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冬季旅游游记:来自中寨村自杀报告

来自中寨村自杀报告 

作者：杨豪    文章发于：文化纵横    

一

牛年春，我约《中国青年报》记者丛玉华，《农民日报》记者何红卫，来舒山村采访之后，从舒山村二组大垅翻山越过一条几乎不叫路的羊肠小道，徒步去中寨郭家岗了解情况。舒山村书记雷鹏安作向导，一路看，一路介绍。走过一个叫郭石坳的小村，这里原来住着四户人家，郭生宝、郭家运、程宝坤、程宝国，屋后有竹林，屋旁有桃树、杏树、李树，门前有水塘，可以想见，当时是一个多么山清水秀的迷人的小村庄，如今只剩下断墙残壁。孤老程宝坤双目失明，两年没人管，只能靠乡亲门接济，生活无着落。程宝国没儿子，只有跟着女儿过，后来女儿也因家庭负担重打工去了，他依旧成了个孤老，靠女儿也靠不住。郭生宝老死后，郭加咏便搬走了，这里再也没有人住了。断墙残壁爬满了爬山虎，显出了这里的荒凉，附近的农田也整个儿长满了齐腰深的茅草，没人耕种了，有的田块上已经长了树。我们默默的看了一会，拍了照。

我们穿过郭石坳，走进一个叫万丈沟的地方，已经是悬崖峭壁，无路可走，只听见深涧下是潺潺的流水声，却不见底。雷鹏安说，这里原来是他上学的路，长时间没有人走，路也就消失了。雷鹏安带着我们左穿右突，才找到一条村人砍柴的路。路上横着好几株碗口粗的松树，挡着了我们的去路，再看旁边锯倒了不少大松树。雷朋安说，中寨村民走的都走光了，剩下的人没钱用就砍树卖，以破坏生态资源为代价。一边走我们还看到一面面山坡上被看柴薪的村民砍得光秃秃的，满是白森森的桩子，天一下雨，肯定水土流失严重。

我们好不容易花了进两个小时的功夫，终于到了这中寨村最近的郭家岗。听说有人来调查，几乎所有的村民都跑了出来，眼巴巴地看热闹，其实全部的村民也就20几个老头和妇女。首先进入我们的视线的是一个破破落落的村庄。大部分倒的倒，塌的塌，断墙的断墙，残壁的残壁;一个空洞的门楼，一个个大门上挂着锈迹斑斑的铁锁，显然人去屋空。给人印象是一个废弃的村庄，村民中有一个是老书记郭生元，他一个人在家，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郭安心当兵后在县工商局开车，二儿子郭国心为了孩子读书在镇上租了房子居住，老伴帮忙照护孩子去了。三儿子打工在外面说了一个女朋友，但女家嫌郭家岗远，不愿嫁过来，三儿子只好到外地女方那边当坐堂女婿去了。家里就剩下郭生元了。四儿子也因为娶不到媳妇，经人牵线搭桥到孝感女方家当上门女婿。他的两处房子，垮塌了一处，他也懒得修，他说修了也没人住，等于白修，就他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多。

郭生元还告诉我们，他当了10多年村干部，如今老了，也没有半点福利待遇和照顾。对于他提出在这些村干部待遇问题，我们还一时无法回答他们。这应该是政府管的事和社会学家研究的问题。

我们问，这个湾原来多少人，郭生元和郭明才告诉我们，这郭家岗原来330人，大集体时可红火，分成二个小组，只是近10年之间，打工的打工，搬走的搬走，搬到那里去了我们都不知道。由于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许多年轻的后生呆在家里连个媳妇都找不到，只有出去，到别人那里当上门女婿去了。这些伢们到外面打工还能“骗”个媳妇，但人家都不愿意嫁到郭家岗来，男伢只有到女方那边去，所以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就剩下这些老头和老太婆。等这些老头老太婆一死，郭家岗就没有人了，村子就不存在了，消失掉。

如今，郭家岗只有一个还算年壮的郭明才没有走，他当过兵算是有点头脑的人，他靠走村串户收谷子、茶叶、板栗等土特产或是破烂什么的，他若不是搞点小买卖赚点脚力钱，就没法过活，他的哥哥郭明友在10年前就搬走了.他感叹地说：“舒山那边还来了个副省长看看，我们这儿成了个死角，没人管，到过中寨村最大的官就是修太子庙水库时，来了一个水利局副局长。如今，郭家岗村民不知道乡里书记镇长姓甚名谁，平时乡里干部都很少来，因为不能通车，要来郭家岗只有用脚走，就算乡里干部来几回，也都是催粮派款的。

我们问，改革开放这么多年，郭家岗就没有一点变化么？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变化个啥？三十年，村子越变越穷，越变越破，人越走越光，倒象回到了三十年代没解放那时候一样，萧条和破败。” “说起来好笑，中寨村连干部都没人当，前年，村支书余双成悄悄跑出去打工去了，拿不到工资不想当书记。中寨村书记不好当，人都走光了，税费都收不上来，乡政府老逼他，他只有跑了。”“说句笑话，过年时那家杀年猪，连帮忙捉猪的人都找不到，要是死了人，连抬棺材的人都凑不齐。”

“听说，前几年，你们这儿也寻短路了好几个人？”我们问。

“是有这事。”在一旁的郭家权说：“我老婆陈幼云就是四年前死的。”

“什么原因呢？”

“穷呗，日子过不下去呗！”

郭加权当时没有讲述他老婆死时的细节，是我再次回到老家时通过别人了解到的。村里人都说陈幼云是个好人，她在村里人缘好，谁家有事都肯帮忙，既不跟张家红过脸，也不跟李家闹过矛盾。谁都认为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死。据说她的死是因为有一天乡里和村里收提留，他家欠着137块钱，男人郭加权不在家，乡里来了“棒子队”催得急，半点也不准拖延，他一个女人家借不到钱，急得没法，再说，村里人也都在为交税着急，自然也无人有钱借她，没办法，他只好把自家的花狗买了，而那天也还好来了个收狗的。她的这条花狗跟她生活了10多年，很通人性。冬天，常跟男人去打猎，撵起兔子和野猪来很管用，常常咬住野猪的腿不放，让野猪跑不动，男人就一铳能打倒。如果没有这条花狗，男人打猎时可能打不倒野猪。山里的野猪特别多，常常糟蹋庄稼。花狗还很聪明，有时，他自己上山咬些野物回来，比如一只山鸡或者一只兔子，咬死后，它不直接衔回来，而是放在屋后某棵树下，然后回来向主人报信，“呜呜——”地哼着，咬住主人的裤管往外拉，然后它摇头摆尾的在前面带路，给主人一个惊喜。每当陈幼云和男人郭家权见到狗跑进来“呜呜”地哼，就知道花狗又咬野物回来了。于是，把野兔、山鸡剥了洗了，用青椒暴炒美美地吃上一顿。她家因有这只花狗，常常能吃到野味，人吃肉，就把杂碎下水给狗吃了，夜里，花狗看门又很细心，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报信，这样通人性的狗，一家人自然舍不得……

男人郭家权回来后，果然责怪女人不该把狗卖了的，说她没头脑，短见识，好毒的心，男人气得两天没理他。陈幼云也好伤心，她觉得男人错怪了她，一气之下，跑到厕所里用一根绳子给吊死了……

后来，村人不解，这么矮的茅厕怎么能把人吊死？肯定冤鬼找上她了，死时，脚还在地上，没有悬空，肯定是她把脚缩着，让身体的重量悬落在勒住脖子的绳子上断气的。更不解的是为了一条狗去死了。

据我的老乡现在湖北某部服役的郭翔告诉我，郭翔的老家正是郭家岗人，当时，他在外当兵。有一次，他回老家探亲，碰到过陈幼云，那次，陈幼云挑着一担柴到东新街上去卖，走得很累。按辈分，陈幼云应该叫郭翔为叔，陈幼云说：“哎呀，叔子，您总算考军校当干部走出了郭家岗，我们却一辈子在那里苦熬,伸不了头。”

“是的，我那时也买过柴禾，山里人，没有什么别的经济出路，只有卖柴，换个油盐花费，家乡人真是不容易。”郭翔也感叹了一句。

“挑柴卖，要跑20多里地，还要上坡翻岭，上一趟街，骨头都要散架，才卖5块多钱，这样活着几累哟！下辈子投胎不再投到山里。”

“不过现在总比以往好些，路要宽些，回来请个三轮车吗？免得这么累。”

“请个三轮车，来回得10块，一担柴还不够车费钱。”

“能不能搬出来呢？不在郭岗住。”

“搬到按儿去呢？农村人，搬出来还不是种田，外面人生地不熟，别人欺负你，为个人，难啊！”

“慢慢来吧，以后，条件会好的。”

他们一路走来，陈幼云说了很多悲观的话，也坦露了她自杀前的心理轨迹。从那之后，郭翔就没有见到她，再下一次，他探亲回来，就听说陈幼云上吊自杀了，他还为次伤心了好一阵子。

“是的，我的老二谈得强也是5年前死的。”在场的老大谈得刚说，“我老二只要是生活困难，，连买杂交稻种子的钱都没有，老婆骂他无用，连骂了三天，他觉得一个大男人活在世上没脸，就偷偷跑到山林里吊死了，三天后才发现的。他生前一直迷上了基督教，整天“主啊！主啊！”地把信仰寄托在神灵上，他死了正好到他的“主”那儿去了。”

“据说还有一个郭道祥，也是自杀死的？”我们问。

“郭道祥……不是自杀死的。”郭生元说。

但对于郭道祥的死有争议，有说他是，有说他不是，据杨豪道过侧面了解郭道祥确实是自杀的，但他们为什么不承认呢？据在郭家岗长大后搬走的郭明友透露，他直接肯定的说，郭道祥是自杀无疑，他是郭岗人，他最清楚。如今，郭姓人一直不愿意说，是因为怕说了郭道祥自杀的话，于儿子的名声不好听，我知道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不愿意透露真情本意是好的，反正死去的人已经死了，不能让活着的后人再背不好的骂名，活者的人还得继续活下去，就得顾全他们的脸面，让活着的人活得轻松一些

后来我们通过各方面的打听终于了解到郭道祥死因的真相。

郭道祥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喜明常年在外打工，媳妇在三里街上租了房子照顾子女读中学。小儿子悦明嫌郭家岗穷，搬到三里土城村去住，在那里找了个媳妇，就不要这个家，老伴去帮助小儿子照顾幼小的孩子，郭道祥就成了一个有儿有女但没人管的“孤老”，守着郭家岗的老房子，一个人在家熬日子。如果他身体好，也还过得去，关键是他有“气力”（气管炎），不能干重活，一动就喘气，一咳起来就全身抽搐，人就抽做一堆，腰都直不起来，有时一口气喘不过来，脸都憋乌了，晚上睡觉也咳嗽，咳得根本不能入睡，可以想象活着的艰难，村人说，象他这样活着，真是生不如死。由于儿女都不在身边，老伴也不在身边，郭道祥平时的生活就没人管，自己不能劳动，不能照顾自己，经常饱一顿饿一顿，他觉得为人咋这难。一天晚上，他咳得死去活来的时候，觉得活着受罪，想不开，喝了小半瓶农药，结束了痛苦。

后来，据村民告诉我，郭道祥死的时间还不是很长。2001年5月间，死的时候是65岁。说起来，郭道祥还当过大半辈子民办教师，一直没有转正。正因为他有文化，所以他给两个儿子取的名字也含义深刻，他给大儿子取名“喜明”，他给小儿子取名“悦明”，两个名字合在一起就是“喜悦”二字，他原以为有了两个儿子就够他“喜悦”，够他幸福的了，没想到这“喜悦”竟是一场空“喜”，一场空“悦”。儿子不能守侯在自己身旁尽孝，自己老了没人管，落得这样一个悲惨的命运，最后只好选择自杀。

我们还了解到郭家岗另外几名自杀者的名单：雷德生、郭道云、郭生智、郭道先、郭道品、项幺婆……另有5名莫名死因死亡的，他们是郭生富、郭道勤、郭大黑、郭道亮、郭道龙，共19人，我无法面对这一群沉重的死亡名单。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放在后面叙述。我们接着第一次的采访写完。

在郭家岗的采访中，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走的走了，死的死了，留下来的人该怎么过？“你们现在最迫切的要求和心声是什么？”我们心情沉重地问。

“我们说了也是白说，没人管的。要是有人管了，我们郭家岗就不是这个样子。”郭明才说，“我们最着急的是没有学校，孩子没地方读书，小学三年级就没有办班，就得到镇上租房子住，每年学费加房租费加生活费最低最低也得三五千块，我们根本负担不起。再一个，就是能修一条象样的机耕路，让外面的东西能拖进来，村里的东西能拖出去，减少我们肩挑背扛的痛苦，我们建房子连水泥、沙子都运不上来。没有路，什么也别想搞。其实，我们郭家岗山场面积阔大，长着很茂盛的草稞，如果发展养殖业象养羊养牛还是很合适的；搞种植业也可以，种些药材和值钱的东西就更好，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就是有启动资金，我们偏远，掌握不了信息，又想搞，又怕搞亏本了。所以我们左右为难，只能维持现状。”

“如果村里不发展，恐怕许多人还得走。过去中寨村600多人，还有另外几个村民小组，现在只剩下不足200人，象我们郭家岗是原来人最多的组，400多人，现在差不多走光了，就剩下我们这些老货。”郭生元忧心忡忡地说。

对于中寨村的人口大流失，村民大逃亡，我们也产生了很多忧虑，类似这样的现象绝不仅仅是中寨村，我们在下乡采访时经常看到的是土地大面积抛荒，农村人口大量流失，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制止呢？媒体上也经常公布，亿万农民进城，当然农民进城并非坏事，城市建设也都是靠农民在搞。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倘若9亿农民都涌入城市，同城市人抢饭吃，城市就无法承受。我想这肯定又是一个灾难，就会出现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就会把城市吃掉，想一想真是可怕，按农民逐年进城人数增多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情况绝对不是不可能。倘若真是这样，社会肯定会发生动荡和不稳定。

虽然现在国家的政策是允许和鼓励农民进城，转移农民，富裕农民，但如果农村都象郭家岗一样农民全部抛荒弃田，离家出去，涌入城镇，农民都不种田，国家粮食安全也会成问题。经济部门不是一再公布粮食生产一再减产。真象布朗先生预言的那样：“二十一世纪，谁来养活中国？”我们的决策者，应该多一些忧患意思啊！

俗话说：“故土难离。”农民不是迫于无奈是不会背井离乡的。但现实是，不出门打工，困在农村，经济收入是死门。但农村大量的土地不能搁荒啊！必须留住部分农民，不然发展农业从何谈起？发展农村经济更是一纸空文，人都没有了，还怎么发展？农村不发展，国家就不能兴旺，前任江总书记不是在十六大会议上精辟见解地强调“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

现在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最大的困惑是农村没有人，我们一方面还要鼓励农民回乡创业，一方面还要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农民都往城市挤，最终不是农民真正的出路。

也有社会学家说：“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但要想留住农民，政府必须改革他们的生活环境，生存状态，加大对农村对农业生产生活设施方面的建设投入。”就象郭家岗，村民上街没有路，孩子读书没学校，在家的小伙子连个媳妇都找不到，这怎么能留得住他们？所以，我们的政府要制定出新的措施，让农民在自己的家乡创业，现在农村一片破败荒芜，太需要有人在农村的大地上创业了，。比如水利要修，渠道要挖，通讯设施要搞，交通要改善，文化生活要丰富……等等许多要干的事。眼下，大批的农民出去，大片的田地抛荒，造成地方政府大批的税费收不上来，如此下去，基层政府也会拖垮的。所以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引领9亿农民努力增收”是英明的政策。

二

由于此次了解情况不尽如人意，我们感觉中寨村民对我们隐瞒了一些什么？我们决定再去。10天后，我们又第二次造访中寨村，同行的还是《中国青年报》记者从玉华和《农民日报》记者何红卫。因为中寨村不通公路，我们依旧从舒山村翻山越岭走进去，花了两个多钟头的工夫。这回是舒山村村主任吴亮明带路，我们又见到了做小商贩的郭明财，他这次喊来的人更多，有死者雷德生的哥哥雷国生。雷国生说他弟弟雷德生读完初中后，一直在家干农活，91年间，那时候农民还不知道外出打工，要是打工外出了兴许还不会死，直到26岁，德生还没有找上媳妇。而且住在鬼不生蛋的太子庙，比郭家岗还远2里路，也是郭家岗的一个小组，郭家岗2个行政小组，5个自然湾，即前面提到的已没有人烟的郭石坳，还有地田村。郭家岗的姑娘、甚至中寨村其他村的姑娘纷纷外跑，而外面的姑娘根本不嫁到山里来，所以，山里的小伙子弄不到媳妇也就在情理之中。雷德生整天精神忧郁，一天到晚象个霜打焉的茄子，不跟人说话。雷国生同弟弟分家多年，自己有老婆孩子，整天忙于生计，也顾不得注意观察弟弟的思想情绪变化。那是五月的一天早上，此时正是大忙的季节。看到弟弟德生家9点多种太阳升起老高还没有开门。农村人是不睡懒觉的，太阳晒屁股还不开门被称为是“懒汉”，尤其是大忙季节。开始，雷国生以为弟弟是病了，喊了几声也不开门，他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用菜刀把门拨开了，一看，立时傻了,他发现弟弟德生用一根牛鼻绳悬在梁上，不知什么时候就断气了，舌头伸得老长。弟弟就这样结束里26岁的生命。许多年之后，这个镜头还一直刻在雷国生的脑海里，消磨不掉。

“你们中寨村到底死了多少人？”《农民日报》的记者何红卫进一步问。

“莫乱说，莫乱说——”郭明财象第一次一样，眨着一双狡黠的小眼睛，在打话岔。

我有些不悦，说：“明财表叔，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在村里是个明白人，希望你能说真话，结果你却不说。我明明知道中寨村死了10多人，我老家就在那边，早听人说，你为什么要掩盖事实真相？”

这时，记者何红卫也开口了：“我们这次来采访你们，是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对你们有帮助，你们要是隐瞒自杀的真相，以后再想有人反映就没这个机会了。”

郭明财一脸窘态，半天，他叹了一声气：“你们不知道我们当农民的难哪！说了真话以后上面的找我们的麻烦。四年前，乡里的国策队不知为啥事来个8个人，要把我抓去住学习班，我现在想起来都怕。”

“你反映村里村民自杀这个现象，有不是告谁的状，谁找你麻烦呢？”何卫红安慰道。

“那你把你电话留下，他们要是整我，我就找你。”郭明财透出一种农民的精明和胆小。

“行，走时我们会留下电话的，放心吧！”

郭明财这时才打开话匣子：“就先说我自己的家吧，我父亲也当了一辈子大队干部，现在不能动了，瘫痪在床，在妹妹家住着，我们兄妹三人轮流赡养。我父亲有严重的气管炎，治不好，咳嗽喘气，一咳嗽起来床都震动了，一晚上咳到天明，我知道父亲受罪，但没办法。要是我们兄妹不讲孝道，恐怕我父亲活不到这份上，又有病，又受罪，要是没人管，恐怕也会自杀的。我大哥郭明友也是因为孩子没地方读书，全家搬到东新乡燕山村去了，两年前，嫂子也死了，日子苦得很，两个孩子还是没读成书，打工去了。我家里的情况虽然说好一点，要不是我舍得吃苦，走村串巷收点破烂什么的，赚点脚力钱，光种种田，恐怕我的孩子也读不成书了。我的大儿子最终还是没有读完初中，就到南方打工去了，就是打工也要让孩子多读点书。没文化，打工没人要。”

郭明财开了口，在座的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了自己的家庭情况。组长郭自明说：“我们想发展一些家庭副业，没有资金做本，信用社贷款难，2003年7月28日我好不容易贷1000块钱，半年还没到头11月10日就还了，竟算了152块的利息，这高的利息，我们不敢贷。说是小额农贷，扶持农民的低息贷款，其实在下面不是这回事。”

这时，坐在旁边的一个中年妇女，村人说他是上次见面的郭道申的儿媳妇，问她的名字她说她叫付久华，她说：“你们方才问到农民为啥子自杀，农民活不下去嘛！这也难，那也难，比如说，孩子读书没地方，小伙子说不上媳妇，山里人生了病没钱治，老年人没人管。象我家那个货老实，没出外打工，我也40多岁了，打工没人要，要不然，我们都走了，剩下我们家80多岁的老头子没人管，恐怕也会寻短路的。你到我们村问问，我们湾里都剩下一些老头子和老实货出不了门，年轻人都溜了。”郭道申的儿媳付久华快人快语，他是被郭明财请来帮忙做饭的。我想起上一次坐在靠墙边没发一言的佝偻着腰的老头党员，就是郭道申。

上次来的郭生忠今天也来了，他才48岁，由于患上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差不多半瘫了，不能干重活，农活都由媳妇干。儿子考上大学，借了一屁股债，将来咋还？

在村民的回忆中，他们悲哀地讲述了另外几位亲人自杀的情况……

郭道品。曾在抗美援朝中当过志愿军，立过功，回来后生活困难，申报补助，但民政一直没有下文。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郭胜生，二儿子郭小毛，小儿子叫郭三，胜生为了孩子读书到三里镇街上租了间房子做豆腐，一边维持生计，一边供儿子读书，很少回家。老二小毛在外打工谈了个武汉市黄陂区的的女朋友，但媳妇嫌郭家岗穷、远、偏僻，来了一回再也不来了，她说，她不愿意在郭家岗住，小毛要是愿意跟她好，那就搬到黄陂来住，小毛怕媳妇黄了，只好答应搬到媳妇那儿去落户。郭三也是在河南做工经人介绍说了一门亲，女方看上了郭三这个小伙子，也是嫌弃郭家岗不好，说：“你要是愿到河南来，我就答应跟你成亲，反正那郭家岗我是不愿意嫁过去的，要不然，就吹。”郭三想到在郭家岗不可能说上媳妇。只好答应到河南当上门女婿去了。

郭道品的三个儿子都不在身边，老伴也亡故了三年，自己感到孤独，病了也没人管。有一次他病了，很想吃肉，叫人带信要胜生割点肉回来，信是带到了，可等了5天胜生也没把肉带回来，就服毒自杀了，死的时候是63岁。郭道品死后，儿子不再回郭家岗，老房子全倒了。

郭道长是前面介绍的自杀者之一的郭道祥的亲兄，兄弟俩竟选择了同一种结束生命的方式。但郭道长终生未娶,是一个孤老，老了不能动，也没人管，只好选择自杀，结束痛苦。在农村，孤老这样自杀的概率很高，大多没有儿女，没有亲人，一旦老了，身体垮了，生活不能自理，想吃饭没人送，想喝口水也没人送，如此受罪，只有选择自缢。这些事例折射了农村养老问题的严重性,希望国家尽快启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孤老生存问题。

郭道先的死因是由于郭家岗的交通不便，许多村民纷纷迁走，儿子郭明奎也动了心思，要搬到东新乡燕山村去，他也阻挡不了，任由儿子去，儿子终于搬到了燕山村滴水崖湾。暂住在亲戚家，他只好跟了儿子。因为要吃饭，拣了别人三亩田种，尽管搬了个新地方，但还是农村，儿子还得照样外出打工，不然经济上就是死路一条。儿子打工走了，3亩田自然该他伺候了。老伴长常年瘫痪在床，也全靠他照料。后来，儿媳妇也跑出去打工去了，把孙子也甩给了他，也该他照着。所以，家庭负担全压在他身上，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一年比一年衰老，身体一年比一年差，干活很吃力，他想不干活也没办法。这时候，他就动了念头，自己活一天就要劳动，而自己老了又干不得，不如死了好，死了就不干活了，就是“享福”。在一个晚上的后半夜，老伴睡着了，孙子也睡着了，他就在柴房里用一根绳子上了吊，死的时候65岁。

村民还告诉我们，郭家岗还有一个叫乐昌华的青年人也是自杀的，他读过初中，算是村里有文化的人了，但就是28岁还讨不上老婆，同前面介绍的死者雷德生的情况近似。那时在91年，村里外出打工还不多，如果象现在能外出打工，就不会想不开去自杀。但那时许多高考落榜的回乡青年，长期困在家里，感到前途渺茫，再加之连媳妇都找不到，觉得没活头，心情忧闷，就寻了短见。乐长华就是这样，看不到前头和希望，就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快近中午了，村民还在继续历数他们村自杀的人员。郭道立说起来也是一个苦人，虽说有儿子，但儿子郭金城不在身边，转成公办教师后调到山口村教学去了，家里的责任田就全部压到他肩上去了。后来，媳妇为了招呼孩子读书也随儿子一块去了。所以他有儿子跟没儿子一样，家里就剩下他和老伴俩人相依为命，守着4亩薄田。郭道立种的那四亩田，就有好几十个田块组成，一畈田从下到上，成梯形，一出门就爬坡，送一担粪要走半天，挑得腰发酸腿发软。所以很难耕种。平时，他还有一头黄健牛要放，不喂牛就没法耕田。正是因为放牛的时候，天阴下雨，山路泥泞打滑，摔了一跤，把腰椎骨摔断了，没钱治，不能干活。眼看春种大忙季节开始，有人已在整水田，他却躺在床上不能动，心里急得如汤煮，使他又急又气，无奈自己瘫在床上，没得法。看来这腿一时半刻也好不了，最后还得痛死，不如干脆早点死，免得疼痛难受，也免得不能干活心里焦急，眼不见为净。四月的一天，老伴放牛去了，他就爬起来，摸索着用一根绳子上了吊。后来村人也搞不明白，他瘫着一只脚是怎么把绳子系到7尺高的楼檩上去的，反正听到他老伴放牛回来的呼救声，好几个人把郭道立从楼檩上解下来，已经就断气了。

郭道立一死，剩下他老伴一个人，牛被儿子回来卖掉了，把老母亲接到三里镇街上和媳妇一块住，5年再也没回来，房子都塌了。

在乡下，农民的体力劳动重，脸朝黄土背朝天，风里雨里，泥里水里，患上气管炎和风湿关节炎疾病的比较多，他们一般小病就拖，大病就熬，到医院看不起病，结果老了根子，治不好。到了老年，身子垮下来，病就严重了，患风湿关节炎的最后瘫痪在床。气管炎的后来成了半废人，一动就喘气，完全丧失劳动，甚至自理能力。这时候，倘若子女不孝，他们就会动自杀的念头。而这年头，子女哪有守侯在父母身边的？早天南海北地加入打工潮的队伍去了。所以，为解决九亿农民看病的问题，而农民看病难一直是老问题。看来，发展和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势在必行。

还有一个死者郭生智也是一个孤老，自杀的时候是61岁，他早年也曾娶过老婆，在68年过粮食关的时候，家里没粮食吃，常常剥树皮吃，或者采黄荆树籽炒着吃，吃了拉不出来，老婆活活地给胀死了， 5岁的孩子也饿死了。他心情极度悲观，好长一段时间，他打不起精神来。据村人说，老婆死了之后，对他的打击蛮大，他觉得没有脸面，连老婆都养不活，后来找了一个弱智的女人，没有生育能力，两年后也病死了。村人还说郭生智还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略通文墨的人，早年读过私塾，“之乎者也”念得几句，唐诗宋词也呤颂得几首，但这都不能当饭吃，这些墨水没发挥作用，最终烂在肚子里。他后来种了几亩田，闲暇之余，读点古书倒是一种享受，村人常常看见他手捧一本旧书，在摇头晃脑的呤哦，倒还蛮沉迷呢！村人认为他懂文墨，有见识，知礼节，所以，郭姓人遇到有什么大事，就请他拿主意，遇到郭姓人有红白喜事酬客，都得请他当“支配先生”，安座请客，相当总指挥的意思。他总是把酒席安排得有条有理，使得客人没意见，吃饱喝足笑呵呵地走路。所以，他是郭姓人的“智多星”，谁家请客都离不开他。大集体的时候，他当过小队会计，记记工分，算算帐目，倒也没有吃多大的亏。联产责任制后。他也分了两斗两升田（即1.1亩），一个男人种两斗田也不算吃力，因为那时他才50多岁年纪，在乡下还算正干活的老农夫的年龄，不算老。在乡下，70岁还种田相当普遍。

日子就这么过着，后来，本家一位兄弟过世了，他很想到兄弟家“背檩子”（即入赘上堂）同弟媳妇一起过活，组成一个家，年轻时的夫妻老来时的伴嘛，好在下半生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弟媳也愿意，但无奈侄子不同意，好事没有办成，但他还是牵牵挂挂地同弟媳妇好了几年，帮弟媳妇干活，种地。后来，族姓人也出面说和，侄儿子还是不同意，说找“继父”的名声不好听。他没法，这次老来的婚姻又遭到失败，给他的心理又是一个伤害。本来，前两次婚姻因为老婆死了，就给了他一个打击，使他精神忧郁了好长时间。这次“黄昏恋”没成之后，他的心情更加郁闷起来，一天到晚不跟人说话，愁眉苦脸，想是心理上极度痛苦了。

过了61岁的时候，他估计成亲的事没有希望，而坐骨神经痛的毛病也犯了，他的心情极度悲观，对生活也失去了希望，心恢意冷了，看来只有下辈子再成家。哀莫大于心死，一天晚上，他就服了半瓶子农药，到他梦中的“天国”去了。

……

不知不觉中，太阳已当顶，春日的阳光晒得人暖融融的。我们准备走，郭明财说：“饭早就做熟了，走哪儿去，按说，您们这些贵客是请都请不到的。”《农民日报》记者何红卫说：“我们抢在吃饭之前拍张照片，走，我们到村子转转。”我们从村北到村南，从村前到村后转了一圈，看到的郭家岗是一个破败的景象，房子倒的倒，塌的塌，有的仅剩下一院圈，破罐子、烂木头及破旧衣物到处都是。象是经过了一场战火硝烟似的。顺着前面一排房子数，一溜儿17家门户，现在仅剩三家住着人，飘出袅袅的青烟，算是有可一点人气。

郭家岗湾北头有一棵千年的古檀树，五年前曾一次被雷击中了，现在已经枯萎了，干枯的树枝就象是世纪老人枯萎的双手申向高高的蓝天，更加衬托了郭家岗的破败。半夜里，风刮在树梢上发出“呜呜”的声音，象是百岁老人在“哼哼”地发出可怕的低沉的叹息。古树的不远就住着郭家权，他没事的时候就在下面掏树根，因为树根已长到他家墙根下去了。村人说，古树是他挖死的。还有木匠郭生忠也常用锯子锯那枯树桠当柴烧。结果他们两家都倒了霉。村人说树大有神灵，他报复了郭家权，让他老婆陈幼云死了。也报复了郭生忠，让他得了风湿病半瘫不瘫的。

村人还说，自这棵镇湾树的千年古檀树枯死了之后，郭家岗便开始破败了，人慢慢地没有了，死的死，走的走，跑的跑，湾子里房子也大半倒塌了，就成了如今这个破败景象。

由于郭家岗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遥远。偏僻，许多青年后生娶不到媳妇，要么跑到外面当人家的上门女婿，要么用姐妹换亲，要么找个痴呆的没有行为能力的傻女做老婆，为的是继个香火，这就更加可悲可叹了。

死者谈德强的哥哥谈德刚也找了个痴呆女作老婆，原指望生下一男半女传个后，但10多年了傻老婆一直没有生育，最后只好抱养了个孩子传后代。

郭生元的二儿子郭国兴，也是因为讨不上媳妇，经人撮合找了个别人家的痴呆女作老婆，日常生活尚能料理。痴女为郭国兴生下了一个儿子之后，郭国兴便嫌弃这个傻媳妇，不把她当人，只让她干活，不给她饭吃，还三天两头的打他，病了也不给治。后来，傻媳妇让疾病给拖死了。就剩郭国兴和不满三岁的儿子，郭国兴依然成了光棍。

据郭家岗人自己统计，全湾有20多个光棍汉，老光棍加小光棍成了群。

这是一家兄弟四人的婚姻悲剧。老大郭生木讨不到媳妇，用自己的妹妹和一个姓张的家庭换亲，才有了一家人，如今孩子都成人了。但他的妹妹嫁给比她大十多岁多病的男人，生活一直不幸福。老二郭明胜直到45岁一直没对上老婆，最后是一个亲戚在车站捡了个刚出生被人遗弃的女婴送给他，也亏他一口水一口饭地喂养，好不容易哺育长大，如今在读小学。老三郭明元由于说不到媳妇，过了三十岁时只好到东新乡燕山村一户人家屋里做了坐堂女婿。老四郭明良讨不到老婆，找了个完全痴呆的女子做媳妇，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明良后来又感到后悔，曾两次服毒自杀，被邻居救活，说不定哪天他又会想不开的。

这是一家兄弟四人的婚姻状况。径可想而知郭家岗人娶媳妇难，其可悲程度令人哀叹，同时又不得不叫人产生许多沉思。

但郭家岗人生得并不笨，为什么就是这样一种命运？郭家岗还出过两个大学生。郭生潮的儿子郭玉龙，考上南京建筑设计学院，由于家里凑不齐2万块钱的学费，只有忍痛放弃读大学的机会，郭生潮为此事还哭过，想到好不容易家里省吃俭用供养出一个大学生，最后读不起书却空喜一场。没有走进大学校门的孩子只有加入了南下打工的行列，沦为一个普通的打工仔。

郭生忠的儿子郭宽心，考上武汉化工学院，为了尽量让儿子完成学业，家里已差不多倾家荡产了。郭宽心不得不靠勤工俭学维持生活。

如今，郭家岗走出来的只有郭翔，但郭翔的身世也很苦，他7岁时，父亲患肝腹水丧命，同时，哥哥郭明刚也投塘自杀（只是已有15年，时间太久了，本问没有记录过去），家里只有他和年已六旬的老母。后来，他通过自学，发奋努力，当兵之后，考上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如今成了一名现役军官，他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午，我们就在郭明财家吃午饭，他请了一个会做饭的嫂子付久华帮老婆做饭，做了满满一桌，有10多个菜，象腊肉、腊鱼、臭豆腐、腌韭菜、腌鸭蛋、珍珠花、腌蒜瓣……等腌制和特制的农家小菜，都是在城里餐桌上吃不到的。在场的许多村民都在这里吃饭，挤了满满一桌，我们真切地感到山里人的厚道。

三

吃罢了午饭，听郭家岗的村民说，中寨六组南冲湾杨家山还有几个自杀的，另外河东一组也有一个自杀的。你们可以去问问。

我们一直从半山腰的郭家岗下到一个叫学堂塝的老学校。这时，《中国青年报》记者从玉华说，她是写教育的，她正好要到学校看看山村的教育情况，我们一块都去了。

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叫佘发旭，教一、二、三年级共8个学生的 “复式班”，听说明年就不办了，我们顺便到校区转了转，学校的房子一半都垮了，院子里长满了齐腰深的枯草，衬托了学校的破败。只有一间教师正在上课，传来“哇哩哇啦”的读书声，显得很单调和微弱。佘发旭老师也秃了顶，他校长、主任、代课老师兼一身，他自嘲说:“校长兼校工,教书带打钟；我说受了累,人说我不中。”他说他在这里一直教了30多年书，前年才转成了公办教师，他打算站好最后一班岗，明年就要退休了，因为乡教育组已经通知明年这学校不办了，他老家在中寨村，也不想调到别的地方去，自己家里还种着2亩多田，老婆也在家里，自己已到56岁了早该退了。他幸喜前年转成了公办教师，退了休还能拿几百块钱的基本工资，比一般的民办教师强多了。

再拐进一条田冲就是中寨村6组南冲湾了，距离郭家岗至少有6华里。南冲村是一个又破又脏的村子，门口没有一处平，满是垃圾堆碎石头，房子参差不齐，很没规则。门场上到处是牛粪和猪屎以及烂稻草，门口的一口池塘也被泥纱压了一大半，剩下的是一潭臭水。

一问，村子里的青年人差不多都走光了，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在家。

这6组南冲有一个武长平的媳妇是自杀的，死的时间是94年8月份。武长平不在家，村人说他媳妇死后他又搬到外面去住了，我们无法见到他本人，自然只有听一的年长老的介绍。

说起来，武长平还是我初中的同学，自我出去以后，再也不知道武长平家里的情况了，也不知道他老婆叫什么名字。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暂且在问中称“武长平媳妇”。

武长平媳妇李金秀是县城关村的姑娘，那时武长平在城关开拖拉机跑短途运输时认识上了，媳妇是一个菜农。要是武长平在家里，人家城关镇的姑娘是万万不会嫁给他的。武长平在城关租房子结婚，开了好几年拖拉机，后来生意不好，只好又回到老家中寨村南冲，老婆跟他感情很好，加上又有了孩子，生活了几年，武长平回到了南冲，他也只好回到南冲过日子，但县城的姑娘干乡下的苦活累活干不下来，又没办法。回来之后，孩子读书成了最大的一个麻烦，每天天不亮起床做饭孩子吃，吃了要到18里路外的东新乡太平村去读书，天天早晨连个安稳觉都睡不成。这时，她有点后悔嫁给武长平，到山里头受这大的罪，只是苦在心里，没说出来，但她偷偷的哭过几回，精神越来越不好，动不动就生气，就同武长平吵。开始，武长平也想到媳妇嫁了他，回到乡下干农活受了委屈，遇事让着他。但时间一久，媳妇有事没事地同他吵，他也烦了。在八月份收割谷子的一天，媳妇因为割谷割得很累，不想割，同武长平争执了几句，就负气地喝农药死了。媳妇娘家为此事还大闹了一场，要把武长平家的房子掀翻了，姓武的本族人说了许多好话，陪了好多不是，村里干部、乡里派出所都出了面，次事才没有闹大。但从此武长平就不敢再在家里住了。

村民反映最强烈的是男冲湾的孩子读书得苦，此地距三里镇30华里，离东新乡20华里，离东新乡太平村完全小学也有18华里，所以，他们村的孩子都在太平村上学。孩子们却是走读，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到学校，晚上放学回来天全黑了，，一天两趟，早去晚归，行程36华里，碰上天阴下雨，冬天下雪，那就更难跑了，个子小的孩子常常跑得哭。山里的孩子求学之艰难真不敢想象。

南冲再有一个自杀的就是项幺婆，他们村人却这样叫她，其实她是我爱人娘家的姑婆（即姑奶奶），我也该叫她姑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本名叫项玉华，但很少有人叫起，在老辈妇女中，名字往往比忽略。姑爹是比她前一年死的，他们两个老人死后，家里就剩下一个苕儿子和苕媳妇，另外还有两个孙子，孙子倒是不苕，是我姑婆感到最安慰的。

她的家我熟悉，去年“五一”节我和爱人提了一包穿旧的衣裳送给我姑婆的苕儿子郭生双。她家里的房子在村子中间，恐怕是70年代的老土坯房，没有窗户，屋子里又黑又阴暗，地面又潮湿，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一件神柜恐怕有40年了。其他再没有什么，只有几张破椅子。真不知道我姑婆死后，他这苕儿子和苕媳妇怎么样过生活。

郭生双（我应该叫他表叔）正好在家，看见我来，他“嘿嘿嘿”地笑着，他显然记出了我，“你不是在外头搞事，咋的跑到这里来了？”

“来看你呀！”我笑着说道。

“我这里有什么好看的？嘿嘿嘿，坐，坐。”

看到满是灰尘的椅子，我们怎么也没法坐下去，只好站着向屋里四周看。

“大晴天，怎么在屋里玩，不干活？”我说。

他答：“我脚痛。”

姑婆在时，总是他支派儿子干活，姑婆一死，没人管他了，他想咋样就咋样，所以屋里不是缺了这就是没了那，幸好两个孩子一个16岁一个14岁就随着村里人外出打工了，一年还能挣个千而八百块钱回来，不然这个家就更没法过了。

面对这样的人了解情况显然是个障碍，我们用不着向这个没有语言表达能力的人问他母亲死的情况，他也说不上来。四年前，姑婆死的时候，爱人早向我讲述了他的死因，只是当时没打算写这个稿子。我现在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半点不曾忘却。

我姑婆一家村里可算是最老实的人，在农村，老实人也最受欺负。姑婆那“二半吊”苕儿子郭生双农活倒是会做一些，只是干那样活要指派他去干，然后干完了又喊他回来，不然他不知道什么季节该干什么。有时，他干起活来不知道回头，比如，他耙田是时候，一块田常常耙半天，土坷拉已经耙得很碎了，他还在反反复复地打转，但如果别人不提醒，他会一个劲地耙下去，不知道停下，直到老父亲大声叫一声：“生双，莫耙了，耙好了。”他才知道耙好了。郭生双就是这样一种不会拐弯的人，有时吃饭还要去喊他，不喊他不知道回来。后来，老父亲去世了，没有人指挥郭生双干活路，只有老母亲来指划。但有时苕儿子不听他的话，我的姑婆常常气得哭，叹自己命苦，恨自己那辈子作了孽，人家的儿子能干大事能当大官，他却养了个召儿子，苕得做活都不晓得回头，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更叫我姑婆怄气的是，常常遭村里人耻笑，他觉得活着跟不上个人，比比别人活着矮几分。

老实人在乡下遭人欺负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于是我姑婆家就常常遭人欺负，对她的打击很大。有一次，她好不容易卖鸡蛋积攒下来的20块钱，到镇上扯了一块二丈多长的油毡布准备盖谷垛子用的，免得苕儿子不会用稻草盖谷垛子而让谷垛子渗了水。单但一次下雨时，不知谁在晚上把他那块油毡布偷跑了，以至于谷子垛子渗水沤烂了一大半。那一回，我姑婆气得浑身打颤，在谷场上骂了一天朝天娘，然后躺在床上三天没起来，想到自己的儿子老实，受人欺凌，没心没肝的人不同情他这孤母苕儿可怜，竟偷他的东西，下她的黑手。

单单这件事过后不久，我姑婆那两只正在下蛋的母鸡有一晚上也叫人偷吃了。要知道，乡下人的油盐钱就靠鸡屁股生蛋，那两只母鸡就是她家的“油盐罐”啊！她家平时吃油点灯打米用的零花钱，都是从这两只鸡婆屁股里抠的。这一来，不是活活地断了她家的财路吗？这一连串的打击把我姑婆的心伤透了。她再一次气得三天没沾一滴水。看到姑婆病倒了，她那苕儿子郭生双竟然知道去告诉堂兄郭生德去找医生给母亲看病。但医生被请来后，生双推开母亲的房门喊了几声没有应，苕儿子郭生双，苕儿子郭生双推了几下也没有动。生双又喊来堂兄生德，生德用手在鼻子下一探，我姑婆不知什么时候就断了气，身子都冷了。苕儿子郭生双说苕却又不苕，他知道娘这脚一蹬，就丢下他不管他的事了，他今后再靠谁呢？他鼻子一酸，眼泪竟“卟哒卟哒”地掉下来，扑倒在娘的身上大哭：“娘，你不能走哦——呜呜呜……”

村人不知道我姑婆到底是怎么死的，有的是说她喝了农药，但嘴上却没有农药味；有人说她自己给自己掐死的，因为她脸上分明是乌紫乌紫的颜色，还有人说她是给气死的……反正我姑婆的死给村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迷……

我们从南冲回来，顺冲下，折回学堂岜学校，再继续顺河下，过地田村，再顺着一个山脚往下走就是河东五小组。

我们过了地田村，走在一个山路边，看见一个佝偻着腰的老太婆在拣柴禾，与其说在拣柴，不如说是在摸着抓柴，因为她用手在一棵矮小的松树旁摸索着抓住一股小松树的枝桠，半天也够不着，然后终于抓住，折了半天才折断，折断后，又艰难地弯腰放在地上，地上已经有了3株松树的小枝桠；再然后，她又摸索着去折另一株小枝桠。凭直觉，这老婆婆的眼睛肯定瞎了。我大惑不解，中寨村的大部分人我都认识，因为原来是一个大队，谁的老人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站着看了一会，我问：“老人家，你的后人是谁？怎么这大把年纪还在拣柴，这湿柴怎么烧呀？”

听见有人问候，老人艰难地转过身来，脚站不稳差点摔倒，我一把扶住。老人眨着一双流泪的黯淡无光的眼睛看着我们，但眼珠象被蒙上了一层白膜的东西给罩住了。“你们是那个呀，我看不见。”果然老人是个瞎子。

何红卫当即给老人拍了一张相，这绝对是一张饱经沧桑的脸，和一双黯淡无光的眼睛。

我怕说多了老人不懂，只好敷衍了一句：“这是县里来的。”给干部脸上贴了个金。

“啊！你们是干部呀！”

“老人家，你儿子是谁呀？”

“儿子郭家运，是抱养的，不太管我，这阵儿到建筑队打工去了，媳妇陈金华不要我跟她一块住，把我分开了8年，我男人叫郭生宝，死了8年，我一个人过，我造孽，咋也不死。”老人说着，声音哽咽了，想是很悲伤。说起郭生宝我肯定熟悉，我以为这老婆婆不在了，没想到她还活着。

“您老今年高寿？”何红卫问。

“唉，八十七，活着受罪哟！”

“那您一个人怎样生活？”从玉华问。

“媳妇一个月给我20斤米，有时10斤，油一个月1斤，有时半斤，火柴一个月给三盒，菜我自己摸着种一点，有时媳妇也给点，我一个人烧火做饭吃，眼睛瞎了，做得生一顿熟一顿。我半年没吃过一回肉，我好想吃肉。唉唉！”老人连连叹气。

老婆婆的儿媳妇陈金华一说我更知道了，她就是我前面介绍的舒山村自杀者陈安海的二姑娘，我说：“跟她弟弟说说，这样对待老人怎么行呢？至少村干部要出面管管。”

何红卫提议到老人住的地方看看，这时，舒山村主任吴亮明说：“算了，算了，免得天黑了，赶不回舒山村，一会摸黑路上不好走，我们不去看，弄不好婆婆的媳妇回骂我们多管闲事。”吴亮明倒是怕别人骂他。

这时，《中国青年报》记者从玉华说了一句：“这老人怪可怜的。”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元钱，塞给老人：“老人家，这是一百块钱，给您买点肉吃。”随后，何红卫也掏出五十块钱递给老人：“老婆婆，这是五十块钱，您拿好。”

老人要跪倒在地上磕头，被我们拉住了，老人连连称谢：“作福，作福。”

最后，我们走了好远，看见老人还在朝这边张望，尽管他看不见什么，我们也走了好远还回过头去看她，直到转过一个山嘴看不见了为止。

吴亮明说：“你们给的钱说不定白费了一片好心，老人家没法用，她自己又不能上街买肉，说不定叫她儿媳妇给哄了去。”

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到了河东村了，何红卫记起来了：“这个湾不是有一个自杀的吗，去看看吧！”

吴亮明说：“去也看不到什么的，家里就剩一个老头子，他也不会说的。这个自杀的人叫杨爱，娘家是我们舒山村的，我们都知道，老杨也知道。不用去问别人，死人的事去问别人，家里人不高兴。”

吴亮明看了一眼我，然后他慢慢地讲起了杨爱自杀的大致原因和经过。

是的，他们说的杨爱就是我本家堂妹，她是2001年5月自杀的，那次我正好从武汉回来，我们本家一群叔子弟兄都要去“兴师问罪”，找男方家的麻烦。杨爱的父亲我叔子杨先保胆小，制止了。叔父杨先保是个书树叶落下来怕打破头的人。杨爱19岁就被嫁到 中寨村一组的河东村，丈夫郭安脾气暴躁，按乡下的话说就是比较“横”。他整年在外面打工，农忙时回来帮一下。杨爱小小年纪就挑起了家庭的生活重担，又是农活，又是孩子，又是照顾老人，已是受尽了委屈。2001年5月，郭安回来帮忙“双抢”插秧，那几年拖欠农民工已是普遍现象，郭安回来建筑工头没给他多少钱，在大老远的天津赶回来，车费一除，连买化肥的钱都不够。请人帮工的生活费更没有，杨爱就说郭安挣前少了。而郭安也乘机反击说杨爱没把家务事料理好，两个人就争执爱来，郭安动手打了杨爱。杨爱本来就在家干得很怨，很受委屈的，想到郭安还不通情理地打她，她一时觉得更受委屈，想不通，在郭家安不理她的时候，她就喝了农药。等到发现的时候，慌忙送到25里路远的乡镇卫生院时已经晚了，没得救了，杨爱死时才20岁。事后，郭安后悔得用头撞墙，但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今后的日子只有他和才一岁半的儿子相依为命，他整日变得痴痴呆呆，象丢了魂似的。怪谁呢，只有怪自己。

另外，在中寨村还有5个蹊跷死亡的。虽然不是自杀，但比自杀更惨。

一个是郭家岗5组的郭道山，65岁，患有高血压，他对儿子说，头总是发晕。他的儿子郭生平在当小组长，郭道山便一天到晚放着三家共用的三头黄牛，另外还有十四斗田（即7亩）也一半该他伺候，家里负担重。7月份的一天下午五点多种，郭道山去山上找牛去了。山里人放牛不是一天到晚跟着牛屁股，而是一大清早把牛赶上山，然后回来下田做活，等到太阳落山光景再去清点牛，干活放牛两不误，只是人劳累一些，好在山里人劳累惯了。

郭道山找了半个多小时没找到，跑地满身是汗，这几天，天气闷热，牛总是乱跑，不安心啃草。可能是累的原因，他的头又开始发晕，眼睛发黑，可能是高血压的老毛病又发了作了。尽管他镇住自己，最终还是眼睛一黑，便不省人事了。跟他一同放牛的雷祖科从不远出看到郭道山从一个石崖滚到山涧下，马上回来喊郭道山的儿子郭生平上山去抬他的父亲，郭生平从田畈回来喊几个人上山去找父亲，发现栽倒在山涧下的父亲已经不行了，口鼻出血，回来一会就落气了。郭道山死的那年是98年，死时是65岁。郭生平说，父亲不是摔死了，还能帮自己干几年活。

同样因为放牛在山上摔死的还有中寨村二组杨家山的郭道勤，郭道勤年纪就更大了，87岁还要放牛，不得停息。山里人好命苦，一直要劳动到死。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县城一家工厂上班，厂子不景气，早就下了岗。他跟小儿子郭生胜一块过，三个孙子都在读书，负担更重了，小儿子已经负担不了，只有到外面打工去挣点钱，家里的责任田就甩给了病病怏怏的老婆种。郭道勤老了，自然象山里干到死的老头一样不能吃闲饭。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虽不能干田里的重活，但家里的一头耕田的黄牛却一直成了他的活路。农民种田没有牛不行，耕田全靠牛当家，所以农民种田就得养牛，家里就得一个人放牛，很麻烦的事，要是家里没有人放牛的农户，就得交给别人放，每头牛每年300元，家里要是有人尽量不请人，免得多开支一笔钱。有一天，天阴下雨，山高坡陡路难行。87岁的郭道勤本来就老了衰了，腿脚没劲，找牛时忽然被一块石头绊倒，滚落到两丈多高的河崖下，当即脑门暴裂，毙命而亡。

父亲一死，郭生胜的负担就更重了，再也没法外出打工，只有在家里种田，老婆谈青蓉长年疾病缠身，到医院检查说是心脏病和颈椎病，这两种病都是慢性病，不容易治好的，所以一天到晚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只有苦熬着日子，熬一天算一天。两个孩子也读不成书了。儿子郭家家15岁就外出打工了，小女儿郭美娟勉强读到14岁也终于失学，家庭负担不起，跟着哥哥一块打工去了。

郭大黑是92年死亡的。郭大黑从小患过小儿麻痹证，高烧不退，后引起抽筋，侥幸活下来之后，便落下瘸腿的后遗症。父亲认为残疾儿子读书没用，该上学的年龄没送他上学，从此大字不识一个，跛着腿放羊。到了30岁时，依然是光棍一个。在偏远的郭家岗，好脚好手的后生都讨不上媳妇，何况他是一个瘸腿？自然只有等下辈子娶亲了。可怜的郭大黑只有跟着父母过日子。父母死后，便跟着弟弟郭红兵过。93年，他32岁的一天，忽然肚子痛得厉害，村人说他可能是得了“绞肠症”。他“妈呀娘呀”地喊叫了三天，痛得在地上打滚，屋前屋后的人说，他喊得震心。弟弟也没有请医生给他看病。他本来就是一个多余的人，他的生命不如一只狗，他痛苦地喊叫了三天之后，声音就渐渐微弱了，后来就没有声息了。郭大黑就这样死了。一个生命就如同一只微小的蝼蚁。

郭道气是个孤老，但他是共产党员，当过大队长，抗美援朝中当过连长，立过功，受过奖，后来响应号召回乡务农。第一次娶的老婆，人家嫌他穷，偷偷跟人私奔了，后来一直未娶。跟兄弟郭道和住在一起，因为家里人多没菜吃，便上山采野菌子吃，吃了便上吐下泻，第二天就死了。按常规说法就是毒菌中毒，在医学上是很普通的食物中毒，一般的医疗条件就可以处理的，但由于郭家岗没有医生，离乡镇又很远，而且不通公路，使许多不该断送的生命就这样白白的断送了。两年后，兄弟郭道和得了疝气、痔疮，多种疾病折磨着他，因无钱医治，便也自杀了。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郭生华一家，他本人长期“烂脚杆子”（一种顽固皮肤病），40多年，后老婆嫌弃他，跟人跑了，他后来因偷树，被树压死了。一个兄弟是个苕货，村人也就叫他“苕货”，终生未娶。另一个兄弟郭生五也结了个痴呆老婆，再一个兄弟郭生六娶不到老婆，经人介绍到百里以外的京山县当了上门女婿。

更奇怪的是郭道农，老婆死了多年，只有一个儿子，在镇上读书，他病了两天，没吃没喝，闩着门也没出来，村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三天就听说死了。

我们走到河东最后一湾，已经是又累又渴，我们大概走了四里路，但还没有走到接通舒山村的公路。河东一组有六个自然湾组成，相距五公里左右，山场面积很大。我们原准备见一下住在河东村的中寨村的村干部彭贤康和付金明，听说他们“走”了，吴亮明说：“肯定是躲了。”也就只好作罢。我们到一户叫郭道美的人家讨水喝，何红卫说，看天还没黑，顺便问两户中寨村这么多农民自杀，到底成因何在？

郭道美就信口地说起来：“前四五年没有税费改革，我们这儿的农民负担可重，每亩田200多块；要摊牌提留要得可凶，没有钱交就把你弄去住学习班，每天还要交20块钱的生活费，就是没钱才交不起提留的，再一交生活费，那不更亏了血本，更是水打沙压吃大亏。乡里的督办组来了，动不动就搬你家的东西，撮你家的谷，牵你家的牛，象是土匪似的。我就被通知去住学习班，是我在县纪委当干部的外孙打招呼才免了没去，但我还卖了一头牛把拖欠的款子交了。你想想，农民负担重，日子过得难，整天都怨天怨地，心里憋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气，家里经常为经济方面的困境吵嘴，觉得没搞头，再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本来就不想活，就只有寻死。我们这一块地方前几年喝药的上吊的自杀的人蛮多。”

郭道美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这些年，我到乡下采访，常听人说，某某为一点小事死了，太不值了。是的，农民自杀，为一点事赌气，拿命来抵，这是他们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轻贱自己，他们把死看成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就象是去走娘家，就象去赶集，农民把死看得这么轻率，不能不叫人陷于深深的思索……

我为这些视生命如草芥，把生命看得如此淡薄，不值地牺牲生命的人而感到扼腕长叹……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让我们一起牢牢地记住前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一句名言，珍惜生命，是对社会也是对父母负责。

透过以上这些震撼人心的事例，不能不使我们陷入深深的思索。我们明白扶贫的意义和重要性以及紧迫性。正因为贫困，正因为生存环境恶劣,人们看不大希望，才选择自杀和背井离乡。所以新一届政府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采取一系列惠农支农强农政策,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让农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成果。不断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设施和条件,加快发展合作医疗,提倡农村养老保险,加大扶贫攻坚力度,为的就是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真正做到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2008年3月17日修改

作者简介

杨豪，湖北大悟县人，民革党员。1962年9月18日出生于一偏僻山村。幼年丧父，家贫失学，少年历经磨难，看透世态炎凉，饱尝人间艰辛，故而对生活有着强烈的爱和恨；热爱善良，崇尚良知，憎恨邪恶。报告文学正是他的一种渲泄方式。

先后在湖北省文联文化艺术中心、湖北省作协《楚文学》编辑部、中国改革杂志社、新华社湖北分社工作过。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发过小说、散文、纪实、报告文学百万余字。主要以报告文学为主，其《农民的呼唤》在《当代》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先后被数十家刊物转载，并被中国作协创研部收入《1999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一书。《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忧思录》在《报告文学》杂志发表后，又被《2000年度中国最佳报告文学》收集。以及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关山经济航母》（与人合作），《中国农民大迁徙》,《长江，忧患的母亲河》。此外，还有《中国农村鉴证——21世纪“三农” 难题破解》、《跨世纪忧患——农民问题新动向》等作品问世。其文风以忧患意识见长，得到评论界的充分肯定。其《中国农民大迁徙》获2007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现供职于国家日史编辑委员会。

他的报告文学创作态度是：真实地记录历史，反思社会，审视现实，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追寻正义，拷问良知，刀笔斩鬼域。相信苍天有眼，好人有好报。

通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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