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才人白眼动图:“大东亚共荣圈”启示录

对于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和看法。在中国人眼中，这是一个罪恶，狂妄和破产了的，一个以亚洲人民数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军国主义理论和实践。然而就日本人看来，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它曾是东亚人为其未来进行的一次严肃的选择，其失败不仅仅是日本的失败，也是整个东亚的失败。

围棋中有句名言：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这是一种典型的逆向思维的分析方法，有助于帮助自己找出惯性思维上的盲点。之所以要关注日本人对大东亚共荣圈的观点，也就是为了找到我们国人在历史反思上的盲点。

严肃地说，从19世纪下半叶起，大东亚共荣圈是东亚地区产生唯一的，有系统的战略构想，姑且不论其性质和结果如何，它确实为当时许许多多的迷惘的东亚精英带来了面对西方列强的一份自信和希望。当今中国的强大，使得我们可以去除因为恐惧而产生的禁制，带着冷静，理智地，历史地去看待这一战略构想，从中找到中国未来东亚强国之路的一些启示。

自中日甲午战争后，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就开始逐渐酝酿而成。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虽然腐败，但日本亦未有所作为。在国际和日本国内舆论中，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的对比上，日本都不是被看好的一方。从历史记载中不难看到，日本当时已经为这场战争作好了一赌国运的打算，国内讲和派，缓战派的声音决不在少数之列。然而事实是日本人不但在甲午战争中轻松取胜，甚至在其后的日俄战争中亦艰难胜出，这样的结果，日本人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由此日本决策层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已经不再是日本的主要对手，日本已经取代了中国在东亚的传统霸主地位。二是其它西方列强在亚洲的存在将是日本未来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这两个结论构成了日本东亚战略的两个基本出发点。

成为亚洲的新霸主后，日本开始战在一个新的高度审视整个亚洲的未来，也就是这个时候，大东亚共荣圈的前身-------一个小东亚安全圈的构想浮出水面，这个圈中包括了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江浙沪三角洲地带，台湾岛。其目的一方面是和日本形成呼应，并以此为桥头堡，将英俄等列强在中国的推进缩小到最低限度，以保护日本本土的安全。另一方面，这样的势力扩张也预计在中国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因为当时的中国虽然垂死，但并未倒下，绝境中仍能爆发出毁灭的力量，日本聪明的做法不是将中国逼得走投无路，而是小刀子割肉，加速其死亡。
从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样的战略思想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得日本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列强的承认。公平地说，当时中国的决策层如李鸿璋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苦于无法拿出系统有效的战略来与之对抗，其忍耐至最后一战的构想也终于成为一个终身遗憾。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历史进程，无不在日本人的俯仰掌握之中，这和日本人抓住历史机遇，在战略上富有远见是分不开的。

但在战略的具体实施上，日本政府和民间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就清政府而言，，日本政府采取的是保守稳健的态度，即施压和合作相结合的柔性政策，他们不需要清政府灭亡，而是要让清政府负债累累，成为日本的附庸。这一政策招致了日本民间激进人士的不满。他们将西方列强的威胁视为比削弱中国更为迫切之事，他们等不急清政府慢慢腐朽，而要求立即在中国建立一个和日本有相同理想，相同价值观的中国政府，以便和日本携手确立东亚霸权。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日本民间以高涨的热情帮助中国新兴的政治力量摧毁清政权，同盟会等一批中国秘密暴力团体以及后来的割据军阀成为他们竞相投资捐赠的对象，这一趋势直到蒋介石上台才逐渐销声匿迹。蒋亲美亲英的政策使得日本民间的希望彻底落空。尽管如此，日本民间这一长达三十多年的捐赠革命的活动还是对中国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日本民间不记回报的捐赠培养了大批的亲日人士，灌输了共荣的观念和理想，这使得不少中国的革命精英在国家的观念之外又多了个大东亚的观念，尤其是仇视俄国的观念，为中国政治的发展埋下隐患。其次，这一运动失败后，这股民间力量将失望转为仇视，开始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用武力彻底征服中国，最终导致日本走向了军事极权政治。最后，这一次运动的失败也直接导致了日本在战略上由小东亚安全圈向大东亚共荣圈的转变。

这个转变来自于中国政治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扩张逐渐由领土要求转为经济控制，其政治势力由前台走向后台。二是中国中央政府日益强大，对日本小东亚安全圈的保险系数产生了威胁。这里不能不提到蒋介石，应该说，蒋在当时亲日人士多如牛毛的氛围中是难得的清醒之人，他很准确地把握住了日本的战略意图，从地缘利益出发，采取了远交近攻，即疏远日俄，联合英美的政策，从而使日本政府削弱，蚕食中国的战略遭到了阻碍。从历史的大局来看，蒋的这一战略使得中日关系的主动性发生了倒置，从此日本不得不放弃了理性的小东亚战略，转而实施非理性的大东亚战略，幸运的天平自甲午战争后终于开始向中国倾斜了。

虽然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自1940年才正式宣布，但事实上早在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早已渐露端倪。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出发点有二，其一日本认为中国已经变成英美等欧洲列强在亚洲对日本进行压制的工具，其二是中国日益强大，逐渐恢复元气，让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地缘危机感。很多日本历史学家认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在于阻止西方列强的扩张，这句话，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应该承认在蒋上台前，确有大量的中日人士认为中日联合或协助是东亚阻止西方势力的主要力量，但蒋上台后，日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势力的侵入危险已经很小，而中国正在养精蓄锐，让日本如坐针毡，这也是日本甲午以来的优势心态无法接受的。从大东亚战略的酝酿到成熟，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从轻视中国，削弱中国逐渐走向重视中国，征服中国的态度，阻止西方列强的侵入只是一个幌子，是优势心态的自我平衡，大东亚共荣圈的重心事实上早就由圈外移向圈内，由列强移向中国本身。

从日本国内政治来看，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是一个自下而上，由民间向政府不断施压的过程，直至后来的少壮派军官政变入阁。日本政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试图保持着上个世纪沿袭的保守态度，一直避免和中国进行最后的决战，而在日本民间，正如以前的革命捐赠，对中国的仇视也达到了空前热烈的地步。双方对中日关系的战略安排产生了严重分歧。政府方面认为，虽然日本在国力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但随着中国的统一，征服中国的黄金时机已经过去，因此应当考虑得是利用目前的优势明确巩固自上个世纪取得的即得利益，特别是台湾，朝鲜。而中国不会长期甘心于成为英美的附庸，未来充满变数，日本当静待时机。日本民间则从地缘的角度出发，认为一个复兴的中国将逐渐收回其在亚洲的传统利益，中日力量对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中国倾斜，日本会陷入战略上的被动，与其日后疲于防御，不如乘中国羽翼未丰，击其半渡，一举功成，以至于发出“今日不亡中国，明日必亡日本”的极端论断。政府和民间的这种分歧严重的影响了日本日后的战略安排，使得日本政府原本清晰，连续，系统的对华政策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求战声中沉没。特别是1941年的近卫声明（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但答应两年后从中国撤军），可以说是日本政府中的保守人士的最后一个理智声音。当时的首相近卫虽然和汪精卫达成了合作协议，但在国内却遭到了猛烈的批评，旋既被解除了一切职务。自此，日本除了孤注一掷，征服中国以外，再没有其它的回旋余地，完全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而在中国，也存在着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歧，但其基调却是一致的：即以防御求生存，以防御拖垮日本，使其愈战愈疲，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双方的现实力量对比。
先看主和派的汪精卫，其心态和当今的君子派人士颇有相似之处。汪虽是个文官，但却是上过战场的，他看到了两个现实，一是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都不是日本的对手，二是如果中国有二三十年的休养生息，日本将不是中国的对手。他也有两个幻想：一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幻想，希望中国妥协后日本会将矛头转向列强。二是对日本一贯对华政策的幻想，认为日本并不想灭亡中国，而只是想削弱中国。
和汪相比，主战派同样看到了两个现实，但却不抱两个幻想。主战派认为日本大东亚战略的核心就是灭亡中国，而英美俄不会坐视中国灭亡，日本向中国宣战就是向列强宣战。明确这一思想的是毛泽东，特别是他提出的“持久战”战略，为日本的军事冒险宣判了死刑，事实上，毛构想中的持久远比八年要长的多，在持久中，日本愈是深入腹地，愈是拉长战线，投入的人力物力越多，就愈是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在毛的眼中，日本的失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蒋介石是主战派的另一个代表，他不象毛这么乐观，他更期待的是英美的介入来解决这场战争。但他在大战略的把握上却并不逊色于毛，其名言：“以时间换空间”和“持久战”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中日主战主和的各派分析和历史的进程中不难看出，日本从小东亚防卫圈到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转变是日本由胜转衰的开始，在八年抗战中，虽然中国始终处在被动防御之中，但其战略上却是主动有利的，从长远来看，胜利是必然的，虽然列强的介入缩短了这一胜利的进程。显然大多数日本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将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失败归结于日美对抗的失败，但也有冷静的日本学者指出：日本和中国决战，从开始就是一个错误，能够在八年中结束战争接受美国管制，对日本是一个幸运。如果这场战争拖上二十年，三十年，日本将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甚至会亡国亡种，如果是这样，大东亚共荣圈的拥护者将是日本永远的罪人。

说了这么多，也该做个结尾了。通篇想力图表达的无非是一个清晰，完整，连续，有效的战略思想对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而这正是当今政府和国人欠缺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何从容安排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对外战略，是远比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更值得国人关心的事情。忍不住还是要提一下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失误。在日本行将溃败，坐以投降的前夜，两个政治家都没有了当初的嗅觉或魄力。中国在反攻上的迟疑，使得历史的机会终于溜去，当时如果中国提前反攻，攻入朝鲜，攻入越南，攻入缅甸，也许后来的世界局势会有所不同……说到底，还是没有站在大东亚的战略上去做更远的考虑。诚然，我们不能过多地去责备他们，毕竟当时的中国政治上分裂，人民又疲弱不堪，但是现在的中国，我们完全有理由苛求她有更远大的理想。

夜凉秋如水，拔剑出京城
2001年9月18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