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常德皮蛋厂:分利集团———苏联瓦解的根源

精英们先背叛旧体制
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在苏联解体前的1991年6月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是令人震惊的：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大约只有不到10%的人被划分为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苏联民众总体上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只有少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结论很清楚，背弃苏联的恰恰是苏联上层。作者以大量事实证明，早在1987年，某些党—国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1989年，这一现象已是遍地开花了。
对于党—国精英为什么选择资本主义，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的解释是：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不是为了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为了得到权和钱。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执政的党—国精英在苏联体制下成了一批拥有特权的人。在这个体制中，他们所拥有的特权是普通人不敢奢望的。“这是一个真正的越来越脱离社会的阶层：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不仅如此，正是在停滞年代，迈出了下述合乎逻辑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领导人作出了榜样：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
自我清淤能力是一个组织维持其生命力的必要条件。在前苏联，执政党通常是借助搞运动“折腾”机关。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机关不再担心这样的变革了，他主张稳定，用前苏联著名的智囊人物阿尔巴托夫的话说，勃列日涅夫“成为稳定的化身和形象”。其结果是，整个制度完全僵化了，“每一个决定都需要经过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协商”。他们不需要变革。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黄金时期。
执政的苏共变成了脱离群众的特权式集团。这个分利集团的最大特点就是想办法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他们不需要变动，他们要求维持住现状，于是，制度的僵化就出现了。
假象代替了日益复杂化的现实
对这个分利集团如何带来制度僵化的最好描述之一，是阿尔巴托夫以见证者的身份撰写的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作者谈到，从勃列日涅夫当政开始，苏共中央政治局“很少提出重要的、根本性的经济问题”，而只关心下属部门之间细小的相互抱怨，把已经十分严峻的经济问题，缩小为一个财经纪律问题。
对发达国家来说，1973年发生的石油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石油的高价格迫使这些国家通过科技革命降低成本。但是，在苏联却恰恰相反。在发达国家愁云惨雾的时候，苏联高层却非常乐观，原因是，石油的高价格使苏联本来十分严峻的经济困难，通过石油出口而掩盖起来。突然降临的石油财富，使苏联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得以继续维持，使制度改革的问题，变得不合时宜了。
实际上，与其说是石油阻碍了政治局发现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石油强化了执政党高层对苏联经济一片大好的判断，而所谓的问题，只是财经纪律问题。把经济改革和科技革命推出政治局议程的，不是石油，而是制度的僵化。
在前苏联瓦解前的70年代，政治体系不是把改革作为其目标，相反，它的使命是“防止变动，维持现状，保护停滞”，阿尔巴托夫写道：“结果在这个时期造就了完全固定的政治风格———极端谨慎的、慢吞吞的、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不破坏原有平衡的风格。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生态威胁、教育和保健状况的恶化、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状态———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存在了，而用来代替这些问题的讨论的则是类似关于‘新社会共同体———苏联人民’这类肤浅的宣传八股。”
分利集团构成了“反变革”势力
僵化首先是制度的僵化。就苏联的情况来说，首先是出现了一个不思变化的上层，其次是这个上层想办法遏制下层的变革意愿。上层希望整个社会沿着既有的道路走下去。
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作为“分利联盟”，形成了制度变革的阻力。在任何国家衰败、制度衰败的例子中，都可以见到分利集团所构成的“反变革”势力，他们的颟顸、贪婪、炫耀、奢侈甚至残暴，构成了制度瓦解的基本原因。
就硬的实力来看，苏联的成就是非常大的。种种统计和预测都显示，苏联的“综合实力”仅次于美国。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富克斯在其著名的《国力方程》（1965年）一书中预言，到1990年，苏联的综合实力将相当于美国的96%，到2010年，苏联的综合实力将超过美国。
那么，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为什么一下子就垮了？我想，苏联瓦解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美国的压力，而是苏联执政党内部普遍存在的力量幻觉。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显示苏联的强大。苏联强大的力量是按照这个分利集团所希望的方向综合的，力量配置被锁定于这个集团希望看到的方向上了。而结构问题，公平问题，被忽视了。苏联恰恰就是垮在结构平衡问题上。
前苏联是围绕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确立经济、社会结构的，军事工业拥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前苏联国内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技术设备、原材料都要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民用产品都要为这一需要让路。这一需要塑造了一个畸形的经济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之比为：2:2:6。到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苏联的经济规模只为美国的40%，但是在军事力量上，却维持了与美国大体相当的水平，苏联有这样的业绩，要“归功于”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有学者计算说，苏联差不多把全国70%-80%的工业能力都用于军事生产。
真正的成功乃在于可持续
按道理，这个享有特权的分利集团应当坚定地反对苏联瓦解，即使是为了自己，也应当拼死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现实并没有按照这个逻辑发展，而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为什么呢？
根据科斯等经济学家对制度变革的分析，当改制代价高而且难以进行时，制度就不会进行调整，而当改制成本低廉且容易进行时，制度就会调整。那么，苏联执政党上层很驯服地、并且还是主动地转向了另外的制度，唯一的解释是，这种转变是成本低廉的。
当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既得利益集团面临着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刻，他们选择了后者，因为后者承诺，他们什么也不会失去，他们不过是在进行一次“带薪休假”。
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分析道：“最近这次俄罗斯革命的牺牲者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基本上留在原来的位子上———在取代苏联的国家里做着高官。苏联垮台以后两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他们的首领都是以前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其中5人曾是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既然有人说党—国精英被打败了，为什么我们统计出来的原苏联领导人在后起各国的领导层中仍占优势呢？”事实上，让他们困惑的原因，正在于这次革命不同于1917年的革命，那次革命是暴力革命，而这次，却是非暴力。他们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脑袋会搬家，自己的财产会被充公，自己的妻儿会沦落街头。革命正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充其量只须用特权交换金钱而已。等价交换，乌拉，为什么不革命去呀！
前苏联因制度的僵化最终导致崩溃，在历史上不是孤例。正如一位荷兰人在总结荷兰失去海洋的时候说的那样：摄政王不是商人，他们不去海上冒险，而是从房产和有价证券中获取收益，并因此失去了海洋。这种道理为所有的统治者所了解，因此，谋求统治长期化的力量总是一再呼吁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王朝几乎都在王朝的中间阶段经历一个所谓的中兴，一位果敢的领导人总是借助某些严重挑战提供的机会，对制度作出变革，他试图重新对制度作出安排。这样的改革，都会对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震动。他也总是能够聚集起强大的改革力量。而之后的领导者，虽然也总是一再被提醒进行改革，但是已经相互适应了的制度，很难再产生强大的自我改革的动力了。
历史上，许多在一定时期积聚起巨大力量的国家不久之后，便陷于瓦解和长期萧条，其间的缘由就是不明白真正的成功乃在于可持续。苏联的败亡并不是苏联领导人不重视提高综合国力，而在于国力的综合被锁定在分利集团规定的方向上；在于系统长期追求稳定所形成的分利集团，一味地根据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综合国家力量；在于统治者对于国内结构变化缺乏敏感性，日常发生着的细小突变被忽视了，这就最终导致了系统出现革命性突变。
（据《南风窗》2004年9月号<下半期>张剑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