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医馆技师照片曝光:为何说陶渊明是忽悠大师？

世外桃源是一朵易凋的桃花

历代学者将陶渊明（公元365—427，字元亮，晚年改名“潜”，号五柳先生）尊为“隐逸之宗”，我却认为他是史上最牛的忽悠大师。一片桃花林，一处秦人古洞，便忙煞天下人。王维、苏东坡等骑着瘦马，千里迢迢来到如今的湖南常德地界，脑海里全是五柳先生的《桃花源记》，我仿佛看到他们面对沅水边这一处江南随处可见的山水，会心地一笑，然后摇头晃脑留下点诗文，又让更后来的人们充满无限向往。

古代文人骚客们比当代人高明的是，他们顺着陶渊明的笔墨走向，不停地丰富“世外桃源”的内涵。而当代人喋喋不休的是争论“真正的桃花源在哪里”，常德人振振有词是因为原文中有“武陵”二字，其实武陵曾经涵盖今天的贵州湖南交界的大片区域，在这片区域里，要寻一条小溪、一处“初极狭”的石洞，是轻而易举的事。古代的常德远比如今的湘西和贵州发达，也许当地文人们最先附和了陶潜先生，抢占了舆论的高地。

如果我们仍在为桃花源的归属争论的话，九泉之下的古人陶渊明一定会哂笑。要了解他的创作意图，我们必须回到公元421年，于某个黄昏，炊烟袅袅之时，一壶浊酒，几碟小吃，与陶潜对坐。

此时的陶潜，容颜比家乡的青山苍老，略显枯黄的脸色透露了他的生活处境。从公元405年彭泽县令任上辞官回家，已经16个年头，起初还有文人骚客往来酬和，渐渐地已门前冷落鞍马稀了，此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他，已陷入怅然之地，他只能活在一次次的回忆中，梳理自己的人生轨迹。东晋兴宁三年出生的陶潜，尽管家道已经中落，但毕竟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做过大司马，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也算是浔阳（今江西九江）的名门望族子弟，8岁丧父12岁丧母之后，他跟着外祖父孟嘉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我们可以想象，外公孟嘉一次次抚着他的头，叮嘱他“你父母过世早，你要争气呀”，少年陶潜果然争气，“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专心求学的他在儒家学说薰陶下，“猛志存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从小就有大济苍生的豪迈志向。

然而不幸的是，陶潜生活在一个腐朽黑暗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从他29岁到41岁这13年的从政生涯中，他曾五次出仕，五次辞官。第一次，太元十七年(公元393年)，任江州祭酒；第二次，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在桓玄处当僚佐；第三次，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在刘裕手下任参军；第四次，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刘敬宣部下任参军。同年秋天，他第五次出仕，任彭泽令。五次炒当局的“鱿鱼”，古今罕见，一次次辞官，说明他对现状不满；一次次出仕，又说明他胸怀抱负。可惜的是，祭酒、僚佐、参军、县令，全是些无法“济苍生”的职位，他终于失望了，当郡太守派出的一名督邮都需他这个县令毕恭毕敬迎接时，压抑了13年的怒气化作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豪气，挂印而去，从此归隐田园。

于是我这样思忖，假如陶潜的仕途很顺利，身居要职，他还会辞官归隐么？如果不归隐，还会有《桃花源记》这样的千古名篇诞生么？然而这种假设在陶潜身上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他从小立志，至死都并未完全泯灭那份“猛志”，所以当残酷的现实与理想发生激烈冲突时，他只能虚拟这样一个美好愿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显然，这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自食其力的仙境，也是陶潜一生追求的政治目标。

这幅愿景是多么灿烂！就如同青山绿水中恣意绽放的桃花一样。可是，桃花的花期很短，每年三月怒放时还有可能遭遇倒春寒，一夜雨打风摧，遍地落红，其景象是十分的凄切悲凉。南方的花卉很多，陶渊明恰恰选择了桃花，是否是一种暗示？理想社会只是一处乌托邦，它像桃花一样艳丽诱人，又像桃花一样易凋。今年谢了，明年再开，一次次失望里孕育着一次次希望，也许，这正是世外桃源让人不断追寻的魅力所在？

***************我没想到我会在安徽省东至县遭遇陶渊明。我曾经在陶公笔下的桃花源所在地湖南桃源工作过八年，无论学术界如何争论，无论全国有多个地方争抢桃花源，但我从桃花源千年来的名人题辞和碑刻来看，我工作过的地方更为接近陶潜先生的理想境界。既然只是一种理想，那么，那个世外桃源本来就是虚拟的，争来抢去实无意义。有了这种思想，我就对陶潜是否到过湖南桃源，陶潜在哪里生活等等，并不太关注。因而，当我于今天在东至县一个叫牛头山的地方突然看到陶公祠时，着实有些突然，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

陶公祠又名靖节祠，座落在绿树掩映中的牛头山上，一进三开间，始建年代已无从考证，我现在看到的祠是清顺治二年所建，破败冷清，若不是我们这群人突然来访，它就只有荒草相伴。祠堂里没有任何可供考据的文物，墙上贴着陶潜家族世谱图，还有他的遗书《自祭文》，祭文中写道：“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据考证，陶公在家乡居住的时间并不长，这段自祭文也不能完全断定他就死在牛头山附近，也不知哪朝哪代的文人或多事之人，预测多年后这个地方要发展旅游经济，所以早早地建祠，这有点“抢占先机”夺得话语权的意味。我与当地一位官员交谈，寻问陶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南山在哪里，他也只是说据推测可能就是现在的历山。我站在牛头山上放眼一望，远远地有一线山脉，就当作是陶渊明看到的“南山”吧。

窃以为，而今哪个地方打陶渊明牌，都不可能有太大效果的。陶先生应是官场失意之人，只得以清高来维护自己的名节。假如他官场得意，也许不会有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字句的。他更多的是一种逃避，是一种失败。只是经过包装，成为了一种可宣示但不可追求的境界。因为自古至今，人们对官场仍然是热衷的，能够做到“悠然见南山”的人，甚为少见。特别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陶渊明的这种思想是不可能鼓舞人和激励人的。因而，陶渊明与其他千古名人相比，注定是要寂寞下去的。我告别牛头山上的陶公祠时，竟然对他产生了一丝丝怜悯。陶公呀，人的脊椎本来就由许多骨节组成，是便于弯曲的，假如做个好官，为人民而弯腰，又何尝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