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上全是喷子吗:河间学派 与 易水学派

中医流派－－河间学派
河间学派是以宋金时期河北河间著名医家刘完素为代表的一个医学流派，以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证而著称于世。学派形成之初侧重于外感病的火热病机、病证，其后则渐及内伤杂病之火热病机、病证，或涉及各种外感、内伤之实证，而分别另成一派，故该派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河间学派的形成
    宋代，《和剂局方》盛行，“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由于《局方》用药多偏温燥，故对于温热病人或阳盛阴虚患者，不但于事无补，反因滥用而成弊，造成热病丛生。此种现象在北方亦很明显，因北方气候干燥，其人“秉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酿，久而蕴热，……人情淳朴，习于勤苦，大抵充实刚劲”。即使外感风寒亦往往容易化热生燥，不耐《局方》药物助热劫阴之苦，何况感受温热呢?另外，这一时期的医学界，因循守旧之风仍很强劲，一些人墨守张仲景《伤寒论》陈规，不问伤寒还是温病，治辄投以辛温，每每贻误病人，助热为患。除此之外，宋金之际，战乱频繁，北部的广大地区沦为战场，社会动荡，生活不安定，加之天气炎热，致使温疫病不断流行，众医束手无策，亦非局方、经方所能奏效。
    面对这样的形势，生活于北方的刘完素(字守真)在当时社会革新思想的冲击下，首先起而探讨解决这些内外伤热性病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他在运气学说的影响下．潜心钻研《内经》病机十九条的理论。发现六气之中，火居其二，病机十九条中，火热居其九，认识到火与热是导致人体上述病变的重要因素。于是用它来阐发这些疾病的机理，不仅扩大了《内经》中火、热邪气致病的范围，而且形成了以火热为核心的学术观点(即火热论)。在病机上，力倡“六气皆能化火”说，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说，在治疗上，力主寒凉之剂解表攻里，或降心益肾，分别适用于外感、内伤热性病。其中尤殚心于六气化火说及寒凉解表攻里的治法(即侧重于外感热性病)。自此，刘完素始与局方、经方立异，形成对峙之势，而成为主火论、寒凉派的开山。

  二、河间学派的发展与演变
   自刘完素创火热论独树一帜后，承袭其术者不乏其人。据史料记载，亲炙(直接受到教诲或传授)其学者，有穆大黄、马宗素、荆山浮屠等。
    穆大黄，姓穆，人以大黄称之，其为善用寒凉者无疑，名字、里籍及著作俱无从考证。惟《三消论》锦溪野叟跋云：“麻征君止取《三消论}即付友人穆子昭，子昭乃河间门人穆大黄之后也。”
    马宗素，金代平阳人。  《宋以前医籍考》云：  “按《医学源流}引《列代名医图》曰：‘金有何公务、侯德和、马宗素、杨从正、袁景安’。而是书又载正治反治之法，曰闻诸守真之言，则宗素亦金人，当得亲炙于守真之门者。”著有《伤寒医鉴》一书，从伤寒病的角度来宣扬刘完素的火热论，并有所发挥，详细内容见温病学派。
    荆山浮屠，姓氏、里籍与著作亦无从考。《明史·方技·戴思恭传》云：“震亨……学医于宋内侍钱塘罗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则河间刘守真门人也。”可知其学一传于罗知悌，再传于朱震亨，使河间之说由北方而传到南方。
    罗知悌，字子敬，号太无，元代钱塘人，著作不详。宋濂《丹溪先生墓表》云：“罗司徒知悌，宋宝佑中寺人，精于医，得金士刘完素之学，而旁参于李呆、张从正二家。尝言医学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必两尽之，治病方有所憾，区区陈、裴之学，泥之且杀人，”知悉其学传至朱震亨时已非刘完素一家之说，实融三家之说于一炉。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人，世居丹溪，后人尊称为丹溪翁。其沿袭罗氏之学，尤重相火为病最多之说，大倡“阳有余阴不足论”，治疗肝肾相火妄动的病证强调滋阴降火，而开后世滋阴一派的先河。此外还擅长气、血、痰、郁等杂病的论治。足见刘完素之学传至朱震亨已渐变矣。    传朱震亨学说的门人，主要有赵道震、赵良仁、戴奸、戴思恭、王履、刘叔渊等。最有成就者，当推戴思恭、王履。
    赵道震，字处仁，明代金华人。(定远县志》谓其“凡轩岐以下诸书，靡不精究。受学丹溪，所造益深。洪武己巳，徙籍定远，活人频多，未尝言利”。著有《伤寒类证》一书，可惜未见有传本，其学术思想，难以测知。
    赵良仁，字以德，明代吴人，后挈家去浙。《苏州府志》载其“少试吏宪司，即弃去，从丹溪朱彦修学医，治疗多有奇效，名动浙东西，所著{医学宗旨》《金匮方衍义》，并《丹溪药要》等书”。《宗旨》《药要》两书均未见，《衍义》亦未能梓行，直至清代康熙朝经周扬俊补注，名为《金匮玉函经二注》之后，始有传本，该书系研究仲景学说的专著。
    戴*(音尧)，字仲积，浦江人。因母病死于庸医之手而弃儒从医，率子戴思恭(宇元礼)徒步至义乌，受业于朱震亨。朱氏“爱思恭才敏，尽以医术授之”。“当时游丹溪之门者，弟子颇多，惟元礼父子最得其传”，而戴思恭更是高足。可惜戴虫未见有著作传世，其学术思想不可得知。而戴思恭则著有《推求师意》，《证治要诀》等书，畅发其师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及论治杂病的心法。他所发挥的气血盛衰论(即“气属阳动作火论”与“血属阴难成易亏论)，可谓发展了朱丹溪乃至刘河间研究火热的学术思想，并对后学汪机的学术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履，字安道，号畸叟，别号抱独老人，明代江苏昆山人。《明史列朝诗集》述其“精医药，从金华朱彦修游，尽得其传”，著有《医经溯洄集》等书。其学术思想一本朱丹溪“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之说，对《内经》《难经》的理论多有独到见解。此外还倡伤寒温暑为治不同论，实属对刘河间火热论的发挥。
    刘叔渊，字橘泉，明代吴陵人。其子刘纯(字宗厚)著《医经小学》序云：“昔丹溪朱先生以医鸣江右，家君亲从之游，领其心授。纯生晚学陋，承亲之训有年矣。”可惜刘叔渊之学不传，惟从刘纯著作中窥测。刘纯实为朱丹溪的再传弟子。其著作尚有{玉机微义》等，反映了朱氏论治杂病的学术思想。
    私淑(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朱震亨，竞传其学的，则有汪机、王纶、虞抟、徐彦纯等，尤以汪机、王纶成就最著。
    汪机，字省之，明代安徽祁门人，世居石山，因自号石山居士，人称汪石山。著有《石山医案》等书。其服膺丹溪之学，并受到戴思恭观点的影响，而倡卫有余营不足论，认为卫有余无待于补，而营不足则以人参、黄芪补之，补营之气即补营也。实与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及滋阴降火之旨，面目全非。
    王纶，字汝言，号节斋，明代浙江慈溪人，著有《明医杂著》等书。其传扬丹溪之学，尤对丹溪论治杂病的心法体会深刻，强调“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有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临床治病常“以郁法参之”，如气病兼郁，则用四君子汤加开郁药，血病、痰病亦如此。不愧为学丹溪而最著成就者。
    虞抟，字天民，号花溪恒德老人，明代浙江义乌人。其曾叔祖虞诚斋“与丹溪生同世，居同乡，于是获沾亲炙之化，亦以其术鸣于世”。虞氏遂世代相传，皆以丹溪为宗，至虞抟时亦“承祖父之家学，私淑丹溪之遗风”。其对朱丹溪治杂病的心法，理解较深，在所著《医学正传》的各个病症里，都列有“丹溪要语”、“丹溪心法”、“丹溪活套”等内容，可惜高明之见不多。
    徐彦纯，宇用诚，明代浙江会稽人。 《玉机微义》杨士奇序中谓其私淑朱彦修。著有《医学折衷》，《本草发挥》等，前者言杂病证治，多采刘完素、张从正、朱震亨等诸家之说，可见其师丹溪而尤重丹溪治杂病之心法，但仅仅是阐扬而已，缺乏独到之见。该书后经刘纯续编，更名为《玉机微义》。
    略早于朱震亨而私淑刘完索之学的，有葛雍、镏洪、张从正及弟子麻九畴常德等。
    葛雍，字仲穆，号华盖山樵，金代临川人。《医籍考》谓其“亦为传河间之学者”，著有《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简称《伤寒直格》。
    镏洪，号瑞泉野叟，金代都梁人，著有《伤寒心要》一书。《伤寒辨注》云寒，大率以热病为主，此得河间之一偏。”
    以上二家，虽非刘完素门人，但确是最守刘完素火热沦的，其著作之篇幅，殊，然立论之旨意，与马宗素之《伤寒医鉴》几无二致，详细内容见温病学派。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人，久居宛丘，故人称张宛丘。《金史·本传》载：“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曾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之论，以阐发河间六气化火病机之旨，并认为风、火、湿、燥皆为邪气，邪留正伤，邪去正安，故治法一以攻邪为主，遂成为攻邪派的师祖。可见河间之学传至张从正，又为之……：变矣。 
   张从正的人室弟子有麻九畴、常德。    
    麻九畴，初名文纯，宇知几，人称麻征君，金代易州人。擅长经史，《归潜志》云：“晚更好医方，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张子和所著医书，多半出于麻知几之手。张颐斋为《儒门事亲》作序曰：“宛丘张子和，兴定中召补太医，居无何求去，盖非好也。于是退而与麻征君知几、常公仲明辈，日游滁上，相与讲明奥义，辨析至理，一法一论，其大义皆子和发之，至于博之于文，则征君所不辞焉。议者咸谓：非宛丘之术，不足以称征君之文，非征君之文，不足以弘宛丘之术，所以世称三绝。”惟本人并无医学著作流传后世。
    常德，宇仲明，金代镇阳人，与麻知几同师承于张子和，亦参与了《儒门事亲》一书的编撰。此外，尚著有《张子和心镜》(又名《伤寒心镜》)，首论刘河间双解散，及张从正增减之法，其余都属于刘、张二家的学术观点，不难看出，本书实为发挥刘河间火热论者。
    私淑张从正之学的有李子范。    李子范，字林虑，里籍、著作俱不详，惟《儒门事亲·后序》云：“有隐士林虑李君子范者，以其有老母在，刻意岐黄，及得是书，喜而不舍，遂尽得宛丘之传。”得知李子范为私淑张从正之学而有心得者。
    总之，河间学派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初期以发明火热病机、善用寒凉药物而名噪一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又先后以攻邪、滋阴而闻名于世，从而由寒凉派又分化出攻邪派、滋阴派。该派所研究的内容，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在临证上有重要成果，促进了中医病机学和治疗学的发展，并为明清温病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是中医学术发展史上最具影响的学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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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水学派　　金元时期，新说竟兴。继河间刘完素创立火热论之后，有河北易州张元素探索脏腑辨证，在总结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较为系统的脏腑寒热虚实辨证体系。其后经其弟子及后世私淑者的不断发挥，在脏腑病机和辨证治疗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汇成了著名的易水学派。编辑本段一．易水学派的形成
　　易水学派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金元时期，中国北方战火连年，人民饱受饥馑、劳役、惊恐之苦，内伤病发生较多，为脏腑病机研究提供了临床基础。魏晋以来至宋代，医学的发展一直处于经验积累的阶段，医学风气偏重于经验方的收集应用，忽略了医学理论的研究。经过一段时期临床医学的经验积累，医学理论的总结提高已势在必行；脏腑病机的理论研究已成为当时医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张元素整理总结《内经》，《难经》，《中脏经》有关脏腑辨证的医学理沦，吸取《干金方》，《小儿药证直决》的脏腑辨证用药经验，结合其临床实践经验，建立了以寒热虚实为纲的脏腑辨证体系。在医学发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成为易水学派的开山。　　张元素，字洁古，金代易州人。著《医学启源》，《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珍珠囊》等。张元素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家。他有感于当时医生执古方以疗今病的习俗．针对性地提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主张从实际出发。强调根据脏腑寒热虚实辨证用药。在张元素注重脏腑病机研究的影响下，在易水学派形成过程中，一些医家逐步转向对特定脏腑进行专题研究，并各有创见。　　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金代河北真定人，金元医学四大家之一。从学于张元素，尽得其传。在其师脏腑辨证说的启示下，探讨脾胃内伤病机，紧密结合临床实践，悟出脾胃为元气之本而主升发，若因饮食劳倦所伤，脾胃不主升发，元气不足．乃百病发生之由，总结出“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理论，制定益气升阳、甘温除热大法，创制补中益气、升阳益胃等名方，并详辨内伤与外感之异同。被后世又称为补土学派的代表、易水学派的中坚。所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为历代医家所推崇，其学术影响极为深远。李氏的亲传弟子有王好古、罗天益等。　　王好古，字进之，号海藏，元·赵州人(今河北赵县)。初师事张元素，后从李杲学。得张、李二家之传；重视脏腑内伤阳气虚损的一面，发挥为阴证论，所著《阴证略例》为阐发阴证病因病机和辨证治疗的专著。在病因上他强调内因的决定作用，所谓“内已伏因”，即人的本气已虚，再“感寒饮冷”或“误服凉药”而发为阴证。在辨证上强调脉证合参，以面青黑、脉弦而弱者为伤在厥阴肝之经；面红而赤、脉细而微者为伤在少阴肾之经；面黄或洁、脉缓而迟者为伤在太阴脾之经。此即其所倡立的“内伤三阴例”。在治疗上，明确提出“三阴可补”，运用仲景通脉四逆、当归四逆、理中汤作为内伤三阴的主治方。　　罗天益，字谦甫，元代真定(河北定州)人。从李杲学医十余年，得其真传，著《卫生宝鉴》，发挥李杲脾胃内伤学说。在理论上深入探讨了脾胃的生理功能，他指出：“《内经》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位在上，肾处在下，左右上下，四脏居焉。脾者，土也，应中为中央，处四脏之中州，治中焦，生育营卫，通行津液，一有不调，则营卫失所育，津液失所行。”此说揭示了脾胃与其他四脏以及营卫津液的关系，对于正确理解脾胃内伤诸证病机颇有裨益。李杲论脾胃内伤之因，虽有饮食所伤和劳倦所伤两个方面，但终是统而言之。罗氏则将饮食所伤分作食伤和饮伤，将劳倦所伤分为虚中有寒和虚中有热，则更为具体而条理　　化了。在治疗上广泛采用历代名方，并自创新方，因而更加丰富多彩。其治疗脾胃病的特点，更突出甘补辛升。其云：“健脾者必以甘为主，……卫为阳，不足者益之必以辛；荣为阴，不足者补之必以甘，甘辛相合，脾胃健而营卫通。”其所创制顺气和中汤，即以补中益气汤为基础，加入川芎、蔓荆子、细辛、白芍药，成为治疗气虚头痛的著名方剂，足见其对东垣用药心法的继承与发展。此外，其重视三焦分治，可谓有首倡之功。　　张元素、李杲、王好古、罗天益诸家，师承授受，形成了易水学派，对明代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编辑本段二、易水学派的发展
　　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研究在明代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医家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与辨证治疗，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辨治虚损病证的系列方法，理论上发展成为以先天阴阳水火为核心的肾命理论。虽被后人习惯上称之为温补学派，实则为易水学派学术思想的延续，代表医家有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等。　　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明·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幼承家学，通晓各科，曾任太医院院使。其学术思想，悉以李东垣脾胃内伤沦为中心，强调“人以脾胃为本”，“胃为五脏本源，人身之根蒂”，“若脾胃一虚，则其他四脏俱无生气”，“人之胃气受伤，则虚证蜂起”，发挥了东垣“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理论，更强调了脾胃内伤与虚证的关系。在治疗上多以东垣补中益气汤为法，或出入于四君、六君之间。又主张若补脾不应，即求之于肾和命门之水火阴阳不足，若肾阴不足，用六味丸，壮水之主以镇阳光；若命门相火不足，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此等理论实遥承于唐代王冰，而六味之用又效法于宋代钱乙。其对肾命的认识虽未脱离{难经》左肾右命门之说，但其已明确指出“两尺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故以六味、八味补之，使“阳旺则阴生”、“阴旺则阳化”。临床上崇尚温补，力戒苦寒，实为温补学派之先驱乙　　孙一奎，字文垣，号东宿，别号生生子。明·安徽休宁人。著《赤水玄珠》，《医旨绪余》等。其论命门学说的特点，是综合《难经》关于命门和肾间动气理论，并融人《易经》中太极生万物的思想，阐发为动气命门说，即以命门为两肾间动气，为人身生生不息之根。并以命门动气说用以指导临床，突出表现在注重保护三焦元气，对虚损诸证，多从下元不足论治，自制壮元汤，配合东垣补中益气汤作为三焦元气不足之主方。此外，注意保护脾胃，也是孙氏的临床特点之一，尝云：“治虚损之证，最吃紧功夫，只在保护脾胃为上。”此可看出孙氏宗法脾胃学说的学术渊源。　　赵献可，宇养葵，号医巫闾子。明·鄞县人。著《医贯》，阐发命门学说，自成一家言。其论命门位居两肾之中，有位无形，为人身之君主之官，居于十二官之上，实为生命之主宰。其云：“命门为十二经之主，肾无此则无以作强，而伎巧不出矣；膀胱无此则三焦之气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无此则不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胆无此则将军无决断而谋虑不出矣；大小肠无此则变化不行而二便闭矣；心无此则神明昏而万事不能应矣。献可以命门为君火，而先天之水火并居焉。其临床治疗亦特别重视先天之水火治疗。其云：“先天水火，原属同宫，火以水为主，水以火为原。故取之阴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阳者，水中寻火，其明不息。斯大寒大热之病得以平矣。”其所谓“火中求水”，即用六味丸补水以配火，用治因真水不足所致之火有余证，壮水之主以镇阳光；“水中寻火”，乃用八味丸于水中补火，用治因真火不足而致的水有余证，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大大推广了六味、八味丸的临床应用。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明·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著《景岳全书》，《质疑录》，《类经》等。张氏所论命门与赵献可略同。认为命门藏先天之水火，为元阴元阳所居之所。故“命门之水火为十二脏之化源，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五脏之功能必赖命门始能发挥正常。若命门之元阴元阳亏损，则必变生脏腑阴阳虚损之病，所谓“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出，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迭出”。创制左归、右归作为治疗命门先天水火不足的主方。其命门之治实际上反映了张氏以阴阳互根理论为指导的辨证思路。他所大力倡导“阴阳相济”治法，完善了阴阳虚损治法。其阴阳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阳重于阴，反对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针对性地提出。阳非有余论，认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为其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中梓，字士材，号念莪，别号荩凡。明末华亭(今江苏松江)人，著《医宗必读》，《内经知要》等。其学术思想宗东垣、立斋，既重脾，复重肾，明确提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为易水学派诸家脾肾之论作了精辟的总结。其论阴阳水火则重视阴阳的平衡与交济，并表现出明显的重阳抑阴的倾向，尝谓“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其在临床上善于博采众家之长，持论公允，又多有创见，如擅长辨治寒热真假、实虚疑似之证，倡言“大实若赢状”、“至虚有盛候”、“阳极反似阴”、“阴极反似阳”等，体现了较高水平的辩证法思想，颇具临床指导意义，尝为后世医家所称道。　　以上温补诸家崛起于明代，决非偶然，盖自元末以下，丹溪之学风行于世，医人偏执滋阴降火之说而滥用寒凉，袭以成弊。温补诸家起而驳正之。其承东垣脾胃之学，而由脾及肾，深究阴阳理论与肾命病机，注重保护人体阳气，丰富了对脏腑虚损病证的辨证与治疗，成为易水学派发展过程中，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又一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