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魔兽世界德鲁伊训练师:我读刘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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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有一定的积累。
这种积累，一是来自自身的感悟，一是还算宽广的知识的结构。
譬如，这样两段话语：“有时，我觉得写作容易。有时，我觉得写作艰难。觉得容易时写出的东西，往往使我痛苦。觉得艰难时写出的东西，往往使我欣慰。”“下笔前，应把别人所有的意见都一再地加以考虑。有时意见甚至不妨一而再、再而三地琢磨。下笔时，应当把别人的意见搁到一边，再不去想，而完全依照你自己独有的想法放松地、执着的去写。”
这种感悟，来自创作实践。既有感悟成分，更有对于自身缺陷的警惕。
刘心武出名，不无机遇成分。难得的是，刘对机遇正负面影响保持了清醒。这种清醒体现在刘心武关于自己和林斤澜这位出色的小说家的对比上。
刘建议《十月》向林约稿。派年轻编辑陈晓敏联系林，并拿到后来发表的那篇《膏药医生》。作为第一读者的陈竟然看不懂。做决定的刘好像高明不到哪里：“后来由我来读林斤澜的手稿，我仅仅凭着本能确认艺术上乘，但无法用理性语言阐述我的感受。”（《我是刘心武》第146页）发表结果，跟林其他绝妙小说一样，“没有引起哪怕是小小的轰动”（同上）。
美好的事物，有待发现，需要时间证明，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由此，刘心武对自己的认知有了高度：《班主任》的追捧，不是“纯粹的美学高度”，“首先是睁眼看世界与不待指示便大胆臧否的勇气”（同上，第147页）。
按照刘心武自己的说法，他是一个多少有些内向的人。在接受《百家论坛》栏目访谈答记者问时，刘谈到被人认出后的那份尴尬和难为情：
“有一次的表现，我现在挺后悔的。我到一家餐馆去吃饭，马上大堂经理就过来，
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机遇和时代给了他广泛交往的生存方式，于是，即使那份清醒、反思、感悟也和其人生经历结合一起，成就了他。
机遇青睐有准备的人。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刘便开始向杂志投稿。那些少年得志，譬如引起强烈反响的刘绍棠、王蒙等，是少年刘心武内心效法的榜样。无数的投稿失败磨不去那份成就自己的意志，屡退屡投，颇有点曾国藩的味道。
一次接近成功。《少年文艺》打回小说《旗手》稿子里附着一封手写信件，提了几条修改意见。编辑这类交流给了少年新的希望，按照要求作出修改，满心欢喜寄了出去。结果猜得出来，无非渺茫希望的又一次破灭。
1958年，高中二年级学生刘心武一份《谈〈第四十一个〉》的文字，在《读书》杂志关于这个苏联电影的讨论中得到刊出。更叫刘喜悦的是，那份“不吝赐教”的稿约。
充数的滥竽，终究会被淘汰。于是，少年朦胧的感悟和实实在在的调整，以中学生的面目给刚创刊的《北京晚报》《五色土》专栏寄小稿子。想不到，具有一定必然的误打误撞开拓了一条广阔的创作之路：“到1966年夏天，《北京晚报》被当作‘反党喉舌’停刊至，我大约在上面发表了50篇文章。”（同上，第53页）这段经历或许跟刘心武文革后期到北京出版社作文学编辑不无关系。
刘不善交际，同行有名。初入作家圈，大家囿于名气，都来跟刘套近乎。刘的羞涩完美体现，跟熟人话语流利，跟生人讪讪而喏，结果引来一片不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发了几片破小说。好在一位同行大姐圆场：他不过不好意思罢了！
羞涩的人信奉，人都愿意交流，刻意做去，反而事与愿违。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青涩人人都有。善交者都有过自己的尴尬。归根到底，社交圈扩大本身锻炼应付言辞。
这份认识，对于刘心武，可是职业恩赐。在北京出版社，刘参加了《十月》的编发，还担任过长篇小说责任编辑。与作者日益增多的交流，甚至算得上生死至交的，不仅磨炼了主人公，消弭了话语不能脱口而出的生涩，而且给了他不断、不同角度与自己的对比的不同类型的写作者。上文提到过林斤澜，刘的书里更有一位没有见到作品问世、但是跟刘贴心之至者。
他叫谢鲲，是长篇《雅克萨》两位署名中的主笔。谢跟刘说，人生的神秘在于，你不能挑时候，不能挑地点、种族、遗传基因。你的才华只能在限定的环境里寻找机会。文革前出名的，环境给了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因而可以不跟文革合作，文革也不要他们合作。生于时者，文革中人，只能按文革规则出彩：弹钢琴就得是《黄河》，唱歌就是钢琴伴唱《红灯记》，演电影就只能到《南海长城》那样的片子里找个角色……。“一切都可以储存，青春不能储存，只能即时消费。”由此感叹自己的《雅克萨》的不合时宜，“说是历史小说，难免影射”，“真想早点儿结束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学你“写《班主任》那类东西”，“其实，《班主任》也太政治化了，不过”好在“你不是被政治驱赶着”，而是“勇敢地发表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我是刘心武》第152-153页）。
这类交流，那是编辑职业才能获得的警钟。先是林斤澜，如今有谢鲲，终至刘心武写作转向，从重大社会问题转入探索人性，写出中篇《如意》。其后《立体交叉桥》被林斤澜认可，正式承认刘有“写真正小说的能力”（同上，第151页）。《如意》则受到专攻小说评论的张维安关注，很快在《光明日报》发表恳挚深切评论。半年后，张肺癌故去。
在一个快速变革时代，并且处在漩涡中心的机遇，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拥有的。
所谓新时期里，刘心武处在一个快速变革时代的旋涡中心，处处事事时时有机遇。善于把握机遇者，一定非常聪明。刘心武，就是一个这样的聪明人。
刘的聪敏，当然在于政治。《班主任》这样一篇小说，是所谓伤痕小说中的第一部。按照刘自己的说法，人们对于整个伤痕文学的阅读，主要不是“出于文学性关注，而是政治性，”“社会性使然”。《班主任》的轰动，不仅根植于人们对于“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还在于它引起了西方历史学家“费正清、麦克法夸尔等‘中国问题专家’的注意，用来作为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资料”，“这当然和纯文学平价”“是两回事儿”（《我是刘心武》第158页）。
刘，还敏于自身的缺陷。上面刘自己关于《班主任》轰动原因的分析，同样是这种敏的标志。刘更加明确的关于自身写作缺陷的表述是：“《班主任》的文本，特别是小说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同上）。
政治标准、文艺标准第一第二理论三十多年的灌输，造就了对于美的迟钝。那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于是，跟这种政治标准相一致的学说，也不免狂妄起来，大言“主观美学”已经死了。但是，对美的感受，作为人性的社会特质，跟冲破文化专制的浪潮一起甦醒。那是一个奇怪的时代，凡是和常识关联的理论，都能够引起轰动。譬如，高尔泰《美是人的自由的象征》的风行，其实不正是人的内心美的主观感受的呼唤？就连高行健一本《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都会畅销。
知道自己的不足，并有意识的弥补缺陷，才是敏的根本所在。
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简单明了，是不懂得自己不足者的幸运。交必有肺腑之言，那可是警钟。上文刘与林斤澜、谢鲲、张维安交往也算这种简单关系的证据。
刘开始转向，这种转向很快引起关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评价了伤痕文学的意义之后，介绍了刘的这种转向：“在运用短篇小说技巧上，刘心武进展很快。1979年6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故事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全部融合进长留读者心中的人物描写里，描写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心意象是主人公藏在书桌中的一张女人照片。”（同上，第157-158页）
一个知道自己不足，即有了方向感的人，他在艺术上不断追求，一定会得到相应回报。刘的回报特别惊人。
刘心武的书里，提到祖慰对他的评价：“不管人们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写的东西，都得承认你的存在。一个作家能在几年当中三次引起轰动，这可不简单。”（《我是刘心武》第154页）第一次，自然是《班主任》。第二次，《钟鼓楼》1984年发表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第三次，自然是《5.19长镜头》。
那是一个文学背负时代重任的时期。
记得当年，文学也处在消费短缺状态。《人民文学》个人订阅几无可能。我托付一个邮递员朋友，定《萌芽》什么的。征订期快完了，还不见这家伙给我送订单，只得上门声讨。尽管他带我找了他们局长，我要的杂志计划量已经超过，仅特批了几种省级文学期刊。临离开时，局长跟那家伙评价我的“文学爱读者”的声音，飘出了身后即将关闭的办公室门。
机遇青睐有准备者。其实，这话并不准确。
刘当然有准备。1981年发表《立体交叉桥》，如前所引，受到林斤澜称赞，称其有了真正的小说写作能力。刘自己也认为，这个中篇，“才开始有了较自觉的文本意识”（同上，第158页）。但是，《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则在作者意料之外。“另两部提名小说获奖的呼声很高，《钟鼓楼》原不在许多人预测之中，我自己也没抱希望，却也由评委投票选上了”（同上，第154页）。引文至此，说句题外话。同一作品，在同一本书中，被作者两处论列，构成悖理，也算败笔吧！在《感念茅盾》篇名下，刘的叙述和上面引文发生偏差，把没报多大希望的获奖反认作志在必得，理所应当：“我憋着要拿这个奖，因为开设这个奖的人曾经那样看重过我，我如愿以偿。我觉得自己是以符合茅盾文学理念的作品得到这个奖的。”（同上，第206页）
其实，那是文学拯救社会的时代理念成就了刘心武。《钟鼓楼》我没有仔细阅读，但是《5.19长镜头》，和当年前后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理由的同题材报告文学《倾斜的足球场》比较，为什么后者没有那么轰动？也许有发表时间先后差别，不过，写作方式，作者是否融入作品，譬如刘文结尾，作者从一个球迷立场出发的设问，比较理由客观的、站在作品之外的描述，难道没有一点作用？要知道，那可是一个人人倾其所有情感融入社会批判的时代啊！
在《5.19长镜头》的最后，作家刘心武评论说：“事到如今，我们不妨反过来想想，倘若5.19那天球赛结束，看台上的中国观众都心平气和地为‘双方精彩表演’鼓掌，然后极有秩序地、迅速地鱼贯而出，并纷纷微笑着各自回家，全世界和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民族该作出怎样地评价呢？”
刘心武讲红楼为什么会火爆？
我们分析刘心武，着重于聪明在什么地方。譬如上文，我们概括了几个方面：第一，刘心武的积累比较厚实。第二，知道自己的弱点。第三，对于事物特点非常敏感。第四，善于把自己融入描写对象中。
电视讲坛，不是讲课。它的卖点就是消遣，就是休闲。刘心武关于这个卖点把握非常精到。“咱们电视，不是一个电视大学。它就是一个为普通老百姓，为中等文化水平服务的。上了班挺累的，上着学作业好不容易弄完的，是给这些人，某种意义上来说看着玩儿的。”（《我是刘心武》第182页）
其次，讲者的形象和对讲述内容的把握。先说形象，刘本身就是公众人物，比较高的知名度，自身经历锻炼出流利的口才，一定程度的幽默语言，很会讲故事、抖包袱、调动现场气氛。
关于讲述内容。一是《红楼梦》本身的震撼力。二是四大名著，红楼相对其他三种，完整阅读人群最少。知名度高，完整阅读少，恰恰是流行的基本条件，二者统一，便是一定的神秘性。探秘，那是人的本性。
对于神秘对象的好奇，王蒙评价刘心武讲红楼反响强烈时就有提到。他说：“《红楼梦》的猜测多，证物少，一些猜测即使曹雪芹还活着的话也未必说得清楚。人们往往对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感兴趣，填补空白是阅读的极大乐趣，而对于小说家也是难于抵御的诱惑。”
可供猜测的对象很多，但是把这些可以猜测到的东西自圆其说的表达出来，则是天分和功夫。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则是刘心武讲红楼成功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续书艰难。后四十回的缺陷、朴朔迷离，更增添了《红楼梦》的魅力。这是以往红学研究成了气候的要点。这个气候只是研究红楼受关注的前提，而不是能够被关注的现实条件。刘心武所选，背离了以往研究的热点，恰好出新出彩的又一招数。正所谓别开生面，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在别人累累成果堆里讨饭吃，你怎么才能超过别人？秦可卿恰恰是红楼关键人物中避开后四十回的唯一一个。
前面，我们说过，秦可卿的选择，乃是出彩出新的一个招数。所以这样说，第一，秦氏列十二钗，当然是红楼重要人物。第二，秦氏，是十二钗中作者曹雪芹唯一写作完整的一个。秦氏，死在全书刚刚展开的时候。第三，秦氏是红楼梦不同稿本中改写、变动最大的一位。曹雪芹写作的非凡，在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的揭示。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好坏阵线分明，在《红楼梦》人物群体表现中得以消弭。遗憾的是，秦可卿修改背离了这个创作原则，初稿中原本个性鲜明、复杂异常的女性，最后定稿时变成一个贤德媳妇，是一家老少包括老祖宗都格外喜欢的完美少妇，连她的死也从“淫丧天香楼”？变成了病死的。如此好人，整篇红楼，再找不出第二人。第四，畸笏叟批注，“命”芹溪删削史笔，活生生的角色丧失了灵魂，如同木偶一般。但是，书里删不尽、没有改掉的东西，乃至跟脂批之间的矛盾，为秦可卿之谜撂下了众多蛛丝马迹。有迹可寻当然可以出彩了！
王蒙关于秦学的评价，也表明刘评选点别具一格。他说：“刘心武的最大贡献是挖出了一些《红楼梦》的‘边角’，并对此加以解释。”其实，他的肯定不止于此，关于秦可卿身世之谜的探讨，王认为刘心武的探讨能够自圆其说，也自成一家。
脂批、畸笏评价，诸多蛛丝马迹，本身就是《红楼梦》的“边角”，对比鲜明，当然给秦学树立——秦可卿真实形象的复原，留下了足够的缝隙、无限的想象空间。现实中的秦氏原型，跟书里的差别，本身就是曹雪芹一干人留下的证据，把它们搜集起来，调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把可以附会的内容推到极端，自成一格、自圆其说，那就是评价差别和引起关注的妙招。
上说《红楼梦》本身删削不尽痕迹、秦可卿形象初稿定稿之间巨大反差、脂批和畸笏评注之间的矛盾本身存在事实，是攻击刘心武者和刘氏双方共同认可的。从这个共同点、包括淫丧本事出发，附会出秦可卿的公主身份，不得不承认如此假设，胆大到惊人地步。其实，文学、艺术需要极端，语不惊人死不休精神值得称赏，道理在此。小心求证，在刘心武那里也算必要功夫。索隐也罢，附会也罢，至少是从史料中可以跟《红楼梦》人物付诸一起的部分爬梳而来。牵强也罢、生硬也罢，不说自圆其说，起码可以称为想象奇特、联想怪谲，博得一片喝彩，轰动效应也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
刘心武讲红楼轰动的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主流红学专家的攻击。红学界主流的攻击，适得其反，不仅导致刘的粉丝拥刘升级，造成文化界对于红学主流普遍反感，而且帮助刘心武飘洋过海，“误导”美国听众去了。
刘心武不知道这次到美国弘学主办方邀请自己的原因，于是，“去后问邀请方：‘是谁向你们推荐我的？’回答竟是：‘那些强烈反对你的人。’”（《我是刘心武》第195页）央视10频道不对国外，但是，刘的讲座引起口水战的广泛报道和境外媒体评论，勾起了邀请者的好奇，于是找到光盘和书，发现了刘的研究个性化和颠覆特征，觉得很适合他们的讲座，“因为他们举办的讲座不针对学界，是一种向普通美国人推介中国传统文化的休闲型周末活动，让一般美国人知道中国有个伟大作家曹雪芹写了部伟大小说《红楼梦》”（同上）。
记得当年
第一，其中不乏刻意为之的成分。刘在关于红楼系列讲座的自白中提到梅耶荷德定律。苏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戏剧家被称为定律的见解认为，一个作品成功的标准，不在于所有的人都说你好，那样你是彻底失败；所有人都说你坏，当然也是失败，不过还说明你总算还有自己的特点。如果反响强烈，一部分人喜欢得要命，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就是真正成功。就结果而言，刘心武所获当然如此，是否有过如此考虑？
也许，主观考虑，刘没有这种设想，但是，客观结果反证出刘潜意识的如此成分。原型研究，无论证据多少，结论都是推测，不等于事实。但是，刘心武的假设讲授特点却在于坐实。王蒙评价争论原因时说：“刘心武过于凿实，使自己陷于被攻击、嘲笑和排斥的困境。”谈到这里，王演讲中意味深长地说：“猜谜要适可而止，否则就会引起非议。”
上列关于刘受攻击的原因，我们概括了过于坐实，致使原本仅有推测性质的结论，由于行为方式原因，授人以柄，引起非议。下面这个分析，跟第一个方面密不可分，或者说，就是刘心武这种思维方式的另一中表现。
第二，刘心武过分固执于自己分析依赖的证据，当所用证据不足以说明其假设时，必然陷于诟病尴尬。猜测本身与事实之间的距离，必然导致假设和其证据之间的间接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说明事实的证据也需要猜测支持，一旦这种关于证据的推测出现失误，必然导致非议升级。用一句简单意思表达上述分析，就是刘心武关于证据推测的硬伤，促使主流学者对其诟病的升级。
所有研究，都有一个度的把握。研究必然包含错误。这是研究者的清醒。一副真理架势，必然高估自己，包括用来支持推测的证据也会被高估。
人的记忆，经常会欺骗自己。所以有这样一句“好记性比不上烂笔头”的格言。当我们头脑中冒出一句精彩语句时，千万不能自诩那是自己的惊人发现。刘心武数年前有过这样一个失误，没想到，讲红楼时，这样的低级错误再次重复。当年，那句睡梦中刘得到的好句，“江湖夜雨十年灯”，作为文章题目，发表于1996年《新民晚报》，并且公开为该句征集下联。如今，黄山谷这句诗公众的记忆还没有消失，刘心武又不慎错把鹌鹑当鸳鸯，《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看到荣禧堂的一副对联“坐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跟一副所谓的太子名对攀上了关系，当作秦可卿公主身份的证据。这幅被刘心武当作太子对的作品：“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竟然是刘禹锡的诗句。不过这次导致刘失误的，则是古人误导：“胤礽这幅对联的事儿，最早记载在康熙朝一个大官王士祯所写的一本书《居易录》里面…..”。遗憾的是古人的误导，不能替代刘心武关于证据分析功夫不到家的过失，更不该在别人指出错误以后依旧强词夺理。
刘心武讲红楼受主流攻击原因，我们做了一点儿不算分析的分析。在这场争论中，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舆论一边倒，红学界受到文化界和社会包括刘心武粉丝、网络民意的普遍诟病。这种状况不仅使人联想到经济学主流受攻击现象。郎咸平攻击国有企业改革失败、国有资产流失在先，紧跟着香港科技大学教师丁学良狂言：大陆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于是，有人断言，这两个文化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同一种文化症候：主流知识分子信任危机、形象危机的表现。果真如此吗？
也许。但是，我更愿意把它们看作孤立事件，单个分析。具体分析讨伐刘心武的主流们，从学术本身出发，他们肯定居于优势地位，特别是一大批经过时间检验的重要结论，获得比较广泛认可，为什么面对刘心武不那么圆满、漏洞不少的假设、并不势均力敌的混战中多少有点而败北呢？
第一，强势、弱势的地位不是绝对的。
在这场红学主流貌似强大的混战中，其实从一开始处在强势地位的，就是刘心武。学术，特别文革、文革前的红学热，毛泽东对于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的支持，政治介入学术讨论，并没有改变它仅仅限于自身范围内，成为一种“家事”的基本事实。今天，百家讲坛，那是商品社会商业化文化的操作，由此，学术、文化商品化的尝试，改变了红学讨论仅仅限于学界内部的原初状态。商品力量介入，原本学界内部的讨论，处于弱势一方的非主流获得的支持，改变了力量对比。
第二，处在强势地位的刘心武，采取守势策略，与毛时代形成的主流话语系统——如今依旧为红学主流所使用——形成鲜明对照。
面对主流攻击，刘心武一副委屈模样：我算何方神圣，有何特权，不许人家恶攻?不许人家讨厌？不许人家出言不逊？你到中央电视台里高谈阔论，人家就有不喜欢、觉得恶心的权利。不仅如此，刘还给自己提出三项基本原则：“一、千万不能以为真理就只在自己手中了；二、千万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三、广采博取，从善如流，欢迎批评，不断改进。”（《我是刘心武》第171-172页）
这套故意矮化自己的策略非常成功，加上央视主持人的访谈，广而告之，博得了粉丝乃至网络民意的普遍支持，特别一些文化学者余秋雨、朱大可、薛涌、张闳等纷纷助威，一时风行批主流、大张贬权威话语。
刘心武策略的正确，意味着我对主流策略的不认同。因此，
第三、红学主流攻击策略的失误。
谈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正确的学术批评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则。学术批评应当是对研究结论正确与否的评价。评价不仅限于结论正确与否，还包括研究方法，譬如逻辑推理有无错误、支持结论的依据是否事实、得当不得当这样两个方面。
但是，上述一般性学术批评原则，在运用于文学批评时，应当合乎文学的要求。按照王蒙的说法，“红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它与我们接受新学引用的依拉丁语名词为本原的许多概念，比如地理学、物理学、哲学不一样，它是非常中国化的一门学问。”他认为，红学研究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史学、图书学以及民俗学方面的学术研究，还有文学欣赏方面的分析，很多个人性的感悟、联想和审美，这反映了一个人对社会对文化对情感的理解接受程度，是很难用实证方法加以论证的。
那么，刘心武关于秦学及其原型分析，属于什么呢，难道不是艺术形象的探讨？艺术形象探讨，不就是形象塑造成功还是失败，以及创作成功还是失败的原因分析？
批评者拒绝承认刘心武的分析属于艺术范畴，认为刘关于秦可卿的分析是把秦作为事实考证对象，把某些创作修改秦可卿人物形象时遗留下的痕迹，就是畸笏叟所说的没有改掉的东西拿来猜测，甚至说秦可卿是藏在曹家的一位公主，这就离开艺术形象太远了。
这位红学大家，忘记了一点，就是他在谈到关于艺术形象创作失败还是成功时，所用的是与刘心武同样的事实依据，仅此而言，上述艺术形象判断标准，已经成了首先套住他自己的脖子的死结。
秦可卿，是争论双方共同认可的、《红楼梦》里修改过的失败了的艺术形象。承认秦氏形象失败，当然属于艺术探讨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关于失败原因的探讨，也是一致的，也属于形象分析是不是？正是这个出发点，表明曹雪芹修改这个人物，听从了错误建议，“命”改所为也。用现代创作术语，叫作主题先行所致：人物形象与现实个性的背离。
人物原型是复杂的，但是，以原型为模特的艺术形象，背离现实，不再复杂，甚至成了道德楷模、圣女标本。这是双方讨论一致的地方，因而，依然属于艺术分析，是吧？但是，刘心武比较红学大家，走得远了些，认为秦可卿这个复杂人物背景扑溯迷离，甚至公主背景，怎么就超出了艺术形象的讨论，变成了猜谜，变成了索隐派了呢？
上面的概括分析，好像已经把问题说明白了。其实不然。红学主流被人诟病最主要的方面在于，
第四、以文革语言为顶峰标志的话语系统。
学术批评的宽松环境，当然包括一套新的话语系统。那么，这套话语系统有什么特点呢？
记忆，总会欺骗它的主人，使之处在尴尬状态。关于如何批评，印象里天则经济所盛洪好像提过所谓批评三个原则。为了立足真实凭据，特意上网搜索，竟然遍寻不着。登陆天则、中评网，以往那些免费社区统统点不开了。
找不到出处，也无关紧要，毕竟不影响讨论准确与否。
印象里的三个批评原则，是避免批评走入误区的三个不要，第一，不要怀疑批评者的动机。第二，不要怀疑批评者的学术水平。第三，不要把批评引向道德领域。
我们可以从这个三不原则看到新的话语系统恪守的基本批评精神，在于避免批评走向人身攻击。我们知道，批评目标，在于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但是，批评一旦陷于人身攻击，批评目标便不再可能实现。
任何别于传统的行为方式，都不是从所谓“破字当头”开始的，而是新的游戏规则的建立。以往规则，或者促使原有行为引出有害于行为人的后果，或者导致固有行为方式不可持续，因而必须建立避免有害后果的游戏规则。换句话说，立字当头，破就在其中了。
以此三不批评游戏规则，建立起来的批评话语系统，针对的无疑是旧有话语系统的弊端。具体分析后者，可以简单把这种批评话语叫做“偏离批评文本”。譬如，我们人人耳熟能详的海瑞罢官批判，其典型语言叫做“海瑞罢官的要害在于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假如对这套话语系统再简单明了加以概括，可以叫做“打棍子、戴帽子”。
诚然，红学主流关于反批评权利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人们诟病他们，并不在于限制其反批评，而是关于他们的批评方法。用我们上面提出的三不原则分析红学主流话语，可以看出，“偏离批评文本”还是他们批评话语系统的主要特点，依旧不乏打棍子的行为。
譬如，有这样一篇批评文字，标题就叫做“做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认为人家文字不准确，指出错误，误在何处，为什么出差错，运用资料有什么毛病，如此批评当然不会遭人诟病，一旦超出文本错误挑剔，超出“有理说理”范围，把批评引至动机和道德范围，声称“学问要有学问品格”，指责别人“信口乱说怎么能称为学问”，乃至郑重“提醒中央电视台领导，都这样乱来，文化界就不成为文化界了。我作为学术界一员，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民，不能看着他们这样胡闹下去”，如此话语，怎么能叫人听着信服？至于戴帽子、打棍子，指责刘心武研究动机，什么猜谜语、索隐派、旁门左道等，不一而足。如此研究话语，怎能不引起人们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