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跟别人打架出血:孙诒让 古籀拾遗 古籀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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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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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籀拾遗 古籀馀论》

【内容介绍】

　　《古籀拾遗》和《古籀餘論》是清末著名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孙诒让（一八四八一九0八），（字仲容号籀廎，浙江瑞安人）的两部考释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著作。《古籀拾遗》成书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经孙氏重新校定，在温州雕版，光绪十六年（一八九0）问世。全书三卷，上卷從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旘法帖》所摹刻的铜器铭文中选取十四篇加以考订中卷和下卷则分别选取並考订了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旘》摹刻的三十篇铭文和吴榮光《筠清馆金文》摹刻的二十二篇铭文。《古籀馀论》撰成於光绪二十九年（一九0三），孙氏生前未及刊行，一九二六年，容庚以王国维所得抄本付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募人刊刻，並为校補五百餘字，後戴家祥得见孙氏稿三，又为補阙千餘字，一九二九年刊成印行。原分二卷，共考释清吴式芬》《攈古録金文》中摹刻的比较重要的铜器铭文一百零五篇，容庚校刻时改为三卷，使之舆《攈古録金文》卷次相应。

【作者简介】

　　孙诒让 又名德函，字仲容，号籀庼（1848—1908），晚清瑞安人，孙衣言子。幼承家学,聪颖好学。13岁即撰成《广韵姓氏刊误》一书，18岁时又写成《白虎通校补》。曾随父宦游京师江淮等地，博采珍本秘籍，广结学者名流，见识大增。清同治六年（1867）中举人。后，五赴礼闱不第，遂绝意仕进，专攻学术，著书三十多种，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诸多方面，且都具优异成就。其中尤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二书为世所重，被公认为“周官学”与“墨学”之权威著作。他的《契文举例》是甲骨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对殷墟龟甲学术价值的认识，早于罗振玉、王国维、陈梦家、郭沫若、胡厚宣诸大家。他的《名原》、《古籀余论》、《古籀拾遗》、《籀庼述林》、《尚书骈枝》、《经迻》、《札迻》等，对研究金文和校释古书，作出了贡献。25岁时写定的《温州经籍志》，被誉为“近世汇志一郡艺文之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批注》二十卷，《四部别录》二卷，是目录版本学的专著。他还校辑《永嘉郡记》、参加编辑光绪《永嘉县志》，协助编辑《永嘉丛书》，撰写《永嘉丛书札记》、《温州古甓记》等。其学术成就，与著名学者俞曲园、黄以周合称为“清末浙江三先生”。梁启超赞他“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章太炎誉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尊他是“启后承前一巨儒”。 孙氏晚年，坚辞清廷的多次征召，专以办学校、开风气为已任。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瑞安创建“算学书院”（后改称学计馆），传授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次年力赞项崧等人创办瑞安方言馆，讲授国文、英文及外国史、地理等。同时与友人在温州创办蚕学馆（后称蚕桑学校），教授中外种桑养蚕之学。绪二十七（1901），将学计，方言两馆合并，更名为瑞安县普通学堂9瑞瑞安中学前身）。同时在城区四隅各设蒙学堂一所，是为瑞安有初等小学教育之始。二十八年，温州中山书院改为温州府学堂（瑞温州中学前身），公推孙诒让为总理。孙另荐余朝绅任总理，并附设高、初级小学。三十一年，成立温处学务分处，推孙任总理。后相继任学部咨议官、浙江省学务公所议绅和浙江省 教育总会副会长。任内积极筹集教育资金，选派优秀学生出洋留学，创办女学，在温处两地十六个县，倡办府、县中学堂、温州师范学堂、处州初级师范学堂和一大批小学，总数达三百余所。另外，孙诒让还很注意社会教育，创办和参与兴办“瑞安务农会”，“瑞安天算社”，“演说会”、“阅报社”、“劝解缠足会”等，且曾计划筹办温州农工商实业学堂。 除了杰出的学术成就和优异的办学成绩之外，孙诒让对地方实业的兴办也颇具心。曾创办大新轮船公司、内河轮船公司和人力车公司，还倡导开发南北麂渔业等。 1908年，因劳累过度，在瑞安病逝，享年61岁。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与贡献，在温州和瑞安建立了“籀园”、“怀籀亭”、“籀公楼”。孙家的玉海楼为清代江南私家著名藏书楼之一，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目录】　

卷上　　薛尚功鐘鼎彝器款旘十四条
　　 商鐘
　　 已酉戍命尊
　　 鄦子鐘
　　 聘鐘
　　 盄和鐘
　　 齊侯鎛鐘
　　 窖磬
　　 晉姜鼎
　　 师艅尊
　　 单癸卣
　　 孟姜＊
　　 宰辟父敦
　　 敔敦
　　 ＊＊
卷中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条
　　 庚申父丁角
　　 楚良臣余義鐘
　　 禄康鐘
　　 叔丁宝林鐘　
　　 宗周鐘
　　 虢叔大林鐘
　　 楚公鐘
　　 周公华鐘
　　 庈父鼎
　　 ＊鼎
　　 鬲攸从鼎
　　 臤尊
　　 周壹
　　 象觯
　　 寓彝
　　 继彝
　　 豦彝
　　 吴彝
　　 叔殷父敦
　　 追敦
　　 召伯虎敦
　　 绾绰眉寿敦
　　 祖辛敦
　　 ……

  

来源：中国碑帖拓片网

2006-9-26 15:22 习斋孙诒让年谱简编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居士，浙江瑞安人。与俞樾、章太炎并称清末三学者。有晚清经学殿后，朴学大师之誉称。孙诒让博学精深，从十三岁著《广韵姓氏刊误》、十八岁著《白虎通校补》至六十一岁辑《籀庼述林》，一生共著述三十五部，对经学、文字学、甲骨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文献学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历来为海内外学者所尊崇。他又是一位教育家、改革家，他目睹清廷腐败、外族入侵、国势衰危、民智晦盲，毅然放弃旧学，投身教育改革，兴办学堂，创立实业，培育人才，以应时需，是近代浙江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1848年，1岁（清道光二十年戊申）
八月十九日巳时（阳历九月十六）孙诒让生于瑞安市潘岱乡砚下村，世称盘谷孙氏。


1849年，3岁（道光三十年己酉）
孙诒让父孙衣言成进士入翰林，是年秋自京师乞假南归；仲父孙锵鸣任广西学政。


1851年，4岁（咸丰元年辛亥）
洪秀全陷永安，建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衣言携眷北行。


1853年，5岁（咸丰二年癸丑）
洪秀全太平军克江宁，定国都改称天京。父孙衣言任武英殿协修，仲父孙锵鸣自广西归在乡里督办团练。


1855年，8岁（咸丰五年乙卯）
父孙衣言入直上书房，授惠亲王诸子读书。父子两人住澄怀园逾三载。


1856年，9岁（咸丰六年丙辰）
随父就读《周礼》《四子书》。


1857年，10岁（咸丰七年丁已）
从父读书识文义，浏览《汉魏丛书》以为乐。


1858年，11岁（咸丰八年戊午）
英法联军北上，举朝争议，和战未决，签订《天津条约》。金钱起义于平阳，蔓延温州。孙衣言出任安徽安庆府知府。


1859年，12岁（咸丰九年己未）
孙衣言辞安庆知府职，随父南归，从父学诗法。


1860年，13岁（咸丰十年庚申）
英法军入侵北京，文宗出奔热河，订《北京条约》。孙诒让草《广韵姓氏刊误》一卷，开始接触校勘学。


1861年，14岁（咸丰十一年辛酉）
金钱会自平阳渡飞云，孙诒让随双亲避居温州嗣又僦居温溪再迁孙坑。是年作温州杂事诗数十首，均佚。


1862年，15岁（同治元年壬戌）
金钱起义失败，随家归瑞安，居城内水心街许氏宅。冬十二月随父赴皖，道出闽赣。总理衙门创设同文馆，传授外国语言文字与自然科学，亦称译学馆。


1863年，16岁（同治二年癸亥）
曾国藩召孙衣言携眷赴安庆任职。孙诒让始治经、史、小学，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及《皇清经解》。


1864年，17岁（同治三年甲子）
太平天国天京陷。孙诒让随父南归，得元大德本《白虎通德论》、阮校刻本《薛尚功钟鼎款识》、旧抄本《水心别集》，始事鉴藏善本并治金文之学。


1865年，18岁（同治四年乙丑）
父衣言应浙江巡抚马新贻聘，主讲杭州紫阳书院，后兼浙江官书局总办，孙诒让随侍，草《白虎通校补》一卷，增订《广韵姓氏刊误》二卷。


1866年，19岁（同治五年丙寅）
孙诒让寓温州城南虞怀里居，院试第一入邑庠，着《讽籀馀录》（读书笔记载）。是年曾国藩创金陵书局，罗振玉生。


1867年，20岁（同治六年丁卯）
侍父于杭州紫阳书院。校勘宋王致远抄本《德安守城录》一卷。


1868年，21岁（同治七年戊辰）
春三月随父至京师，预试礼部不第，返瑞安故里，游永嘉仙岩。冬十一月，侍父江宁，居瞻园，开始收藏古代文献，十余年间积书八九万卷。时与金陵书局诸编辑切磋学问，为重疏《周官》，研究经、子及古文字之学打下基础。


1869年，22岁（同治八年己已）
父孙衣言任江宁布政使。孙诒让草创《温州经籍志》，撰《温州建置沿革表》，辑校晋代佚著《永喜郡记》。


1870年，23岁（同治九年庚午）
在江宁。乘舟至京访古，观无？鼎，手拓数十纸以归。作《四灵集笺异》。校刘室楠《论经正义》得札记数十条。手抄《越绝书》。


1871年，24岁（同治十年辛未）
春，北上，应礼部试。道出京口，初游金山焦山。至京师偕谭献同寓绳匠胡同，与缪荃孙过往甚密。夏四月，整理邵懿辰著乡邦文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校注》二十卷。夏五月，与张之洞、潘祖荫、李慈铭、王闿运、桂文灿、王懿荣、赵之谦十九人集会于龙树寺，旋返江宁。撰《良斋浪语集》札记、《四部别录》。


1872年，25岁（同治十一年壬申）
在江宁。大学士曾国藩重督两江，卒于任上，年62 。孙衣言任安徽按察使，晋京陛见同治皇帝。孙诒让始撰《周礼正义》草成《商周金识拾遗》（即后《古籍拾遗》）三卷。校勘《蒙川遗稿》。改定《毛公鼎释文》。是年始号籀庼。瑞安陈虬、陈？宸等创办早期公共图书馆心兰书社，并在飞云江南岸购田亩以田租维持经费。


1873年，26岁（同治十二年癸酉）
孙诒让的挚友戴望卒于江宁，享年三十六。戴望是德清人，致力考据训诂，同治四年曾国藩聘其为金陵书局编校，治学严谨。据孙诒让回忆：同治间，余侍父江东，时德清戴子高？才亦客秣陵，与余有同嗜，朝夕过从。我出示汉阳叶东卿旧藏金文拓本二百种同读之，君亦示我旧藏季？鼎，相与摩挲椎拓，竟日不倦。我的《古籀余论》刚脱稿时，戴君得羸甚剧，仍为我手录文稿，嘱我为毛公鼎释文，云云。（《古籀余论．后叙》）孙诒让与海昌唐仁寿年，料理友人后事，得其遗书多种。


1874年，27岁（同治十三年甲戌）
再游金山焦山，手拓瘗鹤铭、唐经幢诸石刻以归。撰周季白盘跋、吴禅国山碑跋。


1875年，28岁（光绪元年乙亥）
于瑞安北门建新居，其地旧称邵公屿，孙诒让名之为“邵屿寓庐”，为归时读书之所，书房曰述旧斋，别署掸艺宦。撰《六历甄微》五卷。


1876年，29岁（光绪二年丙子）
随父去湖北，于河南项城得周要君盂，自命书室曰盂庵。居武昌。


1877年，30岁（光绪三年丁丑）
至杭州访丁松生，得观嘉惠堂八千卷楼秘藏之盛。得影印吴文定《墨子》手抄本，校正讹字甚多。为征集乡哲遗书，作《征访温州遗著约》。撰成《温州经籍志》，写定《汉石记目录》凡百六十六种二十三卷。是年王静庵生。


1878年，31岁（光绪四年戊寅）
正月，自江宁过沪杭归里，与从弟诒燕至陶访碑。“乘潮上驶，过城西八里之白塔木義舟登览，得宋绍兴三十一年辛巳石塔题纪，及抵陶山又得宋天禧四年庚申陶山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宋治平二年乙已弥陀殿后重建井记及鲤鱼山摩崖手拓以归。”《永嘉郡志》写定付印。孙诒让母叶太夫人卒于江宁。


1879年，32岁（光绪五年己卯）
扶母榇南归返里。收藏嘉兴姚氏旧弃汉五凤三年（公元55年）砖砚一方，自署寓居曰“五凤砖砚斋”。与同邑林庆衍及周珑周璪兄弟搜访郡邑金石古刻。校刊同邑方成珪《集韵考正》。


1880年，33岁（光绪六年庚辰）
游永嘉十三都密印寺，手拓宋代元丰年间证觉寺钟款归。得晋泰和诸砖。黄绍箕进士入翰林。从弟孙诒燕卒。


1881年，34岁（光绪七年辛巳）
遍访永嘉县城古甓。致力校读汉唐诸碑。


1882年，35岁（光绪八年壬年）
撰成《温州古甓记》。光绪六年来先后得晋宋齐梁陈砖逾百种，自命居所曰“百晋精庐”，别署“百晋陶斋”。草《瑞安建置沿革表》。校补审正戴咸弼《东瓯金石志》，由十卷增成十二卷。


1883年，36岁（光绪九年癸未）
自京师南归。


1884年，37岁（光绪十年甲申）
中法宣战，沿海戒严，孙诒让与里人筹办团防。


1885年，38岁（光绪十一年乙酉）
阅日本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凡国内之未见者，嘱友人访求。


1886年，39岁（光绪十二年丙戊）
赴京应礼部考试。夏五月南归，自沪渡海回故里。开始接触中译西方政治及科技书刊。


1887年，40岁（光绪十三年丁亥）
冬游沪上，购得王德膚《易简方》（日本刻本），此为宋元医家最古之册，欣喜累日，手跋其后，拟重刻之。订阅国内各种时务报刊及书籍。


1888年，41岁（光绪十四年戊子）
父孙衣言为诒让卜筑玉海楼于金带？北，南北相向，各五楹，为读书藏书之所。两广总督张之洞来征《周礼正义》稿并召赴粤，未往。重修《商周金识拾遗》，改名《古籀拾遗》，补入阮元、薛尚功、吴荣光诸家旧释四十余条，嘱同邑周璪手写付梓。


1889年，42岁（光绪十五年己丑）
《周礼正义》脱稿。吴县潘祖荫卒，年六十一。


1890年，43岁（光绪十六年庚寅）
携《周礼正义》稿往武昌与鄂督张之洞商榷。三月赴京师应礼部考试并与盛昱、李文田、江标、费念慈、王颂蔚等人在潘祖荫斋辩正鼎彝奇字。作《克鼎释文跋》。六月返里。《古籀拾遗》刊成。


1891年，44岁（光绪十七年辛卯）
撰《宋政和礼器文字考》一卷。


1892年，45岁（光绪十八年壬辰）
草创《墨子间诂》。


1893年，46岁（光绪十九年癸已）
整理三十年中阅读与校勘的七十八种古籍笔记，冠名《札迻 》凡十二卷。《墨子间诂》初稿脱稿，共十九卷。


1894年，47岁（光绪二十年甲午）
京师应试。萍乡文廷式宴请孙诒让及公车诸名士张謇、杨锐、皮锡瑞。中日甲午战起，中国海陆军大败。孙诒让负责瑞安筹防局，他向浙江巡抚上疏《防办条议》。甲午战败后，他痛心地说“时局多艰，此后恐无复仰屋著书之日”。辑贾逵、马融、干宝《周礼》遗说，成《周礼三家佚注》一卷。校黄以周《礼书通故》，笺正三百余条。嘱吴门毛翼庭以聚珍版初印《墨子间诂》三百部。《札迻 》刊成。


1895年，48岁（光绪二十一年已未）
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梁启超会同十八省公车上书，陈请拒和、迁都、变法、成立强学会及强学书局，雪洗耻辱。孙诒让闻而感愤，力倡兴儒救国之论，撰《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并叙。丙申复梁启超书中说，“每与同人论及时局，忧闷填胸，辄妄有缀述聊作豪语以强自慰。以富强之源在于兴学。”孙诒让与黄绍箕、黄绍第、项申甫、周璪、洪锦标、王恩植、鲍锦江、杨世环等九人发起创办瑞安算学书院。校释《商子·境内篇》，重校所刊《札迻 》，重勘《墨子间诂》一过。如皋冒广生就婚瑞安，与诒让时相过往。

1896年，49岁（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梁启超撰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孙诒让读之深韪其说，以为剀切详明，于中国贫弱窳败之故，洞究本源。撰《逸周书斠补》，自为序。春正月，瑞安算学书院改为瑞安学计馆。学计馆以致用为本，择址县城前木多下直街卓敬祠开学，聘同邑林调梅任总教习。秋冬间，重编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译本《泰西新史揽要》，以《泰西史约》交学计馆印发学生，作课外读物。从妹倩平阳宋恕与余杭章炳麟等在杭州组织经以实用社，孙诒让捐书赞助。清廷派遣留学生赴日。


1897年，50岁（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孙诒让致书上海时务报馆汪康年，谓朝廷若非幡然改弦，万无挽救之术，似外合二十省之贤士大夫为痛哭流涕之呼吁不可。建议于明春礼部试时，海内公车云集，宜订集数千人上书力陈危局，吁请早定变法之议。万一得达，斯亦中华强弱之转机也。与罗振玉、徐榭兰、蒋黼等创办务农会于上海；与黄绍箕、黄绍第发起组织农学支会于瑞安，筹款购地，试种湖桑瓯柑。集资创办蚕学馆，以中西新旧之法传授饲蚕植桑。以宋恕的关系，与章太炎通书，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缪。


1898年，51岁（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正月二十日，再改书汪康年，吁请公车上书时附列他的名字，并声称本科公车，当有陈论，弟决计不应试，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则无论如何抗直，弟均愿附骥，虽获严诘，所不计也。夏四月，清廷下诏，决定变法维新。秋八月政变失败，康有为逃香港，梁启超逃日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弟等被杀。此前孙诒让驰书鄂督张之洞请求设法营救，未果。是年二月务家会瑞安支会正式成立，黄绍箕、黄绍第为正副会长，孙诒让任研究部长，洪炳文任试验部长，项申甫、周璪总司收支。会所附设于卓公祠，以神农庙为效外办事处。勘正《顾亭林诗集》，写成校语一卷，跋并诗寄章太炎，有“万里文明空烈火，人间尚有采薇篇。临风掩卷忽长叹，亡国于今三百？”之语。


1899年，52岁（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春二月，与平阳杨景澄、吴箴、同邑金晦诸人集捐千金创瑞平化学学堂，原郡城孙氏诒善试馆改为校舍，购置图书仪器药剂，招生三十名。三月设瑞安天算学社于孙氏诒善祠塾，推从侄延绶为社长。同邑项申甫、项湘藻兄弟于城内范大桥街项祠开办瑞安方言馆，孙诒让力赞其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历时二十年，屡易其稿终成。《周书斠补》四卷、《大戴礼记斠补》三卷写成。黄体芳卒，年六十七。


1900年，53岁（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义和团风起，蔓延京津各地。八国联军侵陷北京，德宗、西太后出奔长安。瑞安办团防，举孙诒让总其事，有《答陈栗庵庚子筹防刍议书》。浏阳唐才常起事于两湖，事败就义，孙诒让闻而哀叹，作《浏阳二子谭嗣同、唐才常歌》诗佚。撰《九旗古义述》。福山王懿荣购得甲骨文字，为偿还债务出让给丹徒刘鹗铁云。


1901年，54岁（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春二月初三，清廷与八国联军订立和约。盛室怀浼孙诒让代撰条陈，乃杜门旬日，草成变法条仪四十篇，盛不敢上。冬，拟将学计、方言四馆合并筹办瑞安普通学堂，分中文西文算学三专修班，设筹备事务所于玉海楼下。孙诒让手订章程及各班课程：中文班设经、史、子、掌故、西政、西艺、舆地七门；西文班设英语、会话、文法及英文世界史、世界地理等门；算学班设中西新旧数学及物理、化学等门，初学者用笔算数学一书，程度者较高者用《代数备旨》、《数理精蕴》及勾股三角、测量制图等书。三班除专业外，均通授国文、伦理、体操三门。预定每班报三十名，以年十五至三十，文理清通身心健康者为合格。京师大学堂聘孙诒让任经学教习不就。大学士李鸿章卒，年七十九。仲父孙锵鸣卒年八十四。


1902年，55岁（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春正月，瑞安普通学堂于学计馆原址开学，黄绍箕在京遥领总理，孙诒让任副总理主持校务兼任总教习。并于瑞安城关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各设蒙学堂一所。瑞安普通学堂附设书报经理处，代乡邑向沪杭各地订购此书及报刊。秋七月，温州知府王琛改中山书院为温州府学堂，聘孙诒让为总理，辞不就。
从瑞安普通学堂西文教习蔡华卿习英文，历时三月。他订立的读书治学课程，上午阅览新书报刊，下午料理地方事务及友朋函札，晚上整理旧稿及新著，以点完一支矿烛为度。
参加蔡元培、章太炎于上海创办的中国教育会为会员。与从弟诒掝商酌成立瑞安劝解妇女缠足会，由叔母林太夫人主之，此举深得士绅的欢迎，旬月间解者几半。与林文副潜及从弟诒掝创瑞安演说会，孙诒让任会长，每月逢朔望在明伦堂演说时事政治、科学知识及具政兴革事宜，城乡各学堂师生及各界人士参加，听者常数百人。至1906年原址办中学堂才结束，历时三年，对地方风气之开通影响甚巨。
是年，《九旗古义述》刊成；旧作变法条议以《周礼政要》由瑞安普通学堂刊行作教本。上海书坊出铅印古印诸本流传各省影响甚广；序平阳刘绍宽《东瀛观学记》；校《瑞安藩乱记》跋于后。


1903年，56岁（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春正月与林文潜组织师范教育研究会，会址设小东门外飞云阁下。九月林卒，研究遂辍。六月于瑞安普通学堂内附设师资读书社，供应借阅图书报刊，使科举出身的教员得以进修。重审《毛公鼎释文》，推定此鼎为西周遗器。上海求新图书馆樊时勋以铅活字印行《周礼正义》。


1904年，57岁（光绪三十年甲辰）
设普通话讲习社于飞云阁，每周日下午讲习四小时，自任教导。九月邀瑞安普通学堂高材生家长，建议送子女赴日本留学。是年公派学生有陈恺、许藩两人赴日本东京宏文院修习数理化，以培养地方师资。
三月勘得永嘉孙坑、郑山、黄山等处铅矿，筹组富强矿务公司，并商请矿务大臣盛宣怀派员来温勘察，遣邑人郭凤鸣赴湘鄂调查矿务征聘技术人员来温州办矿，后以储量不丰交通不便中辍。六月成立大新轮船公司租湖广轮航行于瑞安上海之间。
重校并跋《墨子间诂》；撰《契文举例》两卷。


1905年，58岁（光绪三十一年乙已）
瑞安县城高等小学堂开办，分甲乙二班，聘林獬为温州监学。孙诒让自编国语科讲义，亲为讲课。清廷决定废除科试，普及学校。温州、处州联合设立学务分处，推孙诒让为总理。京师大学堂屡聘孙诒让为总教习未赴。张謇等集资创办江浙渔业公司于上海，张謇为总理，孙诒让为副总理，孙诒让以教育事繁，固辞不就，改推镇海樊时馨任之。瑞安成立商会，孙诒让为总理。议就地丁钱粮带征学务经费两百文，未允行。
撰《名原》二卷付刊。又撰《古文大小篆沿革表》未竟。


1906年，59岁（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孙诒让任学部二等谘议官，相当于教育界国会议员。附：
一等咨议官有刘若曾、陈宝琛、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王树柟、梁鼎芬、严复待八人；二等咨官有孙诒让及丁仁长、赵启霖、王同愈、缪荃孙、胡峻、谭延闿、汪康年、陶宝廉、蒋黼、陈三立、谷如镰、罗振玉、韩国钧、宋小濂、钱恂、熊希龄、罗正钧、尹昌龄、叶景葵、伍光建、屠寄、夏佑曾、张一麟、胡玉缙等二十五人。
春二月，瑞安开办公立县中学堂，孙诒让任总理，购置理化仪器凡五千余元。夏六月决定在原唱歌传习所、博物讲习所、理化讲习所基础上创办温州师范学堂。温处学务分处改称温处学务公所，孙诒让亲历各乡查察各级学堂实际情况。德清俞樾卒，年八十八。


1907年，60岁（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五月秋瑾被捕，孙诒让请张之洞密电其侄浙抚张曾？设法营救，未果。嘉兴秘密革命组织温召处会馆负责人敖嘉熊避难来温州，孙诒让以“永瑞耳目甚多，外避嚣之地”，护之东渡日本。是年乐清东乡明强女学堂光复会员陈乃新聚众讲说《新山歌》宣扬革命。府县缉捕，陈乃新潜逃温州孙诒让家，孙设法派人把他护送到上海后东渡日本。浙江教育总会在杭成立，张元济为会长，孙诒让、王廷扬（金华）为副会长，在杭逗留一月，于十二月初三返回温州。温处学务总汇同人发起成立温州通俗教育社，推孙诒让为名誉社长。
撰《学务本议》、《学务枝议》上报学部。校理《墨子间诂》十五卷，目录一卷，后语二卷，是为最后定本。
礼部设礼学馆，奏派孙诒让为总撰，未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聘孙诒让为武昌存古学堂总教习，不就。温处两郡学界倡议集资于飞霞山麓建公署为孙诒让先生做寿，力辞。作《六十辞寿启》。


1908年，61岁（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春，著成《尚书骈枝》；《掸艺宦杂著》改《籀庼述林》，凡存文127篇。春初患寒咳累月，三月二十二日猝患中风，至四月二十七日病增剧，延至五月二十二日（阳历6月20日）巳时逝世。夏六月初七日，温处两郡人士集温州师范学堂开追悼大会，吊者八千余人。杭州教育学会、上海国学保存会、浙江旅沪同乡会、浙江旅京同乡会、温州留东学生会、浙江铁路公司均先后举行追悼活动。


　　自光绪二十八至三十四年，孙诒让劳怨不辞，在温州处州两郡共举办中小学男女新式学堂三百余所。他是浙江近代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来源：国学论坛

2006-9-26 15:22 习斋孙诒让《与王子壮论假借书》读后
郭万青


　　孙诒让在《与王子壮论假借书》中说：“天下之事无穷，造字之初，苟无假借一例，则逐事而为之字，而字有不可胜造之数，以必穷之数也，古依声而托以事焉。视之不必是其字，而言之则其声也，闻之足以相喻，用之可以不尽。是假借可救造字之穷而通其变。”⑴孙氏这段文字，讲了三点：假借产生的原因、假借的运行机制和假借的效能。
　　关于假借产生的原因，时贤也颇多说法，列举几种如下：
　　经本植先生认为：“人们的认识和宇宙间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而汉字的字数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每出现一个新事物或者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就又造一个新字，那样的话，势必导致汉字膨胀到不可估量的地步，成为难于作为交际工具、难于为人们掌握的文字。要使有限的汉字能应付无穷的事物，就只好利用已有的音同音近字，而不另造新字。”⑵
　　冯振先生认为：“然声音之变至繁，文字之数有限，故能宣之于声音语言者，未必能一一造字以代之。则势必有但有其音而无其字者，此有音无字者，若始终但宣之于口，则亦已矣，有时而必欲笔之于书，则其势又不能不借声音相同之字以代之，此假借所由起也。”⑶
　　许威汉先生认为：“通假字的产生，是表意制汉字同它自身的基本职能相矛盾所决定了的。汉字同它自身的基本职能的矛盾是通假字产生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⑷
　　徐侃先生认为：“假借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二：（一）汉字是象形的方块字，上古造字之初，无论据会意、象形、指事、形声造字，都是有形可象的（后世学者一致认识到，六书中的假借、转注不是造字之法，而是用字之法，这里置之不论）。而有些事物或概念则无形可象，造不出，有音无字，就只有假借一个已有的同音字来表示它的意义。（二）上古字义，为捡便宜而借。”⑸
　　周祖谟先生说：“汉字是由象形、象意的文字发展起来的。有的外物有形象可描绘，有的意思可以利用图象和笔画来表现，可是有很多代表某些事物的概念不能用象形、象意的方式随时造出文字来表现。于是，就假借已有的同音或音近的字来代替。”⑹
　　孙氏、经氏和冯氏主要从汉字和所指事物的对应关系上来考虑假借产生的因素，他们认为如果按照字和所指对象一一对应这种逻辑来考虑，文字总有穷尽的时候。而许、徐、周三位则是从汉字的性质以及汉字的造字机制上来考虑假借产生的原因，认为“有些事物或概念则无形可象”，“只有假借一个已有的同音字来表示它的意义”。
　　我们认为，关于假借产生的原因，以上几家的说法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是还不够。我们认为探讨假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还应该从汉语的记录方式上去着眼，从中得出假借产生的理据并对假借和通假这一汉字学的现象做一下重新的估价。
　　我们知道，词和字是不一样的。词的本质是概念，“义”是语词的本体，即是“我”（这个“我”是认知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普遍情况下指群体）根据对该事物（此事物既可以是具体的人、事、物，也可以是抽象的，如思维活动等）的认识而作出的对该事物的一种指证性的判断，这个判断是该事物的本质特征，其实就是词义。这个“义”不言不书，只在我心，无声无形。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义”的存在。这个“义”要想彰显出来，或借口耳以相传，口耳是诉诸听觉的，是靠声音的发出和接收来完成这一运作的。这个时候，这个“义”是靠我们的声音来显现，声音是它的记录方式；或口耳不足以明，欲诉诸书面，也就是借助人的视觉系统来明晰这个“义”，这就要靠书写，状其形、摹其意以明之。这个时候，形象、形体就是它的记录方式。因此，语词有两种不同的记录方式：以音记词和以形记词。
生民之初，不立文字，传谕授受，有赖口耳，闻声以知义。也就是说，语词的最初彰显和明辨方式是音，语音是语词的最初形式。因声而知义，闻声以辨义，意义的表达和区辨都是通过语音完成的，并且通过语音也能够完成，这也是先民之所以能够“不立文字”的一个重要前提。语音成了语词最初的记录方式和明辨方式，因声显义，以声别义。这也是汉字产生之后假借能够确立和运用的一个最根本因素。
　　后来物类日繁，交际日广，或地域殊隔、或年月久远而须有寄，于是文字不得不生。我们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从文字学的一些著作看，一般把文字的产生归因于语言记录功能和交际功能的需求，如裘锡圭先生即认为：“当一个社会发展到需要记录语言的时候，如果有关条件都已具备，文字就会出现”。⑺王凤阳先生在其《汉字学》一书中也作如是观。这些原因无疑是文字产生的重要因素，但我们认为并不全面。我们认为文字之所以产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人们感觉到单纯靠语音已无法满足凸显和辨别语义的需要了。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新事物必然促使新语词的产生，可新词未必一定有新音，在社会发展、新的词汇不断产生的状态下，同音现象就会越来越多，从而使得“因声显义，以声别义”这一区分方法不能再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在“因声显义，以声别义”这一语言的记录方式无法单独承担其职能的前提下，文字应运而生。
　　生民造字，象形以示事，这个“形”可以是具体的形象，如“日”、“月”、“水”、“火”、“山”等；也可以是抽象的标示，如“二”、“三”、“上”、“下”等；还可以是会意的，如“休”、“闻”等。其形如其象，其形如其事，其形如其意。如果我们给汉字的产生历程大致划分阶段的话，，那么在汉字产生的第一个阶段中，人们充分运用了“因形知义”、“以形别义”这一方法原则，即由口耳相传时代的单纯靠语音来明晰和辨别语词语义一下子转为单纯靠字形来明晰和辨别语词语义了。在汉字产生的这一阶段中，因汉字形体的显象功能而使得“以音别义”这一语言的记录和明辨方式被弃置不用。因语词的不十分发达，“以形别义”这一记录和明辨方式暂时取得了字词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即字有定词，词有定字，因为语词在口耳相传时代已经是音义结合了，这就使得这一阶段，字有定形、字有定音、字有定义。应该说在这一阶段里，汉语的字词完全二合一了，字就是词，词就是字。直到今天汉语的字词一体观还在影响着我们，不得不追根溯源于此。
　　可事实正象上述几位先生说的那样，“有很多代表某些事物的概念不能用象形、象意的方式随时造出文字来表现”。例如一些事物名称，象鱼、鸟可以据形造字，以形示义。可该物类中的具体物种，我们是无法据形造字以明之的，还有一些语气词、心理动作词等等，这些词汇或者无形可象因而无形可拟，或有形可象而无法以象明义，“单纯靠字形来明晰和辨别语义词汇”无法彰显它的功能。
　　出于区别和明晰语词语义的需要，人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阶段即口耳相传的阶段，如上所说，在这个阶段是“单纯靠语音来明晰和辨别语义词汇”的。而在汉字产生的第一个阶段里，汉字不仅起到了“以形别义”的作用，而且字词合一了，字词合一证明着字与词都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口耳相传是一种口头的诉诸听觉的表达方式，书面的表达是一种诉诸视觉的表达方式，为了更好的在书面中明辨和凸显语词语义，就将口语中的语音辨义原则运用到了书面表达中使之成为一种记录语词的辅助方式来弥补单纯靠字形记录和明辨语言的不足。这样，汉字产生第一阶段里有定音的字也就变成了单纯的记音符号，也就是孙诒让所说的“视之不必是其字，而言之则其声也，闻之足以相喻”。传统文字学或汉字学就将这一现象叫做“假借”。梁东汉先生说：“假借完全是从声音相同或者相近这一点出发的，假借字和被借字之间可以毫无意义上的联系。” ⑻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假借的出现是明辨和凸显语词语义的需要，是语言两种记录方式交互作用下的一种结果，其运作机制正象孙诒让说的那样：“视之不必是其字，而言之则其声也，闻之足以相喻”。这样，以音记词在被弃置不用之后又一次被起用了并且一直和以形记词共同承担着记录汉语语词的职能。由于汉字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以形示义的视觉符号系统，表意是汉字的主要职能。形声字的大量产生一方面是汉字本身表意职能所决定了的，另一方面也是以音记词和以形记词这两种记录方式共同参与汉语记录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又进一步彰显了汉字作为意音文字的特性，“使汉字集中地走向表意兼表音”。⑼
　　古人在记录汉语语词上，表现了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对语言记录方式的一种深刻的认知和运用。在汉字研究中，一直有“通假”和“假借”的分合，一般认为假借是造字，通假是用字。其实这种说法是汉语字词一体观的影响，以词为字，以字代词。无论用字假借还是造字假借，它们都是运用了以音记词这种记录方式来凸显和辨别汉语语词语义的。假借造的字和通假用字都是纯记音符号。有人认为通假是古人写错别字，有人认为是古人刻意存古，王海根认为：“在古代，明明是本有其字，而著书立说者偏偏不用，却去假借一个音同字或音近字（包括双声韵彼此联系着的字）来代替，即是说他并非有意无意之间写了错别字，只能说刻意存古罢了。” ⑽杨春霖则说：“先秦时代的人，使用汉字极不严禁，完全从语言出发，竟把表意的字当作纯粹的记音工具。” ⑾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使用文字是为了更好地记录语言，当然是从语言出发了，不以语言为依据的文字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了。正是因为汉字不断地修正本身满足记录汉语的需要，它才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这不仅不是古人的刻意存古和不严谨，而是古人对语言和文字关系以及怎样更明晰地记录语言的深刻认知。
　　从这个角度上讲，造字假借和用字假借是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的。而之所以有假借这样的名称的存在，反映了长期以来我们否认了汉字可以作为记音符号这一根本的事实，而假借这一现象存在本身却正向我们昭示了汉字其实也可以作为记音符号这一事实。不管是通假还是假借，借和被借之间，都是同音或者音近，没有语音不同而能相通的例子。采用有定音的文字作为记音符号能够凸显和明辨汉语语词语义。
　　运用文字作为记音符号，“可救造字之穷而通其变”，起到了“节制汉字无限制地发展” ⑿的作用。但也如郑玄所说：“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 ⒀

【注释】
⑴孙诒让《籀庼述林》卷十，转引自龙异腾《基础汉字学》[M]，巴蜀书社2002年11月版，118页。
⑵经本植，古汉语文字学知识[M]，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9月版，120页
⑶冯振《说文解字讲记》，冯振文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365——366页
⑷许威汉《“通假”质疑》，马天祥、萧嘉祉合编《古汉语通假字论文选》[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103页
⑸徐侃《“假借”与“通假”初探》，马天祥、萧嘉祉合编《古汉语通假字论文选》[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213页
⑹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语言文字》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225页b
⑺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版，2页
⑻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6月版，121页
⑼蒋善国，汉字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版，153页
⑽王海根《试论古汉语通假》，马天祥、萧嘉祉合编《古汉语通假字论文选》[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204页
⑾杨春霖《古汉语通假新论》，马天祥、萧嘉祉合编《古汉语通假字论文选》[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111页
⑿陆宗达，说文解字概论[M]，北京出版社1981年10月版，64页
⒀洪诚选注，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132页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研 541004)

来源：国学论坛

2006-9-26 15:22 习斋读《周礼正义·天官》笔记

李学勤


　　孙怡让《周礼正义》一书，夙为经学史家推为有清一代经学殿军之作，受到学术界普遍推崇。但由于这部书广博浩繁，长达八十六卷，二百余万字，尽管脍炙人口，真能细心通读的人是很少的，以致其重要价值迄未得到全面认识。

　　《周礼正义》是孙诒让一生用力最久最深的著作。据学者考证，他自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着手此书，编作长编，数易其稿，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最后写定，历时共二十七年。[1]孙氏致力此书，与他的政教思想有关，这只要看书的自序，以及他另外撰写的《周礼政要》，就可明白，评论者认为《正义》仅为考据学，并不合于孙氏本意。不过从今天看来，《正义》的成就确在于《周礼》的整理考订。实际作为清代经学主流的所谓汉学，从来便是主张通过考据经义而求得圣贤治平之道，结果其成绩归宿在文献整理，违反了当时学者的初衷，孙诒让正是这一点的典型。

　　《周礼》记述当时职官制度，最为详备。孙诒让在《正义》书首 “略例十二凡”中说：“此经在汉为古文之学，与今文家师说不同。先秦古子及西汉遗文，所述古制，纯驳杂陈，尤宜精择。今广征群籍，甄其合者，用资符验；其不合者，则为疏通别白，使不相殽混。”书中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是将各种古代文献所见的职官，与《周礼》进行普遍比较。这项重要工作，为研究其间异同变迁提供了必要的材料依据。

　　现代怀疑《周礼》的学者，大都引用西周金文，以其间出现的职官同《周礼》直接对照，看到歧异不合，即认为《周礼》晚出，甚至是伪作。其实，这每每是由于古代职官时有分合演变的缘故。孙氏《正义》虽然没有多引金文，但在征引排比各种文献之间，已经显示出当时职官彼此关联，名称互相通转的大概，为我们进一步探研建立了基础。

　　以下就从《正义》的《天官》最初几卷中与“宰”相关的部分，举例为证。

　　《天官》一开始的“叙官”说明，“治官之属”有冢宰即大宰，有小宰、宰夫，其下食官之长则为膳夫。孙诒让在《正义》中历引古籍，说明大宰、小宰、宰夫都可以单称为宰，而膳夫又可称作宰夫，甚或称为大宰。其地位和职能尽管悬殊，官名却能通用。由此可见，属于一系的官名，在一定的情形下有通用的可能。

　　在金文研究中，正存在这种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例如陕西扶风任家村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发现的西周晚期窖藏青铜器，久已闻名于世。这批器物的主人名克，官名善（膳）夫，其中大克鼎精美庞伟。有长篇铭文。文内说：

……王呼尹氏册命膳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命汝出纳朕命，今余唯申就乃命。……”……

是克的主要职能为出纳王命。同人所作小克鼎铭文云：

唯王廿有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之年，……

便是膳夫出舍王命的实例。

　　《周礼》的膳夫乃是食官，“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与克器的膳夫职能显然不合。克所任膳夫，实相当书中的宰夫。宰夫职文云：

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

　　其职能正是出纳王令及其回复。小克鼎记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成周的“八师”即八乡[2]，所云恰可与宰夫职文印证。

　　1940年，扶风任家村又出一批窖藏青铜器，器主名梁其，官名也是膳夫，时代仍系西周晚期。其中梁其钟铭有：

……天子使梁其身，邦君大正用天子宠，蔑梁其,……，

　　如孙氏《正义》卷四所论，文献内的“大正”即卿，这里的“邦君大正”也是一样。铭文表明膳夫位于卿下，说相当《周礼》下大夫的宰夫，是妥当的。

　　金文中也有作为食官的膳夫。陕西永寿好畤河出土的膳夫山鼎（《殷周金文集成》2825），时代也是西周晚期，铭文云：

……王呼史册命山，王曰：“山，命汝官司饮献人，于用，作宪司贾，毋敢不善。……”……

　　《周礼》膳夫的职文有“王燕饮酒，则为献主”，可见“司饮献人”恰为食官膳夫的职责。这个膳夫就和克、梁其所任全然不同了。

　　以上所论，限于西周晚期，实际东周时的情形，虽然更为复杂，仍然可以援用类似义例，来说明职官制度的若干变迁。这里还是以《周礼》大宰一系职官的关系，作为参照的证据。

　　最近问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3]，收录有《仲弓》一篇，记述孔子与弟子仲弓（冉雍）的对话，颇为重要。可惜该篇竹简有不少残失，很难编排恢复，只有开头八九支简，由于可与《论语·子路》对勘，容易知道其前后次第。

　　《子路》的有关一章是：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开端一部分即对该章的引申演绎，首先是第1、4、26简，中间有一些缺文，但仍能通读。下面写出释文，（凡上博书考释已定的，用今通行字体）：

季桓子使仲弓为宰，仲弓以告孔子，曰：“季是（氏）……使雍也从于宰夫之后，雍也(童)愚，恐怠（贻）（吾）子(羞)，愿因(吾)子而治。”

　　仲弓为季氏宰，是任鲁卿季氏的邑宰，刘宝楠《论语正义》：“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长之通称。”[4]孔子弟子如仲由、冉求，也作过同样官职。仲弓对孔子说，季氏“使雍也从于宰夫之后”一句，应参看《论语·先进》孔子的话：“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从于宰夫之后”、“从大夫之后”，文例全然相同。

　　何晏《论语集解》说明《先进》这句时云：“孔子时为大夫，言‘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谦辞也。”后来有学者推求孔子当时的年代和处境，认为是讲他曾为大夫[5]，也不影响语句的大意。简文仲弓的话“从于宰夫之后”，也是说他受命为宰，同样是谦辞。

　　仲弓任季氏邑宰，怎么能称为宰夫？要知道在《周礼》书中，宰夫地位显赫，当然不是家臣邑宰所能比拟的，但后者在卿大夫封邑中的职务有似于王朝的宰，所以也就通称为宰夫，其例与前述膳夫等大致相同。

　　卿大夫家臣称宰，西周已经有了，如西周晚期的散氏盘记“散有司”，在司徒、司马、司空下有“宰德夫”[6]，当即散氏的一名邑宰。[7]

　　以上所述，文献及古文字材料中的大宰、小宰、宰夫、膳夫，以至邑宰等等的通转变化，虽然复杂，究实也不足为怪。因为“宰”这一名称，本义即是一种食官，由于古代政权机构形成过程的特点，移用于协助天子掌理政务的要职，其本义的湮没有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中间，把有关的若干官名互相通用，是可以理解的。直到后世，“宰相”一词妇孺皆知，人们才把“宰”的本义淡忘了。

　　遵循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告诉我们的原则，去解释金文以及其它古文字中的职官制度，一定会取得不少重要成果。

注释：
--------------------------------------------------------------------------------

[1] 胡珠生：《〈周礼正义〉稿本探略》，《孙诒让纪念论文集》，《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增刊。

[2] 李学勤：《西周金文的六师、八师》，《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3]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4] 刘包楠：《论语正义》，第280页，《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书店，1991年。

[5] 参看程树德：《论语集释》，第652——653页，华北编译馆，1943年。

[6]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48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7] 参看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第85页，中华书局，1986年。

来源：孔子网

2006-9-26 15:23 习斋[attach]3411[/attach]
《孙诒让小学谫论》

【作　者】朱瑞平
【出版社】商务
【ISBN书号】7100045231
【出版时间】2005-09-01
【定价】￥16.00



　　本书是由我的博土学位论文修改而成。博士学位论文从选题、资料搜集到写作的全过程，一直是在导师许嘉璐教授的精心指导和悉心关照之下进行的。修改完成后，又蒙恩师拨冗审阅并赐序，铭感无量!
　　
　　 在资料搜集阶段，曾三下杭州、温州、瑞安及上海、南京，多位先生给我提供了极大方便与帮助。他们是：浙江大学雪克教授、王云路教授、史光辉博士，玉海楼博物馆前馆长潘知山先生、李刃馆长、陈钦益副馆长，温州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金柏东研究员，温州博物馆侯波良副馆长、胡珠生研究员，温州图书馆副馆长郑笑笑研究员，温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陈凡男副馆长，温州学者张宪文先生、俞天舒先生，上海图书馆副馆长王世伟教授、古籍部主任陈先行研究员。其中，雪克先生、胡珠生先生、张宪文先生、潘知山先生分别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多种宝贵的资料。此外，温州市委宣传部林可夫部长、徐小妮处长，瑞安市项力克副市长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时任瑞安市委书记、现任温州市委副书记的徐止平先生及时任瑞安市市长、现任瑞安市委书记的钱建民先生也对该文的写作给予了极大关心。
　　
　　 在论文构思阶段，郭锡良教授、李建国教授、陈绂教授及学兄朱小健教授、汪少华教授都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在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会主席郭锡良教授及答辩委员会委员李玲璞教授、李建国教授、苏宝荣教授、陈绂教授都给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很多建议性的意见。

【目录】
绪　论
上 篇
第一章 孙诒让的文字学研究
第一节 孙氏的金文研究
一、宋至清(孙氏以前)的金文研究状况
二、孙氏金文研究著述及其内容
三、孙氏金文研究的方法
四、对孙氏金文研究的评价
第二节 甲骨文研究的开山之作——《契文举例》
一、甲骨文的发现与《契文举例》的诞生
二、《契文举例》的内容
三、《契文举例》的研究方法
四、对《契文举例》的评价问题
第三节 《名原》对古文字的理论总结
一、作《名原》的学术准备
二、《名原》的内容
三、《名原》的特殊价值
四、小结
第二章 孙诒让的训诂学研究
第一节 孙氏的语言文字观
一、关于文字起源与发展规律问题
二、关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三、关于语言内部的雅质之别问题
第二节 孙氏训诂学的内容
一、梳理文字关系
二、研究词义
三、解释语法
四、疏通文句
五、考证典制名物与地理史实
第三节 孙氏训诂学研究的方法
一、“以声类通转为之輨键”
二、“以古义释古经”
三、“参互证绎”，“参较求诂”
第三章 孙诒让的校勘学研究
第一节 孙氏的校勘实践
一、广备众本，明辨优劣
二、采摭众说，补纠旧校
三、订正讹脱，厘定错简
第二节 孙氏校勘的方法
一、通过字形分析勘定古书
二、通过古书用字例勘定古书
三、通过文例、文义与句法分析勘定古书
四、通过声音线索校正古书
五、通过互证(错误类比)证明古书之误
六、通过反复校勘订正古书
第三节 孙氏校勘的特点及其对校勘学理论的贡献
一、校勘特点
二、对校勘学理论的贡献
三、认真审慎的校书态度
四、小结
下 篇
第一章 孙诒让学术的特色与局限
第一节 从俞樾、孙诒让、章太炎思想与学术的比较看孙氏的特色
一、俞、孙、章的关系
二、三人人生经历、思想倾向、为学取向的异同
三、三人治学范围的差异
四、三人治学方法的异同
第二节 孙氏学术的局限
一、“致用”性差
二、理论缺乏体系
三、方法根本性突破不多
第二章 孙诒让的学术地位与影响
第一节 孙氏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第二节 孙氏学术的影响
一、微观角度
二、宏观角度
三、学术研究之外
第三章 孙诒让取得成就的原因
第一节 孙氏所处时代、个人思想与其学术的关系
一、“粹然经生”
二、胸怀天下的学者
第二节 学术渊源与“师承”问题
一、乡土之学永嘉学派与浙东学派的浸染
二、家学的熏陶
三、学界前辈、同辈的影响
四、对清代学术主流乾嘉学派的主动继承
第三节 其他便利条件
一、图书条件——玉海楼
二、身份条件——未入仕的贵公子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 孙诒让学术活动系年
附录二 孙诒让部分手稿本、批校本经眼录
后　记

2006-9-26 15:23 习斋试论孙诒让的方志学实践与成就

孙 晓


[摘要]：孙诒让先生是我国近代极有成就的藏书家、语言学家、典章制度专家、文献学家和著名的朴学大师，在晚清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文章主要论述其在方志学领域的实践与取得的卓越成就。
[关键词]：孙诒让；方志学；实践；成就

　　方志不仅能反映地方州县历史演变的情况，且能为国史的纂修提供史料，并有澄清史料的功能。我国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修纂地方志。从东汉袁康的《越绝书》算起，我国地方志已有二千年的历史到了清代，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继承明代“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的传统，清延严令各省、府、州、县每隔六十年须修志一次，乾嘉之际三次修纂一统志，形成了举国修志的高潮，是我国方志编纂史上的鼎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全国共修志5701种，其中浙江一省就高达373种，而且由于浙江的地方志修纂的发起人和参与者，多是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文人，所修志书考订严谨、引征广博、体例详实、质量上乘，因而名志迭出。在浙江这些地方志作者中，孙诒让（1848—1908，又名德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

　　一、为温州方志的修纂打下基础

　　温州有东南的邹鲁之称，人文荟萃，学者辈出。晚清期间，孙衣言与其弟孙锵鸣、其子孙诒让相继提倡继承永嘉旧学，纲罗轶失，整理永嘉先哲遗书。特别是孙诒让在这方面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光绪九年（1883年）为搜集温州一带的地方文献，孙诒让作《征访温州遗书约》，广泛求购或求钞乡贤遗著：“吾乡文献，二百年来，散佚殆尽。无论宋元旧籍，百不存一；即前明及国初诸老所著，亦大半无传。……诸家倘存储藏，不论时代远近，卷帙多寡，均祈惠示，俾得钞存复本，甄其精良校榇，以广流传。……如系佳帙，即当依元开书值酌酬，必不计较锱铢。”并且指定好友于各地分司其事，从事搜访温州的地方文献。此次搜访共得书260余种，加上原先收集的有近500种。孙诒让对乡土遗书的倾力搜访，在学风的传播，文献的准备等各方面，都替温州方志的修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编纂多种方志

　　孙诒让继承清代重视方志纂修的传统，积极参与方志的编纂。在孙诒让的地方志著作中，最负盛名的当为《温州经籍志》。《温州经籍志》三十三卷、外编二卷、辨误一卷，是孙诒让早年对温州自唐宋迄嘉道以来1300余种著作所作的一部目录专著。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才写定，是艺文志中考证最精、最详密的一部重要文献，被后人誉为“近世汇志一郡艺文之祖”。［5］《温州经籍志》对书名、卷数、存佚、版本的著录十分注意内容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并广泛参考前人的评议，著录的条目极为详尽。以书名为序，每书著录其书名、卷数、著者姓名、籍贯、出身、经历等项，并仿朱彝尊《经义考》例，全录书的序跋，下注存、佚、缺、未见四项，每书最后有时自加按语考证。《温州经籍志》分类遵照四部，子目参照四库总目。四部下细分各类，再分小类。而每小类书则按朝代先后次序排列，同一朝代人的著作，则以科第生卒年月的先后为序。这样的录入顺序，既便于人们查找所需要的文献，也符合“考镜源流，辨彰学术”的编著目的。孙诒让的这一地方志书，还因为其在目录体例上的创新，而被誉为代表清代最高目录学成就的专著。

　　由于孙诒让为当时最卓越的国学大师，在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地位，且家中玉海楼又藏书丰富，因此，当地在编纂地方志时多邀请他参与。光绪六年（1880年），永嘉郡志修订新县志，聘孙诒让、王棻、戴咸弼为协撰。孙诒让一方面将家中凡与永嘉有关的藏书数千卷寄存永嘉县志局，以备修志考览。另一方面又利用了自己和父亲孙衣言（古文学家）的《温州经籍志》、《瓯海轶闻》、《永嘉集诗文内外编》等研究成果，为新方志的编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永嘉县志》“为图十七，为志十四，为卷三十八，文成一百十余万言。”在搜罗文献的宏富和处理资料的精审上，非当时全国一般县志所能企及。

　　同治八年（1869年）孙诒让还著有《温州建置沿革表》一卷。此书征“明朝以来图经所载沿革表舛忤不足据”的弊病。光绪四年（1878年）写定《永嘉郡志》一卷。光绪八年（1882年）又专门考定瑞安自夏以来直至清代的沿革情况，撰《瑞安建置沿革表》一卷。在该表中，援据正史，辅以历代舆地专家之说，踵宋代《临安志》体例，先表沿革，并以考证附缀下方，便于省览。同年，他在瑞安、永加等地搜集古砖，撰成《温州古甓记》一卷。另外，他还著有《唐静海军考》等。

　　三、校勘多种地方志

　　孙诒让校勘的方法，集清代校勘家之大成，更别有发展。在其近50年学术生涯中校勘的书，遍及群经诸子，积累了丰富的校勘经验。经他校勘之书，多成为善本留传后世。这其中就有一些是地方志。

　　光绪初年（1875年），孙诒让校读了南朝宋人郑缉之所撰的《永嘉郡记》。永嘉在东晋太宁元年（323年）创置为郡，《永嘉郡记》成书于离永嘉郡创建仅百年，记述了大量古代永嘉地理概况、民间传说，是研究六朝以前温州历史和地理最为可靠的史料，对编纂温州地方志很有参考价值。孙诒让称其为“吾乡地志第一古本”，就全国而言也是较早的一部地方志。历代文人学士均十分推重这部方志。此书成书不久，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贾思勰撰《齐民要术》均加以引用，至唐代，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徐坚在《初学记》等类书中也广为引用，足见此书影响之大。然而，这些书中所引的《永嘉郡记》，有称《永嘉记》，有称《永嘉志》，还有称《永嘉地记》。原书在宋代已亡佚，元末明初已有学者为之下辑佚。孙诒让用《世说新语》以及诸类书引文互校，辑出佚文五十一条，编为一卷，成为此书最完善的一种辑佚本。［1］（402）光绪八年（1882年）孙诒让校嘉兴戴咸弼《东瓯金石志》十卷。在校勘此书的过程中，孙诒让将自己《温州古甓记》的研究成果补进，经其校补，增成十二卷。此外，孙诒让还校勘了明《隆庆乐清县志》七卷、清《乾隆温州府志》三十卷、明朱谏辑的《雁山志》四卷、清陆进撰的《东瓯掌录》等多部温州方志。

　　四、探索地方志编纂方法

　　参与大量的编纂地方志的实践后，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孙诒让逐渐形成了地方志编纂思路和判断地方志优劣的标准，并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方志编纂理论，为清代系统的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同治七年（1868年），好友王棻纂成《九峰山志》，请孙诒让为之作跋。孙诒让在此跋中不仅对各朝山志体例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对好友的《九峰山志》提出批评。他认为《九峰山志》共五卷，但有关九峰山的诗文却占了四卷，地方志中诗文过多，这就与专门的文集没有区别。同时，《九峰山志》有序有图，却无凡例，是一大失误。他在《与友人论修<南雁荡志>书》中，对修一部好的名山志提出意见，认为有二部重要的书可供参考。一是可以仿照现存最古的地志——释慧远《庐山纪略》的做法，先写成一部简要的册子，后将游记和题咏另收一集以作补充。二是可以参考宋田夫的《南岳总胜集》，仿照它的体例，将掌故及诗文散附诸峰名迹之下。光绪八年（1882年），瑞安邑绅准备重修《瑞安县志》，孙诒让作《瑞安县志总例议》（六条），专论方志编纂问题，指导瑞安县志的修纂工作，分为“纂辑”、“测绘”、“校雠”、“采访”、“检查案牍”、“缮写”等六个方面。他在总例中提出应遵守的原则：“大抵树例缀文，必以唐宋古志及近代通人所论著为矩臬，以正史及先哲传书、金石遗文为根据。多立表以理纷错之端，多附小注以广异同之辨。改证必究其本原以惩剽窃稗贩之弊，记录必详其出处以杜凭撰造之嫌……。”孙诒让对修志的每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工作步骤、方法技巧、注意事项等，对志书编纂相关的各个重要环节，都作了深入的阐述。对方志编纂理论既有在整体编纂方面的探讨论述，又有对各个环节的具体阐发，形成了系统的方志编纂理论。孙诒让的这一理论可视为地方志编写的实际操作指南，在今天的地方志编写工作中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洪焕椿. 浙江地方志考［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林正秋. 浙江方志概论［M］. 长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1985.
［3］魏桥，王志邦等. 浙江方志源流［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4］窦秀艳，李海英. 试论孙诒让的版本观［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3，（2）：85~87.
［5］姜亮夫. 孙诒让学术检论［J］. 浙江学刊，1999，（1）:94~145.
［6］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孙诒让遗文辑存［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7］张宪文. 瑞安孙氏玉海楼书藏考［J］. 文献，1988，（3）：188~209.
［8］许卫平. 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1）:82~86.



来源：浙江工业大学

2006-9-26 15:23 习斋到老不离文字事 所居合在水云乡－－《末代大儒孙诒让》写作随感

胡小远


　　光绪三十二年夏，八十六岁的朴学大师俞樾在苏州寓所写了一副楹联，匆匆寄给浙江瑞安的孙诒让。联曰：

　　 到老不离文字事，所居合在水云乡。

　　 曲园加注道：“仲容世仁兄早举孝廉，不乐仕进，文章经术，推重一时。所居飞云渡，余曾至其地，虽山乡，实水乡也。”

　　 居住在水云乡的孙诒让，此时年届五十九岁，因为他的巨著《周礼正义》、《名原》、《札 》、《墨子间诂》、《契文举例》等，正受到儒学界的推崇。不但沉溺于古文经的章太炎冠他“三百年绝等双”，好友张謇称其为“二百年儒者所没有”，连执迷于今文经的康有为都誉他为“礼学至博，独步海外”，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更是盛赞他为“殿有清一代，光芒万丈”。曲园与孙诒让所学同属乾嘉学派，精通小学，《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著作远播四方。对于孙诒让的“精熟训诂，通逄 借，援据古籍，以补正误夺，根抵经史，以诠释古言”，曲园是钦佩有加，曰：“余老矣，未必更能从事于此。仲容学过于余，而年不及余，好古深思，以日思误书为一适，吾知经疾史恙之待于仲容者，正无穷也。”惺惺惜惺惺，对孙诒让的“到老不离文字事”，曲园一时心血来潮，千里迢迢寄一楹联亦是应该。

　　 俞樾是这年冬天就辞世而去了的。孙诒让遥祭曲园的挽联是：

　　 一代硕师，名当在嘉定高邮而上，方冀耄期集庆，齐算乔松，何因梦兆嗟蛇，读两平议遗书，朴学消沉同坠泪；

　　 卅年私淑，愧未列赵商张逸之班，况复父执凋零，半悲宿草，今有神归化鹤，检三大忧手墨，余生孤露更吞声。

　　 俞樾的去世，对于远在飞云渡的孙诒让，不啻是“文字事”的一声丧钟，既然硕师知音化鹤归去，自然落得个“朴学消沉同坠泪”，“余生孤露更吞声”。

　　 西学东渐，国学式微。无情的历史之笔，把辉煌一时的朴学一笔勾销，乾嘉之学盛行的时代彻底结束。辞世前的俞樾是孤独、落寂和无奈的，他被动地接受了这残酷的一幕。他在留给子孙的遗言中写道：“吾家自南庄公以来，世守儒业，然自今日，国家既崇尚西学，则我子孙读书以外，自宜习西人语言文字，苟有能精通声、光、化、电之学者，亦佳子弟也。”此时的他，最钦佩的是“到老不离文字事”的后辈晚生孙诒让。如果不是因为路途的遥远和信息的不畅，他得知此时的孙诒让为应时需，在“水云乡”创办的新式学堂竟达三百余所之多，启蒙培养通声、光、化、电之学者无数，又会作何评价呢？

　　 曲园是深谙禅意的淡散之人，早年体验的官场险恶，使他决绝仕进，隐居于亦属“水云乡”的西子湖畔、姑苏城中。曲园极为看中孙诒让的“不乐仕进”，孙诒让也确曾如此。八试礼闱不第的孙诒让“不乐仕进”，到了固执的地步，即便清廷三开经济特科，军机大臣张之洞、学部尚书张百熙、侍郎唐景崇、湖南巡抚陈宝箴、端方、江苏学政瞿鸿 、翰林侍读吴士鉴等屡次举荐，一概坚辞不赴。他坚拒的职衔，还有京师大学堂经学教习、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武昌存古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监督、礼部礼学馆总撰等。由此，时人称其为“孙征君”。但甲午中日之战后的的孙诒让，却突然生发了浓浓的稗官情结。他出任团防局总董，蓑衣麻鞋，率众御敌；出任商会会长，投身工商，实业救国；出任浙江教育总会副会长和温、处学务分处总理，开办新学，倡导科学；出任浙江保路拒款会代表、瑞安保路拒款会会长，要求朝廷废除向英商借款筑路草约，保护路权。如果曲园得知谨守儒家经典章句，呕心沥血二十六年研究周代官制，从而写定《周礼正义》的后辈鸿儒，远离正统官制，却在民间体现着他的稗官化的人生价值，他又会作何想呢？他能够理解和体察孙诒让内心的矛盾、尴尬、悲苦乃至激奋吗？

　　 孙诒让不仅仅是沉湎于先贤的遗文之中的智者，他还是独创并极力鼓吹“殷周国粹，法美民权”政治理念的战士，他的思想旧到了极致，也新到了极致。长歌当哭。孙诒让的长歌，是费二十六年心血疏正阐发而写就的八十六卷《周礼正义》，在这部集中体现了东方智慧的周代政教人文百科全书中，他寄托了治国兴邦的理想；孙诒让的长歌，是杜门旬日狂草而成的急就章《周礼政要》，他在这部书中贯穿着“托古改制”的主调，以《周礼》为纲的同时，大规模地非常系统地引进了西政的民主思想；孙诒让的长歌，还有远比《强学书局章程》更为激烈的《兴儒会略例并叙》，他在文中愤笔写道：“窃谓今日事势之危，世变之酷，为数千年所未有，中国神明之胄，几不得耻于人类”，他“窃冀魁杰之士，勃然奋醒，与寰宇同志集成兴儒会”，“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

　　 孙诒让是寂寞的。即使他带着《周礼正义》书稿远赴武昌，恩师南皮张之洞也没有为之付梓刻印，在这位热衷于洋务实业的湖广总督看来，《周礼正义》虽是鸿篇巨制，却远水救不了近火；即使他应邀写定新政蓝本《周礼政要》，最后还是因为盛宣怀的胆怯和犹豫而束之高阁；他的《兴儒会略例并叙》，更像是一首虚无缥缈的梦呓般的诗，消散在血腥而沉闷的华夏古国。由此，寂寞的孙诒让自始至终，徘徊于他的“水云乡”和“飞云渡”。

　　 鲁迅是看出了孙诒让的落寞的，他说：“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人，而他的名声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造反’。”其实，说到提倡种族革命、趋时和造反，孙诒让亦是积极拥护者，甚至是身体力行者。只不过他从旧阵营中走来，脚步显得蹒跚些罢了。他极力鼓吹的“殷周国粹，法美民权”，虽然仅有八个字，“提倡种族革命、趋时和造反”的意思，其实已经全都包含在内了的。实行比君主立宪都要进步的“法美民权”，连皇帝都不要了，还不种族革命，还不趋时，还不造反么？问题在于孙诒让过于眷恋他的“水云乡”，“所居飞云渡”的偏僻，亦使他的名声难以远播。他没有决心远足东洋，他没有力量结党结社，他毕竟只是一位擅长于“文字事”的学者。

　　 “朴学消沉同坠泪”。为什么在引进西学的同时，朴学就必须消沉了去呢？为应时需而创办的新式学堂达三百余所之多，启蒙培养通声、光、化、电之学者无数的孙诒让，至死都难以接受这个时代铸就的悖论。他固执地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推崇“法美民权”，但决不放弃“殷周国粹”。他在《自题周礼政要诗》中写道：“东西瀛海匝环球，行见隆平接盛周。中外文明倘同轨，岂徒闳侈说齐邹。”他在应英国教士苏惠廉之邀，在温州艺文学校开学典礼上用白话文发表演说时说：“天道循环，以前中国文明盛时，有几件事情传到西国；现在西国文明强盛了，又有许多学问传到中国。大概地球上万国文明，总要处处开通。”他说的“几件事情”，牵涉到他执意认定的法美民权源自中国一说。当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历经数千年的经学在西学的撞击中颤抖时，孙诒让极力为旧学的生存注入新鲜血液，他的自圆其说或许有些牵强，但是否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改良和创新呢？这种改良和创新，抑或能赋予旧学一丝生计罢。天塌下来了，他要补天！

　　 对于经学的命运，与入世的孙诒让相比，遁世隐居的俞樾的看法则冷静许多，悲观许多。他在遗书中说：“吾一生无所长，惟著书垂五百卷，颇有发前人之所未发，正前人之错误者，于遗经不为无功。敝帚千金，窃自珍惜。子孙有显赫者，务必将吾书全书重刻一版，以传于世，并将坚洁之纸印十数部，游宦所至，遇有名山胜境，凿石而纳之其中，题其外曰‘曲园全藏书’，庶数百年后有好古者，发而出之，俾吾书不泯于世。”

　　 曲园仙逝后一年，湖北提学使黄绍箕因病辞世。这位垂青新式学堂，与孙诒让共同创办瑞安学计馆，后奉诏率各省提学使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即兴办湖北师范学堂和湖北实业专门学堂的开明官员，留给世人的遗言是：“当今中国，权利之说，深得人心，而道德日益沦丧，当复宋诸儒讲学之风，挽回士习。转移学风，看似空言，实乃是重，须有真实精神贯注，方有转机。”

　　 然而，先贤们的呼吁是苍白无力的，历史自有她的客观规律，儒学百年断层，谁也难以补天！只是最能体现国人智慧和原创力的国学名教，被冠以滋生罪孽的源头而彻底摈弃，总教人觉得过于决绝。经学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诞生在华夏大地的人文理想和精神资源之树，她的原始以及衰老朽迈，需要无数后人的改良、嫁接、剪枝、修整，惟有如此，才能有她的新生，才有她的茁壮，才有她的进步，乃至有她的永恒。譬如源于西亚的基督教，经过无数次分化改革，从而延续下来；又譬如出于古印度的佛教，传至中国后融入儒、道之说，历经千年而不衰。然而，绝大多数国人在最初接触到极其丰富、极为新锐的西方学说时，便仓促地推倒这棵诞生于东方古国的大树。只是，在大树倒下的地方，我们补栽了什么？这些补栽的物种完全适合中国的人气和地气么？自然，日趋务实的国人中，早已不乏习西人语言文字，精通声、光、化、电者，但传统的道德理论体系亦早已分崩离析，不复传世。在技艺日臻圆熟、物质日益充沛的今天，我们感到了所谓后殖民文化的重压，我们的话题屡屡提及社会道德的沦丧，我们把一切罪孽都推委给打开国门和经济全球化。但是，我们回避得了祖先残留下来的依然释放着光辉的智慧么？躲避得了既接受西方文化又执著地承接中华文明的先贤的诘问吗？我们敢于打开俞樾们凿于名山胜境中的藏经洞吗？里面如果不是宝藏，而是糟粕怎么办？甚至是潘多拉魔盒又怎么办？

　　 百年时光一闪而逝，但“所居合在水云乡”的孙诒让、俞樾面临的情势，竟然与当今的情势惊人地相似，所以，两位通世大儒未解决的课题，也值得我们当今的人去解读，去破译。作为小说家的我们无力解决这个课题，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笔触，让更多的人面对这个课题，面对凿于名山胜境藏纳有先贤经文的洞穴，去思索，去判断。

　　 （《末代大儒孙诒让》，胡小远、陈小萍著，作家出版社2002年6月版，26.00元）



来源：博览群书

2006-9-26 15:24 习斋孙诒让与《周礼正义》


林存阳


　　随着西方列强的逐步蚕食，中华民族愈益苦难深重。而境内民生之疲弊，义和团之揭竿，腐朽的清王朝更面临新的挑战。一连串的战事迭起，重又激起各界人士的救亡强国之议。当此之时，守旧者固不足议，崇洋者亦有偏差，而立足本邦、审视外域者，一时成为潮流。孙诒让奋起于其间，虽不免有怀旧之思，然审时度势，究心朴学，兼擅西学，卓然乃一大师。

秉承家训　师法乾嘉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又作仲颂，号籀庼，别署荀羕，浙江瑞安人。诒让生当“文字驰禁，海通国创，世变学纷之会”[1]，其一生矢志朴学，系心世运，不仅在学术上对《周礼》学加以总结发阐，且欲藉此挽救危难时局，“慨然欲通古于今，汇外于中，以一尊而容异”[2]。章梫尝言：“诒让于学淹贯古今中外，以通经为体，以议时务为用。”[3]此一以学术求治道的淑世情怀，洵足观其生平志向。

　　孙诒让为学，一则秉承家学，一则承继乾嘉朴学之遗风。其父孙衣言，“以翰林起家，诗古文雄一时。咸丰初，入南书房，教授皇子诸王。又四夷属国遣人来学京师，衣言官国子监，并教之。……故诗文流播海外。同治间，出为安徽道员，……迁湖北江宁布政使，擢太仆寺卿。”[4]其为学绍述永嘉绪言，“欲以经制之学融贯汉宋，通其区畛，而以永嘉儒先治《周官》经特为精详，大扺阐明制度，究极治本，不徒以释名辨物为事，亦非空谈经世者可比”[5]。他曾辑补《永嘉学案》，为黄黎洲、全谢山拾遗；又与曾国藩、俞樾、翁同龢相往来，讲学颇相得。诒让熏染于父教，亦慨然有志。他曾言：“以人废言不可，且先汉诸黎献，风义皎然，经训之以徒举一二人僻邪者，史官如沈约、许敬宗，可尽师耶！”盖有感于其父“经师如戴圣、马融不阻群盗为奸劫，则贼善人，宁治史志，足以经世致远”[6]之讽也。故诒让乃以其父受《周官经》，自此始。

　　又孙诒让曾言：“年十六、七，读江子屏《汉学师承记》及阮文达公所集刊《经解》，始知国朝通儒治经史小学家法”[7]，“我朝乾嘉以来，此学（指汉学——引者注）大盛，如王石臞念孙及其子文简公引之之于经子，段若膺先生玉裁之于文字训诂，钱竹汀先生大昕、梁曜北先生玉绳之于史，皆专门朴学，择精语详，其书咸卓然有功于古籍，而某自志学以来，所最服膺者也。”[8]是知诒让为学颇有绍述乾嘉朴学之志。章太炎先生尝称：“吴越间学者，有先师德清俞君，及定海黄以周元同，与先生（指孙诒让——引者注），皆治朴学，承休宁戴氏之术，为白衣宗。先生名最隐，言故训，审慎过二师。”[9]诚为得情之言。

　　孙诒让志向如此，故一生矻矻于朴学之探究，却于所举经济特科、礼学馆皆不与焉。先是，其坐官江宁之时，得与戴望、唐仁义、刘寿曾等治朴学者相交游，学益大进。后乃在前此习《周礼》基础上，鉴于贾疏之疏略，慨然有志为之新疏，故而致力于《周礼》之学。其《周礼正义序》言：“诒让自胜衣就傅，先太仆君即授以此经（指《周礼》——引者注），而以郑注简奥，贾疏疏略，未能尽通也。既长，略窥汉儒治经家法，乃以《尔雅》、《说文》正其诂训，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研掸累载，于经注微言，略有所寤。窃思我朝经术昌明，诸经咸有新疏，斯经不宜独阙。遂博采汉唐宋以来，迄于乾嘉诸经儒旧诂，参互证绎，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10]以此为开端，孙诒让精加别择，是为集大成之作《周礼正义》之结撰。

殚心《周礼》　自出新解

　　孙诒让《周礼正义》之作，草创于同治之季年，殚研精思，屡有所得，历时二十余年，始成完帙。孙延钊于《年谱》中记称：孙诒让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从邵子进处见到明嘉靖仿宋刊本《周礼》郑《注》，草创《周礼正义长篇》，又传抄庄有可《周官指掌》”[11]。又曰：同治十二年（1873年），孙诒让“草创《周礼疏》，而详专考经之源流曰：‘《周官》晚出，在汉中叶，至于新莽，始立学官，班书不详其原委，止云河间献王所得而已。后儒轻信传闻，遂滋异论。或谓本有事官、上舆古记，乃云作自博士。今综众说，考而正之，宋元以下，妄说蜂起，等诸自邻，不著于篇。癸酉春日书。’”[12]此后，孙诒让不断钩稽参比，续有排纂。张之洞议集刊国朝经疏，征诒让所撰。诒让于已成之编，却不惬意，因复更张义例，删繁补阙，屡易其稿，最后定本。其自述成书经过云：“草创于同治之季年，始为长编数十巨册，缀辑未竟，而举主南皮张尚书议集刊国朝经疏，来征此书。乃隐栝鳃理，写成一帙以就正。然疏啎甚众，又多最录近儒异义，辩论滋繁，私心未惬也。继复更张义例，剟繁补阙，廿年以来，稿草屡易，最后迻录为此本。”[13]即此，诒让之成此书，其艰辛可知矣。

　　而更有进者，诒让对前人成说，能取其长，亦不护其短。他在撰作过程中，不仅对郑注详加钻研，尝移书仁和卲仲絅，“假嘉靖本《周礼郑注》”，以之重校《周礼》。且为跋云：“余著《义疏》，于郑注咸依嘉靖本为正；然向者仅据黄校本，而略以阮记及他宋椠补正其捝讹。今以明刊详校，乃知黄本之不尽足据。……今春多暇，竭两旬力，校竟，归之伯絅。因略记其舛互诸条，以识黄本之误，藉以自识疑眩。”[14]还尽力搜讨前人散失之说，及不易得之书。他曾辑有《周礼三家佚注》及《辑周礼马融郑玄叙》。三家佚注者，谓贾逵、马融、干宝之注《周礼》也。诒让之为《周礼三家佚注》，乃“仿汪远孙《国语三君注辑存》之例，依经文为次，而以贾曰、马曰、干曰为别。所辑较马本（指马国翰辑本——引者注）多三十余条，间有案语。大率考订文字，而不论注之得失”[15]。而《辑周礼马融郑玄叙》，其自称：“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即季长《周礼传叙》，又引郑君《叙》，则《三礼目录》中之《周礼叙》也。今元书并佚，贾氏节引，文句断续，首尾不具，又以疏释之语错厕其间，读者猝不易得其端绪。近马《叙》有马国翰辑《周礼传》本，郑《叙》有卢文弨《钟山札记》、臧庸辑《三礼目录》本。惟臧本较精审，马、卢两家则咸有舛互。今审校文义，重为鳃理两君《叙》与贾释，各分别书之，并列马、卢同异，以资省览。”[16]是知孙诒让之辑此，乃欲还马、郑两《叙》之面貌，以对《周礼》有更深切的认识。

　　至于不易得之书，孙诒让曾录有元龚端礼撰《五服图解》一卷、宋魏了翁撰《礼记要义》三十三卷、元韩信同撰《三礼图说》二卷、宋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17]又其《籀庼读书录》，于清儒林乔阴撰《三礼陈数求义》三十卷、许珩撰《周礼注疏献疑》七卷、黄丕烈撰《周礼札记》一卷、戴震撰《考工记图》二卷，阮元撰《考工记车制图解》二卷、王宗涑撰《考工记考辨》八卷、任大椿撰《深衣释例》三卷，程鸿诏撰《夏小正集说》四卷等[18]，皆有详略不等的论究。此外，继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后，孙诒让还于撰《周礼正义》前后，作有《十三经注疏校记》。是书详于《三礼》，而尤以《周礼》条目居多，几近一半篇幅。[19]以上诸种努力，为孙诒让著《周礼正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博采约取　义例谨严

　　论其特色，孙诒让之《周礼正义》，长于古义古制，亦能会通三礼，不拘疏不破注之例，折衷诸说，兼采其善，且由此探寻《周礼》之义蕴。他曾言：“既长，略窥汉儒治经家法，乃以《尔雅》、《说文》正其诂训，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又曰：“其于古义古制，疏通证明，校之旧疏，为略详矣。至于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诸儒所论多闳侈，而骈拇枝指，未尽楬其精要。顾惟秉资疏闇，素乏经世之用，岂能有所发明，而亦非笺诂所能钩稽而扬榷也。故略引其耑而不敢驰骋其说，觊学者深思而自得之。”[20]此一方法和认识，具体体现在其所作《略例十二凡》中。兹就其要者，迻录于下。其言曰：“经本以《唐石经》为最古，注本以明嘉靖仿宋本为最精。今据此二本为主，间有讹棁，则以《孟蜀石经》，及宋椠诸本，参校补正，著其说于疏”，“贾疏盖据沈重《义疏》重修，在唐人经疏中，尚为简当。今据彼为本，订讹补阙。……今欲挢斯失，释经唯崇简要，注所已具，咸从省约，注文简奥，则详为疏证。……今疏于旧疏甄采精要，十存七、八。虽间有删剟移易，而绝无羼改。且皆明楬贾义，不敢攘善”，“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义疏家则不尽然。……今疏亦唯以寻绎经文，博稽众家为主，注有啎违，辄为匡纠。凡所发正数十百事，匪敢破坏家法，于康成不曲从杜、郑之意，或无誖尔”，“古经五篇，文繁事富，而要以大宰八法为纲领，众职分陈，区畛靡越。……今略为甄释，虽复疏阙孔多，或亦稽古论治之资乎”，“然如郊社禘袷，则郑是而王非；庙制昏期，则王长而郑短。若斯之伦，未容偏主。……今并究极诸经，求厥至当，无所党伐，以示折衷”，“先秦古子及西汉遗文，所述古制，纯驳杂陈，尤宜精择。今广征群籍，甄其合者，用资符验。其不合者，则为疏通别白。使不相肴掍”，“此经旧义，最古者则《五经异义》所引古《周礼》说，或出杜、郑之前。次则贾逵、马融、干宝三家佚诂，亦多存古训。无论与郑异同，并为摭拾。至于六朝、唐人礼议经疏，多与此经关涉，义既精博，甄录尤详；间有未见，则略为辨证，用释疑啎。”[21]他如经注字例、以天算释经、论古今比况之体、引书之法等义例，亦皆体现出孙诒让之治《周礼》的特色与独见。

　　故吴廷燮尝论之曰：“是书蒐辑古今诸儒解诂本经者，最为繁富，与胡氏培翚《仪礼正义》，同为治经家所盛称。但历来诸儒，重在治经，而是书则欲通之于治国。……若是书于解经博采约取，善为折衷，多无可议。……但全书善处甚多，此等即小有出入，不足深究。洵治《周官》解诂者之渊薮也。”[22]章太炎亦论之曰：“初，贾公彦《周礼疏》多隐略，世儒各往往傅以今文师说，而拘牵后郑义者，皆仇王肃，又糅杂齐、鲁间学。诒让一切依古文弹正，郊社禘袷则从郑，庙制昏期则从王，益宣究子春、少赣、仲师之学，发正郑、贾凡百余事。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23]洪诚亦揭孙诒让《周礼正义》大端曰：无宗派之见；博稽约取，义例精纯；析义精微平实；以实物证经；依据详明，不攘人之善；全书组织严密。[24]吴、章、洪三氏所论，可谓深悉诒让著述之旨。至其成就所在，曹元弼先生称：“孙氏《周礼正义》，博采故书雅记，通证明，虽于高密硕意，间有差池，而囊括网罗，言富理博，自贾氏以来未有能及之也。”[25]汤志钧先生有言：“他经历了二十多个寒暑，反复校勘考核，甄明典制，考定名物，贯通诸经，实为清代治《周礼》的集大成之作，在学术上的贡献很大”；“《周礼正义》之超过前人之处，在于他对《周礼》文义的考核比较严谨，对礼家旧注的通解比较持平。他还不拘泥古文家法，能比勘先秦诸子和今文诸书，疏通名物制度。……《周礼正义》还搜辑佚诂，辨明郑玄注本的从违。”[26]杨向奎先生亦揭示道：“《周礼》的作者在经济制度上仍然是西周的井田制，井田制是领主封建的经济基础；但作者在思想上却向往着中央一统。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政治上代表新兴力量而理想出一个集权的王朝，经济上却描绘着西周的井田制。孙诒让在《正义》中遭遇到这种矛盾，但他不理解这种矛盾，所以在疏解《周礼》的政治制度时未免捉襟见肘。……由此说明，在有关《周礼》的理想制度中，诒让之《正义》无成绩可言，敷衍而已，其功在有实证处，以其渊博学识，加以精确的判断力，遂无往而不利，尤其在下列各方面：（1）《周礼》中的地方组织，（2）《周礼》中的土地制度，（3）《周礼》中的士庶属性。……总之通过孙疏，使我们了解《周礼》中之地方组织、土地规划及人民属性；这些是宗周以及春秋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大体都是实录。因之诒让可以掌握许多材料，用实证作分析，能取信于人。但建筑在这些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结构，却出于理想，以致基础与建筑并不协调，基础是宗法领主，而建筑是地主政权，诒让疏于此亦无能为力。”[27]由此来看，孙诒让之《周礼正义》，不仅有功于学术，集清代及前代《周礼》学之大成，且其对《周礼》有关社会经济基础的考辨，更为后人了解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提供了可资参考的重要资料。

　　更有进者，孙诒让不仅从学术上对《周礼》加以总结阐发，且有其深意寓于其中。如前所揭，孙诒让所处时代，乃一危亡悬绝之历史大变局，如何改变此一困境，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因循固守者有之，崇洋媚外者有之，于此，孙诒让皆不取。他所主张的乃循古开新之途径。其主体思想即在于发挥《周礼》的精神。在他看来，《周礼》乃“周代法制所总萃，闳章缛典，经曲毕晐”[28]。又称：“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然非周一代之典也，盖自黄帝、颛顼以来，纪于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汋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盖尤其精详之至者，故其治跻于纯大平之域。”然观《周礼》之“闳意眇恉，通关常变，榷其大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则自典法刑礼诸大端外，凡王后诸子燕游羞服之细，嫔御阉阍之昵，咸隶于治官，宫府一体，天子不以自私也。……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无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间，若会四枝百脉而达于囟，无或雝阂而弗鬯也。其为教，则国有大学、小学。……乡遂则有乡学六，州学三十，党学百有五十，遂之属别如乡。……远极于畿外邦国，其学盖十百倍蓰于是。无虑大数九州之内，意当有学数万。信乎教典之详，殆莫能尚矣。其政教之备如是，故以四海之大，无不受职之民，无不造学之士，不学而无职者则有罢民之刑，贤秀挟其才能，愚贱贡其忱悃，咸得以自通于上，以致纯大平之治，岂偶然哉。”古之为治如此，至于后世之不能本此为治，甚或以为渎乱不经之书，或谓莽、歆所增傅，则不足为训；而刘歆、苏绰、李林甫、王安石等之以《周礼》致乱，实导因于“彼以其诡谲之心，刻覈之政，偷效于旦夕，校利于黍杪，而谬托于古经以自文，……不探其本而饰其末，其侥幸一试，不旋踵而溃败不可振，不其宜哉”。故其弊不在《周礼》本身，而在用之者之无识也。有鉴于此，孙诒让断言：“盖政教修明，则以致富强，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于今者之明效大验也。”即此，孙诒让以古筹今，指出救时弊之方，曰：“私念今之大患，在于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阏不能相通。故民窳而失职，则治生之计陿隘，而谲觚干纪者众。士不知学，则无以应事偶变，效忠厉节，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议富强，是犹泛绝潢断港而蕲至于海也。然则处今日而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而承学之士，顾徒奉周经汉注为考证之渊棷，几何而不以为已陈之刍狗乎。”[29]基于此，孙诒让嗣后乃有《周礼政要》之阐发为治之源。

陈古剀今　以礼经世

　　《周礼政要》之作，缘于1901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为改变窘境而发布之“变法上谕”，诏令臣工详议更法事宜。当此之时，应盛宜怀之邀，孙诒让尽十昼夜之力，草成《变法条议》40条。其《序》称：“光绪辛丑，天子将变法自强，广求众议，友人属为具稿。乃以《周礼》为纲，西政为目，成此册篇。陈古剀今，觊以塞守旧者之口，与诂经属文谊例不能强同，偶存此副，迻示家塾子弟。”竖年，孙诒让将此副稿改题《周礼政要》，并作《自序》阐发其主张。其大略谓：“中国变法之议，权舆于甲午，而极盛于戊戌。盖诡变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辩，舛驰异趣，已不胜其哗聒。……中国开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辛丑夏天子眷念时艰，重议更法，友人以余尝治《周礼》，属捃摭其与西政合者，甄缉之以备采择，此非欲标揭古经以自张其虚憍而饰其窳败也。夫亦明中西新政之无异轨，俾迂固之士废然自返，无所腾其喙焉。”[30]由此可见，孙诒让既不满于顽固守旧者，亦不满于从器物、制度层面寻求西法者，而是欲以《周礼》政教之法为本，融合西政之合者，以求成一体系。

　　抛开其“今人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之旧政已发其端”等偏颇之处而言，其所议政治、经济、文教诸法，虽不能称之完善，要亦提出其自己对如何更新的看法。虽其议与康有为“新政”之论有相似之处，然两者立脚点却大异其趣：康有为立足政治，而孙诒让则植根古学。其间优劣，虽难妄分轩轻，但孙诒让立足传统则是显然的。此前，孙诒让尝倡为“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万不得已，亦尚可图画疆自守”[31]之说，又曾发为“激其壮志，闳此远模，阐周、孔六艺之教，以远播蛮荒，储种，蠡九术之谋，以大雪雠耻”[32]之豪语。及其为《周礼政要》，遂将此一思想，贯穿于其中。于此，朱芳圃尝论之曰：“案道咸以来，今文学兴，龚魏诸辈，喜以经术作政论。至南海康有为出，集其大成，新会梁启超，浏阳谭嗣同继其业而光大焉。先生（指孙诒让——引者注）为古文大师，原与今学异趣，丁此时局，睹国事之阽危，怵祸至之无日，故亦改变曩日谨守家法态度，聚集同志，讲求维新救亡之术，是书即其政治之具体主张也。以《周官》比附西政，与今文家托《公羊》以言变法，同一用意。在今日观之，诚不免蹈梁氏所讥‘以西学缘附中学，名为开新，实则守旧’之失。然亦时代使然，不能为先生咎也。”[33]此书虽未得上，但其意义是不可抹杀的。胡玉搢于此揭示道：“其体例则列经文及郑注于前，意取立竿见影。其后发撝西政之作用，绝不一一牵合，无膠柱鼓瑟之弊。自朝仪至收教凡四十篇。……然其作书本旨，以戊戍变法中阻，今欲使迂固者晓然于中西新故之无异轨，……此书为初变法而设，其所持论，令人有异世同符之感。”[34]可见，孙诒让之用心，还是颇为深有用意的。

　　当然，腐朽的封建机体此时已行将就木，时势的发展亦将翻开历史新篇章。当此之时，任何更张之法都难以挽回清运的覆亡，孙诒让之议不见用于时，亦是时势所然。虽然如此，他能做出这一积极的思考，也算有识之士了。且历史向世人昭示：无论社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动，传统是割不断的；亦只有立足自身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才有根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孙诒让《周礼政要》的探索，亦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

推扬大戴　融会三礼

　　《周礼正义》外，孙诒让还著有《大戴礼记斠补》。如前所揭，孙诒让为《周礼正义》时，即采用《礼经》、《大小戴记》证《周礼》之制度，是为贯通三礼之法。后有感于《大戴礼记》之湮没不振，故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再加探研，遂成此书。

　　孙诒让曾指出：“《礼大戴记》汉时与《小戴》同立学官，义恉闳邃，符契无间，而《小戴》诵习二千年，昭然如揭日月。太傅《礼》乃残帙，仅存不绝若线缀，学者几不能举其篇目，何其隐显之殊绝与！”然而，《大戴礼记》虽不兴，其书却有可称道者。孙诒让曰：“《大戴》虽残阙，而先秦遗籍犹多存者，如《三朝记》为洙泗微言，《曾子》十篇，义尤纯粹，与子思《中庸》、公孙尼子《坊记》、《缁衣》相似，而《天圆》、《易本命》诸篇，究极天人，致为精眇。”然因治之者寡，故此义罕有晓者。自唐以后，卢注阙失大半，宋时除傅崧卿、杨简、王应麟少数诸人一治此经外，涉足者少。至清，此学始受关注，治此经者渐多，而尤以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最为善本。

　　孙诒让早年“尝就孔本研读，又尝得宝应刘楚桢年丈宝楠所录乾嘉经儒旧斠，多孙渊如、丁小雅、严九能、许周生诸家手记，又有赵雩门所斠残宋椠异文，与孔书小殊，并录于册”，然因忙于撰著《周礼正义》，故“臧箧廿年未遑理董”。及其于己亥年（1899年）写定《周书斠补》，复又重理此经，“取《大戴》斠本别付写官，以刘录旧斠传钞甚稀，虑其零落，并删定著之”。先是，刘恭冕家藏《大戴》斠本，尝寄胡培系一副本，而孙诒让亦得由刘氏处录一副本。胡培系尝为《大戴义疏》，缀辑长编甚富，然未卒业而殁，其长编亦不得而知。又诒让同年生鄞董沛觉轩，亦尝有纂《大戴礼疏》之议，“其缀缉在胡君之后，顷闻觉轩殁已数年，其书盖亦未成也”[35]。在此情景之下，孙诒让再加钻研，“以孔氏广森《大戴礼补注》为主，而集冯登府、赵钺、丁杰、刘□诸人校本，决择折衷，正讹补阙”。于此，吴廷燮论之曰：“颇有特解，非止于斠正。……是书荟萃冯、赵诸氏校本，于《大戴记》多所发明。盖孙氏于三礼之学本深，故能采摭群言，时标新义，洵本《记》及卢注之功人也。”[36]孙诒让自己亦曾感慨地道：“今者甄录诸家旧斠，亦以答刘君相示之意，而深惜胡疏之不得观其成。旧学日稀，大业未究，迻写之余，所谓抚卷增喟者也。至此册识误匡违，米盐凌杂，聊为治此经者识小之助，于《礼记》大义概乎其未有闻。窃念海内闳达，傥有踵胡君而为义疏者，或有取于是。”[37]话虽如此，其于《大戴礼》之贡献，确如吴廷燮所言，“洵本《记》及卢注之功人也”，且其对《大戴礼》之推扬，亦使礼学更趋完备。

　　综上所言，孙诒让于民族危难之际，不仅发为用世之思，且于礼学颇多造诣。其对《周礼》政、教思想的倡导，及对《周礼》、《大戴礼》的深究，是其以礼经世主张的阐发。而《周礼正义》、《大戴礼记斠补》的结撰，不惟集此前此学之大成，亦对礼学进行了历史总结。从礼学的演进历程而言，孙诒让确系中国古代三礼学的最后一位礼学大师。然时运维艰，其以礼为治思想终难挽救清运的覆亡。但是，此一重礼思想的传统，却未随封建机体的灭亡而中断，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新的形态存延下来。时势虽异，中国学术却“依然在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曲折地前进”[38]，其间，重礼传统不可谓无功。作为有清一代最后一位礼学大师，孙诒让的成就是值得后人尊重的。章太炎曾赞之曰：“叔世士大夫，扭于外学，才得魄莫，视朴学若土梗。诒让治六艺，旁理墨氏，其精嫥足以摩挃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遭时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将暮，则五色柳谷愈章。而学不能传弟子，勉为乡里起横舍，顾以裂余见称于世。悲夫！”[39]即此，可观孙诒让一生为学、用世之良苦用心矣。

[1]张骞《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5，《孙征君墓表》。
[2]张骞《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5，《孙征君墓表》。
[3]章梫《孙诒让传》，见汪兆镛《碑传集三编》卷34。
[4]朱孔彰《孙征君诒让事略》，见闵尔昌《碑传集补》卷41。
[5]孙孟晋《孙征君年谱》卷1，稿本。
[6]章太炎《太炎文录》卷2，《孙诒让传》。
[7]孙诒让《札迻叙》。
[8]孙诒让《经微室遗集》卷6，《寄答日人馆森鸿君书》。
[9]章太炎《太炎文录》卷2，《瑞安孙先生伤辞》。
[10]孙诒让《周礼正义序》，《周礼正义》卷首。
[11]孙延钊《孙征君籀庼公年谱》卷1，同治11年壬申，25岁条。
[12]孙延钊《孙征君籀庼公年谱》卷1，同治12年癸酉，26岁条。
[13]孙诒让《周礼正义序》，《周礼正义》卷首。
[14]朱芳圃《孙诒让年谱》光绪29年癸卯，56岁条；光绪30年甲辰，57岁条。
[15]《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周礼三家佚注》条。
[16]孙诒让遗书，雪克校点《籀庼遗著辑存》，《辑周礼马融郑玄叙》。
[17]孙诒让遗书，雪克校点《籀庼遗著辑存》，《四部别录》。
[18]孙诒让遗书，雪克校点《籀庼遗著辑存》，《籀庼读书录》。
[19]详见孙诒让遗书，雪克辑点《十三经注疏校记》。
[20]孙诒让《周礼正义序》，《周礼正义》卷首。
[21]孙诒让《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周礼正义》卷首。
[22]《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周礼正义》条。
[23]章太炎《太炎文录》卷2，《孙诒让传》。
[24]洪诚《读周礼正义》，见《孙诒让研究》第21－25页。
[25]曹元弼《复礼堂文集》卷4，《周礼正义读后记》。
[26]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第六章，《‘旧学’和‘新学’》第236页。
[27]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五），第541－554页。
[28]孙诒让《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周礼正义》卷首。
[29]以上皆引自孙诒让《周礼正义序》，《周礼正义》卷首。
[30]孙诒让《周礼政要序》，《周礼政要》卷首。
[31]孙诒让《兴儒会略例》21条。
[32]孙延钊《孙征君籀庼公年谱》卷5，光绪22年丙申，49岁条。
[33]朱芳圃《孙诒让年谱》，光绪28壬寅，55岁条。
[34]《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周礼政要》条。
[35]以上皆引自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叙》，《大戴礼记斠补》卷首。
[36]《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大戴礼斠补》条。
[37]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叙》，《大戴礼记斠补》卷首。
[38]陈祖武《晚清七十年之思想与学术》，载《第二届国际清代学术研讨会》1999、11、19－21。
[39]章太炎《太炎文录》卷2，《孙诒让传》。



来源：清史论丛

2006-9-26 15:24 习斋从孙诒让到王国维



　　从1899年甲骨文初次发现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甲骨学者一般称之为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短短三十年年中，中外学者搜集、收藏的甲骨资料已达十万片左右。这一时期拓印成书的甲骨文著录专书有十二种，共公布甲骨文资料9919片。这些书的出版年代与收录甲骨文资料片数大略如下：

一、刘鹗：《铁云藏龟》1903年1058片

二、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1912年2229片

三、罗振玉：《殷虚书契著华》1914年68片

四、罗振玉：《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40片

五、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1104片

六、罗振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4片

七、明义士：《殷虚卜辞》1917年2369片

八、王国维(原题姬佛陀)：《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917年655片

九、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1921年1023片

十、王襄：《簠室殷契徵文》 1925年1125片

十一、叶玉森：《铁云藏龟拾遗》 1925年240片

十二、罗福成：《传古别录》第二集1928年4片

　　虽然以上发表的材料还只占当时传世甲骨的十分之一。但大多数比较重要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材料已大体上公布出来。随着上述甲骨文资料的流传和公布，研究甲骨文的风气逐渐在学者中慢慢形成，终于产生出一门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崭新学科—甲骨学。

　　最早对甲骨文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当推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图23)。孙诒让，字仲容，晚年又号越东逸民，浙江瑞安人。光绪末年，孙诒让旅居北京时，已是当时声闻遐迩的著名学者，他所著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书见重于当世，受到学者们的普遍推许。此外，他对古文字学有着极深的造诣，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几十年之久了。1904年，他看到一年之前出版的《铁云藏龟》，感到非常惊奇，用他 自己的话讲：“自己研究古文字已有四十年了，想不到在 年迈的时候还能看到商代文字这样的奇迹。”他凭借对古文 字的深厚功力和广博的学问素养，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把《铁云藏龟》中的甲骨文材料大体上理出一个头绪。他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了一部专著，这就是被学术界誉为对甲骨学的创立具有开山作用的《契文举例》。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共分十章，各章的篇名为：

月旦第一

贞卜第二

卜事第三

鬼神第四

卜人第五

官氏第六

方国第七

典礼第八

文字第九

杂例第十

　　孙诒让的这部书虽然只是一部对甲骨文的文字进行极其初步考释的著作，但其中的不少见解却是很有见地的，有些看法甚至至今也还有其一定的意义。如果考虑到孙诒让是在甲骨文刚刚公布一年的时候，撰写这部书，所看到的材料还极有限，而刘鹗公布的甲骨文材料在当时还仅仅只能称为龟板等的情况，孙诒让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窥破了它们的奥秘，看出了它们的史料价值，并能按内容进行系统的分类研究，无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外，孙诒让当时所运用的那种以《说文解字》为根据，以铜器铭文作比较证据的文字考释方法也是十分正确的。他的这一方法，对于其后的研究者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为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们所遵循。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虽然早在1904年即已写成，但却一直放在书斋内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国维在上海发现。王国维(图24)，是孙诒让之后以研究甲骨文著称的又一位大师。 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 清代光绪三年(1877年)，死于1927年。王国维与甲骨文结 下不解之缘是罗振玉影响的结果。1898年，正当罗振玉在 上海兴办农学社和东文学社的时候，二十一岁的王国维由 家乡来到上海。开始他在汪康年和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 社担任抄写和校对工作。1898年夏季，《时务报》社关闭，王 国维便转入罗振玉的东文学社作庶务，同时开始了日文和 自然科学的学习。由于王国维聪明而又好学，不久便被罗振玉看重。1901年，罗振玉为了培养王国维，曾经慷慨解囊 资助这位比自己小十一岁的年轻人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后来，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杂志时，又请王国维回国担任该杂志的主笔。

　　王国维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而又非常刻苦努力的学者。他早年研究的领域是哲学和文学，先后撰写过《叔本华和尼采》、《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论著，显露出他有极高的才华和学术见解。后来又转攻戏曲、音律，也撰写过名重一时的《戏曲考源》和《唐宋大曲考》等论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追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在研究宋元戏曲的同时，开始帮助罗振玉整理和研究甲骨文，从此他和甲骨文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王国维回国旅居上海时，他在发表《宋元戏曲史》的同时，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独立的研究。当时上海收藏甲骨文资料较多的英籍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为了讨好其夫人，不仅搜购了很多甲骨文，而且还在他的哈同花园中兴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为了有机会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资料，便在仓圣明智大学出任教授，并于1917年以姬佛陀(名觉弥)的名义，将罗氏资料拓印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同时对每片的卜辞作了考释。 就在编印、考释《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的同时，王国维 撰写井刊行了甲骨文发现以后第一篇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 论文《殷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在甲骨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这篇论文和它的续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王国维把甲骨文中出现的商王先祖名号与 受祭次序同《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商代先公先王的庙号、世系进行了对照，结果发现，《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裁，除在个别地方与卜辞记载有出入外，基本上是可信的，王国维除了对此详加考证外，还根据甲骨文资料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讹误一一加以订正。例如，《史记殷本纪》中所记为“振”的先公，依照甲骨文资料应当改为“王亥”。又如，根据甲骨文资料可知，上甲以后的世系次序应为“报 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史记殷本纪》误为“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王国维 根据甲骨文资料予以改正。再如，根据甲骨文资料，有“中宗”称号的本来是祖乙，《史记·殷本纪》误为大戊；类似的还有《史记殷本纪》误康丁为庚丁、误文丁为大丁，均被王国维一一订正。经过王国维的论证和订正，不仅使《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的证明，而且纠正和澄清了自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的一些混乱认识，为以后年骨文与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础。有关商代先公、先王的庙号、世系问题，在王国维之后，又有吴其昌、董作宾和丁山等几位学者，继续进行研究和补充，已经基本上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他们根据甲骨文资料整理、订正的商代世系表和《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大致可以列表对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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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王国维在学术上卓有建树，1925年，他经胡适介绍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授。新的学术环境，使王国维有更好的条件从事甲骨文研究。他先后撰写出《古史新证》和《殷礼徵文》等论著，将甲骨文研究由孙诒让以来的单纯文字考释推进到根据甲骨文资料研究古代历史的阶段。对于王国维的这一贡献，郭沫若曾经给予过高度评价。他指出：“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又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正当王国维准备对甲骨文进一步作更深入的综合研究的时候，由于他深感时代的前进与自己政治思想的保守日不相容，内心异常痛苦，最后只好怀着对旧日封建时代浓厚的依恋之情，投入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中自尽了。一代学术巨匠就这样匆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和王国维约略同时或稍后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罗振玉、丁山等人外，还有武龙章、王襄、商承柞、叶玉森、陆懋德、胡光玮、程憬、林义光、柯昌济、马衡、容庚、闻宥、余永梁、陈邦怀、陈邦福、张凤、罗福成等人。这些人虽然远远赶不上罗振玉和王国维，但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也都各有建树。

　　此外，这个时期陆续有些外国学者也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人金璋、库寿龄、银格兰姆，法国人沙畹；德国人穆勒、勃汉第和日本人林泰辅、富冈谦藏、内藤虎次郎、后藤朝太郎、石滨纯太郎、石滨敬次郎、高田忠周、小岛佑马、丹羽正义、饭岛忠夫和无关等人。

　　由于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有关甲骨文的研究逐渐展开，相继取得重要成就，终于形成古文字学的一个崭新学科—甲骨学。这就为殷墟的科学发掘和甲骨文全面研究的展开准备了充分的学术条件。



来源：殷墟网站

2006-9-26 15:25 习斋[attach]3413[/att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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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契文举例》

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二卷第十章，为考释甲骨文第一部著作。




2006-9-26 15:26 习斋孙诒让的学术成就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 ，浙江瑞安人。晚清朴学大师，著作有三十多种。在经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以及地方献的整理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章太炎赞誉他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说他是"启后承前一巨儒"。他又是近代新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上成就卓著，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

　　1、 经子训诂方面　　在经子训诂上，孙诒让的代表作是《周礼正义》和《墨子间诂》。《周礼》亦名《周官》，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其中《冬官》一篇在汉初已佚，补以《考工记》），是记录我国古代官制的书。孙诒让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先王政教所自出，周代法制之总萃。而秦汉以来，诸儒不能融会贯通，郑玄注失之简奥，贾逵疏过于疏略，遂于1873年开始撰述，至1899年方才完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前后费时二十六年，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集前人研究《周礼》之大成，广泛而详细地征引各种文献。已为《周礼》的可信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章太炎赞许为"古今之言《周礼》者莫能先也。"梁启超对此书也推崇备至，说"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

　　孙诒让有感于清末政治腐败国家危难，以"墨子强本节用，劳心苦志，该综道艺，应变持危，其学足以裨今之时局。"在清代学者毕沅、汪中、王念孙父子等人整理的基础上，覃思十年而撰成《墨子间诂》十五卷。经孙诒让的集解，《墨子间诂》成为人们阅读的善本。至今还没有一本《墨子》校注能超过并取代《墨子间诂》。特别是书中与近代西学相通的名学、光学、力学等知识的阐发，是与孙诒让的努力分不开的。以至墨学又成为近代显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墨子领头的"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

　　2、古文字研究方面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本考释甲骨文的研究著作。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第二年便殉难了，没有顾得上对甲骨作著录和研究，1903年刘鹗将其所得甲骨编为《铁云藏龟》后说："不意衰年睹兹奇迹，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重复者参互采绎，乃略通文字。"于1904年便撰成《契文举例》二卷。该书分日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十篇。既释文字又考制度，开了古字考释与古史考证相结合和先例。孙诒让考释的字共有185个，虽然多半是和单个金文的比较中认出来的常用字，但他毕竟是较系统地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

　　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孙诒让还著有《名原》二卷，该书综贯音、形、义，从商周文字展转变易之轨迹，探明古文字的源流，并开启了用甲古文考证古文字的先河，被誉为"划时代的作品"。

　　3、教育思想　　孙诒让主张普及教育。在他拟定的《温处学务分处暂定学堂管理法》中提出："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强弱盛衰。初等小学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而普及教育又应从官吏开始。他提出"欲求全国无不受教育之民，必先求无不受教育之官吏"。（《学务本义》）他提议清政府明文规定，十年之外，非京师大学堂毕业者，不得为知府；非各省中学以上毕业者，不得为州县。十年之内，因京师大学堂和各省中学名额有限，一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可采取变通办法，即开设"吏治简易学堂"，通过短期进修方式，让官吏接受新式教育。

　　孙诒让还重视师范教育，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他认为"推广学堂而不先设师范，犹之无耜而耕，安期收获"。"西国教员多为师范出身，故胸有成竹"。孙诒让认为"学校教育之良否，由于教员人格之若何，盖教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印于儿童脑中，其感化有永不能灭者"。因此，他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具体地要求。首先，教师必须热爱教育事业。二是教师要有丰富的科技文化知识。第三，教师还要掌握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第四，教师要有科研能力。第五，教师要有健康的身体。

　　孙诒让以他教育活动的卓越贡献和教育思想的独特见解，赢得清末教育界的一致推崇，在近代教育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

2006-9-26 15:26 习斋拂去历史尘埃再现寂寞大师
——《末代大儒孙诒让》序(品书札记)


许嘉璐


　　近年来，我几乎没有读什么小说———个中原因一言难尽；当然更没有资
格给小说作序。但是这一次却是例外。胡小远、陈小萍两位年轻作家所写的《
末代大儒孙诒让》，我不但读了，而且当他们提出让我在书前写点什么的时候，
我也贸然地答应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忽然成了小说评论家，或自认为有了评论
小说的本事。
　　 话要从两年前说起。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我在瑞安组织了一次“孙诒让国际学术研讨会”。孙
诒让是瑞安的乡贤，瑞安市和温州市两级政府十分重视这次研讨会，给予了很
大支持。会开得很成功。就在会议开得热气腾腾的时候，一天晚上，一位文静
的女青年来见我，说她和她爱人正在写一本关于孙诒让的小说。她就是本书作
者之一陈小萍。说实话，听了她雄心勃勃的计划，最初一刻，我的担心大于喜
悦，怀疑多于肯定。
　　 为什么？
　　 孙诒让作为有清一代鸿儒、“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之学）殿军，其
著述之丰、造诣之高，实在不让乾嘉诸公；而他对国家命运、百姓疾苦、乡梓
兴衰的关心和为兴办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则只有清初顾炎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但是七八十年来，他却远没有乾嘉江、戴、段、王、钱等人荣光。一则，他最
重要的著作《周礼正义》，是一般人读不懂，也不需读的书，现在，即使是研
究古代汉语的，涉猎者也不多；二则，他为改变国家命运所办的实业，局于东
南一隅，当其时，浙江之外，特别是在政治中心，知之者就不多，后来走“小
学”之路的学者又不大关心前哲涉足政务的事。所以，他的相对比较冷落实在
是社会发展所必然。我之所以发起组织孙诒让研讨会，就是因为他真正体现了“
士”的全部含义。为其时所寡有，想通过研讨来宣传他，让更多的人明其事，
效其人。现在居然有人要把这样一位寂寞的大师的事迹写成小说，和我的愿望
一致，能不高兴么？我的担心呢，并不是对这位坐在面前的年轻女作家写作水
平的不信任。我知道，以小说名世者都有一支生花的妙笔，何况他们夫妇是浙
江有名的作家。相反，我正是怕他们的笔过于能够“生花”，把一生伏案书斋
的“小学”家“戏说”一番。
　　 我的怀疑则是从写孙诒让的难度考虑的。孙诒让，除了年轻时随父在外，
大半生都在瑞安默默笔耕。即使从他办实业的业绩和忧国忧民的书信以及留下
的其他文墨中能窥得其思想感情的消息，仅仅据此是不是足以把他写活呢？孙
诒让的一生，没有什么大的波澜，小说如何构成曲折起伏、悬念高潮？要写得
真实些，就需要对孙诒让所生活的时代，大环境、小环境，对他所从事的文字、
音韵、训诂和经学，他所与交游的各式各样人物，都要有所了解，这对习惯于
写现代生活和乡土素材的作家，需要花费多少时间？他们对此有思想准备吗？
　　 金蛇之年将尽，忽然接到两位作家的信和这本《末代大儒孙诒让》的打印
稿。这无异于对我的种种疑问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
　　 我有两个没想到。一、他们用了几年时间竟把与孙诒让有关的史实钻研得
如此细致，从汉代今古文之争到宋明理学，从温州掌故到官场是非，显然做过
艰苦的调查和钻研；可是，掌握了大量材料，要恰如其分地、活泼地运用于小
说，也是不易的。二、他们非但没有“戏说”，基本上做到了有案可稽，更为
可贵的是，写出了孙诒让与当时众多弄“小学”者的最大不同———“一些人
沉湎于古人的光辉里而（不能或）不愿自拔，另一些人则在古人的光辉灼烁中，
不时地拷问自己的魂灵，在朝阳诞生时凝结出智慧的露珠，涤荡去历史的尘埃，
鲜丽而璀璨。”孙诒让就是这后一类，读完全篇，这个结论会自然而然地得出。
　　 写到这里，我要说，两位作者让我不禁汗颜。我从年轻时读《周礼正义》
等著作，到中年因工作的需要又翻译了《周礼正义》，但对孙诒让生平的了解，
一直仅限于《清史稿》本传的那四百多字（其中还大段引用《周礼正义·序》
上的话）的几位学者在论其学术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一点点史实。而这部小说稿，
竟然把孙诒让的家世写得如此详细，如果不是怀着对家乡先哲难以言喻的崇敬
和热爱，是不会下这番钩沉梳理的功夫的。我知道，孙家后世并不兴旺，即使
本地耆老，能够提供翔实材料的也不多了。古人说，读其书，知其人。这虽是
强调文风学风之与为人的一致，但其中恐怕也包含了读其人之书也应先对其人
有较详尽的了解的意思。我没有做到，我不如这两位年轻的作家。
　　 作为“小学”的后学，我对这部小说的期望只限于它能比较正确地再现孙
诒让这位大学术家的胸襟、风格和成就。现在看来，我的担心和怀疑是多余的。
感谢两位作者在我国第一次描绘出了我国冷门学科古代学者的形象。
　　 从比较微观的层面上讲，作者如何处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是个很要
紧的难点，孙诒让的时代，既有英法联军的入侵，清廷丧权辱国，又有义和团
的起落；既有乾嘉学派的余波，又有西学的洪流；既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又有
同盟会的崛起……作品要写出人对物这些事件的态度。但是任何人都受到历史
的、环境的和阶级的局限，今天的作者不可能也不应该和历史上的人物持完全
相同的看法。怎么把握其间的分寸？实在难。看这书稿，作者在这方面已经尽
力了。因此我想向读者建议，如果发现有作者与书中人物的倾向难以区分的地
方，请不要过多地责怪作者，因为要做到天衣无缝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者对人物的语言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优秀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应该做
到人物语言的时代性和个性巧妙地融合。这当然是很高的境界。其实，我认为
要完全符合生活原样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我想，如果《末代大儒孙诒让》能够
让读者，包括对清代学术比较熟悉的读者看了以后不见大的纰漏，符合人物性
格，也就行了。我看它是合格的。
　　 人类的、民族的文化，是靠了一代代学者、诗人、画家和亿万劳动者一点
点、一滴滴积累起来的。无数个人的创造，不过是汇成人类和民族文化大河的
一粒粒水滴。孙诒让这粒水滴已经融进滔滔洪流，现在，胡小远、陈小萍又把
他们的心血之作捧到大河之中。由此，我又生出一个愿望：希望这本书是一只
报春鸟，预示着今后将有更多的作家，注意到汇集成中华文化大河的方方面面，
也写一写在今天看来或许是冷板凳，可是在历史上却是显学，且对文化传承起
过巨大作用的领域里的先哲。要知道，没有他们，只有帝王将相，中国的历史
不可能前进，不可能积累出世界最辉煌的文化，甚至不可能传递到我们手里。
在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民族共识、共同愿望的时候，这种期待不算
是过分吧？（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日报》
2006-9-26 15:26 习斋孙诒让的墨学研究


解启扬


一、学术背景

　　在近代百年墨学研究历程中，孙诒让是个划时代的人物，他以《墨子间诂》这部墨学巨著奠定了他在近代墨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孙诒让治墨学大约始于1873年。他治《墨子》已经不同于乾嘉一些学者用子书比勘经书了。他在《墨子间诂·自序》中说：“身丁战国之初，感悕于犷暴淫始之政，故其言谆复深切，务陈古以剀今。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惟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他还说：“然周季道术分裂，诸子舛驰，荀卿为齐、鲁大师，而其书《非十二子篇》于游、夏、孟子诸大贤，皆深相排笮。洙泗龂龂，儒家已然，墨儒异方，畦步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览厥书，释其纰驳，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在他看来，墨学一些主张是战国那个时代的产物，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墨学的评价已经不同于清代的许多学者。

　　考察孙氏治墨学原因，有三个方面不可忽视。其一是自明末起，已有学者涉猎墨学。李贽、傅山等都对墨学有所研究，特别是乾嘉时期，汪中、毕沅、张惠言、翁方纲、王念孙等对《墨子》均有不同程度的校注，墨学虽仍然受到排斥，但日渐显露复兴的迹象。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中源”说一度非常盛行，《墨子》日渐受到重视，这一切为孙氏治墨学逐渐铲除了学术思想上“儒学独尊”的禁锢，同时也提供了文本上的方便。其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积贫积弱暴露无遗，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孙诒让，身怀“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不可能不思考国家民族的危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有以著述表达忧国忧民之志的传统，孙诒让自然也不例外。墨家“勇于振世救弊”的精神恰好适合救亡图存的需要，孙诒让显然也关注墨家的“救世”精神。他在《与梁卓如论墨子书》中说：“让少溺于章句之学，于世事无所解。曩读墨子书，深爱其掸精道术，操行艰苦，以佛氏等慈之旨，综西士通艺之学，九流汇海，斯为巨派。徒以非儒之论，蒙世大垢，心窃悕之。”[1]他在《墨子间诂·自序》中也作了特别说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对《墨子间诂》中《备城门》等反映《墨子》军事思想的篇章校释尤其详尽，“整纷剔蠹，脉摘无遗”[2]，发掘《墨子》军事思想以适应时代救亡的需要。俞樾在《墨子间诂·序》感叹：“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倘足以安内而攘外乎。勿谓仲容之为此书，穷年兀兀，徒敝精神于无用也。”直接阐述了孙诒让治墨学的时代性。其三，孙诒让曾写信给章炳麟，说：“近唯以研习古文大篆自遣，颇愤外人著文明史者，谓中国象形文字已灭绝。顷从金文、龟甲文获十余名，皆确实可信者，附以金文奇字，为《名原》七篇。”[3]由此可以看出，孙氏对祖国文化遗产怀着深深的眷顾和忧虑，他校勘整理《墨子》也包含着发掘祖国文化遗产的愿望。孙诒让虽然受的是传统教育，但也读过一些西方科学书籍，因而他对《墨经》中的科学思想也发掘不少，以此彰显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当然我并不是要藉此而否认孙氏治墨学也有纯粹的学术动机，更不是要否认《墨子间诂》的学术成就。学术上“求是”与“致用”并非绝对矛盾的。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孙氏耗费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研治墨学，显然有其时代原因。

二、校释成就

　　清代墨学研究的首要工作是《墨子》校勘和注释。因为《墨子》一书长期以来“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2]。校勘工作是与版本学、目录学联系在一起的，三者相互联系，不可分离。因为校勘而讲求版本、编叙目录，早在西汉末年刘向校书时已是如此。孙诒让在这方面是训练有素并卓有成就的，《四部别录》、《温州经籍志》均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精湛的造诣。校勘工作首先又是从选定版本开始的。版本的优劣，多少直接关系到校勘的成绩。孙诒让的主要生活经历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此前已有一些经过校勘的《墨子》版本流传，因而他得以广泛搜罗各种《墨子》版本。他在《墨子间诂·序》中说：“余昔事雠览，旁摭众家，择善而从，于毕本外，又获见明吴宽写本、顾千里校《道藏》本。”同时，他还参阅并吸收了王念孙、王引之、洪颐煊、戴望、俞樾等人的校勘成果。

　　毕沅校本《墨子》是孙诒让校勘的底本，此书初刊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它是毕沅“遍览唐、宋类书、古今传注所引”[4](612)，以明《道藏》本《墨子》为底本，又吸收了卢文弨、孙星衍、翁方纲的校注成果，汇聚而成。毕沅校本作为近两千年以来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墨子》校本，为后人研究《墨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影响深远。但毕校本也有其不足，因为毕沅生活在乾嘉时期，所见《墨子》版本相当有限，再加上《墨子》长期以来少有人问津，讹脱伪误不少，书中又多古言古字，校勘的难度相当大，因而有不少疏漏，误改、误释也不算少，甚至有一些人为武断的地方。但它作为《墨子》一书校勘的底本不失为当时最好的版本。

　　孙诒让在《墨子间诂序》中说：“昔许叔重注《淮南王书》，题曰《鸿烈间诂》，间者，发其疑啎；诂者，正其训释。”指明《墨子间诂》是一部校勘专著。黄绍箕在谈到《墨子间诂》的校勘成就时说：“先生此书，援声类以订误读，采文例以移错简，推篆籀隶楷之迁变，以刊正讹文，发故书雅记之晻昧，以疏证轶事。”[5]黄绍箕与孙诒让同时代，他对《墨子间诂》的评价并无过誉之处。而且，在我看来还不足以全面概括《墨子间诂》的校勘特特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该书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校注成就：

　　其一，旁采众家之成就，匡正旧校之讹误。孙诒让本人毫不讳言：“余昔事雠览，旁摭众家，择善而从。”又说：“余幸生诸贤之后，得据彼成说，以推其未竟之绪”。[6](2-5)《墨子间诂》一书，吸收了孙氏之前以及同时代的毕沅、卢文弨、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戴望、苏时学、俞樾、黄仲弢、杨葆彝等人的不少研究成果。毕沅校本《墨子》是孙校本的底本，孙氏经过仔细甄别，凡是认为校释准确的，都收录进《墨子间诂》。认为错误的，也指出不少，这些在《墨子间诂》中非常普遍。《墨子间诂》吸收《墨子》校注成果比较多的要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乾嘉诸多学者中，孙诒让最佩服王氏父子治学上的精审博断，因而凡是王氏父子的校注成就，几乎全部收罗在《墨子间诂》中。比如，《尚同上》：“上以此为赏罚，甚明察以审信。”孙氏就援引王氏父子的校注成果：“‘甚’，旧本讹‘其’，王云：‘其’当为‘甚’，甚明察以审信。案：王校是也，今据正。”[6](69)又如，《耕柱篇》“鼎成四足而方”的“四足”，各种版本均作“三足”。王念孙认为：“三足本作四足。此后人习闻鼎三足之说而不知古鼎有四足者，遂以意改之也。《艺文类聚》、《广川书跋》、《玉海》引此书作‘四足’。《博古图》所载商、周鼎四足者甚多，未必皆属无稽。”孙诒让依照王念孙之说，又进一步从古文字角度加以考证，指出：“此书多古字，旧本盖作‘二二足’，故讹为三。”此类例子，举不胜举。乾嘉以来《墨子》一书旧校成果，凡孙氏认为精确者，都收揽进来。《墨子间诂》初成印行后，孙诒让又广泛征求学界意见，其友人黄仲弢又详细校阅一篇，举正十余条。而在此时，得到张惠言《墨子经说解》，又据此补正孙校本《墨经》部分的许多不足。此外又吸收了杨葆彝的《经说校注》一些成果。可以说，《墨子间诂》是有清一代《墨子》校注成果的总汇。

　　其二，校勘、训诂相结合。《墨子》一书多古言古字，两千年来文字演变，训诂是一项艰难而繁杂的工作。孙氏从小对于《尔雅》、《说文》有着深湛的修养，又对古文字学有深入的研究，为其文字训释大开方便之门。黄绍箕说，“先生此书，推篆籀隶楷之迁变，以刊正讹文”，说明了孙氏文字学修养在《墨子》一书训诂中的运用。孙诒让在《墨子间诂·自序》中说：“今于字宜多遵许学。”事实上，孙氏的训诂绝不局限于《说文》，而是充分运用自己通贯经子的宏富学识和文字学修养，在训诂中旁征博引。比如，孙诒让在训释《兼爱中》“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时说：

俞云：“‘崇’字无义，乃‘察’字之误。何用生者，何以生也。《一切经音义》卷七，引《苍颉篇》曰：‘用，以也’，《诗·桑柔篇》“逝不以濯”，即其证也。言国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篡，人与人相贼，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调，当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则察此害之何用生哉’，上篇曰：‘当察乱何自起’，与此同意。”案：俞说是也，苏云：“‘用’疑当作‘由’”，非。[6](94)

　　这一段文字，有校有训，熔校勘、训诂于一体。而且，文字训释并不谨守《尔雅》、《说文》家法，而是从容运用自己宏阔的知识体系的优势，仔细钩沉，令人叹服。又如，他对《耕柱篇》“昔者夏后开……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的训释更为著名：

旧本无“雉”字，今据《玉海》增。“白”毕校本改为“目”，云：“旧脱‘乙’字，又作‘白若之龟’，误。《艺文类聚》引作‘使翁难乙灼目若之龟’。《玉海》引作‘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当从‘目若’者。《周礼》云‘白龟者曰若’。《尔雅·释渔》云‘龟左睨不类，右睨不若’。贾公彦疏《礼》，以为睥睨是目若之说也。若，顺也。”王云：“旧本讹作‘白苦之龟’，毕据《艺文类聚》改为‘目若之龟’，引《尔雅》以为‘目若’之证，殊属附会。今考《初学记》、《路史》、《广川书跋》、《玉海》，并引作‘白若之龟’，‘白’字正与今本同，未敢辄改。”诒让案：“白若”，《道藏》本作《目若》，吴钞本、季本作“白苦”，《初学记》引亦作“使翁难雉乙灼白若之龟”，《江淹集·铜坚赞叙》云“昔夏后氏使九牧贡金，铸成九鼎于荆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搀之地”，虞荔《鼎录》文略同，似皆本此。《书》亦作“白若”，而以为地名，疑误。但此文旧本讹脱难通，审校文义，当以《玉海》所引校长。“翁”，当作“”。《说文·口部》：“‘嗌’，籀文作‘’，经典或假为‘益’字。”《汉书·百官公卿表》“作朕虞”，是也。“”与“翁”形近。《节葬下篇》“哭泣不秩声嗌”。“嗌”亦误作“翁”，是其证。“难”当为“”。《备穴篇》：“以金为。”“”今本亦讹“難”。又《经说上篇》“指”、“脯”，“”并作“”，皆形近讹易。“”与“斮”音义同，详《经下篇》。“雉”犹言“斮雉”，即谓杀雉也。《史记·龟筴传》说宋元王得神龟云“乃刑白雉及与骊羊，以血灌龟于坛中央”，盖以雉羊之血衅龟也。“乙”当作“已”，“已”与“以”同。言启使伯益杀雉以衅龟而卜也。《玉海》所引“雉”字尚未讹。今本又捝“雉”字，遂以“翁難乙”为人姓名。真郢书燕说，不可究诘矣！[6](387)

　　这一段长长的校释，“推篆籀隶楷之演变”，从文字变迁的角度，广泛征引各种书目，训释精当，言之成理。

　　孙诒让在《墨子间诂·自序》中说：“非精究形声通假之源，无由通其读也。”《墨子·经说上》：“故言也者，诸口能之出民者也。”王引之认为：“当作‘故言也者，出诸口，能之民者也。’‘出’字误倒在下，‘能’下又脱一字。‘能’与‘而’通。谓言出诸口而加之民者也，《系辞传》曰：‘言出乎身，加乎民。’”孙诒让不同意王引之的观点，认为：“王说移易太多，似未确。窃疑‘口能’，即谓口之所能，犹《经上》云：‘言，口之利也。’‘民’当为‘名’之误。后又云：‘声出口，俱有名。’‘出名’，亦谓言出而有名，犹《经》云：‘出举也。’”这段校释，王引之误用以音求意法，而孙诒让以为“民当为名之误”，体现了“以声类通转为之錧键”的思想。

　　几乎是在校释《墨子》的同时，孙氏开始《周礼》的研究。不少学者把《墨子间诂》看成《周礼正义》的姊妹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两种著作在他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孙诒让说：“卅年以来，凡所以采获，咸缀识简耑，或别纸识录，朱墨戢孴，纷如落叶。既又治《周礼》及墨翟书，为之疏诂。稽览群集，多相贯通，应时揃记，所积益众。”[7]在《墨子间诂》中，广泛运用《周礼》研究的成果，不仅表现在文字的训释上，甚至有名物制度的训释。比如，《兼爱篇》“注召之邸”，毕沅认为“注”应与上句连读，其失误主要原因就是毕沅不了解“注召之邸”即《周礼·职方式》之“召余祁”。孙氏据《周礼》予以校释。又如，《非乐》篇“折壤坦”，毕沅以意改“坦”为“垣”。孙氏根据《周礼》，认为“折”即《周礼》“硩蔟氏”之“硩”。再如，孙氏在进行《周礼》研究时，把《周礼》中的“制禄”与《墨子》等中的有关内容相比勘，证明上中下士的年禄大体符合的。

　　其三，考订《经说》上下篇旁行句读。《墨子》一书中，《墨经》部分尤为难读。毕沅说：“唐、宋传注亦无引此，故讹错独多不可句读也。”[6](279)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唐以前也仅有晋代鲁胜作《墨辩注》，而且早已不见其书,仅存《墨辩注叙》。由于原书是竹简抄录，《经》与《经说》淆乱不堪，校勘相当困难。乾嘉学人张惠言著有《墨子经说解》，校正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梁启超把校勘《墨经》的困难归结为“八事”：“原文本皆旁行，今本易以直写，行列错乱，不易排比，一也。《说》与《经》离，不审所属，无以互发，二也。章条句读，交相错逜，上属下属，失之千里，三也。文太简短，其或讹夺，末由寻绎语言以相是，四也。案识之语，孱入正文，不易辨别，五也。累代展转写校，或强作解事，奋笔臆改，讹复传讹，六也。古注已亡，无所凭借质正，七也。含义奥衍，且与儒家理解殊致，持旧观点以释之，必致误谬，八也。”[8]由此可以想见《墨经》校勘的难度。孙诒让在《墨子间诂·叙》中说：“《经》、《说》、兵法诸篇，文尤奥衍凌杂，检览旧校，疑滞殊众，研核有年，用思略尽。”可见其所费心力。孙诒让在校勘《墨经》时，特别注意“旁行”问题，他说：“凡《经》与《说》，旧并旁行，两截分读，今本误合并写之，遂混淆讹脱，益不可通。今别考定，附著于后，而篇中则仍其旧。”[6](279)虽然十几个文字，却说明了他校勘《墨经》所运用的规则，其中包含着中国出版演变的历史，并指出《墨经》淆乱而不可读的原因。但考订《墨经》旁行并非始于孙诒让，早在乾嘉时期，毕沅、张惠言等人就注意到《墨经》“旁行”问题，毕沅曾说：“本篇云：‘读此书旁行，’今依录为两截旁读成文也。[9](158)可见，毕沅已经发现“旁行”这条规律，只是他在运用过程中有一些不适当的地方。张惠言的《墨子经说解》对这个问题又有进一步的研究，他用鲁胜“引说就经”之例，将《墨经》四篇逐条拆开，互相比附。孙诒让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校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过孙氏的校勘，《墨经》已基本可读。但遗漏、误校之处仍然不少，其原因之一固然是长期以来无人校勘，也与《墨经》语言简练、富含名理及古代科技知识有关。孙氏所处时代，西方逻辑、科学知识输入都相当有限，比勘《墨经》还缺少完备的近代参照系统，说明《墨经》校勘并非一时一代人所能完成。后来许多学者均对《墨经》再作校勘，但没有人能对孙氏的成就置之不顾。

　　其四，订正兵法诸篇讹文错简。《墨子》中城守兵法诸篇，简册错乱程度与《墨经》相当，校勘难度也仅次于《墨经》。其原因之一是墨学尘埋千年，在中国古代，同样是谈兵法，长期以来，《孙子兵法》备受青睐，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几乎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墨子》中军事思想却销声匿迹，孤寂冷清，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校勘兵法各篇，首要的任务是正错简、离章句、校讹文。兵法各篇简册混乱，不刊正错简，无法通其读。简册错乱方式不一，有同篇中简册误乱，有不同篇目中简册误置，孙氏都细心爬梳，予以刊正。比如《备城门》中，自“城四面四隅，皆为高磨”以下二百三十二个字属于同篇误置，旧本错在“五十二步者十步而二”后，孙氏根据顾千里、俞樾所校移正，这是同一篇文章中简册误置。又如，“晨暮卒歌以为度，用人少易守”以上四十三个字，在旧本中误入《杂守篇》，孙氏根据上下文承接关系，移入《备城门》。[6](468)这是典型的不同篇目简册误置。离章句与正错简紧密相关，城守兵法各篇言守备兵发很有条理，孙氏辨析各篇章句，使段落分明，条理井然。他在《备城门》题注中说：“自此至杂守，凡二十篇，皆禽滑厘所受守城之法也。”[6](450)在校勘过程中，孙氏条分缕析，随处注解，如：“以上惊门之法”、“意上凿幂门之法”、“以上备穴之法”等等，不一而足。分析细致，注释入理。在离章句的基础上，孙氏又刊正了不少错简。比如，《迎敌祠》中有言任用巫、医、卜之法，有言战前祝史祭告及诸侯誓师之礼，多有迷信色彩，而中间部分却说明一般守城之法，与全文文义相悖，因而孙氏认为：“疑他篇之文，错著于此。”[6](532)校讹文则是在正错简、离章句的基础上的工作。兵法各篇讹文很多，孙氏根据形、音、义等予以校正。《杂守》中校“孔表”为“外表”，是形近而误；《备城门》篇“冲术”为“冲队”，是音近而误；而该篇中“城上十步一表”误为“城上千步一表”，是义近致误。这些孙氏都一一校正。兵法诸篇孙氏所费精力巨大，校正错误也不少，他自己也很满意。他在《墨子间诂·自序》中说：“尤私心所窃自喜”[6]。

三、墨学梳理

　　如果说清代学者在《墨子》校勘中取得卓著成绩的话，那么，墨家思想学说的诠释则相形见绌。除了文字训释中渗透极少的思想阐发之外，有清一代，只有几篇文字不多的校勘序文遗留后世，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清代学者的学术路向，偏重校勘、训诂、考据，而忽视义理的贯通。但理由似乎又不尽然。从清代的儒学研究来看，校勘、考据中渗透着义理。而《墨子》研究，只有《墨子间诂》中渗透少许义理的光辉。在清代学术思想中，高居庙堂之上的仍然是宋学，而形成强大学术实力的则先是汉学，后则是今文经学思潮，无论是宋学、汉学还是今文经学，它们都是传统儒学的一部分，仍然排斥墨学。在我看来，乾嘉以来，只是由于《墨子》一书有利于比勘儒家经书，才有学者校勘《墨子》，他们当然不会去发掘受孟子等先儒排拒的《墨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清代墨学思想仍然冷寂的原因。

　　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清代学者中，对墨学进行较为细致梳理的只有孙诒让。除了校勘中渗入义理内容外，《墨子间诂》书末还附有相当篇幅的《墨子附录》一卷，《墨子后语》二卷。在孙氏看来，这些也许是并不重要的内容而放置附录的位置，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观照，尤其是从墨学发展史上观照，却值得书上厚重的一笔。孙氏的这些梳理包括墨子生平里籍考证、《墨子》篇章辨伪、墨家流派甄别以及墨学思想的梳理。

　　其一，生平里籍考订。墨子生平里籍是墨学研究者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弄清了这个问题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墨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根本原因，因为任何一个思想学说的发生、发展都是与其所处时代密切相关的。墨子里籍，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有鲁人说、宋人说，近代以来，甚至还有外国人说，不一而足。孙诒让在墨子生平里籍的考证上显然下了许多功夫，他著有《墨子传略》，以《墨子》及先秦其它相关典籍互相印证来考证墨子生平时代。《墨子》以及先秦其它典籍中记载的有关墨子事迹是考定其生平的重要史料，孙诒让根据《墨子·贵义篇》“墨子自鲁即齐”，《鲁问篇》“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等史料，认为墨子“似当以鲁人为是”。他还认为，“墨子学于史角之后，亦足为是鲁人之证”[6](631)。墨子的活动范围则“盖生于鲁而仕于宋，其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至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6](629)。

　　墨子年龄也是墨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缺少必要的历史记载，只能以相关史料推考。乾嘉时期的毕沅、汪中均有考证，但孙诒让与他们的观点不同，认为毕沅之说“失之太后”，汪中之说“失之太前”[6](642)。他以《渚宫旧事》载墨子为楚惠王献书，《亲士篇》载吴起车裂之事，《非乐篇》载齐康公兴乐等考证，认为墨子生于周定王时，卒于周安王末年，年龄超过八十岁。

　　其二，《墨子》篇章辨伪。《墨子》一书，由于久绝流传，篇章辨伪考证任务也很繁重。历代关于《墨子》的篇幅不尽相同，《汉书·艺文志》载《墨子》七十一篇，其它史料记载也相出入，到清代，仅见五十三篇。这五十三篇文章，究竟是墨子自著，还是像有些先秦典籍一样出自众人之手，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孙诒让认为，自《尚贤》至《非命》三十篇，“所论略备”，基本上反映墨学要旨。《亲士篇》“或称‘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旧，未可据以定为墨子所自著之书也”[6](1)。《墨经》四篇，“皆名家言，又有算术及光学、重学之说，精眇简奥，未宜宣究。其坚白同异之辩，则与《公孙龙书》及《庄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似战国之时墨家别传之学，不尽墨子之本旨”[6](279)。孙氏的这些甄别，稍嫌粗略，但有不少可取之处，特别是自《尚贤》至《非命》三十篇反映墨学大旨之说，后来许多墨学研究者基本认同。另外，虽然后来的研究者并不认为《墨经》是“名家言”，但大多认为是后期墨家作品，是对墨子思想的发展。

　　其三，流派甄别。墨家在先秦声势浩大，与儒家相颉颃。先秦典籍称墨子“徒属弥众”，反映了墨家在先秦的显赫声势。孙诒让考究《墨子》及先秦其它典籍，把先秦墨家分为墨子、墨子弟子、墨子再传弟子、墨子三传弟子、墨氏名家等类别，认为“墨子弟子十五人，再传弟子三人，三传弟子一人，治墨术而不详其传授系次者十三人，杂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余人”[6](655)。并且罗列他们的生平事迹，虽然文字不多，可以说是当时最为详尽的墨家集体传记资料。

　　其四，思想梳理。姜亮夫先生说：“孙先生是儒家中心的学人，对墨子只是赞赏他坚实刻苦的精神。故此书疏证之功多，而阐发之功少。”[10]孙诒让生活在清末，虽然西学日渐东传，中国传统的儒家中心思想有动摇的迹象，但并没有彻底打破。孙诒让以经学起家，其学术以经学为中心，旁及子学和其它。虽然他也曾接触西方科学和政治，但旧有的学术、思想结构不可能彻底粉碎。在近代这个古今中西思想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他对中西思想、文化的认识不可能超越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也不可能提出“经子平等”的近代学术命题。他对墨学的认识虽不同于唐代韩愈的“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但也只是说：“庄周曰：‘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况夫树一意以为櫫楬，而欲以易举世之论，沿袭增益，务以相胜，则不得其平，岂非势之所必至乎？今观墨子之非儒，故多诬妄，其于孔子，亦何伤于日月？而墨氏兼爱，固谆谆以孝慈为本，其书具在，可以勘验。而孟子斥之，至同之无父之科，则亦少过矣。自汉以后，治教专一，学者咸宗孔孟，而墨氏大绌。然讲学家剽窃孟荀之论，以自矜饰标识，缀文之士，习闻儒言，而莫之究察。其于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于今。学者童丱治举业，至于皓首，习斥杨墨为异端，而未有读其书，深究其本者。是暖姝之说也，安足与论道术流别哉！”[6](682)孙诒让仍然用儒家的“孝慈”解释墨家的“兼爱”，认为二者没有根本区别。他把墨学尘埋归咎于后来的读书人过分相信孟子的偏颇之论，不读《墨子》原典，而不是长期封建文化的专制，儒家思想的排斥。他也没有能够从墨学思想的本身来考察墨学中绝的原因。他的观点可以另当别论，但他肯定墨学中实行的精神：“劳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权略足以持危应变，而脱屣利禄不以累其心。所学尤该宗道艺，洞究象数之微。其于战国诸子，有吴起、商君之才，而济以仁厚，节操似鲁连二质实亦过之，彼韩、吕、苏、张辈复安足算哉！”[6](630)这是近代社会积贫积弱的必然结果，是传统知识分子抒发忧国忧民之思的必然结果，没有超越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教谕。他不可能把墨家放置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潮中作历史的研究，只能得出“墨家持论虽闲涉偏驳，而墨子立身应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轻相排笮。彼窃耳食之论以为诟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6](630)我们不可能苛求于清末的孙诒让，他对《墨子》做前无古人的研究已经显示了超越时代的胆识。

四、《墨子间诂》所体现的治学特点

　　《墨子间诂》以其校勘成就而在墨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也是孙诒让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学术特点和方法可以管窥孙氏的学术思想特征。

　　其一，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汉学方法与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从学术的角度讲，孙诒让是晚清的古文经学大师，受过良好的汉学训练。乾嘉汉学讲求论学立说注重佐证，无征不信。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五、最喜欢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11](39)

　　孙诒让秉承了乾嘉学人的治学风格，旁征博引，对前人的训释不盲信，多方考证，“是者从之，缺略者补之”，这在《墨子间诂》中俯拾即是。章太炎在这一点上对孙诒让褒扬有加：“以戴学为权度，而辨其等差，吾生所见，凡有五第：研精故训而不文，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治让，此其上也。”[12]《墨子间诂》成书后，他又广发广泛征求学界的意见，多方汲纳，直到1907年重新出版《定本墨子间诂》，从而使《墨子间诂》校勘成就超越前人。实际上，这也是孙氏一生的治学风格。他的《周礼正义》、《札迻》等无不如此。正因为如此，才奠定了孙氏在晚清学术史上的地位。但是，孙氏的校勘与乾嘉学人的校勘又有很大不同，乾嘉学人“为学术而学术”，阉割了顾炎武治学经世致用的成分。这为孙氏所不取。孙氏生时适逢国难之际，把学术上的“求是”与“经世”的政治目的结合起来，学术活动有很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应世之急，表现了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学术方法的批判继承。经世致用是孙氏一贯的学术特征，他治《周礼》就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进行的。他认为《周官》一书，乃政教所自出，先圣经世之大法。他在《周礼正义序》中写到：“剀切而振弊……俾知为治之迹，古今不相袭，而政教则固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乱之原者，傥取此经而宣究其说，由古义古制，以通政教之闳意眇旨，理董而讲贯之，别为专书，发挥旁通，以俟后圣，而或以不佞此书为之拥篲先导，则私心所企望而且莫遇之者与。”他治墨学更是如此，在墨子校勘中，对墨学中科技方面的内容发掘不少，对《备城门》以下诸篇用力尤勤，孙氏自称“尤私心所窃喜”，表明孙氏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努力发掘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从而与乾嘉学人为考证而考证，为经书校勘而研究墨学有着原则区别。但这并不影响孙氏墨学研究的学术价值，相反，孙氏在校勘《墨子》过程中，不虚言夸饰，有理有据，运用文字、音韵、版本、校勘的丰富知识，许多校注确凿可靠。这也体现了他在学术上求实的一面。

　　其二，校勘、训诂与贯通相结合。乾嘉学人学术研究的重心是古籍的校勘、考据，特别是经书的校勘和考据。用胡适的话来说，这里面包含着四种学问：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订学。[13](288)这些看起来很死的学问，却蕴含着科学的学术方法。校勘和考据往往并非只是钻研某一种书，而是在广博学识的基础上由博返约，精审博断，把通贯与博约相结合。《墨子间诂》是一部校勘、训诂相结合的著作是毫无疑问的，但贯通还必须有证据。我认为，《墨子间诂》的贯通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校勘、训诂上的贯通，把多种著作参互校正，融会贯通。这与乾嘉学人在贯通上相似的一面。但也有不同的一面，《墨子间诂》不仅融会了《周礼》校勘的内容，也融汇了他所了解的近代科技的内容，比如他在《墨子·经下》“多而若少”下注曰：“依光学原理，置一物于凹镜中心以外，即于凹镜中心与聚光点之间，成物颠倒之形象，但较之实形稍小……此言多而若少，与较实形稍小之款合，是以知人必立于凹镜中心以外也。”这是乾嘉学人所没有的。他在《扎迻》中也说：“卅年以来，凡所采获，咸缀识简端，朱墨戢孴，纷如落叶。既又治《周礼》及墨翟书，为之疏诂。稽览群籍，多相贯通，应时揃记，所积益众。”其次是思想内容上的贯通，这是清代校勘著作中很少见的，也是区别于乾嘉学人的“贯通”。清代的学术以校勘、考据而著称，但校勘、考据中缺少思想内容贯通的成分，至多有序言或跋语简单介绍思想内容，谈不上真正的思想诠释，从而使校勘、考据显得支离。这是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缺陷。孙诒让显然有所超越，他的《墨子间诂》不仅有序言和跋语，而且还有附录，附有《墨学通论》、《墨子绪闻》等篇章，已经显露了贯通墨学的端倪。当然，孙诒让在思想内容的贯通上只是开了个头，没有深入。他处在那个时代，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还没有传播到中国。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孙诒让在校勘、训诂上与乾嘉学人不同。乾嘉学人注疏之学，谨守汉学家法，一般疏不破注，更不破经，对汉代经师之说阐发无遗，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因为过于拘泥，有时难免穿凿附会。孙诒让本着求实的学风，吸收他们的长处，但注疏的方法，则综合各家之说，因而创见颇多。

　　谈到校勘、训诂与贯通结合。实际上与孙诒让的学术视野相关联。孙氏在多方面有学术成就，文字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甚至甲骨文也有所研究。他所校勘的书籍遍及群经诸子，有广博的知识基础。但是，仅有广博的知识只是为校勘古籍提供了条件，还必须具有识断能力，由博返约，博涉与专精相结合。孙氏的《定本墨子间诂》成书，前后长达三十多年，占据了他学术生涯的大半生。可以想见，他在“精”上作出了多少努力。《墨子间诂》在校勘上创新颇多，之所以能够成为《墨子》校勘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著作，与孙氏在学术上能够做到精审博断是密切相关的。

　　其三，孙诒让的墨学研究仍然受“经学中心”的影响，这是孙氏学术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孙氏是晚清古文经学家，经学仍然是他学术研究的中心内容，他一生的学术生涯，在《周礼》研究上耗费了许多心力。而且，在文化观念上，他仍然持儒学中心的观点，曾在家乡瑞安创办“兴儒会”，提出“尊孔振儒”、“保华攘夷”的政治口号。综观孙氏的墨学研究，其最主要贡献是在校勘训诂上。对墨学的贯通诠释相对显得薄弱。而且，他对墨学的评价也不高，只是赞扬其实行的精神。究其原因， 孙氏毕竟是古文经学家，他不可能完全跳出传统经学的藩篱而给墨学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对此不必苛求。

　　在近代墨学发展史上，孙诒让以其《墨子间诂》结束了墨学研究的一个时代，创造了《墨子》校勘的一个巅峰。梁启超说：“近代墨学复兴，全由此书导之。”说明了《墨子间诂》在墨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此后的墨学研究，校勘、训诂与学术思想的贯通兼而有之。而且，墨学研究也逐渐跳出了“儒学中心”的篱墙，成为近代学术家园的平等的一分子。但没有人能够置孙氏的《墨子间诂》而不顾。

参考文献：

[1] 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A].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资料第五辑[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 俞樾．墨子间诂序［A］．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孙诒让.与章太炎书[A].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孙诒让研究[C].杭州: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印.1963.

[4] 毕沅.墨子注序[A]. 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黄绍箕.墨子间诂跋[A]. 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孙诒让.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孙诒让.札迻[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八册):墨经校释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36

[9] 方授楚.墨学源流[M].上海书店.1992.

[10] 姜亮夫. 孙诒让学术检论.[J]浙江学刊.1999年第1期.

[11]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12] 许寿裳.章太炎[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13] 胡适.胡适文集(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来源：孔子网

2006-9-26 15:27 习斋孙诒让研究资料辑目

一、 专 辑

《瑞安孙仲容先生百纪念专号》 浙江大学《浙江学报》第1卷第1期 1947年9月
孙诒让之政治思想 --(张其昀)
书孙氏《周礼正义》后 又见《复礼堂文集》卷4 --曹元弼  
麦氏四器考 --(刘 节)
《墨子间诂》述略 (蒋礼鸿)
《大戴礼记斠补》后记 (任铭善)
孙先生《亭林诗集校文．后记》小笺 (徐益藩)
孙诒让传 (钱南杨)
又见《重修浙江通志稿》浙江省图书馆1983年誊影本
《周礼正义》答问 (胡玉缙)
籀庼先生撰集礼书三种跋 (胡玉缙)
又见《许庼学林》卷12、13 中华书局1985年
古制考――赋役篇 (姚祖诒)
孙仲容先生百年纪念专辑 浙江省图书馆《图书展望》复刊第5期 1947年
导言 (陈博文)
瑞安孙先生传记 (陈光汉)
我对朴学大师孙仲容先生的认识 (李 笠)
又见《文史周刊》第3期 1947年1月31日  
《地方新闻．书生》第17期 1947年10月12日
如是我闻之孙仲容先生 (王 礼)
瑞安孙氏遗书总序 (宋慈抱)
又见《墨庵骈文甲集》 1921年《华国》第3卷
孙仲颂先生的周礼学 (任铭善)
《亭林诗集》原本提要 (徐益藩)
书《孙诒让年谱》后 (戴家祥)
又见《浙江通志馆馆刊》第1卷第2期 1945年5月
遗著识跋三篇 (孙延钊)
谈瑞安孙黄二氏遗事 (雁 迅)
孙仲容先生著书目录表 (编 者)
瑞安孙氏玉海楼藏书及其与两浙人文之关系 (宋 炎)
浙瓯日报．展望专栏 1947年9月28、29日
孙仲容先生百年祭（社论） (编 者)
孙仲容先生著述概略 (张宋庼)
孙仲容对于学术上之贡献 (董朴宅)
祭籀庼先生百年诞辰文 又见《薏园续文抄》卷2 1948年 (高 谊)
孙仲容先生百年祭文 又见《劲风阁遗稿》 1983年油印本 (梅雨清)
孙诒让研究 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 1963年
引言  
孙诒让与中国近代语文学 (周予同) (胡奇光)
又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
名原校证序 (刘节 )
名原述评 (朱芳圃)
读周礼正义 (洪 诚)
孙诒让周礼学管窥 (沈文倬)  
墨子间诂跋 (陈奇猷)
籀庼白虎通德论校文题记 (任铭善)
经微室商子校本跋 (蒋礼鸿)
读四库简明目录批注与温州经籍志 (张 崟)
孙诒让的政治思想述评 (沈镜如)
略论孙诒让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金嵘轩)
孔子家语校记（前言） (沈文倬)
又见《籀庼遗著辑存》 齐鲁出版社1987年
《怀籀》 孙诒让诞生140周年逝世80周年暨玉海楼建成100周年纪念集  
瑞安市孙诒让纪念活动委员会 1988年10月
纪念籀公学习籀公（代序） (孙中存)
学习籀公热爱科学的精神 (洪震寰)
纪念孙仲容先生诞生一百四十周年 (林多梁)
桃李芬芳春常在 (张玉兰)
两世交情厚 千秋教泽存 (马允伦)
孙公含笑在九天 (朱 昊)
饮水思源怀籀公 (苏叔迁)
孙诒让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朱维之)
急公好义感籀公 (张宪文)
孙诒让和玉海楼 (缪天华)
遥望南天怀籀公 (黄宗甄)
孙氏三代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朱韦辛)
籀公多方面的改良业绩 (林炜燃)
启后承先一巨儒( 胡国枢)
孙诒让生平辑要 (项维新)
玉海楼简介 (俞天舒)
孙诒让纪念论文集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8年增刊
纪念孙仲容先生 (张舜徽)
《周礼》与秦律 (李学勤)
孙诒让《周礼正义》平议 (沈文倬) (陈戍国)
《周礼正义》校勘述略 (王世伟)
《周礼正义》稿本探略 (胡珠生)
孙仲容先生自题《＜周礼政要＞》八绝句浅释 (王季思)
《墨子间诂》识语 陈汉章撰 (雪克辑)
五行说与《墨经》五行毋常胜说 (张乘健)
《墨子间诂》校字述例 (祝鸿熹 叶 斌)
关于《墨经》力学知识的一点商榷 (洪震寰)
谈谈孙诒让的《契文举例》 (裘锡圭)
孙诒让俗体字研究简述 (陈 野)
论孙诒让的治学道路 (胡奇光)
孙诒让学术要著述略 (雪 克)
孙诒让目录学研究 (潘猛补)
孙诒让与南宋永嘉学派 (周梦江)
再论孙诒让教育思想(童富勇)
孙诒让与浙南师范教育 (朱 鹏)
孙诒让与浙南地方实业 (周立人)
孙仲容先生年谱简编 (张宪文)
谈玉海楼设计上的特点 (劳伯敏)
孙诒让创办学校一览表 (童富勇)
杭州大学藏原玉海楼孙氏校本．稿本目录 (雪 克)
孙诒让研究资料辑目 (胡福畴 潘猛补)

二、 专集

周礼孙疏校补（稿本） 浙江图书馆藏 (陈汉章)
墨商三卷 补遗一卷 宣统二年（1910）瑞安孙氏刻本
又见《敬乡楼丛书》（1928） (王景羲)
墨子间诂校补 商务印书馆1922年 (李 笠)
墨子间诂笺 附补校 商务印书馆1922年 (张纯一)
墨子间诂补正 1945年《学海》第2卷第1期 (陈 柱)
续墨子间诂 (刘 昶)
墨子间诂参正 (马宗霍)
孙诒让学谱（稿本） 著者亲属藏 (董朴宅)
籀庼学记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王更生)
玉海纵横 1996年7月著者自印本 (孙师敬)
衣言太公传略
兄弟生游泮水
诒善祠塾记
记玉海楼
玉海楼命名的拾遗补阙
玉海楼旁的放生池
忆颐园
百晋精庐
古砖与百晋匋斋
玉海楼里的铜鼓
衣言公与永嘉学派
诒让公的三大巨著
诒让公著作篇目汇编
"征君"和"荀漾"是谁
诒让公创办党校三百余所及其办学特色
诒让公营救革命志二、三事
诒让公坐人务车兜街
广明染织无限公司
漫话《玉海楼简介》
瑞安孙氏世系表   

三、 总论

孙仲容先生的学问与事业 《读书通讯》1947年7月第135期 慈 翁
孙诒让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1948年1月24日《申报．文史》第17期 陈梦家
清季温州前辈之学术思想 《温中校刊》第9期 董朴垞
孙仲容先生生平与学术贡献 《东方杂志》第44卷第9期 又见作者所著
《浙江文献丛考》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年 洪焕椿
孙先生学术概论 《清儒学术讨论集》商务印书馆 张寿贤
试论孙诒让之生平及其思想 1962年《温州师院学报》创刊号 胡福畴 洪震寰  
孙诒让先生之生平及其学术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王更生
承先启后一巨儒 1988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胡国枢
孙诒让的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 1988年《温州探索》第3期 胡珠生
论孙诒让 《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徐和雍
论《墨子间诂》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论《周礼正义》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评孙诒让 《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 鲁 迅
评孙诒让 《中国文化史要论》 蔡尚思
杭州大学与孙诒让学术研究 徐 规
《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瑞安孙诒让著述考 顾颉则 陈 槃
《中在图书馆报》第7卷第5期1929年
孙诒让著述考略 董朴垞
《温州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1981年第1期
孙诒让的著述与交游 王超六
《瑞安文史资料》第6辑1988年
孙诒让先生著述经眼录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王更生
《墨子间诂》跋 黄绍箕
《瓯风杂志．鲜庵遗文》第1辑第2册
书《墨子间诂》后 《墨香簃丛编》1921年石印本 杨 嘉
定本《墨子间诂校补》叙 《学衡》第21卷1923年 李 笠
定本《墨子间诂补正》自叙 陈 柱
《学衡》第56卷1926年 又见《国学》第1卷1926年
《墨子间诂补正》自序附凡例 陈 柱
《国学辑林》第1卷第1期1926年9月
《墨子间诂补正》跋 蒋通曜
《学术世界》第1卷第7期1935年12月
定本《墨子间诂补正》序 夏敬观
《同声》第3卷第5期1943年7月
增订《墨子间诂笺》序 张纯一  
《学原》第1卷第5期1943年7月
《墨子间诂》校刊述略 《文献》1987年第2期 王世伟
题孙仲容师《学务平议》稿后 刘绍宽
《瓯风杂志》第1辑第6册  
小学后殿孙诒让与古文字学 胡奇光
《中国小学史》1987年11月上海人出版社
孙籀公先生校《 扌麕 古录金文迻记》序 马叙伦
《马叙伦学术论文集》1985年科学出版社  
孙诒让与中国近代语文学 周予同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孙诒让甲骨学之成就 胡朴安
《中国文字学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
孙诒让与《契文举例》 王更生
台湾《国语日报》副刊《书和人》1976年3月20日
从《契文举例》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王宇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1981年
孙诒让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贡献 杜迺松
《学林漫录》第6集1982年
孙诒让与甲骨文字学的创始和发展 王超六
《瑞安文史资料》第2辑1984年
孙诒让的"筚路推轮"之功 吴浩坤 潘 悠
《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
《契文举例》校读 台湾《中国文字》第8、10、12卷 白玉琤
《名原》序 刘师培
《刘申叔先生遗书．左庵外集》卷17，又见《国故》1919年第3、4期
《名原》抉脉 《国学商兑》第1卷第1期1933年6月 姜寅清
书《宋政和礼器文字考》后 《笺经室遗集》卷9 曹元忠
《古籀余论》序 俞 樾
《春在堂杂文》五编，又见《瓯风杂志》第1辑第8期
《古籀余论》序 陈 准
《国书馆学季刊》第2卷第2期1928年3月，又见《艺观》1929年第6期
《札迻》正误及跋 《朴学斋丛书》第6册1940年 胡怀深
杭大藏孙诒让《经迻》稿本略说 雪 克
《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孙诒让《札迻》之校勘学研究 王世伟
《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
《籀庼述林》序 《刘申叔先生遗书．左庵外集》卷17 刘师培
《籀庼述林》跋 《瓯风杂志》第1辑第6册 孙延钊
《籀庼述林》、《籀庼遗文》别录 张舜徽
《清人文集别录》中华书局1963年
书《籀庼遗文》后 《瓯海公报．朝霞》 宋慈抱
评宋墨庵《书籀庼遗文后》1925年10月石印本 李 笠
《籀庼读书录续辑》前言 《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雪 克
《经微室遗集》跋 《瓯风杂志》第1辑第6册 孙延钊
《温州经籍志》校勘记 《瓯风杂志》第1－3，7－10期 刘寿增
《温州经籍志》序 《瓯风杂志》第1期
不朽的地方艺文志――《温州经籍志》 孟 卜
《浙南日报》1983年12月4日
一代经师孙诒让的著作 王超六
浙江省文史馆《古今谈》1985年行第2期
孙诒让的著作与交游 《瑞安文史资料》第6辑1988年 王超六
孙诒让校勘学研究 油印稿本 王世伟
论孙诒让校勘的特点和方法 王世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试论孙诒让的书目工作实践及其目录学思想 王静雯
《江苏图书馆学报》1985年第3期
孙诒让的科学技术活动 《温州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 洪震寰
孙诒让的光不灭说 《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 洪震寰
孙诒让的经济主张及其实践 《浙江学刊》1989年第2期 林树建
从我父亲的生平讲到温州晚清教育 孙延钊
《温州中学校刊》1935年第18－21期
孙籀公与清季温处地方教育 孙孟晋
《温州文史资料》1985年2月
孙诒让与浙南教育 《浙南日报》1981年4月10日 沈肇瑞
孙诒让和温州府学堂 《温州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 洪震寰
清季瑞安温州乐清办学简记 朱 璋
《乐清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
孙诒让先生致力教育及地方事业史略 郭宰平
《温州文史资料》创刊号
孙诒让选派教员出国深造 《温州文史资料》创刊号 许世铮
从经学大师到爱国教育家 童富勇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孙诒让与温处学务分处 童富勇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孙诒让的普及教育思想述评 童富勇
《教育评论》1987年第4期
孙诒让与我国近代早期职业教育 《教育与职业》第5期 童富勇
孙诒让教育思想述评 《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童富勇
温州学务分处记略 刘项宣 张宪文整理
《温州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
孙诒让论教育 《瑞安文史资料》第7辑1989年 史拾遗
清末民初浙江地区近代演进过程中的教育与文化 李 祁
事业（1895－1910） 台北《中华学报》第3卷第2期
瑞安学计馆史料辑要 《瑞安文史资料》1985年第3期 杨作雨
孙诒让与瑞安学计馆 《浙江学刊》1987年第6期 童富勇
清末瑞安学计馆及其影响 洪震寰
《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1期
清末瑞安务农会 《中国农史》1985年第2期 洪震寰
孙诒让等在浙南开办的新式学堂汇辑 俞天舒
《瑞安文史资料》第9辑1992年


（此目录由瑞安市文物馆俞天舒先生提供）

2006-9-26 15:27 习斋孙诒让著作一览表

玉海楼
  

广韵姓氏刊误 大戴礼记斠补
白虎通校补 九旗古义述
讽籀余录 周礼政要＊
温州建置沿革表 趁斋藏顺释文
永嘉郡记辑佚 亭林诗集校文附集
外诗
永嘉四灵集笺异 古籀余论
浪语集札记 契文举例＊
温州经籍志＊ 名原＊
六历甄微 墨子间诂＊
汉石记 学务平议
温州古甓记＊ 尚书骈枝
瑞安建置沿革表 籀？述林
古籀拾遗＊ 温州杂事诗
宋政和礼器之文字考 经迻 史 迻
札迻＊ 河间乐记训撰
周礼三家佚注 四部别录
周书斠补 古文大小篆沿革表
周礼正义 经微室遗集



《温州经籍志》
著于1869年，时年22岁，系孙诒让早期时温州自唐宋至清嘉庆道光以来温州六县1300余种著述所作的一部目录专著。全书共36卷，分类参照四部、子目参照四库总目，每书之下采录原书序跋以及前人的评议识语，而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以申发其精奥，订正其讹误，足供治目录学及整理乡邦文献者之参考。全书网络宏富，收录完备、义例精审，分类得当，历时十载，于1879年定稿。不愧一郡文献之帜志。

《古籀拾遗》
著于1872年，时年25岁。1888年定稿，1890年付刊。全书分三卷，上卷从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所摹刻的铜器铭文中选取十四篇加以考订，中卷与下卷则分别选取并考订了清化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摹刻的三十篇铭文和吴荣光《筠清馆金文》摹刻的二十二篇铭文。

《周礼正义》
著于1873年，成于1899年，历27年，数易其稿。全书86卷，数百万字，博通宏富。远见卓识，廓清了二千年来《周礼》的地位与真伪之争。《周礼》是周代法规的总荟萃，秦汉制度皆从周礼，是儒家经典之一。梁启超说，《周礼正义》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代表了《周礼》问世以来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因此孙诒让可称之为一代经学／朴学、汉学、国学大师。

《温州古甓记》
著于1880年，时年33岁。孙诒让随家父从江宁返里，居家闲暇，与二三同好结伴游历，穷搜古刻，得公元4至11世纪古砖数十块，其字画奇古，篆隶咸备，多与汉魏六朝碑版相合，间或有里聚、官秩、氏族适资考证。区区陶？，遂为吾乡文献之征，是诚不可以无述也。

《墨子间诂》
著于1892年，刊于1895年，是孙诒让一生最重要的三部著作之一。《墨子》在春秋战国以后曾长期中断失传，直至孙诒让重新考释整理使《墨子》一书能断句通读，为近代新墨学打开了研究的大门。墨子是春秋时期一位杰出的平民思想家和和平主义者。墨子之学，思维缜密，讲求逻辑，重视科学的实践精神。他主张尚贤、兼爱、非攻、指出强不欺弱，富不侮贫；深知要和平必须能应战，要非攻必须善防御。
孙诒让还对墨学作全面分析，写成墨子传略，墨子年表等附于书末。梁启超认为，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的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札迻 》
1893年手定付刊，是孙诒让16岁至46岁三十年间阅读笔记，内容涉及自周秦汉魏迄至齐梁的七十八种古籍。1895年俞樾作序。

《周礼政要》
著于1901年，书稿凡四十篇，引述英、俄、法、德、美、日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的资料，代以传播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文明，达到变法自强之目的。他以东西各国文化措施来比附周礼经文、汉儒注疏时不免有？？难通之处，那是有借?quot;塞守旧者之口"的用意的，此点不能苛求于前人。

《古籀余论》
著于1903年。是考释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著作，孙氏生前未及刊行。1926年容庚以王国维所得抄本付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刊刻并为校刊五百余字，后戴家祥得见孙氏稿本又为补阙千余字，于1929年刊印。原分二卷，共考释清代吴式芬《攈古录金文》中摹刻的比较重要的铜器铭文105篇，容庚校刻时改为三卷。

《契文举例》
著于1904年，是孙诒让晚年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释月日、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氐、方国、典礼八？，下卷文字、杂例两篇。成书后曾以手稿寄罗振玉、刘铁云、端方。寄罗振玉的稿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的孙仲容契文举例稿本系玉海楼家藏底本。1984年楼学礼应原杭州大学古籍所姜亮夫嘱承担本书校点，在校点中又蒙杭州大学古籍所专研孙氏之学者雪克相助，成功地采用偏旁分析法来释古文字，即先把已经认识的古文字音符、意符析成偏旁单体，然后把各种偏旁单体放在一起，研究它们形体变化的轨迹，再利用偏旁单体来推究、辨识前人尚未释读或释读有误的古文字。

《名原》
撰于1905年。这是一部古文字学专著，共七篇，将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及贵州红岩刻文字与《说文》古籀互相校勘，举其歧异，明其省变，探索古文、大小篆的沿革，对文字学文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把古文字研究推向新的水平。

《籀庼述林》
著于1908年，原名《掸艺宦杂著》，系孙诒让晚年手定的学术论丛，收录可类考、说、述、释义、序跋、钟鼎释文、金石考跋、记辨等专论一百二十多篇，显示他一生的治学全貌。

2006-9-26 15:28 习斋[attach]3416[/attach]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温州文献丛书

【作　者】孙延钊 徐和雍 整理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书号】7806810919 【定价】￥34.00
【出版时间】2003-07-01 【开本】
【页数】491 【字数】404,000
【装帧】胶版纸


　　由孙诒让哲嗣孙延钊（又名孟晋）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孙逊学公年谱》（十卷）和《孙征君籀公年谱》（八卷），至今已尘封70余年，一直未能刊出。如今能入选《温州文献丛书》得以整理出版，实是一大幸事。
　　上世纪30年代，孙孟晋出于对桑梓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怀，同时为了搞清其父祖的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长达数载埋头于玉海楼案桌上，阅读和清理孙衣言、孙诒让的著作、函牍、书批、札记，并一一加以摘录。正如章炳麟所说：“其散在筐荚者，非其子姓莫能理。”作为儿孙的孟晋终于把家藏有关孙衣言、孙诒让的大量文稿资料清理出来，经过爬梳和排比，编纂成两部年谱手稿，约80万余字。两部谱稿完成后，章炳麟分别为它们作序。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两部谱稿却一直束之高阁，未能出版。十年动乱期间，为了谱稿免遭销毁，孙老不得不将它送交北京图书馆保存。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阳光灿烂的春天，给这两部年谱的出版带来了希望，然而此时孙老已是91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他个人已无力进行整理。于是他嘱托我们将两部年谱手稿从北京图书馆取回进行整理，并希望我们寻找机会争取出版，为温州的文化事业作一点贡献，也好了却他的一个心愿。不久，孙老于1983年夏天在杭州逝世，终生未能见到他倾力编纂的两部年谱手稿变为正式出版的书籍。为了纪念这位毕生从事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曾任温州籀园图书馆馆长、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可敬老人，我们特在谱书首页，对孙老的生平业绩作了郑重介绍，以告慰孙老之灵。
　　当两部谱稿列入《温州文献丛书》的出版计划后，面对洋洋80余万字的手稿，如何进行整理确是一个难题。我们几经磋商，决定在保持谱稿基本面貌的前提下，将两部年谱合并编辑，易名为《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孙氏父子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父子二人的政治观、文化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多有相同之处，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在学术上，他们紧密相连，不能断然分开。孙衣言平生以振兴永嘉学派为己任，在游宦中不忘学术研究，编纂出版了《永嘉丛书》，为重振永嘉学派呕心沥血，被誉为“ 晚清特立之儒”。孙诒让秉承家学，继承父志，毕生从事学术研究。他承前启后，“开新造大”，写成了《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巨著，并在经学、史学、文字学、方志学及考据、校勘、目录等众多学科中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晚清的朴学大师。因此，我们认为将两部年谱合并编辑是可取的。同时，因为是两谱合一，也便于在内容上进行调整、增删，压缩字数，并使整理后的全书前后贯串，事不重复。
　　总之，《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的整理编辑，将为人们研究孙氏父子提供极为重要的资料。其中收集在年谱附录里的孙衣言五部日记，更是首次问世，弥足珍贵。同时，从谱中还可以了解到晚清振兴永嘉学派的基本过程和温州的优良文化传统，对促进温州学的创建也将大有裨益。

目录】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整理前言
作者生平简介
孙逊学先生年谱序
孙仲容先生年谱叙
孙氏源流及家世
瑞安盘谷孙氏世系
年谱
附录
孙衣言遗文
赴皖日记
甲子行记
戊辰南行日记
癸西瞻天日记
丙子瞻天日记
出都日记
逸者从谈
孙诒让遗文
在温州艺文学校开学典礼上演说辞
学务本议
学务枝议
道光二十四年顺天乡试《同榜题名录》
道光三十年会式《同榜题名录》
道光三十年《殿试题名录》
同治六年丁卯兼补行甲子科《浙江乡试题名录》

2006-9-26 15:28 习斋弘扬孙诒让爱国精神

        孙诒让（1848年-1908年），字仲容，瑞安人，近代著名大学问家，素有“晚清经学后殿”、“朴学大师”之誉。他不但学识渊博，学术高深，而且具有忧国忧民，变法图强，崇尚科学，发展教育，创办交通，重视实业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继承和发扬。
        一、忧国忧民的民族忧患意识
        所谓忧患意识，就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关心的意识。
        （一）生于忧患，为国分忧。孙诒让的一生，正处于鸦片战争以后，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沦为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他在《兴儒会略例》一文中指出：“覩此危局，靦然人面，不愿坐视夷灭。”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同我国历史上孔子的“君子忧道”，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谓一脉相承。
        （二）筹办团防，保家卫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诒让在北京参加礼部会试后，赶回瑞安召集有关人士，筹办团防局，并向浙江巡抚呈上“防办条议”，主张筑砲台，清保甲、办团练、购军火、筹款捐募等措施，以打击日本侵略者。
        （三）居安思危，奋发图强。孙诒让在《兴儒会略例》中明确主张：“购商船、行驰各埠运货经商，以分洋商之利”。“建造机器、纺纱织布各局，以保中国自有之利权”。“开采煤矿、五金矿及设立制造铁舰、枪炮各厂。不致仰给于西人，复仇雪耻之大功庶或可望告成”。
        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所谓民族气节，是指一个人在事关国家民族利益的紧要关头，抛弃个人得失安危，用实际行动去自觉维护祖国荣誉和民族尊严的爱国精神。
        （一）救亡图存，支持变法。孙诒让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公车上书”事件后，孙诒让曾写信给维新派人士、上海商报总经理江康年，要求若再发动“公车上书”，一定要让自己列名，如果因此遭祸，决不后悔。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京城时，孙诒让写出了《变法条议》四十条，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张。
        （二）不怕牵连，营救爱国志士。孙诒让虽然是一个大学者，但他具有见义勇为的精神。戊戌政变，孙诒让听闻谭嗣同、刘光弟、林旭、杨深秀、杨锐、康广仁等六人身系牢狱，立即驰书鄂督张之洞，“请迅速设法营救，以伸士气”。他还曾致电鄂督张之洞，请其密示其侄浙江巡抚设法营救革命志士秋瑾。
        （三）怒对邪恶，奋起抗争。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关要关头，孙诒让总是挺身而出，申张正义。1905年，东南各省政府抗议美国制定虐待华工和迫害华侨的苛刻条件，拒不废除已经期满的限制华工的前约，温州各界推选孙治让领衔，联名致电杭州、上海各地以响应。法国神甫赵保禄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欺压同乡杨茂奶，他挺身而出予以揭露、抗争。面对日本商人的违约妄为，他多次致电温州当局，要求给予制止。1907年，他反对清廷在英帝国主义胁迫下出卖沪杭甬铁路主权，支持浙江保路拒款会，立即成立瑞安保路拒款分会，集合演说，带头捐资一万元，并赴各地募款数十万元，为国人争回浙江路权作出贡献。
        三、矢志不移走教育救国之路
        所谓教育救国，在孙诒让看来，只有教育普及，全国人民的文化素养和科学知识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以与列强驰骤于环球。
        （一）“富强这源，在于兴学”。甲午战争失败后，孙诒让受维新派兴学育才。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毅然走出书斋，决心以“储才兴学”为己任，把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孙诒让看来，“开悟国民，讲习科学”刻不容缓。显然，孙诒让办教育的动机和目的，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爱国思想的具体体现。
        （二）“凡百新政，教育为本”。孙诒让指出：“学校不兴，则士陋无术，农劳而寡获，工蓏而不精，商拙而失赢”，孙诒让把普及教育提到战略性高度去认识，作为推行新政的根本方针和任务。孙诒让特别强调教育普及的重要性，认为真正救国的力量，在于广大民众之中，要把教育普及到民众之中，把社会当作大课堂，并付之实际行动。他认为只有讲求“致用”，培养“应时需”的人才，才能“振世救敝”，使中国进入强国之林。
        （三）兴办教育，千秋功业。孙诒让的教育救国思想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积极实践，付之行动。1896年在瑞安创办学计馆，这不仅是浙江省第一所新学校，也是全国较早的一批新学校之一。同时，与友人在温州创办蚕学馆，这是我国最早创办的职业学校之一。1902年，在瑞安县城四隅各创办蒙学堂一所，为瑞安初等学堂之始。1905年，温、处两府设立学务分处，孙诒让被推举为总理。1907年，浙江省教育总会在杭州成立，孙诒让被推选为副会长，继而任会长。从1895年至1908年，短短的十多年时间，筹集资金五十多万，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领导温州、丽水十六个县市创办府、县中学堂，师范学堂，女子学堂和小学共300余所。
（本文作者系市委讲师团成员）


2006-9-26 15:28 习斋孙诒让墓


　　孙诒让墓位于瓯海区慈湖南村。为温州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孙诒让，字仲容，号籀倾，太仆寺卿孙衣言次子，清道光28年(1848年)8月19日，生于瑞安县集善乡(今陶山潘岱乡)演下村。孙治让青少年时曾随父居于京师、寿州、杭州、江宁等地，治经史之学，卓有心得。二十岁中举后，三次应礼部试而不中，仅任过一段时间的刑部主事，此后无意为官，一心著述。39岁归故里，在瑞安城内金带桥北“玉海楼”，专心精研国学，撰成《墨子间访》、《周礼正义》等著作三十余种，在学术史上享有盛誉。他的《契文举例》是考释甲骨文字最早的著作，开研究甲骨文的先河。近代大学者如俞曲园、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等都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当时一些日本学者还要以师礼相推。

    晚年，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1896年在瑞安创办算学书院。1899年在温州筹办瑞平化学堂。1902年，在孙诒让的倡议筹划下，将温州中山书院改办成温州一中的前身温州中学堂。1905年，被推为“温州学务分处”总理，后继任浙江省教育总会副会长等职。任内积极筹集教育资金，提倡女学，选送优秀学生出国留学，相继在温州、丽水两地区16个县，创办各类学校总计达300余所，对地方启蒙运动和刷新乡土社会风气起着巨大的作用，对浙南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1908年5月28日，因劳累过度，在家乡病逝，享年61岁。葬于瓯海区慈湖南村。1987年曾大规模修缮。


2006-9-26 15:28 习斋《孙诒让研究丛书》序

　　　　　　　　　　　　　　　许 嘉 璐

　　此丛书为近年研究孙诒让最新成果之汇集。凡四册，《年谱》不与计，所论盖皆有关《周礼正义》者。
　　《周礼正义》，孙著之佼佼者。其为学也，举凡农耕时代之学，无不洽通，是以欲探其赜奥，需备相应之学养，所谓不得睹宫室之美，亦应知其门墙耳。今之学者，始乏幼功；既长，古今中外、数理化文皆所必学；至若涉古之学，泰半专攻一端，既广涉之不及，则论仲容仅得窥其一体，必矣。
　　璐得润溉于慈溪颖明先生及三台仲珪先生几四十年。承训之时，二老每言及仲容之学。有所请益，颖师或曰：“何不请教《周礼正义》?”且告以太老师蕲春黄先生语：“仲容之《周礼正义》，点水不漏。读之，[典章制度)他书不必寻查矣。”且命点读之。1961年，璐随萧师忝与统编教材《古代汉语》之役，即以随身。萧师知之，谓读此可以粗谙《周礼》之学，若加之以《礼记》——宜以孙希旦《礼记集解》为初阶，增之以《仪礼》——可先之以张尔歧《仪礼郑注句读》，继之以胡培晕《仪礼正义》，则先秦以至后世制度之沿革，可以了然于心，即或翻检“通考”之类，亦不徒知其然矣。璐谨遵师训，不敢少懈，即至琉璃厂肆觅得三书，常夤夜读之。然终无专治礼学之奢望，以稍窥阃奥则愈知其艰，而己非治之之材故耳；且旋即运动频仍，亦不遑顾及。
　　逮及1990年，有同道倡翻译“十三经”及“诸子集成”之议，嘱璐领其事，议定各书均邀名家。承师友纷然慨允，唯《周礼》、《仪礼》无着。其时经学大家黄寿祺先生(吴检斋高足)已谢世，他人多所婉拒，而交稿时日渐近，不得已，璐遂勉力承乏，诚所谓知其不能而为之者。本欲有所参照，遍寻书林，唯得林尹先生《周礼今注今译》，亦过简略，难敷所需。于是白日劳累之余，孤灯之下，左置孙氏《正义》，右展稿纸，逐行逐句重温以译之。旧日点读者，亦已积尘，开卷，每见所标疑问。既为通译，固可置之不顾，一以郑孙为本，然终为心中块垒也。既知自解之五日也，固当敬俟来者。
　　时至2l世纪，汪少华、朱小健、朱瑞平先后从余游。少华着力于《考工记》，多有所获；小健、瑞平亦有意于孙学。少华雅好考据，小健善于抽绎，瑞平则长于条分，皆适于深研《周礼正义》者。未几，三生论文相继告成，学界既嘉诸生用力之勤，余亦乐见其学术之进，复如一释长年之负。吁!昌黎有言曰：“弟子不必不如师。”庄子曰：“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其是之谓乎?
　　少华穷究《考工记》器物名实之辨，是可证时人考古命名之正误，亦系连二学之实验，当世似尚无深思实践如彼者；小健概论《周礼正义》训诂之得失，前人涉此者盖寡，世所谓孙氏集清学大成者，应首推训诂，故其所述应有益于学界；瑞平总论仲容学术之成就，旁及其音韵、文字以及墨学、时政，至若《年谱》则瑞乎论文之附篇，亦其研究人手之处，盖欲知其人，须先明其事也。四书大体以《周礼正义》为的，而未拘焉。然孙学岂三生所能穷者，即其所述当否亦有待大方鉴之。余所望者，唯三生之作得为引玉之砖；复愿三生拾级以进，终生以浮躁为戒。如此，余即或无成，亦无憾矣。

　　　　　　　　　　　　　　　　　　　　　　　2005年5月立夏之日
　　　　　　　　　　　　　　　　　　　　　　　　　于北戴河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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