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新型发明专利查询:回忆半儒半佛卢作孚：以个体的卑微同时代抗争 卢作孚之死

回忆半儒半佛卢作孚：以个体的卑微同时代抗争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17日11:54 《中国企业家》杂志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卢作孚以个体的卑微和一个时代不断抗争、妥协、融合。他有入世进取的济世情怀，是个行动者，同时又是个心怀慈悲的思想者
文/本刊记者 雷晓宇
在卢国纶的相册里，没有任何一张跟父亲卢作孚的合影。“因为父亲实在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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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曾经在民生公司的会议上讲过一句话：“我从早上七点半迈进公司的大门，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够回家。”这和卢国纶的回忆是一致的，每天父亲回家的时候孩子们已经睡了，早上他出门的时候，家人还没有起床。“就算七点半迈进公司大门，从我们家坐汽车到公司大概要半个多小时，就是说，七点钟左右他就出发了，那么六点钟就得起床。”
如果不是这么忙，很难想像一个人在59年的生命里能够做这么多事情，而且都能够做成功：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人曾经做过算术老师、国文教员、《川报》记者、主笔、社长和总编，还曾经创办了成都通俗教育馆和西部科学院；一个麻布贩子的儿子创立了领中国私营企业潮流之先的民生公司，统一四川航运交通，并且在抗战时期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敦刻尔克撤退”；一个曾经参加同盟会、少年中国学会、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五四青年，多次担任四川地方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官职，历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要职，却每每在完成自己的目标后辞职。
2月8日是卢作孚的祭日。他注定将被更多地谈论。
越成功越痛苦
卢国纶和大他12岁的大哥几乎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发怒，更没有见过他哭。卢国纶这样评价自己眼中的“慈父”：“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克制自己感情的人。不管他在外面有多累，或者受了什么气，他从来回来都不说。”
卢作孚的长孙女、卢国维的长女卢晓蓉告诉记者，在《卢作孚文集》中有一篇祖父总结毕生经营的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在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在出版时被删掉了，大意是说：“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
民生公司是卢作孚一生心血所系，他的痛苦和委屈也是作为一个民营实业家所遭遇的困难和阻力。卢国纶回忆，在创立初期，民生公司“还是比较赚钱的”，甚至挤垮了美国一家轮船公司，收购了对方7条船中的6条，“但是到了抗战后期，就开始出现困难了。”民生公司和卢作孚一生的荣辱都和发生在中国上世纪中叶的那场存亡攸关的战争紧密相关。从抗战后期开始，民生公司发生亏损，这种情况直到重庆解放都没有根本好转。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卢作孚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必须为政府运送军队和战时物资，这样一来，运价比较低。卢作孚自己曾写到：“中国轮船为了报效国家，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三十元到三十七元，其他公物只收四十余元，民间器材只收六十余元到八十余元，而外国轮船只装商品，每吨运费却收三百元到四百元，即此比较，可知中国公司尤其是民生公司牺牲之多，报效国家之大了。”
但是，即使收费低廉，国民政府因为财政紧张还是拖欠运费。卢国纶说：“我看我父亲那段时间的信，很多都是向政府要钱。总是不能够及时收上来，拖上一年半载的。”这些收不上来的呆账又因为通货膨胀问题而变得日益庞大。“那时候物价涨得之快，今天你发了工资，不马上去买米，明天就少了一半，甚至还要少，再过几天，可能就完全不值钱了。所以，民生公司的钱收不到，等收到了，又不值钱了。”同时，当时政府为了保证社会安定，还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限制运价、限制票价。哪怕物价天天涨，在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之内，航运公司的运价和票价都不能涨。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还有一部分压力来自当时的官僚资本。孔祥熙和宋子文的中央信托社、中央银行一直试图注股民生。为了他们控制下的轮船公司招商局在战后能够控制长江和沿海的航运，他们也运用权力，拒绝为民生公司的加拿大借款提供政府担保。这样，民生公司的财政困难也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
长期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卢作孚的身体很不好。1941年冬天，他因为严重的心脏病在歌乐山疗养了半年。这半年里面，22岁的大儿子卢国维第一次有机会像个成年人那样和父亲一起长时间交谈。“有一次，我父亲跟我说，想把民生公司交出去。他还说，自己真正的兴趣不是办实业，是搞建设。”
实业救国背后的世界观
卢作孚是一个生活作风朴素，律己甚严的人，这个“严”，自然就包括了他的家人。当时民生公司为只供在重庆修建了一个“民生村”宿舍区，全部是一栋一栋的平房，一家人住一栋。但是房子修好之后，卢作孚却并不去住，而是和一大家人租住红岩村2号。这是一栋一楼一底的房子，住了四家人，厕所在房子外面的菜地里。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了卢作孚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获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不论上述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卢作孚把钱看得并不重，这是一个事实。虽然“民生公司就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就是我父亲”，但是他却并不占股，所以严格说来，卢作孚是实业家却不是资本家，他的莫逆之交梁漱溟就评价他“公而忘私，为而不有”。“按照党划分阶级的标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叫资产阶级，但是他这个资产阶级有点冤枉，他还不是一样拿工资。”卢国纶开玩笑说。
民生公司创立时，卢作孚作为总经理月工资是30元。当时万县市政督办杨森请他去做市政协办，相当于副市长，月薪500大洋，舆马费另算。卢作孚写信拒绝说：“我平生只愿做事，不愿做官。”在后来的日子里，卢作孚的收入不能算少，但是除了每个月在民生的工资交给妻子，兼任其他企业董事的舆马费要大大超过工资收入，他都悉数捐给了四川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这些建设教育事业。民生公司的档案记载，1934年1月，卢作孚指示会计处：“从1934年1月起，所有各方给我的舆马费，请悉数捐给兼善中学。”卢国纶的妻子当年在兼善中学读书，她还记得当年同学中间流传一个小笑话：同学结伴出门吃饭，结账的那个人大家就叫他“董事长”。这个典故就是因为卢作孚——因为别的董事长都是赚钱的董事长，只有他是出钱的董事长。
一个人没有什么私欲，这只能是因为他志不在此，他内心有更强大的梦想。西南师大卢作孚研究中心的刘重来教授评价卢作孚是一个有“西部情结”的人。实际上，创建民生公司、搞西南乡村建设、搞教育，这都是卢作孚实现自己梦想的手段。他的梦想就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民生公司、北碚工业、通俗教育馆，这都不过是他进行社会改革的试验田。1925年，卢作孚身在上海订制民生公司的第一条船，他在少年中国同学会的朋友恽代英去找他，一起去广州黄浦军校从事革命。卢作孚拒绝了，他说，我的事业已经开始，不能半途而废，今后你搞革命我搞建设，将来我们是殊途同归。
卢作孚的实业救国和其他民族资本家的实业救国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的实业救国思想背后有一个世界观的支持。在谈到中国的困难和出路的时候，他认为中国人只有“集团生活”，没有“社会生活”，这是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所谓集团生活，是基于家族关系、亲戚邻里朋友关系的一种农耕社会的组织生活。所谓社会生活，是一种现代集团生活，就是像西方那样超越家庭、超越亲戚邻里朋友关系的“工商时代的集团生活组织”。这种集团生活不是以依赖家庭、亲朋关系为核心，而是以依赖社会国家为核心这种集团生活的比赛标准，不是家庭、家族之间或派别之间角斗，而是存在于企业和企业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
从某个角度上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乃至卢作孚的一生，都是实践这种世界观的一个样本。
1949年以后的生涯
卢作孚去世以后，他的朋友晏阳初评价他是“完人”。在记者的采访中，没有一个人相信世界上有完人，“他只是接近完人”。卢国纶说：“如果说他有弱点，那就是自尊心太强了。如果他自尊心不强，不会发生1952年那件事。”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家中服用安眠药去世。当时的情形，卢国纶曾经在2005年4月21日的《南方周末》撰文详细回忆。令后人所不解的是，一个拥有如此强大的意志、如此有原则的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于他的情感和痛苦，我们恐怕还是不是很了解，如果了解的话，那件事情也会缓解一下的。”卢国纶感叹说：“在过去，他也遇到很多困难，但张群(注：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跟他关系非常好，他有时候跟张群说，张群帮他出主意。结果1952年那次，他也有一个好朋友孔勋，西南煤炭工业局的局长，西南军事委员会的。他挂电话找他，不在，参加会议去了。他没地方倾诉。当然，前面还有事情，压力已经很大。”
刘重来说：“越是厉害的人知音越少，最厉害的人是非常孤独的。还有就是因为自信，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即使有困难，也是到了不得意的时候才暴露出来。”
民生公司当时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卢国纶一生中惟一一次接触到父亲的工作就是在那个时候。当时民生公司有一部分船往返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因为和加拿大归还贷款的问题没有谈拢，对方要在香港扣押民生的船。有一天，广州分公司的电话打到家里，卢国纶先接。“然后让我父亲接电话，广州就告诉他，他就有点着急了。他就在电话里说，那一批船，是民生公司的财产，也是人民的财产、国家的财产，一定要保护好。你们把那一批船开回广州，以后就不要再开回香港去了。”重庆解放的前后，卢作孚一直为此在香港重庆两地奔波。
到1951年，民生公司连工资都很难发出来。当时中央批给了民生1000个亿的贷款，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那时候1000万不得了，够民生发一年工资，很解决问题了。但是当时中央通知了民生的一个人，但那个人没有跟我父亲讲。这里面很复杂。”
卢国纶分析，在2月8日之前，父亲应该就有预感，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那时候民生公司的高级干部、高级职员很多都被斗争了，而且在最前排最中间给他放个藤椅，看起来是给他享受特殊待遇，实际上给人感觉就像审犯人，一个人坐一个椅子，就看着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在那里被斗争，斗完了有人判刑、有人枪毙，给他造成很大压力。三反五反一开始，来了这么一个会，他肯定要想，这一回轮到我了。”
1953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回顾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时候，提出有四位实业界人士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这个时候，卢作孚已经去世一年了。
后记
卢氏家族可能是中国民族实业家族传承的又一个完整样本。卢作孚当初对民生没有所有权，也并不鼓励子女接班，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几乎都学了理工，而不是管理。但是，现在他的儿子卢国维、卢国纪，孙子卢晓钟、卢铿、孙女卢晓蓉都在留在企业界。这固然可以用天赋和家族基因传承来解释，但是孙女卢晓蓉说：“卢家没有出败家的人，也是因为无家可败。我们家族的继承不是财富上的，是精神上的。”
船王包玉刚曾经说：“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事实上，卢作孚的影响绝不仅仅因为他一手创建了声誉卓著的民生航运公司，也不仅仅因为他在四川乡村建设和通俗教育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经历、思想、情感和痛苦向我们展示了在那样一个混乱并且充满阻力的时代，一个人如何洋溢着热情和抱负，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未来，他以个体的卑微和一个时代不断抗争、妥协、融合，最终他的影响和眼光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
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卢作孚是一个半儒半佛式的人物。他有入世进取的济世情怀，是个行动者，同时又是个心怀慈悲的思想者。对于他“佛”的一面，和他同时代的李叔同有一副对联颇能参照：“以情恕人，以理律己。”
和马克思“血淋淋的毛孔”理论不一样，卢作孚生命里的59年似乎可以证明：一个好人也能成功。
卢作孚之死
卢作孚(1893－1952)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以创办经营民生实业公司和主持重庆北碚乡村建设著称于世，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危急关头，卢作孚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率领民生公司船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1950年卢作孚拒绝去台湾，毅然从香港返回内地。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因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逝世。本文作者卢国纶是卢作孚的幼子，他以亲身经历揭开了卢作孚自杀之谜。——编者
1952年2月8日晚，我的父亲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遽离人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父亲逝世的原因、经过，以及父亲所留下的遗嘱，无论报刊书籍或是民间口传，都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和评说，然而多与事实严重不符。在陆续出版的各类文献中，关于父亲的逝世，或是有意隐讳、只字不提，或是以“病逝”二字一笔带过，还有个别书刊引用不实传说，以讹传讹。某些不负责任的作者甚至就父亲的逝世编造所谓“史实”和“卢作孚遗嘱”，以致谬说流传，误导世人。
此事我当属最有发言权者之一。父亲逝世当晚，家人除母亲蒙淑仪在家外，我们五兄妹中仅我一人住在重庆市区。那时我大哥卢国维在香港，大姐卢国懿在美国，二哥卢国纪在北碚，二姐卢国仪在上海，他们都是后来陆续得知父亲逝世之噩讯的。我当天午夜即得知消息，惶然赶回家中，协助母亲处理现场事宜。之后，又全程参与了父亲所有后事的处理。作为亲历者，今特地将父亲逝世的背景、原因、经过一一写出，并澄清关于父亲遗嘱的种种谬传，从而对历史负责并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卢作孚去世的背景
1950年6月，经过中央党政高层领导的安排，父亲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期间，父亲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还见到了张澜、黄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陈铭德、邓季惺等老朋友。在与领导、朋辈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1950年10月，父亲回到重庆，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方面及民间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等西南地区军政领导更予以亲切接见。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父亲返回重庆后，又重新投入了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对父亲来说，民生公司是他毕生心血所寄。
父亲1893年出生在重庆合川，因家境贫寒，刚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艰苦自学成才。早年投身教育，立志以教育救中国，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而很难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1925年，父亲在合川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经过苦心经营，抗战前民生公司已统一川江航运，将外国轮船公司逐出长江上游，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率领民生公司员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事业，尤其是现场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为国家保存了工业命脉，而最为后人所称颂(详见2002年3月21日本报文章：《抗战时期：宜昌敦刻尔克大撤退》———编者)。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除改进内河航运外，同时开始发展海洋运输。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导致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不佳，实力大受损伤。
新中国的建立，使父亲尤为振奋。他返回内地后，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驶返内地的行动，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重庆期间，父亲相当重视学习时政，经常让我与他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譬如《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章，他在思考着民生公司的发展方向，积极探索民生公司如何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早在1950年3月滞留香港期间，父亲就通过代表向中央提出了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的请求，6月他返京后，又向中央提出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父亲的请求，同年7月由交通部派出代表，与民生公司的代表协商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又和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公司在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程序。父亲去世以后，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实现了公私合营。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短评《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作为一个典型，给予了高度赞扬。
1951年初，父亲到川南参加土地改革。在此期间，我和妻子冯俊兰决定放弃在重庆大学的学业，报考西南铁路工程局会计统计人员训练班，参加革命工作。我为此事发电报并写信给父亲，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回电赞同，父亲又写信鼓励我“不问在任何环境，必求前进”。1951年7月，我在四川江津铁路训练班学习时，父亲在给我的信中提及我二姐卢国仪正在参加土地改革。父亲在信中称土地改革是“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并断言“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人们最受人民欢迎”，对国家民族复兴的热忱向往之心，白纸黑字，历历在目。
1952年1月20日，父亲又曾给二姐卢国仪写了一封信，这是父亲一生中给子女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除对女儿的生活表现出父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外，还殷殷教导女儿如何做人做事，以便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在这封信中，丝毫看不出父亲的精神状态有什么问题。
卢作孚去世的原因
正当父亲满怀壮志，准备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民生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层层累积以至于集中爆发，最终导致父亲无法承受而遽然离世。
自父亲返回重庆后，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由于基层运动的领导者执行政策有偏差，在运动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父亲对此甚感惶惑。
建国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由于业务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各种费用的消耗和公司在国内外的债务还本与付息的压力而日见艰难。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财务陷入困境，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员工的情绪出现严重波动，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父亲为此忧虑重重，深感难以撑持。
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父亲，原因甚不可解(父亲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父亲，并忘记把电报交给父亲)。事情至此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关怀下，民生公司的难关本来可以安然渡过；而另一方面，父亲却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从而可能引发公司更大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父亲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父亲来说，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父亲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亲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卢作孚去世的经过
2月8日下午，母亲到位于观音岩的重庆市妇女互助会开会后，便到张家花园路来看我仅有两个月大的女儿卢晓南，傍晚才回到民国路家中。据母亲事后回忆和我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经过如下：
当晚大约7时，母亲到家后，厨工温师傅对母亲说，父亲回来时，交代说要睡一下，不要孩子们打扰，便进入卧室没有出来。母亲考虑到近来父亲过于劳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休息，认为这个情况完全正常，并没有意识到将会出事，还叮嘱孙女卢晓琪、孙子卢晓雁保持安静，让祖父好好睡觉。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父亲的动静，温师傅便进房间察看，发现父亲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母亲遽逢大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连挂了数次电话之后，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方携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父亲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是，母亲倚靠的公司来人竟没有把父亲送到离我家距离尚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他们只是把悲痛欲绝的母亲扶到其他房间，由医生给父亲打强心针，此时经护士提醒，才发现父亲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父亲就这样走了！
待公司来人离去后，母亲才派温师傅去叫我，我赶到家时已是深夜，强忍哀痛的我一面安慰悲伤过度的母亲，一面设法通知在渝的亲友，料理后事。所有的忙乱过去后，留下母亲和我为父亲守灵，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笼罩着我们，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我们母子难以承受，凄清、孤苦和震惊之情，是我永世也难以忘怀的！
在得到民生公司的报告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即派公安部门有关人员到家里了解情况，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专人和我保持联系。他们离去时，带走了剩余的安眠药片和父亲留下的遗嘱。2月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代表军政委员会领导，到我家里对亲属表示了慰问。
2月11日，我二哥卢国纪一家从北碚赶回重庆，其他兄姐或不及赶回，或尚不知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未能回来为父亲送行，至为遗憾。
2月12日，是父亲出殡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关部门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队伍人数很多，灵柩从民国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龙门，再由父亲创办民生公司时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载运到南岸，葬在民生村附近的一个山坡上。
父亲走了，但是他活在了人们心里。民生公司的一位船长在当天父亲出殡之时，拉响了船上的汽笛，为父亲送行。他说，是卢作孚把我从一个水手培养成为一个大船的船长，我应该纪念他。这样的事例，让我们全家人都忍不住热泪沾襟！
关于卢作孚的遗嘱
父亲留下的简单的遗嘱，是写给母亲的。遗嘱用钢笔写在一张毛边信纸上，字迹非常清晰。这张遗嘱，事后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亲眼见到这份遗嘱的，仅有包括母亲和我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当时我根据回忆记录了下来，这份遗嘱的内容是：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这里有必要对父亲的遗嘱逐条做一下说明。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指的是我们家1948年从南京搬回重庆，我二姐卢国仪主持搬家时，误将借用民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一起搬了回来，当时我们家除这两件误搬回来的旧家具外，并没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后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在意这件事，特别于1952年1月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写给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为南京破旧东西写信给罗昌扬，尚未得回信，正准备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确实内容，以便归还或赔偿”(罗昌扬为当时民生公司南京办事处主任)。父亲一生大公无私，两袖清风，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临终时仍记挂着借用公司的家具，特别首先叮嘱母亲一定归还。
“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父亲在这里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会奖励给父亲的、从未参加过分红的一点干股。父亲去世后，母亲遵照父亲的嘱托，将此股票寄给了在武汉的民生公司董事会。但民生公司董事会按照国家政策没有接受，后又寄还给了母亲。
“今后生活依靠儿女”，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职业，自然也没有收入。父亲虽然是著名的实业家，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而此时，我们兄妹已陆续就业，因此父亲才叮嘱母亲今后生活依靠儿女，为母亲以后的生活做了安排。
“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这表现出父亲对自己所担任的政治职务负责任的态度。
父亲的遗嘱由于从没有完整地公开披露过，以致社会上流传着不同的版本，多数系以讹传讹。比如，四川一家媒体1998年曾刊出过一篇《卢作孚自杀之谜》，其中失实之处甚多，在提到父亲的遗嘱时，出现了很大的错误，其原文是：“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三、今后生活靠儿女。四、为立信会计学校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送交潘先生”。文章中所述“遗嘱”的内容有两条与真正的遗嘱不符。一是“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事实上，父亲在世时，母亲就从来不到公司去，不用说“无事”，便是有事也是要等父亲回家再说。该文作者特别就遗嘱的内容强调，“从上面可以看出，临终之前的卢作孚，对民生公司内部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是何等的痛恨。”这当是指“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而言，父亲不可能在遗嘱里写出这样的内容，这段文字显然是某些人想当然的。二是所谓“为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更是不可能。既然是捐款，当属公款。父亲从来就不把公款放在家里，因此，就不可能有嘱母亲“送交潘先生”一说。这两条所谓“遗嘱”纯属谬传。还有一本传记文学则把遗嘱简化为“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
分析父亲的遗嘱，可以看出，他虽然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但临终前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父亲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父亲的一生从办教育、办实业到乡村建设，不畏艰难，艰苦奋斗，为公众造福，为人民服务，始终秉持“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的宗旨，一心一意为社会为国家做实事做好事。尽管他创下了庞大的事业，却严于律己，就是最后离开人世，也是两袖清风而去。
1999年，父亲卢作孚和母亲蒙淑仪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重庆北碚公园的“作孚园”内，从此长眠于他亲手创建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永远伴随着他的母亲河———嘉陵江。早在1927年，父亲出任重庆北碚地区峡防局局长，主持北碚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科学、卫生等事业，开办工厂、煤矿、农场、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修筑铁路，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把北碚从一个盗匪横行、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名闻遐迩的模范地区。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北碚的变化日新月异，而祖国的巨变更是一日千里，父亲为之奋斗一生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民族梦想正在一步步地实现。父亲如果有知，会为此而感到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