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招魂2链接:“神”不可信，苦难却真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12:45:41
《神史》与《平凡的世界》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有关乡村叙事的互补
类别: 浏览量:2874
版次:GB17 版名:南方阅读封面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10-09
作者:张弘 原创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
摘要：《神史》是云南昭通青年作家孙世祥的遗作，长达100万字，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十年前，年仅32岁的孙世祥因病逝世，他的家人在2006年自费出版《神史》，但未引起太多关注。今年语文出版社重新出版此书，并补全初版时删去的10万字，完整展现这一农村纪实巨著的全貌。对于《神史》，一直存在不同的评价，或赞或弹，各有理由，但它对当代中国农村现实的细致描写与真实反映则是不可否认的成就。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神史》(上中下），孙世祥著，语文出版社2011年8月版，138.00元。
《神史》是云南昭通青年作家孙世祥的遗作，长达100万字，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十年前，年仅32岁的孙世祥因病逝世，他的家人在2006年自费出版《神史》，但未引起太多关注。今年语文出版社重新出版此书，并补全初版时删去的10万字，完整展现这一农村纪实巨著的全貌。对于《神史》，一直存在不同的评价，或赞或弹，各有理由，但它对当代中国农村现实的细致描写与真实反映则是不可否认的成就。
并非愉悦，但很真切
对我而言，阅读100多万字的《神史》并非一次愉快的精神畅游，而是在理性驱使下一次必须完成的作业，几如一次艰辛而漫长的登山过程。作为作者孙世祥的同龄人、并有着多年乡村生活经验，在我看来，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神史》的魅力，并非从容雅致的语言，也非扣人心弦的故事，更非作者在书中赋予主人公的“神性”。作者笔下的法喇村，堪称现代中国一个传神的缩影和模型。在法喇村近30年的历史变迁中，中国乡村的裂变和镇痛，乡村在走向现代过程中的曲折坎坷，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及无法摆脱的宿命……这一切尽在其中。在作者繁琐、冗长甚至有些枯燥乏味的乡村叙事背后，埋藏着他对乡村现状的深深忧虑，以及急于以一己之力改变而不得的焦灼。
《神史》所描述的时间段，处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改革开放之后。书中的法喇村，真实地名是云南省巧家县荞麦地发拉村。作者在小说中描述：“荞麦山公社，海拔二千六百至四千一百米间。荞麦山离米粮坝县城四十公里，有公路通县城。法喇大队山穷水恶，离公社三十多里，东、南、北三面巨壁，中间大沟，泥石流西去。高山荒凉，树木稀少。农作物仅苦荞(荞的一种，食、药两用的农作物)、燕麦、洋芋。茅屋相连，约数百户。法喇许多群众生活贫困，衣裤褴褛。”(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赤裸裸的村庄现实(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可以想见，贫困的生存状态，与外界的天然隔绝和封闭，信息流通的不畅，教育普及的限制，必然导致法喇村人对于有限生存资源的争夺以及丛林法则的盛行。作者传神地勾勒出了在极端贫困状态下，法喇村人在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中所表现出的真实人性。如小说主人公孙天主的爷爷孙江成有着勤俭的习惯，虽然家道殷实，却以自私和吝啬在法喇村闻名，对于儿子孙平玉、孙子孙天主的贫困视若罔闻。孙天主考上师专，孙平玉供养困难，孙江成在村子里扬眉吐气却一毛不拔。最后，在村里人的责备下，孙江成才分给三个儿子一人一棵大树。
贫困导致了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明争暗斗，导致了孙江成、孙平玉父子的关系紧张，同样也影响着以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宗族内部关系。孙江才当了支书，口头上说要扶持堂兄孙江华和亲大哥孙江富，不料实际上比外人还坏……极端的贫困，导致了法喇村人的鼠目寸光和见利忘义。为了利益，人们甚至不惜牺牲基本的道德伦理。
这些赤裸裸的事实，构成了《神史》最具魅力和价值的部分。作者对于法喇村人为贫所困的观察，对于各种人性扭曲悲剧的记录，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家族盘根错节，人际关系复杂的村庄现实。巨大的生存压力，新政权的对基层政权的有力控制，使得古老的宗族传统中仅存的温情、小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荡然无存。血浓于水的亲人关系，也让位于权力与利益的争夺。它深刻揭示出，贫穷是一种深重的罪恶———它足以在求生存的状况下，让人性恶的一面过分地泄放和膨胀。在贫穷没有得到改观的情况下，道德伦理、世道人心等等只能显得空洞和苍白。
法喇村人在极端贫困所导致的你争我夺中，展现出了人性的丑陋和阴暗，使得作者在本书“父亲的背影”一节，描述的孙平玉背洋芋和柴送儿子上学的部分所绽放的父子亲情熠熠生辉。而贫困的生活现状，也构成了主人公孙天主深深的焦虑和不安。作为一个早慧和敏感的孩子，他自幼就表现出与所处环境格格不入的秉性，他的两次改名，既是他成长过程中两次对父辈传统观念的叛逆和隐喻，也是他自我意识的两次膨胀：幼年时，主人公本名孙富贵，上小学时，他改名孙天俦。他改名的理由是：“‘富贵’一词太俗。我见武则天改名，便也这样改。一个女人都能‘则天’，气魄令人佩服。而我一男人却求富贵，实在无聊。我要做天的朋友，所以改名天俦。”而他第二次改名，则是改革开放之后，“崇洋媚外的现象也出现了”。“孙天俦异常仇恨这伙崇洋媚外的家伙，他鬼火了，不做天的朋友了，要做上天的主人，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孙天主。因孙天主这一名字甚响，立即群起效仿，有人也将自己改名郑孙天主、马孙天主了。”
从在贫困状态下被取名“富贵”，到和“天”做朋友的孙天俦，再到要做“上天”的主人，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通过读书，自我意识觉醒后的膨胀和愤世嫉俗。在作者笔下，主人公11岁就能用毛笔字写天地、春联，他通过翻查史书，知道自己家族从南京迁居法喇村已有600年，让法喇村人刮目相看。他拒绝了家里人给他定亲攀高枝，改善家中经济状况和受欺负的现状，一门心思读书和看书自学。他上初中时，读遍了学校图书馆的图书；上高中时，在县图书馆读二十四史，文章在报刊发表，在全县引起了广泛关注，“才子”之名传播甚广；考上乌蒙师专之后，他一心泡在图书馆里，遍读中外历史图书……(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孙天主是精英不是“神”
尽管如此，作者塑造的孙天主这一人物并不成功。首先，作者竭力渲染主人公“出淤泥而不染”的读书天分和才情，以及改变家乡的强烈现实，可以让人得出孙天主的确是农村出来的精英和异数(但决不是“神”)的结论。但作者对于孙天主的性格，心理活动，喜怒哀乐等均无细致入微的描写。其次，书中的孙天主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大众情人，无数漂亮、家境富裕或官员家庭出身的女孩对其爱慕有加。然而，作者笔下的主人公让人难以置信———在非常贫困的生存状况之下，仅仅因为有一定的才华和发表作品的名声，就能如书中写到的有数十个女孩爱他吗？既然如此，主人公从上大学到毕业之后的十多年里，为何没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与路昭晨的感情纠葛较多，但远远称不上深刻)？第三，从作者的描写来看，主人公在对爱情、对异性关系的处理上，显得极其弱智和失败。这其中，既有主人公性格的缺陷，或许也和主人公爱的能力有关。遗憾的是，本书在这方面的描写和分析均告阙略———这使得孙天主这一人物过于平面，面容模糊。
如果将孙天主看做是作者自身的化身和投影，我们不难看到，他有着改造社会现实的远大抱负以及炽热的文学理想。在某些地方，作者附着在主人公身上的一些赞誉并不为过。但是，正如我们在书中看到的那样，他的种种努力一次次受阻于现实的黑暗与冰冷，其精神虽然可嘉，但实际上却毫无建树。这不仅因为当地人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过多，柏杨先生所称的“酱缸文化”腐蚀性过强，以及自然资源的局限，同时也与孙天主自身力量的微弱和先天的缺陷有关。
从头到尾，在作者的描述中，主人公并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解决之道。孙天主所具有的，仅仅只是海瑞式的政治志向和道德自律。作者在书中称，主人公对于人类历史和国际政治的格局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形成一套自己的思想”不仅偏颇(下册78页)，而且粗疏简陋，卑之无甚高论；他所推崇的“人类历史上著名英雄”，尽是政治和军事强人，竟然没有一位哲学家和划时代的思想家；对于他厕身其中的政治制度，经济格局，社会分布等等，在他一连串碰壁之后，也缺乏最基本的反思。
显然，作者笔下的孙天主无法承担建设现代社会的责任，他远非具有现代意识和开放心态的知识精英，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现代公民意识———即便其执掌一定的权力，也难以对之寄予更高的期望。更不必说，在逆淘汰和潜规则盛行的权力场中，道德自律的官员会举步维艰。在我看来，作者在书尾为孙天主和其弟弟安排车祸身亡的悲剧性结局极富象征性意义：命运不仅让他上下求索的努力落空，而且残酷地让他的肉体死亡，主人公准备把两个弟弟带走，没料到他们最终都没有走出法喇村。这一结局，与本书作者孙世祥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经历，又何其相似！
与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田园牧歌相比，《神史》中的乡村社会更为真实可信，它以大量几乎是白描的方式，让读者看到了贫穷对于人性和人伦的摧残。孙世祥有力地告诉了我们农民的生存困境，乡村决非人们想象中美好的桃花源，而贫穷的罪恶更是深重无比。相对于路遥，作者并不擅长人物形象的刻画，除了孙江成之外《神史》中描写的人物虽然众多，但缺乏呼之欲出的真切，远不如《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孙兰香、田福堂、田润叶、田晓霞、金俊武、孙玉亭等人物个性鲜明。在我看来，。本书的缺陷无损于其价值与意义———它让我们知道，农民不仅在人民公社时期被剥夺，在改革开放多年以后，他们仍然是被歧视和被遗忘的群体，处于利益分配的最末端。农民的苦难，何时才能有尽头？难道我们真的不能走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循环？
□张弘(媒体人士，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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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GB17 版名:南方阅读封面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10-09
作者:张弘 原创 手机看新闻 全国订报
摘要：《神史》是云南昭通青年作家孙世祥的遗作，长达100万字，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十年前，年仅32岁的孙世祥因病逝世，他的家人在2006年自费出版《神史》，但未引起太多关注。今年语文出版社重新出版此书，并补全初版时删去的10万字，完整展现这一农村纪实巨著的全貌。对于《神史》，一直存在不同的评价，或赞或弹，各有理由，但它对当代中国农村现实的细致描写与真实反映则是不可否认的成就。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神史》(上中下），孙世祥著，语文出版社2011年8月版，138.00元。
《神史》是云南昭通青年作家孙世祥的遗作，长达100万字，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十年前，年仅32岁的孙世祥因病逝世，他的家人在2006年自费出版《神史》，但未引起太多关注。今年语文出版社重新出版此书，并补全初版时删去的10万字，完整展现这一农村纪实巨著的全貌。对于《神史》，一直存在不同的评价，或赞或弹，各有理由，但它对当代中国农村现实的细致描写与真实反映则是不可否认的成就。
并非愉悦，但很真切
对我而言，阅读100多万字的《神史》并非一次愉快的精神畅游，而是在理性驱使下一次必须完成的作业，几如一次艰辛而漫长的登山过程。作为作者孙世祥的同龄人、并有着多年乡村生活经验，在我看来，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神史》的魅力，并非从容雅致的语言，也非扣人心弦的故事，更非作者在书中赋予主人公的“神性”。作者笔下的法喇村，堪称现代中国一个传神的缩影和模型。在法喇村近30年的历史变迁中，中国乡村的裂变和镇痛，乡村在走向现代过程中的曲折坎坷，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及无法摆脱的宿命……这一切尽在其中。在作者繁琐、冗长甚至有些枯燥乏味的乡村叙事背后，埋藏着他对乡村现状的深深忧虑，以及急于以一己之力改变而不得的焦灼。
《神史》所描述的时间段，处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改革开放之后。书中的法喇村，真实地名是云南省巧家县荞麦地发拉村。作者在小说中描述：“荞麦山公社，海拔二千六百至四千一百米间。荞麦山离米粮坝县城四十公里，有公路通县城。法喇大队山穷水恶，离公社三十多里，东、南、北三面巨壁，中间大沟，泥石流西去。高山荒凉，树木稀少。农作物仅苦荞(荞的一种，食、药两用的农作物)、燕麦、洋芋。茅屋相连，约数百户。法喇许多群众生活贫困，衣裤褴褛。”(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赤裸裸的村庄现实(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可以想见，贫困的生存状态，与外界的天然隔绝和封闭，信息流通的不畅，教育普及的限制，必然导致法喇村人对于有限生存资源的争夺以及丛林法则的盛行。作者传神地勾勒出了在极端贫困状态下，法喇村人在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中所表现出的真实人性。如小说主人公孙天主的爷爷孙江成有着勤俭的习惯，虽然家道殷实，却以自私和吝啬在法喇村闻名，对于儿子孙平玉、孙子孙天主的贫困视若罔闻。孙天主考上师专，孙平玉供养困难，孙江成在村子里扬眉吐气却一毛不拔。最后，在村里人的责备下，孙江成才分给三个儿子一人一棵大树。
贫困导致了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明争暗斗，导致了孙江成、孙平玉父子的关系紧张，同样也影响着以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宗族内部关系。孙江才当了支书，口头上说要扶持堂兄孙江华和亲大哥孙江富，不料实际上比外人还坏……极端的贫困，导致了法喇村人的鼠目寸光和见利忘义。为了利益，人们甚至不惜牺牲基本的道德伦理。
这些赤裸裸的事实，构成了《神史》最具魅力和价值的部分。作者对于法喇村人为贫所困的观察，对于各种人性扭曲悲剧的记录，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家族盘根错节，人际关系复杂的村庄现实。巨大的生存压力，新政权的对基层政权的有力控制，使得古老的宗族传统中仅存的温情、小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荡然无存。血浓于水的亲人关系，也让位于权力与利益的争夺。它深刻揭示出，贫穷是一种深重的罪恶———它足以在求生存的状况下，让人性恶的一面过分地泄放和膨胀。在贫穷没有得到改观的情况下，道德伦理、世道人心等等只能显得空洞和苍白。
法喇村人在极端贫困所导致的你争我夺中，展现出了人性的丑陋和阴暗，使得作者在本书“父亲的背影”一节，描述的孙平玉背洋芋和柴送儿子上学的部分所绽放的父子亲情熠熠生辉。而贫困的生活现状，也构成了主人公孙天主深深的焦虑和不安。作为一个早慧和敏感的孩子，他自幼就表现出与所处环境格格不入的秉性，他的两次改名，既是他成长过程中两次对父辈传统观念的叛逆和隐喻，也是他自我意识的两次膨胀：幼年时，主人公本名孙富贵，上小学时，他改名孙天俦。他改名的理由是：“‘富贵’一词太俗。我见武则天改名，便也这样改。一个女人都能‘则天’，气魄令人佩服。而我一男人却求富贵，实在无聊。我要做天的朋友，所以改名天俦。”而他第二次改名，则是改革开放之后，“崇洋媚外的现象也出现了”。“孙天俦异常仇恨这伙崇洋媚外的家伙，他鬼火了，不做天的朋友了，要做上天的主人，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孙天主。因孙天主这一名字甚响，立即群起效仿，有人也将自己改名郑孙天主、马孙天主了。”
从在贫困状态下被取名“富贵”，到和“天”做朋友的孙天俦，再到要做“上天”的主人，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通过读书，自我意识觉醒后的膨胀和愤世嫉俗。在作者笔下，主人公11岁就能用毛笔字写天地、春联，他通过翻查史书，知道自己家族从南京迁居法喇村已有600年，让法喇村人刮目相看。他拒绝了家里人给他定亲攀高枝，改善家中经济状况和受欺负的现状，一门心思读书和看书自学。他上初中时，读遍了学校图书馆的图书；上高中时，在县图书馆读二十四史，文章在报刊发表，在全县引起了广泛关注，“才子”之名传播甚广；考上乌蒙师专之后，他一心泡在图书馆里，遍读中外历史图书……(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孙天主是精英不是“神”
尽管如此，作者塑造的孙天主这一人物并不成功。首先，作者竭力渲染主人公“出淤泥而不染”的读书天分和才情，以及改变家乡的强烈现实，可以让人得出孙天主的确是农村出来的精英和异数(但决不是“神”)的结论。但作者对于孙天主的性格，心理活动，喜怒哀乐等均无细致入微的描写。其次，书中的孙天主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大众情人，无数漂亮、家境富裕或官员家庭出身的女孩对其爱慕有加。然而，作者笔下的主人公让人难以置信———在非常贫困的生存状况之下，仅仅因为有一定的才华和发表作品的名声，就能如书中写到的有数十个女孩爱他吗？既然如此，主人公从上大学到毕业之后的十多年里，为何没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与路昭晨的感情纠葛较多，但远远称不上深刻)？第三，从作者的描写来看，主人公在对爱情、对异性关系的处理上，显得极其弱智和失败。这其中，既有主人公性格的缺陷，或许也和主人公爱的能力有关。遗憾的是，本书在这方面的描写和分析均告阙略———这使得孙天主这一人物过于平面，面容模糊。
如果将孙天主看做是作者自身的化身和投影，我们不难看到，他有着改造社会现实的远大抱负以及炽热的文学理想。在某些地方，作者附着在主人公身上的一些赞誉并不为过。但是，正如我们在书中看到的那样，他的种种努力一次次受阻于现实的黑暗与冰冷，其精神虽然可嘉，但实际上却毫无建树。这不仅因为当地人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过多，柏杨先生所称的“酱缸文化”腐蚀性过强，以及自然资源的局限，同时也与孙天主自身力量的微弱和先天的缺陷有关。
从头到尾，在作者的描述中，主人公并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解决之道。孙天主所具有的，仅仅只是海瑞式的政治志向和道德自律。作者在书中称，主人公对于人类历史和国际政治的格局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形成一套自己的思想”不仅偏颇(下册78页)，而且粗疏简陋，卑之无甚高论；他所推崇的“人类历史上著名英雄”，尽是政治和军事强人，竟然没有一位哲学家和划时代的思想家；对于他厕身其中的政治制度，经济格局，社会分布等等，在他一连串碰壁之后，也缺乏最基本的反思。
显然，作者笔下的孙天主无法承担建设现代社会的责任，他远非具有现代意识和开放心态的知识精英，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现代公民意识———即便其执掌一定的权力，也难以对之寄予更高的期望。更不必说，在逆淘汰和潜规则盛行的权力场中，道德自律的官员会举步维艰。在我看来，作者在书尾为孙天主和其弟弟安排车祸身亡的悲剧性结局极富象征性意义：命运不仅让他上下求索的努力落空，而且残酷地让他的肉体死亡，主人公准备把两个弟弟带走，没料到他们最终都没有走出法喇村。这一结局，与本书作者孙世祥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经历，又何其相似！
与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田园牧歌相比，《神史》中的乡村社会更为真实可信，它以大量几乎是白描的方式，让读者看到了贫穷对于人性和人伦的摧残。孙世祥有力地告诉了我们农民的生存困境，乡村决非人们想象中美好的桃花源，而贫穷的罪恶更是深重无比。相对于路遥，作者并不擅长人物形象的刻画，除了孙江成之外《神史》中描写的人物虽然众多，但缺乏呼之欲出的真切，远不如《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孙兰香、田福堂、田润叶、田晓霞、金俊武、孙玉亭等人物个性鲜明。在我看来，。本书的缺陷无损于其价值与意义———它让我们知道，农民不仅在人民公社时期被剥夺，在改革开放多年以后，他们仍然是被歧视和被遗忘的群体，处于利益分配的最末端。农民的苦难，何时才能有尽头？难道我们真的不能走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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