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程伟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超越性　理论频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质内涵，重心在于构建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社会核心价值具有诸多特性，然而唯有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超越性，才能实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首次以简明扼要的话语，指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决定》凸现了核心价值对于制度构建的重要作用。社会核心价值具有诸多特性，然而唯有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超越性，才能实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社会主义不仅是制度,而且是一整套价值体系
   
　　价值既不是社会客体，又不是社会主体自身，而是社会主体指向社会客体的满足需求的尺度和关系，属于关系范畴。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超越性之一，就是价值对于事实的超越,精神对于时空局限和制度安排的超越，呈现出思想精神上价值追求的真挚和恒久。
   
　　法国社会党领袖、政府前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认为：现今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教条体系,而是人们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远景设想”。当代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普遍放弃用一种制度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而只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系列基本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从“制度替代”转向了“价值替代”。
   
　　我们并不赞同若斯潘所谓的社会主义由“制度替代”转向“价值替代”的结论，然而它的合理之处，就是社会主义不仅是制度，而且是一整套价值体系。所谓“文化是制度之母”，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不仅要创立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而且必须在文化意识上确立一整套适应并主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离开合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引，市场经济自身发展不可能克服资源生态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风险。毫无疑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无疑包含极大的超越性。马克思从人的解放意义出发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传承了自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人文主义精神。同时，“以人为本”思想又蕴涵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当代中国人文意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历史互动过程。从本质上考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超越性并不由于任何外在制度因素限制而被磨灭被消解，恰恰会随着制度历史的曲折发展一再反复被提上人类精神生活的议事日程，并逐渐被人们所理解所接受而成为人类进步的根本精神动力。
   
　　公正是一种境界：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
   
　　《决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总体价值，明确无误地指向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四大价值目标，同时又强调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价值目标则是实现社会和谐。所谓“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主要就是指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领导人民实现富强、文明、民主和社会和谐，并没有一党一派的私利，更没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其实，和谐的本质在于社会公平和正义，没有社会公正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社会公正是一种精神境界,这就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超越性的又一重要涵义，即彼岸性对于此岸性的超越,精神境界对于利益纷争和政治派别的超越,构建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
   
　　从当代西方左翼执政党核心价值观的调整趋势来看，无论是英国工党还是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都十分注重扩大价值意识的包容性，尽量吸纳全球意识和普世价值，淡化政治意识，采取意识形态“中间化”道路，以适应社会整合的需求。英国工党的高级智囊安东尼·吉登斯在《超越左和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等著作中，设计了“重构五大基本价值观”、“六点激进政治新主张”。这主要包括：超越“左右对立”、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这种超越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调和，而是注重从对立的思想中吸取政治生命力的要素。这些具有活力的思想就是团结一致、社会公正、责任心、机会平等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既突破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维护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思潮”，又超越了主张狭隘的个人主义、自由放任和笃信自由市场是万能良药的信念的“新右思潮”。同时还包括统一“个人与社会”，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兼顾“公正与效率”，重塑社会团结的凝聚力；均衡“权利与责任”，创建“权利人型”的福利制度；协调“放任自由与国家干涉”，主张靠公共权力的干预来弥补市场的缺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质内涵，重心在于构建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邓小平同志指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他强调，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没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人，没有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和道德精神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是极具建设性的指导性意见，值得我们在构建核心价值体系时格外重视。换言之，离开“最高纲领”的指导而建设“最低纲领”的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范式”的逻辑延伸，不想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的人是无法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求于其上，得乎其中”，社会和谐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但却是从社会主义初始阶段就必须开始实施的治国方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警句，是告诫我们必须重视选择的初试条件，制度选择是如此，价值选择更是如此，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超越性的重要内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超越现阶段社会的利益纷争和政治派别的对立做起，努力构建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
   
　　协同治理：超越“市场崇拜”与“政府崇拜”的思维惯性
   
　　准确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所在，在于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把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以公正和谐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理论结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当代水平的显著标志。然而，要真正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谛，需要高度辩证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协同治理”的实践能力，并不是一般知性思维和一般操作能力所能够胜任的。
   
　　新加坡政治大学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主任郑永年提醒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市场和政府作用之间的均衡状态，或者是在生产和分配之间的均衡状态。而“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要对市场经济失灵的纠正，并不是要用“政府崇拜”来取代“市场崇拜”。对于“市场崇拜”论者而言，市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并非市场过多，而是因为市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国家干预过多，没有充分把权力下放给市场，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市场能否进一步发展。然而，“市场崇拜”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差异、环境恶化，更不能自动解决教育、医疗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崇拜”论应运而生。“政府崇拜”论者相信共同产品的缺失是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则是“政府买单”。郑永年强调指出，政府的作用无论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还是对市场失败的干预，都要建立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不是一个生产单位，而是一个消费单位。政府辅助市场的发展，纠正市场失败，但政府不能替代市场本身。如果市场被替代，政府所主导的发展也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说“市场崇拜”和“政府崇拜”是我国经济界和思想界存在的两种思维惯性，那么超越“市场崇拜”和“政府崇拜”的思维惯性，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超越性的又一重要内涵,这就是自由王国对于必然王国的超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组织新创立的“协同治理”概念，这是一种超越传统“管理”理念和“统治”理念的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它所追求的是市场、政府、社会多方参与的互动的社会治理结构，有利于调动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以达到共同治理的局面。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是一项艰苦的思想创新工程，特别是对于传统的和现时代的各种价值理念进行重塑和整合，真正把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基本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有机融合为一体，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决定》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构架和基本层次，其具体内涵还需加以具体充实。何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开放性体系，包容性极其丰富，必将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充实和完善。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