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花归来马蹄香:评论摘录1

就这样将战争这头怪兽放出，是否不够慎重？如果它真是一场为了“人权”的正义之战，它果然能让利比亚平民免于灾祸吗？或者它会将局势引向另外一个不可收拾的境地？可是如果联军不进行干涉，那些正在被卡扎菲杀害的人怎么办？这是一场巨大的道德困境。如果说几万人的“人权”受到威胁时便可以进行干涉的话，那么一个人的“人权”是不是“人权”呢？为了几万人的 “人权”是否可以牺牲几个人的“人权”？黄一琨在微博中说，“战争的道德困境是全人类应该反思的，我们这些远离战场的人，在面对不同意见者时，心里已经发动了无数次空袭。”

对于这场战争，信海光在评论中写道：“各国并没有穷尽外交手段的努力，让炮弹说话之后，死于炮弹之下的平民，也许比卡扎菲杀的人还要多。如果不是实在无路可走，不应轻易诉诸战争。”那个决定使用炮弹的人，最好能够证明这是一场别无选择的战争。

福岛核电站出事，其实并非因为技术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据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有一份丰富的事故清单以及篡改记录史，它不仅隐瞒多次事故，并且还私自篡改核电站的分析报告。因此，这家公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才是导致这次事故的深层原因，海啸不过是一个契机，让隐忧不幸成为现实。

虽然说这次的福岛核危机世界注目，也的确有国家或地区做出了反应。有媒体报道，德国宣布暂停延长核电站运营期限，中国大陆也暂停了审批核电项目。但如果真的希望这次事故能让人类放弃核电，就显得天真了。这次事件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真正严肃地审视核电和核能。用还是不用，都需要审慎对待。

发生地震的时候，日本人加藤嘉一在东京的一栋写字楼里。由于是高层，写字楼晃动得厉害。他说，“我们从小学直到高中，每个学期都要参加各所学校和地区举办的防灾训练，经历了12年。假设地震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第一做什么，第二看哪里，第三怎么办。至少训练过30多次，不经思考也明白该怎么应付。”

在他的叙述中，非常冷静克制有条理，就像其他日本人在本次地震中的表现一样。这种表现，不仅中国人敬佩，美国人也是，《纽约时报》写作了长篇报道称赞日本人在地震中的秩序。这种被称为日本国民素质的东西，是长期训练的结果。而这种长期训练，正是抱着“如果灾难明天就来临”的危机感进行的。

如果明天灾难就降临，抱着这样的想法去做一些准备，才不至于真的等到灾难降临时不知所措。灾难也许就在下一秒，这是这次地震给我的最大震动。

其实，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就是“读书为上”，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当然，除了荒诞的“文革”十年。古有科举，今有高考，这都为读书改变命运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环境。同时，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知识分子的待遇越来越高，知识资本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无论是政府、家庭还是学校都把“知识改变命运”当做真理一样灌输给每一个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孩子。

当然，知识改变命运也确实是实现过的。远的不说，文革之后恢复的高考，又有多少年轻人从农村一跃而出，成为近30年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大学几乎成为毫无资本与背景的农村孩子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否则要么他们只能一辈子在家乡面对那块土地，要么在城市里卖命的出卖着自己的劳动力。上大学，成为他们获得更体面生活的唯一可能。

但是，事情到了今天，似乎起了变化。随着大学的扩招，考上大学似乎不在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也不再会有鲤鱼跳龙门的感觉，大学的招生数一年高过一年，毕业生也一年多过一年，无论什么时候大学生就业都是一个热点话题，因为它不再是什么触手可及的事儿；伴随着大学的产业化，学校的学费越收越高，教育质量似乎还有些降低，一批旨在赚钱的高校更使得大学的质量是鱼目混珠；而农村的教育质量相对就比较差，考上名校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

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平委员的言论似乎也有一些道理，她说出了一个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对的现实，一个孩子上大学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而这种投入在四年之后可能根本就无法达到最初的预期。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平民家庭来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支撑一个孩子读大学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其目的必然是在毕业之后可以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富足的生活。王平委员说的确实是现在的现实，但是你不鼓励他上大学了，你还能让他干什么去？难道农村的孩子就只能一辈子去摆弄家门口的那块土地？

也许有人会说，可以让他们去中专、技校学一门养活自己的手艺，现在他们的生活未必就比上过大学的差。的确，这确实是一条出路，无论是对农村的孩子还是对城市的孩子，但是，现在能看到的那些状况相对比较好的，都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也有更多的从中专、技校出来的人只能在生存线上徘徊。

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应该更多的从制度上去反思，而不是一股脑的告诉农村的孩子你不要上大学。面对这种现状，既不能一味的给孩子灌输“只有知识能改变命运”，也不能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上大学”，重要的是要给孩子更多的选择机会。完善职业教育，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你不给职业教育一个美好的未来，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必然还只会挤在高考上大学这座独木桥上。只有给他们更多的选择，你才有资格告诉孩子你可以不上大学。

的确，食品安全问题确实已经是困扰中国民生幸福的重大问题。从当初波及全国的“苏丹红”，到危害了无数宝宝的“三聚氰胺”；从无处不在的“地沟油”，再到恐慌整个中国的“毒大米”……中国老百姓已经笑称自己是“毒不死的小强”，甚至对于农药超标这类“轻微”的问题已经见怪不怪了。

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政府部门的出手也不能说没有力度。全国性的打击苏丹红、三聚氰胺、地沟油……力度不可谓不大，效果不可谓不明显。但是，在运动性的打击过后，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的无论哪一种危害食品安全的事件并没有绝迹，甚至有死灰复燃之势。

不得不说，产生这样的结果与中国的行政体制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行政体制可以大力发展经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旦出现危害食品安全的事件，必然可以开展一场运动式的打击。苏丹红有问题，就全国性的消灭苏丹红；三聚氰胺造成了结石宝宝，也不留余力的消灭三聚氰胺，哪怕毁掉“三鹿”这个品牌……这种运动式的打击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最好的效果，但是一旦进入日常状态，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

在运动过后，政府总有一种一劳永逸的思维，认为过去的也就过去了。然而，政府的这种放松无疑也为食品安全问题的卷土重来提供了机会。食品安全问题不会发生在很大的地方，它就在农田里、市场里、饭馆里……运用式的打击永远也取代不了日常的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所以，食品安全部门在日常的对食品的监督应该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众所周知，让监管部门每天去农田、市场、饭馆……这些地方去检测、监控食品的安全，让他们对老百姓入口的食物负责，这是一个常识，也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这种服务并不能给地方政府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甚至还需要财政的“补贴”，这也就导致政府不到必要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动力来监管食品安全。在这一点上，监管部门应该比王岐山副总理更应该感到“不好意思”。

当然，在两会上很多代表和委员都提到了食品安全这一问题，也认为应该以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的标准来保证民众的食品安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很重视，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也一再提及民生，“民以食为天”，让百姓能吃上放心的食品就是最大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