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历史唯心主义的鼓噪

2011-08-29 23:07:47 作者：东极老翁 来源： 浏览次数：360 网友评论 9 条

《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历史唯心主义的鼓噪   张宏良先生《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文章，通篇充斥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且不符合史实。 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1）“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2） 张宏良所谓“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所谓 “中国封建王朝统一迄今二千多年，所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八大朝代，竟无一例外地全部亡于宰相”的说法，完全是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歪曲。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阶级产生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3）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阶级社会里，当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就必然发生尖锐的阶级冲突。在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斗争，每一次斗争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农民战争，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归根结底，是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对于改朝换代，对于破坏封建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革命斗争时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4） 人类社会历史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按照本身所固有的必然规律而发展的客观过程。列宁指出，在马克思以前，一切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运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注5）也就是说，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张宏良说什么“宰相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历史关键”，将封建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于个别人物甚至是一个“宰相”，则完全抹煞了封建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农民阶级在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决定作用。根据这种理论，只有封建社会的“贤相”才是推动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贤相”才是农民的“救星”。这岂不是告诉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要摆脱压迫与剥削只能等待“明君”任命的“贤相”出现。这种论调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只能是精神的麻醉剂，是要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出现的“明君”和“贤相”身上。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创建了皇帝制度。自此，中国进入长达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时期。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权的突出代表，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具有对全国的臣民、土地、财富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包括行政、军事、立法、司法、文教等大权。在当时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具体表现为皇帝的独断专权。 据史料记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曾经居于核心地位，是连结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环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时，确立宰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官制。秦朝的宰相称“丞相”。秦实行丞相制度后，相权日强。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迅速膨胀。由于皇权受到威胁，皇帝便想办法制约相权。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期的百余年间，宰相被杀多达30余人。魏晋至宋，皇权不断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宋朝时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目的是分散相权。元至清末，宰相制度走向衰落。元朝依然实行多相制。明朝废丞相实行内阁制。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挠政为名，杀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废丞相，使六部直隶于皇帝。废除宰相制后，相权被分于六部，国柄则集于皇帝一身。清朝从三院长官到内阁大学士，再到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内阁政务大臣，宰相权力日趋淡化，皇帝集权达到极点。 史料证明，所谓“宰相”无非是辅佐皇帝、“助理万机”的大臣，宰相的官职乃皇帝钦封，宰相的权力乃皇帝所授，宰相所做的一切都是代行皇权。宰相也必须要效忠于朝廷，倘若“擅权挠政”，依然难逃一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张宏良先生所谓“宰相作为官权代表”以及“官权与皇权相分离”的说法是荒谬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是镇压农民阶级的特殊力量。这个特殊力量，在政治上压迫农民阶级，通过赋税和徭役从经济上剥削农民阶级。在这个特殊力量面前，难道还有属于农民阶级的所谓“民权”吗？在一个不存在“民权”的国家，所谓“皇权、官权、民权和洋权所组成的权力结构”的说法是一种荒诞的。至于所谓“民权则完全融化在皇权之中”则更加荒谬。 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对抗阶级。当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尤其是封建政权的苛征暴敛，往往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尽管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受到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却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地主阶级，推动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促进了封建社会形态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平民起义。他们提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起兵反秦。 陈胜自立为王，国号张楚。陈胜、吴广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但因此而燃起反对秦王朝的熊熊烈火，不久秦王朝便在烈火中灰飞烟灭。历史上著名的还有东汉的黄巾农民起义，唐朝的黄巢农民起义，宋朝的方腊起义，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明朝的贵州、湖广各族人民大起义，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等等。清朝末年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这些著名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斗争的矛头直指朝廷。尤其是太平天国这场大规模的反清运动，持续十四年(1851-1864)，波及大半个中国，建立了与清王朝对歭的政权，一度动摇清王朝的统治，使清王朝元气大伤。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形成了武装割据，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破坏了清王朝江山一统的局面。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张宏良先生所谓“中国历史上民众造反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以及“中国老百姓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皇权和维护统一”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至于张宏良先生所说“当初蒙古灭宋，被屠杀的汉族人超过百分之七十；后来满清入关，被屠杀的汉族人又超过百分之七十。”老朽实属孤陋寡闻，不知这样的数据来自何处。不过，老朽倒是知道清王朝依赖汉人组建的湘军和淮军平定太平天国，镇压农民起义，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平乱有功，被封为地方总督或巡抚。老朽还知道，太平天国由于不承认清朝政府与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加上禁止鸦片入口，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英、法两国跟清朝统治者签订北京条约后即支援清军对付太平天国。 岳飞是南宋时期抗金名将，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岳飞青年时代，正值金女真贵族对宋发动大规模掠夺战争，为了抗击女真贵族的民族压迫，他与深受民族压迫的汉族、契丹族、渤海、奚等各族人民一道，参加了打击外来侵略者、收复失地的战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岳飞反对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对此应当予以肯定。但是，对其残酷镇压农民起义，愚忠于封建帝王，则必须予以批判。后世的一些帝王纷纷追封岳飞为“公”为“王”为“帝”，无非是要利用其“精忠报国”的思想蒙蔽人民，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对左宗棠及其他历史人物亦应如此，无论是“真诚地歌颂他们纪念他们”都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赵构是南宋第一代皇帝。也是南宋初年投降派的首领。据史料记载，他派使臣向金朝乞降，哀诉自已逃到南方后，“所行益穷，所投日狭”，“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要求金朝统治者“见哀而赦己”，不要再向南进军。金兵暂停南侵，赵构便抽调精兵镇压荆湖、江西、福建等路的农民起义军，巩固反动统治。他把秦桧任为宰相，伙同秦桧进行投降活动。为了向金朝表示坚决议和的决心，他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父子，同金朝签定了屈辱投降的绍兴和议，向金称臣纳贡，以换取在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的统治权。秦桧死后，赵构仍坚守对金和议条款，每年除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外，送给金统治者贺正旦、生辰等的礼物也“以巨万计”，只要金朝统治者索取玩好，赵构立即下令搜访送去。但对其统治区的人民，则巧立名目大加搜刮，使南宋的赋税名目比北宋时还多，剥削也更加残酷。 慈禧是同治、光绪两朝实际最高统治者。她独揽朝政，实际操纵内政和外交大权。她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组织的汉族地主武装，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苗民、回民起义，使清王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1883年—1885年爆发了中法战争，尽管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却主张“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使法国获得了许多侵略利益。在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在海陆两个战场均遭失败，她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乞和，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放弃对朝鲜宗主国地位；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后以银3000万两赎回），台湾，澎湖列岛；开放4个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矿设厂。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她携光绪帝逃往西安。并以庆亲王奕、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出面议和，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然而，“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无撤军迹象。各国要求：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李鸿章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在赔款问题的谈判中，李鸿章吐血到了“濒危”的地步。结果是清朝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请示朝廷，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通过上述史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内阶级压迫，对外民族投降，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统治者的共同特点。秦桧与赵构之间，并不存在所谓“官权”与“皇权”之争。李鸿章与慈禧之间也不存在所谓“官权”与“皇权”之争。无论是秦桧还是李鸿章，他们都是朝廷忠实的走狗。尤其是李鸿章效忠于清王朝可谓忠心耿耿，为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甚至呕心沥血。秦桧和李鸿章都是朝廷的命官，他们之所以效忠于朝廷，是因为他们都是皇权庇护下的既得利益者。如果将朝廷比作一张皮，他们则是朝廷这张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张宏良说“说皇帝卖国，如同说守财奴散财一样荒谬。”秦桧死后，宋高宗仍坚守对金和议条款，奉行投降主义，难道不是卖国？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先后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奉行投降主义，难道不是卖国？秦桧和李鸿章不过是奉旨行事罢了。 （注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注2）：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注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注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5）：列宁：《卡尔。马克思》 （这是一年前的文章。一年后的今天，张宏良先生“救党保国”的良苦用心众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