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塔蕾莎:中国高校之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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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之怪现象
时间:2001年12月3日 作者:李晓莉 王非综 张向东 来源:《新闻周刊》
关键词:


名校制造运动 

大多数国人对中国至今未能拥有一所世界名校感到遗憾。上至政要显贵,下到黎民百姓,都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架势。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中国由上至下地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名校制造”运动。殊不知贵族不是一代就能产生的,哈佛、牛津等世界名校无不经过了百年的沉淀。想把中国学校一夜之间建成世界名校的愿望或许是好的,但这种行为却无异于揠苗助长,不仅愚蠢,而且可笑。 

工程造名校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由上至下的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名校制造工程——“211工程”。 

“211工程”的含义是建设中国21世纪的100所重点院校,这听起来令人有点血脉贲张,但冷静下来思考一下,问题就出来了:恐怕就连英国、美国这种高等教育十分发达的国家也不敢妄称100所重点院校,中国凭什么夸下这个海口? 

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各学校努力加入“211工程”的热情,因为进入“211”之列则意味着会得到国家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更甭说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实惠,啥是实惠?能够添列“名校”之列,镀一层金,造就一个金光灿烂的出身可是流芳百年的大事。“211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记者正在南方某高校就读,当时留给记者印象最深的,不是抓教学、整学风,而是日复一日的清洁校园,检查内务,清理学校内的小商贩——这一举动使大家连买早餐、吃宵夜的选择都少了很多,令学生们怨声载道。 

据在其他名牌大学读书的同学介绍,他们学校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由此可见,“211工程”并没有达到人们所预期的效果,一次走过场式的评选考核之后,学校还是那个学校。“211”的光环并没有为学校增强任何的竞争力。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记者的母校,她最后如愿以偿的进入了“211”的行列,但在国内大多数的学校排行榜中,她的排名却一次低过一次。 

中国人一向喜欢评选“×大”,似乎一经选定就身价倍增,就像“211工程”这种由上至下的政府行为,一方一相情愿地制造名校,另一方就在名正言顺的接受着近似于虚伪的“光环”。遗憾的是,现实却给了它一记响亮的耳光。 

合并出名校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很多高校都不约而同的掀起了一股合并热潮,似乎一合并,校园大了,学生多了,师资强了,学校也就跟着上了档次。 

但纵观已经合并的高校,似乎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就拿合并较早、曾经排在中国学校前十位的四川大学来说,1995年与成都科技大学合并为四川联合大学,曾号称“全国最大的学校”,却并没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异军突起,反而给人一种越来越不济的感觉。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现在,四川联合大学的学生们还是把自己称为“川大的”、“科大的”,没听谁自称“四川联合大学”的。 

类似的例子并不罕见,合并并没能给人以应有的惊喜,但为什么众多高校还这么乐此不疲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重点大学的教授告诉记者,其实学校合并更多的也是上面压下来的行政命令,大多数学校本身是不愿意合并的,因为各个学校肯定会有不同的风格,一旦磨合不好,很容易被拖跨。此外,中国高校中特有的派系斗争也会更加激烈,两校的权利之争是学校合并以后的又一大弊病。他指出,其实就算没有上面这些问题,这种所谓合并也不能够提高学校档次,因为合并以后始终还是那么多资金,那么多师资、那么多学生,实质上没有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合并只是一件劳命伤财、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银弹”炸名校 

中国高校抱怨最多的恐怕就是资金不足,确实,要想建成世界一流的名校,资金是必不可少的。但有了资金就能建成一流的名校吗? 

近年来,国家开始越来越重视教育方面的投入,各级政府也不断向高校投入巨额资金。但资金的运转却缺乏监控。资金到位以后,很多学校不是去购买教学研究仪器或是投入教学、科研工作,而是大兴土木搞基建。一幢幢豪华的办公楼拔地而起,内外豪华装修,还要配上中央空调。但教学设备、实验仪器等更需要更新的设备都仍然是以前的面目。 

南京一所著名的学校在拿到国家拨的“211工程”12亿元专款以后,第一件事是修了一间豪华厕所,第二件事则是修了一间豪华浴室。很明显,国家并不是给钱建豪华厕所、豪华浴室的,学校中肯定有更多需要资金的地方,重点大学尚且如此,其他学校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有形资金只是建设名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更重要的是学术氛围、大学精神等无形资产的建设。 

世界名校不是我们自封的,也不可能合并得出来(或许全国的高校合并成一家中华大学,应该足够闻名世界),更不是自己吹出来的。世界名校是靠一点点辛勤的劳作、一点点踏实的积累起来的。 (刘琨亚、李敏) 

一流大学不是排出来的 

八年来,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教授一直研究的课题就是:《中国大学评价》。针对现在形形色色的名校排行榜,武书连直言:“名校与一流大学的概念不一样。一流大学绝对不是排出来的!也不是说树立就能树立起来的!”他举例,北京大学曾在某排行榜里排过第三,从理科来看,南京大学在1992年就超过它成为第一了。但相比而言,南京大学却没有北京大学名气大,这里存在着一定历史的原因。还有,象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成为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原子弹、氢弹都研制出来了,《亚洲周刊》却根本都没把它入列。 

武书连认为作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达到两个量化的要求:一是大学必须为全世界培养人才,即留学生率要大于或等于20%,留学生率代表着学校的教学能力。象哈佛、京都大学、剑桥平均有20%的学生是外国留学生,牛津是34%。二是在《自然》和《科学》发表文章的数量要达到前30名。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科学》是国际科学界公认的最高杂志,在它们上面的文章是受到科学界确定的、几乎是代表着人类的重大进步,例如克隆羊多利的文章就是首先发表在《自然》上。这两个量化标准必须同时达到才算一流学校。 

在国内一流大学与国际一流大学之间,武书连认为主要差距还是在师资。象哈佛、耶鲁、剑桥、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资力量非常强,他们有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也常常在世界顶级大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样国内的大学在科学前沿的差距太大了。他估计,至少要50到100年左右才能追上国际一流的大学。至于硬件上,武书连认为只要集中精力、财力,绝对可以做到,但是也并不简单。他说,有效地消耗资源也是一项评估一流学校的标准,现在的清华、北大还很难做到这一点。 

至于我们的大学所欠缺的,武书连说是认真的科学态度。他说国内的一流学校可以骄傲,但千万不能自满,要放眼世界,克服浮躁的心情,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他一再强调的:做学问的人不可以当官!校长就是要专心做校长的工作,教授就得专心研究学问。他举例说,哈佛的校长实际就是学校的形象代表、发言人,到处拉经费、演说、招生、宣传,但是不授课、不辅导学生。相较之下,中国的大学校长就忙多了,常常要跑赞助,又兼顾科研,还要带几个博士生。至于师资方面,他说国家的制度、大学的管理制度还不完善,难以做到像哈佛、牛津那样向全世界公开招聘,只能采取“名师出高徒”的方法。 

面对现在国内不少大学通过合并来增加实力的现象,武书连主张自主合并。以浙江大学为例,建国前它是四大名校之一,建国后被拆散了,只剩下工科。现在浙大把文、医、农合并回来,学科齐全了,实力就更强了。武书连估计,它明年就可以排在综合大学的第一位了。武书连说这种合并对国家、对学生、对大学本身来说都是有益的,他非常赞成;同时他也指出有一些合并并没有多大意义,例如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合并、上海农学院与上海交大的合并,从学生、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还行,但对大学实力增加的角度来看根本没意义。 

 (2001年8月30日《新闻周刊》) 



未明湖畔还有多少大师的足迹? 


中国博导:廉颇老矣 

众所周知,博士乃最高学位,以此类推,博士的老师,也即博士生导师,该为学界之至尊,博士生导师则为学界之最高荣誉,特别在中国博士生导师还成为了一种制度,某位教授成为博士生导师,所有学子一定皆仰慕之至。毋庸质疑博士导师为中国学界培养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高级专门人才,但是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博士生导师队伍却不容乐观。 

界外人可能不甚知情,界内则人所共知。由于历史的和现时的种种原因,“博导”队伍的基本状况大约是: 

年龄偏大。不少“博导”是靠“论资排辈”搞上去的。年龄结构不合理,已成普遍现象。某高校有一个研究所,在国内颇具名气,7名博导(实际上是6名,因为有1名很早就调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去了,但至今仍保留“工资关系”——调动当时之“约定”,其真实目的,究竟是为了“壮大”队伍,以有利于该单位当时正准备申请什么“博士点”、“科研基地”、“重点学科”、非权威的组织部门难以取证也),其中,64岁以上者,就有4名,空口无凭,出生年月,记录如下,立此存照(制度原因,个人无过,故以英文字母代替姓氏) : 

Y——76岁(1924年7月); 

L——67岁(1934年2月); 

X——65岁(1935年10月); 

N——64岁(1937年3月)。 

身体欠佳。多年坎坷,病魔缠身,有的偶尔住院,有的几次手术,精力不济,值得同情。 

不懂外语,历史酿造。除年轻者,一般老博导均望“洋”兴叹:一不能说,二不能写,三不能看。即使是年轻的博导,有的也是外语“不过关”,有口难开。在这方面,理工科“博导”的状况估计要比文科的好些。 

知识老化。上述综合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必然是知识的“老化”。信息社会,知识爆炸,网络技术,推波助澜,年轻者,尚感力不从心,追踪困难,况老年乎?有的恐怕连电脑也没有买;即使买了,有没有时间用?白天“上网”困难,早晨四五点钟能否爬起来浏览网站?速度那么慢,有没有精力去“下载”文件,以供研究之用?……如此这般,“指导”高层次的博士研究生,效果如何?在这方面,理工科“博导”的情形也会比文科的要好。 

多为“学术带头人”。上列4人,均为学术带头人。难以想象,那种状态,如何能“带头”搞学问!有一位中年政治学者,学问功底深厚,治学态度严谨,多年以来,专门从事农村问题研究,并在本所“在职”读博士学位,其(关于农村村民自治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后来公布结果时,当然也公布了“指导教师”(“博导”)的名字。然而,本所谁人不知,该“博导”没有去过一次农村,也未写过一篇关于农村的论文,在这种情况下,“博导”的“指导”作用如何体现?时下“教授”贬值,被讥为“教授满街走”,那么,倘若这样的人也可以当博导,那可真的要“博导满街走”了。 

据界内人士介绍,去年某著名大学的一个80多岁的学界泰斗式的博士生导师,在参加自己学生论文答辩的时候,学生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论文陈述竟然成了他的催眠曲,而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和成员则基本都是他的晚生后辈,大家不忍打断他的酣梦,于是在老先生的鼾声中,答辩继续进行。突然老先生梦中惊醒,以为答辩已近尾声,于是一边举起手,一边说了声“表决吧”,答辩委员会众位成员一愣,但大家都举起了手,于是全票通过该学生的博士学位,而此时答辩程序刚过一半。 

据悉,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导师不久前这样对自己的学生说:“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对当今“博导遍地”的情形批评道:“如今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北大谋一个教书的位子,就能评上教授,有的还能当上博导。”而在七八十年前,连鲁迅、梁漱溟这样的大学者在北大也只能被聘为“讲师”。 

据记者了解,眼下拉关系、送礼,在高校学界评聘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点中颇为盛行。有位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的某著名高校教务处处长私下里对记者说,他们学校成为博士点的某个专业,“是花了20万元买来的”。有位博导评聘的通讯评委拿着一个新款高档手机,告诉记者,这是某高校为了使自己的某学科争取上博士点,而给每一位通讯评委赠送的,这位博导评聘的通讯评委还告诉记者,每次高校在评聘博士点的时候,几乎所有高校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活动,据说南方某高校为了争取博士点,而向有关人士行贿,现在已经被国家教委纪检部门追查。  

高校教师大跳槽 

虽然教师的收入和住房状况已经得到明显改善,但教师的社会地位与发展知识经济的要求仍然不相适应,仍然有待提高。目前,高校教师队伍仍然不够稳定。调查显示,30.9%的教师有跳槽的打算或想法。进一步统计发现,年轻教师准备跳槽的人更多,45岁以下的教师跳槽的比例(41.4%)明显高于45岁以上的教师比例(17.6%),这说明如何吸引优秀人才、稳定教师队伍,如何留住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是高校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对此,必须对症下药。 

调查显示,高校教师打算跳槽的原因,依次为发展机会、收入、住房和职称这4个主要方面,有53.7%的人是因为发展的机会,52.8%的人是因为收入,33.9%的人是因为住房,11.6%的人是因为职称的问题。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45岁以上的教师,将发展机会视为第一位考虑的因素,然后依次是收入、住房和职称,而45岁以下的教师跳槽时,第一位考虑的因素仍然是收入,其次才是发展机会、住房和职称。可见青年教师的经济压力更大,在影响教师择业的因素中,是否有良好的发展机会,成为教师尤其是高学历的优秀教师的首选,是十分值得认识的。这说明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不仅要继续在收入、住房等\"硬件\"上狠下工夫,还必须重视更新和改善\"软件\",打破陈规陋习,通过制度创新,鼓励冒尖,鼓励创新,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创造、发展,脱颖而出的环境。 

总之,高校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仅只是一种社会理念,即对于教师的尊重,而必须切实落实到改善和提高教师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上。高校密集的北京地区,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北京市如何发挥高校的知识优势,如何稳定和提高师资队伍,建造具有吸引力的人才高地,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种差距将成为进一步深化高校改革的现实契机。 (南收)     

膳食科长也当博导? 

《瞭望》周刊载文报道,江苏某高校的膳食科长也在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 

膳食科长管的是学校的餐饮食宿,他要做的工作,就是保障学校师生员工的膳食供应卫生、充足和及时;博士生导师则是指导博士生学习研究的教职。如果说两者都是学校员工,也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它们的内在区别是由其工作性质和内容完全不同决定的。一个称职的膳食科长,并不等于就是一个好的教师,更不等于能当一个博士生导师。让膳食科长申报博士生导师,相当于让猫参评游泳选手、让狗参评爬树能手一样的荒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荒唐事呢?我看直接的原因是“博导”一职有利可途,而根本原因则是现行高校管理体制中将非教学人员的管理混同于教学人员的管理。 

由于“博导”较高的声誉和社会经济地位,一些本不是教师的人也想竭力往“博导”队伍里钻。不过,如果高校对“博导”的评聘管理严格,无论业外人士怎么想混个“博导”,都是没门的。膳食科长名列申报“博导”名单,实际上表明,作为专业技术职务的“博导”,评聘条件把关不严。 

这些年来,随着国家对高素质人才需求量的大幅增长,各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希望“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但受传统高校管理体制的影响,各高校在对内部人员的管理中,不是按照国际惯例将专业技术人员和非专业技术人员分别管理,而是合二为一。这就为诸如膳食科长申报“博导”提供了管理制度上的缺口。 

在一些高校,还存在这么一个怪圈:一个人只要评上了高级职称或者聘上了高级职务,他的工资上去了,各项待遇也解决了,但却再也不用为教学操心。真正在教学一线的,是年轻人。于是,高级职称和职务的申报评比,逐渐脱离了衡量一个人知识学术水平的标准,转而成了解决个人待遇的标尺。到这种地步,膳食科长申报“博导”的情形,就不难理解了。 

让与教学科研无关的膳食科长参与申报博导,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教师素质下滑的严酷现状和高校人员管理的不合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改革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特别是要将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非教学科研岗位人员的管理严格区分开来,堵死非专业人员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和进入专业岗位的门路。如果任由非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技术职称的局面发展下去,今天你让膳食科长申报了“博导”,明天他就可以让总务主任、保卫处长当教授。长此以往,高校将不再是高校,转而沦落为三教九流汇集的江湖。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如果膳食科长们也可以做“博导”,中国高校的教育质量还有指望吗? (2001年8月30日《新闻周刊》) 



学术腐败大曝光 

大学者,就应该有一些学术上颇具造诣,道德上堪为楷模的大学问,以及懂得和创造这些大学问的学问家。与纷繁复杂的社会相比,有人说,大学应是一片净土,那些在净土中、象牙塔里做着高雅学术的大学教授们正因为探究着世界的普遍真理,教育着曾被冠以“天之骄子”的中国大学生们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纯净也最受尊敬的人。 

然而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那就错了。当你真的步入中国的大学校园,你会发现这里面除了知真向善爱美的学人以外,也有造假邪恶乃至极其丑陋的东西,而那些最应该受到人们尊敬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格也是如此卑下,集中的体现则是学术腐败。 

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可谓别有洞天,他们给我的感受是四个字:触目惊心。 

现象之一: 七拼八凑编教材 数十年来不换“芯” 

据报道,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经达到500多种,仅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书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高校教材就有100种之多。其他如: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法学概论、文学原理、大学语文等学科也有相同的情况,一些理科的基础教材也大多如此。 

那么,这些教材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记者采访了一位同门师兄,这位师兄硕士毕业五年,已经参与编辑或者主编过5部教材,他向记者透露,一开始还是极其认真,找了大概不下100多本的参考资料,在翻看参考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书的章节、甚至内容都是雷同的,于是他也找到了窍门,后来编教材简直成了套路。他告诉记者,编教材既不要搞研究也不用做调查,更不用钻故纸堆查资料,甚至相关领域的著作和论文也不要多看,只要找来三四本已有的教科书,框架体系上略微变动,章节顺序上稍作调整,材料内容上综合综合,文字叙述上处理处理,一本新的教材便诞生了!不过有时候他也不愿意做这种事,便找来几个学生,给他们定一个大体的框架,让他们具体操作便是了。 

我国大学的许多文科教材和理科基础教材,普遍都存在着“严重老化”的问题,目前使用的教材不仅有七八十年代编写的,还有五六十年代编写的。一项对上海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有将近63%的大学生对现有文科教材的陈旧和老化表示抱怨和不满。据目前在校的新闻系学生反映,他们使用的《新闻采访学》是1983年兰鸿文教授编写的,《文学理论》的蓝本还是60年代以群等编写的修订本,至于中国文学史的蓝本还是60年代游国恩等教授编写的。 

不仅基础课教材如此,专业课也几乎大同小异。南方某著名大学一位学经济的学生告诉记者,有一天他们上一门专业选修课,一位70多岁的老师走上讲台,摊开一本发黄的讲义,对同学们诚恳地说,这是我1985年写的讲义,这个学科发展很快,我们大家一起边学习边探讨吧。这位学生说第一次听课大概有30多人,第二次也就来了10个人,第三次上课5个人都不到了。 

如前所述,近年来各种版本的教材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教授们还在使用旧教材呢?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新教材大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抄袭旧教材的,有些教材虽然有了一层“学术前沿”和“最新学术动态”的包装,但实质内容上却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有的老师宁可使用旧教材,即使使用新教材也是当作“靶子”批判的。 

问题是,新教材雷同,旧教材又跟不上时代学术发展的步伐,最终受损害的是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受贻害的是中国大学生们。 

现象之二:近亲繁殖 学术乱伦 

北方某著名高校化学专业取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该专业的学术带头人都成了博士生导师,在招收博士生的过程中,对外来的报考者却一律从严,而本校和本系的报考者则宽松许多。据该大学研究生院主管招生的老师介绍,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况且本校和本系的老师读博士还可以提高本校和本系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业务素质。据介绍,该大学化学系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教师都在该专业读博士,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其他大学当中也极其普遍。 

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向记者评说这种现象,“这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犹如医学上的近亲繁殖一样,其结果必然带来中国学术整体水平的下降。不仅如此,硕士导师和自己一起读博士,或者本科同班同学成了自己的博士生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这种学术乱伦,也带来了学术水平的畸形发展。”这位研究人员介绍,在国外发达国家的大学中,这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是绝对禁止的,同一学校的学生一般不赞成考自己本校的研究生,但中国各个大学招收的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是本校的学生。 

记者不久前参加了四川某重点大学组织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发现四川省以及这所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科研人员都是由某知名导师培养的,他们的研究领域、学术观点基本趋于一致,有的甚至如出一辙,号称“比较文学的四川学派”,在学术上也一致对外。在此次讨论会上,几乎所有的四川籍学者都积极捍卫这位导师的观点,其众口一辞让与会的国外学者大吃一惊,他们大声疾呼“你们应该学习古希腊的学者,吾爱导师吾更爱真理。”,会下这些国外学者私下对记者说,如果中国学术界都如此,那么中国的学术完了。 

学术的近亲繁殖,是中国大学学术发展的致命伤,这使得中国大学的“学术”已成为某个圈子的“学术”,严重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以及学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现象之三: 扯虎皮 做大旗 

记者曾经采访南方某著名高校一位小有名气的学者,该学者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令记者钦佩不已。该学者说自己曾经得到过某某学术泰斗的真传,是他的几大弟子之一。而且曾经与某某学术大师过从甚密,与某某学术名人也是铁哥们儿。所幸记者对学界也略知一二,与该学者所说的某学术大师和学术名人也有所交往,一次记者与他们提起该学者,他们竟然一脸的茫然。就在不久前记者又采访了该学者提到的某某学术泰斗,谈到他的学生也就是那位南方某高校的学者,这位学界泰斗告诉我,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学生。 

现今高校学界十分流行扯洋虎皮做大旗,其目的无非是想唬一唬中国人抬高抬高自己的身价。记者认识一位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学人,此公是典型的“学术二道贩子”,但英文不错,曾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做过几个月的访问学者,回到国内便四处宣扬他在国外与某某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甚密,该学术大师曾经把自己文版的全部著作都赠与此公,此公回国后又做报告又写介绍文章,俨然一副这位世界著名学术大师的中国学术代言人的模样,然而据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某先生说,该著名学术大师的学术著作都是用法文写的,根本就没有出过英文著作。 

更有甚者,国内某大学教授从日本某三流大学请来一位三流学者到国内做讲座,为了抬高自己身价(能够请来老外来中国讲学),竟将其吹嘘为日本著名学者,令旁听讲座的国内学者大跌眼镜;一位日本记者听到这件事更是唏嘘不已,此事被日本媒体披露,造成极为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位曾经在英国某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的国内某高校学人,自称某世界级著名文艺理论家的国内唯一弟子,回来为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被国内同行贻笑大方。 

翻看许多高校学人主编的教材或撰写的专著,会发现许多书上都列着各种各样的学术顾问,比如那位与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过密的国内学人的一本专著,就开列了一二十位的国外各个著名高校的学术顾问、总顾问、特约顾问,而有些学术顾问恐怕自己都不知道当的是什么顾问。 

现象之四: 泡沫泛起 浮夸盛行 

有人称,中国的学术为“注水”的学术,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近几年中国高校学术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荣”,有人总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特别是享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名学者以及拥有各种奖项获得各种称号的“专家”级学者教授越来越多;二是高校论文、学术专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大学教授,中国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矛,但中国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教授,或者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寥寥无几,这从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学的三大检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水准注水太多。 

从前一些孜孜以求的学者一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一辈子只出那么两三本专著。现今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学者,在学界混了几年就称敢称“著作等身”,有专著三四十本,论文好几百篇。 

更有甚者,有些人连百万都羞于出口,因为现今学术界有种说法:十万字原地踏步,百万字才起步,千万字水平才算数。据媒体报道,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也就是说这位副校长,一天不间断,每天能写三四万字——如此科研成果,没有水分才怪!那么这些所谓科研成果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请看有关媒体对复旦大学青年学者申小龙的报道: 

申小龙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语言学界暂露头角,他曾经著有在语言学界颇具盛名的《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等十余种著作,但据某些专家披露,申小龙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40%以上是抄袭近40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铁平在一篇题为《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中披露该书有350页是申的其他著作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内容占该书642页的56%左右。像申小龙这样把好几百页的内容从一本书或者几本书中,搬到另外一本书的做法在学界不乏其人。 

如此看来动辄学术成果好几百万字乃至上千万字,绝不奇怪。 

现象之五: 内定奖项  玩弄学术 

学术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也为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各种顺口溜在人们口中流传:“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 

去年,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1994-1998)优秀成果评奖中的腐败现象,“在这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从评审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哲学一等奖正如湖北省哲学评奖组长一职一样,历来都是×××的专利。在上一届的评选中,他的一篇反‘和平演变’的辅导报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获得哲学一等奖,当时他是哲学评奖组的组长。在本届评奖中,他获得一等奖的是一篇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词《中国当代哲学回顾与展望》……” 

曾经轰动学界的《读书》杂志主办的长江学者“读书奖”也被多名高校学者所抵制,原因之一就是参加评奖的人既是候选人又是评委。学者杨玉圣对记者说:“其实这里指出的高校及学界的评奖腐败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试想现在的学术评奖中,哪一省,哪一部门,哪一类奖项不存在诸如此类‘自评自’,‘裁判员下场踢球’的恶心现象呢?” 

与评奖腐败类似的是申报课题,争立项目。陕西师大教授一丁说:就像一个女人还没生小孩就申请营养费一样,说我生的小孩将来要当国家主席,或者将来智力可赛过杨振宁……然后叫评委打分,根据吹牛程度,发放不同的数额的营养费,听起来真是荒唐可笑,而我们每年申报选题和经费确实是干着这种荒唐可笑的事。在当前学术道德败坏的情况下,更不乏一些申报者的选题暴露在评委面前而被窃取的事情。 

记者曾经有幸参与了一个所谓国家某社科基金项目,被项目负责人列入除他之外的项目课题组的最主要的成员,然而整个评奖过程令记者莫名其妙。先是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要报一个国家项目,记者不才,自觉没有学术功底去参与国家项目,然而终禁不住劝说,就让项目负责人拿去了记者的简历和以前发表的论文,事后便将此事抛之脑后,谁知过了半年该项目负责人给记者送来一份材料,说项目批下来了。拿来项目审批表一看,此项目与记者所学专业相差甚远,记者却被项目负责人美化和夸张得有如该领域的著名学者一般,而记者的职称一栏竟被项目负责人添为“高级编审”(记者现在的职称为编辑),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现象之六:凑数评职称 折腾争教授 

职称评价制度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专利。在中国大学里,职称的高低更标志着一个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准,同时也与该教师的住房、待遇等密切相关,比如北方某著名大学就有明确的政策出台,讲师的住房二房一厅,副教授的住房是三房一厅,教授的住房则是四房一厅,博导的住房是四室二厅。 

为了评上职称,大学教师中不择手段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的大有人在。该校社科系有一位想评博导的教师,竟然拿别人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复印多份,差一点弄假成真;一位教师所发表的论文大都是与人合作的,而在自己申报的材料中竟然抛弃合作者;有些教师为了评职称四处挂名(既别人写了论文,请求人家在发表的时候将自己的名字属在后面,以此增加自己的论文篇数);有的教师把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豆腐块似的文章,也拿出来凑数;更有的教师评职称时竟把弟子的文章属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还有的教师把自己以前发表过的论文稍稍修改一下换一个题目,再拿出来发表,又充当一篇论文。有一个教师把自己的一本专著中的所有章节都拿出来砍成若干篇当做论文一一发表,于是在他的成果表中除了这本书又多出了若干篇的论文……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研究比较文学的教师,就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分别在几个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论文,这五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论比较文学消亡论》、《再论比较文学消亡论》、《三论比较文学消亡论》、《比较文学消亡了吗?》、《驳比较文学消亡论》。 

有人开玩笑的说,如果收集高校学者在评职称过程中的典型案例,编一本《评职称之百战奇谋》或《评职称之成功宝典》,其在士林中的地位绝不下于《葵花宝典》在武林中的地位。 

各种职称中,最高的是教授,评上教授也就到头了。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职称都实行终身制,能上不能下,对一些学者来讲当上教授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于是中国高校学术界就出现了“讲师辛辛苦苦,副教授不敢马虎,正教授舒舒服服”的局面。 

现象之七:剽窃不知羞 抄袭家常饭 

“天下文章一大抄”,抄袭和剽窃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高校教师的传统,更成为中国高校学术界最大的公害,有人戏称为“学术蝗祸”,其泛滥之广,已近法不治众的地步。有学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小组会上指出:抄袭剽窃不治,学术将完。 

有人根据媒体披露的高校抄袭和剽窃事件,总结了高校学术抄袭的几种方法,既“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表法”等等。 

在学界以打假著称的学者杨玉圣告诉记者,以前人们大都认为抄袭剽窃等问题在那些学术水平低的学校或年轻的学人身上才会发生,但从业已公开曝光的问题来看,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的许多名牌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才子、名家、权威,也因公然抄袭他人成果而东窗事发。 杨玉圣还说,剽窃抄袭的风气已经严重腐蚀学术界,不仅是学术文化公害,更成了社会公害。这些行为不仅严重败坏了学风文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贻误人才培养,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学术界整体的学术声誉,十分不利于建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学术形象。 呜呼,中国学界腐败! 

给“名校”泼盆冷水 

已故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学何谓大?非有大楼,而有大师焉。”中国的大学不可谓不大,楼不可谓不高,高校合并后,全国更是出现了几座空前绝后的“大学”,大学排行榜的前几名又杀进了几名新秀。 

但是,按梅老先生的推理,中国的名校有无大师级教授、博导呢?中国名校的学术声誉和学术水准又能否在国际学坛上与人争锋?中国还要等几代学人才能出现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名校真的终于能够忝列亚洲甚至世界级名校了吗? 

中国人例来喜欢按资论座,中国大学也不幸染上此疾,蜂拥而起的大学排行榜充斥着江湖气。事实上,学校之间的等级分化已日趋明显,“名校”在自恋中“一枝独秀”,而作为高等教育整体的大学云集着一片虚无飘渺的自娱自乐;“名校角逐战”的背后,是愈来愈被冷落的清贫。 

学术腐败成风,弄虚做假成真,高校黑幕频现,一纸文凭风行——这就是中国“名校”。 

在一片沾沾自喜中我们给中国名校兜头一盆冷水,非为棒杀,实为醒脑。 

听惯了马屁话的中国名校可能会恼羞成怒,也许更会有个把学子告我等污辱了母校名誉权,那么,中国名校也就真的不可救药了,实非本报所愿看到的结局。   

部分名校教师被指抄袭事件 

●某著名大学教师李其荣所著《移民与近代美国》被指剽窃我国17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含专著8部,论文14篇。 

●某著名大学著名教授的的《南极政治与法律》严重抄袭澳大利亚西部大学法学教授的专著,从“第一章到第八章(15--354页)基本上全部是剽窃”。 

●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某大学教师李斯的学术专著《垮掉的一代》几乎原文抄袭美国学者约翰·泰退尔的专著《裸露的天使》。 

●复旦大学博士申xx教授被指在其专著《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中,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40%以上是抄袭近40人的著述。 

●复旦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被指其哲学著作《历史与实践》中的部分内容抄袭国外著作《哲学历史词典》。 

●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出版的近10部法学著作据媒体披露,主要是靠剽窃和利用职务巧取豪夺。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为了破格提成博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得一纸出版证明,然后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从而评上教授和博导,该教授现已移居国外。 

●上海xx理工大学某教授不仅伪称写了一本书,还用电脑模拟了封面等,这本虚拟的书竟然获得学术奖。 

●北京大学生物系蛋白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潘xx等六人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所谓体现中国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863计划的论文,存在严重剽窃问题,抄袭了加拿大两个学者的论文,被国外杂志予以揭露,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学术声誉。   

●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副校长1996年被荷兰出版的《植物分子生物学》杂志指控其与人合作发表的论文,与加拿大生物学家发表在美国《理论与应用遗传》杂志上的论文有“相似性”。 

近年媒体披露高校博士抄袭剽窃事件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黎明博士论文严重抄袭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位博士关于美韩外交关系的博士论文通过后被指抄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某博士博士论文《论美国国际地位的历史趋向》被发现抄袭 

●山东大学某博士出版的博士论文《现代化战略与模式选择》被发现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