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圣节介绍视频短片:对苏轼的另类解读

泰山不弃微尘而能成其大，
河海不捐细流而能就其深。
作为粉丝，
对东坡的溢美之词，我们烂熟于心。
对东坡的另类看法，也应收集于版内，共同交流探讨，
以达到全面客观清醒地评价古人。
前两天，翻天涯的旧帖，居然就得到一段这样的另类解读。
作者：独狼一笑。
简历如下：
姓 名 ： 性 别 ： 男
出生年月： 省 份 ： 福建
婚姻状况： 未婚 所在城市：
从事职业： 最高学历：
注册日期： 2003-3-27 16:41:00 发表主题： 312
最新上站： 2007-12-16 15:05:00 发表回复： 2591
上站次数： 2696 社区积分： 19863
用户状态： 网络寻呼：
个人主页：
兴趣爱好：
请看他如何评价苏轼：
关注楼主收藏转发至天涯微博
作者：逝夫 提交日期：2007-12-16 15:45:01  1#
全文摘自天涯煮酒论史《大宋词人点评》
第五名：苏轼
苏轼是个天才，这无可否认，但天才的聪明，对文学只有损坏而无助益。人一旦聪明，什么都看得开，那还谈什么对生命的体验！只有对生命永不放弃的执着，才能造就伟大的文学，即王国维所说的血写就的文字。我认为苏轼真正好的词，都是他不那么聪明，没有看开的时候写就的。
经典名句：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大学时上外国文学课，老师问我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何看法，我说，这是本哲学书籍，我无话可说，如果放在文苑，那它什么都不是。记得当时老师是瞠目结舌的，连声追问理由何在，我也大言不惭，说，文学须和以血泪，方能感人，方能传诸后世，成一代文名，这等著作太多思辩色彩，委实不算文学；太聪明的人，也不该撞入文坛。
这是我顽固的偏见。聪明人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科学家，可以是医生，可以是飞行员，可以是中文系教授博导……可就是不能做文学家，我这并非说，文学家都应该是白痴，我的意思是，文学是最需要天赋的，别的一切行业都可以靠后天的努力弥补，唯文学不能，因为文学必须是以心灵感受红尘，而不该以理智同世界对话。倘若一个人为文思虑周全，论证绵密，那么这只能是论说文，不是文学。像骆宾王的《代徐敬业伐武肇檄》，里面有造谣，有诽谤，似乎是没有根据的胡说，但正是这胡说体现了骆宾王文学家本色，如果骆宾王也傻傻地去调查证实所说的每件事，那我立刻把他从文学圣宫里赶出去。
对苏轼的作品，我也作如是观。苏轼在我眼里，就是个不配享文学家大名的人。我是不喜欢苏轼的，但他又实在绕不过去。他不仅十八般武艺俱全，在词史上，也是个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任务。自《念奴娇/赤壁怀古》横空出世，词的境界几乎一下子拓展到可以和诗相提并论的地步。这首词日后和作，根据王兆鹏先生统计，达到31首，堪称古今独步。在这首词以前，词里类似的内容不是没有，但都没有这般响亮。它才是豪放派建立的“独立宣言”。
说到豪放派，这个概念最早是明人张南湖提出的。他在《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遗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这段话别的不说，单其云苏轼所作多为豪放就是睁眼说瞎话，我在后面还会提到。这个两分法影响巨大，但也有不同意见者，如陈廷焯就说这两分法是“此亦似是而非，不关痛痒语也。”近人詹安泰、吴世昌也都持反对态度。后来，这个两分法更和主流意识形态狼狈为奸，云豪放派代表进步力量、文学家价值高，婉约派代表保守力量、庸俗不堪，云云，就更不足为训了。总之，好词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抒写了词人的灵魂，而不是看它的那个标签，倘其没有，即便再豪放，再进步，也是泼妇骂街，徒增人厌。后来的陈亮刘过等辈多堕入此途。
苏轼的词我之所以不喜欢，就在于他太聪明了，太豁达了，好象什么都无所谓。因为无所谓，无病呻吟虚情假意也就随之而生。《水调歌头》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瞧瞧，可多看得开。《定风波》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拜托，如果你不畏风雨，不惮险途，那你就去修仙炼道好了，还来填词作甚！他的一些词，我以为是堕如俗套的，如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结尾：“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老实说，这种陈词滥调，像杜甫《登高》的结尾：“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一样，很有凑够篇幅的嫌疑。又如《临江仙》结尾：“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有心人会看出，这明显是抄袭李白《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 》结尾：“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悼念亡妻的《江城子》，唐圭璋先生评云：“真情勃郁，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我开始为老师所惑，也以为这首词有什么了不起，但仔细咂摸，它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我以为苏轼用错了词牌，如其抑郁无言，柔肠百转，可用长调；如其真情勃发，不可抑制，可用《满江红》一类。后来纳兰容若悼念亡妻的词作，我以为功力远在其上。其实在这里也可以发现苏轼的矫情，所谓“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是只能骗鬼不能骗人的。
我在开头是已说，苏轼的祸根在于他的聪明过人。他是北宋建国以来仅有的策论入三等的两个大才子之一；他的文章说理明晰，气象浑成，所谓“苏文如潮，韩文如海”，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杰出人物；他的诗书画都冠绝一时，尤其是书法，流传着许多洛阳纸贵一类的故事。这其中的每一项都能叫人黑法皓首，　穷尽一生，而苏轼样样玩得转，这是苏轼足以自夸的。但是换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是苏轼的悲哀。因为洞明世故，看穿人生，他的作品里就没有了啼血的杜鹃，终于也没有震撼人心出诸性情的好作品，否则以其屡遭贬黜的坎坷经历，他是有可能写出李煜那等哀辞的。
苏轼流传下来的词作有362首，在两宋词人中排名第二，仅仅次于辛弃疾的629首。在这300多首词作中，除了有限几首，其它都可归入“婉约”一类。今天苏轼是以豪放派的开山祖师面目出现的，但他的重心却在婉约词上，这或许很让一些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熏陶的人不快，但在当时，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与今天一味抬高豪放词相反，清朝以前的人是看不起不严格遵守格律的豪放词的。张南湖在我上面所引那段话中紧接着就说：“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徐师曾也说：“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否则虽极精工，终乖本色，非有识者所取也。”其实，我也对苏轼的所用非当伤心，不过我伤心的理由和他们很不同，我不是看不起婉约词，我是认为，以苏轼天纵之资，他如投身豪放词，或许能多吟几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等豪气干云的好句，但他创作婉约词，实在是站错了队，因为婉约词比豪放词还忌讳理智。
说了苏轼这么多坏话，我也有点良心不安了。其实，苏词里还是有篇章能看见苏轼真心的，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是《卜算子》，那时候苏轼谪居黄州，心里苦闷，总算说了几句见性见情的话，这首词，我以为当在苏词中排名第一：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人一旦成了大家，似乎就没了他人置喙的余地。我曾经码过一篇小文，对苏词多有挑剔，结果是招来一片骂声，或说我哗众取宠，或说我少不更事……说得我是噤若寒蝉，直欲觅一地洞而遁之。郁闷啊，我虽然不学无术，辞不达意，但对自己的艺术直觉，我一直以来都还是有点信心的，如今大家一致向外，对我开炮，我的那点信心，也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直到近日读古人词话，才知英雄所见略同，世间果有同道，嘿嘿。
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是广受赞誉的名作。清人沈谦《填词杂说》评道：“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言物。”唐圭璋先生则说：“遗貌取神，压倒古今。”而王国维更是推崇备至：“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总之，《水龙吟》是第一流的好词，那几乎就是定论了，谁要再有他议，那才真的是不识好歹。
但是这个世界偏偏就有不喜欢鹦鹉学舌的人，而且此人还不是一般俗辈，乃是词学名家吴世昌先生：“静安（王国维）以为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此说甚谬。东坡和作拟人过分，遂成荒谬。杨花非花，即使是花，何至拟以柔肠娇眼，有梦有思有情，又去寻郎。试问杨花之郎为谁？末句最乏味，果如是则桃花可为离人血，梨花可为离人发，黄花可为离人脸，可至无穷。此词开宋乃至后世无数咏物恶例，但历来评者一味吹捧，各本皆选入，人云亦云，不肯独立思考。”（见吴世昌《词林新话》）
或者有人要说了，这不过是一家只言，吴世昌先生有失偏颇云云。且慢，我既然有备而来，就不会让你有空子可钻，就要让你心悦诚服。我也觉得吴世昌先生有点强词夺理，但是下面就要引的另一词学大家顾随先生（号苦水）的评价，我可实在是佩服，只能说：高！实在是高！
至于是篇（指《水龙吟》），直俗矣。前片开端至“呼起”，滥俗类如元明末流作家之恶劣散曲。“抛家傍路”，“寻郎去处”，其尤显而易见也。过片“不恨”两句，可。然曰“恨西园、落红难缀”，则无与于杨花也。“晓来雨过”，“一池萍碎”，好。虽不免滞于物象，乏于韵致，而思致微妙，可喜也。嫌他“遗踪何在”一句楔在中间，累玉成瑕耳。“春色”三句，苦水不理会这闲账。结尾“是离人泪”，苦水直报之曰：不是，不是，再还他第三个不是。几见离人之泪如斯其没斤两也耶？亏他还说是细看。因知老坡言情并非当家。刻骨铭心，须让他辛老子（指辛弃疾）出一头地。//（见顾随《东坡词说》）
顾随的《东坡词说》所言，我很多是不同意的，比如他说《卜算子》意境陈旧，风骨不高，“忆吾每诵此章，辄觉虽非恶鬼森然扑人，亦似觉灵鬼空虚飘忽，只有恍惚，了无实质”，就为我所不取，但他有一些议论，却实在是一针见血，切中肯綮，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比如这段话：“少陵之诗有拙笔而无俗笔，太白有俗笔矣。稼轩之词有率笔而无俗笔，髯公有俗笔矣。此或以才虽高，而学不足以济之，即李与苏至于诗词，稍不经意，犹不免于俗耶？”正是我想说而不敢说的。
苏轼另一名作《念奴娇/大江东去》，顾随是这样评价的：“谓之豪放即得，遂一之与稼轩并论，却未见其可。辛词所长：曰健，曰实。坡公此词，只“乱石”三句，其健、其实，可齐稼轩。即以其全集而论，亦只有此三句之健、之实，可齐稼轩。全章除此三句外，只见其飘逸轻举，则仍平日所擅场之“出”字诀耳。即以飘逸轻举论，亦以前片为当行。若过片则肤浅率易矣，非飘逸轻举之真谛也。公谨之雄姿英发，何与小乔初嫁？然如此说，尚无不可，若夫强虏，顾可谈笑间使之灰飞烟灭耶？……遂开文士喜为大言之风气（指左思的《咏史》）……至“故国神游”，想指三国。“多情应笑”，其谓公谨乎？“早生华发”，则自我矣。然三语蝉联，一何其无聊赖耶？稼轩之“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不见耳”，人或犹嫌之，而况此之空肤耶？煞尾二句，更显而易见飘逸轻举之流为浮浅率易。”说苏轼全部的词作，只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三句可与辛弃疾相颉颃，或嫌夸张，但总的来说，我以为还是相当公允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看的，呵呵。
再看顾随是如何点评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若“也无风雨也无情”，虽是一篇大旨，然一口道出，大嚼乃无余味矣。然苦水所最不取者，厥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二韵。如以意论，尚无不合。维“马”、“怕”两个韵字，于此词中，正如丝竹悠扬之中，突然铜钲大鸣；又如低语诉情，正自绵密，而忽然呵呵大笑。此且无论其意之善恶，直当坐以不应。所以者何？虽非无理取闹，亦是破坏调和故。是以就词论词，“料峭春风”三韵十六字，迹近敷衍，语亦稚弱，而破坏全体底美之罪尚浅于“马”、“怕”二韵九字也。//（顾随对此词亦有所称赞，不赘）我不知道苏轼听到这样的批评，是服还是不服？
对苏轼的另外一些名作，顾随也有精当的点评，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顾随说是“下片圆融太过，乃近甜熟”；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则是“下片如非滥俗，亦近浅薄”云云。我这里都是摘录，或有人说，你是否断章取义呢？鲁迅就指责过某些选家，说他们肢解被选人。而我所堪自慰的，是我大体上都是照实全部抄录，如果没有，我也有所说明。苏轼是宋词有数的几个大家之一，他的词作固然有好的地方。但是否就好到炉火纯青、毫无瑕疵的地步了呢？我是不相信的。我宁愿相信自己的直觉，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用不着强不知以为知，人云亦云，为古人讳。我所说当然会有偏颇之处，维有识者有以正之。
作者：逝夫 提交日期：2007-12-16 15:49:16  2#
堪称艺术的词是如何走入人世的？无非两种途径：要么是心中先有了一种情感，然后托诸外物；要么是先看到了某种东西，然后唤起了心中沉睡的回忆。前者为“比”，后者为“兴”。这是中国话，倘若起尼采于地下，则他会这样告诉你：所谓比，就是酒神冲动，所谓兴，就是日神冲动。（周国平将酒神冲动比拟为死亡本能，将日神冲动比拟为生存本能，也是一种解释罢。尼采的书晦涩难解，蕴涵无限，原本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可能。）《悲剧的诞生》开卷即言：“重要我们不单从逻辑推理出发，而是从直观的可靠性出发，来了解艺术的持续发展是同日神和酒神的二元性密切相关的，我们就会使审美科学大有收益。”这是我贬苏词的起点，有必要原话抄下。
详细论证比兴与酒神日神的关系，显然太过复杂了，不是一篇小小的网络文章所能胜任。中国人相信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诸君有如兴趣，可将尼采的书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对照着读，当会发现一些信息，我如有时间，也愿意将我所收集的一些资料和陋见加以整理。但是我想，只要有以下两点，就足以证明我的开头一段并不是脑子发热的糊涂话：其一，酒神和日神所对应的醉与梦，正是词里面最重要的两根支柱，中国的词人，几乎都是醉生梦死的人；其二，酒神对应非造型艺术，是情绪的直接反映，可看成是比，而日神对应造型艺术，重视外观，可看成是兴。酒神冲动因为日神冲动得以客体化，日神冲动因为酒神冲动得以本体化，这个过程，与中国的比与兴的过程，是何等相象呀。
也就是说，只要尊重中国的传统文艺理论，也就意味着要承认尼采的这句话：不是从逻辑推理出发，而是从直观的可靠性出发，才能创造艺术，才能理解艺术，所以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他还疑惑过：“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中耶？”其实解释只有一个：北宋词是从直观的可靠性出发，而南宋的词人，大部分已经走上了歧路。正如清人周济所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反浅，曲者反直。”虽然周济捏白石为歧路词人的代表，还是个值得商榷的技术性问题，但他的话，大体上是不错的。
王国维写过《尼采氏之教育观》、《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和《叔本华与尼采》等一系列文章，他受到过尼采的影响，是的确的，也正因此，他才有能力写出《人间词话》，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集大成之作。出乎其外，才能得乎其中。而在尼采看来真正的艺术，应该是意志的直接写照，是本能冲动的产物，而不是如柏拉图所说，是模仿的模仿（后来的苏珊.桑塔格，贩卖的正是这个理论），或者如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所说，理解然后美，只有先获得了知识，才能创造艺术，才能欣赏艺术。这种审美苏格拉底主义，是怎样为尼采所深恶痛绝呵！
我之所以要贬苏轼，其原由也在此：他是中国版的审美苏格拉底主义者。不错，他很聪明，很睿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他的艺术本能，也就差不多因此消耗殆尽了。在大宋词人排行版中，我之所以还将他排第五，是因为他还有一些词，是在他还没有完全清醒，还在为情绪所支配的时候写的，如以下一些：
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我浏览过苏轼的全部词作，发现他和柳永其实是一路的：流传下来的词作虽多，众口相传的也还有，但是堪称好词的，却是多乎哉？不多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头脑清醒，澄明清澈，因此也就无须责怪形单影单、梦寒枕寒，无须询问梦里花落知多少，无须哀叹醉乡路稳宜频到。我不是说他的词里面没有梦啊醉啊这些字眼，不是的，他的词里面这些东西海去了，但是与别的词人不同之处在于，苏轼是把醉和梦当成两条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两条捷径。请看这样一些自以为聪明的废话吧：“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万事到头皆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试问岭南应不好，却到：此心安处是吾乡。”“君臣一梦，今古虚名。”“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则止。”“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呜呼！倘教鲁迅碰见，定会大骂他的没有出息：“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苏轼的词，正是少了这么一种执着。
苏词是思考后的产物，是看破人世的超然，他的词作里，到处都可以看见一个不敢面对现实的人是如何百般自慰，自我超脱，惟独没有人世的担当。所以，他的词突出的表现为形象的贫血，颠来倒去，无非是那几句话的重复。正如尼采所说：“剧情的结构和直观的形象，比起诗人们自己用台词和概念所能把握的，显示了更深刻的智慧。”将尼采文中的悲剧改为宋词，并无不当，而苏词，也不过是用台词和概念对垒起来的舍利塔而已。
据说是草长莺飞的江南春日，大才子秦少游知道了苏轼即将重过扬州，就模仿苏轼语气，吟诗一首，挥笔题诸山寺，及苏轼瞧见，惊诧莫名，乖乖龙的东，那遣词造句，那气势笔法，分明是我东坡翁的手笔呀，可我怎么就想不起来我曾在这么一个地方涂鸦呢？后来到了朋友孙觉家，孙觉拿出秦少游诗词数十首，才明了其中原由，不禁长叹：“向书壁者，定此郎也。”这不由得让让人想起当年他苏轼崭露头角之时，文坛名宿欧阳修也曾一样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也该为年轻人让路了，三十年后，人知有他苏子瞻，不知有我欧阳永叔也。
一样能得大人物青眼有加，但明显的是，秦观并没有苏轼的好运气。苏轼才21岁就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进士及第，名列第二，此后虽然宦海沉浮，屡遭贬谪，却也曾有过出人头地风光一时的好日子。想当年太后执政，他苏轼短短几个月内连跳四级，任职翰林学士知制诰，为太后眼前头等红人，而弟弟苏辙也官居宰执，一时花灯碍月，飞盖妨花，端的是春风得意也。直到太后升天，这才厄运临头，流落南方，但其时他已屡经风雨，处变不惊，即便泰山崩于前，也不会呼天抢地，何况还有可人儿朝云随侍左右，还有孝顺儿子苏过相伴朝夕。
相形之下，秦观实在晦气得多。他29岁才赴京赶考，却两次落第，直到1085年，36岁的时候才勉强榜上有名，而且他的得中进士，很难说与苏轼无关，因为自1085年起，他苏轼就开始撞大运了。他一生的悲欢都是苏轼造就，以苏氏兄弟为首的蜀党垮台之日，就是他秦观倒霉之时。自1094年起，他就开始了无穷无尽的贬谪生涯。先是被赶出京城，任杭州通判，继而贬监处州酒税，二年后，又被新党罗织罪名，削秩流放郴州（今湖南境内），不久又流放横州（今广西境内），三年后再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好不容易，赵佶当了皇帝，大赦天下，但他还没有挨到京师，就在藤州（今广西境内），病死了。他在郴州时唱了一曲《踏莎行》，结尾是“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极为苏轼喜爱，后来秦观死了，苏轼题在扉页上，连连哀叹：“少游已矣，虽千万人何赎！”
我常常揣想，在落魄南方的那些黯淡岁月，饮酒赋诗，参禅悟道，他苏轼是否也曾有空想想自己门下这个一生哀婉的文弱词人？也许，他并不内疚，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秦观既然身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就要无怨无悔的承担师门不幸。你不是写过《朋党论》么？你自入蜀党之日起，就要明白终有树倒猢狲散的一天。你该记得欧阳文忠公的话罢：“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的妄度古人心腹，据邓廷桢《双砚斋词话》，苏轼诵读《踏莎行》之后，是废卷长叹，涕泗横流，祥林嫂一样喟叹：“吾负斯人”的。其愧疚如此。
按照尼采的说法，罪孽感的萌生，乃是起源于欠债。苏轼真觉得自己于秦观有所亏欠吗？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无从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轼绝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他不像父亲苏洵一样乖谬，也不像弟弟苏辙一样沉稳，他是两者的平衡，俯仰随俗，却不呆板，偶有出格，大雅无伤，他始终都在实践自己的话：“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据说，一生在官场摸爬滚打的苏轼只有两次不良记录，一次是任职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典礼，罚红铜八斤，一次是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未曾上报，一样罚红铜八斤。《射雕英雄传》里有一个故事，说是裘千仞作恶多端，为众侠客所围攻，眼看只有坐以待毙，当下嘿嘿冷笑：“说到是非善恶，嘿嘿裘千仞孤身在此，哪一位平生没有杀过人，没有犯过恶的，就请过来动手。”结果众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只有洪七公大步上前，声若洪钟：“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人个个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大恶、负义薄幸之人。老叫化贪杯贪食，可是生平没有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个！”我毫不怀疑，假如苏轼在场，也将一样的大义凛然，他的那些小错误，也就是洪七公的贪杯贪食，小菜一碟，不直一哂，顶多斩掉个手指就算了，而他也确实熟悉司马光的话：“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见《东坡志林》）
今天，我们习惯性地将苏轼看成是个特立独行的潇洒高人，但事实似非如此，且不说他那些字正腔圆的八股文，如《刑赏忠厚之至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等等等等，就是他的性灵文字《东坡志林》，一样可见他的卫道士面目，如他这样跋后主词：“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又据古人词话，他曾这样教训秦观，说少游啊你也太不像话了，怎么不好好研习六艺经传，倒去学那柳永，做那等下流酸曲呢？而王辟之的《渑水访谈录》中，则有这样的记载：
“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州事，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灵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州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惜其志，判云：“慕《周南》之化，其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可见苏轼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完美，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时，并不曾足够人道主义，这样似乎过于求全责备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苏轼绝非一个离经叛道之士，事实上从他的保守倾向也不难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始终认为真理在握，政敌的迫害，也不过强化了他殉道的神圣感。因为他是伟光正的，所以他也不必后悔，不必抱怨，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他的不够特立独行，他才不会有内心的强烈冲突，只有始终如一的平和安详。而一个异端，总是要承受过多的怀疑，责问，反悔，焦虑。贬谪惠州时，苏轼这样向朋友表白：“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话达理妙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贬谪海南时，又这样安慰自己：“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之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中者？”想起苏轼的时候我就想起徐渭，一样的才高八斗，徐渭最后却疯了，“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苏轼终以其俯仰随俗得到了心灵的安宁，在他自己看来，他的风雨一生，是因为他的生辰八字不好，磨蝎为命，而不是因为他本身有什么过错，事实也确实如此，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爱国爱民，忠君不二，就是他的醇酒妇人，那也是因为当时的习俗和今日不同之故----同时还要明白，苏轼所交往的都是官妓，而不是市井妓，后者出卖肉体，前者却只负责侑觞劝酒，按照当时律法，官员如和官妓有了枕席之欢，是要受到严惩的。从苏轼对柳永的态度不难看出他的洁身自爱。在他65年的生命旅程中，他不曾错上过哪条破船，不曾错走过哪条歪道。因此，即便外人如何难为他，也无法叫他难过，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认定自己有罪时，痛苦才会难以消受。多年以后他死于北归途中，他写信给朋友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寂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者。”他求仁得仁，无怨无悔。
但在秦观，却做不到如此平静，他之加入蜀党，与其说是因为信仰，不如说是一时的投机。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他缄默不言，等到王安石下台，蜀党当权，他才来事后诸葛亮JJWW，他也许不曾料想终于也有是事堪嗟的一天罢？看他的《踏莎行》，就知道他心中多少悔恨：“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凄厉如此，难怪口含天宪如苏轼，也不仅罪孽感萌生，一时气沮神伤。须知他苏轼的坎坷是他自己一手酿就，而秦观的起伏，却取决于他苏学士的兴衰，这怎么能不叫秦观慨叹造物的不公，愤恨命运的偶在呢？
《东坡志林》说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与同僚论及调气养生，苏轼说，其他还好办，就是欲火焚身，实在难熬。一个朋友附和道，是啊，想那苏武穷居海上，数载牧羊，啮雪啖毡，蹈背出血，其人不可谓不顽强，可就这样一个硬汉，也无法搞定那颗小头，生下一堆杂种，唉，可叹也夫！苏轼颔首同意，“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
上述一段话，是否有理，暂且不论，但苏轼的天性刻薄，喜欢月旦前贤指摘时人，则似乎不容置疑。同样是在《东坡志林》中，记载了苏轼一次游庐山，得《庐山记》一书，中载李白徐凝诗，那徐诗想来极差，不堪入目，以至苏学士一时火起，作绝句一首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其尖酸较之鲁迅，似还高一筹。王直方的《诗话》载：“东坡有言，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祈尝谓东坡云，有竹诗两句，最为得意，因诵曰：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坡曰：好则好矣，则是十条竹竿，一个叶儿也。盖以云干已万而叶止千也，亦顾对仗而遗物理矣。”
可见，苏轼的喜好讽嘲，并非偶然，而是天性；不仅是对前人同僚如此，就是对掌控了自己前程的上司，一样不留情面。史载一次他和王安石闲谈，他问：“鸠字为什么由九和鸟组成呢？”王安石一时语塞。苏轼笑嘻嘻的说道：“诗经有云：鸤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就是九个吗？”这是有所指的，盖王安石煌煌二十五卷字源学巨著，多有此类穿凿附会的笑话，比如波字，王安石就认为是波者水之皮也，于是苏轼就反问：“波者水之皮，那滑是否就是水之骨呢？”王安石愕然无以对。
这样看来，苏轼恃才傲物，出言无忌，似乎是个才子加流氓式的人物，但这是我们心目中的苏学士形象吗？NO！NO！！NO！！！独狼你不要唐突古人，我们心目中的苏学士，雍容高贵，宠辱不惊，是个很好很好的人耶！呜呼，冤哉！我虽不学无术，没有半点正经，但这蛾眉谣诼一事，却为我所不屑。我的看法，是苏轼虽然喜好卖弄聪明，却不会面目可憎，乃是因为他不仅嘲人，也兼自嘲。这自嘲一事，说来容易，做来却难，盖世人好面子故耳，要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在他人则可，在自身则不行。而我们的苏学士之所以千古流芳，就是因为他既不将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悲悯众生的救世主，也不认为自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晓得自己和世间众生一样，都只是飞蓬似的偶然存在。年近不惑，为官杭州时的一首诗表明了他的人生态度：“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对于一介囚犯，尚且视为“均是为食谋”的同路人，然则我苏东坡怎会对天地间的忠达贤良怀有恶意呢？世事有若浮云，变幻莫测，但我这颗心，却是明月般的皎洁呵！这是苏轼不同于鲁迅的地方，鲁迅虽也自嘲，虽也说：“ ……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但这有关如何解释，有关的人们是谁，都须三思。要而言之，苏轼认为自己和大家一样，都是一个人，求同而存异；而鲁迅则认为自己是一个区别于大众的一个个人，立异而避同。故苏轼无鬼气，而鲁迅有寂寞之哀。
苏轼的自嘲，虽有叫人忍俊不禁处，但更多的，是强颜欢笑后的辛酸。他这样嘲噱自己的贫穷：“马梦得与余同年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观，当推梦得为首。”相形之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少游就差劲多了。当年为官京师，穷得要命，乃做诗一首向人求助：“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华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叹老嗟卑，摇尾乞怜，未免叫人气短。
公元1065年5月，妻子撒手人寰；公元1066年4月，父亲魂归地府。按当时惯例，苏轼扶送灵柩回乡，居家两年后。公元1068年，苏轼回返京城，那一年，他32岁。从此，他再也没有还乡，从此，家乡的山山水水，在翰海漂泊的岁月中，都成了镜花水月。但是他的文字，仍是不见半点波澜：“临桌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又苏诗中有“是处青山可埋骨”句，苏词中有“此心安处是吾乡”句，其豁达也可知。而唐人柳宗元贬谪广西柳州时，却是万般悲伤：“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这就是我们心目中风流无双的苏学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贫穷叫人志短，而他偏不志短；不遇叫人思乡，而他偏不思乡。他是中国文人中罕有的一个异数，温和而倔强地反抗着人世的荒谬。中国的文人，往往都知道人生如寄，刹那芳华，但之后呢？不是试图及时行乐，就是躲在某个偏僻无人的角落里向隅而泣。放纵与自闭，两位一体。而苏轼，却说今天虽然夕贬潮州路八千，可谁知我明天就不会重又一封朝奏九重天呢？离合循环，忧喜相攻，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人生是一场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戏剧，不到闭幕，谁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换句话说，人生的问题只有一个：死亡。死亡意味着所有可能性的终结，意味着一世挣扎的彻底结束。逍遥如苏轼，死神面前，又将是怎样一副面孔呢？
还是乌台诗案期间，苏轼不幸身陷囹圄。其时他和儿子苏迈约好，如一切正常，只送蔬菜肉食；如风向不对，方可送鱼。谁知有几天苏迈离京借钱，乃把此事托付朋友，却忘了告知那天知地知父知子知的暗号。果不其然，这位不知情的朋友有一次就误送了熏鱼，骇得苏轼以为末日已到，明年今天就是自己的周年忌日，于是写了一首诗给弟弟苏辙，是苏诗中少有的凄凉之作：“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悲哀凄恻，不忍卒读。看穿人生万物如苏轼，还是迈不过这道槛，一样在死神面前胆战心惊。
不久，苏轼终知自己不过虚惊一场，但是这段经历，一定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虽说人生三大事，立德立功立言，三事既成，则可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但是，修之於身，未必能施之於事；修之於身，施之於事，未必能见之於言；就是能见之於言，老师欧阳修也说了，“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既然如此，世间又有什么能够永恒？除了虚无，这个世界可还有别的底色？能参透这些，方得佛法三昧。这就是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深有感触写下的一段话：“学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窜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当于此证阿罗汉果。”这是的确的，能明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也就够资格成阿罗汉了。多年以后，当他又一次来到奈何桥边时，他已不再恐惧，而是心如枯井，身若磐石：“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寂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者。”
这时的苏轼，已经不再是泯然众人的境界，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了。多年来的念经学佛，终让他无我无相，物我两忘，有若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