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

 

概况

　　
　　黄炎培(1878.10.1—1965.12.21)

生平简介

　　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
　　黄炎培，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曾字楚南（一作号），改字韧之（辛亥年在上海赵凤昌惜阴堂讨论国事会议记录签署。后见1915《学生会会报》、1917杭州《教育周报》），一作讱之，，又改任之（署见《学生会会报》），别号观我生，笔名抱一（见《小说月报》）、同父（见解放前《展望》）影射名王培芝（见龙公《江左十年目睹记》），人称珐琅博士（早年欲以抵制舶来品的搪瓷器皿，曾在中华职业学校设置珐琅科，附设珐琅工场，提出“劳工神圣，双手万能”口号，以致遭到少数人的讥刺为“珐琅博士”）。
　　1878年10月1日（清光绪四年九月六日）出生川沙镇内史第，早年父母双亡。1887年随外祖父发蒙，接受传统教育。迫于生计，年未弱冠，即在家乡任塾师。1899年时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1902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1903年返乡兴办小学堂。期间，开始接触严译《天演论》等新学书籍。次年在乡办校，因鼓吹反清被逮捕，一度入狱，在江苏巡抚“就地正法”批文到达一小时，由基督教外籍牧师保出，逃亡日本，一年后事息归国，继续兴办学校。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中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规划建设了省立高、中等学校和县立小学，省教育会副会长，上海申报馆旅行记者。1908年与童世亨等共同创办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浦东最早的供电设施。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5年4月，随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报聘，考察教育，撰写《旅美随笔》。黄炎培还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记录，并结集出版。他认为办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开好药方，做到对症下药。“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所以，他都是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进行考察。
　　1917年赴英国考察，同年5月6日，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此后数十年时间的教育和社会活动主要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来展开。1921年被委任教育总长而不肯就职。曾参与起草1922年学制，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和筹办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筹备主任（现河海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爱国主义﹔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支持淞沪会战。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一度任主席。1945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7月应邀访问延安。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如实介绍延安。1946年在上海创办比乐中学，探索兼顾升学和就业双重准备的普通中学。 至1949年前，先后又创办重庆中华职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校等。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骨灰安放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夫人姚维钧的骨灰也安放于此。
　　黄炎培文章峭拔清健、傲岸不群。笔歌墨舞、酣畅淋漓。诗初学温、李，继复寝馈李、杜。思力沉厚，趣味隽永，章调铿锵。兴到落笔，虽语必工，富于著述。著作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新大陆之教育》、《东南洋之新教育》、《中国商战失败史》（合作）、《中国教育史要》、《黄海环游记》、《断肠集》、《蜀道》、《抗战以来》、《延安归来》、《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黄炎培教育考察日记》、《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八十年来》、《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中国关税史料》、《对外贸易史料》、《淞沪抗日史料》，诗集《断肠集》、《苞桑集初稿》、《红桑》等。家乡故居建有纪念馆。

往事略集

　　■早年神交，听黄讲演
　　黄炎培生在一个既无田地又无房产的塾师家庭。家道中落，13岁失母，17岁丧父。其父黄叔才，本地庠生，先在乡设塾授徒，后到吴大澄（曾做广东、湖南巡抚，东河道总督）幕府当秘书，1894年病故。其母孟樾清，南汇地主孟荫余之女，1891年病故。
　　9 岁起到外祖父家读私塾，常常利用姑父沈肖韵家丰富的藏书广读博览。1898年读了严复翻译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初步接触了西方文化，了解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父母去世后，为生活所迫，他作过百货店的临时售货员、塾师，一面劳作，一面读书和习作诗文。由于诗文作得好，得到川沙周浦镇王筱云赏识，王将女儿嫁给他为妻。
　　1901年秋，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首届），选学外交科。特班总教习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不但教学生读书、作文，还教学生日文和练习演说。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给黄很大影响。1902年秋，黄炎培到南京应乡试，中了举人。不久，学校发生风潮，学校总办将南洋公学解散。黄遵照蔡元培的教诲回川沙办学，
　　1903年开始在家乡办学，1903 年春他主办的川沙小学堂开学。他一面办学，一面作“唤醒民众”的工作，每周举办公开演说会，宣传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还时常到别处讲演。1903年6月18日，黄炎培等应邀到南汇县新场镇演说，由于地方痞棍诬告他们毁谤皇太后、皇上，南汇县知事于6月23日将黄等4人逮捕。因得到上海基督教堂牧师营救，在6月26日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联署“就地正法”的电令到达前被保释出狱，随即乘船离开上海，亡命日本。
　　1905年秋在上海由当时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部主盟员的蔡元培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次年因蔡赴德国留学，黄接任了蔡的职务。1906年创办浦东中学，在当时与北方的南开中学齐名，获得“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又陆续参与创办东吴大学（今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若干大学。1907 年有人密告两江总督端方，谓黄炎培潜回上海运动杨斯盛办浦东中学，宣讲排满革命。端方饬江苏提学使毛庆蕃彻查。由于毛看重黄的才学，又有杨斯盛的担保，便下发公文，说不准“再有人根据旧案控告黄炎培革命”。1909年，黄任江苏省谘议局常驻议员。1910年任上海工巡捐局议董、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1911年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后，黄在苏州任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1912年冬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4年张勋任都督，黄辞职离南京返上海，任《申报》记者，始号抱一。1917年创办职业教育，当代我国的著名人士中有一些曾从师过黄炎培或黄所开办的学校，如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数学家华罗庚，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核弹之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董纯才，乒乓球教练付其芳，影星秦怡、陈述等，蒋介石也慕名送来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在溪口蒋家至今保存着蒋经国在浦东中学的文字。
　　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五月黄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布告一发出，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听讲。杜威推崇实用主义，而黄则主张教育要务实，因此，俩人在教育理念上有吻合之处。黄在讲演中极力抨击传统教育的问题，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每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数字详实、有理有据，说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这场讲演给27岁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25年后在延安机场，毛泽东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黄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疑惑不解，毛讲述了1920年这段往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奔走国事，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三个月中竟往返9次。那时车舟不便，路途很费时间，黄便途中阅读，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等等，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很是向往。与黄自己一样，毛也是长在农村，家境贫寒，俩人虽都学历不高，但资历颇深，都属于经验型的政治实行家，长于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时好文擅诗，兼有诗人气质，黄从这位未曾谋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强劲的吸引力。
　　■“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二十年代，黄炎培并未见过毛泽东，但认识陈独秀、李大钊。中共成立前，陈独秀常来中华职教社访黄求谈。到了1921年，黄耳闻中共即将成立，友人沈肃文建议他去联系李大钊，于是黄专程北上，到北京拜访李大钊先生。俩人相谈甚洽，谈到形势、谈到各自的做法，相约今后密切合作。之后，黄编辑的《申报》特刊上发表了李的长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
　　十年内战中，黄埋头于教育，对共产党知之甚少，但是与当时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敢于反抗社会黑暗统治的人们寄予同情。抗战中的重庆，反共高潮迭起，黄应沈钧儒之请，参观有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的画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老请黄题词，黄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黄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沈自己称此画仅为其父“画以娱之”。然而由于黄题上这首诗，这幅画作陡然升值，被呈送到毛泽东手中，最后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客堂里。
　　1952年，陈毅在南京设茅台酒宴接待赴南方视察的黄，还提起这首茅台诗，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诗，十分感动，在那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陈当场作诗答谢。
　　■搭台唱戏，艰难合作
　　黄炎培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始于1937年12月28日在长沙会见徐特立和1938年5月19日在汉口会见周恩来。徐特立是黄炎培的学生，是毛泽东的老师。1938年，徐特立在武汉拜访黄，第一次恰黄不在，徐留下字条，自称是江苏省教育总会讲习班学生。第二次又访，二人相见如故。
　　1938年4月，抗战烽火正浓的武汉，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从那时起，黄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
　　从1939年10月起，各小党派负责人鉴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经常一起研究时局。黄炎培提议在适当时机，邀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人士共同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劝各党派竭诚合作，任何不同意见在法律常规上解决。11月13日，梁漱溟提出各小党派有实行统一的必要。11月23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光升、张澜等十多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信约》12条。一年以后，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各小党派负责人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紧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
　　1940年6月14日，他向周恩来提出两条建议：（1）希望中共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2）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之贡献。7月1日同蒋介石谈中共问题。蒋嘱其以公正人资格参与①。1941 年皖南事变前后，黄炎培就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事，数次见蒋及周恩来，力图以在参政会中组织特种委员会予以解决。在抗战与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黄炎培逐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萌生了亲赴延安考察的愿望。
　　于是从1940年12月至1941 年3 月，黄炎培等人经多次商谈，于1941 年3 月19 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大约在8月间，黄炎培因个人处境关系辞去了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11月16日，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四人出面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招待会，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11月25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张澜、黄炎培等23人联名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实际表达了民主政团同盟纲领的主要精神。但这一提案未被参政会主席交大会讨论。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决定取消“政团”二字，改名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作为民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始终参与民盟的活动，对民盟的成立和发展是尽了心力的。从抗战后期起，发起民主宪政运动和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成了黄炎培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黄炎培认为，中国需要的民主，是“保育式的民主”。1943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提出“实施宪政，还政于民”，黄闻之甚喜。他被蒋指定为11月12日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和召集人之一（另两个召集人为王世杰、孙科）。他在工作中强调人民与政府合作、各省与中央合作、各党派彼此合作
　　1940年，周恩来从延安到达陪都重庆长住，不久，在黄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组织的星期讲坛上，请周恩来作讲演，听众人山人海。这场讲演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如同一声霹雳，轰动山城。之后，黄受到了陈立夫来信诘问，黄回答，此论坛向各方开放，如君有意，也可来一试。陈无可奈何。
　　民国之后，黄炎培两次拒绝出任教育总长，早已有不肯当官的美名。创办职教社后，面对各方资助，黄从不据为己有，甚至自己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他的收入只相当于当时上层文化人收入的几分之一，黄的儿女们从小只能穿着旧的衣服到不收取学费并管吃住的公费学校去上学，后来黄不愿敛财的名声渐起，与不肯做官的美名相并一身。或许为此，实业家们愿意把财产捐给黄。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荡路边的六层楼房，就是当年黄生日时友人的礼赠，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屈指可数的最高建筑之一。抗战中，黄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也不是偶然的。黄六下南洋，向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各国的华侨商贾们化缘来大笔资产，援助抗日斗争。相见延安，共探“周期”
　　1944年9月和1945年1月，黄炎培等人发表的《民主胜利献言》和《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表达了国民党统治区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声。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见到了不少他昔日的学生、老朋友，如周扬、王明、张仲实等，范文澜向黄深深地鞠躬，说他自己是42年前浦东中学第一期学生，黄亲自教过他。陈毅等来相见，告知留法出国前夕，黄曾开欢送会送行，这些黄自己是早已记不起来了。
　　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尤其是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
　　延安之行是黄一生的重大抉择，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延安归来后的黄已与前大不一样。当然，黄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1946年1月26日，特务闯入黄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当时黄正在政协开会，黄夫人姚维钧正怀着八个月的孩子。
　　1949年，黄的二儿子黄竞武被特务抓去，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极为震惊，下令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费重金营救，然而无果。黄竞武未供出任何机密，宁死不屈，被打断腿活埋了。闻讯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为民做官，委以重任
　　1949年2月，黄逃离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到京。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京西郊。在西苑机场，黄站在各界人士的行列中，欢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并随同毛等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当晚，毛等中央领导与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欢宴庆贺。
　　黄十分兴奋，这是他与毛四年前延安相见后的重逢。当然这时毛已是历史的胜利者，同样，历史也肯定了黄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尤其是在访问延安后的种种。
　　毛抵达后的次日，3月26日，在众多等待毛接见晤谈的毛的老友新朋中，毛选择了黄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
　　当日，毛、黄长谈良久。毛的谈话涉及到重大的建国方略，向黄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毛向黄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有鉴于此，毛寄希望于黄，因为他很清楚黄在民族实业家中的威望。
　　黄早年与南通张骞、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偶初、与上海刘靖基、与南京刘国钧、与天津李烛尘、与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浮等等都有着长年的交情，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毛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黄这个并非是实业家的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同时，毛还希望黄起到向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共产党政策的“中介”作用。整个谈话，毛言辞恳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毛的这一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令黄难以推却，接受了下来。
　　双清别墅谈话是继延安谈话之后黄与毛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这次谈话，奠定了黄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时，黄、毛二人的友情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神交，1945年延安的初交，如今在新的事业开始之际达到高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代里，黄对毛是从内心深处钦佩的，共产党人公而忘私，为贫苦人们所做的一切深深打动了从小苦出身的黄，长年追求人类平等、社会正义的理念，在共产党的许多政策中间得以体现，所以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是真诚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黄在周恩来两次来家动员下，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接受了政务院四个副总理之一，分管轻工业。次年，中央成立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准备安排黄与薄一波出任中财委的两个副主任。黄考虑到自己七十又四的高龄又身兼数职，故推荐了老友——北大校长马寅初代替自己担任副主任，只接受中财委委员一职。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五四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黄向夫人，也是自己的事业助手姚维钧交待，任何时候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来请，都不得延误。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
　　■肯谏敢谏，真诚为人
　　黄炎培是真诚的人。与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样，对毛的政策并非是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黄是有所保留的。
　　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就向毛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黄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正因为此，在“文革”后的纪念文章中，黄常常被称作共产党人的“诤友”。
　　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对黄提出的意见，有的听取，有的采纳，有的参考。例如现已披露的黄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关于江南文化景观（周庄）的保护等建议，毛都欣然接受。
　　1965年底，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黄溘然长逝。1965年12月初，恰黄在北京医院弥留之际，他根本已不可能知道毛正在上海召开会议，把忠诚自己多年的罗瑞卿打成“反党”。而对罗，黄是很熟悉的。黄与罗在解放初期，曾就镇反问题数次交谈过，罗也到过黄家，黄几次向人夸赞罗的认真缜密的工作作风。当然这位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已远离了现实政治的老人，对党内斗争知之不详，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华大地上已经和将要发生的悲惨一幕。
　　然而在他尚为清醒之时，只要他认为可行的情况，这位倔强的老人依然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去坚持正义，他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为被打倒的党内老同志李维汉评功摆好，台下人群试图打断他这不合时宜的讲话，但他不为所动，照讲不误。
　　“文革”结束后一些党内健在的老同志，包括五十年代与黄激烈争辩过的人，都曾夸赞过黄的为人。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先后给黄题字，以纪念这位昔日的老友。江泽民同志也亲笔为黄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题字。
　　至于许多回忆文字中提到的黄向毛催索借去的一位古代书法大家字迹一事，事实上并非是现在传说中的“刚过一周”，而是过了一个月借期有余。即使是这样，在那个皆呼“万岁”、向领袖献上墨宝都不为过的的年代，黄居然在借期过后向毛催索，确实是“不够朋友”，而也确实“够英雄”。然而毛泽东对这位他并不陌生的老友，总算一笑而相容，这也是不很寻常的了。
　　■诗酒传情，共谱佳篇
　　“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在党的军事斗争舞台和新中国外交舞台上，陈毅都曾留下过光辉的身影。陈毅是身经百战的元帅，是挥洒自如的外交家，同时也是热血激情的诗人。
　　陈毅元帅喜诗、好酒，性情奔放，与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曾以诗论酒，留下了一段有趣的交往故事。
　　那是红军长征期间 ，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加紧军事上的围追堵截，一方面大肆进行舆论上的造谣诬蔑，谣传共产党人在途经贵州茅台镇时，纵容官兵在著名的茅台酒池里洗脚。
　　然而，民主人士黄炎培对此谣传却不以为然，为此，他特意作了一首七绝《茅台》：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后来，这首诗流传到了延安。
　　中共的领导人在读了这首诗后都颇感欣慰。性情激昂的诗人元帅陈毅更是非常感动，将从未谋面的黄炎培引为知己。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议员赴延安访问。到延安的第二天，得知消息的陈毅就专程前来看望。一见面，陈毅就说：我们二十五年不见了！黄炎培愕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啊！陈毅说：1919年我去法国勤工俭学，在上海交通大学操场开欢送会，你代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演讲共三人，另二位为蔡廷斡和朱少屏，还记得吗？黄炎培大悟，连说“好记性，好记性”。
　　隔日，毛泽东宴请黄炎培，桌上摆着茅台酒，周恩来、陈毅作陪。席间，陈毅提议饮酒联句，大家赞同。毛泽东率先作曰：
　　赤水河畔清泉水，周恩来续道：琼浆玉液酒之最。黄炎培接句：天涯此时共举杯，陈毅举杯一饮而尽，收句曰：惟有茅台喜相随。吟罢，众人不禁相视抚掌大笑。1952年冬，黄炎培到南方视察。途经南京时，陈毅特地以茅台酒宴来欢迎他。席间，陈毅又提到了那首《茅台》诗，并感慨曰：“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陈毅即席步原韵和诗二首，以答谢黄炎培。其一曰：
　　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深谢诗笔传韵事，需在江南饮一杯！黄炎培听了也很感动，端起茅台酒，紧紧握着陈毅的手，当场亦和诗一首：
　　万人血泪雨花台，沦海桑田客去来；消灭江山龙虎气，为人服务共一杯！一个是元帅诗人，一个是民主人士，以文会友，以诗传情，共同谱写了一曲统战佳话。
　　■建国效力，共愿强盛
　　1949年6月，黄炎培作为民建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被推为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组长董必武）。8 月，组织民建成员批判美国公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9 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9日当选为常务委员）。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在1954 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1959、1964 年继续任此职。1954 年至1965 年任二、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至1962年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委员。他又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随着民建中央机构的演变，先后任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召集人、总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任职期间，黄炎培勤政廉洁，努力为人民服务。他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坦诚相见，时有书信往还。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亦时有建议。如，关于土地改革的实行，他主张先试点后推广，1950年6月与李济深、陈叔通、沈钧儒联名提出“请先就各大行政区，各择若干县或乡实行土地改革案”；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了国家元首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1958年1月提出“提倡平地深葬，避免可耕地的浪费案”；1959年12月22日在人大常委会谈话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的意见，等等。
　　■家乡建设，牢记在心
　　上世纪20年代，随着川沙经济的发展，陆上交通已经明显不适应。1921年1月，黄炎培、张志鹤、凌云洲、顾兰洲、陆竹坪、陆莲溪等发起组织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筹划修条铁路。3月拟定招股简章，总股金50万元。后因工程浩大，决定分段实施。先募股金15万元，每股20元，在上海市区和川沙城内分别设立了股金收款处，认股者踊跃，很快募集到所需资金。1925年10月，庆宁寺至龚家路口一段工程竣工通车。沿线设庆宁寺、金家桥、新陆、邵家弄、曹家路、龚家路6站，每日乘客达千人，许多在沪的外国人也三五结伴乘火车来浦东郊游。这时，川沙城的居民可坐小轮船到龚家路再换乘火车。翌年1月，上川公司按原定计划，又募集股金15万元，修筑龚家路至川沙线路段，7月10日通车，增设大湾、小湾、暮紫桥、川沙站。1934年5月，上川公司与川沙县政府订立租用川钦县道合同，将上川铁路向东延伸至小营房。原在四灶港北的川沙站搬至川沙镇北重建。1936年3月，又从小营房向南修筑至南汇县的祝桥镇。至此，上川铁路全长达35.35公里。上川铁路促进了浦东地方经济的发展。直至1975年11月，上川铁路在经营了50年后被拆除。
　　晚年的黄炎培虽为国家领导人，仍念念不忘家乡。1963年他视察川沙毛巾工业后，写信给当时的纺织部副部长荣毅仁，说：“上海川沙是我国毛巾生产的发源地，但到目前还是原始的手工生产方式，要改变这一落后面貌。”纺织部很快拨出了一批自动织机装备川沙各厂，使川沙的毛巾工业设备从木机、铁机时代跨越到自动织机时代。毛巾的品种、质量和产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

教育思想

　　黄炎培在《实施实业教学要览》中给职业教育下的定义是：“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的供给及乐趣，一面尽其对群众之义务，此教育名曰职业教育。”
　　1916年1月，他在《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一文中说：“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盖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为我也，非为他也。以故足迹所至，苟有咫闻尺见，其所发第一念即‘于我之比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对此当如何’。”考察结果，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独须从方法上研究，更须在思想上研究”。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作用与地位
　　职业教育的作用——“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职业教育的地位­——职业教育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的地位应是一贯的、整个的和正统的。
　　■职业教育的目的
　　为“劳动者文化、业务水平的提高”，“造就新型知识分子”服务。
　　■职业教育的方针
　　社会化——强调的是职业教育须适应社会需要
　　科学化——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
　　■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
　　“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
　　■职业教育思想的特点
　　教育与生活联系。黄炎培在职业指导上的要求就是“帮助个人选择、预备、决定及增进他的职业”，使他们能够做到“敬业乐群”和“裕国利民”，教育与劳动结合。黄炎培把“尊重劳动”作为职业教育所奉行的重要信条，把“劳工神圣”“敬业乐群”作为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 注意学和用的联系。黄炎培反对劳心劳力分离，注意学和用的联系，主张手脑并用，“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联系起来”，只有手脑两部联合才能产生世界文明。
　　■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在吸取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反思中国自办新教育以来的问题和教训，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的。
　　经过洋务教育和维新教育的相继推进，促成20世纪初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其中，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是两个热点。但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逝去时，普通教育发展速度远高于实业教育，两者比例极不相称。大批受过普通教育的学生涌向社会，给社会带去怎样的影响?黄炎培于1913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对“癸卯学制”颁布以来中国教育尤其是普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作了考察，指出学生在学校中所受到的道德、知识、技能训练，走上社会后毫无用处。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改革普通教育，加强学校教育与个人生活和社会需要之间联系的必要性。文章发表后，在民国初年的教育界激起强烈反响，形成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引发人们教育观念的变化。
　　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发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标志着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思潮的形成。
　　自此起，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不断发展、成熟。反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和改革普通教育的需要，黄炎培早期职业教育思想更多以解决个人生计问题为重，认为职业教育的要旨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20年代起，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的目的概括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即既强调个人谋生，也重视服务社会；既强调职业技能训练，也重视职业道德教育；既强调一技之长，也重视全面发展。更多地探讨了职业教育内部的规律问题。
　　20年代中后期，黄炎培总结近十年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观念，认为“(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即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和沟通所有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更多地探寻了职业教育外部环境的适应问题。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进入30年代后，民族危机加甚，黄炎培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事业，职业教育思潮逐渐消退，但其职业教育思想继续影响着此后年代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

教育功绩

　　■川沙小学堂
　　川沙办学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开始。1904年亡命归来后，先在上海南市城东女学和丽泽小学任教，后应爱国实业家杨锦春（斯盛）之聘办广明小学和广明师范讲习所。1905年与张骞等人组织江苏学务总会（江苏省教育会的初名），任常务调查干事。1906年得杨斯盛出资银12万两在浦东六里桥创办浦东中学和浦东小学。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省教育司长任上，拟定了《江苏教育行政五年计划书》，其中不但规划了各县小学、师范学校、中学、农校、工校的校数和办学地点，而且还有关于大学、留学生、图书馆、博物馆设立。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当时在上海的姑夫沈毓庆给他写信说，南洋公学要招考，你快来应考，如果考取的话，你不用担心家里的生活，由我和你的舅父来负责。黄炎培不负期望，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受知于蔡元培、张元济。不久，因学潮退学，临别蔡元培先生赠言：“你们应该组织起来更好地进修，愿回乡办教育的也好。”
　　黄炎培牢牢记着老师的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公布《高等中小学堂章程》，令各省把书院改办学堂。年底，黄炎培、张志鹤等联名呈文川沙厅，请将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但阻力很大，他们于是顶风冒雪乘长江轮到南京，向两江总督张之洞投文，终获批准，川沙从此有了公立小学。初创时办学极为困难，黄炎培自己每天兼任3教时课务，却不领薪金，靠分送考中举人时的文章所得酬金维持生计。每天安排体育课，以强健学生体质。他还与张志鹤、邵力子等一起编译了7万字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首列历代大事年表，次地理、人种，再按各历史阶段分章叙述，简明扼要，极便省览。据说学校质量当时在江苏省名列前茅。1947年，黄炎培和表弟孟征祥夫妇商量，把自己幼时就读的东野草堂办成荫余小学，纪念外祖父孟荫余先生。
　　■震修学堂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上海知县裴大中在浦东杨家渡斗姥堂（今浦东南路）创办杨家渡义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黄炎培等改办新学，易名震修学堂。1961年改为黄浦区第二中心小学。
　　■职业教育研究会
　　1916年9月，黄炎培在江苏省教育会内设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经多方联络，得到工商界巨子及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资助（从1917年起5年内，每年1000元）。
　　■中华职业教育社
　　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被推任办事部主任。在7月由教育界实业界名流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黄炎培等48人联名发表的《宣言书》、《组织大纲》中提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同时宣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广、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
　　职教社在城市办了职业补习学校，在乡村也办了职业学校。1926年6月与其他单位一起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试办了乡村改进试验区。但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职教社遭受打击。5月19日，黄炎培以“学阀”罪名被通缉，避居大连。后经蔡元培、邵力子等人向蒋介石说情，才被准予返回上海。1928年6月，辞去职教社办事部主任职。
　　■《教育与职业》
　　1917 年10 月25 日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
　　■中华职业学校
　　1918 年8月20日，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黄炎培是第一个提倡“增加生产从教育入手”的人。
　　■定海公学
　　1921年，旅沪同乡刘鸿生先生捐资银行23.2万元，创办定海公学(即今舟山中学)。创办时，刘鸿生先生聘请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为办校顾问，在筹建过程和教学期间，负责规划设计以及延聘师资等有关事宜。陶行知先生还介绍多名有名望的进步教师如钟悌之等人到该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刘鸿生先生在上海国际饭店邀请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商议舟山中学恢复和发展大计。当时，袁仰安和我也应邀列席，刘先生说：“我当年捐资创办定海公学，出于游子思乡之情；但自己是搞实业的，对教育才疏学浅，因此聘请了我国教育界的三位权威指导办学，才使舟山的教育事业得以很好的发展。”
　　经三位教育家的具体策划，该校的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在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校长董景安，留学美国专攻教育，原为上海著名的沪江大学副校长；文史教师曹馥山，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等等。此外，为了提高外语水平，该校还从美国聘请美籍教师两名。学校师资阵容之强在当时确为全国同类学校所罕见。
　　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三位教育界权威对舟山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确是值得舟山人民崇敬与怀念。
　　■《生活周刊》
　　1925年10月创刊的《生活周刊》，经邹韬奋接办后，逐渐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由每期印数只有2000份的刊物变成了很受读者欢迎的发行数万份的刊物。
　　■甲子社
　　1924年7月，黄炎培与史量才、马士杰等人发起创办了专门搜集史料、编辑图书杂志索引的人文类编辑出版机构甲子社。从甲子社成立起，即注重收藏过去和当时的重要报刊，编制报刊要目索引，以供参考。
　　1930年甲子社编印出版以现代经济史料为中心的《人文月刊》和丛书，《人文月刊》是全国首创的检索刊物。
　　1931年甲子社第六届年会议决，改名人文社，设人文图书馆筹备处。1932年计划建筑馆舍，经该社第七届年会议决，如有私人独力捐助购地建筑费及基金者，即以其人之名名此图书馆。
　　

黄炎培送给当年鸿英图书馆职员陈宝鸿的条幅

■鸿英图书馆
　　1932年6月25日，黄炎培与蔡元培、史量才、穆藕初等123名著名人士联名发起筹建上海图书馆公启。
　　1933年4月3日，上海实业家叶鸿英（1860～1937年）捐款100万元，设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专办图书馆和乡村教育，蔡元培为主席，穆藕初等为副主席，黄炎培、钱新之等为常务理事。董事会决定人文图书馆全部图书归入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所拟办之鸿英图书馆。
　　■《救国通讯》
　　1931年12月23日，职教社创刊《救国通讯》（1934年1月改名《国讯》），刊头揭示了“干救国工作须有四种根本上之修养”：高尚纯洁的品格，博爱互助的精神，侠义勇敢的气概，刻苦耐劳的习惯。
　　■《宪政月刊》
　　1944年1月创办《宪政月刊》，在第二号发表《愿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来练习奉行宪法》一文，主张政府先训练一批守法人员。由《宪政月刊》社出面每月召集一次文化、实业界人士及参政员参加的宪政座谈会。1944年9月以后，这种座谈会扩展为有数百人、上千人参加的讲演会。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讲坛。
　　书法功底
　　黄氏不以书法专门，长期从事文教政事工作，自然儒雅过人。擅行楷书，结体略参碑学，个别字不时拓横引竖，以求势态，但总体仍以端稳平正为基调；用笔则圆笔内敛，纯为帖学路数。
　　

黄炎培《对联》

书信往来

　　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给毛书信一百零几封。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有时候一个月要写两三封。有的信洋洋几千字，有的信则只有简短的问候。
　　毛亲笔给黄书函60余封。有的信吐露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信函往来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音相近，只一字之差。因此二人纸笔往来时，黄多称毛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称黄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或“黄副总理”。应当说，即使到了“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毛与黄无论在相见时，还是书信中都还是以礼相待、客气相往的，多年的交谊还是保持了下来，未受某些政见不一而中止，在那个年代也堪称难能可贵。“文革”中还是学生的我，已然明白毛泽东信函的价值，所以在母亲姚维钧受害致死后，我把它们收藏起来，以后无论下农村、上干校，我都携带在身边，不敢有半点闪失，直至“文革”结束后，呈交给中央有关部门。
　　毛泽东给黄炎培[1]的两封信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
　　一任之先生: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2]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此致敬礼!
　　八月二十四日
　　二任之先生:
　　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谨致祝贺！
　　八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黄炎培，字任之，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当时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
　　[2]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发言人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发表的驳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是为了掩盖失败，欺骗人民。白皮书所提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两位伟人的两件趣事
　　黄炎培珍藏着一部据说是王羲之真迹的书法作品，毛泽东借来一阅，讲好一个月归还。仅仅过了一周，黄就打电话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归还。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答复：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又过了几天，黄再打电话，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到一个月期满，毛泽东让人把书法小心用木板夹好送回，并严命当天零点必须送到。毛泽东对黄的提前“索债”之举评价为：“不够朋友够英雄。”
　　■周期率”对话
　　1945年黄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讲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调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摘自金冲及：《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 第719-720页
　　这段对话也被称为“窑洞对”。

作品一二

　　天地示人真善美；
　　山河还我北南东。
　　（抗日战争期间自题春联 ）
　　公朴为民主而死；
　　民主为公仆而生。
　　（黄炎培挽李公仆 ）
　　聚以成仁，民之主也；
　　青天白日，人可杀乎。
　　挽李公仆、闻一多
　　大量容人，小心处事；
　　正身率物，屈己为群。
　　（自题 ）
　　死生以之，为中华民主奋斗；
　　知行合一，是先生教育精神。
　　（代民盟中央挽陶行知 ）
　　向以爱国主义为教育中心，今后当结合国际主义；
　　向以一般青年为教育对象，今后应特重工农青年。
　　（题厦门集美鳌园 ）
　　毋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
　　切莫奢侈过分，闻到处向隅而泣，试问你独乐何心。
　　（自题书斋）
　　名理孕异梦，髫年抱秋心
　　（对联赠喻的痴）
　　蒿目时艰，痛公等罹难，已成社会国家之悲惨损失；
　　伤心永别，感吾侪后死，应为团结民主而加倍辛勤。
　　（黄炎培挽叶挺、王若飞等“四·八”死难烈士 ）
　　生平多莲幕文章，立功在定国先，惟吴下云阳尤不朽；
　　余事作枌乡教育，下笔尽惊人语，开江南风气而非师。
　　（黄炎培挽邹芸巢 ）
　　学生在学校里座谈，暴徒在群众中掷弹，是谁指使那个凶手；
　　最高学府何等尊严，青年生命何等宝贵，请你扪着自己良心。
　　（ 黄炎培挽昆明“一二·一”惨案遇难烈士 ）
　　几百青年，三间老屋，如此鞠躬尽瘁，到死方休，为人可以师矣；
　　廿年朋友，万方风云，回忆亡命归来，望门投止，道义何敢忘乎。
　　（黄炎培挽原上海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氏 ）
　　物则棉铁，地则江淮，盖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凡在后生，宜知勉矣；
　　早岁文章，壮岁经济，所谓不作第二人想非耶，孰弗我有，孰是我有，晚而大觉，尚可憾乎。
　　（黄炎培挽张謇 ）
　　四十年交好，到老犹壮，最难赤手成功，万方衣被，付与儿曹好模范，惟自力乃获生存，由来富厚场中，几见飞黄上进；
　　五千里流亡，相依为命，不意刚肠招祸，永别尘缘，处分家事尚从容，信暴敌必然败复，料定凯旋门外，会看扶榇东归。
　　（黄炎培挽穆藕初 ）
　　锁铜烟尘白日昏，端阳风雨叩圜门。长城万里梅千树，随意挥毫见国魂。
　　（1937年5月5日，黄炎培不顾风险，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看望国民党逮捕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不仅与他们合影，还赋诗一首）
　　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追随愧此生。双鬓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
　　（1961年，84岁的黄炎培于5月1日参加天安门广场晚会时）
　　长征队伍未身参，解放来归我自惭，卅六周年建军节，何曾共苦只共甘。
　　（1963年8月1日，黄炎培赋诗以纪念八一建军节）

语录一二

　　“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
　　“今一切事业，须从科学上解决；而一切学问，须从事实上研究。”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注解：“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见于《左传.庄公十一年》，又见于《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悖”通“勃”，意思是：禹和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桀和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
　　“事繁勿慌，事闲勿荒，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注解：“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指中间有方孔的铜钱，也就是如果认为这是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事，就应该像钱中的方孔那样方正，应该坚持；然而对人的态度，就应和和若春风，也就是要＂圆＂。但这里的“圆”却不是“圆滑”。在原则上必须要像“秋霜”一样严肃。在待人处事上，则应像“春风”那样和气。
　　日常人际关系的复杂矛盾，多如牛毛，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则相信矛盾解决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了。
　　“今吾改造旧吾，旧人学习新人”。
　　注解：1953年6月16日，在民进三届四中全会上代表民建致辞中的表态。
　　“看看今天，想想昨天，大家知所努力。我个人呢，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一分精神为全国，一寸光阴为全民，以‘天天向上’自勉，同时正确认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好形势，这样学习到老，改造到老。”
　　注解：1964年，写成《八十年来》，自序云。
　　“语小，个人之生活系焉；语大，世界国家之文化系焉”。

黄氏后代

　　黄万里，黄炎培之子，我国著名水利学家。（1901—2001）
　　黄竞武，黄炎培之子，革命人士。清华大学毕业，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获经济硕士学位。（1903—1949）
　　黄大能，黄炎培之子，中华职业教育社名誉副理事长，我国著名水泥混凝土技术专家。（1916— ）
　　黄自，黄炎培堂兄黄洪培的儿子，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家。（1904—1938）
　　黄方毅，黄炎培之子，美国杜克大学硕士，长年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并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黄孟复，黄炎培之孙，黄竞武之子，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黄观鸿，黄炎培之孙，黄万里长子，天津大学教授。
　　黄培英, 黄炎培堂妹，黄炎培的族叔黄士焕（伯文叔）之女，中国30年代知名的绒线编结专家。

黄炎培纪念邮票

　　

黄炎培 爱国民主人士纪念邮票 1993年

为了表达历史和人民对爱国民主人士的永久纪念,我国原邮电部于1993年5月15日发行一套《爱国民主人士》纪念邮票，当中面值1元的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的肖像。邮票设计者采用横式票幅，正面角度，突出刻画了黄炎培的头部形象：那微笑的嘴唇，那慈祥的双目，生动地展现了黄炎培和蔼的性格特征，平易亲切，呼之欲出，具有较强的感染力量。
 在新浪网黄炎培儿子的博客里看到黄炎培、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段谈话，被称为黄炎培周率。

下面是转载新浪博友，

六十年前,毛泽东和他老师(徐特立)的老师黄炎培对话论天下。

68岁的黄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53岁的毛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惜现在不是人民监督的政府！而是人民伺候的政府！政府监督的人民！

我觉得这次的周期率是不是快要重新计算了？
父亲黄炎培与毛泽东

　　黄方毅

　　人民网 黄炎培之子，美国杜克大学硕士，长年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并任美国霍
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父亲黄炎培辞世三十七年了。他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在旧社会，黄长期埋头办学而不肯做官，两度坚拒不就全国教育总长；他靠发行股票、社会集资主持修建了上海浦东第一条铁路；抗战后，他结识了周恩来等，开始了与共产党人的长年合作；他与毛泽东主席的延安谈话被称作“黄氏周期率”，至今被人不时提起；他与孙中山结识，同袁世凯周旋，被蒋介石先通缉后引为上宾最后杀掉儿子。

　　他与我共同生活了十九年。多年来，我一直着力父亲历史的追寻，虽然那段历史已然远离，但黄几十年中所经历的被捕、逃亡、通缉，历经艰险而曲折，而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不改初衷、又与时俱进。凡此种种，对于后人，对于在改革开放中从事新的奋斗的中华儿女，或是有所启示、有所裨益。故写下以飨读者。

　　父亲从一个前清举人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副总理。当今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黄亲手创建民盟和民建并担任两党的第一任主席。由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几十年交往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与关注。

　　早年神交，听黄讲演

　　黄炎培生于上海浦东一书香门弟，家道中落，13岁失母，17岁丧父。家境贫寒激发他刻苦攻读，上个世纪初年考入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1903年开始在家乡办学，1906年创办浦东中学，在当时与北方的南开中学齐名，获得“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又陆续参与创办东吴大学（今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若干大学。1917年创办职业教育，当代我国的著名人士中有一些曾从师过黄炎培或黄所开办的学校，如左联五烈士中的胡也频、殷夫，数学家华罗庚，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核弹之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董纯才，乒乓球教练付其芳，影星秦怡、陈述等，蒋介石也慕名送来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在溪口蒋家至今保存着蒋经国在浦东中学的文字。

　　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五月黄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布告一发出，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听讲。杜威推崇实用主义，而黄则主张教育要务实，因此，俩人在教育理念上有吻合之处。黄在讲演中极力抨击传统教育的问题，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每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数字详实、有理有据，说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这场讲演给27岁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25年后在延安机场，毛泽东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黄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疑惑不解，毛讲述了1920年这段往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奔走国事，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三个月中竟往返9次。那时车舟不便，路途很费时间，黄便途中阅读，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等等，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很是向往。与黄自己一样，毛也是长在农村，家境贫寒，俩人虽都学历不高，但资历颇深，都属于经验型的政治实行家，长于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时好文擅诗，兼有诗人气质，黄从这位未曾谋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强劲的吸引力。

　　“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二十年代，黄炎培并未见过毛泽东，但认识陈独秀、李大钊。中共成立前，陈独秀常来中华职教社访黄求谈。到了1921年，黄耳闻中共即将成立，友人沈肃文建议他去联系李大钊，于是黄专程北上，到北京拜访李大钊先生。俩人相谈甚洽，谈到形势、谈到各自的做法，相约今后密切合作。之后，黄编辑的《申报》特刊上发表了李的长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即巴黎公社）。

　　十年内战中，黄埋头于教育，对共产党知之甚少，但是与当时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敢于反抗社会黑暗统治的人们寄予同情。抗战中的重庆，反共高潮迭起，黄应沈钧儒之请，参观有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的画上有一把酒壶、几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沈老请黄题词，黄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黄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沈自己称此画仅为其父“画以娱之”。然而由于黄题上这首诗，这幅画作陡然升值，被呈送到毛泽东手中，最后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客堂里。

　　1952年，陈毅在南京设茅台酒宴接待赴南方视察的黄，还提起这首茅台诗，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诗，十分感动，在那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陈当场作诗答谢。

　　搭台唱戏，艰难合作

　　最早代表中共中央与黄正式联系的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徐特立是黄的学生。1938年，徐特立在武汉拜访黄，第一次恰黄不在，徐留下字条，自称是江苏省教育总会讲习班学生。第二次又访，二人相见如故。

　　1938年4月，抗战烽火正浓的武汉，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从那时起，黄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

　　1940年，周恩来从延安到达陪都重庆长住，不久，在黄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组织的星期讲坛上，请周恩来作讲演，听众人山人海。这场讲演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如同一声霹雳，轰动山城。之后，黄受到了陈立夫来信诘问，黄回答，此论坛向各方开放，如君有意，也可来一试。陈无可奈何。

　　民国之后，黄炎培两次拒绝出任教育总长，早已有不肯当官的美名。创办职教社后，面对各方资助，黄从不据为己有，甚至自己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他的收入只相当于当时上层文化人收入的几分之一，黄的儿女们从小只能穿着旧的衣服到不收取学费并管吃住的公费学校去上学，后来黄不愿敛财的名声渐起，与不肯做官的美名相并一身。或许为此，实业家们愿意把财产捐给黄。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荡路边的六层楼房，就是当年黄生日时友人的礼赠，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屈指可数的最高建筑之一。抗战中，黄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也不是偶然的。黄六下南洋，向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各国的华侨商贾们化缘来大笔资产，援助抗日斗争。

　　相见延安，共探“周期”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见到了不少他昔日的学生、老朋友，如周扬、王明、张仲实等，范文澜向黄深深地鞠躬，说他自己是42年前浦东中学第一期学生，黄亲自教过他。陈毅等来相见，告知留法出国前夕，黄曾开欢送会送行，这些黄自己是早已记不起来了。

　　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尤其是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

　　延安之行是黄一生的重大抉择，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延安归来后的黄已与前大不一样。当然，黄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1946年1月26日，特务闯入黄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当时黄正在政协开会，黄夫人姚维钧正怀着八个月的孩子（笔者）。

　　1949年，黄的二儿子黄竞武被特务抓去，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极为震惊，下令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费重金营救，然而无果。黄竞武未供出任何机密，宁死不屈，被打断腿活埋了。闻讯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为民做官，委以重任

　　1949年2月，黄逃离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到京。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京西郊。在西苑机场，黄站在各界人士的行列中，欢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并随同毛等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当晚，毛等中央领导与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欢宴庆贺。

　　黄十分兴奋，这是他与毛四年前延安相见后的重逢。当然这时毛已是历史的胜利者，同样，历史也肯定了黄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尤其是在访问延安后的种种。

　　毛抵达后的次日，3月26日，在众多等待毛接见晤谈的毛的老友新朋中，毛选择了黄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

　　当日，毛、黄长谈良久。毛的谈话涉及到重大的建国方略，向黄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毛向黄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有鉴于此，毛寄希望于黄，因为他很清楚黄在民族实业家中的威望。

　　黄早年与南通张骞、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偶初、与上海刘靖基、与南京刘国钧、与天津李烛尘、与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浮等等都有着长年的交情，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毛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黄这个并非是实业家的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同时，毛还希望黄起到向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共产党政策的“中介”作用。整个谈话，毛言辞恳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毛的这一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令黄难以推却，接受了下来。

　　双清别墅谈话是继延安谈话之后黄与毛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这次谈话，奠定了黄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时，黄、毛二人的友情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神交，1945年延安的初交，如今在新的事业开始之际达到高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代里，黄对毛是从内心深处钦佩的，共产党人公而忘私，为贫苦人们所做的一切深深打动了从小苦出身的黄，长年追求人类平等、社会正义的理念，在共产党的许多政策中间得以体现，所以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是真诚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黄在周恩来两次来家动员下，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接受了政务院四个副总理之一，分管轻工业。次年，中央成立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准备安排黄与薄一波出任中财委的两个副主任。黄考虑到自己七十又四的高龄又身兼数职，故推荐了老友——北大校长马寅初代替自己担任副主任，只接受中财委委员一职。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五四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黄向夫人，也是自己的事业助手姚维钧交待，任何时候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领导来请，都不得延误。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

　　肯谏敢谏，真诚为人

　　黄炎培是真诚的人。与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样，对毛的政策并非是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黄是有所保留的。

　　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就向毛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黄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正因为此，在“文革”后的纪念文章中，黄常常被称作共产党人的“诤友”。

　　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对黄提出的意见，有的听取，有的采纳，有的参考。例如现已披露的黄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关于江南文化景观（周庄）的保护等建议，毛都欣然接受。

　　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给毛书信一百零几封。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有时候一个月要写两三封。有的信洋洋几千字，有的信则只有简短的问候。

　　毛亲笔给黄书函60余封。有的信吐露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信函往来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音相近，只一字之差。因此二人纸笔往来时，黄多称毛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称黄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或“黄副总理”。应当说，即使到了“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毛与黄无论在相见时，还是书信中都还是以礼相待、客气相往的，多年的交谊还是保持了下来，未受某些政见不一而中止，在那个年代也堪称难能可贵。“文革”中还是学生的我，已然明白毛泽东信函的价值，所以在母亲姚维钧受害致死后，我把它们收藏起来，以后无论下农村、上干校，我都携带在身边，不敢有半点闪失，直至“文革”结束后，呈交给中央有关部门。

　　1965年底，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黄溘然长逝。1965年12月初，恰黄在北京医院弥留之际，他根本已不可能知道毛正在上海召开会议，把忠诚自己多年的罗瑞卿打成“反党”。而对罗，黄是很熟悉的。黄与罗在解放初期，曾就镇反问题数次交谈过，罗也到过黄家，黄几次向人夸赞罗的认真缜密的工作作风。当然这位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已远离了现实政治的老人，对党内斗争知之不详，根本不可能了解中华大地上已经和将要发生的悲惨一幕。

　　然而在他尚为清醒之时，只要他认为可行的情况，这位倔强的老人依然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去坚持正义，他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为被打倒的党内老同志李维汉评功摆好，台下人群试图打断他这不合时宜的讲话，但他不为所动，照讲不误。

　　“文革”结束后一些党内健在的老同志，包括五十年代与黄激烈争辩过的人，都曾夸赞过黄的为人。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先后给黄题字，以纪念这位昔日的老友。江泽民同志也亲笔为黄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题字。

　　至于许多回忆文字中提到的黄向毛催索借去的一位古代书法大家字迹一事，事实上并非是现在传说中的“刚过一周”，而是过了一个月借期有余。即使是这样，在那个皆呼“万岁”、向领袖献上墨宝都不为过的的年代，黄居然在借期过后向毛催索，确实是“不够朋友”，而也确实“够英雄”。然而毛泽东对这位他并不陌生的老友，总算一笑而相容，这也是不很寻常的了。

　　《北京青年报》2002年3月26日   周期率难题：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2009年10月20日 17:03中华儿女 

（本文原载于《中华儿女》2009年第3期，作者：华南）

黄炎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民主建国会与中国民主同盟两个民主党派的创建者，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国家重生、民族振兴的使命中。

1937年12月28日，黄炎培在长沙会见了徐特立；1938年5月19日，他于汉口会见周恩来，从此开始了与共产党的交往。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从那时起，他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1948年，黄炎培辗转抵达北平，参与了新政协筹备的重要工作，并在建国后出任共和国的开国副总理。

“金蝉脱壳”秘密北上，奔赴北平

1948年初，黄炎培在上海秘密阅读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明确表示“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与中共取得联系”。当他得知民盟中央在香港宣布放弃中间立场，与中共“携手合作”，“彻底消灭整个反动派集团的统治”时，作诗寄赠远在香港的沈钧儒：“傥劳行者怀居者，犹是张园隔枣岚。”满怀热情地表达出遇同道者的欣慰（尽管我们相隔千山万水，但彼此的心情像重庆时期的张园<黄炎培在渝寓所>与枣岚<沈钧在渝寓所>）一般近邻。

1945年7月，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等一行六人。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1948年4月初，经黄炎培决策，国讯书店公开出版了中共中央制订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单行本，《国讯》杂志也组织进步的经济学家和农村问题专家撰写评论文章，准备连发三期。但文章刚刊发两期，就被国民党内政部以“刊载为匪宣传文字”的罪名，将国讯书店查封，勒令、《国讯》杂志停刊。

4月10日，在《国讯》结束会议上，黄炎培等人立即提出筹备续刊《展望》。30日，由黄炎培亲自主持工作、确定编辑方针的《展望》正式出版，延续了《国讯》的战斗风格。9月，黄炎培主动提出由共产党派人来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中共地下组织接受了请求，派遣王元化负责《展望》的编辑工作，黄炎培与他配合十分默契。《展望》成为当时上海透露解放战争实情和宣传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唯一窗口。

至“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考虑到，国民党政府很快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覆灭，新中国的红日即将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这时更需要全国人民一致行动，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毛泽东决定用发布口号的方式表达这个政治意图，于是，亲自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鼓舞人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共23条，全面阐述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其中第四条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第五条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23日，民主建国会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杨卫玉、盛丕华等参加，一致通过“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溃败，共产党军队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区日趋恐怖，黄炎培不仅受到特务监视，还上了“黑名单”，处境越发危险。正在这时，黄炎培收到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上海地下党转来的，邀请黄炎培北上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函。黄炎培果断决定接受邀请，秘密北上。

1949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党设计了一个“金蝉脱壳”计划。事先放出风声，说黄家要大办年货，准备春节宴客，造成黄炎培短期不会离沪的种种假象。2月14日下午，黄炎培携夫人佯称出门购物，乘车至南京路永安公司，让汽车就地等候，跟踪的特务不知就里，也在门口等候。黄炎培夫妇穿过店堂，自另一门出去，坐上事先等候的汽车，摆脱了特务的控制。次日，黄炎培被中共地下党护送上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

黄炎培安全抵港的消息见报，特务才如梦初醒，此时，黄炎培已经准备再次启程，转赴解放区。3月25日，黄炎培从香港，经天津，到北平。上午10点，当黄炎培一行的专列鸣着欢快的汽笛驶进北平东火车站，董必武、李维汉、沈钧儒、章伯钧等人早已在此等候，并将他们安置于六国饭店，黄炎培形容当时的感觉是“无微不至”。

3月27日，中共中央欢迎大会上，黄炎培被推举致辞。抵达北平短短几天时间，与黄炎培过去几十年的所见所感形成了强烈对比，他激动万分，他用发自内心的“三呼万岁”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从此“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不绝于口。民主党派与“中共正式成立统一战线”，黄炎培开始为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召开、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 

双清别墅的第一位客人

3月26日，刚抵达北平一天的毛泽东，就将黄炎培邀至香山双清别墅单独宴请。黄炎培是双清别墅的第一位客人，两人畅谈叙旧、纵论时局。然而，两人交谈的重点，还是重大的建国方略，毛泽东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及黄炎培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在交流的过程中，毛泽东再三向黄炎培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

毛泽东诚恳地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这位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黄炎培在民族实业家中有相当高的威望。早年，他与南通张骞、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偶初、与上海刘靖基、与南京刘国钧、与天津李烛尘、与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孚等都有着长年的交情，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同时，他也希望黄炎培能够向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共产党政策。

1945年，黄炎培曾到延安，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共同进行了著名“周期率”对话。双清别墅谈话是继延安谈话之后两人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这次谈话，奠定了黄炎培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时，两人的友情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神交，1945年延安的初交，到新的事业开始之际达到高潮。是日，两人谈话至夜深，毛泽东言辞恳切。对这一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令黄炎培难以推却。责任在心，黄炎培迅速加入到各地解放的工作中。

从4月下旬起，黄炎培开始配合上海解放工作。5月26日，上海解放。至7月中旬，他一边着力为上海恢复工作出谋划策、奔走忙碌，一边积极投入到新政协成立的工作中去。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会议由毛泽东、李济深、沈钧儒等主持。筹备会分为6个小组进行各项准备工作。黄炎培为第四组副组长（组长董必武），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代替。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有、胡厥文等22人，全组共有25人，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召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开幕。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民的盛会。黄炎培等14人代表民主建国会出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62人，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实际上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因此会议宣布其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大会第一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文化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会议期间，黄炎培代表民建发言。他说；“我们兴奋了，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中国共产的领导之下，要从地球几万万年一部大历史上边，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它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黄炎培以诗人般的激情，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为一座新的大厦，“这所新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相信，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是可以战胜任何敌人、克服任何困难的。毛泽东的气质就是中国人民永远胜利的旗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便是表明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旗帜下巩固的团结起来了。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大团结，便是我们今后伟大建国事业必能胜利完成的保证。”

9月27日，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京；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等决议。

在这次大会上，还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和纲领的特点》的报告，代表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黄炎培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讨论的一些激烈片断，《共同纲领（草案）》第四十七条，要不要加“职业教育”，讨论时意见就很不统一，最后讨论结果是，不写“职业教育”，而是加了一句“注重技术教育”。黄炎培的这些记录，后来都收进《黄炎培日记摘录》，当时各方对于建立新中国的热情与严谨态度成为后世遵从的榜样。

9月29日，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隆重举行。黄炎培登上天安门，心情无限激动，他特意赋诗一首《天安门》：“归队五行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大野秧歌四起，红颜白叟黄童。中国人民领袖，出一个毛泽东。”

打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在吸取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反思中国自办新教育以来的问题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他发表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思潮正式形成。他提出的“大职业教育观”，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但是，民国之后，他两次拒绝出任教育总长。“不为官吏”，是黄炎培为自己定下的立身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却欣然打破了自己订立的准则。建国后，民盟领导人几乎全数加入经人民政府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黄炎培也名列其中。1949年10月19日，黄炎培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现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当时，黄炎培长子黄大能正在大连工作，在报纸上闻之此事，很是惊讶。日后他回忆道：“我们做子女的，从小都有一个深刻印象：父亲一向拒绝做官。”当他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的职务，“异常纳闷”。后来，黄炎培曾对他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向他动员的经过。黄炎培严肃地说：“以往坚持拒绝做官是不愿入泥潭，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黄炎培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信中写“我自从参加人民政协，就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政务院工作。33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了？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1949年11月1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起，轻工业部开始办公了。自民纪三年二月辞官以来，35年了，不意老复为批，但我不认为是做官。”从此，黄炎培在继续关心职业教育之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中国轻工业发展中。

2002年，黄炎培之孙黄孟复出任全国工商联主席；2003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时隔半个世纪，接过祖父的担子。黄孟复曾在一次采访中坦言难忘祖父的座右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与鼓舞下，几年来，从一个国有企业的政府主管领导转换为中国民营企业的领头人，黄孟复对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研和推动工作，致力于中国民营企业素质的提升与整合，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黄炎培周期率难题】1945年7月，黄炎培与傅斯年、章伯钧、左舜生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与陪都纸醉金迷的乌烟瘴气相反，黄炎培目睹了革命根据地的一派欣欣向荣。从延安归来后，他十分兴奋。友朋纷纷来探问延安的情况，黄炎培应答不暇，遂闭门谢客，口述延安经历，由其妻姚维钧执笔整理，一连数日，合作完成《延安归来》。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53岁的毛泽东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341字的精彩问答，出于黄炎培、毛泽东之口，见于姚维钧之笔。时，还能依稀记起40年前的这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