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泰拉瑞亚渔夫任务重置:洪声：一份处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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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声：一份处分书 时间:2010-07-06 13:32 作者:洪声点击:725次
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母亲说，在五十年代“反右”期间，她因政治问题的牵连，而被开除了党籍。
是什么政治问题?我那时根本不懂。我只知道，在那个年代，被开除党籍，是一种耻辱。
四十年代末，母亲就读于湖北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受学生运动影响，1949年弃学参军。1953年，以军内调干生身份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1954年在校入党。
毫无疑问，和五十年代多数对新中国怀有理想的“革命青年”一样，母亲在思想上，是忠实的布尔什维克。
在个人的前途上，当年的母亲，也可谓一帆风顺。大学期间，她担任校广播站编辑组长、团总支委员、党小组长兼班核心组长。包括她在内，全班当时仅三个党员。
在那个年代，党员就是一种身份。其政治待遇，非一般群众可比。当时，如她这样的大学生，应该说是令人羡慕的。
当年的哈工大，深受苏联影响，号称是红色专家的摇篮。就读于动能经济专业的她，若非后来政治上的变故，以她的表现，应该有不错的前程。
那么，究竟是何种政治问题，导致母亲被开除党籍呢?
我只是小时候隐约听母亲说过，她的问题，与当时已被打成右派的父亲有关。
更确切地说，是她未能听命于组织，与刚刚结婚不久的父亲离婚，以彻底“划清界限”。
但更多的内情和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未能深究。
这些天来，我才仔细翻阅着母亲寄我的一包文字材料。
这些文字材料，大多是母亲写的，或底稿，或复写稿。除了一份简历，大部分都是有关她和我父亲政治问题的申诉书。
其中有两份，写于七十年代末，一份是写给邓小平，一份是写给胡耀邦。
而我还意外地发现，夹在这厚厚一叠申诉材料中的，有一份处分书。
这份处分书，即是当年哈工大党组织对我母亲政治问题的处分决议，是母亲当时亲笔留下的抄件，时间是1958年6月。
抄件是写在笔记本的稿纸上，字迹密密麻麻，有六页之多。距今五十多年，纸已泛黄，墨已洇暗。
直到看完这份处分书，母亲当年因何而被开除党籍，我才总算有了完整的了解。
至少，这份处分书，代表了当年组织上对我母亲政治问题的定性。
当然，放在中国五十年代反右运动这一宏大的叙事背景下，这份处分书，或微不足道。
但我一直强烈地认为，历史的真相，往往就不经意地，隐藏于一些细节之中。
我有一个习惯，凡父辈们从前留下来的一些书信、日记、甚至是一纸便笺，只要能找到，我都会尽量保存起来。
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心事、心情，乃至很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几乎不可避免地，与整个国家的政治背景，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知道，如今若要我的儿女也来读这份处分书，恐怕他们既看不懂，也毫无兴趣。
至少，处分书中那些奇怪的政治语言，在他们这一代人看来，可能太莫名其妙了。
是的，正是从这份处分书细密的文字中，我们才能够真实地体味，那一幕历史，有多么的荒诞。
处分书是那个年代常见的一种文本。那种文本，一般都有其标准化的体例、用语和行文套路。透过那些不胜其烦的文字，我们即能想见，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
当年的政治氛围如何?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如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组织是如何主宰个人的命运的?……即使是这份小小的处分书，亦可窥知一二。
那么，为存档一份历史的素材，我也应借此机会，将这份处分书，择其主要文字，抄录如下：
“在大鸣大放中，在党内李校长提出了我们不出张搞民主墙，刘书记也传达了市委的指示，不主张在大学里搞大鸣大放，党员不要讲话。对这些，她都不满意。右派分子已发动猖狂进攻，她对当时的大字报却认为，很有力量，群众性很强，问题提得尖锐，能吸引人，比起黑板报好得多。对一些右派分子攻击何龙、金光等人的大字报，认为揭发得很好，并且怀疑自己过去为什么从未想到这些问题。当时，她不仅未挺身而出反击右派的进攻，相反地天天看大字报，想在风浪里磨炼磨炼思想，以免学到的马列主义都变成教条主义。她认为三个主义的根源是由于党员的特权思想产生的，自己应当警惕产生特权思想，为了防止产生教条主义，想多去看一些阴暗面，并且写了一些有偏激情绪的大字报。”
“敌人已经发动了猖狂进攻，事情已起了根本变化，党开始进行反击右派的进攻，她却主张‘不要争得太早’，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邓拓同志，信的内容有三部分：
“1、建议领导‘不要争得太早’。
“2、说明下面有放的要求，并且反映了当时学校大鸣大放的大字报内容：①人事处工作有宗派主义；②土木系三个支委同时留苏不应该；③肃反问题；④向苏联学习有教条主义。
“3、对我校领导上在鸣放初期的‘被动’表示不满，信中反映大字报内容（其中有的是右派分子写的），实际上是反映了她自已的意见和感情，支持了右派言论，和右派分子发生了共鸣。”
“从周交待中还可以看出，其错误严重还表现在以下几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其中主要是交心中交待出来的）：
“1、肃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她发生了怀疑和严重的动摇，怀疑中央提出5%（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估计）的错误是下面有些干部执行上级指示中不动脑筋造成的，认为党在肃反问题上得罪了人，闯了一场祸，感到为党耽心。她认为肃反斗争宽了，主张肃反成绩是不是主要的应拿出来讨论。……实际周在肃反问题上对敌人的进攻投了降，为敌人叫屈，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2、在大鸣大放敌人的进攻中，她不主张提立场问题。她对李校长在共青团员大会上号召团员要在风浪中站稳立场有反感，对陆定一同志提的在风浪中要站稳立场也有怀疑，她认为当时的鸣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认为是一场阶级斗争。
“3、在敌人疯狂进攻民主集中制时，她附和右派喊等额选举有些过时了，并且为此写了大字报，她认为等额选举在形式上总有些不民主，使人感到民主不充分。
“4、在‘马农’之争的大会上，她相信农子造谣：家乡饿死了多少人，认为农村生活问题可能有些地方很严重，她甚至责备自己以前为什么一点也没有体会到农村生活中有问题。她认为农子的反动言论可以刺激我们，我们可以变得更好些，更争气些，于是为农子的反动言论鼓了掌，表现了严重的是非不分，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5、1956年以来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较大，暴露出在许多问题上抱有修正主义情绪。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从她对肃反、反右等斗争来看，在思想感情上看，未接受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她说，在理论上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感情上心理状态上总不大喜欢专政之类的字眼，在旧社会不喜欢法官警察，在新社会仍然对法律之类不感兴趣。当处理右派分子，让她在结论上签字时，她却很反感，她说这是对别人判了案。
“当提出独立思考、破除迷信之后，她就牢牢记住了。‘不要把上级讲的都当作金科玉律。’她离开了党的根本原则，对许多大是大非都加以独立思考，怀疑反右斗争，怀疑肃反成绩，怀疑李校长提立场问题的正确性，怀疑我校向苏联学习有教条主义。她希望多给一些民主，少来一些纪律。二年多来她对集体活动觉得别扭。总之，她在一年多以来，要求独立思考，要怀疑，要发展个性，把许多马列主义的东西也怀疑为教条主义了。”
“领导上布置要排队，在思想上有抵触，甚至打了包票认为班内没有右派，对一些可疑的人认为最多是中或中右，认为排队在班上是不得人心的事。不积极去争取群众，相反符合了落后群众的思想。根据当时已经揭发的第一批材料已经证明董振凯是一个右派，但她却仍坚持：董在思想上是右派，在政治上不是右派（经过斗争证明董是二类右派）。
“按最新中央的指示，一般右派要开除，总支决定开除右派分子董振凯的学籍或留校作反面教员，这个决定她不同意，认为太重了。她认为总支委员张真在此问题上的处理是不负责任的作法。
“按中央新的标准，支部和核心组都讨论了董的处理，经过多次的辩论，根据情节严重、态度较好，应划为二类，周也同意了这个处理，总支和党委都同意了，并经市委决定作我校处理右派的标兵。
“当黄校长报告后，发下的处理条文的解释不多，当时有可能在群众中引起混乱和草率的处理，为了防止出偏差，正确地进行处理工作，班核心组长曾和周商量，第一次会不对董的问题作具体的讨论，首先搞清标准作好思想准备，这样作法周同意了，但到会上则相反，她违背了会议的决定，违背了对董所作的结论（态度较好），在会上她首先发言，她认为董在态度上是‘甚好’（情节较重、态度甚好应划为三类）。这样，她是趁着群众对条文理会不清有右倾情绪的情况下，起了争取群众来推翻党的决定的作用，这个问题的实质即是：她代表了右派分子的利益，脱离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决定对抗，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纪律，应该说是一种反党的行为。”
“周从入党以来，对党的工作一般表现得比较积极，但从鸣放反右以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来看，她未能背叛她出身的阶级--官僚地主阶级家庭，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立场，对她极右分子的丈夫，未能在政治思想上划清界限，甚至在一系列的大是大非面前，犯了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直到在右派处理问题上和党的决定对抗，严重地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从对她批判以来，最初她尚能交待和检查自己的问题，但认识不深刻，批判中也有过抵触情绪（第二次批判），虽然在检查中交待了一些问题，但最后对许多问题又加以否定，对一些重要情节翻了案。
“根据以上，周殿芬的错误情节是严重的，态度表现一般，经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建议开除她的党籍（周本人持保留意见）。”
组织上对我母亲的处分，已是陈年旧事了。但不知为什么，当看完处分书的最后一行字，我心里还是沉了一下。
小时候常常翻看父母的几本影集。影集中有很多的黑白照片，都摄于五十年代。其中有一本，有不少母亲在哈工大读书时的照片。
那时，是带着羡慕和骄傲的心情去看那些照片的。年轻的母亲，朝气、明朗，满含笑意，温良的眼神里，不时流露着快乐。
那是哪一张照片？长发如云，薄薄的毛衣，纱巾，素净而雅致，阳光里，那样怡然，在哈工大主楼巍峨的大柱下……
那时的她，也许满心沉浸于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吧?
那时的她，可能万万没有想到，顷刻之间，这一纸处分书，改变了她的命运。
我在想，当年在会上，当“反党”、“对抗”、“翻案”这些尖锐的字眼，传入她的耳膜，她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还在想，当听到组织上最后对她“宣判”的一刹那，她会有怎样的表情?
我甚至在想，面对强大的组织，她有过抗辩的闪念吗？她是否觉得，当年言论的自由，比之四十年代的国统区，其实还远远不及……
当然，这只是我的联想，我没有去问过母亲。
但我宁愿相信，那时的她，和大多数对组织怀着赤诚的青年一样，对于政治，其实是非常单纯的。
她可能没有想到，这场本意鼓励中国知识阶层大鸣大放的运动，会突然之间翻脸。
她还可能没有想到，这场牵连广阔的运动，最终竟至人人自危，其结局会有多么的无情和残酷。
她更可能没有想到，事实上，远自二三十年代的苏区开始，党内一波接一波的清洗、斗争，便没有消停过……
她哪里能够想到，当年被她那一代党员视为“圣经”的“联共党史”，竟然是一部无耻的伪史……
当然，母亲那时真实的心境，我不得而知。但我在童年便渐渐能感知，被开除党籍的她，自此而后，工作和生活，都蒙上了阴影。
1959年，母亲大学毕业，分配至长沙工作。因为政治处分的原因，她的岗位和工资，都受到了影响。
鉴于我父亲的右派身份，作为妻子的她，仿佛也如戴罪之身，如履薄冰。在单位，她变得格外谨慎、隐忍，如自我救赎一般，刻苦地工作……
幸亏如此，后来在“文革”期间，我们家才总算躲过一劫。
那些年月，几乎每个中国人，不独要承受政治的高压，还要忍受贫困的煎熬。
60年代初，我和弟弟相继出生。因父亲失业，家中的经济，便几乎完全靠母亲的一份薄薪支撑了。而即便如此，她还要按月给她的父母寄去10元。
实在熬不过窘迫时，家里稍微值钱的一点东西，如结婚时的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最后都被变卖掉了。
记忆中，我童年时的家，是在一栋砖墙的平房宿舍里。狭窄的一室一厨，阴暗而潮湿，墙面上污迹斑斑，木门窗上暗红色的油漆，早已剥落……
那时侯，我们一家四口，还有来来往往的亲朋戚友，都挤在这小屋里。
那些动荡的夜晚，常常停电。房间里只能点着蜡烛或煤油灯，昏暗的光线下，我总能看到母亲不停地劳作，直至深夜……
记忆中，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哪一天，母亲不是在为生计奔波、劳碌。
买菜，劈柴，生火，做饭，腌菜，缝补，洗刷，扫除……这似乎不值一提了，但日复一日，母亲的容颜，却过早地憔悴了。
长沙的严冬，冷得刺骨。常常，我看到母亲因为洗衣洗菜，双手久浸在冰凉的水中，冻得又红又肿……
不止是柴米油盐和缝缝洗洗，父亲不在家时，母亲还要做体力活。
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和我一起做蜂窝煤。那是男人都觉得够累的活，运煤，卸煤，筛煤，挖土，拌煤，打煤，晒煤，搬煤……几天做下来，腰都累弯了，脸上黑汗直流……
我忍不住想，那时候，俨如农妇一般劳作的母亲，还相信她年轻时所无比憧憬的未来吗?
她们那一代人，痛苦就痛苦在这里，明知现实与期望之相悖，却仍不敢面对，而总是挣扎、纠结于年轻时的信念和理想，欲舍难离……
但事实是，长久的劳累和积郁，令母亲的性情发生了变化。
小时候对我一向温蔼、慈爰的母亲，年岁越长，笑容越稀。我渐渐感到，她变得越来越焦躁。有时候，我犯了“错误”，她会突然失控般对我大声斥责，那种与往常判若两人的反差，让我非常难受……
不仅如此，她素来健康的身体，刚到中年，便过早地出现了病痛：肩周炎、胃炎、高血压、冠心病……但她仍要强忍着，无休止地劳碌。
可以这样说，就因这一纸处分书，几乎二十年，母亲都是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艰难渡日的。
70年代末期，中国的政局，开始转折。此时，母亲才于长久的暗黑与无望中，看到了光亮。
1979年，父亲获得平反。父亲太兴奋了，便从部队补发的工资中拿出一大笔钱，迫不及待地，买了一台12寸的日立黑白电视机。
从此，每晚到我们家来看电视的朋友、邻居，络绎不绝。
就在那年的一个夜晚，在那间狭窄的小屋，我们一家人，还有朋友、邻居，都围坐在电视机前，看一部叫《盼》的电视剧。
那部电视剧，在当时非常有名。剧中所表现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中国知识分子所蒙受的冤屈和伤痕。
时至今日，我仍记得非常清楚，电视播完后，母亲一人坐在床边，面对着墙，沉默片刻，竟忽然抽泣起来，失声痛哭……
我一下子惊呆了，我从没有见母亲哭得那样长，那样心酸。那哭声在夜晚是那样凄楚、悲伤，久久不息，令人断肠……
很久很久，屋里所有的人都静默着，无声无语，听母亲哭泣。
父亲和我，都没有试图去安慰母亲。我们都能体味，此时的母亲，是何种感受。
我不知道，是否，在那个夜晚，流泪的母亲，想到过那份处分书?
是否，在那个夜晚，中国有多少家庭，曾有过同样的哭泣?
2010-07-03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70612710.html ]
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母亲说，在五十年代“反右”期间，她因政治问题的牵连，而被开除了党籍。
是什么政治问题?我那时根本不懂。我只知道，在那个年代，被开除党籍，是一种耻辱。
四十年代末，母亲就读于湖北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受学生运动影响，1949年弃学参军。1953年，以军内调干生身份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1954年在校入党。
毫无疑问，和五十年代多数对新中国怀有理想的“革命青年”一样，母亲在思想上，是忠实的布尔什维克。
在个人的前途上，当年的母亲，也可谓一帆风顺。大学期间，她担任校广播站编辑组长、团总支委员、党小组长兼班核心组长。包括她在内，全班当时仅三个党员。
在那个年代，党员就是一种身份。其政治待遇，非一般群众可比。当时，如她这样的大学生，应该说是令人羡慕的。
当年的哈工大，深受苏联影响，号称是红色专家的摇篮。就读于动能经济专业的她，若非后来政治上的变故，以她的表现，应该有不错的前程。
那么，究竟是何种政治问题，导致母亲被开除党籍呢?
我只是小时候隐约听母亲说过，她的问题，与当时已被打成右派的父亲有关。
更确切地说，是她未能听命于组织，与刚刚结婚不久的父亲离婚，以彻底“划清界限”。
但更多的内情和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未能深究。
这些天来，我才仔细翻阅着母亲寄我的一包文字材料。
这些文字材料，大多是母亲写的，或底稿，或复写稿。除了一份简历，大部分都是有关她和我父亲政治问题的申诉书。
其中有两份，写于七十年代末，一份是写给邓小平，一份是写给胡耀邦。
而我还意外地发现，夹在这厚厚一叠申诉材料中的，有一份处分书。
这份处分书，即是当年哈工大党组织对我母亲政治问题的处分决议，是母亲当时亲笔留下的抄件，时间是1958年6月。
抄件是写在笔记本的稿纸上，字迹密密麻麻，有六页之多。距今五十多年，纸已泛黄，墨已洇暗。
直到看完这份处分书，母亲当年因何而被开除党籍，我才总算有了完整的了解。
至少，这份处分书，代表了当年组织上对我母亲政治问题的定性。
当然，放在中国五十年代反右运动这一宏大的叙事背景下，这份处分书，或微不足道。
但我一直强烈地认为，历史的真相，往往就不经意地，隐藏于一些细节之中。
我有一个习惯，凡父辈们从前留下来的一些书信、日记、甚至是一纸便笺，只要能找到，我都会尽量保存起来。
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心事、心情，乃至很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几乎不可避免地，与整个国家的政治背景，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知道，如今若要我的儿女也来读这份处分书，恐怕他们既看不懂，也毫无兴趣。
至少，处分书中那些奇怪的政治语言，在他们这一代人看来，可能太莫名其妙了。
是的，正是从这份处分书细密的文字中，我们才能够真实地体味，那一幕历史，有多么的荒诞。
处分书是那个年代常见的一种文本。那种文本，一般都有其标准化的体例、用语和行文套路。透过那些不胜其烦的文字，我们即能想见，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
当年的政治氛围如何?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如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组织是如何主宰个人的命运的?……即使是这份小小的处分书，亦可窥知一二。
那么，为存档一份历史的素材，我也应借此机会，将这份处分书，择其主要文字，抄录如下：
“在大鸣大放中，在党内李校长提出了我们不出张搞民主墙，刘书记也传达了市委的指示，不主张在大学里搞大鸣大放，党员不要讲话。对这些，她都不满意。右派分子已发动猖狂进攻，她对当时的大字报却认为，很有力量，群众性很强，问题提得尖锐，能吸引人，比起黑板报好得多。对一些右派分子攻击何龙、金光等人的大字报，认为揭发得很好，并且怀疑自己过去为什么从未想到这些问题。当时，她不仅未挺身而出反击右派的进攻，相反地天天看大字报，想在风浪里磨炼磨炼思想，以免学到的马列主义都变成教条主义。她认为三个主义的根源是由于党员的特权思想产生的，自己应当警惕产生特权思想，为了防止产生教条主义，想多去看一些阴暗面，并且写了一些有偏激情绪的大字报。”
“敌人已经发动了猖狂进攻，事情已起了根本变化，党开始进行反击右派的进攻，她却主张‘不要争得太早’，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邓拓同志，信的内容有三部分：
“1、建议领导‘不要争得太早’。
“2、说明下面有放的要求，并且反映了当时学校大鸣大放的大字报内容：①人事处工作有宗派主义；②土木系三个支委同时留苏不应该；③肃反问题；④向苏联学习有教条主义。
“3、对我校领导上在鸣放初期的‘被动’表示不满，信中反映大字报内容（其中有的是右派分子写的），实际上是反映了她自已的意见和感情，支持了右派言论，和右派分子发生了共鸣。”
“从周交待中还可以看出，其错误严重还表现在以下几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其中主要是交心中交待出来的）：
“1、肃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她发生了怀疑和严重的动摇，怀疑中央提出5%（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估计）的错误是下面有些干部执行上级指示中不动脑筋造成的，认为党在肃反问题上得罪了人，闯了一场祸，感到为党耽心。她认为肃反斗争宽了，主张肃反成绩是不是主要的应拿出来讨论。……实际周在肃反问题上对敌人的进攻投了降，为敌人叫屈，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2、在大鸣大放敌人的进攻中，她不主张提立场问题。她对李校长在共青团员大会上号召团员要在风浪中站稳立场有反感，对陆定一同志提的在风浪中要站稳立场也有怀疑，她认为当时的鸣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认为是一场阶级斗争。
“3、在敌人疯狂进攻民主集中制时，她附和右派喊等额选举有些过时了，并且为此写了大字报，她认为等额选举在形式上总有些不民主，使人感到民主不充分。
“4、在‘马农’之争的大会上，她相信农子造谣：家乡饿死了多少人，认为农村生活问题可能有些地方很严重，她甚至责备自己以前为什么一点也没有体会到农村生活中有问题。她认为农子的反动言论可以刺激我们，我们可以变得更好些，更争气些，于是为农子的反动言论鼓了掌，表现了严重的是非不分，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5、1956年以来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较大，暴露出在许多问题上抱有修正主义情绪。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从她对肃反、反右等斗争来看，在思想感情上看，未接受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她说，在理论上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感情上心理状态上总不大喜欢专政之类的字眼，在旧社会不喜欢法官警察，在新社会仍然对法律之类不感兴趣。当处理右派分子，让她在结论上签字时，她却很反感，她说这是对别人判了案。
“当提出独立思考、破除迷信之后，她就牢牢记住了。‘不要把上级讲的都当作金科玉律。’她离开了党的根本原则，对许多大是大非都加以独立思考，怀疑反右斗争，怀疑肃反成绩，怀疑李校长提立场问题的正确性，怀疑我校向苏联学习有教条主义。她希望多给一些民主，少来一些纪律。二年多来她对集体活动觉得别扭。总之，她在一年多以来，要求独立思考，要怀疑，要发展个性，把许多马列主义的东西也怀疑为教条主义了。”
“领导上布置要排队，在思想上有抵触，甚至打了包票认为班内没有右派，对一些可疑的人认为最多是中或中右，认为排队在班上是不得人心的事。不积极去争取群众，相反符合了落后群众的思想。根据当时已经揭发的第一批材料已经证明董振凯是一个右派，但她却仍坚持：董在思想上是右派，在政治上不是右派（经过斗争证明董是二类右派）。
“按最新中央的指示，一般右派要开除，总支决定开除右派分子董振凯的学籍或留校作反面教员，这个决定她不同意，认为太重了。她认为总支委员张真在此问题上的处理是不负责任的作法。
“按中央新的标准，支部和核心组都讨论了董的处理，经过多次的辩论，根据情节严重、态度较好，应划为二类，周也同意了这个处理，总支和党委都同意了，并经市委决定作我校处理右派的标兵。
“当黄校长报告后，发下的处理条文的解释不多，当时有可能在群众中引起混乱和草率的处理，为了防止出偏差，正确地进行处理工作，班核心组长曾和周商量，第一次会不对董的问题作具体的讨论，首先搞清标准作好思想准备，这样作法周同意了，但到会上则相反，她违背了会议的决定，违背了对董所作的结论（态度较好），在会上她首先发言，她认为董在态度上是‘甚好’（情节较重、态度甚好应划为三类）。这样，她是趁着群众对条文理会不清有右倾情绪的情况下，起了争取群众来推翻党的决定的作用，这个问题的实质即是：她代表了右派分子的利益，脱离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决定对抗，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纪律，应该说是一种反党的行为。”
“周从入党以来，对党的工作一般表现得比较积极，但从鸣放反右以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来看，她未能背叛她出身的阶级--官僚地主阶级家庭，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立场，对她极右分子的丈夫，未能在政治思想上划清界限，甚至在一系列的大是大非面前，犯了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直到在右派处理问题上和党的决定对抗，严重地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从对她批判以来，最初她尚能交待和检查自己的问题，但认识不深刻，批判中也有过抵触情绪（第二次批判），虽然在检查中交待了一些问题，但最后对许多问题又加以否定，对一些重要情节翻了案。
“根据以上，周殿芬的错误情节是严重的，态度表现一般，经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建议开除她的党籍（周本人持保留意见）。”
组织上对我母亲的处分，已是陈年旧事了。但不知为什么，当看完处分书的最后一行字，我心里还是沉了一下。
小时候常常翻看父母的几本影集。影集中有很多的黑白照片，都摄于五十年代。其中有一本，有不少母亲在哈工大读书时的照片。
那时，是带着羡慕和骄傲的心情去看那些照片的。年轻的母亲，朝气、明朗，满含笑意，温良的眼神里，不时流露着快乐。
那是哪一张照片？长发如云，薄薄的毛衣，纱巾，素净而雅致，阳光里，那样怡然，在哈工大主楼巍峨的大柱下……
那时的她，也许满心沉浸于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吧?
那时的她，可能万万没有想到，顷刻之间，这一纸处分书，改变了她的命运。
我在想，当年在会上，当“反党”、“对抗”、“翻案”这些尖锐的字眼，传入她的耳膜，她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还在想，当听到组织上最后对她“宣判”的一刹那，她会有怎样的表情?
我甚至在想，面对强大的组织，她有过抗辩的闪念吗？她是否觉得，当年言论的自由，比之四十年代的国统区，其实还远远不及……
当然，这只是我的联想，我没有去问过母亲。
但我宁愿相信，那时的她，和大多数对组织怀着赤诚的青年一样，对于政治，其实是非常单纯的。
她可能没有想到，这场本意鼓励中国知识阶层大鸣大放的运动，会突然之间翻脸。
她还可能没有想到，这场牵连广阔的运动，最终竟至人人自危，其结局会有多么的无情和残酷。
她更可能没有想到，事实上，远自二三十年代的苏区开始，党内一波接一波的清洗、斗争，便没有消停过……
她哪里能够想到，当年被她那一代党员视为“圣经”的“联共党史”，竟然是一部无耻的伪史……
当然，母亲那时真实的心境，我不得而知。但我在童年便渐渐能感知，被开除党籍的她，自此而后，工作和生活，都蒙上了阴影。
1959年，母亲大学毕业，分配至长沙工作。因为政治处分的原因，她的岗位和工资，都受到了影响。
鉴于我父亲的右派身份，作为妻子的她，仿佛也如戴罪之身，如履薄冰。在单位，她变得格外谨慎、隐忍，如自我救赎一般，刻苦地工作……
幸亏如此，后来在“文革”期间，我们家才总算躲过一劫。
那些年月，几乎每个中国人，不独要承受政治的高压，还要忍受贫困的煎熬。
60年代初，我和弟弟相继出生。因父亲失业，家中的经济，便几乎完全靠母亲的一份薄薪支撑了。而即便如此，她还要按月给她的父母寄去10元。
实在熬不过窘迫时，家里稍微值钱的一点东西，如结婚时的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最后都被变卖掉了。
记忆中，我童年时的家，是在一栋砖墙的平房宿舍里。狭窄的一室一厨，阴暗而潮湿，墙面上污迹斑斑，木门窗上暗红色的油漆，早已剥落……
那时侯，我们一家四口，还有来来往往的亲朋戚友，都挤在这小屋里。
那些动荡的夜晚，常常停电。房间里只能点着蜡烛或煤油灯，昏暗的光线下，我总能看到母亲不停地劳作，直至深夜……
记忆中，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哪一天，母亲不是在为生计奔波、劳碌。
买菜，劈柴，生火，做饭，腌菜，缝补，洗刷，扫除……这似乎不值一提了，但日复一日，母亲的容颜，却过早地憔悴了。
长沙的严冬，冷得刺骨。常常，我看到母亲因为洗衣洗菜，双手久浸在冰凉的水中，冻得又红又肿……
不止是柴米油盐和缝缝洗洗，父亲不在家时，母亲还要做体力活。
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和我一起做蜂窝煤。那是男人都觉得够累的活，运煤，卸煤，筛煤，挖土，拌煤，打煤，晒煤，搬煤……几天做下来，腰都累弯了，脸上黑汗直流……
我忍不住想，那时候，俨如农妇一般劳作的母亲，还相信她年轻时所无比憧憬的未来吗?
她们那一代人，痛苦就痛苦在这里，明知现实与期望之相悖，却仍不敢面对，而总是挣扎、纠结于年轻时的信念和理想，欲舍难离……
但事实是，长久的劳累和积郁，令母亲的性情发生了变化。
小时候对我一向温蔼、慈爰的母亲，年岁越长，笑容越稀。我渐渐感到，她变得越来越焦躁。有时候，我犯了“错误”，她会突然失控般对我大声斥责，那种与往常判若两人的反差，让我非常难受……
不仅如此，她素来健康的身体，刚到中年，便过早地出现了病痛：肩周炎、胃炎、高血压、冠心病……但她仍要强忍着，无休止地劳碌。
可以这样说，就因这一纸处分书，几乎二十年，母亲都是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艰难渡日的。
70年代末期，中国的政局，开始转折。此时，母亲才于长久的暗黑与无望中，看到了光亮。
1979年，父亲获得平反。父亲太兴奋了，便从部队补发的工资中拿出一大笔钱，迫不及待地，买了一台12寸的日立黑白电视机。
从此，每晚到我们家来看电视的朋友、邻居，络绎不绝。
就在那年的一个夜晚，在那间狭窄的小屋，我们一家人，还有朋友、邻居，都围坐在电视机前，看一部叫《盼》的电视剧。
那部电视剧，在当时非常有名。剧中所表现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中国知识分子所蒙受的冤屈和伤痕。
时至今日，我仍记得非常清楚，电视播完后，母亲一人坐在床边，面对着墙，沉默片刻，竟忽然抽泣起来，失声痛哭……
我一下子惊呆了，我从没有见母亲哭得那样长，那样心酸。那哭声在夜晚是那样凄楚、悲伤，久久不息，令人断肠……
很久很久，屋里所有的人都静默着，无声无语，听母亲哭泣。
父亲和我，都没有试图去安慰母亲。我们都能体味，此时的母亲，是何种感受。
我不知道，是否，在那个夜晚，流泪的母亲，想到过那份处分书?
是否，在那个夜晚，中国有多少家庭，曾有过同样的哭泣?
201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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