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先锋有沢実纱:潘光旦：他的性格是“牛皮筋”

潘光旦：他的性格是“牛皮筋”

撰文：陈远 口述：潘乃穆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县（今属上海市）人。中国现代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他于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因在体育活动中摔伤右腿而截肢，休学两年。1922年毕业后留美，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　

 　 潘光旦回国后任教，同时进行学术研究，前后主讲优生学、家庭问题、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思想史、人才论等课程。

被人评为“学贯中西，融会古今，打通文理”，“游刃于自然、人文、社会诸学科之间，而无不运用自如者”。1952年院系调整后至196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兼研究部第三室主任，转入民族历史和民族学方面的研究。有《潘光旦文集》14卷。

难以过关的“检讨”

　　他是清华思想改造运动中最先作检讨，而也是最后才通过的一个人。大家认为他特别顽固，说他是“铁心皮球”。

　　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向南败退，1949年初，解放军军管会先进入清华园，然后才进北京城。这时候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他是不会跟着国民党走的：1941年父亲加入民盟，参加民主运动多年，1946年闻一多教授被暗杀的时候，他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在昆明时期，他和共产党人华岗有过直接的接触。因此他没有离开北京或清华大学的任何想法。1949年，父亲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社会学系主任和校图书馆的馆长。他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听取师生意见，主持制定了社会学系历年的课程改革方案；增加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课，父亲是讲授的一员。他结合教学的需要，译注了恩格斯的《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他倡议社会学系的师生参加北京市郊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自己也参观访问了苏南的土改，和全慰天先生合作《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

　　对当时酝酿中的院系调整，他在1950年夏的一次高等教育问题座谈会上发言主张“稳步前进”，认为没有大事更张的必要，综合大学不但要包括文、法、理三字所代表的种种学科，更要包括工、农、医各路的学科。当时叶企孙、金岳霖等许多大学教授都发表类似的看法。

　　在1952年初开始的三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父亲成了被批判的重点对象。主要从政治上批判他的“改良主义”和“中间路线”。他是清华思想改造运动中最先作检讨，而也是最后才通过的一个人。从1月份开始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第一次检讨，作了三次还没通过，大家认为他特别顽固，说他是“铁心皮球”。又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一次，不顾事实地上纲上线说他解放前一贯地反共拥蒋，反苏亲美，解放后依然不改。经过大会小会、集体和个别的帮助，到最后作第四次检讨得以勉强通过，这时候是10月份，院系调整已经实施完成。

院系调整在当时被看作是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成果。清华、北大、燕京三校合并。北大和燕京的工学院都去到清华，它成了一所工科大学。清华和燕京的文、理、法都到北大。清华和北大的政治系和法律系独立成立政法学院。清华和燕京的社会学系都被取消。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全国的大学里都没有了。“文革”过后，报刊上讨论十七年的经验教训，我曾经看到原高教部副部长钱俊瑞写的一篇文章说院系调整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右派分子”的民族史研究

　　父亲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

　　院系调整之后，父亲和一批清华、燕京社会学系的教师一起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他在民院担任教授和研究部第三室也就是中南室的主任。对他来说，专业研究方向当然是有很大的转变，可是他在1953年上半年就完成了一篇学术论文《开封的中国犹太人》。中南地区民族成分多，历史上民族关系复杂，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存在民族识别问题。1953年，中央民委把研究土家族是不是单一民族的任务交给了中央民族学院。父亲承担了这个任务，可是他腿脚不便，领导不同意他到当地去实地调查，1955年他在历史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认为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1956年夏，父亲结合政协委员外出视察的任务，访问湘西北土家族地区，进行实地观察，写出《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当年冬天再去鄂西南、川东南地区视察。 

     1957年3月和北大向达教授在政协全体会议联合发言《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汇报情况并提出建议。中央于1956年10月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195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他无论从学术上或解决民族工作的实际问题上都尽职尽责地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

　　这一案上挂下连，向达教授被错划为右派也和这件事有关。当地的土家族干部、教师和学生因此而被错划为右派的有一百几十人，受牵连受处分的三百多人。他还有一条“罪名”是“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社会学系可以培养很多做群众、统战、工会工作的人”。但是当时苏联已经恢复了社会学。费孝通教授告诉我，当年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中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他曾问过可不可以恢复社会学？毛主席回答说：可以。袁方教授也对我说过，当年恢复社会学的活动是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可是后来参加讨论恢复社会学的学者大都被错划为右派。

　　父亲当时其实是参加讨论和发表意见最少的一个。又一条“右派言行”是“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外行不能领导文教工作”。

反右斗争之前，《文汇报》记者曾经访问他，谈“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问他“碗盖已经揭开了，为什么还不往外跳”？他回答：透气是第一，跳不跳还在其次。虽然他当时没有参加鸣放，还是不可避免地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他的性格是“牛皮筋”

　　费孝通教授针对他这两件耗时费日的重头工作，评论“他的性格是俗言所谓牛皮筋，是屈不折，拉不断，柔中之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

　　反右派斗争之后，父亲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

　　回民院之后，有两年半时间没有明确工作单位，而参加集体突击性的工作。主要从事过：《辞海》编纂工作，这项工作持续时间长，直到1964年才最终结束；为民族简史简志稿提供意见，主要关于景颇、土家、畲族的三种；边界资料工作，主要对中印、中巴两部分边界提供英文资料，并和邓锐龄先生合作将其译成汉文，约五十万字。尽管他一向不赞成文责不清的学术工作组织方式，对这些工作还是很认真负责地完成，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979年以后正式出版的《辞海》，就是以那时候的工作为基础的。当时民族方面条目由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和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分工编写，到出版的时候，已经是“文革”之后，许多人包括父亲在内都没有列入工作人员名单。当时和他一同工作的吴文藻教授和吴泽霖教授的名字我们现在还可以在《辞海》上看到，但是他的名字却被抹杀了。

　　1961年10月他分配到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工作。当年他完成了一篇研究畲族历史的论文《从徐戎到畲族》，可惜和1957年6月写的《浙赣两省畲民访问报告》一起，现在都找不到了。从这时候一直到“文革”以前，他主要做了两件工作量浩大的事情。一是阅读、摘录古籍中的民族史资料，二是翻译达尔文的著作《人类的由来》。第一件事早从1959年就开始了，到1964年为止。他阅读了全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把有关的民族史料加以圈点，随后把《史记》《左传》《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竹书纪年》和部分《资治通鉴》里的民族史料分类摘录在卡片上。卡片上有按语，写出他自己的心得和看法。1963年5月底开始到1964年止，配合《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把《明史》里的民族史料摘录完毕。这种阅读、圈点、摘录的工作是在许多其他工作、会议、政治学习等活动之外见缝插针式进行的。这绝不是简单的资料工作，而是一项庞大的研究工作的基础步骤。这项工作结合他曾经做过的重点研究在他的头脑中逐步有了我国各民族在历史时期中的发展、变化、流动、迁移和中华民族形成、民族关系变迁的一个整体画面。配合教学，他打算先开“先秦民族形势鸟瞰”专题课，逐年扩展充实，两三年以后也许能形成一门完整课程。可惜这项工作没有机会进行到底。

1965年到1966年5月他尽可能集中时间翻译完达尔文原著《人类的由来》，全稿近80万字。早在1956年他就着手翻译达尔文的这部经典著作，因为政治运动和岗位工作的关系，一直不能进行，以致和科学出版社订的合同失效，1961年再次向商务提出和胡寿文合作承担翻译。到这时候他给潘乃谷写信说：“也算完成了一件有用的东西。”实际上是完成了他多年的心愿。费孝通教授针对他这两件耗时费日的重头工作，评论他“为人治学的韧性”说：“现在还有多少学者能为一项学术工作坚持不懈达十年之久的呢？”“他的性格是俗言所谓牛皮筋，是屈不折，拉不断，柔中之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

 “文革”中的最后岁月

他只有一条腿，还是叫他去校园拔草，他不能蹲下所以带一条小凳，被红卫兵一脚踢飞，他只好坐在地上拔草。

　　“文革”中，父亲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批斗抄家，书房、卧室都贴了封条。剥夺了正常的居住条件，被迫住在厨房外间的水泥地上，缺被少褥。他只有一条腿，虽然没让他和费孝通教授等人一起去打扫厕所和澡房，还是叫他去校园拔草，他不能蹲下所以带一条小凳，被红卫兵一脚踢飞，他只好坐在地上拔草。

　　“文革”前他的身体基本健康，这时候就得了病，从前列腺炎发展到尿毒症。那时候也没有了正常的医疗条件。我和我姐姐潘乃穟在北大是被监管的“黑帮分子”，没有行动的自由，不了解家中情况。他的病没法及时就诊。等到我的一位同学把他送进医院，医生就宣布病危。

　　这时候我请假去看他，医生又不同意陪住，我只能临时请假去看他，潘乃穟连假都请不下来。没多久，医院打起了派仗，主治的医生换了人，对这样的重病号起码的医疗和护理都成了问题，更谈不上抢救；反而还有外来调查人员到病床旁边盘问他，冲他大叫大嚷，使劲摇动病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坚决要出院，医生也不负责任地推他出院。我无奈接他回家。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时刻，卧室还不准启封，只打开了堂屋。我们支了一张旧行军床让他静卧，总算是躺在自己家里，还可以喝到一口热汤热水。他去世在1967年6月10日，当时我们虽说近在咫尺，可是都没能在他身边。

　　1980年我父亲的全部问题得到平反，举行了追悼会。1999年民盟、民族大学、清华举办了纪念他百年诞辰的座谈会。2000年《潘光旦文集》14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还有一些没有收入的文搞，我们正在整理，争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