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棒的奥斯卡奖:张浩：毛泽东为其抬棺的人--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张浩（1897—1942），原名林祚培，字毓（育）英，1897年2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团风县回龙镇林家染铺湾一个手工染织工人家庭，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林仲丹（仲旦），由于党的秘密工作的需要，又曾先后化名为张植三、张至善、张新甫、张志山、张开照、陈子贞、李福生（李复生）、李春生、张春山、张春生、林青山（林春山）、林武等。
1922年2月，张浩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莫斯科留学；1925年5月回到上海，参与上海地委工作；1927年1月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官兼特务队队长；1928年4月受命去长沙重建湖南省委；1929年1月调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1930年4月任满洲省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6月任省委书记；1932年2月任全国总工会常委；1933年1月赴欧洲，3月抵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7月25日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即启程回国，向党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并带回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密码；1937年2月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部长，10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1938年2月因病返回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工作；1942年3月6日因病逝世。
张浩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在党的历史上，其最大的贡献是在1935年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从莫斯科带回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推动了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政策，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以国际代表名义帮助中共中央解决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张浩和党的早期杰出领导人林育南（1898—1931）是堂兄弟，张浩是在堂弟林育南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张浩还和林彪是堂兄弟关系，张浩年长林彪10岁，林彪是在张浩的直接带领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堂兄弟之间感情很好，张浩在林家排行第八，林彪等弟弟们都尊称他为“八哥”。
革命夫妻
1916年，张浩与本县涂家湾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涂俊明（1897—1988）结婚。涂家与林家虽然很近，但因为受当时的社会道德约束，两人并不认识，之前也没有任何交往。他们的结合，全系“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由两家大人操办的。尽管涂俊明不识字，家境也不是很好，但张浩没有瞧不起自己的妻子，在涂俊明面前从不摆大丈夫的架子。涂俊明也是一个传统贤惠的妻子，对张浩感情很深。在家里，她尽责尽力地相夫教子，做好贤内助，将家里的事情料理得有条不紊。由于互相恩爱，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
20世纪20年代，因受堂弟林育南的影响，张浩开始向往革命，积极参加一些革命活动。起初，妻子涂俊明看到张浩去干这种冒险的事，心里不太赞成。
但此时的张浩已立志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解放天下劳苦大众的伟大事业中去。他以坚定的口吻对涂俊明说：“俊明，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你也要知道，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社会不公，家庭难兴。中国人民在帝、官、封的压迫下，啼饥号寒，水深火热。要改变这种状态，并使全国所有的家庭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我认定的事情，不会有错，投身革命的主意已定，希望你能理解、支持我。”通情达理的涂俊明深知丈夫的个性，她见张浩态度坚决，便不反对。此后，张浩为革命走南闯北，东奔西跑，涂俊明一个人在老家养育孩子，照顾父母，时时刻刻关心着丈夫的安危。张浩每次回家时，她总要嘱咐张浩每到一个新地方时，一定要给她写信，以免父母和她在家里挂念。
1925年12月，张浩因受重伤从上海回到老家。他一进家门，涂俊明见他浑身是伤，人也瘦得认不出来了，心里非常难过，泪水直往外涌。等冷静下来后，她想丈夫是为革命流血，为人民负伤，自己应该好好护理他。为治好张浩的伤，她四处寻医求药，有时为配一种药，她要步行一二十里山路去买。在涂俊明的精心照料下，张浩的伤很快好转，体质也明显增强。本来身体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但张浩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便想尽快回上海工作。这时他想动员爱人和自己一起参加革命工作。一天，张浩对妻子说：“我的伤一好，就要去上海，那里的工作离不开我。”妻子说：“等伤好了再走。”没想到丈夫却说：“你也跟我一起去吧。”涂俊明惊讶地问道：“我也去？”她觉得自己没有文化，连字都不认识，出去外面能干什么事情呢？丈夫张浩开导她说，“个人、家庭只有与国家、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活得才有意义。你不要犹豫，过几天就跟我一起出去。”涂俊明被一身正气的丈夫所感动，当即点头表示同意。从此，涂俊明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经过锻炼，1926年涂俊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武汉、上海做妇女工作、秘密工作，以及交通员、侦察员等工作。在白色恐怖下成功地掩护过瞿秋白、刘少奇等一批著名的中共领导人。1932年，涂俊明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她4岁的小儿子林汉雄也被带入狱中。涂俊明面对敌人刑讯拷打，坚贞不屈。当时，张浩刚从东北狱中出来，一身伤病，十分虚弱。但当他得知妻儿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心里十分着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想方设法营救涂俊明和孩子。可由于各种原因，他的营救没有成功。涂俊明在狱中受到严刑折磨，当局要她交待认识的共产党员，她拒不交待。她被敌人打得遍体是伤，但她仍然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气概。国民党军警见在她身上捞不到任何东西，只得将她打入黑牢。1935年，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涂俊明出狱。由于形势变化，她出狱后既不知道张浩的下落，也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便带着小儿子林汉雄回老家养伤，并在地方从事革命活动。
1935年11月，张浩从苏联回国。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妻子的消息，一直未打听到。他以为妻子已经牺牲了，心里很难过。1938年，涂俊明通过报纸，终于得到丈夫在延安的消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经过艰难跋涉，来到延安，与当时正处于病中的丈夫在窑洞里团聚。
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3个师，一二九师由刘伯承任师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后改为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据李达在回忆张浩的一篇文章中说，张浩任一二九师政委时，工作困难很大，这里面有3个原因：第一，一二九师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问题被处理后，干部、战士的思想非常复杂。原来不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多是张国焘提拔起来的，执行张国焘路线也很卖力，处理张国焘的问题时，这一部分人也应处理；第二，几乎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特别是对身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头带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有的人将领到的衣服、帽子摔掉了，还有的吵着要回家，不愿当兵；第三，红四方面军过去善于打大仗、恶仗，长于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抗战开始后，要以打游击战为主，干部战士一下子难以适应这个变化。张浩以前一直在白区工作，未带过兵，在部队没有任何基础，要带好部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张浩以自己的高尚风格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的爱戴。通过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全师干部战士的思想统一了起来，解决了以上存在的三大困难。
张浩做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细致，很有说服力。有一天，张浩路过一个连队，正碰上战士们发牢骚。有的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国民党，现在又要我们去穿他们的服装，真是想不通；还有的说：国民党部队的服装穿在身上，就像山羊掉了角——比狗还丑。张浩听后，就和战士们谈了起来，他耐心地向战士们讲明为什么要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的道理，经过几个小时的谈话交流，将战士们的思想疙瘩解开了，才离开连队。过了两天，他下到另一个连队检查工作，又碰到一些战士说气话，还听说有的战士将帽徽扯下来扔了。他马上叫连长将全连战士召集起来，要亲自给战士们讲话。战士们集合到齐后，张浩对他们说：“大家知道吧，西瓜外面是青的，里面却是红的。我们就是‘西瓜政策’，大家帽子上的帽徽就是西瓜皮，人是里面的瓤子。我们部队改编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传统没有变，仍然是工农子弟兵。我们仍然归党中央指挥。因此，大家不要对帽徽、服装问题想不通。这是说的军队，我再说说自己。过去在湖南时，白色恐怖严重。为了坚持斗争和生存下去，我在庙里当了和尚，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鞋子。尽管我身上穿了僧人服装，但并不是真僧人，我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是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湖南省委的同志并没有因为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而认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省委领导同志。我那时穿僧人服装，是革命的需要，事业的需要。同志们今天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也是革命和事业的需要。因此，大家不要太计较穿什么服装、带什么帽子的问题，关键要看军队是不是为国家、人民打仗。”张浩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自己现身说法，让战士们心里豁然开朗。
张浩在一二九师任政委时，还机智地处理了一件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的棘手事。一二九师开到前线之前，蒋介石为了切断八路军3个师之间的联系，便以“作战需要”为名，调一二九师到石家庄去与日军正面作战。于是蒋介石特派他的高参、与刘伯承过去在旧军队里认识的乔茂才带着他的手令找刘伯承。乔茂才到达一二九师时，刘伯承正好不在师部，张浩接待了他。张浩看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便知这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计”。于是张浩悄悄派人去告诉刘伯承，叫他不要回师部，并马上派人将李达找来，对李达交代如何对付乔茂才。于是在张浩的导演下，李达把乔茂才安排在一二九师师部给他好吃，陪他玩，却绝口不提调动的事。乔茂才几次提出要见刘伯承，李达均以种种借口搪塞，使他始终无法见到刘伯承。后来，乔茂才见自己呆在一二九师师部天天吃了睡，睡了吃，无所事事的，觉得没趣，便自行离开了部队。回到重庆的乔茂才因未完成任务，被蒋介石狠狠训斥了一顿。
张浩在一二九师工作到1937年年底，因脑伤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坚持工作。后来，他坚持不住，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刘伯承见张浩难以坚持正常工作，特地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张浩的严重病情，建议中央将张浩调回延安治疗，并另派一位政委到一二九师。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张浩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一二九师政委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