日本，因为这两地区对整体亚洲乃至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很多时候香港都是境外资本势力攻击中国的踏板，同时要审视马拉西亚等国家出现泡沫的情况，这些国家也是亚洲经济的不安定因素。
综合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对中国房地产目前的过热等现象给予警告，目前来看危险确实有靠近中国的迹象，我们应该比以往都更应该注重这些问题。如果上述三个地区先后出现混乱局面，亚洲将可能整体出现问题，中国显然难以独善其身。
扭曲的人性及其生存智慧
2009-12-01 15:42:30
中国计划经济30年（1949-1979）的一个主要后果似乎是人们常说的经济绩效不佳。当然这是一个不能忘记的教训，我们以数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这个教训。然而，同样的教训发生在心智模式和道德领域。中央计划经济的实施需要对计划的服从和履行，为此取消了分散决策机制（这意味着自主决策和不服从单一权威机构的指令），代之以权威机构的命令。当经济这般运行的时候，人们的心智模式和道德领域究竟发生了那些改变？
那时候的改变我不去推测。我们观察今天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甚至也包括我们没有亲身经历中央计划经济的人，因为社会流变和习惯的传承从来都是连续的。观察那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可能更具典型性。
那种可怕的经济模式需要人们终止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人的天性，终止独立思考将会导致人们痛苦不堪。为了减少这种通过，大部分人在强大的压力下会走向自我欺骗，在麻木中自我欺骗。变不相信为相信，变假相信为真相信，变抵制为迎合。这种心理调节机制是避免痛苦的一种出路，中国的假冒佛教文化似乎支持这种行为调整。这些就是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下扭曲的人性现象。
以“来自于扭曲人性的生存智慧”为题能很好概括本文的意思。 扭曲的人性留下一些有趣的“生存智慧”。扭曲的人性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第二大遗产。这个遗产被今天的们有意无意忽视。当你看到有人看似满含深意又带着点老成的神秘告诉你一些如何圆滑、迎奉以换得自己的处境改善甚至提升的时候，是极具迷惑性的，其实只不过是扭曲人性的生存智慧，是那个荒唐年代的道德遗产。还有一种人，以极为轻蔑的神情和论调对于一切真实、忠诚、坦率、独立、自由等普世道德价值表达不屑，认为持有这些品质者都是轻率、不经世事、懵懂，不知天高地厚，这种人和行为更具有迷惑性。他/她仿佛是一个真有见地的长者在教授你深奥的做人道理。这种人的扭曲程度更深，因此揭露这种可悲的人性太有必要了。扭曲人性者的生存智慧之表现形式还有许许多多，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对于普世道德价值拒绝，奉行的哲学是目的证明手段正当。此类人为了生存，为了存活，为了吃口饭，为了吃到更好的饭，一切手段都是允许和值得鼓励，所谓生存智慧，就是这点摆不上台面的东西。
所谓“中国的奇迹”立刻抚平和掩盖了一度崩溃的经济(我不认为有一个经济绩效意义上的中国奇迹，现在被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不过是释放了一度被压抑的生产力，为市场机制的运作敞开了空间，大规模的和深度的分工和合作得以恢复；同时，我们通过开放，通过国际贸易共享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相对价格体系以作参照，仅此而已。如我以前所说的，改革就是改错。没有奇迹，只是改错，仅此而已。)。然而在人性的维度，在道德领域，“中国的奇迹”远没有发生什么中国奇迹，就算是假冒的道德奇迹也没有出现苗头。貌似深谙处世之道的扭曲人性，充斥在我们的周遭，这就是当下中国人的道德现实。这个道德“遗产”风头正劲，可以为许多不能解释的“中国特色”现象提供解释。如果说今天真有什么“中国特色”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可怕可悲的计划经济道德遗产就是货真价实的中国特色。
危机下财政收入暴增 民间消费投资在压缩
2009-12-01 15:38:03
今年前三季度以来，伴随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一系列政策调整，航空、钢铁、房地产、煤炭以及交通等多个领域也再次出现了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的现象，伴随着这轮国进民退的趋势，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改革方向将往何处去？11月2日，搜狐博客沙龙邀请各方嘉宾，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剖析。以下是搜狐财经现场发回的报道：
宪政经济学家李炜光：我给大家汇报一些关于目前“国进民退”的想法。刚才几位教授都谈到了如何理解“国进民退”，我想补充一点，对“国进民退”，一般的理解是国有经济、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占的地盘越来越大，对民有、民营经济企业形成挤压，而我的另一种理解是国家的财政力量在“进”，而民间的消费和投资在“退”。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趋势，而且与美国的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关系，早几年这个趋势就一直在持续。这次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反倒进一步加快了这个进程，产、学、官以及舆论各界大家应该注意观察这个趋势，势头很凶猛。
2009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确实是比较严重的，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小，特别是民间经济，像是遭遇了一场巨灾，所以2008年四季度一直到09年前期出台了一系列密集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有一个现象有点令人不可思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只持续了短短的4个月，从5月份就开始转成上升了，而且上升的速度越来越快。5月份的同比增长还只是转亏为盈，只增长了4.8%，6月份一下子就涨到了10%以上，到8月份一下子爆增了36.1%，9月份33%，看这趋势，第四季度的速度也绝对慢不了，已经恢复到去年以前财政繁荣期的水平，很难让人相信这是经济危机阴影下的财政增长水平。看来今年财政收入完成8%的目标毫无问题了，据说已经从原先说的8%调整到10%了。
另外再看一下这么大收入的利润，1到9月份民间经济和消费情况相关的数字太多了，至少从税收上可以看出来企业所得税同比只下降了0.4%，这么大的危机，企业的所得税基本上没有下降，只能说明企业的利润有很大一块当成税收交了。另一个是，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1%。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期间各国消费情况都不好，中国同样如此，可是中国企业和居民交的所得税却在逆势增长，且增长的比率不低。这只能说明财政收入的增长并未市场的恢复，而是征收力度极大增强了。
第三，经济危机降临的时刻，最应防止政府财政性为出现某种“异动”，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了两个方面的“异动”：一是非税收入的快速增长。看财政收入的结构可以发现，前三个季度，税收只增长了2.2%，而非税收入却增长了 33.1%。非税收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快的呢？5月，增长了130%。非税收入就是各级政府预算外的征收，包括各种行政性收费、经营性收费、土地出让金等，这些东西本来就不规范，政府早就说要逐步纳入预算内，但是这个进程是很慢，好像还很困难，几年过去还只是纳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还留在外面，这就给预算外的再次增加提供了空间，借着这次危机的“东风”，预算外征收再次迎来一个高潮，新的收费又层出不穷地出现。这是第一个“异动”。
第二个异动是税费征管被认为地“强化”。为什么非税收入增长飞快呢？就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级税务部门大概都接到了上级交给他们的财政增收任务，而且这任务绝不是孤立的，而是跟他的政绩，跟乌纱帽有联系。某些省份已经这样做了，有非常清楚的报道。税收征管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稽查局进行的。稽查局的任务是：全年查税一千亿元，完成这样一个“光荣任务”，不在很大程度上加大执行力度怎么可能办得到？所以这一千亿是没有悬念的，保证能完成。前7个月，税务部门共查补税款431亿元，这431亿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因为国家税务总局下达的通知是4月底，5月到7月就收上来400亿，按这个趋势分析，全年完成一千亿毫无问题。在征收过程中，各种手段用到了极致，而且基本的征收手法，与历朝历代的税吏征税没有什么两样，即下政治任务式的征收，另一个是登门强行索取。前几年曾经出现过这的笑话：某税务局长亲自带队查税到一个企业，进了门儿直奔财务部，里面的财会人员正在工作，增值税发票放在手边，局长说他们没按增值税发票妥善保管的规定执行，“罚款！”这类荒唐事现在有没有？我们不妨到企业调查一下，写个报告。
分析一下刚才的情况，有三点：一是财政收入的暴增不是民间的投资和消费增长、经济好转所导致的，而是给人家“生掏”出来的。现在“查税风暴”还在继续，“生掏”就不会停止，企业的日子就不会太好过，“内需”的提振就是一张画出来的饼。第二，政府是以公共服务分配为天职的，而非税收入的增长对目前还很不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损害是相当大的，可是现在的财政分配走的并不是这样一条路，所以公共财政的进程是十分艰难和曲折的，是在走弯路。第三是 “结构性减税”未必得到了认真执行。说今年已减税5000亿，我有点疑惑。之前曾说因增值税转型，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国家财政共减收1200亿元，财政吃了大亏，后来宣布说真实的减收数字是1230亿，预测得可真准啊！可是别忘了，增值税转型是什么情况下企业才可以少交税呢？它购买固定资产的时候。可是现在正处于经济危机期间，不是技术、设备更新的好时候，企业投资置办固定资产应该是比较少的。为什么怀疑，还因为我们国家的预算还没有做到公开、透明，还处于秘密财政的体制下，税怎么征，怎么用这些事情还没有完全公开。前几天广东作了预算公开的事情，是个先行者，值得赞扬，但我认为，只是公开还不够，还要看透明不透明。如果他只是选择性的告诉你一部分，隐瞒了其他部分，即使公开了也没多大用，不是真正的预算民主。
这一轮“国进民退”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或者是力度会减下来？应该看到，目前大型国企们的行动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至少看上去不像，我的感觉是后边还有戏唱。未来的国民收入分配，大致上政府占有总收入的40%，目前是40%到45%，城市居民占40%左右，农民15%左右，这个格局可能在2012年前后定型。一旦这个格局形成，就会稳定很长很长时间，很难再发生大的变化。那时候，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得在这个格局下进行。这可能是我们未来不得不面对的一种趋势，但在我看来，它很可能并不是我们多年来苦苦追求的那种理想的分配格局。
中国从来没有什么“模式”可言，只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问题不断出现。未来很长时间内，“中国问题”的核心将是分配问题。现在看来，我们不仅缺乏能力，也缺乏智慧和勇气解决好这些问题。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笔者按：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是中国银行业的主体，而银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晴雨表”，尤其是信贷扩张规模将直接制约着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传统模式。2009年新增贷款冲顶10万亿的“天量”规模后，银行资本充足率受到严重威胁。2010年银行新增贷款何以为继？我们是选择银行股增发？还是选择国家再次注资国有银行？
1997——1998年，世界媒体不断叫嚣：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的不良贷款率高达30——50%，已然严重资不抵债，从技术上讲，四大国有银行已处在破产的边缘。对此，中央政府没有沉默，而是悄悄地展开了一系列重大的拯救行动。
1998年8月，中央政府向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一次性注资2700亿元，补充资金本。
1999年，中央政府设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华融、长城、东方、信达，专门对口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全额全价收购“剥离”四行不良贷款，共计1.4万亿元。这相当于中央政府再次向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变相注资1.4万亿元！
2000年，中央政府决定用三年时间将银行的营业税从现行的8%逐渐降低至5%。
2002年底，经过中央政府注资、不良贷款拨离以及减税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仍高达25%左右。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2003年底，在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中，唯有中行的资本充足率免强达标。
2004年初，中央政府首次划拨450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平均分配给中行和建行补充资本金，并支持这两家银行率先改制上市。2004年底，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快速下降至15.57%。
2005年4月，中央政府再次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向工行注资150亿美元补充资本金。2005年底，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降至10.49%。这是国家注资与银行整体改制上市的直接效果。
在2005——2007年三年间，建行、中行和工行先后改制上市，并分别在港交所和上交所两地同时发行挂牌，共募资折合人民币3000多亿元。
2006年底，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进一步下降为9.22%，如果撇开尚未改制上市的农行，则三家上市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会更低。这就是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巨大成效。
2005——2007年，建行、中行和工行改制上市的巨大成功，尤其是借助股权融资，极大地补充了自有资本金，并极好地积蓄了信贷扩张的巨大潜能，为此，我们的四大国有银行不仅幸运地避开了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搔扰，而且还能在2009年“反危机、保增长”的伟大战役中，释放出了10万亿新增贷款的天量规模，比预先计划新增5万亿贷款的额度翻了一番。这既是荣幸，也是侥幸！
2009年各月新增贷款情况（单位：万亿）
季度
季度合计
首月
中月
末月
第一季度
4.61
1.65
1.07
1.89
第二季度
2.79
0.59
0.67
1.53
第三季度
1.30
0.37
0.41
0.52
第四季度
？
0.25
？
？
全年总计
？
 
2005——2007年间四大国有银行的改制上市，似乎就是为了迎战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不过，子弹总有打完的时候。10万亿的新增贷款可不是一个小数，因为它在一年间将“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银行总资产）陡然做大，而分子（银行资本金）却纹丝不动，则资本充足率必然会自动下降，并直逼8%的国际红线。这条红线也是银行的生命线。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高增长历来都是依赖“投资与贷款”的高速扩张来维持的。“反危机、保增长”之后，我们很可能仍然沿袭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说，银行信贷扩张可能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或助推器。在2009年新增贷款10万亿以后，如果2010年不再有超过10万亿以上的新增贷款，则GDP“保八”可能会很艰难。
很显然，银行信贷继续天量扩张的必要前提是：再次补充银行资本金。只有重新将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到一定高度，才能展开新一轮信贷扩张，否则，银行资本充足率将直抵国际“红线”，包括14家上市银行。
因此，现在我们必须展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大拯救行动。然而，对于14家上市银行而言，补充资本金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动用未分配利润补充资本金；二是增发新股。前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后者则是增量资金注入，效果不同凡响。为此，我们认定，只有银行股增发，才能确保明年信贷规模的继续扩张。
注：在关键时刻，民生银行有幸将H股留待今天发行，上周刚上市的民生银行本次在港交所募资约4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00多亿元，这一关键的特殊“增发”机会足以让民生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至12%附近。这意味着民生银行明年有资格继续扩张贷款规模，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请注意：短时期内中国经济仍将无法改变单纯追求GDP扩张的行政冲动！
地方政府债务恐成中国经济第一杀手
2009-12-02 15:38:51
对于明年的宏观政策，中央一再对外宣传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财政。前不久的政治局会议对此亦有重申，但已经首次强调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很显然，政策的大方向虽然不会改变，但在内涵上对风险和效益的关注远高于今年对“增长”的强调。这种悄然的“变脸”，除了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泡沫之外，地方政府今年暴增的债务亦引起了高层的警觉，加上通胀的压力，则泡沫、物价和地方债务的“三重之门”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宏观政策的具体走向。
和以前地方政府偷偷摸摸形成的隐形债务不同，今年地方政府债务的暴增，基本是在宽松的宏观政策背景下的公开大规模扩张的行为。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投资的认同而论，一般的逻辑是，中央会严查地方政府的盲目投资和举债行为，但面对全球金融风暴，4万亿投资可谓鲜见的中央和地方地方政府对投资的认识高度一致的行为，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绝对是难得的盛宴，而在中央要求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高达1万3千亿规模的情况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成了解决配套资金不足问题的最佳窗口。
总体来看，今年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基本有三个路径：一是中央政府代发的2千亿的地方公债，这个显性债务在地方政府债务的总规模里占比甚小，加之中央政府在偿还和风险控制方面设计了严密的制度，引发大规模坏账的可能很小；二是中央要求地方政府跟进的4万亿的配套资金，这一部分资金，应该通过地方财政来解决，但在去年房地产低迷的情况下，地方财政要筹集配套资金显然很困难。今年上半年，国家审计署的公告显示，2008年第四季度下达的中央投资和今年第一和第二批中央投资项目中，有些项目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仅为48%。对于不到位的资金，只能通过银行举债的方式体现，据估计，有些地方财政资金配套资金与银行贷款的比例高达1：10；三是在中央要求的配套项目之外，地方政府充分利用今年难得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投资政策都大放松的历史机遇，通过建立各种融资平台，以“城投债”的名义，向银行贷款，带动项目投资，负债规模呈现10倍甚至20倍的增长。按此三大路径，粗略计算，今年全国地方政府形成的债务将高达6万亿，按此规模，相当于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00%多，这还不包括“隐性债务”，远远超过了风险控制预警线。尤以财政实力不济的西部为甚，比如，宁夏石嘴山市2008年可支配财政收入为19.98亿元，而该市2009年确定了的项目投资高达466亿元，杠杆比例高达20多倍。这意味着，一年的财政收入恐怕连银行的利息都还不起，遑论本金了。也就是说，地方官员在举债投资的时候，脑袋里只想着如何从银行借钱，至于如何还钱，显然不在其考虑之内。
央行统计数据显示，在前八个月的8万多亿信贷中，有近5万亿贷给了地方政府的各类融资平台，仅4个直辖市通过该方式就融资近1万亿元，负债规模急剧扩大。更甚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降低银行贷款的名义规模，在城建等项目上通过“股权信托”的方式，将银行的贷款通过信托转换成在建项目公司的股权，并通过未来回购的方式归还银行。而这种股权信托的方式在今年上半年更是盛极一时，如果考虑到这部分在数字上被隐藏的债务，很显然，地方政府的真实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目前统计数字显示的风险水平。与地方政府债务暴增形成对比的，则是投资项目的效益令人堪忧，从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领域看，大多属于回收周期较长的基建项目，高速公路建成，如果没有车跑，何来经济收益，违约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也就是说，就地方政府的表现而论，本轮应对金融危机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的“双轮驱动”，但到地方就完全演化成地方财政象征性的跑跑龙套，而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的“独角大戏”，这意味着，在项目质量和投资效应不佳的情况下，银行会成为最终的买单者，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的实际规模，即使按照银行未来形成坏账保守估计的30%的比例，也足以透支多年来各届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解决的银行坏账的制度红利，提升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而中外以解决银行坏账的历史证明，其成本之高，足以拖垮整个经济，如果不对此有足够的警惕，随时都可能成为引爆金融风险的定时炸弹，造成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双输的结局。
而在中央一再强调“双宽”政策不会改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仍然会千方百计穷尽政策，尽可能的举债，在一个难得的宽松政策下，期待地方政府减少负债，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理解中央在宏观政策走向上担心投鼠忌器的统筹考虑，但对于各地疯狂的举债行为和地方财政“信贷化”可能引发的巨大风险必须充分考量。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绝不是鼓励地方政府疯狂举债，一定要严格控制地方政府信贷投资的方向、规模，规范政府融资平台，加强对地方债务的监控，建立并完善地方债务风险预警体系。迪拜过度举债的发展模式已经倒下，殷鉴不远，对于以GDP考察干部的政绩模式语境下的地方政府，在宏观政策上一定要考虑地方官员的道德风险，如果一再放纵甚至激励他们举债发展，谁能保证迪拜的故事不再我们的土地上上演呢。
别急着收紧财政政策
2009-12-02 15:34:19
金融危机对公共财政状况具有破坏性影响。危机爆发前财政超支最严重的国家，所受冲击也最为深重。对于七国集团(G7)的成员国而言，这指的是受到泡沫影响的美国和英国。两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何时开始收紧，以及收紧到何种程度。财政紧缩必须是实质性的，但过早行动可能会是毁灭性的错误。
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其关于金融危机历史的著作中指出，在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债务实际存量几乎翻了一番”。*美国和英国也将如此。其中只有少部分是由为金融部门纾困、或刺激计划造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2007年至2010年间，英国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上升10.6个百分点，但与自行酌定的危机相关措施毫无干系。**在美国，这一比例将上升6.5个百分点，其中1.8个百分点要归因于此类措施。大多数变化是结构性的：GDP和财政收入水平将不会回到以前的道路上。
不过，人们该如何评定这种财政状况下滑呢？一种办法是从历史上看。IMF预计，2007至2014年间，危机将使英国净公债与GDP的比例上升近50个百分点。之前具有可比性的只有战争时期。此次增幅较法国拿破仑战争或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要小一些，但不亚于、甚至高于18世纪的其它战争。
因而，现在是英国财政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对美国则不尽然。美国债务比例升幅同样与大规模战争相当——低于二战，但高于美国内战与一战。但债务比例在和平时期大幅上升，这在美国并非首次。第一次出现在1981年至1992年共和党执政时期。他们就在那段时期发现了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
尽管两国债务比例的增幅都很大，但从历史上看，预期2014年将会达到的债务水平并不罕见，尤其是在英国——该国公共部门净债务与GDP的比例曾两次接近250%。对于美国而言，债务水平似乎可能与以往的最高水平相当。不过，以往那些最高水平并未造成无法克服的问题。在19世纪，两国都圆满地摆脱了债务，物价保持了稳定。到20世纪下半叶，他们再一次获得成功，不过，当时的通胀也起到了一定帮助。
这并不出人意料。假定实际利率为2.5%，那么与GDP等量的债务负担的实际偿债成本，仅为GDP的2.5%，几乎是小菜一碟。再假定趋势增长率与实际利率相等（一个并非不合理的假定），那么实现债务稳定的必要条件就是主要预算平衡（即支付利息之前）。而这同样几乎不会产生破坏性后果。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人们可能不再相信政府最终能控制住赤字。这种怀疑至少有两点理由。首先，战争会自然终结，和平时期的赤字则不会。其次，在战争结束时削减赤字很容易，在和平时期却很难：每一分钱的背后都有游说集团的影子。
仅仅承诺削减赤字缺乏可信度。使情况更加糟糕的是调整力度。IMF宣称，2010年，美国结构性的主要财政赤字将为GDP的3.7%，英国为7.8%。后者是G7成员国中最高的，其中日本与之最为接近，为6.9%。
IMF还假定，到2030年，有必要将债务比例降至GDP的60%，以留出应对新冲击的空间。该机构总结道，美国财政紧缩的幅度应为GDP的8.8%，而英国为可观的12.8%。其它发达国家已进行了此类改变，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的爱尔兰，以及90年代的丹麦、芬兰和瑞典。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除非哪个国家能够依赖出口快速拉动增长。这些数字令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已保住稳定的宣言成了无稽之谈。这几乎不会是英国未来的景象。
唉，不能对可信度想当然。信用违约互换(CDS)市场的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CDS与英国国债的息差再一次升至70个基点。我猜测，评级机构没有下调英国评级的原因可能是，假如他们这样做了，从逻辑上讲，他们也不得不下调美国的评级。会有哪家机构希望到美国国会作证呢？
不过，即使财政救生索并非无限长，当下大幅削减赤字也会是错误的。这极有可能将经济拉回衰退，就像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发生的情况一样。此外，其后果有可能还包括各央行加大定量宽松及信贷放松的力度。但由于许多投资者（相当错误地）自视为通胀上升的预言者，这些政策同样可能削弱可信度，尤其是货币的可信度。
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完全赞同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本周在伦敦发表的言论：全面退出宽松政策“仍为时尚早”。这也适用于英国和美国。人们需要的，是可信的财政机构和等到（并只有等到）私人部门支出复苏时会自动实施的紧缩措施的路线图。目前应该做的事情包括，让未来的福利支出（例如公共部门养老金支出）走上可持续道路。简言之，就是要建立一套可信的长期收紧机制，能够自动对复苏做出回应。
不过，我们也无法逃避“难以忽视的真相”。英国和美国都不像人们过去以为的那样富裕。有诸多损失需要分担，其中大部分将落到公共支出或税收上，或两者皆有。一旦事态明显表明，这两个国家都无法战胜挑战，财政危机就在所难免。这将只是个时间问题。
* 《这次不同》(This Time is Differen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公共财政的状况》(The State of Public Finances)，2009年11月，www.imf.org
译者/陈云飞
地方政府拿走超六成信贷成负债
2009-12-02 15:24:45
（内容导读：中国今年大规模增加的信贷投放中，大部分被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吸收而转变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债。央行统计数据显示，在今年前8个月的8万多亿信贷中，有近5万亿贷给了地方政府的各类融资平台，负债规模急剧扩大，超过了新增信贷总额的60%…本文内容系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人或任何机构、企业做出任何决策的依据，也不构成对文中提及的个人或机构的评价。）
迪拜危机：市场原本等着政府担保债务
在亚洲，在盛产石油的中东，有一个面积只有3885平方公里的小酋长国，叫做迪拜，属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所属的7个酋长国之一。迪拜的经济基础，主要建立在房地产、金融和旅游业上，房地产建筑业占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约20%，而石油产业只占到约6%。近年来，迪拜政府意图建设、发展中东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休闲旅游中心和物流枢纽，大肆融资，大规模启动泡沫经济工程投资，推进了3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积极兴建世界级的住宅、奢华的帆船酒店等酒店宾馆、娱乐设施，还打算建造全球最大的购物商场，以吸引富豪前来投资与消费，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和游客，希望以大规模投资和吸引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
自2003年以来，迪拜政府一度放任房价大幅度上涨，房地产泡沫等经济泡沫严重。金融危机发生前一年内，迪拜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了近5成。随着金融危机横扫全球，金融地产泡沫迅速破裂，迪拜的房价出现下降。去年年底，迪拜的房地产业，便开始崩溃，大量建设项目停工或被取消。但是，在今年6月份，迪拜还在大张旗鼓地大搞建设，宣布将新建一座高达1100米的世界最高摩天大楼…直到11月25日，迪拜宣布，将重组其国内最大的企业实体也是迪拜政府旗下主权投资公司的“迪拜世界”，把“迪拜世界”的债务偿还延迟6个月。从此宣告，迪拜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终于破灭，出现了“迪拜危机”。
“迪拜世界”的业务涉及房地产开发、港口运营、旅游休闲、经济自由区运营、私募基金、大型折扣店、航空项目、证券交易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各类资产分布于全球约100个城市，也是迪拜政府各类重大项目的主导者。“迪拜世界”的子公司棕榈岛集团(Nakheel)，是家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多年来依靠宽松信贷和对外负债大规模开发房地产，开发了很多居住项目和填海工程，其中包括了著名的世界岛和棕榈岛等超级豪宅度假区。
如今，“迪拜世界”欠债已达590亿美元，无法按时偿还马上到期的三批总额59亿美元的债务，面临破产危机，要把偿还日期延长到明年5月底以后。为推迟债务的偿还时间，迪拜世界正在运作一项借贷安排，寻求与债权人达成一项“暂停还款协议”(Standstill Agreement)：在这项借贷安排中，借款人同意贷款者毋须偿还债项，直至双方确认一项新的偿还安排。这种协议通常是在贷款者破产即在无法按原先预定还款安排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与借款人达成新的信贷安排的过渡性协议。协议内容，只要是包括推迟其旗下房地产子公司即棕榈岛集团 (Nakheel)即将于12月14日到期的260亿美元债务等59亿美元债务。“迪拜世界”这次债务危机，也将立即直接影响到棕榈岛集团的一笔下月到期的35亿美元伊斯兰债券。
就事件本身来看，“迪拜危机”事件所涉及的金额并不算大。一如路透（reuters）中文网专栏作家赵岩于2009年11月30日文章所称，约600亿美元债务，无非相当于美国1.4万亿财政赤字小数点后的一个“偏差”，更何况迪拜并非孤立无援，而是背倚财大气粗的阿联酋。但是，迪拜的债务事件却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恐慌。
“迪拜危机”消息一出，直接触发了市场信心危机，当日迪拜股市大幅下滑，阿布扎比股指也创下至少八年以来的最高跌幅，并导致全球股市急速下挫，油价、金价等资产价格下跌，更让人们对世界正在发生新的资产泡沫的担忧，尤其对新兴市场主权债务违约、新兴市场政府信用以及引发新兴市场“更大规模的主权债务违约”担忧，欧元走弱，美元走高。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在疯狂抛售股票和商品等高风险资产，同时增持现金和安全系数较高的美国国债。邓普顿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马克·墨比尔斯称，迪拜危机可能引发新兴市场的“修正”，新兴市场股市“很有可能”将会下滑20%。由于世界各国及公司的贷款违约风险都在增长，因此，全球的股市波动性和投资者的风险规避情绪可能大幅上升。再在“溢出”效应、连锁反应预期的作用下，“迪拜危机”进而导致人们对金融危机的走势、金融危机可能恶化甚至可能重新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担忧。好在，阿联酋政府在着手“救市”，相临酋长国阿布扎比也向“迪拜世界”注资，使得世界性恐慌得以降低。
11月29日，阿联酋央行宣布，作为应对迪拜债务危机的第一项政策举措，阿联酋央行将为本国银行和在阿运营的外国银行分支机构提供一项与活期存款账户相关联的“特殊额外融资工具”，利率高于三个月银行同业拆借利率50个基点。阿联酋央行并表示将密切关注迪拜债务危机，并可能于11月30日宣布担保迪拜世界的债务，以保护债权人的权益。此外，阿布扎比也已通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和两家私人银行向迪拜注资150亿美元。只是，阿布扎比的一名政府官员表示，在迪拜出现债务危机后，阿布扎比将选择性地协助债务累累的迪拜渡过难关，但这不意味着阿布扎比将会承担所有的债务。
迪拜政府表态不担保迪债务：市场信心再受打击股市再度下跌
自11月25日要求推迟偿还债务以来，“迪拜世界”在12月1日出版的阿联酋《海湾报》上公布了第一份声明，公布了详细的债务重组计划，宣布重组计划涉及子公司的债务总额为260亿美元，其中包括重组旗下Nakheel（棕榈岛集团）和Limitless公司的债务，不包括集团旗下的港口自由贸易区世界公司及下属的迪拜世界港口公司、伊斯提什马尔公司等子公司，并表示“迪拜世界已经与银行展开‘建设性’的讨论。”
此前也有分析家认为，这个危机不会造成长期影响，更不会导致脆弱的经济停止复苏。如今，“迪拜世界”发布了这份声明，公布了重组计划，阿布扎比注资150亿美元进行选择性地协助，以及阿联酋央行宣称将为迪拜银行提供流动性融通，并表示可能于11月30日宣布担保迪拜世界的债务，缓解了市场担忧情绪，欧洲等地的主要股市重现涨势，全球市场有所回升。
不过，由于以西方媒体为主的世界各地媒体普遍认为迪拜世界的债务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而不仅仅只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地形成波及的结果，危机对市场信心造成的影响以及导致大家对资产泡沫破灭的担忧等等影响还将继续存在，并可能持续发酵，再加上迪拜房价已经下降了50%，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破灭已成事实，市场的恐慌并没有真正消除。正如Gulfmena Alternative Investments首席执行官Hassaim Arabi所指出的，迪拜世界的债务重组计划，有助于消除市场疑虑，但不大可能完全抑制投资者的抛售行为。
尤其是，如果阿联酋央行早先不放出可能于11月30日宣布担保迪拜世界的债务的消息的话，本文作者陈真诚分析认为，可能情况将会因重组计划等“利好”因素而逐渐转好，市场信心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恢复。可也许一个重要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市场所期待的并没有如期到来，迎来的却是，阿联酋央行最终没有宣布担保“迪拜世界”的债务，认为其并没有表露出愿意全力担保迪拜债务的意思。而且，迪拜政府却表态不会担保迪拜世界债务。
英国《金融时报》、路透社分别从迪拜、阿布扎比、日内瓦发出报道称，12月1日（周一），迪拜政府宣布，政府对于国有控股公司“迪拜世界”的债务不负有责任，将不会担保“迪拜世界“的债务，并称，迪拜世界正在590亿美元债务的重压下苦苦挣扎，债权人如果以为会得到主权资金支持就错了。
英国《金融时报》12月1日的报道称，迪拜财政部长阿卜杜拉赫曼?阿尔-萨利赫(Abdulrahmanal-Saleh)表示，债权人应该为自己的放贷决定负责，应区分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差别，他们认为迪拜世界是迪拜政府一部分的想法是不对的。萨利赫的言论凸显出迪拜政府想让迪拜世界自谋生路的打算，并引发了政府是否会与该酋长国商业帝国其它部分拉开距离的疑问。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在一封致客户的简报中表示，一旦出现违约，迪拜世界的债券持有者想从迪拜政府那里收回自己投资价值的想法，“在法律上几乎完全站不住脚”。
路透社的报道称，迪拜政府周一表示对于迪拜世界的债务不负有责任。迪拜财政部门的负责人萨利赫（Abdulrahmanal-Saleh）称：“债权人需要为他们贷款给企业的决定负部分责任。他们认为迪拜世界是政府的一部分,这是不对的。”这对债权人而言是一大打击，因之前债权人以为迪拜政府会担保迪拜世界的债务。
路透社援引相关采访称，“他们已经证实将进行重组，并竭尽所能将政府和企业区分开来。”Algebra Capital董事总经理Mohieddine Kronfol指出,“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一个重大的潜在事件正在发生。宣布这样的消息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预期。”
Banque Saudi Fransi-Credit Agricole Group首席分析师John Sfakianakis表示，迪拜政府和这家旗舰公司间的区别似乎很微小。迪拜政府的动机是想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区分，但这种差别很模糊。这继续导致不确定性。
受政府表态的影响，12月1日（周一），投资者加了恐慌，等待迪拜危机的情况进一步清晰。因投资者担心主权财务危机，欧洲股市下跌。阿联酋股市下挫，迪拜股市收盘下跌5.6%，阿布扎比股市收盘下跌3.57%。迪拜和阿布扎比股市收盘再次大跌，而这已是“迪拜世界”推迟还债消息公布后连续二天大幅下挫。11月30日，阿联酋股市已经大幅下跌，迪拜金融市场指数下跌7.3%，创去年10月以来单日最大降幅。
可见，市场信心，因对来自政府预期的失望而再次受挫折。本文作者陈真诚分析认为，市场还可能因对政府这种作为背后的各种猜测而加大风险预期，因而，可能使得“迪拜危机”及其危机效应增加变数，甚至可能升级。
迪拜危机波及埃及等地：市场还或蔓延警惕希腊、爱尔兰、拉脱维亚、匈牙利、立陶宛、爱沙尼亚、马来西亚等国
英国《金融时报》12月1日的报道还指出，迪拜政府做此动作之际，有初步迹象显示，整个地区都受到了波及。埃及股市昨日暴跌近8%，再现了阿联酋股市所受的重创。引埃及贸易及工业部长拉希德?穆罕默德?拉希德(Rachid Mohamed Rachid)警告称，“迪拜的形势会对整个地区造成严重的后果”。
有分析人士指出，“迪拜危机”本质上是这轮金融危机的延续，其源于迪拜前几年不切实际地大举借债发展房地产、旅游和金融业，最终在全球危机爆发后出现资金断裂。虽然迪拜债务危机属于个案，无法反映全球经济走向，从绝对规模和潜在破坏力来说，并不能与“雷曼兄弟”的倒闭同日而语，但这一个案也提醒了那些让牛市繁荣蒙蔽了双眼的投资人和监管部门：金融危机并没有完全结束，股市也不会只涨不跌。
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安表示，“迪拜危机”可能成为一系列主权债务风波的起点，将使人们更多思考去年金融危机的迟滞影响，将给认定金融危机仅是皮肉之伤者敲响警钟。”《纽约时报》报道指出，鉴于一些政府正为救援金融业和刺激经济大举借债，投资者眼下担心全球私人债务危机可能会演变为政府债务危机。
更有一些投资者认为，“迪拜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就此结束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类似个案需要关注，需要对东欧国家、爱尔兰和希腊所背巨额国债予以警惕。如被暴出财政危机的希腊，一年内到期的国债，2009年第二季度增加至240亿美元，主权债务的信贷违约互换利率高达200基点。此外，拉脱维亚、匈牙利、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外债，均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100%。
还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马来西亚矿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MMC Corp)表示，公司与迪拜世界合作在柔南发展庞大工业计划的初步洽谈已经终止。有关合作项目是在2007年9月宣布的，在丹绒宾占地913公顷的土地建石油终站、干货码头、船坞、集装箱起御设备、物流园和房地产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迪拜危机”的影响还没能得到有效消除，甚至可能继续蔓延，甚至升级。本文作者陈真诚分析认为，对“迪拜世界”事件及其可能蔓延、升级的后果，市场也许还会产生进一步的恐慌。
迪拜危机或升级：中国当更提高警惕
11月30日的英国《金融时报》“Lex专栏”撰文“迪拜为何让我们恐慌？”指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速度，已远远超出了工业产值的复苏，提醒投资者，不要忽略估值。“迪拜世界”虽然可能是一种一次性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严重恐慌是没有道理的。
路透（reuters）中文网专栏作家赵岩11月30日撰文指出，投资人风声鹤唳的表现，恐怕并非仅仅为迪拜忧虑，而是因为他们深知：债务及债务的滥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首当其冲的经济隐患，而迪拜背后负债累累的全球经济体系，随时有系统性风险一触即发的可能性。在90年代面临和当前的中国相似的困境，日本推出类似于中国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期待经济获得新生。但遗憾的是，这些刺激计划没能产生多少预期的实效，除了刺激债务暴增。日本政府目前负债率高达170%，为发达国家之冠。中国作为持有1.2万亿美元资产，全球驰名的大债主，是否没有债务的滥用和债务的困扰？恐怕准确的答案是，中国也在面临类似的难题，只是具有非常独特的“中国特色”：内生性。当各国政府纷纷积累如山的债务，把明天押宝在负债之上时，一个问题就成为全球投资人心头的梦魇：负债累累的各国政府，一旦事出无奈纷纷模仿迪拜，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何种灾难？迪拜只是率先实践，但是它敲响了投资人心中高悬的警钟。
确实，面对已经爆发的“迪拜危机”的现实及其效应可能蔓延、甚至升级的可能性，虽然“迪拜危机”与中国经济没有太多的直接性，但本文作者陈真诚分析认为，中国政府更应该予以警惕，及时调整政策，出台措施，主动、逐步地挤出房地产等资产泡沫，尽可能化解危机。这是因为，对照迪拜的现实情况及其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除大家都在谈及的中国和迪拜经济两者都严重依赖于房地产、都存在严重的房地产等资产泡沫之外，或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在有些方面，为刺激经济增长，在放任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膨胀和房价上涨等方面，甚至是有过之而不及。在中国，不但多年来房价一直在上涨，存在房地产等资产泡沫，而且消费品物价在有效需求不够的情况下也一直在上涨，而政府对通货膨胀的重视不够。政府放任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必然造成大量普通老百姓的财富蒸发、资产价值实际缩水，等于是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而对老百姓背上了“软内债”。这些“软内债”也是总得要还的，无处可逃，只看是在什么时候如何还法的问题。
除房地产等泡沫外：还需重视地方政府负债潮5万亿和海南情况等问题
上面所说到的，是本文作者陈真诚在此前文章中所谈到过的。不过，在此，除建设银行承认其个别海外机构在中东持有一定的风险敞口、花旗集团发布的报告指出在“迪拜世界”子公司Nakheel于2012年8月到期的一笔18.5亿美元的银团贷款名单中发现有工行的名字、国家开发银行涉足迪拜船坞世界的银团贷款外，还需要提醒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个是，在中国，存在着地方政府大量负债的问题。在2010年，如何化解地方财政巨额债务风险？就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一道难题，使得政府在决定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所要面临的诸多挑战。
据媒体报道，中国今年大规模增加的信贷投放中，大部分被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吸收而转变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债。央行统计数据显示，在今年前8个月新增的8万多亿信贷中，有近5万亿贷给了地方政府的各类融资平台，负债规模急剧扩大，超过了新增信贷总额的60%。其中，仅4个直辖市，通过该方式的融资，就近1万亿元。仅这5万亿的新增债务规模，就超过了地方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的总额。这就是说，地方财政的负债率，已经远远超过了100%。而且，还要看到的是8个月的情况，从全年来看，肯定还将增加。
进一步地，在中央政府的4万亿财政投资计划中，需要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机投入来配套。据发改委的估算，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的配套任务高达1.3万亿元左右。远远超出地方财政的配套能力。迄今，由于地方财政的配套能力有限，大量的地方政府的资金配套并没有到位。如果中央政府下定决心推进4万亿投资工程，确保4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就必然要求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去完成资金配套。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得再通过地方政府的各类融资平台去贷款融资，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负债规模进一步扩大。
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各种目的，在扩大融资量的同时，尽可能延长融资偿还的期限，把还贷负担转给了后几届政府。
有人指出，地方政府贷款建设的项目，大都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地方政府无法用项目本身产生的效益来归还银行贷款，要用当地本级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来归还。当融资总量一旦超过未来的财政偿还能力时，就会形成巨大的风险。
路透（reuters）中文网专栏作家赵岩也指出，2009年中国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国债余额限额逾6万亿元，国债相当于GDP的20%，相比2003年已经增长了200%。此外，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和中央债务对等，也高达6万亿，这些债务都属于有无限责任的有担保债务。外界担心，中国经济地雷可能被地方政府债务偿付的问题触发。
另一个是，在中国，有一些地区，尤其具有与迪拜的高度类同性。说到这，也许大家想到的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一些城市，因为那里的房价很高，投资投机性购房者的占比比其他城市更高，房地产等资产泡沫更大。不过，除这些城市之外，还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地方，那就是海南。
大家知道，在海南，除了海洋、季节气候等旅游外，其他资源相对比较缺乏。而据报道，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规划方案已经上报给国务院，并有望在年内获批。在海南，不但有着众多的高尔夫球场，众多的旅游计划或设施，一场因国际旅游岛概念而催生的饕餮盛宴，正在引发海南第二次房地产投资开发热潮。逾百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进驻海南，大部分开发商在海南已经完成“跑马圈地”。
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海南房地产投资占全省城镇固定资产的31%，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0%。1至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同期海南全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31.5%，成为海南比重最大的投资行业。1至10月，海南房地产开发共完成投资额219.61亿元，同比增长50.1%，涨幅居全国第五位，已超过去年全年189.31亿元的水平。其中，海南商品住宅完成投资200.02亿元，同比增长58.5%，同比涨幅居全国第二位。在从海口到三亚595公里的黄金海岸线上，动辄投资数十亿、上百亿的旅游地产项目星罗棋布。有业内人士估计，目前在海南的全国性房地产开发企业超过100家，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
由此来看，在中国，海南，当是一个与迪拜有着高度类同性的大方。而在这个美丽的岛屿，本岛的消费能力很有效，高度依赖外来需求。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爆发过严重房地产泡沫。泡沫破灭后，多年来一直不景气……
值得反思：对“中国模式”或不宜过于乐观
至此，应该说，中国应当对“迪拜危机”及其危机效应可能进一步延续、蔓延甚至升级这个问题引以高度警惕，重新审视、反思相关经济政策，着手挤出房地产等资产泡沫，打击盛行的投资炒房，打击房价上涨，而不要过于自信，不要过于乐观“中国模式”。
2009年12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撰文指出，
2009年，总体而言，对中国是个好年，连过去70年间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也仅仅伤及中国经济的皮毛而已。中国增长的发动机并没有减速熄火，"保八"的目标已稳操胜券。但我们看到，中国弥漫着一种过度的乐观情绪。这令人担忧。事实上，中国仍在路上，仍在找寻路标与答案。中国大概还不到划地为牢，自限“模式”的时候。
创业板陷入游资炒作与套利的汪洋大海。
正像我们所预计的一样，由于创业板首批上市公司少，盘子小，十分便于游资操纵。创业板的指标已经可以比肩2000年纳斯达克的市梦率。
根据深交所公布的创业板交易数据，截至11月27日收盘，创业板上市公司总市值、流通市值、平均市盈率三项指标刷新此前纪录。其中，创业板总市值达1438.89亿元，超过上市首日总市值1399.67亿元。创业板流通市值达262.03亿元，刷新11月23日所创最高 257.96亿元的纪录。随着走势强劲，创业板整体市盈率也水涨船高。截至11月27日收盘，创业板平均市盈率高达114.12倍，再次超过创业板上市首日111.03倍的平均市盈率，同时也刷新23日112.67倍的纪录。而同期中小板和主板目前市盈率在40和30倍左右。
由于创业板风险急剧提升，成为游资的乐园。统计显示，自10月30日创业板开张以来，一直到11月26日，在深交所公布的970个买卖席位中，机构投资者仅出现了6次，绝大多数是游资营业部在炒作。在比较活跃的营业部中，国信深圳泰然九路营业部、海通证券(16.67,0.61,3.80%)上虞百官镇营业部、国信证券义乌稠州北路营业部出现得最频繁。游资控制的典型就是吉峰农机，利用连锁农机销售与第二个苏宁的概念，让吉峰农机在短短一个月内涨幅高达102.63%。
如果资金进入创业板成就了中国创新产业那又另说，问题是创业板的炒作与超募资金不可能成为高科技产业的发动机。目前的创业板规模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资金，一旦普通投资者资金大批介入，就是创业板点位急速下滑之时。
这不，私募限售股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提前抛售。媒体报道称，有多家私募机构接到创业板限售股兜售电话，以自然人股权为主；大股东称为“套现”折扣低至3折。这并不奇怪，以往的中小板也有过限售股股东套现的经历。当时是通过信托的方式，现在则是通过借款股权质押的方式。
一条新的风险投资链条已经形成。对于限售股股东而言，即使是三折套现也是暴利，对于限售股股东与风险投资者而言，更大的暴利在于，通过目前套现，赶紧投资新的创业公司，支持新的公司套利，则可以形成鸡生蛋、蛋生鸡，生生不息的套利游戏。看看隐身在创业板中的投资公司和富豪们，都是投资市场久经沙场的老将，如史玉柱、陈金霞、马云、江南春、鲁伟鼎等人。
现在最大的暴利是股权投资，新的资金游戏在进行之中。11月3日，亿纬锂能发布了创业板第一份“资金置换”独立董事意见公告，计划用募集资金置换“早先已经投入主营业务的自筹资金”，此后包括华谊兄弟、上海佳豪等7家创业板公司发布了类似的“资金置换”公告或独立董事意见，通过“资金置换”腾挪出自己的资金，投资空间无限。
好的方面是，通过股权投资可以让更多的创新型公司浮出水面。不过，如果创业板的股权投资者的幸福建立在中小投资者的痛苦之上，如果创业板上市过程中存在权贵输送的猫腻，则另当别论，这一利益生成模式就是股市中的三聚氰胺。
为了让创业板健康，而控制创业板的规模，结果就是创业板上市公司遭遇爆炒，获得了不该获得的资金，形成资金的浪费，形成暴利阶层，形成中小板与创业板之间的套利通道，而更多的创业公司嗷嗷待哺。
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扩大创业板的规模。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当前上市公司多达三千多家，1997年时更曾到达5556家之多，成交量甚至大于美国主板市场。正是庞大的规模，令其避免了投资者对新股的盲目追捧。海通证券分析师单磊表示，美国创业板市场规模约为主板规模的20%，亚洲国家大多为10%。即便是以10%计算，创业板对应市值约2万亿元，若以每个创业板公司市值10亿元计算，则对应于2000只股票。笔者不仅愿意附议，还想指出，除了加大创业板规模外，坚定执行市场化退市机制、严厉惩罚违规交易者，同样事关创业板的生存大计。
注：股指期货呼声渐起，想想以前的权证市场，推出股指期货让人不寒而栗。
飞机再次晚点，印象中正常起飞的，十次里面不过一次。8点起飞的飞机，回到家半夜12点，没有任何解释。等到高铁建成，有了其他选择，我希望能够幸灾乐祸地看着飞机晚点。
遇到的两个司机，心态截然不同，北京的预备好了茶水，你不好意思不多给两块钱。他说自己运气，祖传了四合院里的两间房，一个女儿大学毕业有好工作，可以不为房价操心。上海这个一路抱怨，从道路抱怨到我刷卡不给现金。这倒不是北京与上海司机有什么区别，而是个案。
结果中头彩，半夜大塞车，沪杭高速全部封路，不知年底能否修好。另一条通往杭州的必经之路A4高速本来只有两车道，在关键的转弯处封堵上一半车道修路。这条路修了无数次，从来没有修好过，因为是载重卡车的集聚地，而当初设计存在大问题。
回来嗓子里全是灰，有时想想，会不会在我们看得到的时间里，为了GDP，所有的路都会修了又修？
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09(第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09年12月5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商业文明的中国路径”。
以下是张维迎演讲实录。
张维迎：当然，我们知道在过去的200年里面，情况可能不是这样。我给大家看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从统计来看，在1500年之前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的人均GDP差距不大，而2000年最富的国家是最穷国家的6倍，2003年是18倍，而好几年中国都是垫底的。
其实在200多年里面，一个国家人口的规模和GDP的规模，大体是相当的。所以，我这条线横坐标是各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纵坐标是GDP占世界的比重。大体我们看到在一条线上，亚洲的人口占世界的65%左右。亚洲的GDP占世界的68%，而印度的人口占世界的27%左右，GDP占29%左右，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3%左右，GDP占世界的22%左右。大体地我们看一下那些点，代表不同的国家在这条线上。
在1700年，就是我们清朝的早期。这出现了两个点，这就是西欧，但是并不严重。你看一下印度和中国，印度仍然是占世界人口的27%，占世界GDP的24%，中国仍然是这样的。再过120年之后，就是1800年，这个就更厉害了，大家发现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3，人口也占世界的1/3。
之后问题就出来了，大家看一下1870年，就是140年前，那两个突出的是西欧这个地区很高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只有12%、13%左右，但是GDP已经占到了34%。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28%，GDP下降到占世界的17%左右。整体亚洲的总仍然比西欧高。
然后在100年前，就是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结构变得更大了。欧洲特别突出，而这个时候美国也突出起来。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不到6%，但是GDP已经占到了世界的20%左右。而亚洲人口是世界上的26%，GDP只占22%左右。我们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GDP占不到8%。
美国已经超过了西欧合计的总量，仍然是占世界总人口的5%、6%，但是GDP占21%以上。我们看一下1973年大体的结构和1950年没有太大的变化。
2003年这个时候的结构有一些变化，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20%多，但是GDP占5%。我们想未来会怎么样？这已经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刚才的数字都画在这个图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东西，很久以前人口系数和GDP大约是1，大的国家是大的经济体，小的国家是小的经济体。之后一路下滑，到了1970年达到了0.14，人口大、经济很小，人口小可能经济很大。但是我们看到又跳起来，2003年的相关系数回归到了0.52，预计2030年回归到0.73。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意味着人类在过去200年拐了一个弯，这个弯又要拐回来，回到的人口规模和GDP的规模又相当起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亚洲占世界60%左右的人口，在亚洲的GDP占世界60%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格局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占20%的人口，我们预计20年或者是30年之后，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GDP占到世界的20%以上，人均的GDP按照平均算的话，这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和过去不一样。
我们再谈商业文明，很多的概念就会发生变化，对于中国整个评价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还有一点，其实中国自己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我们的改革开放各地区的距离拉大了，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在这一块的广东、浙江、山东全是沿海。第二个10年，福建、广东、浙江、山东，人们是沿海的。第三个10年就变了，成长最快的是内蒙古、陕西、天津、宁夏。
过去的6年里面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河南、陕西、山东。如果我们看到各自的成长，前期离散得很大，有高的、有低的，但是2003年之后收缩的。中国地区增加的速度本身在缩小，但是鹤立鸡群，那就是内蒙古，它是跟之前都不一样。
世界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其实都想告诉大家一个意思，如果商业文明我们理解为它就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文明，离开了这个市场经济没有商业文明。市场经济的文明如果普及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会发展起来。
如果说我们过去200年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差距拉开了，有些国家有比较好的商业文明，有些国家没有新的商业文明。因为中国走上了商业文明之路，所以世界人口和经济的便利就开始恢复。中国的大陆也是一样的，沿海进行了商业文明所以沿海发展了，内地有了新的商业文明，所以内地发展了。
我希望这两个思考，可以给大家借鉴的意义，谢谢大家！
发展“低碳经济”拓新增长点
2009-12-07 15:05:48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石建勋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汽车、石化、重型装备等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得到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倾斜式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开始呈现出越来越重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0年我国重工业比重为50.6%，1995年上升到52.7%，2008年，我国重工业、轻工业比重分别为71.1%和28.9%。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实施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一些地方的重复建设，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结构重型化加剧和产能过剩的忧虑。
客观地看，中国经济结构偏重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是以重化工业发展为首要目标的增长模式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这方面有所调整和改变，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生成的惯性作用，经济结构偏重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另外，GDP政绩考核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各级政府对重工业的喜好。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居民消费不足，造成了我国低消费、高储蓄、高积累，依赖大规模工业投资促增长，经济结构重型化不断得到强化。
重化工业对劳工需求不大
经济结构偏重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大，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就业的增长，即俗称的“高增长低就业”。其次，由于不能大量地吸收劳动力，我国农业人口转移成为工业人口有限，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第三，偏重的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增长慢，消费需求增长不足。第四，资源和能源消耗大，不利于低碳经济发展。
进入21世纪，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在全球悄然打响。这对中国偏重的经济结构，既是压力也是挑战。我们需要变压力为动力，应该清楚认识到偏重的、高污染、高能耗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应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尽快培养中等收入群体
首先，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刺激国内需求。从理论上讲，收入分配决定消费，而消费决定生产，因此，调整经济结构首先要从调整分配结构入手，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高收入群体所得税率、控制垄断性行业收入增长过快等措施，努力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控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尽快培养一个数量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其次，以建立健全保障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体制为目标，改革政府政绩考核，提倡绿色GDP，消除不利于低碳经济发展、不利于转变发展方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第三、通过产业制度创新，改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产业链条与产业结构。其核心在于缩短能源、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高碳产业所引申出来的产业链条，把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低碳化”。
第四，加大调整高碳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创造条件将低碳经济写入“十二五”规划以及将低碳技术研发纳入国家科技规划。大力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经济刺激政策不会退出
2009-12-07 14:50:02
经济政策猜想
随着金融危机的阴霾逐渐消散,中国经济这辆重型卡车也走到了新的路口。在世界经济仍然不稳定的明年,如何把握未来行驶的方向,至关重要。
上周末,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总结2009年经济工作,对2010年经济发展作出新的部署。
经济分析人士表示,2010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整体基调已确定,不会有大的变动,但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鉴于经济回暖还不稳固,刺激政策暂时还不会退出,但是将会微调刺激的方向和力度,以更好地因应宏观经济形势和环境的变化。
◎
把脉形势二次探底可能性不大
在即将过去的2009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绝对可以赢得一个很高的分数。经济增速逐季回升,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将超过8%；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前三季度完成全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的94%；粮食获得连续第六年丰收,物价保持稳定。
对于明年经济走势,专家们更是乐观。“整体上看,明年经济会好于今年经济。”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明年经济不会出现二次探底的现象。
虽然对明年经济走势很乐观,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仍然提醒决策层,明年经济可能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要防止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
对于经济二次探底,此前也有很多专家对此表示忧虑。在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看来,明年春天悲观论调又会卷土重来。他在去年就认为经济会出现二次探底,现在他的判断依然不变。“明年一季度经济增长就会放慢了。”谢国忠说。
不过,高辉清则认为,明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二次探底。从目前世界经济发展情况看,世界经济已经走出了最困难的时期,明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将会好于今年。而且根据现有情况分析,迪拜债务危机也并不具有普遍性,类似的危机应该不会有陆续发生的可能性。
“从国内情况来看,也没有导致中国经济的二次探底的因素存在。”支持经济可能二次探底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大量的资金被股市和房地产吸收,所累积的资产泡沫一旦破灭就很可能导致二次探底。“但是,我们从目前情况看,这种可能性并不明显。”高辉清对南方日报记者表示,关于资产泡沫的问题也引起了普遍关注,相关的调整措施已经开始落实,现在的资产价格并没有出现持续的非理性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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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走向政策紧缩信号渐渐远去
早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国政府的决策层就已经开始透露要继续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信号,及时给与市场上众多政策疑虑者一颗定心丸,也缓解了各界关于政策紧缩信号的种种争论。
在11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了明年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会保持政策的持续性,明年将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几乎是毫无悬念。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党组书记、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表示,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基调,经济刺激政策明年不会退出。
“部分国家可能会因为经济刺激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从而考虑政策的退出,但是明年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肯定不会退出。”高辉清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表示。
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奇看来,明年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基本趋向将不变。他还指出,在明年以后,政策的变化关键要看经济指标,只要CPI还控制在3%以内,政策将不会做大的方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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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热点防通胀,明年有加息空间
今年下半年,防通胀就已经成为经济讨论的热门话题。今年大幅增长的信贷规模、资产价格快速增长以及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都加强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昨日,在记者采访中,多数经济学家表示,通胀将在明年下半年降临中国。
成思危认为,中国通货膨胀的危险是存在的,只是资金被楼市、股市吸收,现在尚未暴露,一旦股市、楼市发生变化,通胀将是非常显著的。
“虽然目前看通货膨胀并不明显,但从货币投入到物价上涨是要有一个传导过程的,大概需要一年左右时间,所以当前必须警惕明年通货膨胀的发生。”成思危强调。
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认为,现在之所以通胀率仍然呈现同比负值,并不意味着没有通胀的阴影。真正观察通胀的准确数据变化应该是看CPI的环比指数上升。而中国的这一数字在10月就已经呈现出环比上升。因此关注通胀并且进行及时的政策调整是现在就有必要着手的。
鉴于对通胀的担忧,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明年可能会有两三次加息空间。
摩根大通投行部副主席龚方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明年通胀回到2%—3%的话,那么现在一年的储蓄利率是2.25%,所以为了避免储蓄利率变成负的话,可能有一到两次加息的空间。”
高盛中国首席策略分析师邓体顺则预测,明年第二季度央行将首次加息27个基点,到2010年底将有3次加息,累计加息81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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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更多依靠内需拉增长
经济增长的趋势已经基本确定,“保八”已无悬念。解决经济中的新老“结构病”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现在调整结构可谓恰逢其时。
“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向好,但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明年中国经济的亮点将是在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
姚景源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要更加注重调整结构,更加注重努力拓展市场空间,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明年调整经济结构基本还是会着力于现在面临的已有问题和未来的问题上。高辉清告诉记者,“已有的问题就是投资占经济增长比重过大,消费需求不足,还有就是经济结构当中高技术产业比重仍然较低。”
“未来的问题主要就是中国需要调整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的外向型经济,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需求,‘高碳’经济要向‘低碳’经济转型。”
“调结构很重要一点是要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解决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的问题,最根本是让企业成为调结构的主角,特别是民营经济。”姚景源解释说。
此外,对于中国而言,还需要从国家社会的需要出发,继续加大在民生工程方面的投入,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吕天玲
实习生袁洁媚
股市动向
把握消费主题关注低碳板块
中国股市政策市特点明显,尤其是刚从危机中复苏的市场,对政策风向标变动尤为灵敏。正在布局2010年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们,也把目光聚焦在了上周六开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方向看“终端”看“民生”
高盛高华证券判断,预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达的主要信息将给未来的政策微调留下更多空间,这意味着投资者在短期内可能将继续密切关注政策调整以及此类调整对于投资领域带来的影响。
而平安证券则判断,随着政策定调,2010年投资增速将现回落,投资对经济以及需求的拉动力将减弱,而投资结构调整和行业整合将加速推进；政府政策将从“投资”向“民生”倾斜,给资本市场带来政策亮点；经济回复平稳,包括出口在内的终端需求回升；物价温和上升同样为终端领域盈利的改善提供基础。
热点消费概念
此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2010年要促进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而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调结构”、提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是重要议题之一。
对此,机构投资者也加大了消费板块的布局力度。例如,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认为,在政策退出之前,为防止经济的二次探底,政府一定会下大力气促进消费增长,确保其在宏观经济的比重继续上升,使其顺利接过投资以及进出口的接力棒,多元化经济增长动力。即使在出口复苏成为大概率的前提下,明年跟消费相关的投资主题或将得到关注,家电、汽车、食品饮料等与消费密切相关的板块或将吸引投资者眼球,此外,医药等大消费概念的板块很可能继续保持强劲势头。
亮点低碳经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哥本哈根会议也随之召开,机构判断,低碳经济将是贯穿近两年的投资主题。
在近期不少机构发布的2010投资策略中提到,目前是低碳经济等新经济产业的良好播种布局期。未来重点关注具有核心技术和竞争优势,从国家产业政策中受益较大、具有明确业绩增长预期的优势低碳行业。如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核电、风能、太阳能光伏发电、建筑节能、工业节能等低碳子行业。
焦点房地产板块
市场对于楼市优惠政策“去留”的争议至今未有平息,而舆论风向成为影响甚至左右地产股走向的关键因素,市场期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能有明确定调。
对此,国泰基金判断,尽管明确提出“退出”政策的可能性很小,但不退出并不等于不调整,从目前的限制产能的产业政策,到年底可能会停止部分助推资产泡沫的刺激政策(如二套房交易税负优惠的政策可能停止),再到相应清除各个地方政府出台的其他刺激政策,甚至最终动用直接的货币政策手段,政策上的累计影响可能在明年二三季度之中显现出来。
而从近期市场的走向看,房地产板块资金净流出最为明显,也显示出机构之间的分歧。相对而言,二三线城市因为房价相对合理,所在区域房地产企业则相对更受青睐。考虑到区域经济作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导向将成为明年的“重头戏”,二三线地产股也成了机构重点布局的对象。南方日报记者贾肖明
关键词点击
“促消费”摆在首位来年将打“组合拳”
在11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除了保持宏观政策基本取向和宏观调控之外,消费成为首先提及的内容。会议提出,要促进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
尽管“促消费”已经成为多年的口号,但是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
由于过去多年“促消费”的效果并不明显,2010年“促消费”政策的力度将更大,而有关消费政策、收入改革的政策“组合拳”将有可能在2010年出台。
●关键词:消费政策商务部五措施扩消费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近日表示,在去年经济刺激计划中,第一项提的是投资,表明稳定经济增长是重点；而今年第一条是消费,这表明宏观政策的取向从“稳增长”向“调结构”方向转变。而促消费的第一步,显然是促进居民消费。
而相关部门在最近也发出自己的声音,认为要在2010年继续扩大消费政策,并且要加大治本力度。
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日前表示,2010年商务部将采取五大措施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一是扩大农村消费；二是扩大城市消费；三是扩大换代消费；四是扩大信用消费；五是扩大节庆消费。
●关键词:CPI通胀或在明年下半年来临
有专家对记者表示,“扩大内需肯定是中国经济以后长期要坚持的方向,但是,目前很多与民生有关的行业,价格集体飙升,显然会对普通民众的收入构成很大影响。”
在经济走向日趋明朗之后,一波涨价风波突然在全国范围内传播。
最近两个月以来,上海、天津、沈阳、广州、南京等多个大中城市都已经举行了水价上涨的听证会,北京已经公布居民水价调整听证方案,居民水价每立方米计划每吨上调0.9元/立方米,拟上调幅度为25%；继各地自来水价格上涨之后,电价调整也渐行渐近。
全国平均销售电价或上调2分左右,具体方案仍在拟定当中。与此同时部分城市的燃气价格也有20%的上浮。
此外,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上升3.9%,涨幅较9月份扩大1.1个百分点,为连续第5个月上涨,且创下14个月最高。环比则涨0.7%,为连续8个月上涨。
国家信息中心高辉清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来看,水、电的涨价并不会对CPI构成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CPI结构里,食品的比例是非常大的,而食品价格最近没有多大的变化。”
不过,更多的经济学家表示对明年CPI的忧虑。在央视的最近一项调查中,52%被调查的经济学家、企业家认为:我们正面临明显的通胀预期,但通胀还并未到来；有42%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通胀真正来临的时间预计是在明年下半年。
显然,如果不让民众的钱包瘪下去,价格的大幅飙升不得不防。
●关键词:收入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
而扩大消费,“开源”才是最关键的一步。多位专家认为,刺激消费首先考虑到的应该是增加居民收入,让居民“钱包”先鼓起来。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谭雅玲提出:“通过产业结构提升,增加人们的投资收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比如说投资股市、黄金、有价债券、外汇等。”
对此,中国劳动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表示认同。他解释说,美国居民收入里有40%多是财产性收入,而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只有1.8%。要提高财产性收入,就要提高动产收入和不动产收入,那就必须发展资本和房地产这两个市场。
而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则表示,要进一步扩大消费,应当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和再分配调节,从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称,中国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值得关注的是,11月19日和12月3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两篇文章,呼吁在2010年进行收入分配改革。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胡剑龙
话投资、论房市、说通胀
2009-12-07 14:46:49
“从均衡方面考虑，我认为房价还是要落的。”经济学大师茅于轼昨天在岛城接受采访时一语掷地，他对国家宏观经济和舟山的住房情况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在投资方面，茅于轼认为，价格将成为影响投资最重要的因素。
“养猪不是养到最肥时卖掉才最赚钱”
昨天上午，茅于轼应中国人寿舟山分公司的邀请，在舟山市艺术剧院进行了一场名为“择优分配原理”的讲座。在讲座上，茅于轼首先抛出了他在《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的理论，根据边际分析的相关原理，投入越多，收益越少，“马克思那时写《资本论》只是采用了平均分析法，要是他采用边际分析，那我认为《资本论》就要重写了”。
茅于轼说：“10000元可以做100个产品，每个成本是100元，但我做了第101个，那多出来的那个成本就不一定是100元，可能多，也可能少。这就是边际分析。养猪不是养到猪最肥时去卖才最赚钱，只有在每天投入的钱等于产出的钱之前，卖猪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时其实猪还能长，但是这个长大的潜能就不能再用了，有的时候，潜力是不能用尽的”。
同样的理论还被适用的企业招聘上。“我招一个人，有很大的投入，软件硬件的，那值不值去投入，就要看我招的这个人产出有多少。这个不是事后去分析的，那样就晚了，而要在整个过程中，不断进行改进。 ”茅于轼认为，在投资的同时要不断对产出进行分析，然后确定投资的大小，以及是不是要继续投资下去。
“农业很重要，但划定红线没必要”
“拿出一部分的耕地，能够起到平抑地价的效果。”昨天下午，茅于轼在接受舟山媒体的联合专访时说，现在我们不缺粮，粮价也不高，但房价却很贵，拿出一部分的耕地是可行的。这个观点在昨天上午的讲座中，也被提及。“在中国，农业占了GDP11％的份额，而先进发达国家的这个比例只有5％左右。我认为，中国要富，就要把农业占GDP的比重降到5％以下。”茅于轼说：“房子之所以价格贵，不是钢筋混凝土的价格贵，也不是劳动力成本贵，而是土地贵。 ”对于前不久设置18亿亩农业用地下限红线的消息，茅于轼认为，我们粮食是安全的，贵的是住房，拿出农业用地来造房子是可行的。
房价是会落下去的
“从均衡方面考虑，我认为房价还是要落的。”昨天下午，在接受舟山媒体的联合采访时，茅于轼再次阐述了他的观点。
他说，因为目前房市中的投机行为太多，产生空房太多，这种投机就是脱离均衡，所以最终会让房价降下来。茅于轼认为，投资和投机不一样，由于目前房价的持续攀升，很多人意识中都存在着“买涨不买跌”的想法，买房的动机就是希望通过房子的增值来获利，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投机行为。
茅于轼警示岛城那些在房产市场上的投机者，尤其是一些盲目买房的投机者，利用房子进行出租或作为仓库来获利，才是一种投资行为，很多人分不清楚两者的区别，“投资旺是好事，存在少量的投机也是必要的，但是投机旺了就危险，盲目买房的人最后是要吃苦头的”。
年轻人买房不如租房
“赶紧租房。”针对我市部分地区楼盘入住率低的现状，茅于轼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入住率低，空房就多，必然把租房的价格拉下来。 ”
对于一些年轻人经常说“买不起房”，茅于轼则认为，这种观念需要转变过来。“你一个月租房的钱低于一个月买房还贷的钱，为什么不租房呢，租房是最划算的。”他说，租房还有不少好处，例如租房比较灵活不受约束，这对于工作经常调动人来说是有好处的，“很多舟山年轻人，可能将来不会局限在舟山，出去闯事业了，那么租房对于他们就是很好的选择”。
茅于轼建议，买房一定要量力而行，年轻人则需要更好地去奋斗。“老百姓买得起房的希望之所在，是改革开放的深入。”茅于轼说，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社会越来越富，老百姓才能买得起房，“房价不会按现在的速度涨下去，因为你收入的增长会比房价的涨幅高”。
通货膨胀可能会到来
“通货膨胀我预计可能会到来。”茅于轼说，国家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货币投资太多，却没有完全转化成财富生产出来，最后就变成了通货膨胀，所以，通货膨胀的危险是存在的。
不过，茅于轼强调，通货膨胀并不可怕，是经济运行中一种正常现象，通胀也不会马上到来，从现在到通胀的到来，还有一段时间让我们去准备，能够想出好的办法去克服通胀带来的影响。
周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闭幕，在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年底大关上，中央力挽狂澜，坚决地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稳定已经初见成效的中国经济的命脉线。
中央经济会议成为2010年经济政策的指向标，也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回顾不寻常的2009年，人们预想，2010年的经济环境会更加复杂，可能困难要比2009年还要大很多。
中央会议提出新的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首先，有两点关系到调结构的，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调结构将成为2010年的主基调，现在我们很多产业都处于产能过剩的阶段，只有进行结构调整，淘汰过剩的产能，才能使得经济增长的质量更上一层楼。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要在量上能够数得着，在质上也要能够有很强的竞争能力。随着经济从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阶段，生产多少已经不是关键，关键在于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百姓更多层次的需要。结构不调整，只会增加过剩产能，拖垮整个行业。
结构调整是全面性的调整，因为质变可以有两种情形诱发，第一种情形是量的积累引起质变，这条路现在走不通了，库存量太多了；第二种情形是结构重构也可以引起质变，经济结构调整正是此意。产业机构调整毋庸多言，而像城乡结构调整、区域经济结构以及分配结构等优化重组可能更为重要。
其次，会议要求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户口管制制度已经落后，中央这次会议把脉的很准，完善户籍管理制度。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中国城乡差别也在扩大。城市和农村居民一个重大的差异就是福利待遇的差异，以前中国农民几乎自己养老、自己掏钱看病，福利远远落后于城市，而城市居民虽然在福利上好多了，但生活成本也在剧增，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内需一蹶不振好多年。现在这种情形正在改变，改变我们过去主要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径，走内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径。小城镇化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关键跳板，中国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而发展小城市需要放开户籍管制制度。
区域发展严重失衡也成了中国经济的心腹大患，因为区域经济不平衡，就难以给中国制造一个很好的全国性的市场，这也是内需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区域经济严重失衡的一个感性的场景是中国式春运，这是每年一次让管理层头疼也让百姓心酸的一个短期迁徙。春运仅仅是区域经济不平衡的一个典型场景，由于区域经济的失衡，我们国家不得不多次强调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今年国家密集批准了好多经济区，这些区域的发展，能够使得我们经济发展的列车，更加平稳的方式前进。
第三，增加老百姓消费能力，也是一个促进内需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能过剩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增加居民消费能力，才能真正构筑一个供需两旺的市场经济。增加消费能力并不仅仅指增加居民收入，还要保护好百姓的财富。比如，房产是居民的最重要的财富，这种财富不能太缩水了；增加农民收入，国家近些年来做了好多工作，比如不再征收农业税，让农民参加新医疗合作，九年制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等等，都对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增加收入也可能会引起短暂的通胀现象，朝鲜在90年代币值改制后，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结果现在又开始100：1的币值改制。单纯的减少币值并不是治理通胀之策，而是人为地制造交易困难，因为面值少了，很多小东西就难以出售和买卖，还得增加辅币，虽然减少了交易可以遏制物价上涨，但这一招负面作用太大。收入分配优化调整并不是简单地重新切割“蛋糕”，例如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简单地通过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显然达不到预期目的。
第四，中央会议提出新的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关于明年的通胀问题，如果能够切断农产品和大宗商品输入渠道，应当能够得到控制。至于加息和上调准备金，要看明年的势实体经济能不能摆脱产能过剩的困扰，如果摆脱了而且市场销售很好，那也得看看情况再说；如果产能过剩尚未消耗完毕，那加息和上调准备金属于过激政策，影响全局，对付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之道不是这两个措施。资产价格上涨决不是动用这两个全局性政策的理由，哪里的楼市上涨过猛完全可以通过地方性或者个案来处理，股市现在总体处于一个较为正常稍微低估状态，谈不上泡沫，因此，专门针对这两个市场出台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的政策可能性并不大，至少在明年上半年之前；还有一个变量，美国的政策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这个也需要认真考虑进去。
至于最近很多人反对买美债，抛出美元，或者选择多元化货币来让我们的资产更安全，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去年的实践证明，多元化并没有让我们资产得到安全。因为世界都在盯着中国和美国，中国一抛美元，美元不是贬值，而是上涨，（这个很多人或许说，我们抛售美元，美元多了应当是贬值而不是升值呀，事实上，美国佬不会让自己的货币信用贬值，特别是国际对美元不信任之际，他们反而是拉升美元）无论是买其他国家的货币还是大宗商品，相对都要走弱，中国还损失。但是，美元和资源确实是相反的过程，可以对冲风险，但我们资源储备能力有限。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美元和资源、能源互相对冲，当然，我们不可能只买一种资源，这样，我们的资产才能相对安全。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要素得到更有效的配置，相信我们的经济还会更上一层楼。
总而言之，我们看好明年的经济，但明年可能是更困难的一年，国际形势变化明年也会更为复杂，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也会很大。中国明年的主要任务还是保八，但实际上可能朝着9%的增长率跨步前进。
外资抢滩农业 中国民生是否遭绑架？
2009-12-08 15:14:41
邱 林
泰国正大集团、加拿大GLG集团、英国约翰卡腾公司、益海嘉里集团……近日，随着一系列国家和地方农业产业交易会在安徽召开，一批知名外资企业纷至沓来，在安徽签下了农业合作“大单”。过去不被看好的农业如今却成了外资企业眼中的“香饽饽”，成了传统农业新一轮招商引资的热点。（12月8日《经济参考报》）
实际上，中国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对农业相对开放的政策，是促使外资进入的重要原因。相比对外资进入保持高度警惕的能源、金融、矿产等行业，中国的农业对外资基本没有限制，而WTO关于外资进入中国粮食等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过渡期结束，也为外资进入提供了条件。此外，在国际粮价上涨背景下，中国粮价处于“洼地”，国际热钱投资冲动，也都刺激了外资进入国内农业领域。
不过，也有人担心，外资的大规模抢滩农业领域，中国民生是否遭外资绑架？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应该看到，外资进入国内农业领域是把双刃剑，短期可能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业效益，但从长期看，也存在被外资控制农产品资源和市场定价权的风险。外资目前在中国农业领域的进入方式已经从最初的合资合作，演变为倾向收购、控股农业领域的龙头骨干企业。
5年前，在国内粮食购销市场放开以后，一些外资企业随即瞄准了国内大米市场的巨大商机，纷纷大举投资设点建厂，试图占领和左右国内大米市场。高盛就从收购双汇、雨润两家肉类加工龙头企业开始打入中国市场，而益海嘉里旗下的金龙鱼、胡姬花等小包装食用油品种已经占据国内粮油市场半壁江山。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满足，在站稳脚跟后，迅速开始进军中国的大米加工、储备和销售环节。
今年以来，在国际粮价高涨的情况下，虽然中国实行的粮食自给自足政策，阻断了国际市场向国内的传导通道，保持了国内粮食价格的稳定，但在稳定中也有不平静。随着WTO过渡期的结束，许多人对外资进入国内粮食加工流通领域的担心愈加明显。有专家提醒，在外资已掌控大豆产业的情况下，如果进一步取得大米、生猪等农产品加工、流通的控制权，会使中国农业生产宏观调控和民生保障受到影响。
其实，人们的担心是有其依据的。中国大豆产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外资控制就是一个例证。近年来，外资大规模进入国内大豆产业，目前已控制了70%以上的压榨能力。与此同时，这些外资还逐步垄断了国内大豆的进口，使国外大豆源源不断进入国内，进而将本土大豆逐渐排挤出产业的采购单。
随着美国、巴西等国家的大豆大量倾销到中国，造成国内大豆种植业更是遭受重创。几年来，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迅速萎缩。2006年该省大豆种植面积为5905万亩，比2005年减少了416万亩，而2008年种植面积已降至4700万亩，再减少600万亩左右。国内大豆产业对进口的强烈依赖，已经使国内大豆产区及大豆相关产业深陷困境，完全受制于人。
当初抢滩中国农业领域时，宁亏也要进入的外资，享受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签一送十”之类的招商引资政策。之后，许多外资在附着于合资、独资的农产品产销外的诸如粮食加工、储备以及流通等环节享得到较大利利益。如近期国内食用油涨价10%以上，就是外国粮商将大豆到岸价从3500多元/吨涨至3900元/吨，加价部分通过食用油流通环节转嫁到中国民众身上，而外商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事实证明，由于中国对农产品需求量大，外资一旦进入该领域，将会加大国内农产品市场的波动，同时严重影响民生。因此，此次食用油涨价只不过是外资加大对国内农产品产销控制力所带来的蝴蝶效应，是外资在全价值链商业模式运作下的正效应。有分析认为，食用油涨价只是一个开始，在此之后，国内农产品市场将可能出现一系列的价格波动。
从表面上看，保障民生仅仅是国内经济安全的一个小的部分，但现实是，外资已经通过数量方面的逐渐增加，开始在国内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攻城掠地，从而严重威胁着民生。因此，我们有必要在WTO规则的框架内建立和强化严格的外资准入制度，特别是要控制外资在中国的粮油加工和储备、流通环节并购或合资的速度和规模，以免中国民生遭到外资的绑架。
明年的市场看点在并购、创新与小城镇消费
2009-12-08 15:09:04
中国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经济工作定调。从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明年三大工作重点，保增长、调结构、促消费。听着平淡无奇，实际上每块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保增长有双重含义。明年的经济政策不会大起大落，经济稳定是重中之重，但同时也意味着，明年基建规模不可能在今年的基础上扩大，无度的刺激政策不可能长期存在；调结构意味着低碳经济、创新经济等被放在了重中之重，消费将比投资增长得更快，因此消费刺激政策不会轻易退出。明年的消费类企业仍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促消费并不仅止于车市与楼市消费的兴旺，而表现在消费的均衡发展，表现在居民消费而非政府支出在GDP中占比的提高。
明年的市场在创新型的企业中，目前勒紧中国经济脖颈的绳索就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够，我国出口的创新、品牌产品反而在减少的过程中。在基建投资之后，最大规模的投资将发生在低碳、航空、生物制药等创新型企业中，政府愿意花极大的成本，只要在技术上求得一星半点的突破。仅举一例，我国智能电网整体投资将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
经济调结构方兴未艾，所谓调结构，最重要的是做大央企规模做强央企实力、减少央企数量。对于大盘股而言，市场最重要的看点除了并购重组还是并购重组，这两年不可能有其他热点。不容忽视的是，除了大央企上市之外，为了解决资金困难，小的国有控股企业将源源不断上市。如重要的铁路、高速公路包装成一个个项目企业拿来上市，与美国铁路建设高峰期相同，惟一不同的是所有的铁路项目公司铁道部都是惟一的大股东。因此，股市将处于窄幅震荡上升行情之中，高则低之，低则高之，由政府有形之手进行显性调控。
未来能够在大城镇打开有效的物流与零售链条的企业将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未来中国扩大消费的目标不会变，而扩大消费的主战场在城市化过程中兴起的中小城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与有效消费群体是正确选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今年由于税费刺激政策，使楼市与车市消费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短期兴奋剂不可能有长期疗效，甚至还会产生严重的负作用。如果刺激政策退出，楼市与车市将大幅下滑，如果继续对于某些行业实行刺激政策，相当于单向补贴，提高其他行业的成本，最终会传导到原材料等领域，形成普遍通胀。
如果小城镇能够得到发展，那么市场消费的增长点就在小城镇中，通过城市化进程，争取中国城市化率从目前的46%左右花十年时间上升到60%，如此一来，目前正在建设之中的高速轨道交通有了用武之地，一小时生活圈成为主战场，目前不被关注的大城市周边的交通要道将成为房地产升值的主区域，商业随之跟进。
中国消费能不能拓展，取决于两点，一是城市化进程是否顺利，二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能否培养出有效的消费群体。很明确的一点是，如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剥夺了农民的财产性收益，使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成为贫民一族，中国的消费不仅无法得到提升，反而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政府补贴，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与抗议，在城市中如疥癣一般的贫民窟，中国的消费将无法得到拓展。
中国的投资虽然多，但未来固定资产投资还会越来越多，因为高速轨道交通网络尚未建成，而低碳经济所需要的电网、电网配套设施建设、小城镇的基建如火如荼，绝对不可能大规模压缩；中国消费虽然不足，但未来不可能有跳跃式发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21.6%，增速加快4.8个百分点。而2009前三季度，消费需求依然保持了15.1%的同比增幅，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0%。如果加上被低估的房地产、医疗消费等，消费率将在20%以上。除非居民收入大规模提高，否则，中国消费不可能出现跃升。
很多人站着说话不腰疼。高投资水平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先决条件，高投资需要高储蓄来提供资金，民间的高储蓄支撑了经济的高增长，现在居然抱怨起居民高储蓄来，实在是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忘本行为。
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有各的解读。
目前对于投资与消费数据的解读有可能是错误的，会产生极大的后遗症。
中国特大城市产业升级严重滞后
2009-12-08 15:03:20
中国特大城市产业升级严重滞后
——上海距离“两个中心”还有很大差距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本文写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之际）
笔者按：在“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快速扩张支撑下的GDP高增长，已经走入“死胡同”。这是不争的事实。“两高一资”行业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相互交织，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及产业升级。节能、降耗、减排、环保以及低碳经济已成为一种国际化的声音和国际社会的共识。那么，作为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排头兵，以上海为代表的特大城市进展又如何呢？
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当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并提出了未来十年上海必须完成的五大任务：建设比较发达的多功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优化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实现多种运输方式一体化发展；发挥先进制造业优势，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以服务业发展带动先进制造业的更大发展；推进企业改革和改组，特别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强上海与长三角地区以及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的相互协作和支持，加强与香港的优势互补和战略合作，形成分工合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中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现状（2007年底统计数据）
特 大
城 市
年底人口
GDP
GDP产业结构（%）
万人
亿 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上海
1379
12189
0.8
46.6
52.6
北京
1213
9353
1.1
26.8
72.1
天津
959
5050
2.2
57.3
40.5
武汉
828
3142
4.1
45.8
50.1
成都
1112
3324
7.1
45.2
47.7
石家庄
955
2361
11.7
49.3
39.0
哈尔滨
987
2437
14.3
37.0
48.7
重庆
3235
4123
11.7
45.9
42.4
 
注：表中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
在中国，城市区划人口在8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共有8个。其中，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另有武汉、成都、石家庄和哈尔滨四个省会城市。
从人口规模来看，这八个城市无疑都属世界级“特大型”城市。但从人均GDP来看，这些特大城市的经济却是“大而不强”，它们的人均GDP都不足一万美元，除上海、北京两市正在靠近一万美元关口外，天津市刚迈过5000美元大关，其余城市人均GDP都不足5000美元。相比之下，纽约市的人均GDP约为七、八万美元。
尤其是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特大城市仍停留在“工业城”或“制造城”的地步，唯独首都北京是例外的。应该说，北京市的产业结构与国际化大都市是基本上相当的，因为它已将工业的重要性（占GDP的比重）降低至20%多一点，而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在北京市的GDP中，却占据了70%以上的比例。这是一种较为先进的大都市产业结构。
相反，提出要在十年内建成“两个国际中心”的上海，至今却依然是一座标准的“工业城”。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在上海的GDP中仍占据高达46.6%的比重，而第三产业仅占50%略多一点。也就是说，现代大上海基本上还是一座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城市，而作为现代国际化大都市标志——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上海还有很大发展潜力和差距。
因此，可以想见，上海若要在十年之内建成“两个国际中心”，必须将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从现在的46.6%降至26%左右，同时将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要从目前的52.6%提高至72%左右。换句话说，在十年之内，要将上海工业的重要性降低20个百分点，而将服务业的重要性提高20个百分点，这是一个艰苦的任务。
在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日益威胁着中国经济增长的今天，以上海为代表的上述特大城市，应该充当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排头兵”，并率先走向节能、减排、降耗、环保、内涵式、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高科技研发、金融保险、国际物流、信息资讯、计算机服务、软件开发、文化教育、卫生保健、旅游餐饮、休闲娱乐、房地产业、社会公共服务等，并将“两高一资”的“工业制造”（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纸、纺织、汽车等）迁出这些特大城市，做大服务业GDP、压缩工业GDP，用实际行动促进特大都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
最后结论：中国特大城市应该率先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并为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以及下一个十年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作出巨大贡献。
最后提示：“两高一资”行业是大气污染、水污染的罪魁祸首。其中，大气污染主要来自工业废气、汽车尾气、尘土（如建筑工地）、炊烟（如烧烤）、农垦烧荒、森林失火等。大气污染的主要过程是由污染源排放、大气传播、人与物受害这三个环节所构成的。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浓度越高，污染就越重，危害也就越大。大气污染将日益侵蚀着人类的五脏六肺与人体健康！我们要保GDP，更要保命、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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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为资料转摘
各种大气污染物对人类的巨大危害：
大气污染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气溶胶状态污染物，主要包括粉尘、烟液滴、雾、降尘、飘尘、悬浮物等；另一种是气体状态污染物，主要包括以二氧化硫为主的硫氧化合物，以二氧化氮为主的氮氧化合物，以二氧化碳为主的碳氧化合物以及碳、氢结合的碳氢化合物。大气中不仅含无机污染物，而且含有机污染物。
大气污染对人体的危害主要表现为呼吸道疾病，并对植物可使其生理机制受压抑，成长不良，抗病虫能力减弱，甚至死亡。
大气污染还能对气候产生不良影响，如降低能见度，减少太阳辐射。据资料表明，城市太阳辐射强度和紫外线强度要分别比农村减少10——30%和10——25%，而导致城市佝偻发病率增加。
大气污染物能腐蚀物品，影响产品质量。近十几年来，不少国家发现酸雨，雨雪中酸度增高，使河湖、土壤酸化、鱼类减少甚至灭绝，森林发育受影响。
酸雨是怎样形成的呢？当烟囱排放出的二氧化硫酸性气体，或汽车排放出来的氮氧化物烟气上升到空中与水蒸气相遇时，就会形成硫酸和硝酸小滴，使雨水酸化，这时落到地面的雨水就成了酸雨。煤和石油的燃烧是造成酸雨的主要祸首。酸雨会对环境带来广泛的危害，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腐蚀建筑物和工业设备；破坏露天的文物古迹；损坏植物叶面，导致森林死亡；使湖泊中鱼虾死亡；破坏土壤成分，使农作物减产甚至死亡；饮用酸化物造成的地下水，对人体有害。
各种大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直接危害：
煤烟——引起支气管炎等。如果煤烟中附有各种工业粉尘（如金属颗粒），则可引起相应的尘肺等疾病。
硫酸烟雾——对皮肤、眼结膜、鼻粘膜、咽喉等均有强烈刺激和损害。严重患者如并发胃穿孔、声带水肿、狭窄、心力衰竭或胃脏刺激症状均有生命危险。
铅——略超大气污染允许深度以上时，可引起红血球碍害等慢性中毒症状，高浓度时可引起强烈的急性中毒症状。
二氧化硫——浓度为1－5ppm时可闻到嗅味，5ppm长吸入可引起心悸、呼吸困难等心肺疾病。重者可引起反射性声带痉挛，喉头水肿以至窒息。
氧化氮——主要指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中毒的特征是对深部呼吸道的作用，重者可臻肺坏疽；对粘膜、神经系统以及造血系统均有损害，吸入高浓度氧化氮时可出现窒息现象。
一氧化碳——对血液中的血色素亲和能力比氧大210倍，能引起严重缺氧症状即煤气中毒。约100ppm时就可使人感到头痛和疲劳。
臭氧——其影响较复杂，轻病表现肺活量少，重病为支气管炎等。
硫化氢——浓度为100ppm吸入2－15分钟可使人嗅觉疲劳，高浓度时可引起全身伤害而死亡。
氰化物——轻度中毒有粘膜刺激症状，重者可使意识逐渐昏，虽直性痉挛，血压下降，迅速发生呼吸障碍而死亡。氰化物中毒后遗症为头痛，失语症、癫痫发作等。氰化物蒸汽可引起急性结膜充血、气喘等。
氟化物——可由呼吸道、胃肠道或皮肤侵入人体，主要使骨骼、造血、神经系统、牙齿以及皮肤粘膜等受到侵害。重者或因呼吸麻痹、虚脱等而死亡。
氯——主要通过呼吸道和皮肤粘膜对人体发生中毒作用。当空气中氯的浓度达0.04～0.06毫克/升时，30～60分钟即可致严重中毒，如空气中氯的浓度达3毫克/升时，则可引起肺内化学性烧伤而迅速死亡。
怎样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
2009-12-08 14:59:15
【注】刚刚接受了几家媒体要求我解读一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以下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问】从总书记和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是否可以断定中国经济已经完全复苏？
【答】 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政府一改美国那种通过“单一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来释放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以达到扶持实体 经济尽快摆脱危机的目的，而是采用了政府主导的全方位救市的模式，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加上产业振兴等一些列政策的组合，并通过4万 亿具体的投资扩张计划，终于撬动了处在“严重惜贷”状态下的中国银行体系，无视世界流动性危机最为严峻的局面，积极地向参与“铁公基”项目的国有企业和中 央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贷款。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由于中国政府冲在第一线，所以使得政府能够很快并有效地调动中国金融资源相对集中的银行体系来参与救市 （政府的信用担保起了很好的作用，而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让政府很难有效地集中民间资源来参与救市）。紧接着中央政府又加大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和住行消费 等的政策力度，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新一轮推动中国整体消费水平上升。于是，这种“输血型”的救市方法确实起到了提升大众信心和保证经济增长的效果。现在回过 头来看，我们发现：中国政府用的是一张并非市场原理可以解释的救市手段——即政府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通过中西部的“产能扩张”去解决东部 沿海地区的“产能过剩”的救市战略，用自己擅长的“行政网络”顺利的实现了了提振信心所需要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从总书记和温总理的讲话中，我们 也能看出，中国经济目前的复苏还不是很稳定的，没有回复到市场能够自身造血的健康发展的状态。也就是说，由于当初重视量的维持所采取的这种非正统的救市方 式也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如果不及时解决，那就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的回复，就会导致输血过度或不足而产生的一个没有活力的经济运行模式，它带 来的通胀或通缩或更为严重的滞涨压力会损害我们前期救市的效果，甚至会使我们为了不让经济二次或三次探底而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明年是解 决救市带来的“后遗症”问题的一年，是中央政府从“量变”向“质变”转化（结构调整的真髓）的一年，是奠定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模式的关键一年。
【问】孙教授，你怎么看中央继续强调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我们想请你解读一下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新一年中会有怎样的“新意”？
【答】 我想“新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财政政策的实施方式会发生变化，从政府第一线参与投资和公共消费的拉动经济复苏的主力军角色，慢慢地向“服务 性政府”角色转变。比如，政府要为民间资本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要为提高“含金量”的资本流入（比如，环境优化项目的外资，新能源技术共同开发的外 资，开展品牌服务和提供高端消费产品的外资等）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政府要为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继续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服务，还有政府要为提高中国 企业的技术竞争力提供教育和研发的财力保障，要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继续加快和提高公共投资的力度和效率等。当然，所有那些因为前期量的扩张所可能造成的 重复建设、过剩产能以及形象工程的项目都会受到严格的控制。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中央政府想尽快结束牺牲效率耗费资源的“输血型”经济发展方式，而 是想尽快建立市场自身“造血功能“复苏所带来的有活力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第二，货币政策会更加注意灵活性和平衡性的要求。因为，中国政府从其他国家结构 调整的经验和教训中得知，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再科学的结构调整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放慢等现象，从而导致社会对改革信任 度的降低，严重的话会使得政府不得不放弃本来应该重视和贯彻到底的“结构调整”！为了缓解“短痛”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中央政府可能也会控制和放 慢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的进程，这可能不得不让中国经济会处于一个因为结构调整不合理或不到位，而导致它陷于一种慢性的长期阵痛之中。所以，明年的货币政策 一定会在充分保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基础上，会进行一些非对称的调控手段，即对过热的行业进行“信用配给”或加大贷款利率和窗口指导，银 监会也会加大相关信贷方面的监管，而对需要扶持的新兴产业则给予优惠的融资条件，以此来改变目前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的不良局面。甚至在适当的时候，会 通过口头干预和直接干预的方法，让价格泡沫过于膨胀的市场释放掉积累过多的风险，并通过这种“释放风险”的做法诱导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再回归”。同时也 教育投资者不要一味的去“追涨杀跌”，过度看重眼前的财富效应，从而鼓励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去进行长期的价值投资（这也为企业提供良好融资环境和保证金融资 本服务于产业资本的重要保证）。否则，脱离企业主营业务绩效的、过高的金融资产收益率和日益低下的实物投资的收益率，一定会产生金融资产泡沫不断膨胀这样 深刻的问题。总之，明年最富有挑战性的就是货币政策！它既要保增长（从而保证结构调整的成本最小）又要防通胀，既要控制国内的信贷膨胀，又要抑制国外热钱 的大举流入（迪拜危机后国际资本会更加追捧亚洲市场，更加看重中国市场）。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具备随机应变的调控能力。而作为投资者、企业家和个人消费者则 更要密切关注中央银行货币调整的时机和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投资和消费时机的把握在未来的一年中，难度可能会不断加大。因此，心里要做好充分的准 备才行。
【问】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充分强调了刺激内需的重要性，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为了提升中国大众的消费能力，挖掘中国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
【答】 是的，尽管我们还处于经济的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在目前是我们的优势，投资增长的空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十分可观（它们在高速经济增长期也表现出一样的投 资主导的特征），而消费市场的能量因为还处于经济发展阶段这样的客观因素，所以，很难在短期内像发达国家那样替代投资成为推动经济的市场主旋律，但是，我 想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动内需作为明年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战略性的思考：首先，中国经济从总体规模上看将成为超越日本的世界 第二大国（尽管支撑内需的人均收入还处于世界的第103位），在当前全球经济尤其是一直以来支撑世界各国出口市场的美国经济还没有摆脱金融危机的深度影 响，国内经济失速的发展反而非常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来帮助它“解脱”困境，所以，中国政府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避免无谓的国际纷争（有时它是以 “中国威胁论”的思潮抬头反映出来的）和保持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得不下大决心来挖掘中国潜在的消费能力，由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目标。第二，这场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让中国看到了金融全球化给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添上了重重的负担和风险，在看不到有效地监管美元主导的 国际货币体系运营模式和美国双赤字继续膨胀（由此结构性的产生美元长期贬值和美国利率下滑的态势）给中国外汇财富所可能造成的更大麻烦（美国方面对我们给 予它们的流动性支持并不领情，并声称这场危机中国也有责任），我们需要一个国内市场来支撑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所需要的产能扩张（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种 客观表现）的局面。第三，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必须建立在客户导向的市场基础上，如果我们一直安心于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一直安心于这种解决中国就业的传 统模式，那么，我们的产业就不可能把提高附加价值服务高端客户的理念根植于企业内部的战略发展计划来谋求利润的最大化，于是，日益增大的中国富人阶层除了 对高档房地产投资的需求外，就会把大量财富带出没有品牌、没有高附加价值、也没有诚信的中国消费市场，他们财富的流失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恶性循环的 根源之一。具体表现为轻视教育、轻视研发（或者客观上是由人才不足导致）、过度追求高风险的收益来源（股市、楼市的泡沫因为社会整体的过度投资而引起）、 贫富分化加剧（富人财富向国内中低收入阶层的有效转移渠道因为生产结构的不匹配和经营理念的不到位而严重缺失，社会仇富心态也在恶性膨胀）、企业对汇率和 利率波动以及海外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十分敏感（因为保持价格优势是中国企业目前壮大的命根子），政府和金融机构外汇财富风险不断累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 很难体现等各种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所以，如果伴随收入良性再分配的市场内需机制能够盘活起来，那么上述问题就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改观。
一句话，培育市场、唤起内需非常重要，但任务艰巨。这主要体现在供需两大层面上：从需求面上来讲，今天，影响中国经济内需增长的障碍主要来自于三大方面。 一是在广大的农村，有消费愿望但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十分严重，今天中央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通过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来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是释放 这种消费能力的关键所在，但在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环境中，如何让农民按照市场的运营模式积极加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农村城市化建设中，这是未来我们所需要挖 掘智慧、拿出勇气来解决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二是即使在城镇，通过这30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居民的财富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是，却依然存在有 消费能力但不愿消费的问题，而今天如何推动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建设，将是解决中国居民过度依赖（金融）投资以达到“自我担保”效果这种“非理性”选择问 题的一个关键环节（它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强调的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今后中国大部分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未富先老”的局 面！三是我们不能回避中国经济今天所面临的非常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富人群体虽然是少数，但掌控着中国大量的财富资产。而且他们财富增长的机会比起上面两 层群体要多得多。但是，同时他们又有旺盛的消费愿望和消费能力，只是在国内无法完全实现他们所渴望的消费方式而已。这里有我们厂商产品的定位问题，有我们 自身品牌不过硬的问题，也有我们产品的诚信不到位的问题，当然有些消费虽然能够实现，比如高档的住宅楼，但这种消费可能会带来八成中低收入的生活成本增加 的问题，解决不好后者的问题，不仅是内需不可持续，而且会破坏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寻找没有负面影响的刺激富人消费的模式是中国目前这种特有的经济结构 下必须接受的一个重大挑战。它比单纯地向富人征收高额的税收，比如开启遗产税（产权没有明晰的情况下很难操作）效果会更快些，毕竟很多富人在原始积累过程 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正是其中一批批当初的企业家的努力才推动了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于是，提供富人向消费的东西而又不会增加其他人的麻烦，是中国新增 就业机会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建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发展文化产业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高要求和 高向往）也许提供了解决富人消费模式的一个很好的范本（实际上也是一个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所得和就业机会所带来的良性的收入再分配的过程）。
从供给面上看，阻碍中国产业结构按照国内市场需求成功转型的因素也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物流、售后服务、消费意识、诚信文化和公平竞争程度等方面所反映出 来的商业环境没有国外那么成熟，所以，即使国内存在潜在的消费市场，但消费者和厂家都会感到“不安心”，显性和隐形的交易成本很大，而这些状态的扭转不是 一蹴能就的。二是专利保护的环境和创新文化严重缺失。优秀大学生主动去创新立业但遭到担心孩子生活稳定的家长们激烈阻挠的案例常有发生。而且，由于专利保 护的制度还没有成熟，扶持创新的金融环境也还刚刚起步，所以，我们既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一次创新活动，也没有像日韩那样根植于企业内部的大规 模的二次创新活动。相反，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上却反而能表现我们自己所向披靡的国际竞争优势。三是人才流动（甚至更广泛的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较 高，无论是（同等国民）待遇问题，还是工作机会问题，无论是教育质量（也包括社会伦理）问题，还是生活环境成本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企业自发的融入产业结构 调整的活动中。而过度依赖政府去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执政部门如果不注意方式很可能会带来更多负面的外部性。比如，重复建设、形象工程、腐败贿赂、 国进民退、恶性竞争等问题就会不断冒出。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拿出具体的有效解决方案可能还需要时间。
【问】现在根本哈根正在召开全球气候治理大会，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节能减排的重要性，你怎么看待日欧发达国家主导的低碳经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答】我们要注意低碳经济发展的程度，随时做好调整自己思维方式的准备。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某些国家所提倡的未来发展的理念问题，而是世界经济正在朝着一个“新标准”迈进的过程，美国这次虽然落后于日欧的发展，但是，从它对自己汽车产业的治理力度上，从两位华裔部长前期访华的内容上都能看出它在奋力直追的态势，不想因为在新的标准下自己的落伍而丧失美国技术竞争和企业品牌在世界经济中绝对和相对的优势地位。中国虽然现在非常关注低碳经济的发展，也在逐年重视我们自身的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培育，但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新标准如何在我们现有的重工业主导的产业机构中渗透进来，它所带来的放弃旧产能引起的增长放慢、失业增加的风险该如何消化和分散。如果我们力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义无反顾的发展我们在维护“现有标准” 基础上的产业，那么未来真得低碳经济加快向我们走来的时候，由于我们整个社会基盘没有相应的匹配上来，那么我们技术上的弱势、产能过剩的局面、研发导向上的错误等，都将会让我们已经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途的成果白白废弃。所以，究竟是提前接受低碳经济加快针对性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还是继续发挥我们现在的比较优势来维持增长和就业水平，这不光是我们决策部门要做的艰难选择，也是我们企业、甚至个人都要做好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准备。否则，我们就应该安心接受我们发展阶段所需要我们的加工贸易形态，由此也就不得不背负低附加价值、外汇资产风险增加的负面影响。直到我们人均收入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再来思考这类大国引领世界经济的问题。不过，有很多学者指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互为促进的。但我们也看到，盲目的产业结构转型导致经济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也不在少数。这里面真的需要全社会的智慧、勇气和共识！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闭幕，“通胀”又引起极大的关注，甚至有些人认为“甚嚣尘上”，已可隐隐听见脚步之声。
商务部8日在其网站发布消息称，上周，中国57种主要食用农产品中，价格周环比上涨的占七成半以上，其中蔬菜价格涨幅较大，18种蔬菜批发价格平均上涨六个百分点。粮食价格小幅上升，肉类价格稳中有涨。 中国广播网12月8日的消息，北京新发地市场11月的监测数据显示，46种蔬菜中，有42种蔬菜价格上涨。其中，不少蔬菜价格涨幅翻番，包括白菜、油菜、茴香、蒿子秆儿、芹菜等，占到蔬菜种类的近一半。北京市11月菜价月末比月初上涨36.31%，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3.57%，是今年各月涨幅最高的1个月，这种情况是近年比较罕见的。国家统计局11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50个城市11月中旬主要蔬菜价格旬度平均涨幅为20%左右，水产、蛋类、粮食、猪肉等的价格也小幅上涨。连茅台也在涨价。
近来大蒜疯涨四十倍、辣淑卖出羊肉价，食用油两大巨头跟风提价10%以上，粮食和面粉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猪肉价也是蠢蠢欲动。一时间让人们感到风声鹤唳，农产品大有全线一触即发全面涨价的势头。在目前国际粮食出现降价的总体趋势下，为何我国的农产品出现了这样涨价的趋势？
其实这还得从我国今年在全球一花独放找原因。大雪效应、甲流概念等都只不过是因素之一，但只能是触发因素而不是核心因素。最核心的原因应该是近一年来的宏观经济过分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大量的资金进入到房地产已把房价炒翻了天，目前二线城市的房价全线飘红。而目前我国整体经济流动性过剩愈演愈烈，大量资金必然要找价格低而又涨价潜力大的产品，农产品经过去年我国政府的人为打压，价格与价值一直严重背离。好像什么都在涨价,无论通胀是否来，目前钱太多推高的资本价格很是让人担心。目前市场预期的通胀，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流动性的过剩。过多的流动性带来的泡沫让人警惕。从全球来看，前一年各国央行放出去那么多的流动性，通胀压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农产品价格上涨是中国出现“资产性泡沫”的前奏？
其实在农产品涨价前，石油价、水价、电价都已通过各种借口，轮翻涨了价。首先是油价，在别的不与国际接轨，单要价格接轨的口号下，国内成品油价格经历多次上涨调整，目前油价比国际原油接近150美元时还要高；而电价也于11月20日提高，通过给居民低定额为涨价找到了借口，全国非民用电价每度平均提高2.8分钱；20日，北京市将非居民用水水价每立方米上调了0.4元，上海、天津、南京、广州、沈阳等城市的水价也不断地上涨，水价、电价、天然气……。都在涨价或者酝酿涨价。“资产价格”的上涨使资产泡沫的警惕并不是空穴来风。
更多的，能源、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主要工业品价格，自10月下旬以来，也出现现不同程度的涨价。据报道，苏南的很多民企贷款开始囤积铜锭、钢材、煤炭等生产资料，而不是直接投入生产，好在明年通膨胀时高价出手。
更牛的是，在民众和市场都认为通胀预期比较强烈时，不少砖家发出了“中国短期内不会发生通胀”的观点。
在这些价格的挤压带动下，农产品的涨价也就成为必然了，因为油价、水价、房价涨了之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必然涨价，而农产品涨价有两个特点，跟风效应明显，一两个农产品涨价，很容易带动其他农产品跟进。而大批农产品的涨价，也是发生通货膨胀的罪魁。原因很简单：农产品大多数属于原材料，属基础性产品，它的涨价，必须会带来餐饮业、服务业的涨价，而这些产品的涨价，又会带动更多的产品涨价，从而发生全面的物价上涨，即而引发通货膨胀。
一亩北京四环内建商品房的地等于171万亩种小麦的地价？
农产品价值与房子的价值价差目前已到了一个惊人的可笑的地步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北京北京四环内的水泥房子一平方米在已到奔3万元了，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假定市场小麦价格收购价格每公斤0.45元，这样一算，城市一平米房子可以购买6万公斤小麦，也就是12万斤小麦，再假设目前我国比较高产的小麦亩产也就700斤左右，这样为了买城市的一平方米房子，需要农村小麦地171亩才能生产这么多的粮食。一亩地大约蓝球场那么大，可以建400平方左右平房，如果建20层的楼房可以有8000平方米，假定按目前的平方25层，就是10000平方米。这样算下来，北京市（四环以内）一亩地，值农村种地农民10000*171亩=1710000，170万亩，真是悬。城乡差距，原来就是这么弄出来的。北京的一亩地真的能抵得农村的170万亩地？
大宗农产品靠国家宏观调节远期看副作用会更大。
当然各位看官认为，目前的涨价主要集中在蔬菜与食用油等弹性比较大的产品上，面、米等大宗农产品有国家收贮制度，也就是说国家掌握了定价权，在出现主食产品价格上涨时，国家可以通过抛贮来平抑物价。但其实国贮粮调价也有一个弱点，也就是假如今年其他农产品的价格都上涨许多，而主粮价格如果被国贮粮价格压得过低的话。明年农民就会用脚投票，也就是少种或者不种。因为目前在所有的农作物中，小麦与大米的生产效益是最低的，农民一年忙下来，每亩的收益极低，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一年种粮的收入还赶不上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如果小麦与大米的价格过低，农民弃种或者少种，不但会引发供给短缺造成的粮价暴涨，而且还很可能引发粮食安全问题。所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可能粮食如果上涨，国贮粮不会选择进行狼命的打压，这样农产品全线上涨的势头就更猛烈了。
（评论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未来需警惕短期投机行为带来的风险
2009-12-09 13:58:30
怎么这么快就变成后危机时代了？我相信这个提法今后很快会流传开，虽然还不是一个很正式的提法，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没有提，但是在媒体当中我相信这个词很快会流行开。作为研究经济现象的人，我就问危机为什么这么快就变成后危机？我提这个问题是，我们对未来都很多方面不完全知道，又希望知道，其中一个办法就从我们过去的认识当中去吸取经验教训。就是我们当时对危机怎么估计的？这种估计里头哪些是对头的，哪些是不那么对头的。
原来不是说危机，我看全球对这个危机都是从估计不足转向估计的过于严重，这是普遍趋势。估计不足我们讲了，因为最早是次贷，这么大美国，1万来亿美元的次贷不算什么事情，开始都是这个看法。但很快随着世界的严重，人们的认识也会变得严重。流行的看法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是百年以来最严重的。百年就是1907年最严重的，超过了1929、1933大危机，但是至少到目前来看实际情况没有证明这样的判断，1929年到1933年持续了4年，失业率高达四分之一，无数的公司、银行垮台，无论从范围、强度看，如果说现在后危机是一个确定的提法，至少这一波美国次贷引起的危机，看来没有像1929年、1933年危机那么严重。这里头我们总不罢休问什么道理，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大的危机，满打满算一年多不到两年，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后危机。我想首先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想如果比较这场危机跟1933年的危机，至少在两点上是不同的。第一1933年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当时发达国家圈子内主要是在这个范围内，然后影响全球。今天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世界就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契机，带来了中国、印度、前苏联、前苏东国家等一大批跟发达国家没有多少贸易往来，没有多少投资往来的这么一个经济体。也就是全球有两个很大的板块。一个是人均工资差不多是100倍，与中国、印度、前苏东国家，我们中国来讲，印度来讲，1%到3%这种水平，这两个板块过去是不碰撞的，来往很快的，冷战的壁垒隔开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印度的开放，前苏东的开放，这两个板块现在开始交融。从经济学角度看，这里头会激发巨大的比较优势。因为比较优势就是要互相比较，隔开就是不比较。开放就是使原来不比较的变成可以互相比较的。这里头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
因为如果一辆汽车年收入6万到8万美元原来只有这些工人可以生产，现在年收入3000美元，2000美元的工人也可以生产，这里头产生极其巨大的替代、来往、产业转移、结构重组。它也可以释放巨大的力量，使得这两个板块的消费者都获得巨大的利益。发达国家可以生产技术资本含量更高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后起之秀可以完成替代，可以完成产业的转移。这个局面是1929年，1933年不能够想象的，因此这次虽然发生很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全球这个基本面现在看来没有改变。问题是金融出了问题，发达国家的进口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口出问题，是这么一个连续的过程。只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稳定住，因为需求是通过金融完成的，金融稳定住这个需求就会稳定住，而这个需求我不是那么相信我们现在跟发达国家这么高的工资差我们的学习曲线提高，很多产品从不会做，到会做，会做的比较好。这里释放的潜力可以到此为止。所以这个基本面我认为跟1929年，1933年是不同的。
还有一点不同，1929年，1933年主要发达国家都是金本位的体制，也就是这个货币是挂在黄金身上，那么挂在黄金身上的货币它的好处是不能轻易的引发通胀，它的害处是在衰退和箫条的时候，各国当局没有手段可以释放货币来刺激经济。1929年，1933年危机走出来，分别是美国、英国主要国家跟黄金脱钩作为一个契机，脱了钩以后这个危机很快就出来，今年这一次发生的危机，普遍发生在所有主要货币已经早就跟黄金脱钩了，不再跟黄金挂在一起，完全是法定货币的时代。
这个给各国刺激经济，要不要刺激？当各国恐惧的时候要不要大手放资源？只要这个决策障碍突破，这个手段是有的。所以无论美国、欧盟、中国都大手的向市场当中注入了流动性，注入了货币。这个条件是法定货币时代提供的，我的看法实体层面分析是两个大的经济板块，从格局、冷战走向开放，然后激发巨大的比较优势。本质上会造福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也会引导整个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达到一个以前不能达到的高度。
第二一旦金融出问题有一个后手期可以走，因为手里有大量的资源，因为美国的美联储可以直接用基础货币去购买美国国债，过去讲的超经济发行，财政有问题货币直接就硬了，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危机，不可能简单重复1929年，1933年那个条件下的危机。所以你看我们开始来势汹汹，但是跟亚洲金融危机看来，差一点，没有那么严重，亚洲金融危机差不多一年就过去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我们很快就讨论后危机时代，在我看来跟这一点有关。
具体到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也有一个从估计不足到估计过于严重的这么一个过程。最严重的时候是2008年的10月份，因为这个时候受金融危机，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出口掉下去了，出口的下调确实是史无前例，从每年平均增长20%、30%这种高速度，变成负的20%，里外里大概有50个百分点的下调。中国的工业大量依赖出口，所以刚才信产部的领导讲了，工业掉下去，而工业是中国GDP增长主要的推动力。所以这样连锁反应全部出来，所以2008年10月的时候，对形势有非常严重的估计。
比如说经济学界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认为2009、2010年中国一定是负增长，不要说保8%，保0%都是非常困难，这种估计是跟当时的局面有关。但事后看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出手快，出拳重，4元亿，另外加上三年7500亿财政性医改的投资。同时超出经济研究人预料的，投资信贷超过过去10万亿，这是没有想到的。当然还有实体经济的原因，也超出我这样的人的预料，出口大量打下去，民营企业就下去了。
结果到今年一年以后，最严重的冲击一年以后，我们看统计的数据，规模以上民营工业的增长势头出乎意料，比国有和国有控股部分平均你看每月的数都要超10到15个百分点之高。就中国这个经济微观上还是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发展冲动。个人、家庭、企业、地方。原来04年以来宏观调控是怕经济过热，基本的政策，对内的政策是抑制性的，防止太热翻车。这次一冲击，把这些抑制性政策差不多全部解开，中国的微观基础看来还是不像发达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社保体制改革，当然要很好的改，很好的完善。但是社保体制不完善也有一个副产品，就是但是肯干，因为不干就没了。所以你看农民工从2000万回乡，我注意铁道部的记录，回乡不久又出来了，还在找新的机会。加上政策，加上银行家到一起，中国的经济很快就恢复回来了，不但不是什么保0%困难，负增长，而且今年8%没有什么悬念。所以我的看法这些事情的发生从危机迅速变成所谓后危机，无论全球还是中国，事后来看它是有迹可寻的，我们要从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我们的基本格局，要从中国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开放，融入全球化，带来全球基本格局的变化，我们从当今的货币制度，汇率制度来理解这场危机为什么来势很凶，但是现在看去的也很快。
往后看怎么看呢？我不做预测，我讲思想方法。我说所有的企业家、地方领导人，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因为做决策要面向未来，明年怎么办看估计，我们常常做事情受过去发生的影响，受惯性的支配，现在很流行的看法还是很担心的，担心这个增长不稳固，不可靠，这个是主流的看法，这个看法有道理。
但是我想利用这个讲台的机会也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惯性到底有多大的支配力。从数字来看，目前为止今年前9个月的数字，我们的投资对GDP的增长贡献，7.7的贡献是70%以上，消费的贡献是4%，4个百分点的贡献。出口是负的3.6%，加到一起就是7.78%，所以全年看这个惯性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对2010年，2011年的影响出口多大程度可以回来，投资不会很快下去，消费也不会下去。关键是出口如果一上来，从负的增长，负的20%几的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从负的3.6%，如果变成负的2%的贡献率，甚至变成0%的贡献率，甚至变成正的贡献率，那中国经济就会有一个很高的增长，在2010年和2011年。
这种局面并不是完全不会出现的，那么这种局面出现的时候，相应的非实体部门会带来大量派生的效果。这主要就是大量投放到市场当中的流动性，它会在整个市场里漫游，可能由于各种情况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地带集结，会带来相对价格较大的变动。一个时期之后是价格总水平难以抗拒。在这个局面下我认为我们要看好里面的机会，也要看里头的危险。因为这些相对价格的变动，由于货币的推动不一定是持久的。现在流行的看法是说我们看不见通胀，因为CPI、PPI都是负的，我同意。现在确实按照传统经典的定义，如果把通胀仅仅看作是消费物价指数，我们确实现在看不到通胀。
但是也有一种货币理论认为，货币多了以后是物价总水平会变动，不单单是消费物价，我们怎么解释黄金的价格呢？怎么解释房价呢？土地的价格呢？解释某些投资品的价格呢？所以我的看法未来几年，如果说在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危中有机的话，我们在未来经济复苏的时候，因为我的看法是复苏某些失衡也会跟着复苏，某些失衡复苏，某些矛盾也会复苏，当某些矛盾尖锐的时候，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政府这个政策重点，都有可能发生比较迅速的变化。这个其实认真的读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它其实所有的要点都放在坚持走政策的稳定性、持续性，但是灵活性、针对性这个词也用进去了。所以我们做未来决定的时候我们还是从很基本的方面看。
我的看法，全球基本面，中国基本面都是非常好的，冲着这些基本面进行投资、技术改造、管理，一定在未来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但是对短期的投机活动，如果过于积极的做反应，在未来有可能是比较大的危险。谢谢各位！
两极分化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
2009-12-09 13:54:08
当下的上海，进入了一个较为困难的阶段：在全球金融危机下，承受了GDP增长速度从波峰到波谷困境的上海，其GDP在全国的比重逐年下滑。在2009年一次上海市内部研讨时，一位专家悲观地指出，“上海人均GDP已经到了1万多美元，上不来了。”在这位专家眼里，这样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12月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按一些专家的解释，是指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它所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这些经济体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停滞或徘徊阶段，难以出现质的提升。按这一说法，上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遭遇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实际上，上海只是个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都面临这一问题，只是承程度不同而已。近段时间，许多官员和经济学界人士不断发出呼吁，要尽快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困扰。有分析认为，当前摆在这些地方政府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应对得当，继续保持快速发展；二条是转变增长方式，由发展重化工转移到发展服务业上来。
在上述两条中，后一条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长三角和珠三角当前紧迫的任务是调结构的压力，即如何在保GDP增速的同时，增加普通民众的收入，缩小两极分化。发展服务业可以大量增加就业，减少贫困人口。
人们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发展“奇迹”的背后，最突出的问题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相当严重，一些城市职工工资性收入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扩大。
以上海为例，从2007年上海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高收入行业诸如金融行业、电力邮政等公共事业垄断性企业、科研与技术服务业、采矿业、卫生教育等政府事业单位的工资性收入涨幅远高于上海市平均工资性收入涨幅57%，其中金融行业涨幅达到138%。一些高收入行业的职工人数增幅远远高于全市平均职工人数增幅46%，比如信息行业职工人数增幅为142%。
从上海职工工资性收入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收入水平快速上升，高收入群体规模不断壮大同时内部不断分化，基尼系数由0.2165上升到0.3081。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是，伴随上海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快速国际化、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收入分配逐步分化，中高收入阶层快速形成，收入不平等逐渐显现。
与上海相比，珠三角地区的问题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相当严重。根据广东省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8年珠三角人均GDP达9019.9美元，其中广州、深圳、佛山人均GDP更超过1万美元大关。如果按常住人口计算，深圳的人均生产总值最高，达到人均1.31万美元。
然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使广东目前同时拥有全国最发达的地区和最落后的地区。广东21个城市中，仅占全省面积23%的珠三角7市，集中了全省78%的经济总量和85%的财税，而粤北山区7市和东西两翼7市各自的人均GDP，仅是珠三角的1/5和1/7。统计数据显示，2003至2008年广东各区域人均GDP的基尼系数逐年增大，由0.2647上升到0.3057，扩大0.041，显示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程度逐渐加深。
这些数字的对比无疑是十分惊人的。可以说，社会两极分化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因为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是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极少人手中，相反，一部分居民工作和生活却没有保障，变成新一代的城市贫困家庭。就社会稳定来说，贫困人口的相对增加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因素。他们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增加，很多人迫于生活的压力走上犯罪的道路，作出危害公共秩序的事。
由此可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固然重要，但是，各级政府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消除贫困，缩小社会两极分化上来。着力点是“恢复经济平衡”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方向，重心是缩减收入差距，贫富不均。这包括给予下岗工人以及待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向他们提供教育、房屋和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只有创业板大扩容才能恢复市场均衡
2009-12-09 13:48:52
创业板扩容，是证监会向投资者展示市场化决心的良机。
创业板扩容在即。截至12月4日，创业板首发申请获得通过的公司已经达到13家，创业板第二批上市公司已于7日下午拿到证监会批文，8家公司有望成为幸运儿。如果要让创业板尽快恢复理性，恢复市场均衡价，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满足条件的创业公司上市，让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让越来越多的保荐商挤入创业板市场，这才是恢复市场均衡价的惟一途径。
有人认为创业板扩容是为既得利益集团张目，这是胡说。凭什么创业板只能为28家上市公司张目？让这些公司的承销商、保荐人、原始股权拥有者、操盘的游资尽享资金泡沫之利，让他们提前享受纳斯达克市梦率的狂欢？他们既没有培养出足以与微软、与比亚迪抗衡的创新型公司，更没有显示自己的责任心，获得暴利只能说目前的市场出现了扭曲。
只有让创业板集群上市，才能驱散笼罩在创业板头顶的暴利与炒作阴影，仅仅依靠封杀“解某某”的帐户无济于事，一个解某某倒下去，会有无数个“解某某”站起来，这是市场逐利性与庄家的操作手段使然。并且，深交所封杀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创业板的流通性，难道监管层愿意看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推出的创口板死气沉沉？
有人认为放慢创业板上市步伐是建立稳妥的创业板所必须。对于创业板的严格要求体现在审核的过程中。事实上创业板受到了比其他板块更苛刻的对待，却不能阻止创业板成为其他板块更疯狂的公司。WIND资讯相关数据显示，今年9月开始审核创业板企业以来，截至12月1日，共有55家企业上会，除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在本月4日上会外，其余54家企业的上会结果均已公布，其中，共有41家企业过会，2家企业审核资格取消，11家企业经审核后首发申请被否。自新股发行审核重启以来，总共有21家公司IPO申请被否，而11家创业板公司就占据了半壁江山，占比为52.3%。与此同时，与创业板有比照效应的中小企业板公司过会率却高达93.1%。在58家中小板过会公司当中，仅四家公司被否，它们分别是湖南凯美特气体、苏州通润驱动、安徽省司尔特肥业和福建榕基软件。整体来讲，创业板公司不足76%的首发申请通过率，也低于今年以来含创业板在内的所有公司83.92%的首发申请通过率。
这真是奇哉怪也，难道创业板不是培育创新型公司的土壤吗，没有必要地让创业板上市公司无度成熟，审来又审去，实际上是监管部门又在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进行政府信用托底，请问，以后万一有创业板退市、投资者血本无归到底算在谁的帐上？说是投资风险自负，但当初不是监管层已经反复审核了吗？人们当然有理由责问审核者的专业素质与道德修为。创业板的审核者对于造假者当然要严厉把关，但对于前两年赢利多少没有必须多加干涉。
中国有庞大的嗷嗷待哺的创新公司，创业板上市资源据说全球第一。据今年4月记者的采访，在广东证监局备案的拟上市公司大概有90多家；湖南省进行股份制改制的企业将近200家，申请通过发行股票上市融资的在100家左右，有50多家跟券商签订了上市辅导协议；湖北省内后备上市资源是282家，其中符合创业板条件的有120家左右。其他各省大同小异，加上新三板等，等待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如过江之鲫。
还有一个奇怪的理论是再推创业板上市公司会获得高市盈率，第二批上市者会借助第一批上市泡沫的余勇再接再厉，继续制造泡沫。截至12月7日收盘，创业板平均市盈率为118.75倍，与平均市盈率最高值127.65倍相差并不多。创业板目前市盈率超过100倍的公司达到8家，而市盈率达到80倍、90倍的公司更是比比皆是。
创业板第二批上市公司会继续产生泡沫是因为扩容，这个逻辑实在不通。现在每个炒股的人都在关注M1、M2数据，如果说目前是货币泡沫制造了创业板的泡沫，那么，只要货币泡沫不消失，资本市场的泡沫就会一直存在，除非融资、再融资的步伐跟得上资金流动性的步伐。要抑制泡沫还有比加息、扩容更好的办法吗？今年之所以楼市狂涨而股市不涨，融资、再融资“功不可没”。
管理层心知肚明，因为他们正在用扩容的手段调控股市，可见，目前创业板不扩容，是因为他们过于厚待首批创业板上市公司了，也过于厚待创业板了。他们把创业板养在温室中观赏，同时急于开创另一个股指期货的市场。
注：美元走强，金价下跌，中期小调整。
汇金李剑阁先生给了银行股当头一棒，表示不会以红利充资本，银行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走资本市场融资之路，找新股东买单，二是今后资产证券化，把分散分摊给社会投资者。
高端房地产冷风飕飕。
连续数天在CCTV2午间的环球财经连线谈低碳经济，目前国内低碳交易零零落落，没有标准，光有市场空壳，企业不重视，只想着申报CDM项目赚钱，不成个气候。政府同样如此。将来标准制订权必在美国，在此之前欧美会为争夺标准制订权大打出手。这次中国不应再为鼻尖前的蝇头小利丧失城池，中国的内部碳排放交易标准与交易必须强力推进。
穷国”为什么钱多得花不完
2009-12-09 13:46:29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总需求不足。为什么？经济学家各有说法。我的解释是，信用不足。”
3月23日，在“第二届山东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演讲开门见山。
穷国为什么钱多得花不完
茅于轼认为，我们这个穷国发生总需求不足的情况，很奇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是没有钱；而中国是钱太多，花不完，这很不正常。
有数字说，我们生产出的东西，消费掉的只有60%多。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储蓄率在所有大国中间是最高的。比中国储蓄率高的，只有新加坡和韩国，但它们都是比较小的国家。
总需求是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减掉进口剩余的纯粹出口部分构成。在我们国家总需求中，出口占的比例只有2%，可见，举足轻重的部分还是消费和投资。
茅于轼认为，消费领域的信用问题，主要是假冒伪劣和价格欺诈。消费是一种交易，一个社会的信用会决定交易费用的大小，而交易费用的高低会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信用短缺无形中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摩擦力，使企业的资金周转度减慢，效率与效益变得低下。而在信用充足的地方，一笔同样数额的资金，可能交换使用四五次，但遭遇信用危机时，这笔钱可能一年只流动一个来回。
他说：“信用不足不仅影响消费，更重要的是影响投资。”
从根本上讲，一个社会扩大生产能力必须要通过投资。从前，计划经济时代，投资项目总是太多，那时候是投资饥渴症，给多少钱都用得完。
茅于轼说，这种现象很正常，大家需要更多的财富，更大规模的生产，因此必须有更多的投资。然而，现在大家还是希望有更大规模的生产，更多的财富，可为什么缺少投资呢？
“储蓄变不成投资，我们国家现实问题就出在这上面。”他说，现在，银行里存款比贷款差不多多出两万倍。那是不是没人借呢？不是。很多企业家都缺资金。有的项目非常好，就是没钱。“钱是有的，需求也是有的。”茅于轼认为，影响二者结合的障碍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就是信用问题。
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不一样。商品市场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信用问题不是主要的。而资本市场是钱的流动，银行里的钱怎么流到企业家手里去，就是靠信用。当然还有很多办法，比如抵押、担保等等，但这些也要靠信用。这样，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借不到钱的。而中国总体上讲信用很差劲。“因此，当前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根本上是投资问题，投资问题所在是钱流动不起来，钱流动不起来的原因就是信用上发生了障碍。”
信用与财产的界定有关
茅于轼认为：“财产权的保护直接与信用有关系。”
一个社会的财产能否得到保护，首先要界定清楚，其次要保护。二者同样重要。
他说，信用就是要确定，对将来的变化有所预期。如果你对将来的变化捉摸不定，你的财产权就得不到保证，你的利益得不到一个清楚的刻画，那讲信用等于零。
一个发达国家，他的财产权一定是有很清晰的界定，而且严格得到保护。茅于轼说，保护是因为有人侵犯。
谁有权利侵犯别人的财产呢？茅于轼说，不是小偷和强盗，因为他们只是取个巧，抓起来就倒霉了。历史上，除了革命时期穷人侵犯有钱人的财产，一般情况下，总是有权有势的人侵犯穷人的财产。
他说：“财产权保护的真正含义，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能侵犯别人的财产。”
茅于轼把人类历史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财产权，特别是穷人的财产权没有保护的阶段；后一个阶段是财产权，特别是穷人、无权无势的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的阶段。他说，前一阶段的特点就是争夺，有一个人增加了财产，就有一个人减少了财产，社会总财产没有增加，有时还会减少。后一个阶段，没有特权，想发财想生活得好，只能多生产多创造，努力学习实现财富增长，这条路不会侵犯别人的财产，市场经济就属于后一阶段。
茅于轼说，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承认每个人有追求利益的权利。我们的社会是从严重的特权社会过渡来的，现在特权越来越减少了，但还有。所以，诚信的基础，说到底，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平等和自由，也就是没有特权。他说，当前亟需依法界定财产权。
信用改善是量的问题
对于如何建立诚信社会，茅于轼说，这很难，但也很简单，就是一句话：让守信用的人得到好处，让不守信用的人受到处罚。
首先建立个人信用档案。他说，现阶段不需要对每个人，而应首先对经济活动中的关键人物建立信用档案，如会计师、承包商、经理等。特别要把个人所得税记录，变成个人信用的依据。
茅于轼说，社会丑闻非常有害于社会诚信的建立。丑闻，就是破坏社会信用的消息。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丑闻，但必须揭穿它。
他建议，在同业行会中组建讲信用的核心组织，帮助从业人员提高信用，并让讲信用的核心集团得到好处，比如银行贷款比较方便，利息可以降低，可以免除税务检查，工商免检等等，从而吸引别人自愿加入，形成全社会的良性信用循环。同时，这个核心团体要流动，违了规的马上除名，始终保证这个团体有很高的信用。
他认为，改进信用难以突破的一点就是，大家都不讲信用，我讲信用就要倒霉。茅于轼说，信用的改善只有一个办法，从每个人做起。现实一点就是，我做得好一点，社会就会好一点，“信用的改善是量的问题而非质的问题”。
茅于轼说：“增加财富的生产，一直是改革的最主要目标，每年我们都希望经济增长率在7%或8%。但现在财富的增加碰到了信用的坎儿。如果我们不增加信用，那么财富的增加就会出现障碍。”
他说，信用是造成社会福利、创造经济繁荣的条件。他呼吁社会公民：“不要丧失信心，从自己做起。”
为对抗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各国央行自去年以来便通过各种举措向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流动性，而在一系列措施初步显效，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之际，资产泡沫成为摆在各国央行面前的一道难题。我认为应格外警惕过度流动性制造全球泡沫危机。
全球各国通过制造大量流动性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从长远看并不可持续，大量的流动性正在催生资产泡沫，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泡沫有可能在2012年破灭并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大打击。
美国维持低利率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市场产生过度投机行为的主要原因。这是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首次在脆弱的经济及高失业率环境下产生的投机行为。
通过制造流动性去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这种做法实际上收效甚微，且不利于整体经济的稳定。在金融危机侵袭下，各国大力注资的举措只能换取经济的短暂平衡及稳定。这样的措施需要政府源源不断提供大量的资金，且有引发通胀以及资产泡沫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或将导致其丧失足够的财力去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同时在经济衰退时，通胀将使经济情况更为恶化。
近期经济复苏的三个关键因素是存货反弹、财政刺激以及资产通胀。其中，存货反弹贡献比例最大。政府财政措施有效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并通过政府预算收紧抑制了经济衰退的多方面影响。而资产通胀也对全球经济增长有显着贡献，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并且集中在房地产、汽车以及商品行业。但是，目前新兴市场快速的经济正在来自于热钱的涌入以及由热钱引发的资产通胀，这和1995年的情况极为相似。
资产通胀有可能引发下一场全球危机的发生，而美联储提高汇率力度的强弱将决定下一次危机的严重程度。通常在过度流动性持续一年半后才会发生通胀，由于经济全球化，产生通胀的周期或许会长于一年半。以此推算，全球经济很大程度将在2011年面临通胀压力。届时，各国央行将强力采取紧缩货币政策，这将使目前的资产泡沫破灭。
应采取官员问责制度遏制国内经济过热
2009-12-10 15:12:18
GDP增长率可能被瞒报
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但张曙光认为，实际数字应该在11%左右，存在瞒报的可能性。他拿2003年各个省市公布的经济增长率具体数据为例证。
分地区看，只有云南为8.6%，3个省份在9%-10%之间，10个省份在11%-12%之间，11个省份在12%以上，最高的内蒙古增长达16.3%。据此，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实际应该在11%左右，经济是比较过热。
而去年税收增长率更是高达21%，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为此他感到忧虑。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达到了17%，而他表示增值税的增长率应该与经济增长率相当，据此他也质疑国内GDP是否存在瞒报。
经济过热的背后是政府过热
对于目前热议的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张曙光认为，经济过热不是一个总量的问题，而是体制和结构问题，主要是政府、国企投资过热。
他以房地产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房地产并不存在销售环节的过热，但政府批地的增长速度却非常可怕。“前段时间国土系统清查全国开发区，统计发现全国有6015个开发区，总面积达3.54万平方千米。光北京就有450个开发区，而清理后只能保留28个，这些数据太可怕了。”
为什么政府如此热衷于批地、建开发区？张曙光表示主要是地方政府圈地利益过大。每亩地从农民手中征收只需要0.3万元-3万元，而卖出最低是10万元每亩，地方圈地的积极性就在这里。
官员问责制可防经济过热
他认为，与政府过热类似的现象还反映在钢铁、水泥等当前过热投资的行业上，之所以今年一季度钢铁工业在严控下依然增长了170%，主要也是由于地方政府过热。地方政府预期中央要严控新开工项目，所以都抓紧在第一季度开工，结果新开工了1.9万个新项目。
他指出：“解决的办法只能是从体制上下手，包括行政办法，要对投资失误的官员追究责任，问责制就可能有效。我认为要改变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不要光看经济增长，要看发展。”
应放开远期汇率市场
本报记者还问到了目前国内外关注的人民币升值预期问题，他表示长期来看必然升值，短期也有升值压力。为此他主张改变一些做法。例如国内目前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的做法并不可取，内外资企业税率不统一长远来看对国内企业不利。由于外企税率低，客观来说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比如汽车工业，大的汽车厂基本合资，实际扼杀了民族汽车工业的开发能力，只剩下制造能力。”
还有国内目前在外汇上重货币储备，轻视物质储备的做法同样是他抨击的对象。“强制结售汇做法导致了中行和央行的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应该尽快改变为自愿结售汇”。
要一劳永逸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他主张开放远期汇率市场。“风险其实不大，因为境外已经有市场，只要在准入上控制好，境内可以开办。从远期市场上可以了解人民币真实汇率，有了这个市场，才能有均衡汇率。”
中国经济尚离不开房地产行业的“绑架”
2009-12-10 15:08:18
自98年开始的住宅市场化改革，从一开始就承担着摆脱经济危机拉动中国经济的支柱作用。不论是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首先走出困境的只有中国这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
尤其是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07年，中国出口型中小制造业的危机，转型的努力一直没有十分有效，当然，低附加值出口的巨大转型，靠一两年的努力是不可能奏效的，要经过长期的努力，用5到10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一转型。
转型一词成为中国经济的焦点话题。但是，我们并不轻松。中小制造业的危机有很深层次不可解决的难题，比如中小制造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我们认为是信贷支持力度不够，实则不然，是转型压力下的机械设备更新的难题，以及订单的获得难题。而且，信贷支持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小制造业，对于惜贷的中国商业银行，操作层面会出现很多问题。我认为，信贷支持中小企业在10年的实践中力度不会很大。我们在指责国进民退的当下，更应该考虑到的是中小民营企业多年来形成的诚信危机。贷给国企，至少还能保政信贷支持民生，保就业；而支持私企的结果难免会成为炒房的资金来源。
这是其一。
我们再回头说我们寄望的高科技产业。去年在一篇文章《陈宝存：从微软黑屏事件到房地产救市的合理性》中，我专门谈到过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导致的研发热情的缺乏：
聆听了郎咸平教授的讲演，我也在思索中国的中小制造业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东南沿海中小制造业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下能否短期简单恢复？那么微软黑屏事件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国家版权局的专家对此问题有这样的表态：九成以上认为微软用黑屏惩罚盗版“做得有点过”。到会的专家认为微软打击盗版无可非议，但是以黑屏手段干扰用户的工作和心情，涉嫌侵犯了电脑用户的个人财产权和人格权。电脑屏幕是电脑用户的的个人财产，微软没有理由用侵犯他人财产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专家都这样的思维，难怪普通大众了。当然作为老百姓的一员，我也用山寨手机，又便宜功能又好，这无疑是我们的普遍心态，不认为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会影响整体经济发展。
但是，这影响了国内中小制造业恢复，因为我们已经倒闭的中小制造业主要是替外企生产，贴牌而已。这就有了郎咸平教授所讲的6+1产业结构，在我们实现一元的利润时，美国实现六元利润，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你没有知识产权的优势。
对知识产权的无视，我们大家都是有功劳的。但是大家试想一下：中国某个高新企业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还有否有研发的热情？用十年、100亿的时间资金投入，研发出来的产品投入市场，造假链条用不了一周的时间就把产品普及了。非常可怕的局面，但是我们视而不见。那么高科技的产业化，最与中国经济的拉动十分有限。
这是其二。
而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所涉及的恰恰是中国最劳动密集资金密集的产业，不论是煤炭、采矿、电力、储运、钢铁、建筑建材、装修、家具等等，基本集聚了最底层的收入人群。我们在谈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必须注重这些劳动生产率不高的企业人员就业问题。我们更多的国企央企最大的压力就在于保障就业。而这是私企不用考虑的。
房地产拉动的就业人口仅仅建筑行业就大约1个亿，而08年中国房地产危机的影响（与全球金融危机不是一个时点的问题，中国楼市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没有直接的关联）最先导致的恰恰是2000万农民工回乡。这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也就可以理解了中央救市举措以及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稳定房地产行业的真实含义。
这是其三。
金融危机前后的所有预测几乎都在关注09年的就业形势，关注中国经济回暖的周期，那么一年之后的现在，还有多少人关注就业、关注回暖？而房地产回暖功不可没，没卸磨就杀驴，这是很多人对地产行业的看法。但是，没有等来对地产行业的打压。
至于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的新精神，实在不会影响楼市的消费。不过我认为，合理引导消费，使得不具备消费能力的人们延缓消费时限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免时限由2年恢复到5年，其他住房消费政策继续实施。这一表述里面会有两层意思，第一支持消费，第二加大转让成本，最终还是转嫁到持有房产的最终消费者。不过，对与财政压力下，税源不容易新增的地方财政，这是无奈地选择。
这是其四。
房地产拉动而不是绑架了经济。这一拉动至少要高速30年。这是基础工业成长的根本，更是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主要部分。
哪里的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值钱？
2009-12-10 15:05:55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放开中小城市与城镇的户籍限制，想以此来带动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内需的扩大，使国家经济能够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但各位看官质疑了，是不是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相比都不值钱？是不是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政策一出，振臂一挥，那些拥有农业户口的人就应者云集，立马把农业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绝大部分的地区是这样状态。但也并不都绝对了，还是有那么一些地区，农业户口其实比城市户口值钱多了，你给他一个城市户口，他还真平一要嘴。笔者曾多次在国内各地调研，知道一些这方面的行情，就来进行总结一下，告诉各位看官我国都有哪些地区的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值钱以及为什么这些地区的农业户口值钱。
第一类地区是珠三角的许多农村地区农业户口比城市户口值钱多了。
广东珠三角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叫做“外嫁女”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女孩子出嫁了，但户口却不愿意转出去，学生考上大学了，户口也不愿意转走。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按户口的分红制度。珠三角在刚刚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港台商人来了之后，当地农村的土地马上就被建上厂房出租给这些爱国华侨从事生产，当时并没有“征地”一说。爱国华侨对农民也不薄，住了厂房每年要给一大笔房租，这样就可以收取地租，获得土租收益了。当时的村政府还算比较公道，每年靠出租厂房获得大量的租金后，就按户口给全体村民分红。如果你拥有该村的户口，每年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的分红，都不需要任何付出，只要是本村户口就行。
只可惜其他地区的农民就没有这个福气了，主要原因是那个中国政府特色创造的概念：征地。征地的最上层原因是来源于上世纪82年的宪法，不明不白地写上一条，城市土地属国有，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在当时特写背景下，社会主流的思想还是认为什么是公什么就好，全体人民代表就稀里糊涂举手表决就把那个根本大法给表决通过了。有了这个根本大法作尚方保剑，我们的土地管理部门就紧跟着设计了一个“征地制度”，也就是说，农村的地属于集体所有。如果要进行城市化，就必须经过征地环节。最后征地就演变成政府免费或者低价从农民手中把地拿走，然后转手高价卖出的手段。 开发商拿到地，转眼之间就获得了暴利。这也是我们所看到或者听到的为什么全国各地会出现那么多的土地开发官商勾结恶案。这些案子说白了，其实质都是在占农民的便宜。
这个问题要真正得到解决，就必须修改宪法，把城市的土地是国有这一条去掉。原因很简单，当时把城市规定为国有就是不明不白，现在就应该正本清源。其实城市与农村界线是很难去划分的，同样一块地，为什么变成城市了，就必须要从农村集体的变为城市国有的？逻辑上也走不通。这个规定让大批的土地增值，作为土地的原居民农民的利益却一直得不到保护，走到哪个国家都说不通，但却在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却一直发生着。最主要的是，目前已演变在农民最大的不满，我国前几年群体性事件，有60%以上都是与征地相比。这个问题如何不去真正解决会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和谐稳定。
很幸运的是，广东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并没有遵守“征地”这一规定，所以农民从土地增值中获得了不少的收益。珠三角也成了我国最富有的一方。这个不征地政策，为当地的农民留下了一个靠这个农民唯一值钱的财产—土地来获得收入。所以广东珠三角那些村里有土地出租能够获得年分红的村庄，农业户口比城市户口值钱多了。只可惜这样做的地区太少了。
第二类地区是苏南农村地区。
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每个村庄都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虽然以后这些村庄的乡镇企业也有不少被股份化了，或者给卖光了，但还是有一些村庄，留下一大块集体股，每年村集体会有一大块的分红。农民只要是这些村庄的居民，拥有该地的农业户口，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分红。所以讲，在江苏的无锡，真正无锡城的居民有不少比周边农村的农民收入低多了。所以整体来讲，苏南地区的农业户口也很值钱。
第三类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周边的农村。
在偏远地区拥有一块宅基地与承包地可能不值钱，但在北京与上海等这些大都市周边，如果拥有一块地，那可是个宝。如果你拥有一个农村户口，一般都可以有。但如果你有一个城市户口，对不起，在上海可能出几千万都不一定能够买到这些房子。所以讲，离这些大城市近的农民，属于真正的有产阶层，是可以用这些东西变换成收益的。包括过去的城中村，每户农民可以建几层小楼出租，可以获得很高的收入。这些地区由于背靠大城市，农民一般都有一块宅基地与承包地，不少农民通过建“非法”的小产权房，收入也是挺可观的。如果你的户口转出村庄，变成城市的了，你就不可能有这些宅基地与承包地了，而村庄的开发分红以及拆迁的补偿可能都拿不到了。所以整体讲，这些地方的农村农业户口也是蛮值钱的，农民一般不会轻易地为了一个不值多少钱的城市户口而把实质的东西给弄丢了，户口背后的宅基地与承包地还是一块挺大的利益。
第四类就是超级村庄。
也就是那些有一个很牛带头人的村庄，带领村民致富了，村庄的农民一般应该都可以共福利，获得一个分红。一般的大城市周边的农村、苏南、浙江等相对比较多一些，比如浙江横店的徐文荣、江苏华西村的吴仁宝、河南南街村的王宏宾，山东大寨村的郭凤莲。这些村庄在带头人的领导下，经济发展的很凤光，一般这些村庄实行共同富裕，并不是吃大锅，而是给村庄的父老乡亲一定的分红，只要你是这个村庄的人，一般都有份。这样的村庄的老百姓比到城市去强多了，什么东西都有人给、有人管，某种程程度上我把它叫做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只可惜，这样的村庄在我国的整体村庄中，估计连1%的数量都不到。
上述这些地区的农业户籍估计会被当地居民异常珍惜，一般的没有什么含金量的城市，尤其是小城镇的户口对农民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什么时候如果国家废除那个拿走太多农民土地增值红利的征地制度，实行“同地、同权、同利”了，农业户口就值钱了。目前之所以农业户口不值钱，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征地制度给闹的。
（评论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低碳经济
2009-12-10 15:01:43
“如果你乘飞机旅行２０００公里，那么你就排放了２７８千克的二氧化碳；如果你用了１００度电，那么你就排放了７８.５千克二氧化碳；如果你自驾车消耗了１００公升汽油，那么你就排放了２７０千克二氧化碳……”曾几何时，我们的生活开始用“碳”来计算。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之际，“低碳经济”也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地球需要“退烧药”
科学家们认为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多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而在促使气候变暖方面作用最大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其“生命力”很顽强，一旦排放到大气中，少则５０年，最长约２００年都不会消失。因此，推行低碳经济被认为是避免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保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之一。“全球二氧化碳大量排放引起温室效应，使得地球‘发烧’了。而低碳经济为‘生病’的地球开出了一剂‘退烧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杨志形象比喻道。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含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显著降低的经济。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于2003年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上提出。“英国要创建低碳经济，其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开发绿色技术，通过发展、应用和输出低碳技术来创造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在未来的低碳大产业中抢占先机，二是找到新的金融工具———碳，通过碳交易等金融方式保住其金融中心地位。”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说。
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相比，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最终目的是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尽管6年前就已提出低碳经济这一概念，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低碳经济仍然属于观望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以绿色能源为主的低碳经济被认为成本过高、技术不成熟、难以迅速开展，而且长期以来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使得人们很难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然而随着油价持续走高，应对气候变化呼声日高，尤其是去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低碳经济再次成为“香饽饽”。这次，它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理念，而是被当作下一轮新经济的增长点。
走出低碳经济误区
要发展低碳经济，首先需要澄清几个误区：
第一，低碳经济并非“高投经济”。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曾做过这样一个推算：中国构建绿色经济需要在未来20年投资约40万亿元。乍看，这个数据很惊人。但是，如果以年度为基础计算，这部分所需的资金只相当于中国同期GDP的1.5%—2.5%。
第二，低碳不等于贫困，低碳经济的目标是低碳高增长。以英国“清洁煤炭”计划草案为例，评估认为，这一计划将在工程、制造等领域提供３万到６万个就业岗位，到２０３０年它对英国经济的价值将达到每年４０亿英镑。
第三，低碳经济并不意味着高成本。使用新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甚至会帮助节省成本，并且不需要很高的技术。比如，农业生产活动会留下大量农业废弃物。如果处理不当，这些废弃物会释放二氧化碳，加剧全球变暖。而现在有人通过在无氧状态下不完全燃烧农业废弃物，不仅使木炭存在形式稳定，肥沃了土壤，还具有碳储存功能。
第四，发展低碳经济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传统产业。比如英国“清洁煤炭”计划便是针对煤电厂的技术改造计划，要求煤电厂具有捕捉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
第五，低碳经济与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发展并不矛盾。发达国家在发展中过度消耗了地球的资源，现在它们基本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却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杨富强说。他指出，在一定条件下，低碳经济完全可以与发展相辅相成，“中国提出的到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至４５％的目标就与本国国情和发展能力相符，因此能够实现平衡发展。”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低碳经济并不完全是政府的事。低碳经济就在我们身边，节约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装修中少用装饰灯、选用节能灯管，这些都是普通人可以做的。它带来的好处也是实实在在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你会觉得环境变好了。此外，低碳经济会催生一些新行业，从而促进就业。“低碳经济并不意味着降低生活水平，比如夏天空调调至26摄氏度，既保证了正常生活工作的需要，也能最大程度节能。此外，即使是可再生能源，也需要节约。低碳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要求我们对浪费的生活方式有所制约。”杨富强说。
谨防“绿色保护主义”
所谓绿色保护主义是指一种以保护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的名义，对来自于国外的进口商品加以限制的手段和措施。其中以低碳名义征收的“碳关税”尤其值得警惕。
按照《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的条款，如果美国没有加入相关国际多边协议，自２０２０年起，美国总统将获权对来自未采取措施减排温室气体国家的钢铁、水泥、玻璃、纸张等进口产品采取“边境调节”措施，即可以对这些产品征收关税。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碳排放税多是国家内部征收，其目的是督促本国企业和民众节能减排。一些专家认为，将碳排放税变成“碳关税”，用于对外贸易，实质是保护本国企业竞争力，说到底这是一种新的贸易壁垒。
杨志认为，中国应对低碳经济做出清晰的界定，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牢牢把握住话语权。“因为西方国家提出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与我国提出的诸如循环经济等概念是有区别的。而如果双方对低碳经济的内涵和外延的诠释本身就是存在差异的，那么贸易摩擦自然会发生。所以双方应该明确，究竟该以什么作为衡量‘低碳’的指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则提议，中国可以通过征收碳税来应对碳关税，“这样在WTO机制下，被征过碳税的中国产品出口到外国就不会再被征碳关税了，因为不能二次征税。”不过她也同时指出，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通过国际交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向世界表明目前造成气候变化，其主要责任应由发达国家承担，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发展诉求为代价。
金融危机，失败的是国家还是市场
2009-12-10 15:00:50
从问责金融危机开始，就启动了全球范围内寻找替罪羊活动。
抓到的第一只小羊，当然是“次贷”；第二只稍大点的羊，是华尔街；再大点的是美国，最大的羊，身上长满金羊毛，曾经被人描述为生活在梦想的地方，不过，在马克思他老人家的笔下，则是潘多拉的盒子，或撒旦的诗篇，那就是“市场”。进行这次追捕活动的，如果不是“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生产商，就是它的订货者，其基本共识，就是市场失败。
这边很忙，那边也没有闲着。英美媒体的侦探们，开始抓获的替罪羊，是中国、和日本，最新线索，是德国和中国。英国《卫报》12月5日发表题为“造成这场混乱的不仅是开支大户，储蓄大户也难逃罪责”。文章并非完全为华尔街和伦敦脱罪，也承认“鬣狗在做鬣狗该做的事情”，但笔锋所向，是提供猎物的“储蓄过剩”，罪魁祸首是中国和德国两个贸易顺差大国。逼得逆差国持续向顺差国大量出售资产，对于中国是美国国债，对于德国是西班牙的欧元债券、英国钞票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
表面上看，这是“过度消费”和“过度储蓄”之争，其实是掩藏在背后的市场和国家谁更有效之争，以及国家模式之争。其实，造成这场危机，市场难辞其咎，但无论过度消费，还是过度储蓄，幕后真正推手，不是市场，而是国家。
《卫报》有一点说得是对的，造成中国过度储蓄的是国家宏观政策和国有企业的老爷地位。该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写道，“过去10年因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激增，基本与普通家庭无缘。相反，从1997年到2007年，公司利润在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几乎提高了一倍，达到23%。主要受益方是国有企业。这些政治上很有来头的企业享有特权地位——可以获得政府指令性优惠贷款、资源采购受到补贴、低下的工资、工人享受不到保护，因此实际上将收入从工人的手中转到了国有企业手里。”这意思很清楚，不是中国人不爱花钱，而是政府手里的美国长期债券，没有转变成老百姓手里的钱。
美国呢，也好不到哪里去。次贷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缺陷造成的，不如说是美国政府长期的经济扩张政策造成的。格林斯潘的美联储长期实行超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把投资需求的泡沫越吹越大；房利美和房地美一直是政府担保草地上的两只肥羊，实际上成了美国的准国有企业。王秀对此有清晰的说明：房利美与房地美被称为“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简称GSE，可译成“政府授权企业”，其实就是“政府负责企业”，或“政府主办企业”。两家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某些政府机构职能，国企的大锅饭弊端在这里都能找到，两房并以这种“准国有”身份享受着特权，包括可以免交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各类税收，分别享受来自美国财政22.5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这意思是，美国人手里本来没有那么多钱花，是政府为他们创造了不是他们挣来的钱。
写到这里，结论我不说，你也很清楚，不必把金融危机归咎于某个具体国家，而要归咎于抽象的国家职能。在所有市场失灵的地方，首先是国家职能的失常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