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平时做些什么:名将王耀武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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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算下来,真正能让王耀武放在手心里摆弄的只有从南边跟过来的七十三军,但七十三军不是王耀武起家的部队,韩浚那里也是客卿,当初因为有邱维达这层关系,韩浚很卖力气。而且,七十三军的战斗力比起七十四军和八十三军到底差了一层。总体来说,王耀武麾下的这几支人马不尽如人意。这才是王耀武真正忧心忡忡的地方。正在发愁之际,王耀武得知邱维达途径济南,他立刻来了精神头,他吩咐马上开车到车站迎接邱维达。 

这边内部也有不少人事倾轧,但内部争斗无论有多激烈,一遇外敌或党的命令,立刻从命,这同政委制度有极深关系。政委不同于主官,党指挥枪,政委高于司令,而政委由党直接操控,上级党组织压死下级党组织,一层层控制严密。象红军时陕北本土七十八、八十一师同长征来的七十五师因为肃反问题闹得你死我活,几乎要相互火并的地步,但这属于党务,军事主官徐海东就束手无策,不能制止。一碰到打仗,三个师相互配合,绝不拆台,打完仗再算旧帐,这种军纪,不知国军哪个部队能做得到。解放战争时粟裕在豫东大战区寿年、邱清泉,刘伯承出兵替他阻援时并未讲任何条件,而在战局胶着必须速撤时,粟裕第一个撤的就是来支援的中野部队,留自已的华野部队断后(结果损失不少)。这种作战配合精神,光靠委员长在庐山搞培训班是学不来的。

其实这边也有相互争斗的时候,内部整肃里冤案不少。山东有过湖西肃托,八路军有熊大缜冤案,延安还有整风抢救;四七年山东内线兵团许世友和谭震林相互扯皮,山东战局危若累卵;四八年刘伯承手下的王近山在襄樊同地方军区部队抢战利品打出人命。但这边对这种事情极为敏感,绝不让这种事情发展到影响军事的地步,一经发现,立即斩断苗头,保证前线部队一致对外。而在基层,则以政委为主心骨建立基干部队,指导员既要关心战士训练、吃饭、洗脚、除奸,还要时常监督军事主官的工作生活,而到了打仗时又常常要端着刺刀领部队冲锋,落实主官的军事决定,以政治、军事双过硬为称职,为此战死沙场的中低层干部不少,而带出来的风气就是将士同命一心。朝鲜战争最危险的五次战役里,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师长被美军抄了后路,全师装成南朝鲜部队,大白天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渡北汉江,师长把炮兵留在最后,决定一旦暴露就由炮兵打光所有炮弹,同美军同归于尽,尽量保证步兵渡江。留守的炮兵坦然接下任务,因为师长就呆在炮兵阵地,他们不安全撤离,师长也不会退。

王耀武的部队战斗力强,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装备和训练,但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和传统不是用物质能堆出来的,如果把他的部队全换成老枪破炮,再天天啃窝头,战斗意志和组织能力肯定严重下降。国府的战争回顾经常觉得天不助我,抱怨外援后继不力、美械弹药太费、国械火力不强、日械换装太快,指责坦克无用、火炮太重、飞机不力、机枪缺水、共谍太多、道路太窄、粮道太长、天气太热(或暴雨太大)、友军不力、训练不足、弹药不够,总之一切客观条件均于“匪”有利,而于已无用。但同样的武器到了共军手上,他们敢拿着这些东西去包抄美军。国军到现在都没有在战术、战斗意识外更深的军队建设层面反省过,只是找一个又一个的借口,就是多几个七十四军又能如何?  邱维达是回乡葬母,路过青岛时被邀请到济南小坐的。机场欢迎仪式很隆重,王耀武、罗明理、穆忠恒、李仙洲等人均出席。王耀武还腾出自己的公馆给邱维达入住,两个人虽只是几个月不见,可要说的话却是很多。1946年4月,南京召开的整军会议闭幕,七十四军被按照序列编为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下辖三个旅,师长为张灵甫,邱维达和蔡仁杰任副师长。王耀武人在山东,未能参加这次整军会议,但他仍旧非常关心七十四师的着落。  听邱维达介绍了一些会场上的情况,王耀武问他:“你怎么看这次整军会议?”邱维达摇摇头:“徒有其表而已。”王耀武:“敬公说它是杯酒释兵权,我虽然不敢这么说,可也知道这是中看不中吃的玩意,当然,这在有些人看来未必不是杰作啊。”邱维达:“集团军改为军,军改为师,表面上看机构似乎是被精简下来了,可实际则未必,不过是糊弄眼珠子罢了。下一步据说是要把军事委员会也撤销,改成美国人的那种国防部。”王耀武:“在这点上,我倒是比较欣赏中共方面的辩证的统一一类的务实办法。上个月初,我在济南迎来送往,同中共的新四军军长陈毅在一起聊了一段时间,受益不浅。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们这边在官职上的称呼是‘司令官’,而他们则称之为‘司令员’。陈毅说过,不管是司令员,还是勤务员,都是员,都是人民的一员,我们这里没有官。” 王耀武:“不想不行啊,形势逼人。我同时还注意到一点,你看见没有,中共那里不管是大军区还是小军区,都叫司令员,这也是心理战。我们这边,这次整军会议之后,哪怕你是一个中将,也还只是整编旅或者整编师的旅长、师长。官都是希望越当越大,本来当着集团军司令的,变成了军长,本来当着军长的,变成了师长、旅长,你让那些人怎么想?”邱维达乐了:“你这不是自相矛盾了吗?一边你盛赞中共取消了‘官’的称呼,另一边你又说中共喜欢搞一堆司令出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王耀武:“这就是中共常说的辩证法,辩证的统一。一方面是平等感,官兵平等,大家都是员;另一方面则是荣誉感,只要你有了军功,有了成绩,就破格提拔让你当司令员。这两个方面既有约束,也有务实。不能小觑啊。”  邱维达点点头:“听你这么一说,倒是让我想起一段典故来。清朝初年,清军平定南方明朝残余势力,南明的永历皇帝只能去依靠张献忠农民军的余部孙可望、李定国他们。孙可望提出一个条件,要当秦王,就是亲王。南明就研究了,不同意,说秦王这个爵位是朱元璋封给自己儿子的,一直传下来,现在给了孙可望,不合‘祖制’,再说亲王这种爵位只能给姓朱的宗室,不能给外人,开国功臣徐达也就是追封为郡王,不能封亲王。孙可望就火了。后来,孙可望投降了清朝,清朝一上来就封孙可望为义王。”王耀武:“举凡一个厉害角色,都是遵古不泥古的。吕正操一个东北军的团长,投奔共产党,一上来就是司令员,共产党一边计较‘官’与‘员’的称谓,一方面却不吝‘官’的封赏。这才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道。说白了,这也是革命党的思维,而我们呢?现在居然要搞什么全民党,这不就是西方社会民主党那套办法吗?真是滑稽的可以了。” 邱维达:“南京如今高唱宪政的大有人在,而且很吃香。听说在陪都时代就已经有人高唱入云了。我还听说,民三十二那年(1943年),老头子在陪都听一个叫冯友兰的教授的劝告,说是一定要搞民主宪政,不能走前清覆灭的老路以至于落泪?”王耀武听到此,连连冷笑:“清谈误国自古如此,你知道吗?这位冯友兰教授的外号叫什么?叫冯友兰娜。这位‘仁兄’身段之婀娜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如今宪政民主甚嚣尘上,也是拜这位仁兄一路货色之赐。” 邱维达:“美国人喜欢听这些东西,所以,就有人出来应景。”王耀武:“美国人也不都是如此,你还记得那个叫古德诺的美国人吗?”邱维达:“该不是袁大总统的宪法顾问吧。”王耀武:“正是此公。古老头初到中国时还抱着西方那套民主思维不放,接触了一段中国实情以后,就变换了思想,他说,‘今日之急务,在得一稳固强硬之政府,能实行其所定政策者,然后可徐收其效。’古老头私下里对美国公使芮恩施说‘这里至今还是一个缺乏政治的社会,这种社会经过了许多世纪,它依靠自行实施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没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现在它突然决定采用我们的选举、立法和我们比较抽象的和人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我倒相信如果制度改革能够更和缓些,如果代议制能以现存的社会集团和利益为基础,而不以普选的抽象观念为基础的话,那么情况就要好得多。根据实际经验,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意义。’芮恩施本人也承认‘古德诺博士常常和我谈论中国的政治问题。他感到国会企图过多地采用西方政治上的做法,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是否对中国适用。他认为行政权不应该经常受国会的干涉,又认为中国实行内阁制的条件尚未成熟。因此他持一种相当保守的看法,赞成逐渐向西方制度的方向发展,而不赞成全盘采用西方制度。’这是触摸到中国政情三昧的美国人三十年前的看法,可惜的是至今却被我们有些人给忽略了,徒然叫嚣宪政民主,不过是为他人攘夺党国权利而张目。” 邱维达:“据我看来,老头子也未必就相信什么宪政民主救中国一类的滥调,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未可知啊。”王耀武:“宪政民主这种事在中国根本就免提,你提了就是授人以柄,因为你真的要去做西方的那套宪政民主,等于是自剪羽翼,如果你不去做就等于自打耳光,反正是里外不是人。所以,提都不要提。提了不过是徒乱人心而已。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收拢党心、军心,整理内部。可是,我们有些人还见不及此,非但见不及此,还拼命掣肘。”邱维达:“呵呵,你到了老家反倒是一肚子牢骚了,这跟你在湘西的时候可判若两人啊。”王耀武:“我在湘西是跟土豪劣绅斗,如今回到了山东,却是跟党棍政客们斗,而且还不知道下场如何。退一步说就算是我赢了,我身上这点子零件也被他们拆得七零八落了,如何去对付中共?”邱维达:“哪有那么悲观?堂堂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绥靖统一总指挥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翎顶辉煌、大权在握,你还想要什么?”王耀武苦笑道:“狗屁的大权在握,那是表面文章,且不说手下这些军队我泰半指挥不灵,就是这些个地头蛇也搞得我无所适从。省党部高呼‘爱党’,省议会高呼‘爱民’,城防司令部高呼‘爱军’,随便出台一条措施,都会给他们弄得七荤八素、遍体鳞伤,更别说去具体施行了。以前我在湘西不管怎么说斗的是‘害民贼’,如今遇上这些‘爱民贼’,真是无话可说了。” 王耀武掰开手指头给邱维达一一点出:“青岛的齐鲁公司不能碰,因为那是果夫先生亲自过问的生意,是党产;济南铁路局不能碰,因为局长陈舜耕做过委员长的侍从秘书,他伯父陈杏佳跟委员长是同学,他姐姐陈志坚跟毛夫人(毛福梅)是姐妹;济南城防司令部不能碰,夏楚中那个人我就不提了;省政府、省党部、省议会这三家更不能碰。你说我这个统一总指挥能统一到哪儿?指挥了谁?”说到这儿,王耀武有些愤然:“且不说这些了,就是眼下一个省政府调查室都敢于不通过我直接抓人,搞得我狼狈不堪。这不是令不出都门又是什么?”邱维达忙问是怎么回事,王耀武便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从历史上看,中统不论是情报还是行动这两大块都比不上军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要求中统、军统进行“隐形瘦身”、“化整为零”,这也是后来中统改为“党员通讯局”,军统改为“保密局”的张本。在山东的地界上,军统的势力还是压过中统一头,上面给山东省和第二绥靖区派来的军统头子是赵铁夫,老赵的头衔是山东军政特种情报整理处处长,他有权代表军统局管理山东省政府调查室和绥靖区第二处,等于是这两个部门的“太上皇”。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这边的传统是党政不分,党军不分,所以,什么军事主官、政治主官,都要听党的话,上一级党组织的话就是圣明的。这是其一,其二,以陕北肃反为例,也不是说朱理治、聂鸿钧他们空降到了陕北、陕甘边,就大权在握,就可以随便逮捕刘志丹、高岗了,这里面一样有一个拉一派打一派的过程,比如说是谁请中央代表来陕北滋事的?是陕北党军的领导人谢子长,陕北和陕甘边历来矛盾重重,所以,朱理治他们来了以后,主要是依靠陕北整陕甘边。徐海东、程子华的小长征过程中,吴焕先作为二十五军第一负责人主观认为陕甘边领导层不纯,他死后,程子华、戴季英等人继续执行这一思维,与陕北和朱理治等人一拍即合,两股势力合流整陕甘边,那你说陕甘边能不完吗?

拉一派打一派是自古以来权术的主要特征,这不分什么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