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恶心的十大生蛆病:上海作家

少有人的文字可以达到这样养眼的境界，亦少有人用这样执著的心去描绘城市，上海、新加坡，抑或纽约。差不离的细琐温暖，却又蕴着差不离的隔岸观火。唐颖在作品中给我们一种独有的文学感受，走出小说之外，她对于阅读亦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
唐颖，浙江镇海人。1982年毕业于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来去何匆匆》，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篇小说集《丽人公寓》、《随波逐流》，中篇小说《青春的梦魇》、《那片阳光还在》、《海贝》、《不要做声》、《糜烂》、《红颜》、《无力岁月》、《不属于我的日子》、《纯色的沙拉》，话剧剧本《二十岁的夏天》(合作)，电视剧剧本《新上海假期》(5集，合作)、《楼转乾坤》(20集，合作)、《世纪人生———董竹君》、《董竹君》(20集，合作)等。长篇小说《美国来的妻子》获全国城市报刊连载小说一等奖。
唐颖1990年代以来的作品，大多描写繁华都市中的人生故事，她笔下的人物均为具有上海特色的小市民，余秋雨先生称:“写上海，要超过唐颖很难”。
我偏好那些柔软的书，可以在任何愿意的时候看
在唐颖上海家里的书房里，几堵厚实的书墙将三张沙发围绕在一个油墨喷香的氛围里，脚边四处还堆放着从国外搬回家未及拆封的书山。她指指它们，“这些都是刚从美国打包带回来的，还没时间整理。”问及在美国时是否时常跑书店买书，她笑说，常买，但倒不是往书店跑，“在美国很多图书馆会定时淘汰一些旧书，我就会去看看，很便宜，一块、两块美元有时就能买到一本很好的书。但也不敢买得太多，因为常常来回奔波，带在身边太不方便。”她回头看看铺溢开来的书堆，嘟囔着说，还有很多都不在身边，有时要找本书很不方便呢。“所以其实在美国的时候，还是借书比较多。而且美国的借书体系非常便捷，一次可以借八本，并且有一点让我觉得很好的是，你可以经过其他地方的时候借几本书，但看完你并无需再跑到那个地方去还，可以直接就投到你所在的社区的箱子里。他们的图书管理都是联网，非常好。但在中国就做不到。”
对于自己的阅读口味，唐颖有些犯难，“其实我看的书很杂，不过似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方面的较多，”她回头打量了一下自己架上铺陈的书后得出结论，“但现在很少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书。国内的严肃文学翻译进来的都很少，而且很难买到。我对当代外国文学的了解现在主要来自于《外国文艺》，我觉得很不错。《外国文艺》上会译进来很多外国当代的严肃小说，中短篇的。在外国严肃小说大部分都是中短篇的，但在中国，”唐颖有些不满地说，“中短篇的小说基本上都没地方出版，出版社从早到晚都盯着你写长篇。”“日文文学我也挺喜欢的，其中我一直会关注芥川奖的得奖作品，国外通俗小说和严肃小说之间都分得很清楚，芥川奖就是纯文学奖，很多得奖的作品都很不错。村上春树的作品我也会看，他在中国前段时间很热。作家当中，汤婷婷的《孙行者》我蛮喜欢的，谭恩美新作也看，不过觉得还是《喜福会》更好。”
唐颖的书架上很少有簇新的封皮，大部分的书都呈现出现一种时间悠久的沉厚，对此，唐颖事实上有些无奈，“因为现在都很少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书，很多纯文学的书都是很早之前买的，很旧了，还有一些会从旧书店里淘来。我很不喜欢现在再版的那些，出版社都喜欢做成精装本的样子，硬封皮又厚重，我特别不习惯，无论是看起来，抑或携带都不方便。”她想了一会儿，微笑着说，“我偏好那些柔软的书，可以在任何愿意的时候看。”这大概是唐颖最为理想的一种读书状态。
无需打压流行，文学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于中国的当代文学，唐颖很坦诚地表示极少看，“他们都喜欢模仿西方现代派的形式，但其实精神和气质是仿不像的，他们的文学是在他们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与我们的不同，即便有了形式也不过是虚空的架子罢了。而且我特别不能忍受他们的语言。”唐颖说自己是很看重文学的语言，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有很好的文字，仅是会说故事是不够的。但大部分现在的中国作家都在语言上匮乏。“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归结于我们这一代是看翻译文学长大的，言下之意，文字功底自然是没有老一辈念古典文学所受的熏陶来的好，文学语言显得不扎实。”
对于这样的意见，唐颖很不赞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白话文哪里来的？受五四新文学的译作影响而来的，当时翻译的都是大家，皆是文学家。那时的文学受左翼思想控制严重，都是严肃的政论性文学，文字颇为无趣。只有沦陷区的小说还有其个性，因为左翼的人走了，没有人来骂他们了，管不到了，所以张爱玲们的小说特别好。后来又有土改，一路下来，文学性都被破坏掉了。于是一批不能从事文学创作的学者转而就做起了翻译工作，但那不仅仅只是翻译，它是另一种创作，”唐颖强调，在这样的创作中，那些文学家实际上是将自己对于文学的感情全部注入到其中去了，“所以对后来的我们影响非常大。而且他们选的文学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因此我们受到的熏陶不比古典文学差，很多人都强调要注重古典，但事实上，没有一种文学是不会变的，都是在其他文学的杂糅中发展壮大。那些翻译家把它们介绍到国内，对我们这一批人的文学爱好作用很大。我年轻的时候就一直看王道乾、李文俊的译作，非常受启发。而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模仿这样从国外译来的作品。”
唐颖认为当代文学在文字上的欠缺，主要是缘于严肃文学、流行文学的用字用词都没有分别，“在欧美，他们是区分得很明显的，流行文学的针对群就是一般的读者，它的用语浅近而易懂。但在严肃文学中，会出现很多生僻、雅致的用字，在平日里你绝对用不到它们，它们的存在似乎都只是为了严肃文学。你阅读流行文学可能只需要3000的词汇量，但是如果你想去读严肃文学，这个数字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区分得很清，所以他们的流行文学那么发达，但是严肃文学却依然发展得很好，反而我们中国，现在只有流行文学，很少再见到严肃文学。”
很多人反对将文学进行“严肃”以及“流行”之类的区分，然而唐颖则认为这样的分类很好，“我很赞成，应该让它们顺其自然地发展，互不倾轧，这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唐颖说，在欧美的书店里，每周都要列出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两张排行榜。但在中国都交杂在一起，非常混乱。流行小说绝对有存在的必要，存在就是合理的，把它们分类，读者有了自己的选择方向，而去打击，反而会适得其反，愈禁愈红。“如果文坛里只有严肃文学，谁会有兴趣呢？人总是需要一个引导的过程，开始往往是从一些初步的东西着手，慢慢他有了兴趣，就会不再仅仅满足于那些简单的，会往更高的目的地去走。”她举出自己的儿子为例，“他一开始很喜欢看武打片，我说武打片有什么好呢。但他喜欢，好吧，那就看吧。渐渐，他自己觉得没意思，转向喜剧片，在那些打闹的片子看多之后，他忽然又不满足了，有一天我发现他在看《阿甘正传》，他说，妈妈，这部片子很好看。而文学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改编，重要的是精气神
除了作家，唐颖的另一身份是编剧，而她的众多作品亦被搬上银幕，由文字生动起来，化为影像。谈及改编，唐颖却对早先那部声名很大的电影《做头》并不满意，觉得原书《红颜》中的上海气息在电影中全然消解了。
“我和这部电影的导演从小是在一个弄堂里长大的，虽然他后来去了北方，但其实他对于那个年代的上海应该是很熟悉的，然而在电影中却没有表现得很好。原书《红颜》之中的味道都没有了，在电影中就只是变作一个女人和一个理发师之间的爱情故事，颇为落俗套。但我原来的意图是一种氛围，我曾经跟他建议过去找那种旧时代气息很重的道具，比如一种靠手拉上升的理发椅。在场景布置上，我原来是设想那种旧式的国营理发店，男女的理发空间是隔开的，当中是一圈圆形的椅子，有点沙龙的味道，但又不是面对面，不会让人有很大的压力感，你可以自己静静地看书，也可以背靠背同人讲讲话。这样的场景很容易令人回到那个时代。但在电影中，却把理发店装扮得像现在的小发廊一样。原先在老式的理发店里，门口会挂上类似于珠串一样的门帘，用作夏天遮挡曝晒，屋内就会光线柔和很多，亦更具怀旧的味道。《红颜》原本想表现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女主人公在理发店里看见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个年代对她价值观以及人生观的冲撞，当然啦，还有她与年轻理发师之间的暧昧关系。但转换到电影中，就只剩下了后者。”
唐颖直言对此，她很失望。“但是作家都对于改编成影视都没有办法控制，作品卖走之后，拍摄或者改编权都在别人那里。不过最近《瞬间之旅》马上也要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由写《如果·爱》的编剧捉笔，我看了，虽然已经与原著有了差别，但还是改得很好的。”她认为从原著到电影当然不会是一模一样，但重要的是抓住精气神。
“王家卫的电影就是最好的写照，他电影中的氛围是很旧上海的，他生在上海，家里人也是上海人。但离开很多年了，表现出来的是记忆中的上海的模样，一种感觉，但是非常打动人，而且这种感动是没有国界的阻隔的。”她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我有段时间在美国爱荷华州做访问学者，他们学校那里有小的电影放映厅，我在那里看了一场《阿飞正传》，非常动容，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却能够感觉仿佛进入了这样的场景。不仅仅是我，在电影结束以后，全场的学生都没有离开，默默坐了5分钟，然后才一起鼓掌，真的是很好。几天以后，一个德国的学生开车送我到另一个地方，在车里他放的音乐恰好是《阿飞正传》的背景音乐，我大吃一惊，我说你喜欢王家卫吗。他说他非常非常喜欢他的电影。我很好奇他是不是看得懂。但令我讶异的是，他说他完全能够理解，虽然有时故事的内容有些不清楚，但那种感觉是能把握到的。我们就一路上从《阿飞正传》到《花样年华》的配乐一直听下去，路的两边是田野，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中，感觉真的很好。一个中国人，一个德国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却欣赏理解着同一个事物，由它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但尽管不满意，唐颖说自己仍旧不会去独立写电影剧本，“我还是比较喜欢纯文学，而且现在能够坚持做纯文学的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