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为什么偷渡美国:抗战期间中国海军的鱼雷艇作战 - 一、二战史 - 铁血社区

　　1866年那个平静的下午，当英国海军上尉罗伯特•怀特黑德（Robert Whitehead）在奥地利的飞雄门河畔第一次试行他那具以蒸汽瓦斯为动力的新制机械模型时，恐怕丝毫没有意识到此举将开辟一个时代。短短6年之内，这种以他的姓氏命名为“白头”的新锐兵器风靡了遍布几大洋的列国，人们把这一形状奇怪的东西叫做——“鱼雷”。

　　中国自强运动的领导者李鸿章在1880年代正值盛年，权力和地位都堪称一时之极。几乎自鱼雷一诞生起，他就对这种价格低廉、杀伤力大而使用方便的兵器产生了不可抑制的痴迷。1882年，两艘鱼雷艇的零件由商船运回中国，在大沽船坞由洋员指导装配成型。当这两艘被称为“乾一”、“乾二”的鱼雷艇在白河上飘荡起蒸汽主机的浓浓黑烟时，中国海军发展的一个新高潮也由此掀开。此后，李鸿章为建设中的北洋海军购置了4艘单雷艇，在德国购置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也各携带2艘小型鱼雷艇。

　　在李鸿章为北洋采购第一批鱼雷艇的同时，南方那位热心洋务的两广总督张之洞也在自己的辖区内筹款购置了3艘鱼雷艇。两年后，这个数目增加到11艘。主持福建水师军务的清流干将张佩纶则在德国订购了中国第一艘大型出海鱼雷艇“福龙”。鱼雷技术的发展把更耐腐蚀和保养更方便的德制刷次考甫（Schwartzkopf）“黑头”磷铜鱼雷带入了中国，北洋海军随即向英、德两国订购了以此为主要武器的大型鱼雷艇6艘。1888年，当这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经制海军成军时，已经拥有了由17艘组成、亚洲一流的鱼雷艇部队，刘公岛上一时一片兴盛。

　　怎奈好景不长。1894年，当这支一度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与来自东瀛异国的对手在黄海之中交手时，“老大帝国”的骄傲却是那样的不堪一击。北洋的鱼雷艇队也多次置身战斗前沿，黄海战中“福龙”甚至得以在极近距离对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座舰“西京丸”连发两雷，却鬼使神差地脱靶，令中方痛失一个可能扭转战局的关键胜利。战争后期，面对日本鱼雷小艇一次次乘夜突入威海卫、击沉击伤北洋舰队的大型舰艇，北洋的鱼雷艇却株守母港，坐以待毙。当日军围攻威海卫时，更出现了“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率全体小艇出逃的耻辱性事件，结果北洋的全部鱼雷艇几乎被消灭殆尽。中国的第一次“鱼雷革命”以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失败而告终。

　　甲午后重建的中国海军也一度相当重视鱼雷兵器的作用，被称为“鱼雷炮舰”的多艘早期驱逐舰和来自德国的4艘星字号鱼雷艇构成了朝廷外购军舰的主力。1907年，已经调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继续发挥他对内河防御的极大热忱，向日本购置了4艘蒸汽鱼雷艇——然而这也是中国最后的蒸汽鱼雷舰队。她们被编入长江舰队，在长江内河巡弋。

　　1911年底，大清帝国的主力舰连同鱼雷艇队在武昌江面降下了黄龙旗，也揭开了中华民国海军的历史。然而，缺乏建设费用的海军甚至连正常的开支都无法承担，以至包括鱼雷艇在内的海军各舰只能为了军饷而一次次加入军阀混战，一次次发生兵变……

　　1928年底，蒋中正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中国得到了再次统一，海军也得到了再生的希望。在有限的经费支持下，海军购买和自建了一批小型舰艇，艰难地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行。但蒋委员长对掌控中央海军大权、跋扈不逊的闽系人员极为忌惮，宁愿维持全国派系海军林立的状况而不愿完成海军军令的“统一”；相反地，他还在江阴筹建一支嫡系海军。闽系的“叛逆者”欧阳格中将颇有眼光地将这支新军的建设定位于小型而高速的摩托鱼雷艇（Motor　Torpedo Boat，简称MTB），来自英国和德国的数十艘鱼雷快艇在短期内加入到这支特殊的舰队中。

　　站在今日历史的高度看，蒋中正是个深思熟虑的智慧者，也是个能忍辱负重的坚韧者。如果中国海军在小步快走的状况下再争取到5年的发展时间，就可以初步建成一支由火力强大、航速较快的小舰为主的近海舰队，足以初步抵挡日本海军的进攻。然而日本的迅速进逼没有给中国方面任何机会，1937年7月7日抗战即已开始。当时日本海军舰艇总吨位110多万吨，居世界第三；而中国海军全部舰艇不过6万8千多吨，且质量极其低劣。无论从舰艇的数量、质量还是官兵的人数和训练水平看，日方都可以将中国的弱小海军忽略不计。

　　然而弱小不等于屈服。在强大的日本海军面前，中国的“小”海军仍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勇气。东北海军沉塞舰艇，组织海军炮队参与陆战；闽系的中央海军在江阴构筑封锁线，迟滞日军上溯长江的步伐。江阴战役中，海军第一舰队的主力巡洋舰大战日军航空兵，上演了一出壮烈的“九•二三”之战。然而在主力舰艇相继被炸沉后，中国海军彻底失去了与日军正面交手的能力，残余的舰艇东躲西藏，无处容身。海军的抗争，只剩下了对日本舰队进行突然袭击这种非常手段。而实施袭击的主力，就是这短小精悍的鱼雷艇。

　　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国海军编成内辖有第一、第二、第三舰队（东北海军）、广东省江防司令部（即第四舰队）和练习舰队。除练习舰队和第三舰队外（东北海军唯一的一艘鱼雷艇“飞鹏”于1927年退役），其他都编有鱼雷艇。

　　一、消逝的背影：中央海军鱼雷艇部队

　　南京中央政府海军部在1928年成立之初，尚未有大的建军计划和打算。励精图治、以复兴海军自居的陈绍宽部长上任后，提出一个在有限经费下依照所谓“小舰战略”进行军备建设的计划，“暂置主力舰不建，取小舰主义而侧重于潜水舰与水上飞机以弥补无主力舰之缺陷……以日本驻华舰队为对象”，即大量建造适用于保护内河和沿海港口的小型舰艇和购买潜艇，以期建成一支可以保卫沿海各口、抗衡日本驻华海军的近海舰队。1934年，海军提出了一个五年造舰计划案。

　　海军五年造舰计划案 民国二十三年提出

　　舰种 排水量(吨) 艘(架)数 备注

　　向导舰

　　(巡洋舰) 2400 1 担任旗舰

　　驱逐舰 800 16

　　潜水艇 600 21 分为两队，以“宁海”、“平海”两舰分任旗舰

　　布雷舰 800 4

　　扫雷舰 600 8

　　水上/轰炸机 -- 150 分为三队

　　从理论上推断，轻便灵活、适宜在内河航行使用的鱼雷快艇应该在此计划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整个“小舰战略”的核心在“守”而不在“攻”，鱼雷快艇虽然好用，却不是一种适合防守用途的舰种，因而在造舰案中受到忽视。陈绍宽的主要着眼点是内河炮艇，以及自他1918年写出《飞机、潜艇报告书》以来一直念念不忘的潜艇。况且从陈绍宽及其他闽系海军高层的经历看，他们大多是巡洋舰舰长出身，骨子里摆脱不了“大舰巨炮”和“舰队决战”的思想，没有也不可能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鱼雷艇的购买上。

　　到抗战爆发时，中央海军的鱼雷艇共有8艘，均隶属于第二舰队。

　　4艘星字号鱼雷艇还是甲午战争期间清廷为获取舰艇支援作战而紧急订购的产品，只是因为各国中立问题而未能及时回国参战，因此称它们是北洋海军的遗影也不为过。因为它们以《千字文》中的“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命名，故又称为“星”字号。其中“辰”字、“宿”字两艇是1894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通过驻德公使许景澄向伏尔铿船厂订购的，1895年冬建成来华，单艇造价28500德国马克。艇身全钢质，长43.92米（144英尺），宽5.19米（17英尺），舱深2.75米（9英尺），吃水2.14米（7英尺），排水量90吨；动力采用1座3汽缸往复式蒸气机、2座燃煤锅炉，功率1250匹马力，单轴推进，标准航速10节、最大航速18节，编制31人；载煤量20吨、载淡水量3吨。装备2门37毫米哈乞开斯机炮，3具18英寸单装鱼雷发射管（舰首两侧水下各一具，后甲板一具回转式），使用黑头鱼雷。整个民国前期，这两艘鱼雷艇都在第二舰队编成内参与长江战事，充当内河巡逻艇的角色，历经几番兵变与战损，已属不堪重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它们最初隶属于独立的鱼雷游击队，该队撤消后又回归第二舰队。1933年4月，两艇因老旧停用。到抗战爆发，它们不过是挂名在第二舰队编制下，舰体系留于南京下关码头，但动力全无，鱼雷发射管失去作用，处于完全报废状态；所使用的黑头鱼雷也几近全部失灵。

　　另两艘“列”字、“张”字为德国硕效船厂1895年建造，艇身长39.65米（130英尺），宽4.58米（15英尺），吃水1.53米（5英尺），排水量62吨；动力为1座3汽缸往复式蒸气机，1座燃煤锅炉，功率600马力，航速16节，编制31人；载煤量18吨、载淡水量3吨。装备2门37毫米哈乞开斯机炮，3具18英寸鱼雷发射管（舰首两侧水下各一具，后甲板一具回转式）。1934年12月后两舰也已停用，只是还有部分动力，舰况稍微好过她们的两位“同龄人”。但要使用这两艘古董舰来与日军作战，只怕也是勉为其难。

　　4艘“湖”字号稍微“年轻”一些，是1900年代由那位热心内河防御和海军建设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湖北善后局名义，通过日本驻汉口领事永泷久吉向神户川崎造船所订造的。“湖鹏”、“湖鹗”于1907 年10月19日下水，1907年5月31日建成移交；“湖鹰”、“湖隼”于1907年11月17日下水，1908年3月16日建成移交；每艘造价38万日元(合白银328436两)。本级艇为日本水雷艇“67号”改型设计，钢质船身，排水量97吨，艇身长41.18米（135英尺），宽4.73米（15.5英尺），舱深2.75米（9英尺），吃水2.29米（7.5英尺）；动力为1座3汽缸往复式蒸汽主机，2座燃煤锅炉，功率1200马力，双轴推进，标准航速14节、最大23节，编制34人；载煤量28吨，载淡水量4.5吨。前、后甲板各安装1门3磅47毫米速射炮，还装有3具18英寸鱼雷发射管(艇首水中固定一，后甲板安装双管可旋转式一座)。1909年清廷“统一海军”时，4艘“湖”字艇被编入长江舰队，民国后则在第二舰队序列中使用，陈绍宽在民初还担任过“湖鹏”的艇长。从北洋军阀到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各舰在十多年的混战中都是长江上下游征战讨杀的好手，也因为如此，舰体多有损伤，主机年久失修，航速下降；作为主要攻击武器的黑头鱼雷因为缺乏保养和补充，战雷头相继失灵，此时基本失去作用。这4艘鱼雷艇，充其量还能起一点巡逻艇的作用。

　　中央（闽系）海军在抗战爆发时的鱼雷艇状况就是如此。与当时在列强海军中崭露头角的MTB相比，这几艘蒸汽鱼雷艇都是前清遗留的旧货，属于现代驱逐舰的雏形，技术上已经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而且因为保养不善，缺乏维修，或已经报废，或无法使用鱼雷。但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实在有限，即使是这种舰况下的鱼雷艇，也不能逃避抗战御侮的职责。它们此时既然已无法用自己的利器杀伤敌人，只能以自己的身躯悲壮地迎向倭寇的利刃。

　　按照1937年2月参谋本部制定的《民国廿六年度国防计划》，“中国海军就质而言，不能于远海歼敌；就量而言，也不足以防卫各海口。所以海军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保持我之实力，全力集中长江，协力陆空军之作战”。抗战甫一爆发，海军第一、第二舰队的49艘舰艇就集中到南京以下的长江航道中，“拱卫京畿”。7月28日，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在日军尚未进攻长江流域之前制敌机先、封断长江航路，截断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日军第11战队13艘舰船和大批日侨的归路，并防止日军溯江而上进攻南京。8月12日，海军在江防枢纽江阴构筑沉船堵塞线，已经报废的“辰”字、“宿”字两艘星字号鱼雷艇与“通济”练习舰、“大同”、“自强”巡洋舰、“德胜”、“威胜”水机母舰、“武胜”测量艇以及海军征用的20艘商轮一起被拖到主航道中心，下沉封江，成为海军首批为抗战而牺牲的舰艇。

　　江阴封锁线虽然构筑完成，日军第11战队却因提前得到情报，得以在封江进行之前就逃出长江口。中国海军随后就以江阴封锁线为前沿，主力第一舰队的巡洋舰在封锁线后静候日军进犯的到来，第二舰队的诸多中小舰艇则在长江中巡弋警戒。在封锁线构成后，4艘“湖”字号鱼雷艇显然不可能到吴淞口去袭击日军的“支那派遣舰队”，加上它们本来就艇龄过长，航速又低，远远无法与航速多在30节以上、火力强大的日舰相抗，只能执行巡逻、布雷等任务。

　　1937年9月22日和23日，日军出动海军航空兵主力，一举摧毁了在江阴封锁线后列阵的中国海军第一舰队主力巡洋舰“宁海”、“平海”。但中国海军在疏散部分舰艇后，仍保留一部分力量继续在封锁线附近巡逻，激烈的防空战斗继续进行着。10月2日，巡逻于江面的“湖鹏”遭日本海军航空队飞机轰炸。尽管火力贫弱，艇长梁序昭还是指挥艇员们进行了英勇还击，以步枪和机枪对空猛烈射击，日军回以俯冲扫射，鱼雷艇有数人伤亡。最终军舰被多枚近失弹所伤，因为舰体单薄且历年来修补不断，此时多处开口，进水无法控制，沉没于江阴附近之目鱼沙。10月8日，坚持在封锁线上巡逻的另一艘鱼雷艇“湖鹗”亦遭日机攻击，也是在近失弹和机枪子弹所伤下造成舰体松动损坏，多处进水。幸好该舰当时是在水浅的鲥鱼港一带，艇长指挥军舰搁浅在浅滩上。艇员们将机枪、火炮等能拆卸的武器装备全部拆下带走，破坏了主机和鱼雷发射管，上岸加入海军炮队继续抗战。

　　次年，溯江节节而上的日军开始清理长江航道，打捞江阴封锁线一带的沉船。“湖鹗”也被日军拖船从浅滩拖出，送到被占领的上海江南造船厂进行整修和改装。日方重新为该艇安装了主机，彻底拆除了已经损坏的后甲板鱼雷发射管，装上1门40毫米炮和2挺7.7毫米机枪，艇艏固定式的一具鱼雷发射管虽因结构原因无法拆除而保留，但实际已无作用了；针对该舰舰体质量不佳的状况，日方技术人员还在舰体外侧装上多块装甲板以加强防护。1938年6 月15日，整修一新的“湖鹗”废舰被命名为“翡”，做为日军的杂役艇使用。时值得1938年秋，日军扶植的梁鸿志伪“维新政府”搬到了南京，日本“支那派遣舰队”司令部希望扩大伪军，担任“维新政府”绥靖部长的大汉奸任援道也通过其顾问寺田予以促成，于是在1939年春成立了“维新政府绥靖部水巡队”，任援道自封大将水巡总司令。水巡队下设南京、江阴、闵行3个基地，其中最早设立也是力量最强的南京基地有1个水巡大队计200余人，步枪200多支，轻机枪7、8挺，重机枪2挺，但最初并没有舰艇。出于制造“亲善”气氛以拉拢伪政权，也是为加强其力量以协助维持后方，日军于1940年12月21日在南京江面举行了一个“赠舰仪式”，两艘军舰被移交给“绥靖部水巡队”并挂起了“维新政府”的五色旗。这两艘军舰一是在江阴封锁线上战沉的原国军驱逐舰“建康”，后被日军打捞整修后成为杂役船“翠”，此时重新命名为“海绥”；另一艘就是“翡”，改名为“海靖”。两舰均由南京水巡队基地指挥，常年在南京附近江面巡视。1940年3月汪精卫伪南京政府成立后，“维新政府”取消，华中伪的“维新政府绥靖部水巡队”统归汪伪海军部指挥，“海靖”在汪伪海军中继续服役。抗战胜利后，该舰被中国海军收回，本应恢复原名，但在接收登记时出现差错，误写作同型舰“湖鹰”。这艘新“湖鹰”依记载是继续在中国海军中使用的，但不久就下落不明。据笔者推断应该是随着大批美援和日伪战利舰的到来，早早报废除役了。

　　1938年8月9日，真正的“湖鹰”艇在长江中游湖口、马当一线承担布雷任务，支援武汉战场外围。但该艇却在兰溪与一艘商船碰撞，舰体出现一个大口，进水不止，被迫冲上浅滩搁浅。巡逻的日机数架发现该艇后，前来轮番投弹，该舰滑入水中沉没。

　　中央海军的最后一艘“湖”字艇“湖隼”参加了抗战初期海军几乎的所有战斗，因运气颇佳，始终幸免于难，并随同中国海军最后残存的十几艘内河小舰撤到上游的重庆。1940年9月4日的重庆大轰炸中，“湖隼”在川江上中弹受伤，但经过修理得以继续服役，并一直坚持了将近5年。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了。这一天，在中国的领水里游弋巡逻的，只有包括“湖隼”在内的17艘中国海军舰艇。

　　“湖隼”在光复后继续服役于第二舰队。不过该艇已太老旧，其任务很快被缴获的大量日军内河舰艇所取代，该艇也在不久后报废除役。

　　值得一提的是，国共内战爆发后的1949年淮海战役中，国军在撤退时曾于安徽裕溪口下沉报废军舰2艘，试图以此举阻塞巢湖至长江的运河联络以阻绝解放军攻势。按照国方的记载，这两艘军舰一为前驱逐舰“建康”（即前述汪伪的“海绥”），一为鱼雷艇“辰”字。但鉴于“辰”字早在1937年就自沉于江阴封锁线，笔者怀疑这就是那艘下落不明的新“湖鹰”（即前述的“湖鹗”，原汪伪的“海绥”），因为两艘军舰接收时间、地点一致，从国军序列中消失也在同一时间。1950年7月24日，长江打捞公司开始打捞两舰，此时泥沙已完全淹没了两舰舰体，仅烟囱、驾驶台露于泥外。打捞人员以炸药炸沙及炸船体的方式逐步拆解舰体，至8月16日终告完成；除解除河道淤塞外，还获得铜铁物资计41.3吨。

　　陈绍宽部长20年来一直对潜艇这种新锐兵器抱有极高的热情，希望借助潜艇实现守卫海口要港和护卫海岸线的功效。在他制定的海军建设计划中，潜艇就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顾问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央海军的现代化计划，潜艇、鱼雷武器甚至还包括一艘轻巡洋舰都出现在双方的规划内，德国还在1935年成立合步楼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ckte 工业产品贸易公司，简称Hapro）专门办理对华军售。

　　抗战爆发之际的4月，陈绍宽本人正作为中国祝贺英王乔治六式加冕代表团副使在欧洲考察，遂通过法尔肯豪森总顾问的关系，以9900万马克的价格向德国订购了5艘潜艇(1艘五百吨远洋潜艇VII型，4艘二百五十吨级潜艇II型)和1艘潜艇母舰（submarine tender）。第一批拨款一千万马克到位后，其中2艘II B型即在吕贝克的Flender Werft厂开工建造，第一艘订明1938年底完工。

　　II B艇水面排水量279吨，水下排水量329吨，全长42.7米（140英尺），宽4.08米（13.5英尺），深12.75英尺，柴油电动主机功率700马力，水面航速13节，水下7节，续航力1800海里/12节（水上），35－43海里/4节（水下），最大潜深150米，乘员25人；主要装备为3具21英寸鱼雷发射管(全在艇首，备射5枚)，1门20毫米/30机炮（备弹1200发），造价每艘1000万马克。根据马幼垣先生的考证，德国方面利用军售中国的这个机会去做试验，大肆更改II型潜艇司令塔的设计，以致弄到该型艇适航性极差。

　　陈绍宽7月回国时派王致光赴德监造潜艇，中国海军还派出80名官兵在德受训，并协商自德国海军现有潜艇中先抽调1艘提供中国使用。然而随即抗战爆发，德国对中国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厂方为此二潜艇准备的器材不断被德国政府征用。在中国方面，则自第一次付款后再无经费到位，后续舰只均未开工，已开工的两艘也进度缓慢。1939年9月1日，两艘潜艇尚在建造中时，德国政府即声明将不会将之移交给中国海军，并同意退还货款1000万马克。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轴心协定，中德关系由此完全破裂。两艘已经开工的IIB型潜艇原定移交给南斯拉夫海军，但在1940年4月及5月分别完工后由德国海军接收，成为其训练潜艇“U-120”与“U-121”，1945年战败前的5月2日在不莱梅自沉。1949年10月，德国政府加以打捞，历时约一年终于成功，然后出售解体。至于原定计划中的潜艇母舰（submarine tender）一艘，则因经费不到位而根本未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