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肚子上角疼是怎么回事:郑孝胥 集毁誉于一身

      
    郑孝胥（１８６０年５月２日～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８日）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咸丰十年庚申闰三月十二日生于苏州胥门，故名胥而字苏。清光绪八年举人，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光绪十七年，郑孝胥东渡日本，任使馆秘书。次年，升驻日领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光绪二十年归国，历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督办广西边务，为保卫祖国南疆作出贡献。宣统三年，为湖南布政使。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先有楼在上海，题海藏楼，寓居于此。鬻字沪上，年入二万金。同时代的写手如沈曾植、李瑞清、曾熙等，皆自叹不如。１９２３年郑孝胥由庄士敦、陈宝琛引荐入故宫，为清室复辟而四处奔走，甚得溥仪器重。次年，被破格任命为“总理内务大臣”，后改任“懋勤殿行走”（皇帝老师的职称），为溥仪讲《资治通鉴》。１９２４年北京政变后，协助溥仪出逃。大约在此时，跟溥仪提出他著名的政治预言“三共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１９２８年赴日本，筹划溥仪复辟活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唆使溥仪投靠日本。１９３２年伪满洲国建立，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同年９月，与日本政府代表武藤信义签定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１９３４年溥仪称帝后，任国务总理大臣。因为反对日本方面对伪满洲国的压制，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１日失势被迫辞职。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天津、北平、上海、南京相继陷落，郑孝胥眼看着关内一个又一个伪政权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成立，感到自己幻想的宏图大业前途渺茫。困居新京（长春）的郑孝胥终日抑郁，靠写字作诗打发残年岁月。他常常吟咏陶渊明“万族皆有托，孤云独无依”的诗句，回首一生荣辱，哀叹报效无门。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８日，７９岁的郑孝胥因十二指肠溃疡，猝死于长春柳条路寓所，另有传言称其被毒杀。伪满当局给予郑孝胥国葬的礼遇，葬于沈阳东郊天柱山下努尔哈赤福陵旁。
    文革时郑孝胥的坟墓被毁。墓地原竖有“大勋位郑公孝胥、诰封一品夫人吴夫人之墓”的石碑，也被村民砌了猪圈。
　　郑孝胥是同光体闽派的代表，其诗歌成就很高。郑尤善书法，工楷、隶、行书诸体，取径颜柳、欧阳询及苏轼，而得力于北魏碑版。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交通银行”招牌即系郑孝胥所题写。沙孟海在《近三百年之书学》中曾给予郑孝胥高度的评价。尽管如此，郑因大节之故，不为世人所颂。
               
                        郑孝胥的书法

        附：郑孝胥墓穴考察记 辽宁省档案馆 王天平

           （博主对原文部分标点错字进行了修正，并配发了图片）

    清朝天聪三年（1629年），在沈阳东郊天柱山下修建了福陵。300年后，就在福陵墓旁，却出了个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的墓穴。为了考证此事，我专程赶赴天柱山脚下，拜访了东陵区高坎镇七间房村党支部书记黄修元。

    据黄修元同志说：1930年前后，其父在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府上当雇工，郑孝胥死后黄家被安顿在郑氏墓旁看坟。后来墓碑被抬走了，时间久了也就没有人知道墓主是谁了。虽说黄修元生长在墓旁，但对于郑孝胥何时、为何葬在此地、下葬场面怎样，却不知如何作答。

    但黄修元还是介绍了墓穴被打开时的一些情况。生产队为了储存氨水，便想到村旁这个全封闭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当村民听说要砸开这个墓穴，都来观看。在几百眼睛双直勾勾地观望中，几把十多磅重的大铁锤，不由分说叮叮地砸了起来。一会的功夫，这个全封闭的建筑被砸出一个阴森可怕的大洞。几个壮汉手持火把钻了进去，不大一会就抬出了一口涂着紫红色大漆的圆头棺材。紧接着，又是一阵敲击声，棺盖被砸开了。当撬开棺内的密封板时，只见一个留着八字胡须，闭目“安睡”的老头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起初，那老头脸色红润，身着的衣服和铺盖着的绫罗绸缎闪闪发亮。可一见风，那满身的服饰支离破碎，脸色由红变紫，又由紫变黑，很是吓人。棺木被劈成一条条的劈柴，尸体被抬到柴堆上，焚尸大火熊熊燃烧。过了一会，人们便看不清被烧者的面孔，只见两只穿着白线袜子的脚，被火烧得顺着脚后跟流油。据说“墓穴中只有几个被打碎的陶罐，未发现有价值的殉葬品”。
    为了把问题搞得水落石出，我又第二次到七间房村考查。从一位八旬长者那儿了解到，当初还有块墓碑，现在可能还在村委会大院的柴垛下。为了能亲眼目睹一下有无石碑，谁的石碑，我又得到了黄修元的帮助。一会的功夫，十几个村民把柴垛搬开了，果然有一块石碑。我喜出望外，扫去碑上的泥土，只见上面刻着 “大勋位郑公孝胥、诰封一品夫人吴夫人之墓。”此刻虽天色已晚，但我不虚此行十分高兴。特别是亲眼目睹了墓碑，我开始相信这是郑孝胥的墓穴。
    郑孝胥于1938年4月死在新京（长春）自宅，经中日官员35人组成的国葬委员会公告：经近族与政府根据郑孝胥“愿其坟墓傍近皇居”的遗愿，选定墓地新京东方七英里的“石碑岭”。可眼下在距离长春百里之遥的沈阳天柱山下努尔哈赤墓旁，却出了个郑孝胥墓穴。为了搞清楚其中的缘由，我又开始收寻。

    郑孝胥曾在清政府做过驻日本神户的领事，做过一任广西边务督办。后经陈宝琛，庄士敦的极力推举，1923年被溥仪召进宫并一直在皇帝左右。在日军侵入我国后，郑孝胥摇身一变，又卖身投靠日本人，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谈妥了由溥仪出任“执政”，由他出任国务总理建立伪满洲国的条件。1932年9月郑孝胥同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满”大使武藤信义，签定了丧权辱国的《日满议定书》，又作为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特使，到日本向天皇表达“亲善厚意”而受到天皇的“优等待遇”。后来，郑被日本人赶下台，困居长春。

   
                      长春柳条路郑孝胥公馆旧址
    1938年4月中旬，郑孝胥在新京（长春）柳条路自宅缠绵于病床，由满铁市立医院的日本人山口博士医治，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病。17日夜腹内流血甚剧，病情骤然变化，18日上午遂然死去。当时由总理大臣张景惠任命了以臧式毅为委员长、由“日满官员35人组成的国葬委员会”。并发布公告：经遗族与政府根据郑孝胥“愿其坟墓傍近皇居”的遗愿，选定墓地离新京东方七英里的“石碑岭”。这就是一些人，包括一些民国史研究学者认定郑孝胥葬在长春的根据。

   
          郑孝胥的灵堂供奉着伪满皇帝溥仪御赐的祭品和勋章
    为了解开郑孝胥墓地之谜，我又沉入史海。当我翻阅1938年5月20日的《盛京时报》时，惊奇地发现：“故郑前总理墓地决定东陵东方，已于昨日晨执行公式之地镇祭”。２４日报载：“选定奉天郊外七间房，决定七月三日举行出殡安葬”。２５日又刊登：“故郑公墓地决定经过：井上禅师献赠，生前宿愿克遂，诗人宰相永伴先帝陵侧”。其中写道：“于月之二十一日举行奠基礼，即刻着手建设工程，定于七月四日隆重举行安葬式。该地老松苍翠，风景绝佳，三面环山。故总理生前参拜东陵曾叹曰‘愿晚年于斯而达睛耕雨读之生活’。然前已内定之新京郊外石碑岭墓地，所以突然见诸改在奉天东陵者，乃故总理公子现邮政总局长郑禹氏遵故总理遗志……奉天高野山住持井上禅师申请：‘真言宗，自弘法大师以还，即以国家主义为本，满洲国之寺庙自以敬祈满洲国之安泰第一人，现地虽为建立御寿之予定地，然以为郑总理国葬之墓地，亦请将墓地建设小丘一带二百五十五亩（约六万坪）无偿献纳’。故悬案已久的墓地选址亦告决定。此井上法师之美举以日满亲善之明鉴，令为郑家与国葬关系者各方面所感叹云。”
  
             郑孝胥国葬停灵处——新京净土宗长春寺
    7月2日的报端又见署名作霜庵的文章：“念念不离皇上左右，其人因死为护国之魂，英灵永留国都，故安葬之地于京郊，此说极为不妥当。无奈新京为重新建设之国都，四郊萧然，落寞异常，历史的色彩颇为稀薄，并无风景可赏，求一适宜地点而不可得。于是遗族与当局诸多物色之结果，在天柱山下浑河畔卜得一绝好地点，乃为福陵附近之一丘，各种条件无不具备。在皇室方面，葬诸福陵一旁比诸安葬新京近郊当更觉亲切，且每过谒陵机会可以凭吊，果尔则郑老亦可以瞑目于地下矣。尤其是为奉天增一名胜，以慰七十五万市民仰慕之情。吾人对于遗族及当局，不禁为之感谢，未始非我们的大奉天之名觉光荣也。”7月3日国葬这一天，“天气做阴，细雨纷纷，郑孝胥灵柩由满铁列车从新京运抵奉天车站，满日官员70余人前往迎接，鸣吊礼炮十九响。国葬委员会委员长臧式毅致辞曰：……唯沈之阳，地名同仁，龙服东来，势动星辰，速达而南，土厚泉甘，林丘间渊，琴书可耽，公爱此境，欲结草庐，先忧后乐，未赋送初，葬公于此……”。
    7月4日，《盛京时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郑孝胥国葬式的祭坛、入墓等情的照片，墓地竖有“大勋位郑公孝胥、诰封一品夫人吴夫人之墓”的石碑。至此，郑孝胥墓穴之谜已经揭开。可以肯定地说，郑孝胥确实葬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墓地福陵的天柱山脚下。
    郑孝胥的全封闭、钢筋混凝土墓穴尽管被砸开，但标记郑孝胥之墓的石碑依旧躺在七间房村村委会大院的木柴垛下。

        
             郑孝胥的墓碑 现藏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