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香港哪里吃的最多:“文革”中几大老帅谈如何书写军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0: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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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我被分配到军事科学院任副政委。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元帅当时被“疏散”到湖南，粟裕和王树声两位大将商定，由我分管战史研究部的工作。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根据叶帅指示，决定立即采访健在的老帅。如今，30多年过去了，我向朱德总司令、陈毅元帅和萧克将军等老同志请教军史问题的情景，依然历历如新。 叶帅指示：抢救活史料“要赶快抓，我就抓晚了” 军史、战史的编研是军事科学院的主要任务之一。1958年军事科学院成立之初，叶帅就布置编史的准备工作：一方面从军委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搜集史料并进行整理，一方面培养历史研究人员。到1964年，军事科学院已复制了我军抗美援朝之前的大量文电资料，经过校对、整理，编印出一部分《战史资料汇编》和《战史资料选编》，供领导和专业人员内部参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原分管战史部工作的钟期光副政委受冲击，而且身体也不好，所以这项工作就停了下来。 1968年，军委办事组下令将军事科学院千方百计收集、复制的档案资料，以及《战史资料汇编》和《战史资料选编》封存在北京卫戍区。但1969年黄永胜又要求上交收集的这些资料。向仲华副政委告诉我，这些资料里有很多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作战电文，其中包括批评林彪的内容。眼看我军战史研究工作将被釜底抽薪，多年的劳动可能付诸东流，院领导忧心忡忡，战史部的同志心灰意冷。军事科学院几位领导商定：总参不是同意我们按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为部队编写《战例选编》吗？史料上交的事就以此为由尽量拖延吧。当年的军委办事组主宰着军委日常工作，身为军委副主席的叶帅对此也只能设法周旋。 叶帅很重视活的史料，“文化大革命”前曾作这样的指示：“我们目前的史料工作还只能从历史文电的表面去理解，内在的东西还在毛主席他们的记忆里，本质的东西还在他们头脑中。”“诸帅的一生有多少宝贵经验保留在他们头脑里。罗帅、刘帅身体不好，如有三长两短那是多大损失啊……要赶快抓，我就抓晚了。”不幸的是，当我接触这项工作时，罗荣桓和贺龙两位元帅已经去世，彭德怀元帅则因为被关押隔离，根本无法接触。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重新起用已经靠边站的几位老帅。叶帅返京，并于九一三事件之后主持军委工作。我在1971年9月中旬从青岛疗养院返京，复出工作的宋时轮副院长说：叶帅交代要为编军史抢救资料。战史部积极性很高，建议首先采访健在的老帅。我与几位元帅还算熟悉，又分管此项工作，带队访老帅的事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陈老总反问：“你们写军史怎样评价彭德怀？怎样评价贺龙？” 因为有关红军长征后南方根据地斗争的文字资料很少，所以访问的第一站就选定为陈毅元帅。那天，我和战史部部长丁永年带着两位研究员来到陈毅元帅的家。当时陈老总气色还不错，我直接说明了来意：“陈老总，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你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陈老总问：“你不是搞（总参）三部工作的吗？怎么问这些事？”我告诉他，我现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叶帅要我们搜集资料写军史。 陈老总想了一下，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写历史是下一代的事。你们写军史怎样评价彭德怀？怎样评价贺龙？”看着我失望的样子，他接着说：“红军长征时我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扔在江西。三年游击战争，天天躲躲藏藏，有啥子可谈的！你们回去告诉剑英，他的想法是好的，可惜现在还不是写军史的时候。” 很明显，陈老总不愿谈。我和战史部的同志只好告辞，怏怏而归。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与陈毅元帅交谈。从采访的角度看，这次任务没完成，但陈毅元帅留下的那几句话，本身就是一件重要史料。 林彪事件逐步在党内、军内传达之后，批判林彪集团，肃清其流毒成为当时的大事。中央动员老同志揭发林彪的历史问题，陈毅元帅抱病参加了座谈会。大家后来都看到了陈老总的发言记录，他讲得很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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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陈毅发问：写军史怎样评价彭德怀贺龙？
作者：彭富九 来源：《百年潮》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30日 点击数： 69 ( 字体：小 大 )核心提示：陈老总想了一下，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写历史是下一代的事。你们写军史怎样评价彭德怀？怎样评价贺龙？”
1970年，我被分配到军事科学院任副政委。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元帅当时被“疏散”到湖南，粟裕和王树声两位大将商定，由我分管战史研究部的工作。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根据叶帅指示，决定立即采访健在的老帅。如今，30多年过去了，我向朱德总司令、陈毅元帅和萧克将军等老同志请教军史问题的情景，依然历历如新。 叶帅指示：抢救活史料“要赶快抓，我就抓晚了” 军史、战史的编研是军事科学院的主要任务之一。1958年军事科学院成立之初，叶帅就布置编史的准备工作：一方面从军委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搜集史料并进行整理，一方面培养历史研究人员。到1964年，军事科学院已复制了我军抗美援朝之前的大量文电资料，经过校对、整理，编印出一部分《战史资料汇编》和《战史资料选编》，供领导和专业人员内部参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原分管战史部工作的钟期光副政委受冲击，而且身体也不好，所以这项工作就停了下来。 1968年，军委办事组下令将军事科学院千方百计收集、复制的档案资料，以及《战史资料汇编》和《战史资料选编》封存在北京卫戍区。但1969年黄永胜又要求上交收集的这些资料。向仲华副政委告诉我，这些资料里有很多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作战电文，其中包括批评林彪的内容。眼看我军战史研究工作将被釜底抽薪，多年的劳动可能付诸东流，院领导忧心忡忡，战史部的同志心灰意冷。军事科学院几位领导商定：总参不是同意我们按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为部队编写《战例选编》吗？史料上交的事就以此为由尽量拖延吧。当年的军委办事组主宰着军委日常工作，身为军委副主席的叶帅对此也只能设法周旋。 叶帅很重视活的史料，“文化大革命”前曾作这样的指示：“我们目前的史料工作还只能从历史文电的表面去理解，内在的东西还在毛主席他们的记忆里，本质的东西还在他们头脑中。”“诸帅的一生有多少宝贵经验保留在他们头脑里。罗帅、刘帅身体不好，如有三长两短那是多大损失啊……要赶快抓，我就抓晚了。”不幸的是，当我接触这项工作时，罗荣桓和贺龙两位元帅已经去世，彭德怀元帅则因为被关押隔离，根本无法接触。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重新起用已经靠边站的几位老帅。叶帅返京，并于九一三事件之后主持军委工作。我在1971年9月中旬从青岛疗养院返京，复出工作的宋时轮副院长说：叶帅交代要为编军史抢救资料。战史部积极性很高，建议首先采访健在的老帅。我与几位元帅还算熟悉，又分管此项工作，带队访老帅的事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陈老总反问：“你们写军史怎样评价彭德怀？怎样评价贺龙？” 因为有关红军长征后南方根据地斗争的文字资料很少，所以访问的第一站就选定为陈毅元帅。那天，我和战史部部长丁永年带着两位研究员来到陈毅元帅的家。当时陈老总气色还不错，我直接说明了来意：“陈老总，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你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陈老总问：“你不是搞（总参）三部工作的吗？怎么问这些事？”我告诉他，我现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叶帅要我们搜集资料写军史。 陈老总想了一下，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写历史是下一代的事。你们写军史怎样评价彭德怀？怎样评价贺龙？”看着我失望的样子，他接着说：“红军长征时我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扔在江西。三年游击战争，天天躲躲藏藏，有啥子可谈的！你们回去告诉剑英，他的想法是好的，可惜现在还不是写军史的时候。” 很明显，陈老总不愿谈。我和战史部的同志只好告辞，怏怏而归。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与陈毅元帅交谈。从采访的角度看，这次任务没完成，但陈毅元帅留下的那几句话，本身就是一件重要史料。 林彪事件逐步在党内、军内传达之后，批判林彪集团，肃清其流毒成为当时的大事。中央动员老同志揭发林彪的历史问题，陈毅元帅抱病参加了座谈会。大家后来都看到了陈老总的发言记录，他讲得很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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