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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文库------张国焘晚年谈中共政要：高度评价毛泽东.....

 

1968年10月21日，几名美国官员走进一座普通的香港民宅，拜访一位“重要人物”，以获得主人对大陆时局的高见，供美国政府参考。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流落香港的中共前领导人张国焘。此次访谈的资料一直被美国政府作为机密文件收藏，直到1992年才公布其相关信息。近日，笔者辗转从外国公开渠道获得其详细内容，其中耐人寻味的是，张国焘当时就预言邓小平终将复出……
“张国焘”这个名字，有人可能很熟悉，有人可能很陌生。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昔日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袖，也是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他既有过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生，也有过为人不齿的叛徒生涯，更有着令人唏嘘的凄凉晚景。

那么，张国焘为什么跑到香港？又为什么跟美国方面发生了关系？他在这次采访中又说了些什么？一切都要从1938 年张国焘背叛中共说起……

1.背叛中共后不得志
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共建党初期的高级领导人，一直到长征之前，张国焘的革命生涯可谓可圈可点。但是， 1935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之后，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野心膨胀，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以获得党政大权。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力主南下，事实上走向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此后，他一意孤行，南下受阻，被迫北上与中央会合。从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大批判，一向心高气傲的张国焘何曾有过这番遭遇，心里拒不承认错误的他决意叛党。
1938年4月，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在国民党，张国焘先后委身于军统、设计委员会等处，官场的倾轧令他郁郁不得志。全国解放前夕，张国焘随着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在台湾，他的处境更加恶劣，不仅没人重视他，就连自己看好的住宅也被强占，在这种情况下，心灰意冷的张国焘在1949 年冬携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
2.美国人找上门来
在香港，张国焘一度与人合伙，办起了一个名叫《中国之声》的杂志，张担任杂志社社长，杂志自称“既反共，又反蒋”。但不久张国焘就与合伙人产生矛盾，张被合伙人轰走。离开杂志社之后，张国焘又去炒黄金，想大捞一笔，结果又蚀了本。“屋漏偏逢连阴雨”，妻子杨子烈又在买菜时摔倒在地，摔坏了臀盘骨，高昂的治疗费用让张国焘愁苦难堪。这个时候的张国焘困顿之极，真可谓“凄凄惨惨戚戚”。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时，美国的一些机构对他产生了兴趣。在他们看来，张国焘虽然已经离开政治中心，但他曾长期担任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的一些见解和回忆或许对研究中国有着极大的价值。
在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表示希望张国焘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在当时，每月2000港元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对张国焘来说更是雪中送炭。时年 64岁的张国焘满口应承，开始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中文版权，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
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也看中了张国焘，在他们看来，张国焘不仅对中共早期的历史十分了解，而且与红色中国的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交往，对他们的籍贯、性格、爱好、交往和中共的政策运作十分熟悉，因此张提供的信息，对美国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有重要价值。于是，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也找上他，让他对红色中国的时局发表一些看法。
3.称“文革”难以为继
张国焘虽远离政治，但仍然密切关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何况这种关注还可以带来报酬。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员(这三人包括两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和一名美国专家，为首的是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领事馆官员米西兰尼奥斯)对其进行专访，在这次访问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

任何人在毛主席思想面前都要败下阵来！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时期，张国焘便和毛泽东相识，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又一同与会。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小金县) 会师后，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斗争。毛、张两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对手，张对毛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在分析毛泽东的特点时，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张国焘也认为，在“文革”发动以来的两年中，毛还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从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
对于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力的“革命小将”和造反派，张国焘认为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那些年轻的“革命继承人”不能胜任工作反而成为负担。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衰落后，中国将回归平静，“ 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必然难以为继，将由此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
4.大胆预测邓小平复出
至于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他是一个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共事的人。林彪被选为接班人，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多年的下属，林对毛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林彪显然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张国焘推测，林彪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的利益。
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将如何发展？面对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张国焘大胆地给出了预测。由于接班人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所以在林彪执政之后，他将不得不更加借重周恩来，二者将会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家知识。在张国焘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在周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出现并推动国家前进。
此外，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的妻子江青、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至于当时已被打倒的一些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将会复出，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5.减轻美国对华敌意
美国政府极为关心“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对所谓“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无需多虑。“文革 ”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在1968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时，中国就严厉谴责，但其目的是使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名声大坏，不具有太强的进攻性。
张国焘认为：“在眼下的中国，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现在外交事务并非重点，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同时，张国焘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现在毛泽东之所以很关注西德(联邦德国)，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同时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它向中国提供了急需的货物。与西德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的气候。”
张国焘的上述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某些方面，张国焘的这些分析显然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在具体的政策上，比如张国焘对中国外交的判断，无疑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意。至于其他方面，笔者就不敢轻下断语了。看看我们毛主席的气魄，寻常人哪能比得了！6.在加拿大医院被冻死
1967年，“文革”波及香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觉得，如果还呆在香港将难逃厄运。惊恐之余，张国焘夫妇决定出国避难。1968年底，就在接受美国人采访后不久，张国焘抵达了其人生的最后一站——加拿大。
刚开始，张国焘夫妇住进了加拿大免费的养老院。在那里，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虽不能过上多好的日子，但也足够维持这对老夫妻的生活。1976年， 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从此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由此转进多伦多郊区的老人病院。该医院的环境很差，不仅医生和护士很少，狭窄逼仄的病房也让张国焘气短。更令张国焘难以忍受的是，每到冬天，多伦多的夜晚寒风刺骨，缺乏足够供暖的医院分外酷冷，张国焘挺着中风的身躯在寒夜中瑟瑟发抖，只能靠自己带来的几块毛毯御寒。
1980年1月，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登载了国民党原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的回忆文章。蔡孟坚是张国焘的同乡，张国焘死后，杨子烈与他通了电话，讲了丈夫死前的情况：“(1979年)12月初，当地大雪不止(那晚)他转身时毯子掉在床下，自己无法拾起，想叫人也无人来助，暖气关闭，只有咬紧牙关受冻。12月3日5时起，他忽然大吐大呕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护士欲叫医生诊断，竟已气绝。”
张国焘的一生就此走向完结。而在三年前他曾预测难以为继的“文化大革命”，也已告终。（特约撰稿黄东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张国焘出生豪门望族；因其父张觐王光系清末拔贡，又曾任浙江省审判厅推事等职，权倾一方，鼎盛时期故居曾十分繁荣，是当地著名的富豪之家。其胞弟张国庶为中共江西省省委第一任书记，1930年被反动派杀害，1989年被追认为烈士。
张国焘故居位于离萍乡上栗县县城20公里的金山镇山明村桎木山下，座南朝北，前朝笔架山，后靠桎木山，视野开阔山青水秀。始建于清康熙59年（1720年），2004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国焘为何出逃？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第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仅不足一万人马，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张国焘没有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了资本主义，做了党的叛徒，冻死是他最好的结局！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 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驻地 ，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
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交给周带回去发。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回到办事处，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
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吴志坚乘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办事处正四下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
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
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张国焘道路是我党叛徒的基本下场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
叛徒利用完了就没有价值了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各国，尤其是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中央政府成员和党中央领导人，乃至各省党政领导成员的状况极为关注。各国情报机关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调查、了解、刺探有关信息，为其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必要的资料。
1953年，正在穷困潦倒中的张国焘，做梦也没想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会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上他的门来，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
自从张国焘脱离共产党之后，已经过去了15年，张国焘所能提供的，只能是15年以前的情况，按普通人的看法，这不会有多大价值。但美国人自有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借以推测出这些人的现在和未来。从这些人的籍贯、性格、爱好、交往，便可以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乃至即将奉行的内外政策。从这一点看，美国中央情报局找张国焘是找对了人。一般人对中共高级领导人不可能有张国焘知道的那样详细。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一般人无法掌握的情况。所以，美国人决定利用张国焘。
美国人并未费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张国焘的配合。在张国焘看来，出卖情报虽然是不名誉的事情，但他已脱离中共多年，与中共已无任何感情上的瓜葛，用不着为其保密；更何况美国人每次访问总要付些报酬，虽然不多，但对于正处在经济窘迫之际的张国焘一家，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没有价值的下场，摆子兄把一个叛徒的全过程都给贴出来，要向世界表明，做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　就这样，从1953年7月15日开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DavidH．Mckillop和JulianF．Harrington，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和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重要据点）指示，先后约20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有关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情况。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环节，美国人每次拜访张国焘时，总是事先准备好名单，要求张国焘按名单上所列的人名一一报告他所了解的情况，内容包括该人的性格、经历、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等。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的情况。
美国人列出的名单中涉及的人很广泛，大约有100多人，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高岗、林彪、张闻天、罗瑞卿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于列在名单上的人，张国焘总是尽自己所能，如实地予以回答。对于熟悉的人，他抱着知无不言的态度，就自己所知的情况，搜肠刮肚地全部提供给美国人。张国焘在谈话中，很注意提供与现任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有关的情报。比如，他在详细介绍了刘少奇的经历、性格等方面的情况后，还提供了刘少奇与政治局其他成员的私人关系：
1．毛泽东——关系亲密。自从1939－1949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一起工作至今，在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不合。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现在的地位与毛泽东的支持有密切关系。
2．周恩来——关系不好。
3．朱德——关系好。
4．董必武和刘伯承——关系好。
5．陈云——关系可以，并不亲密。
6．张闻天和陈绍禹——刘少奇最反对的就是像这些人，他认为这些人过去与莫斯科纠缠得太紧。

作者: 歪摆子 发布日期: 2007-9-21张国焘还告诉美国人，就目前状况来看，彭真、安子文、刘澜涛等是受刘少奇保护的人。
至于曾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徐向前、陈昌浩，他也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
毫无疑问，张国焘对人对事的评价，都夹杂着个人的感情成分在内。美国人自然也清楚这一点，但仍然尽可能地从张国焘口中索取他们所要的东西。张国焘挖空心思后所得到的，只是美国人一点小小的施舍，扪心自问，张国焘感到自己形同乞讨，十分可怜。
1958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香港的张国焘再次受到鼓舞，又萌发了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当年10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愿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此要求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在上面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但从事情发展的结果看，张国焘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1961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张国焘欣然应诺。从此，他积极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之中，到处搜集资料，终日思索苦忆。这期间，他得到了同乡许鹏飞、涂公遂的鼎力相助。在花费了4年时间后，终于写就了《我的回忆》，共三册，约100万字。
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所得到的却是他用心血写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权〔堪萨斯大学负责将原作（中文）译成英文〕。这样，实际上等到张国焘交稿时，全部费用已经所剩无几。直到香港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取得中文版权后，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
这期间，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也投入了回忆录的写作当中，著成《往事如烟》一书，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此后的10余年中，张国焘一家主要靠这两本书的版权费为生。
1968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一度波及到了香港。这使张国焘甚为惊慌，背着一个“叛徒”的名声，他不知将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远走高飞。
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个痛苦的万不得已的选择。毕竟，张国焘此时已是71岁的人了，自1949年他携全家到香港后，已在此地居住了近20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香港虽然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毕竟与中国水陆相连，犹如自己的故土一般。现在，当张国焘已年过七旬时，却要告别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告别自己的故土，去到异国他乡，过一种全然不熟悉的生活，这对于一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的确是一种无情的精神压力。
1968年的某一天，张国焘、杨子烈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加拿大。
此时，张国焘的大儿子张海威正在多伦多研究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大约在1955年，张国焘通过香港友人向中国政府提出，把张湘楚送广州中山医院学习。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后，如愿。张湘楚在中山医院学习5年，毕业后在香港行医，后移居美国纽约。）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
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每日孙儿孙女绕膝，在某种程度上慰藉了张国焘孤苦的心灵，使他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也许命运注定张国焘的晚年生活只能在孤寂中度过。到多伦多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并不宽裕，便决定搬出儿子家，住入免费养老院。按照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即可接受政府福利救济。这样，他们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足够生活，且有时还可到附近的中国餐馆小酌一顿。不过，毕竟是高龄之人，生活上有诸多不便。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妻子杨子烈也已年逾七十，加之腿有残疾，也无力照料张国焘。这样，张国焘只得经过申请，住进官办的老人病院。如果说在免费养老院尚能与杨子烈相依为命的话，那么现在，当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时候，却不得不与老妻分手，孤苦伶仃，无以慰藉。

老人病院位于多伦多市郊，属于官办的慈善机构，条件很差。张国焘住的房间只有6平方米，而且与另一位老人同住。也许是由于疾病的折磨，这位老人的脾气很坏，当有人来探望张国焘时，他总是嫌双方谈话影响了他，大声地发着牢骚。张国焘说话困难，无力争辩，只能气在心里。
自从中风之后，张国焘说话就很费力，而且含混不清，听力也明显减弱。由于行动不便，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妻子杨子烈和儿孙们不时探望，带给他许多好吃的东西和许多安慰。但这些均无法取代他的痛苦，每当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时，他总是紧握着他们的手，两行老泪夺眶而出。
日子在郁闷中一天天挨过。张国焘心里明白，他现在只有等死了。
说来事也凑巧，也是在这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当《伦敦日报》的记者为此采访张国焘时，他感慨万端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记者希望他对昔日的对手作一番评论时，张国焘只是淡淡地说：“像我一样，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据说，张国焘病重期间，曾与杨子烈商量解决贫病交加的办法。杨子烈提醒张国焘说：“当年你到武汉向国民党政府投诚时，热情接待你的不是你的萍乡小同乡、当时任武汉警察局长的蔡孟坚吗？我们曾和他交往多年，友谊不薄。蔡孟坚现在美国，是不是可以请他帮帮忙呢？”张国焘认为妻子的话有道理，就嘱咐和蔡孟坚电话联系。
蔡孟坚问候张国焘的病情后，问杨子烈：“你们与台湾哪位政要相识？”杨子烈回答：“当年我和国焘在香港时，台湾曾派黄少谷赴香港访问国焘，我也在座。”
蔡孟坚说：“张国焘先生当年在武汉对我说过，他任中共莫斯科首席代表时，王明将蒋经国打成托派，被判流放。张国焘向俄共尽力交涉，改为准许蒋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旁听，作思想改造；以后又派蒋经国去工厂做工，使蒋经国避过了流放之难。抗日战争时期，蒋经国从苏联回国，我在机场迎接他下飞机，再送他去见乃父。在重庆时，蒋经国曾到舍下接我一道去张国焘居处造访，彼此无话不谈。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旧恩，当此患难之际，求助于蒋，定当回报。”蔡孟坚表示，他将飞加拿大，看望张国焘夫妇。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任何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都是徒劳的听了蔡孟坚的话，杨子烈非常高兴。蔡孟坚遂致函台湾的黄少谷，告知张国焘在加拿大病重，身无分文，如病死、饿死在加拿大，则对张本人及台湾皆为一大讽刺。蔡孟坚请黄少谷进言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对张国焘予以救济。蒋经国闻讯后，大为动容。
隔一周，蔡孟坚即接台北行政院长办公室秘书的长途电话，告知蒋经国有钱托蔡带给加拿大的张国焘，请他等候，收到钱后再飞加拿大。
不久后的某一天，黄少谷的二女婿、时任台湾当局驻纽约总领事的夏功权接通蔡孟坚的电话，告知蒋经国有1万美金支票，请转交张国焘作医药费。
蔡孟坚收到支票后，即飞加拿大。到医院探访张国焘时，将蒋经国赠给他的医疗费用面交杨子烈。杨子烈亲笔写了收据。
1979年11月26日，这天，张国焘的三个儿子将父亲从老人病院接到了大儿子家，为他庆贺82岁生日（张国焘的生日是11月14日）。一家人热闹欢快的笑声，使张国焘受到了感染，精神好了许多，话也多了起来。暖融融的家庭气氛使他想到了老人病院那难以忍受的严寒，便不由说道：“病院暖气有时关闭，冷得我时作呕吐。”杨子烈听了，心里很是难过。
当汽车载着张国焘离开儿子家时，他没有想到这竟是与家人的最后一次团聚。细心的老伴为他带去了几床毛毯，以便能为他抵御严寒。
12月初，多伦多连日下着大雪，天气异常寒冷。2日晚，终日躺卧在狭窄的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将被子、毯子掉在床下，按铃叫人却无人来，只好咬紧牙关受冻，指望着能有护士或医生前来相助。其实，来这个病院养病的老人很多，护士少，医生更少，无法照顾周到。因此，除每日服侍三餐、隔日为病人洗澡外，平时病人按铃，多不理会。
就这样，本已十分衰弱的张国焘由于长时间的严寒侵袭，从12月3日凌晨5时起，便接连呕吐达两小时之久，从此人事不省。等到家人闻讯赶到病院时，张国焘的尸体已放在了病院的太平间。
抚摸着丈夫已经变硬的尸体，杨子烈百感交集，按捺不住伤心的眼泪，悲愤地痛哭起来。回想起张国焘坎坷的一生，再看看自己行将就木的境况，她不无悲哀地说：“我们做共产党20年，反共40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天道真不平呀！”
据杨子烈说，张国焘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因有儿女负担，无力摊出全部埋葬费用，悲痛中的杨子烈只好自己出面，张罗购买棺木和寿衣，又到公墓买了坟地；由于张国焘夫妇已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便又接洽教堂请牧师举行送别仪式。
但另一种说法是：张国焘死后，杨子烈将噩耗电告蔡孟坚。蔡孟坚又告诉了黄少谷，并请转告蒋经国。黄问安葬需要多少经费，蔡回答：“约三四千美金即可。”过了几天，台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给蔡孟坚3500美元，嘱转交张国焘之妻。张国焘的后事开支即用的这笔钱。
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一个公墓。终年82岁。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张国焘的灵魂只能在异国他乡游荡……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逝世。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逝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多伦多逝世。
张国焘死的晚，但他死得掺！

　张国焘，又名张特立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年成为叛徒。1897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今萍乡市）上栗市(今上栗县)。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曾参加五四运动。原为无政府主义者，后转信马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2年初代表中共出席在苏联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见过列宁（中国共产党人中唯一一个见过列宁的人）。1923年参与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叛变自首，出狱后隐瞒了叛变行为，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等职。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员之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阻止南昌起义未逞，参加起义。后去苏联，在对右倾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之后，于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1年初回国后，被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以“肃反”为名诬害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并于1932年和1935年在国民党军队压力下先后放弃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

　　1935年6月率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今为小金）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并且要求改组中共中央。1935年9月擅自率8万红军南下，公开分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自行成立党中央。由于中共中央的批评，朱德、刘伯承等的抵制，四方面军大多数指战员的不满，南下又遭到重大失败，1936年6月他被迫取消他所成立的党中央。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坚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7月初他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地区会师。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4月初他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脱党逃到国民党方面。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49年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在他所写的《我的回忆》中，对自己在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辩解，自我吹嘘，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了许多歪曲事实的叙述。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张国焘的恶劣行为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

　　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

　　很快，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 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

　　两个月后，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将领被杀害。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全苏区审查整肃

　　在清除掉这批“反革命”后，张国焘又命令全苏区审查整肃。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军多少人，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 ‘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12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12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28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34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35团团长王明，第36团团长魏孟贤，第38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12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

　　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1933年6月，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时年36岁。 1935年，胡底红军长征途中他惨遭张国安杀害，年仅30岁。1935年8月，曾中生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时年35岁。

叛变经过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泽东仅不足一万人马，便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离去。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但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驻地 ，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交给周带回去发。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 ”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回到办事处，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过问政治了。”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吴志坚趁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办事处正在四处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逝。张国焘有三个儿子，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晚年生活

　　1979年12月3日，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天气异常寒冷，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老人病院的病床上，一位老人忍受着严寒的侵袭。身边没有护士，也没有亲人。他就这样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

　　他，就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最后投向国民党怀抱进行反共的张国焘。

　　反共十分卖力却不得信任

　　五四运动时，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共一大上，作为北京地区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他是大会的主持人。会上他和陈独秀、李达共同被选为中央局领导成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主管宣传，陈独秀任总书记。后来3次去莫斯科，受到列宁接见过。大革命失败后，张国焘先后在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最高领导职务。长征途中，他宣布另立“中央”，与中央分庭抗礼。长征结束后，中央在陕北开始清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张国焘为此惴惴不安，情绪低落。1938年4月，张国焘在武汉叛逃，投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虽然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反共十分卖力，但仍得不到信任，受尽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大陆解放前夕，张国焘逃往台湾，成了被人遗忘的历史人物。在台湾，张国焘受到他人的欺凌，租住的房子被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侵占。张国焘为此很受刺激，于1949年冬携妻及3个儿子移居香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际金价走俏，对炒金一无所知的张国焘，见别人靠炒金发了财，便拿出5000美元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一开始赚了不少，张国焘十分高兴，便将全部积蓄拿来炒金。谁知战争不久便结束，国际金价大跌，张国焘所赚的钱全部赔光，连老本也搭了进去，血本无归。此后一家人只能靠当教师的大儿子不多的薪水勉强度日，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还要供养二儿子和三儿子读书，生活极其拮据。

　　然而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住了半年医院，成了跛子，行动很不便。接连的打击，使张国焘处境极为困窘，想起以后的日子，张国焘禁不住潸然泪下。就在张国焘于香港陷入窘境的时候，新中国此时却蒸蒸日上。1953年春，张国焘动了回大陆的念头，于是写了一封信，托人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请转达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达自己想回去的想法。黄作梅立即派人把张国焘的信送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转中央。3周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以致最后背叛党和人民的严重错误，作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听到这个答复，张国焘沉默了，不再提回大陆之事。

　　靠出卖中共要人情报生活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总领事先后20余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张闻天等中共要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自己所知，以满足他们。通过出卖关于中共要人的情报，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乞讨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回忆录。张国焘答应了，4年之后，张国焘完成了100万字的《我的回忆》。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付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后来香港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取得中文版权，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此后的10余年中，张国焘一家主要靠这本书的版权费为生。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张国焘大为惊慌，作为一个共产党叛徒，他不知自己会遭到怎样的冲击。为躲避灾难，他决定远赴加拿大。

　　张国焘、杨子烈来到了加拿大华裔较多的多伦多。张的长子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

　　冻病交加魂丧异国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发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亲人们过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给他一些安慰。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时，张国焘总是紧握着他们的手，有时还眼泪涟涟。张国焘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3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了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脱口而出：“病院有时暖气关闭，冷得我时作呕吐。”一家人听后，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儿呢？3个儿子都勉强度日，再加上张国焘就更拮据了，最后，他只能回到他不愿住的老人病院。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使他减少些严寒。

　　这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张国焘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当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张国焘率10万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将士转战川陕，觑视前来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毛泽东率领的一万多中央红军时，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的晚年是这个样子，不会料到自己死后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张国焘三个儿子都有家小，无力分摊全部丧葬费，杨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坚。蔡孟坚通过黄少谷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

小议张国焘的失败

　　（一）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斗争一开始便想否定当时中央的一切。他开始是以为中央大权是在洛甫、博古等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大员手中，所以一开始他就想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由，否定洛甫等人的中央领导。然而，他好一阵才明白，当时在中央实际当家的是毛泽东。在中央红军湘江之战惨败、部队巨量减员及遵义会议后的战争之际，洛甫等人对毛便已基本是言听计从了。于是张国焘错上加错，又将毛也列入了攻击目标，从而使自己与整个中央政治局为敌。

　　（二）在政治上是非常讲究“名正言顺”的，而张国焘显然轻视了这一点。张国焘以为凭借他人多枪好军事势力大，就能为所欲为，就能指挥其他人。但他忘了，他与红四方面军毕竟都是党的属下，都是以中共名义号召和领导而起的家和壮大的，他们的一切，在理论上组织结构上，都必然要服从中共及其中央。你如果还没有握有中央大权，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从、忍耐与等待。任何明目张胆反对中央的做法，都只会遭到大多数人的不满与反对，而不会跟你走。在这里，道理上的谁对谁错并不重要。

　　（三）意气用事，在政治上的攻击与防守都没有定准章法。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事上采取北上还是南下？这样的战略问题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只看哪个战略方案有利于红军。但张国焘却想以是否支持自己的意见为“试金石”，并在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否定他的意见时，则摆出了一付固执己见的架势，不去多多考虑其意见的正确与否，也不考虑这样做对自己在中央会留下什么影响，强行做出让他指挥的“右路军”执意南下的决定，并要“左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一九三七年张国焘到达延安后，虽说因西路军的失败，他已没有了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那阵的势力与威风了，但他凭借红四方面军余部的力量与影响，中央政治局诸位同事只不过是要打打他那股想凌驾于中央之上的霸气。对此，张国焘不仅没有反省检讨自己的失误、失策，拒不与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结、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关系，其结果，就是自行孤立了自己，堵死了自己在中共内的政治前途。

　　（四）转而投靠国民党，是张国焘政治生涯与人生的最大败笔。张国焘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只身从延安出走，转而投靠到他曾经与之艰苦斗争过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中，是张国焘一生中的最大败笔。仅仅“出走”离开中共，还只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回来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坏事。但他再投靠国民党，就是他做人的一个重大失败。这样，他就丢失了他的人格。弄得不仅中共永远看不起他，就是国民党也视他为一条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戴笠、沈醉等就经常这样评价他），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待遇（一个空头无权的中将“设计委员”）。因为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历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张国焘竟也扮演了这种角色，当然是他人生的一个大失败。

文学作品

　　《我的回忆》

　　在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中，只有张国焘写了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80、1981年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印行，后又由东方出版社数次印行，说明其真实性受到一定重视。

人物张国焘资料更新于2009-03-24 11: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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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文库---从提携到大力扶植王明上台的背后推手米夫<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来源：人民网

   　　在中国革命史上，曾做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巴威尔·米夫一直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正是由于他的举荐和支持，才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长达4年之久，并由此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痛损失。

　　■ 首次访华，提携王明

　　巴威尔·米夫，1901年8月出生于一个小官吏家庭。15岁时，他开始接受革命理论，并参加了秘密革命组织。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米夫先后奔赴察里津、波兰等前线作战。战争结束后不久，米夫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确定以远东革命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

　　1925年，在国共统一战线的领导下，中国大革命不断深入发展。不幸的是，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孙中山于3月12日与世长辞。为了纪念孙中山，并为中国大革命培养人才，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成立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学校，即莫斯科中山大学。长期从事东方革命问题研究的米夫有幸被任命为副校长。从此，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米夫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成为他的主要工作。

　　当时，中山大学学生的政治成分相当复杂，有一些是国民党要人及其子女，如郑介民、谷正鼎、邓文仪、康泽，以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还有一些是共产党员，如邓小平、吴玉章、徐特立、叶剑英、杨尚昆、秦邦宪、廖承志、王稼祥、张闻天、王明等。当时为与校长拉狄克作斗争，米夫拉拢一部分学生，培养自己的亲信。而一心想出人头地的王明，与米夫一拍即合。于是，每逢米夫讲授马列理论课，王明总是抢先发言，以讨好米夫。与王明同桌的庄晓东晚年回忆说:“每逢上列宁主义课，他总争着第一个发言，看他紧张的面颊青筋暴出，口水四溅。为了避免王明的口水溅到我的脸上，他发言时我只得把脸扭转一边，侧背而坐。因为我的座位是固定同王明坐在一张桌子边上的。他的每次发言成了我的灾难。好在上其他课，他就不出声了。为什么呢？因为列宁主义的主讲人是该校副校长米夫。”因流利的俄语和熟记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王明深得米夫的欢心，并成为米夫的重点培养对象。

　　不过，米夫真正器重王明，还是从王明参加旅莫支部的大辩论开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不久，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负责人是任卓宣。旅莫支部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支部负责人错误地认为留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回国做实际工作，因而反对党员研读马列理论和学习俄文。米夫对此很不满。1926年夏，他在学生中挑起了一场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组织归谁领导的大争论。任卓宣等主张归旅莫支部领导，另一些同学则主张归中山大学所在的联共(布)莫斯科的一个区委领导。会议一连开了4天，争论仍无结果。王明揣摩透米夫的意图后，一马当先，与任卓宣展开辩论。最后，王明取得了辩论的胜利，旅莫支部归莫斯科一个区委领导。此后，王明扶摇直上，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从而更有机会接近米夫。

　　1927年1月，联共(布)决定派遣他率领苏联共产党宣传家代表团前往中国。该代表团的任务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宣讲群众宣传和党的建设工作。这是米夫第一次访华。米夫受命之后，立即任命王明为贴身翻译。显然，这是有意让王明直接接触并进入中共领导层。

　　3月，米夫一行到达广州，随后又到上海、武汉等地进行了访问。当时，正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米夫亲眼目睹了澎湃汹涌的大革命浪潮，兴奋不已。但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米夫作为联共(布)代表出席了会议，王明以米夫翻译的身份列席了会议。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但对如何分配领导权，大会却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陈独秀依然当选为总书记。会后，米夫意欲让王明主持中央宣传工作。陈独秀不便推辞，就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

重返莫斯科，大力扶植王明

　　与斯大林有分歧的拉狄克不久被解除了中山大学校长职务。这时，米夫带着王明回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校后，米夫发现中山大学形成了两大阵营:以代理校长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和以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为首的支部派。两派发生激烈争论，教务派坚持认为学校的党务工作搞得一塌糊涂，而支部派则坚持说学校的教务搞得杂乱无章。双方互不相让，争论了7天也没达成一致。许多不愿参加两派斗争的学生被称为第三势力。这时，王明向米夫献上了一个结束争论的妙计:牢牢掌握第三势力，利用它来联合支部派，打击教务派，从而全面夺取中山大学的权力。米夫依计而行，果然行之有效。在王明的协助下，米夫坐收渔翁之利，不久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此时，米夫刚满26岁。而为之出谋划策的王明则成了他的心腹干将。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党支部局，并逐步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以支部局为核心的王明教条宗派。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银色别墅”召开。米夫受命参加大会的筹备与组织工作，并参与起草了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和组织问题等决议案。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被推荐为大会翻译科主任。会上，米夫希望中共能提拔王明进入中央领导层，并提议由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但米夫的图谋遭到代表们的抵制，扶植王明进入中共中央的企图再次失败。会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改变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方法。共产国际不再派遣驻华代表，改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组成常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通过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1929年，联共(布)中央开展清党活动。在米夫的指使下，王明乘机对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发起攻击，指责他们在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中是“反党小组织”的后台。在米夫的活动下，共产国际通过了对中国代表团问题的决议案，错误地认为:“代表团的各种错误，使代表团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丧失了威信……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委员会有鉴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的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分。”决议宣布后，瞿秋白被解职回国，这为王明的上台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坐镇上海，托起王明1929年4月，王明回国。中共中央热情欢迎他，并希望他能在斗争中发挥作用。但王明坚持要留在党中央机关。于是，他被派到上海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1930年1月，在参加上海工联会议时，王明被英国巡捕逮捕。被捕后，他十分害怕，竟违反党的纪律，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要中央设法保释他出狱。所幸当时敌人还未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巡捕没有发现这里是党的秘密机关，但王明的这一举动使党的秘密机关被迫转移。此事很快传到共产国际，米夫托赤色救难会驻上海代表牛兰花3000元将他营救出狱。事后，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查明真相，认为王明犯了暴露党的机关的错误，并给予他党内警告处分。

　　1930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并由瞿秋白主持党的工作。

　　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突然再次来华。米夫此行意味深长。当时，国民党已与苏联断交，并四处搜捕苏联共产党人，米夫在此时冒着危险来华，表明了共产国际和米夫支持王明上台的决心。米夫到达上海后，立即单独召见王明，认真听取王明的汇报，并面授机宜。此后，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被迫同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向忠发主持会议，米夫实际主导了会议。会前，米夫违反党的纪律，越俎代庖，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草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名单，并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在会上，王明作了长篇发言，宣扬他会前写出的《两条路线》的观点。他点名批评了李立三和瞿秋白，并提出“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最后，米夫作了总结发言，尖锐地批评了李立三、瞿秋白及罗章龙等，说王明是坚决站在国际路线一边，能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的革命家。会议最后通过了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实际上批准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纲领。在米夫的授意下，会议改选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结果，李立三、瞿秋白等人落选，而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进入政治局成为委员。名义上向忠发继任总书记，实际上王明大权独揽。

　　米夫来华的目的达到后，8月，他回到了苏联。随之，共产国际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对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表示完全支持。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在中共长达4年的统治，并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米夫回国后，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他先后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十三次会议，并担任过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科学院院长。在1937年的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米夫是政治反革命，是托派分子，很快，他被逮捕和关押。让米夫难以接受的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王明在他落难之时却反戈一击，把他批得体无完肤。1937年秋，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曾得意洋洋地对人吹嘘说:“你还记得那个米夫吗？那老兄不行了，他搞来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了！他的工作由我来负责领导，现在轮到他向我毕恭毕敬的了，哈哈，你说有意思吧！”

　　1938年，米夫被秘密处决，终年37岁。(高淑玲　刘建美 由蒋红推荐) 

【来源：人民网】

　　从安徽农村出来的革命青年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阴历四月初九（阳历5月23日）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一个贫民家庭。金寨县成为鄂豫皖苏区后，王明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参加了革命，父亲在六安、霍山县当过干部，母亲做过妇女工作，大妹妹陈觉民当过商城县妇委秘书，小妹妹陈映民当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经过长征到达陕北。

弟弟陈绍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抗战时期到了延安。王明是全家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他幼时聪明伶俐，读过七八年私塾，9岁开始写诗，深得老师赞赏。1919年入固始县志诚小学读书。在这里曾受过进步教师詹谷堂（后为共产党员）的影响。1920年夏，王明考入朱蕴山等人创办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五四运动后，朱蕴山买了许多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带到学校，王明班级的国文老师钱杏（阿英）公开在课堂上宣讲十月革命，介绍列宁、高尔基、陈独秀等人，都对王明的成长起了一定的作用。王明在班级里是数一数二的优秀学生，参加过抵制日货、反对省议会贿选等进步活动。1924年夏，王明在三农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简称商大），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其间在校刊上发表过几篇宣传革命运动、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1925年作为商大学生代表，积极投身于武汉声援“五卅”运动，同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留学备受米夫器重

　　成立于1925年9月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是为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由国共两党分别选派学员。1925年11月28日，王明与俞秀松、马骏、张闻天、乌兰夫、王稼祥、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潘自力、张琴秋等60余人到了莫斯科。第一期学员中还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国民党保送的学员。

　　对王明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巴维尔·米夫，当时是中山大学的副校长。王明在俄文班学习时与米夫还是一般的认识。中山大学开学后，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书记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任卓宣（即1926年回国后叛变投敌的叶青）。任卓宣的官僚家长作风和对学生的种种限制，引起大多数同学的不满，能言善辩的王明与任卓宣辩论时，讲得头头是道，得到大家的拥护。1926年9月中山大学学生会（当时称学生公社）改选时，王明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可以说是出人头地。1927年1月，米夫以苏联共产党宣传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华，挑选王明做他的翻译。从此，他与米夫有了密切的接触。他们于3月到广州，然后到上海、武汉。这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4月27日在武昌召开。米夫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王明也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大会。大会闭幕后，王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两个月的秘书长，当时蔡和森兼任宣传部长。王明还兼任《向导》的编辑（主编是瞿秋白）。他以“绍禹”的笔名在《向导》上发表过两篇文章，还陪同米夫在武汉与陈独秀长谈过一次。武汉“七·一五”政变后，他随同米夫于八月初回到莫斯科。这时，中山大学校长拉迪克去世，米夫当上了中大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王明从此备受米夫器重。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想培养一批俯首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中共领导人，王明自然成为首选人物。他以米夫为靠山，在中山大学内俨然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拉拢一部分人搞宗派活动，先是制造出“江浙同乡会”事件，打击俞秀松等同志。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王明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了大会，获得发言权。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把莫须有的“江浙同乡会成员”诬陷为“托派分子”。以后又以反对所谓“第二条路线联盟”的名义，给一些工人出身的中大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的帽子；给对王明和中大支部局的工作表示不满的团支部的一些人扣上“先锋主义派”的帽子，并且把矛头指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王明的宗派活动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同时还应该看到，这是在苏联共产党内斗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在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支持下进行的。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的四年，对他一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这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也深受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左倾思想的影响。

　　回国两年半，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9年春，王明被派回国内，3月上旬到达上海。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秘书长恽代英等，按照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先去基层锻炼的惯例，把王明分配到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7月又调到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并兼《红旗》报通讯员，在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领导下工作。王明认为对他的安排是大材小用，工作不那么积极。但这期间王明的意外收获是，与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回国后在沪东区委妇委工作的孟庆树谈上了恋爱。1929年10月，王明被调到李立三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红旗》报工作。善于耍笔杆的王明，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天天埋头在亭子间里看材料、写文章，从1929年9月到1930年1月不到半年内，先后在《红旗》报和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37篇时事政论文章。王明的理论基础是在苏联打造的，免不了受“左”的影响，回国后又受李立三左倾思想的影响，所以这时期王明发表的文章，一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反对军阀混战，支持工人阶级斗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王明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唯命是从的，所以他的文章有时阐述一些正确的观点，有时又散布一些脱离中国国情的左倾理论。

　　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上海英租界参加一次秘密集会时，被巡捕房逮捕，2月18日获释。这期间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就是为了急于出狱，买通一个看守，去党的秘密机关送信要钱，虽然党的机关没有因此遭到损失，但王明这种做法违反了党的纪律，因此出狱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文革”中有人据此说王明是叛徒，是不能成立的。

　　王明出狱后被调到全国总工会，主要工作是编辑《劳动》三日刊和写文章。过了几个月，王明又重回中宣部任秘书。这时李立三是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实际上主持中央的工作。在李立三狂热宣传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左倾气氛中，王明是一个积极的吹鼓手。他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观点是基本相同的，都来源于共产国际，但王明对共产国际决议是照抄照搬，对马列原著引经据典，不变动一字一句；而李立三则不大拘于照本宣科，还有些他自己的发挥，因此两人在某些具体观点上有所不同。王明虽然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过批评，但其基本观点比李立三还左。当时，以何孟雄为代表，得到林育南、李求实等支持的一些同志起来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反对在李立三主持下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王明的观点与何孟雄的观点是有区别的，但他联络从中山大学回国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利用何孟雄等反对李立三的契机，在7月9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与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争辩起来。李立三对王明等的突然袭击十分恼火，给王明等扣上“小组织者”、“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帽子，并撤销了王明的中宣部秘书职务，王明还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被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1930年8月，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于9月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后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开始，共产国际没有把李立三的错误说成路线错误，三中全会也说“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王明等开始也表示同意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后来，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沈泽民等，把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一封信的内容透露给了王明，这封信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为“反国际的政治路线”错误，并对三中全会有不满的表示。王明预先得知这一信息后，乘机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帜，与博古联名于11月13日、17日连续给中央写信，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露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实质，声称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等混合物”。接着，王明又花了半个月时间，写出了《两条路线》意见书，这篇洋洋十万言的大作，王明上台后曾于1931年2月在上海印过第一版，1932年3月在莫斯科印了第二版，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把李立三的左倾当成右倾批，硬说“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批判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完全抹煞六届三中全会在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中的积极作用，指责瞿秋白和三中全会“反国际路线”；并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一系列基本政策和策略上的左倾理论。他在许多问题上比李立三的观点更左。例如，他认为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否定“第三派”和“中间营垒”的存在，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他认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他主张“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的胜利。”王明和李立三一样，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当作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他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作战和根据地发展的规律，埋怨到1930年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成为革命中心的根据地，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右倾。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王明提出坚决打击富农等左的主张。

　　王明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不过，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同党的纲领还是一致的。尽管王明把“立三路线”归结为“反革命的本质”，但是我们不能把王明的小册子说成是反动的或反革命的本质。而且还应该看到，王明的基本观点都来源于当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

　　1930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中国。他不先找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谈话，而是先接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为王明撑腰打气，把王明树为“国际路线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路线的英雄。在米夫操纵下，中共中央首先在1930年12月12日作出决议，取消李立三掌权时给王明的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取消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的最后严重警告处分。12月25日又任命王明为管辖上海和苏、浙、皖等几省的江南省委书记。为了给王明上台铺平道路，米夫发动批判了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拉拢了当时戴着总书记头衔的向忠发，争取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周恩来，并且违反党的纪律，确定王明、博古等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四中全会，而且享有与中央委员同等的权利，同时又不让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会议。米夫限定只开一天的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米夫在会上把王明吹捧了一番，并且宣布了一个共产国际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结果原来还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一下子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远东局还提议王明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但未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米夫在中国住了半年，这期间，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主要按米夫的意见决定，王明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四中全会后三个多月，发生了1931年4月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和6月中共中央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向忠发被捕叛变的事件。1931年10月18日，王明同孟庆树等离开上海，乘船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中央常委，此后党中央的工作由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

　　在共产国际六年的功与过

　　王明从1931年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到1937年11月14日离开莫斯科回国，他在莫斯科住了整整6年。王明不仅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王明在参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不论正确或是错误，都有王明的一份，但不能全归于他。王明出国后，他的左倾思想对临时中央仍有影响，但他在莫斯科无权以个人或代表团名义对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国内的事情毕竟还是临时中央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学界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有关王明的论述，不断有所修改。例如，1990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在1931至1935年遵义会议这一章中，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出现”，写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对苏区的危害。”把白区工作遭受的损失，根据地的左倾政策，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统统归罪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一章四个小标题，三个都写上了这顶帽子。1991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做了许多修改，2002年9月出版的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又做了进一步修改，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改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把1991年版党史写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改为“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把“共产国际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人对中国党的指导，有许多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改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许多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把“这次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改为“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这些修改并不是为王明开脱，而是更加切合实际。

　　王明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制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此，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了这样的叙述：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8月25日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下，革命力量应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斗争，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只要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排除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八一宣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这次会议，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

　　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在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瓦窑堡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的决议。但仍然提出：“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订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上述一系列文电，对于中共中央在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中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具有重要的作用。应当肯定，王明在提出和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统一战线是取得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