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肉h动漫:南方周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21:43:31

【2011中国梦践行者】陈道明:大家都在齐步走的时候,我可能在散步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2012-01-04 16:16:31 来源:南方周末

相关新闻

  • 【中国梦】白日做好梦——8个“中国梦”的故事
  • 喜剧为什么忧伤
  • 北京人艺话剧《喜剧的忧伤》
  • 陈道明:“我原来就是不往人群里走的人”
  • 演员陈道明

标签

  • 中国梦
  • 陈道明
  • 评论34
  • 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

我的中国梦,是每个人都能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睡觉,正常治病,正常吃东西,正常走在城市的马路上,呼吸的空气是正常的,到医院看病、排队、挂号也是正常的,死亡也是正常的。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

“这次我要演一个与众不同的刘邦,一个没有底线的流氓。”陈道明兴致勃勃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1年12月9日晚,“中国梦”致敬盛典头一晚,陈道明拍完当天的戏,脱掉戏装,从拍摄地河北易县连夜赶往广州,到宾馆时已经凌晨1点了,而他的谈兴才刚刚开始。

2011年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现场,给陈道明致敬的是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2010年他曾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为吴宇森致敬。2011年,他来为陈道明致敬的理由是:“道明今年最重要的戏,是我们人艺出品的《喜剧的忧伤》。” (王轶庶/图)

为演好刘邦,陈道明找来了史料中关于刘邦的记载。在阅读中他发现,大凡过去官方治史,刘邦的面孔都是脸谱式的端正,他几乎找不到有用的材料。而司马迁的《史记》有可用的材料,但也存在着司马迁个人的好恶和偏见。

怎么才能还原一个两千多年前的人物?陈道明的方法是:从人性出发,从他的家庭出身、成长环境考察;寻找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和印象;去博物馆里看汉代遗存的文物,感受那个时代的文化气象,再结合当年的历史事件,塑造出一个立体的人物来。

在中国的演员当中,陈道明也许是读书最多的人,他和钱锺书是忘年交。因为《围城》里的方鸿渐,在老人在世的时候,他们一度走得很近。但陈道明经常自称是一个“戏子”、“小人物”,位卑言轻,但在演艺界,遇到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他往往最敢言,发声炮轰;在政协会议上,对中国的文化艺术问题,他提交各种提案。

“我们中国人往往喜欢当评论者,而不愿意当践行者,站着说话不腰疼,大家都愿意指责他人,从来不反省自己。一方面我很悲观,另一方面我又很乐观,如果我长期坚持自己的信念,就是对自己的最大尊重。”

2011年,陈道明在《喜剧的忧伤》里扮演了一个剧本审查官,一个他在现实中反对的人物,但他演活了这个角色。“这部戏有没有观众、能不能得奖,我根本不关心;我在意的是,不能因为陈道明演戏不认真,导致这个戏坏了。这是我做事情的基本态度。”

接受完致敬,陈道明马不停蹄地赶回河北拍戏,他不能坏了“规矩”。他给剧组的演员,包括自己,都定了一个规矩,没有戏的时候,也不能离开现场。

“拍戏的时候,我不迟到,也不早退,现场连把椅子都不带,一直是拍多长时间,站多长时间。这不是我吹牛,现在一般演员做不到。”陈道明知道自己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很难搞的人”,“有人说我很难搞,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求自己很多。”

“作为一个公民,我第一步就是反省,在我做事的社会道德层面上,我争取做到守秩序、守法律和基本道德观;第二个就是我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不做假产品,接一部戏,就一定要演好。”

再正常不过的要求

南方周末: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陈道明:从小学开始,家长问、老师也问:“长大想干什么呀?”那时候我们同学的回答通常是“当工人”、“当邮递员”、“当军人”……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的梦想可能只是一双回力牌球鞋。

1960年代,物质匮乏,当时流行回力鞋,白色的,大概是十一块多,在当时球鞋专柜里是最贵的。有一双球鞋该有多好,那是我当时一个很大的梦。梦到什么程度?那家卖鞋的劝业场是当时天津最大的商场,一个小男孩,能在柜台前一站站半天,就看着那双鞋。后来我经过各种早点不吃,靠着早餐费、过年的三毛五毛压岁钱,终于攒成了十一块多,买了这双鞋。当时我对那鞋非常爱惜,恨不得脚底下贴张纸,别让那鞋底碰到地。

小时候我还喜欢打篮球,最大的梦想是,在空中跃起来,滑翔,啪,扣篮。但“文革”让这些路没有了,这纯粹是一个白日梦,不是梦想,应该是妄想。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后来当了演员?

陈道明:我原来最想做的三个职业:一个是外交官,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最后做了戏子。我属于算运气好的演员,没什么挣扎,没有参与什么竞争,就一部戏、一部戏这么演过来了。

在我那个时代,是无法选择职业的。1972年,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准备上山下乡插队,后来因为在中学学过画画,然后考天津人艺舞美队,结果到了那儿,面试的老师就说,考什么舞美队,考演员队吧。然后我就在排演场上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我就这样成为天津人艺的学员,当时我父亲反对,因为我们家没人干这个。当时我母亲说不干这个就得下乡,所以纯粹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

那个年代的父母看不起这个职业。现在父母都把小孩往里头塞,因为它变成了一条通往名利场的捷径。过去年轻的演员们急着改面孔,现在又流行改名字了,惟一的目的就是怎么能够明天就成名,是非、过程都已经不重要了。

南方周末:你会怎么描述你的中国梦?

陈道明:我的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心平气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做好人,做他喜欢和想做的事情,实现自我价值,不会让他人利益受损;这个社会有秩序有道德,人和人之间善良、友爱。每个人都是正常人,在健康的环境生活,自然地老死在自家的床上。

南方周末:正常?

陈道明:不要再出现“塑化剂、苏丹红、瘦肉精、牛肉膏、潲水油”,每个人能够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睡觉,正常治病,正常吃东西,正常走在城市的马路上,呼吸的空气是正常的,到医院看病、排队、挂号也是正常的,死亡也是正常的。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了。不要像现在,大家都互相在怨。吃瘦肉精的在做着毒奶粉,做毒奶粉的在受着手机诈骗,做手机诈骗的穿着有化学物质的服装。恶性循环,越滚越重,越传染面积越大。

南方周末:你会怎么实现这个“正常”梦?

陈道明:我遵守国家和社会的秩序,遵守我的职业道德。不管各行各业,每个人都遵守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每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个国家能不好吗?现在很多都是非自然手段。

我希望国家真正进行有秩序的管理,不只是强调所谓的经济发展,而是加大力度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另外一个是靠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么一点点的柔软和善良,互相感染。

人的梦想跟欲望是一体,不同的是欲望是物质的,梦想是精神的,它们都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固有的生命现象。梦想、欲望是很正常的,但我们现在往往是大义凛然地把理想全部变成欲望实现,我们的价值观沦落到不论是非、挣到钱就是成功的地步。

每个行业的名流在一起,不谈梦想、不谈理想,只谈挣钱,这可能少了一点美好。

年轻的陈道明与妻子。陈道明说,自己对人生的设计感极差:“说好听,叫随遇而安,说难听,是自由主义者,大家都在齐步走的时候,我可能就在那儿散步走。” (陈道明/图)

我们有没有“伟大错误”?

南方周末:你也有不安全感和恐慌感吗?

陈道明:我觉得是从上到下,大家都有。真的,我宁可没电脑、没电视、没汽车,哪怕我现在兜里就十五块钱,只要我觉得安全、很愉快,大家都很有秩序地生活和工作,政府和国家很有秩序地发展,我的工作和生活就会很踏实。像现在,不知道明天单位会不会破产被辞掉,也不知道明天口袋里的钱会不会贬值。

为了告别穷困,我们急于和过去告别,确实革掉了不好的,但一些好的也革掉了。1980年代,中国人提出实现自我价值,真的是想找到活法和人生意义,证实个人的能力。

过去,社会上有一句话,干一行爱一行,现在哪一行不重要了,是哪一行挣钱重要。我们现在不是实现自我价值,是实现金钱价值。我们没有精神信仰了,也不需要精神生活了,变成钱是引导者了。

改革也好,经济发展也好,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前进过程,但我们的改革不配套,这个过程中间被埋葬和牺牲的就是理想和梦想。我认为这个牺牲有点大。

南方周末:也有一种声音说,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牺牲少数个体利益是必须的。

陈道明:在咱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好像发展国家就必须牺牲个体,这种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定势,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是突然发展起来,成了全球第二,出现了许多问题,来不及修整,还得往前跑。

我觉得一个正常国家的前进,就像滑冰一样,脚上两个冰刀,一只脚是掌握支撑重心,另外一只脚是破坏重心的。在这种运动的过程中,保持着速度和平稳。

我们现在是单刀前进,现在很多社会新闻里出现了很多我们的远古祖辈不齿的现象,这个牺牲太大了,我们有钱了,但我们的社会道德水准线急剧滑坡,这方面的损失我们无法计算,无法被量化统计,它给整个民族带来的灾难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再过一两代人看看,这个民族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总是呼吁,希望国家的发展不是五年计划,而是百年计划,在文化艺术、思想、教育方面,我们要有五年战略和百年战略,政府部门的眼光要长远,如果只看眼前利益,不善于总结和反省,只是一味追求前进速度,我觉得会有大问题。

南方周末:总体来说,社会进步了,更多是体现在物质上;有些地方是退步了,更多是体现在道德上。

陈道明: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国家总体是往前发展的,但发展中有没有需要反省的,有没有改错的?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GDP离我们比较遥远,我关心的是今天和明天的生活。为了数字上升,不断要打破旧的、建立新的,我们把那么多的古城古镇古村拆掉了,那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现在全都不见了,是不是旧的都该打破?

我们不能只记伟大成果、伟大胜利,有没有“伟大错误”?

北京旧城和街区,它招谁了,该拆吗?不该拆的楼为什么要拆?不该换的车为什么要换?刚修好的路为什么要刨开?我工作的天津人艺大院被拆掉,因为它地处黄金宝地,被有关部门卖给了开发商,老人艺已荡然无存。如果我能做到,梦想就是在天津重新找一块地,把这个大院重新盖起来,把人艺大院里的建筑、一草一木都恢复,因为那是我从小生长起来的地方,从十六七岁一直到二十多岁,我人生印象最深的阶段,在那个院子里,哪个台阶少了几块砖,什么样的树,我都记得。

再有我们天天谈低碳,天天谈环保。我认为真正的环保根本不是国家需要投多少资金,而是国家减多少资金投入。现在一提低碳,就说需要什么进口设备,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什么叫低碳?饭桌上的饭都吃完了没有?还能穿的衣服,你是不是就扔了?一说低碳生活,一说节能减排,您先别在下班后开公车,先别搞什么大检查、考核考察大吃大喝行吗?其实这些具体现象,那些具体负责的部门机构和领导,他们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最重要的是我演戏认真没

南方周末:你阅读的兴趣主要在哪一类图书?

陈道明:除了小说不看,什么都看,我主要看文史和人物传记类图书,偶尔也关心下当下的时事。因为小说里头有太多的浪漫和虚构,我们报告文学也好,历史故事也好,本身已经有七成是假的了,但终究有三成可能是真的。小说里头是百分之百都是假,所以我不看。

南方周末:你对社会时事的关注,会成为你在政协会上的提案吗?

陈道明:我目前正在关注瘦肉精问题。我如果提提案,必须得深入下去,了解一手情况,不能胡说八道,根据一个现象就写一个提案,这是不太对的。应该是那些懂行的人,去管那些事情。

所以,我的提案还是属于我自己熟悉的范围,有体会有经历的,集中在文化艺术这一块。

南方周末:你会因为现实而产生悲观吗?

陈道明:我们现在法律空白很多,文化法、新闻法、出版法都不是很健全,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一方面我很悲观,另一方面我又很乐观,如果我长期坚持自己的信念,就是对自己的最大尊重。

我们中国人往往喜欢当评论者,而不愿意当践行者,站着说话不腰疼,都愿意指责他人,从来不反省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我现在能做的,第一步就是我反省,在我做事的社会道德层面上,我争取做到守秩序、守法律和基本道德观,不害人和与人为善;

第二个就是我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不做假产品,对得起这个作品,就像我排《喜剧的忧伤》,这个话剧是否成功对我并不重要,包括演刘邦是否成功,拍出来以后好不好看,对我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演戏认真没有。

接一部戏,就一定要演好,这是我做事情的基本态度。至于这部戏的收视率、奖项,我根本不关心。在拍摄时,我一定很认真,当我的戏播出时,我从来不看。收视率有多少,我不知道。我在意的是,不能因为陈道明演戏不认真,导致这个戏坏了。

一辈子感谢话剧

南方周末:你是话剧舞台出身,当年在天津人艺演过什么话剧?

陈道明:跑了若干年龙套。前几天我和天津人艺几个朋友聊天,我说我在天津人艺的时候,从来没被重视过,演的话剧也并不多。当时的天津人艺有一批很好的演员,我在他们的传帮带下表演上没走偏路,它给我的艺术熏陶和影响是一生的,所以我还是非常敬重它。

南方周末:那时候你演过哪些话剧?

陈道明:我在戏剧舞台上没有留下什么经典形象。《屈原》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的时候演的,《蔡文姬》里我演的是曹丕,那是我有台词的角色。后来我又演了一个《钗头凤》,在这之前,我不是匪兵甲就是匪兵乙,但是我也不着急,因为大家收入差别不大,每天晚上演出,女主角和女龙套拿的都是二毛五,就是夜宵补助,没有什么区别。你一个月拿这么多工资,就吃这碗饭,也不会下岗。

真正让我从表演上有提高的,应该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无辜的罪人》,我演主角聂兹纳莫夫,这个戏从表演概念上可能给我一个比较好的催化。但奠定一个比较良好的戏剧观和戏剧表演方式的,应该是天津人艺。

南方周末:很多年不演话剧了,为什么这次会接《喜剧的忧伤》?

陈道明:主要是因为人艺,它是全国话剧院团里惟一坚守这块阵地、坚守自己艺术风格、坚守创作状态的一个剧院。还有这个话剧有意思。这个戏2012年10月26日还要重演。

因为话剧让我名利双收,这个职业让我走向舞台,让我现在虚荣无比,我要报答这个职业,向曾经的出发站敬个礼,就这么点愿望。等于是当时你烧香,人家实现了你的愿望,你自然要去再烧香,再去还这个愿。

南方周末:据说人艺还想请你演话剧《围城》,但都被你回掉了。

陈道明:对。《围城》我演过电视剧,再演话剧没意思。目前还没排新话剧的计划。话剧不像影视。影视可以制造效果:制造故事,制造气氛,制造表演,以至于制造伟大。我们这一代人,是电视剧开始的基础。到目前,这行风气变成这样,也是我始料不及的。因为技术手段越来越多,随之的真实越来越少,但话剧舞台不同,它没有改变。话剧是很难制造的,需要很大功夫去准备。

南方周末:重新回到舞台演戏,现场感会刺激你吗?

陈道明:会,但精神压力很大。现在话剧舞美这一块有新的变化,剧院的观赏环境比以前精美了,观众观赏角度也和过去不同了,但作为话剧本身来讲,它本质的东西是人,是人表现人,人表现事,人在说故事,这没有变,所以它的难度同样没有变。

南方周末:你扮演的审查官我觉得稍微拘谨了一点,这种效果是你刻意为之的吗?

陈道明:为什么呢?我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是有意把前半段跟后半段脱开,形成巨大的转变和落差,因为剧本里他是一个古板的审查官,一个很生硬的人。你看我的服装设计都是很谨慎的,实际上这个人有禁锢感,做事说话都很规律、很刻板,他不光禁锢别人,把自己都禁锢起来了,我为了让他逐渐放开,身上穿的衣服也逐渐、慢慢解开。这个衣服决定了我的形象,决定了我的性格,所以你们看着特别拘谨。

我和何冰也在商量,2012年再演的时候,我演编剧,他演审查官,但现在有很多技术性问题解决不了,比如胡子、头发。如果我要是演一天审查官,演一天编剧,这胡子就没法留。我现在还在犹豫中。

南方周末:你不喜欢演艺圈,但你演戏是众所周知地认真。

陈道明:我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对自己人生的设计感极差,我也不想有设计。说好听,叫随遇而安,说难听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大家都在齐步走的时候,我可能就在那儿散步走。

我给自己定位以后,就不想别的事了。一切顺其自然。有一种路是把自己的路堵死,你不能走别的路,得一条道走到黑。但我有做事的原则,不但是演戏,业余爱好都要认真,更何况是我的职业。

我前几天跟其他演员聊天,我说我们表演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真诚,你对你演的人物是否真诚,对你的职业是否真诚。同样都是八个月拍摄,你是否真诚地在做这件事情,这是你的生命。你有没有实现这种生命的能力,你有没有这种能力的德行。

拍戏的时候,我不迟到,也不早退,我在现场不懈怠,我拍戏现场连把椅子都不带,我一直是拍多长时间,站多长时间。这不是我吹牛,现在一般演员做不到。有人说我很难搞,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求自己很多,所以我要求别人也很多。

这回拍戏,我就要求所有演员不能离开现场,没自己的戏就坐在旁边歇着,别一会到车上去,一会跑那去,满天下喊你拍戏。这帮演员还真是不错,只要没他的戏的时候,一般都不离开现场,都是一嗓子就能叫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