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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大字报

毛牧青/文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年国人，谁都会对那个时期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现象记忆犹新。

大字报，顾名思义，就是张贴于墙壁等建筑物上用大字书写的墙报，是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流行于我国的民间舆论表现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最为表现旺兴的手段。大字报一般相对“小字报”而言，因小字报带有“打小报告”“告密”的贬义性质而为人所不齿，大字报便能引起公开的广而告之效应而为民间普遍使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常被国人用来揭发、批判某些人或某些事的舆论宣传工具。历史看，当年大字报现象，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影响之大曾令老外惊叹不已为之震撼。

大字报外在表现形式多为用毛笔在最大纸张（也有用旧报纸）书写文章的。纸张墨水或墨汁或五颜六色（红色居多）；表现形式也五花八门，小评论、杂文、对联、诗歌、漫画等不一而足。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最高指示”长久书写的“红海洋”和“革命口号和标语”，因书写水准的良莠和举目皆是的随意设置，给环境造成了躲之不及的视觉污染，也算是大字报的另类形式。

如今“大字报”基本销声匿迹30多年了，但当年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情形和反思大字报的历史教训，却让我不得不再回忆一番，算是个人的观点吧。

据说大字报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谈到农村了推广大字报的好处时说，“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子产是春秋时期的郑国人，也就是说“大字报”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不过那是不叫大字报而叫“揭帖”。揭帖就是张贴启事的意思，与后来的政治大字报还是有些区别的。

历史上的真正在政治上有影响的第一张大字报，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时期，皆出自北京大学。

作为当时就较为普遍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象，一般说法最先出自上世纪50年代中叶的“整风运动”。而“四大”的核心和代表的大字报形式，据说出自1957年5月19日早北大饭厅墙上质问北大团委的大字报，随即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响应，建议开辟民主园地展开争鸣协助整风，于是一张张大字报接踵而来而后人称为“五一九运动”。“揭发”“批判”为主的大字报风潮随即也在全国各地铺开，为那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严重扩大化”的“反右运动”立下了犬马功劳。有人因“愚忠”响应号召写大字报而被划成了新生“右派”，有人因别人的“揭发、批判”的“三反（反毛反共反社）罪行”大字报而成了地道“右派”，短期间经“四大”折腾，人为在高校、文化、党政机关等划出50多万人“右派”壮大了“阶级敌人”队伍，惊天动地制造了全国性政治紧张和不稳定空气的心有余悸后患至今仍未消弭。那是我很小不懂事也没亲临现场感受，只是知道我称作“叔叔”的父亲同事有人成了“阶级敌人”的“大右派”被下放而谨小慎微了。

值得玩味的是，作为右派分子鸣放“向党进攻工具”的大字报，在反右中却成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反武器，以至到了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称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我手头上有本当年郭沫若、周扬主编的很有名的汇总群众艺术活动诞生的《红旗歌谣》，就多出自大字报源头。

后来的“文革”我是亲临了。我知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自北大的哲学系书记聂元梓之手。随着毛泽东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中南海的公开贴出的鼓动、清华附中的几篇“论造反”等战斗檄文的出笼和毛的支持，以及连续8次接见红卫兵，“五大”（又多了大串联）一发不可收，全国上下顿成狂热。而大字报一种对敌斗争的强有力的“批判”武器再度出山，也漫及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说来我这个当年最早的“造反派红卫兵”，造反也起源于我的第一张大字报。1966年上半年某月（记不清了），我所在的中专学校党团支部号召我们学生给领导提意见。我针对当时课堂边紧邻工厂机动车间的煤山所造成的课堂污染对我们身体的侵害，写了首打油诗建议领导设法改进环境。结果我被党团组织公开表扬却私下将我划成“极右学生”。这种卑劣的“钓鱼”手段，后来看到了黑名单迫使我激愤也就造了反。

因自己能写会画，也就成了造反派内写大字报的积极分子。那时我语录背得滚瓜烂熟，行文效仿的风格就是“中苏论战的九评”和鲁迅的杂文，所以一般写大字报不打草稿，提笔就文思泉涌腹稿自打心头来。尤其是用特号刷子或大排笔书写一两张大纸一个宋体字的特大标语，引来人驻足围观很是牛逼。那时革命干劲十足没白没黑，动辄整夜在街头扛着扫帚提着墨汁或拉着抬着成桶浆糊，四处张贴书写大标语或大字报。有时与“对立派”相互对垒，刚下完随后被对方覆盖，争斗一番再续写。至今回想起来当年我们那代人愚昧无畏行为，纯一群“被卖了还帮数钱”的傻逼。教训啊！

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很有特色，主要功能为揭露和批判。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诱导下，人们可以不讲人性亲情友情爱情和宽容、理解，冷酷对待“地富反坏右资修”毫无怜悯之心。为了达到“批倒批臭”目的，揭发批判者可以随意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可以随意上挂下联，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欲置死地而后快。这些不实之词容不得申辩和反驳，否则就是“不老实”“顽固不化”“死不改悔”。大字报连同批斗方式肉体精神摧残，造成的恶果是伤害了同志和同胞间的感情，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这也为后来被迫害的军干及其他人员和子女重新上台或“翻身”后，用同样手段回报落难的“坏头头”落下伏笔。因为大字报作者多为盲从唯上无意识追求路线上的正确，恪守理论上的教条和僵化味很浓，人云亦云随潮流显得空洞无物，几乎大字报千篇一律，缺乏独立思考的深刻见解（也难怪，当年的环境必须如此）。字句间也充满火药味诸如“罄竹难书”、“黑干将、急先锋”“是可忍孰不可忍”、“铁拳砸烂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不准乱说乱动”、“别有用心蒙蔽”、“挑动群众斗群众”、“不齿于人类狗屎堆”之类的语言暴力和常用革命口号穿插，外加马恩列斯毛林（彪）鲁（迅）等语录的大量引用，采取自我“想当然”上挂下联的实用主义去套用罪名胡“批”乱“伐”。大字报落款往往是“革命群众”或“XX”组织之类，如同今天网络上诸多“马甲”的混用，让你很难找出真实人源头对其追责。这些特征为不负责任的无限上纲网络罪名提供了方便。等等。这是大字报的显著行文特点，我且定为“大字报综合征”。

那时大字报最为典型的趋向是“极左”当道，主要集中在上至所谓“党内最大走资派”，下至各地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大大小小“走资派”的“揭露”“批判”上。当然文革中大字报在不同时段也有着不同的特点。文革初期多为在上级或“工作组”操控下，对“四旧”“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冲击的“挑动群众斗群众”上；随即的“造反”兴起的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狂飙，也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批斗上；夺权后内部派性的争斗争吵，凸显的是相互攻击和各自声称为“正确路线”的代表上；至于中后期的批林批陈批孔批邓和“痛击右倾翻案风”等，也多为“正统官方”的所谓理论为依据的申讨上。这些都被全盘否定。唯一文革期间受后来高层肯定的，是1976年“四五运动”，因为那是借悼念周恩来的大量诗歌、悼文和挽联的大字报形式，对“极左路线”的抗争。

有意思的是：在我国政治环境最为恶劣，“极左”猖獗的文革岁月里，无论是1966年的高层文革决定即16条规定，还是1975年制定通过的《宪法》条款，都把“四大”作为“大民主”“群众运动”的具体手段堂而皇之写了进去，与“罢工”“出版”“结社”“示威”自由等基本公民权利并列，成了迄今为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开明"宪法。

而到了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伊始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相对宽松时刻，高层却以“四大”妨碍公民正当的民主权利；容易使少数坏人钻法律空子制造事端；破坏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等弊端，在1980年初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并提请五届三次人大审议。终于，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四大”的规定。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五次人大上，正式通过修改后的宪法，“四大”条文彻底玩儿完。

为什么文革暴风骤雨般的大字报基本消停了，却突然要宣布取消“四大”特别是大字报？这很值得玩味！

问题得从1977年底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这次大讨论着重反思为什么会出现“文革”这场浩劫、领袖的最高指示是否都是真理，等等，指向多为“凡是派”。随即引发了北京“西单墙”大字报大辩论这个吸引国内外眼球的“三角地”成风眼。

应该说，文革期间的大字报，基本是“革命群众”和“左派”的专利。“西单墙”及全国各地类似的否定文革否定毛、探讨西方普世价值的不同观点大字报和辩论，打破先前“左派”控制专利的格局，使大字报成为共用的舆论工具，这是西单墙大字报再度兴起的特点。

对此间西单墙的大字报现象，高层开始是持鼓励和赞同态度的。例如邓小平在1978年11月26日，在回答日本社会党佐佐木良作提及的“西单墙大字报”时说：“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鉴别是非的能力和关心国家命运的觉悟是了不起的”。几乎同期，叶帅也曾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样的名言。

不过西单墙大字报成关注焦点远不止这些。随着争论的纵深探讨，已远远超出仅对文革的反思范围，“实践”“真理”显得意犹未尽的落伍。最要命的是：这场极具叛逆性的大讨论，居然触及到了执政是否合法性这个敏感带让质疑声浪占据上风，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街头政治运动”。

显然，问题在起着变化。这种趋势令高层不安更不能容忍。1980年1月中旬，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讲到“四大”问题时说：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随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一隆重出台，成了基本大政国策。存活了20多年的大字报，终成了历史戴罪的恶名下了地狱。

这段轨迹可以看出，历经三次运动的大字报，从开始“入宪”的合法大民主群众运动的“极其有用的武器”强力肯定，最终沦为“违宪”的非法“四宗罪”的“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的极度否认，这一戏剧性的大逆转，都出自同一组织的高层钦定和“一致通过”。显然，我不得不实话实说：作为一种被用作政治斗争利用的群众性舆论工具，它的优劣成败是要看强势政治风标趋向取舍的。其功利性的实用，如同历史是个任由打扮的女孩子，俊丑也是可以涂抹的。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字报”这个著名的专用词汇，几乎在我们所有的字典或词典查不到身影，连权威的大部头《辞海》也难寻其芳容——“四大”的解释也没有。近年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新词词典》和《新词语小词典》也没有，只发现“大串联”的解释条文。这恐怕不是编纂者的无意疏忽吧。估计是实在无法超越雷区作出客观公允的解释，只能干脆弃之不录得了的装傻罢。

抛却当年高层禁止“大字报”的深层次原因外，客观公允说，纵观大字报整个历史也并非一无是处。即便在大跃进时期，民间的一些大字报，对官僚主义、铺张浪费不良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评；对工作学习改进、技术革新成果、产品质量提高等，也提了不少合理化建议。即便在我国特殊话语和专横环境下，大字报无疑也是民间尤其是社会底层诉求和维权的一种文字表达形式和宣泄手段，应该说是种民意呼声的考量计和社会调查的晴雨表。尽管现今老式大字报显得落伍，但在某些个体或人群中还有市场时不时反映出来，譬如强拆民房恣意圈地迫害抗争着历史遗留问题的悬而未决等等，造成的上访人群的以“大字报”形式的表达诉求等，最为明显的是最近陆丰乌坎村民集体利用大字报、口号和标语的“示威”，仍可以看到合理却“不合法”大字报的某些实用价值。从这种意义上分析，大字报使用妥当还是有其一定的积极社会效应。但大字报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其随意性和失实性，尤其是容易为个人或小团体恶意攻击他人的武器；其超前的不识时务的感言容易搅乱一潭死水的局子。这个弱点极易为权势者提供“造谣污蔑”口实而横遭封杀和否定，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里我是不是应该这样说：在网络上合理表达民意诉求的帖子，就是新形势下利用科技的一种新型“大字报”武器呢？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网络民意的表达意见，就是一张张“大字报”，早已是虚拟世界却又是现实世界的主流。

早先的大字报是由“大字”和“纸张”组合的“报”，其发布特点是快和读者多。但传媒工具的普及使用和高效快速的传播，让民间表达诉求和愿望的“大字报”变成了无孔不入难以阻挡的电光现实。任意一篇“大字报”内容的图文帖子，通过电波屏幕顷刻展现在各地无数人面前，其传播速度之快、阅读观众之多、节能环保之洁，让昔日笨拙落后的大字报形式望尘莫及。如今谁要像当年那样随意撕掉或覆盖大字报并非易事。先进的通讯和网络工具，让民意诉求便利变得畅通起来。而一些理智的新型“大字报”像照妖镜和还原器，让一件件事实真相曝光，让一个个贪官现出原形，让一桩桩冤情得到清白，让一宗宗悬案得以解析。这应该是网络的功劳。

应该说如今我们生活好了视野开阔了科技发展了人们务实了，一切也的确在进步。但遗憾的是许多国人的钱权意识超了前，可思想意识与先前没多大差别，甚至道德良知还在倒退。在一件件一桩桩没有公权力的透明没有民间知情权的断代真相面前，我们仍缺乏启蒙的愿望、反思的深邃和正义的抗争，仍在秉承着当年集体无意识的混沌不醒悟。

如今年轻人对当年“大字报”很陌生，但只要看看网络上那些望风扑影不负责任，或粗俗对骂的帖子，或无中生有的偏激，或恶意的造谣中伤，或兴风作浪的误导，掺杂那些见不得人的水军、五毛和推手的掺和，你就会看到当年文革畸形“大字报综合征”的影子。大规模的形式上的大字报虽早没了市场，但你很难否定实质上的大字报恶风的存在。而那些利用文革遗风仍在继续制造着蛊惑人的高端“大字报上纲上线大批判”，仍说明当年大字报的阴魂不散。你若真正想体会到这种大字报的“科班”文风，只要看看某些网站的某些“批判”文章你就知道了。

想当年的大字报，在权力争斗和权势纷争的一手操控下，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是一粒棋子和一件玩偶。但愿这种现象不再重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汲取历史惨痛教训对得起我们自己，乃至我们的子孙后代。

                                      2012年1月8日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