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天魔详细剧情介绍:苏联总理谈中苏论战：你们的“九评”太厉害了

  苏联总理谈中苏论战：你们的“九评”太厉害了

核心提示：唐修哲（原新华社驻苏联记者）：九评发表的过程当中，当时的总理，苏联的总理柯西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文章太厉害了。这一句话，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的。凤凰卫视2011年2月24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凤凰卫视2011年2月24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鲁湘：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给苏共群体党员和各级组织的公开信，承认中国领导同苏共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场史无前例的中苏之间的公开论战全面展开。

从这一年的9月6日起，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论战文章，既所谓的九评。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各地的上空开始不断的地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夏青、齐越等人，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的声音。

原声模拟：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

姚培生（外交部中苏档案解密参与者）：那个广播从早到晚老是播这个内容，我们又不大懂这种事情，是吧，只知道中苏两个国家现在不好了，发生争吵了。

徐焰（军事历史专家）：我们那个时候小学生啊，连小学生甚至幼儿园他不懂事没办法了，连小学生都得组织收听啊。

原声模拟：只有政治上堕落的人才靠说谎过活，事实是雄辩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吴丽元（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之女）：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就觉得欺负人，就觉得欺负我们，苏联欺负我们，觉得不公平。

解说：当年广播里播放九评的情形，似乎已成为今天五十岁以上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在那个年代一些大中城市，几乎到了人人看九评，人人说九评的地步。只是近半个世纪以前，这些论战文章是如何起草的，在起草过程中，中央领导又做过什么样的部署，当年大论战的背后到底有过什么样的是非曲直。

钓鱼台国宾馆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进行重大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它见证了新中国经历的许多重大决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中央为了和苏联进行国际干产主义运动大论战，调集了一批包括胡乔木、吴冷西、乔冠华、熊复、胡绳、许立群等，在内的秀才组成写作班子，他们当时的工作地点就设在钓鱼台国宾馆。

从1962年11月起，这批秀才中的一部分人就已经集中在钓鱼台8号楼开始工作，只是没有正式命名叫什么单位，直到1963年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总结先一时期的反修斗争，并起草针对苏共二十二大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文章和信件时，才正式决定成立一个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

吴丽元（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之女）：这个小组的组长呢是康生，副组长呢是吴冷西，就是我的父亲，组员呢有各部的领导人，这个反修文件起草小组下面的，就是做基本工作的，基础工作的就是这个秀才班子。当时他们就住在钓鱼台8号楼，每个人呢给他们配一两名助手，来帮助他们进行工作。

卢弘（《伍修权传》作者）：实际上那个国际反修整个的总指挥嘛当然是毛，这个具体的操作指挥的呢就是邓小平。

高放（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因为当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呀，是不是，底下的协助邓小平抓这个的还有康生、陈伯达，还有他们，都是属于政治局委员或者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解说：事实上这个集中了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的写作班子，在正式组成之前就已经在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如《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七篇和苏联论战的文章。

解说：这些文章的发表进一步激怒了赫鲁晓夫，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李丹慧（历史学者）：苏共中央这个时候呢也很傻，3月30日呢给中共中央的复信，这个信里边呢就提出说，我们是不是要搞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呢，其实赫鲁晓夫就是想让毛泽东就是让各个党再确认一下。他并不想要，其实他并不想要重新引起这个争执，对吧，可是他就没想多，他把这个把柄就是他送给了毛泽对，毛泽东好啊，你送给我，你要搞什么总路线，你有什么资格弄总路线，那我也提出来，我也提也弄总路线出来。

高放（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们党的文件把它归纳为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三和，全民党、全民国家两全。

解说：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求作出公开答复，1963年5月17日，邓小平与彭真搬进了钓鱼台，并组织反修文章起草小组的秀才们起草公开反击苏共的文稿，后来人们习惯的把这个工作集体称为钓鱼台写作班子，8号楼则成为这个写作班子的代号。

一个月后的6月14日，《人民日表》公开发表了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长文，一时间此文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由于它阐述了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二十五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二十五条。

苏共中央收到中共的这封信后，于1963年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在《真理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二十五条。苏共中央在发表公开信的同时，将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作为附件一并发表。

姚培生（外交部中苏档案解密参与者）：我记得就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给国际上看的，一个给国内看的，内容可能不是完全一样。

唐修哲（原新华社驻苏联记者）：那么这封公开信就是全面地阐述了苏联的观点，苏共的观点，这样的话就使他在苏联群众当中的话，就产生一个那样的效果，就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观点。

姚培生（外交部中苏档案解密参与者）：我们也叫他说，你的文章我们在报上登，你为什么不登我们的文章呢，我们也是将他这个军，你为什么不登我们的文章呢，你公开信发表了，我们也有讲话的权利。

解说：由于苏共公开信公开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共其它领导人，1963年7月20日，中国的各大报纸做出反响重新刊登了二十五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苏之间的笔墨战愈演愈烈，针锋相对之下两党的感情已经完全公开恶化。

吴冷西《十年论战》一书中，对两党争端公开化有过这样的回忆，苏共这封公开信开始对中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恶毒攻击，苏共的行动表明，赫鲁晓夫撕破了假面具，露出了反华真面目，进行公开论战。

王鲁湘：苏共公开信发表不久，钓鱼台写作班子立即投入起草评论公开信文章的准备工作，8月初毛泽东召开中央常委会，专门研究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他提出在回答苏共时，也可公开指名道姓批评苏共领导，特别是可以指名批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解说：从1963年8月开始，钓鱼台8号楼的写作班子着手起草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文章。

吴丽元（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之女）：毛泽东呢，非常重视这个反修文章，他把这个作为我们与苏共斗争的一场战役来打，当时毛主席出了一系列的题目，就是论和平过渡一个问题，以及包括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什么，苏联提出来了它的总路线，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总路线。

另外还有一些其它的题目，就是分的小的题目，后来这些都是由毛主席定的。毛主席说这些题目要同时写，分人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说这个成熟一个拿出一个，不一定要修改得非常好，就不一定要就是搞的非常好就拿出来，说丑媳妇不怕见公婆，披头散发拿出来也可以，拿出来以后我们再讨论。

卢弘（《伍修权传》作者）：另外呢中联部给这些写文章的人提供资料，提供信息。

徐焰（军事历史专家）：把各种各样的有关的，这期假如讨论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那就把这个有关什么革命导师啊，那多少人组织啊，翻这个马列选集啊，全集啊，从中间找这个有关的语录看看，最后看用哪一条。

唐修哲（原新华社驻苏联记者）：我看到苏联出版了一本书，书里面提到有一句话，这个意思就是说苏联跟美国要一起来，或者叫领导世界或者是管理世界吧，大致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就把它摘录下来了，摘录下来也把这个送给这个秀才班子去了。那秀才班子后来，就是要为了要核实这一点就要我找，我那时候正好是感冒了正躺在床上，新华社的同事们就来找我，把我拉起来，拉到钓鱼台去了。

解说：唐修哲到达钓鱼台的时候，写作小组的组长康生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

唐修哲（原新华社驻苏联记者）：康生就把这个问题提给我，然后把那本书的话给他看，看了以后在什么地方，他就核对了原文以后。

徐焰（军事历史专家）：然后让这些秀才们从中间挑，定好纲目之后，往里头这个充填，然后再妙笔生花。

解说：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显示，中方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先由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起草，然后经政治局常委讨论修改，最后由毛泽东审定。

朱睿真（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定稿以后啊，最后再送给毛主席、刘少奇，他们最后再审阅修改，最后才算定下来。这个过程一般都是好几次，当年叫七稿八稿了，一般呢都是五六次。

吴丽元（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之女）：毛主席每篇文章都亲自审阅，亲自修改，有的是修改内容，有的是修改标题，最后实际上都是由他定稿，甚至文章发表的日期也是由他来定。

王鲁湘：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通过《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用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论起始于1956年。这年4月，针对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上掀起的反共反苏浪潮，中共方面写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当修改这篇文章将近结束时，还没确定用什么形成发表，毛泽东提出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它的编辑部就是中共中央，以后凡是经过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讨论定稿的重要文章，都沿用这种形式，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解说：《求是》杂志的前身《红旗》杂志，自1958年创刊后，公开宣布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所以它的编辑部也代表中共中央，从这时起重要评论就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联名发表。

高放（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这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机关杂志，这两个集体的名义呢，很明显代表中共中央最高权威，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和机关杂志。所以用这种《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这文章呢，我觉得当时来说这是最强大的，表明这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是代表中央的，但又不是用中央名义发表的，这个认为是最适合的。

解说：以报纸编辑部的名义公之于众，中共中央采取这种方式，避免了出现两位共产党人双双抛头露面，在世人面前互相指责的那种局面。这里也包含着中共方面，在论战中处处留有余地的意味，只是这些曾经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大报的整版文章，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原声模拟：在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面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的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好得很，好得很。

赵忠样（著名主持人）：九评这么大的一个，我们当时叫宣传任务，下来了以后，作为播音员来讲如果你能够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的广播，第一、是你的荣耀，第二、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光荣的任务。

葛兰（夏青夫人）：当时播呢，播之前呢，因为这种这么长的东西，不是拿起看一边就能播的，里头也是要分析啊，要理解啊，所以有时候最初呢，就连那个梅益局长他也参加。大家坐在一起，坐在那个大的会议室里头来分析这个稿子，我们这段用什么态度，我们既不能够是声嘶力竭对着骂，不是这个，而是说我们讲道理，我们以理服人，有理有力有节。

原声模拟：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这是造反，这是不许可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这是革命，这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赵忠样（著名主持人）：就是每一个顿号停，大概停一秒多一点，逗号停一秒半，句号停到两秒。如果我是这么播的话这篇文章是散的，但是确实你掐表的时候呢，可以说他就是机器，就那么标准，就那么标准化，但是你听起来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葛兰（夏青夫人）：你比如说，我记得那个对赫鲁晓夫那个说吧，那一句我印象最深。就是说“好样的，站出来”，我们那么笑着说的，但是很有力量。

解说：九评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外播出后，在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播到第五评的时候周恩来甚至亲自到广播事业局，接近所有九评组的工作人员。

赵忠样（著名主持人）：周总理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总理接见完了以后我知道的，据说陈毅和邓小平同志都跟总理一块儿来了。来了以后呢，首先呢就是作为党和国家的这么重大的一个政治的这个任务给电台，电台完成得这么圆满，他们是表示满意的，一方面检查工作，一方面表示一种鼓励、表扬。

尽管是党中央领导的这样一场论战，但是你要知道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听众，他也会从广播里面听到了夏青这种震撼人心，令人非常震撼的这样一种播音，这样一种气度的表达，而这种气度的表达也可能正是周恩来总理非常肯定的。

王鲁湘：九评第一阶段刚完成，周恩来专门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了电台播音员夏青和九评组的工作人员。当时做出决定，从国务院的一笔专项用款里拨出一部分钱，给全国在现职的播音岗位上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提一至三级的工资，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乃至今日是绝无仅有的。

原声模拟：列宁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徐焰（军事历史专家）：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来讲是心理，一方面当然是那个坚信我们中国方面讲的都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心理上有时候也感到别扭，这其实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心理。因为这个传统的苏联这个文化的影响啊，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苏联的东西比中国还多，小时候看《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啦，那时候讲的中苏怎么友好，怎么一下子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就心理有时候受到的冲击感到很别扭。

解说：事实上当亿万中国人被九评所激动或困惑的时候，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亿万苏联人也同样的被苏共中央的论战文章所深刻影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当时所掀起的这场意识形态斗争，已经开始偏离了他们最初设定的轨道，而最终导致了中苏两个民族之间的敌对和冲突。

原声模拟：苏联当局很得要死，怕的要命，千方百计要破坏这些新闻橱窗。

唐修哲（原新华社驻苏联记者）：那时候我们使馆前面有一个图片展，过一段时间就换，过一段时间就换，这个图片也是比较客观的，没有什么政治性的，就是我们新华社提供了一些图片使馆把它陈列出来，有的时候过路的人还可以站下来看看什么的。

但是有一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年轻人跑到那儿，就把我们的橱窗砸了，砸了已经呢，特有意思，就是他们的警察就是保卫使馆的警察把这个人抓住了。抓住了以后，这个打碎了玻璃砸烂橱窗，这是侵犯了我们国家的主权了，那么我们的使馆的这个工作人员出来看这件事。当时文化处有一个工作人员叫刘广志，他很聪明，他看到这个民警手里面拿了一个证件，显然这个证件是这个干这个砸橱窗的这个人的证件，他就啪一下就把这个证件的话抢过了，结果还是真正就抢来了，抢来了一看，这个证件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有了这个证件，我们使馆就可以向苏联方面提出抗议了。

砸橱窗这件事情显然不是他个人的行动，是受到指示的，我们当时莫斯科分社的首席记者谢文清，他的话当时不在场后来晚上回来了，看到这个事情的话他就赶紧开了一辆汽车，跑到那个橱窗那个地方，把头灯大亮了，然后把这个橱窗拍了照，拍下来发回到家里来。

解说：两年前的1961年9月唐修哲赴苏联工作，对外的身份是新华社驻苏记者，而对内则是翻译。中苏两国矛盾激化时，身在莫斯科的他亲身感受到了中苏关系的复杂变化。

唐修哲（原新华社驻苏联记者）：据我们当时在那儿这个工作期间的话，知道很多地方苏联人的话是听到我们的俄文广播，我们的中国留学生也能够听中文的广播。因为我们在这个广播方面的话，还是做得不错的，就是无论是俄文的播音员，还是中文的播音员都是声音洪亮，不是怒气冲天，但是还是就是说道理的。使得人很容易注意愿意来听他，所以这样一个状况下面的话，应该说我们的这个九评苏联的话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九评发表的过程当中，当时的总理，苏联的总理柯西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文章太厉害了。这一句话，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这一句话，当然他跟潘自力谈这句的话是悄悄地谈的，只是随便发表他的感想吧，或者他的印象吧。但是这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九评对苏共领导人还是产生了影响。

解说：九评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苏方发动的更大规模的文字讨伐，使得中苏两党的矛盾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显而易见在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大张挞伐无限上纲之后，要想再使这种激烈的相互攻击停止下来已不大可能。

但是在经过了几年的反复，憋着一股气的毛泽东反倒是对这种状况比较满意。他公开说，从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大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至于这样做，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他的态度是，我们不要分裂，但我们对分裂有思想准备。

李丹慧（历史学者）：两党这种分歧呢，其实是真是没法排解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排解非得要争到底呢，那就是因为我们要确认，就谁都不能够放弃说自己错了。你要错了话，你的合法地位都没有了，你就退出这个实际上你等于是退出这个国际共运舞台了，我必须坚持我是正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正确的，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然后让国际共运沿着这个路线走。

大论战呢，实际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是在哪儿呢，虽然那些文章都写得洋洋洒洒非常漂亮，很好。那么特别是第九评，对吧，那个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那十五条，其实就奠定了后来，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而且是毛泽对这辈子也是认为他做的最重要的，也是他的一个创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际上九评的时候，为这个理论奠定了基础或者说是一个雏形。

解说：大约两年之后，毛泽东下发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时，改写了其中有关对苏联评价的部分。写下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这句份量很重的话，不过事实上在九评写作的过程中，这个判断其实就已经得出了。

王鲁湘：据中共统计，在双方论战中，苏联前后发表了两千多篇文章，而中国发表文章的总数目前尚无人统计，不过中苏论战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它对中苏两国的内政都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

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中苏论战是在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