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争霸 蝎子: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影响与战略抉择

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影响与战略抉择

                                刘应杰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加，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全世界都把目光转向中国，各国政府官员、新闻媒体、专家学者异口同声称赞中国的经济成就，惊叹中国经济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引起各国极大关注，一些政府和企业急谋对策，以适应中国经济的变化。

中国经济发展到底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回应和对策？这些都是需要深思熟虑并作出抉择的重大问题。

一、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一）中国的经济地位在全球举足轻重

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到2003年25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2003年增长9.1%，达到116694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折合14000多亿美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6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其中出口额4384亿美元，进口4128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第4位，其中进口额居世界第3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加，都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越来越大。       

美国财长斯诺在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后表示：“中国显然正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延续过程对美国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非常重要。”2004年5月11日，刚刚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经济特使的保罗?斯佩尔兹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说：“谈到中国，我认为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正在快速成为美国更加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亚洲重要的增长引擎，同时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对全球经济有着更加重要的影响。”美国官员已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上月表示希望中国加入西方七国集团，共同就全球经济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美国大投资银行之一莱曼兄弟公司的两名经济学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尽管中国去年的GDP仅占全球的4%，不算太多，但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3%（原文如此）。中国对世界工业产出的重要性更大，其消耗的很多主要原材料占全球的20—40%。”

事实上，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量的17.5%，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29%，仅次于美国。以致于国外有人评价，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一起，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个车轮。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版图。

（二）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快速发展的大市场

早在1840年，一位英国作家就写道：“如果我们可以说服每个中国人将衬衫下摆放长1寸，那么兰开夏郡的工厂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现在，中国占世界22%的人口数量，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不断发展的广阔的国内市场已成为吸引外商的强力磁石。外国公司纷纷进驻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试图以低成本的优势大规模地占领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535亿美元，继续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到2004年4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近48万个，实际直接利用外商投资5210亿美元。

英国《经济学家》的一篇评论称：“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不仅因为这个国家的巨大和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她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公司的财运。当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外国企业感到了巨大的市场在召唤。中国的增长、稳定和潜力，使外国企业对中国热情如潮。从上海和北京朝圣回来的商人相信这个世纪是中国世纪。中国有13亿的消费者，他们也是低成本工人，他们需要任何可以想象的产品和服务，外国企业谈论到这些简直就像遇到了救世主。”

以移动电话为例，1987年摩托罗拉进入中国，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移动通信企业，2002年中国市场为其带来了57亿美元收入，中国也成为摩托罗拉第二大市场。

汽车是中国最热门的消费产品。2002年中国本土制造的汽车增长了50%，2003年高达75%，达到197万辆。即使是专业人士也深感惊讶，通用汽车中国区主席墨斐说：“2001年世界上说谁也没有预测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他预计中国继2003年超过德国，今后两年将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新车市场。墨斐预期2010年之前，中国的汽车销售将以每年10—15%的速度增长。很多分析家更为乐观，认为将会达到20—25%。由于价格因素和生产能力的高水平，一些大的中外合资企业都在扩大投资和生产能力。2003年，通用、大众、丰田、本田、日产、标致、福特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竞相宣布向中国新增投资，总量超过200亿美元。

（三）中国进出口贸易强劲增长惠及世界经济

中国进出口贸易高速增长，2003年更是强劲增长37.1%，进口额更是剧增40%。这使许多向中国出口的国家喜形于色。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更成为亚洲邻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中国在构建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过程中，从日本、韩国、德国、台湾等地采购了大量的大型设备和技术。2003年，中国对于日本总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32%，对韩国为36%，对台湾更高达68%。对于较小而多样性的东盟国家来说，中国对其2003年的出口增长贡献率在30%左右。得益于中国需求的还不仅仅是亚洲国家。2003年中国对德国总出口增长贡献率为28%，对美国为21%。据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海沿岸地区经济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拉美国家对中国出口激增72%，其中阿根廷更是独占鳌头，增幅高达143%；巴西增幅高达80%；委内瑞拉、智利和哥伦比亚分别增长54%、59%和136%。这些国家的许多公司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国内与国外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60%以上，远远高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如美国的外贸依存度是18.2%，日本的外贸依存度是18.3%，印度的外贸依存度是20%。

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强大，成为吸引各国出口的重要客户。到2004年4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45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而居世界第2位。

摩根斯坦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认为，中国大陆的宏观调控是全球经济的重大议题。他举例，若以大陆2003年主要的几个贸易伙伴经济受惠度来看，由于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已让周边经济体形成以大陆为中心的亚洲经济模式，多数国家均在大陆2003年进口额爆增40%的幅度中分享了一份美餐。

亚洲增长的希望越来越维系于中国13亿人口成为成熟消费者的预期上。亚洲许多公司都在中国设立组装工厂，该地区越来越多的贸易都是途经中国或是以中国为终点。

（四）中国的对外采购影响国际市场价格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重要原材料的消费不断增加。2003年，中国消费钢材2.6亿吨、煤炭15亿吨、水泥8.2亿吨，分别相当于2001年世界总产量的36%、30%和55%；消费原油约2.6亿吨，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强劲的进口，使得中国成为国际市场上许多商品的重要买主。美国《商业周刊》工业原材料现货价格综合指数显示，2001年后其价格指数一直呈现负15%的下降态势，而在中国市场推动下，2004年转变为30%的大幅跃升，显见中国市场的左右力量。

中国目前是国际市场原油、钢材、矿产等资源的主要进口国，中国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些商品的价格。特别是钢铁、石油、铁矿石、大豆、棉花等重要物资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中国价格。中国的强劲需求造成国际市场的价格上涨，如铜的价格在去年上涨了70%，锌和镍上涨了38%，铝和钢的价格也猛增。根据摩根斯坦利金属市场分析家埃特威尔分析，中国目前消费着全球主要商品的约20%，与1985年的4%相比增长迅猛。

在美国，汽车制造业生产的废钢的价格在2003年攀升了惊人的69%，每吨价格超过了215美元。2003年6月美国国内热轧钢的价格是260美元/吨，而2004年4月的交货价为410美元/吨。古老的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从10美元上涨到了36美元。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废钢交易商史尼索钢铁公司的股价在这一年里从10美元飙升到了50美元以上。钢铁业甚至还出现了一支新的上市股票：国际钢铁集团股票自从2003年12月中旬开始交易以来，已经升值了50%以上。由于建筑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欣欣向荣，中国目前对钢铁有着永不满足的需求。钢铁业之所以繁荣，最主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中国，这让钢铁制造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受制于中国。

中国已经成为左右国际工业品市场的重要因素。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这些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的需求。

与此同时，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出口迅猛，也对全球消费品的价格产生重要影响。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所说：“在全球各处的货架摆放着‘世界工厂’的低成本商品。以中国为基地的制造商决定着从钢铁到芯片的全球各种商品的价格。”

格林斯潘指出，中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这将推动全球商品价格的下降。罗奇认为，由于中国大量消耗原材料及中国市场进口贸易额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走缓将对亚洲经济复苏脚步产生严重影响，同时导致全球工业原材料价格的逆转走势。

全球商品市场将会受到中国增长减缓的影响。中国经济将减速的消息对外国金属、采矿公司打击最大。中国宏观调控和经济将出现收缩的消息传出，国际原材料价格随即呈现出下降趋势，而原材料价格的下降使那些生产原材料的企业利润迅速减少，美国、韩国与钢铁、化学相关的股票全部暴跌。

（五）中国经济变化影响国际汇市股市

2003年以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已成为国际经济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有感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中国商品出口的迅猛势头，在国际上出现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中国政府一再重申，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持续稳定发展，而且有利于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我们要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完善汇率形成机制，采取多种措施逐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时至今日，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争议之声仍未平息，国际上预期人民币升值而热炒人民币的商家大有人在。2004年召开的西方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强调，对于那些汇率缺乏灵活性的主要国家或经济地区，应当增强这种灵活性。这句话部分是指中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对中国施压。

中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抑制某些行业过快增长。这使一些人担心中国市场需求增长放缓，从而影响亚洲国家和地区对华出口，亚洲各主要货币相继出现贬值。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对澳元产生冲击，使之出现下跌之势。中国抑制经济增长过热的消息传出后，全球主要市场金价跌幅超过3%。

亚洲各地股市出现不同程度的急跌。日本、韩国、我国台湾股市相继下跌。在欧洲和美国，各地股市出现自马德里大爆炸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市场人士担心，中国市场的需求增长即将放缓，这将影响上市公司的盈利。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抉择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面对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如潮评价，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认识和启示？如何作出正确的抉择？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值得我们自豪，这必将增强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激励我们发愤图强，毫不懈怠地去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中国的发展势在必然，不可阻挡。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必须紧紧抓住并且有所作为，力争实现既快又好的发展。进一步树立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消除各国对中国发展的疑虑，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在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中更好地发展自己。

同时，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清醒地认识我国发展面临的压力和制约因素。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粗放式增长，资源消耗多，环境代价大，重要原材料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高，这些都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严重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安全。我们必须善于把握自己，埋头苦干，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第二，进一步树立和增强大国意识、全球意识，用长远的国际战略目光来处理国际经济问题。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强大，中国应该也能够在世界经济、政治等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增加自己的发言权。经济快速增长、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市场，这是我们的“王牌”，我们要打好这张“经济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赢得主动。在国际上树立开明、守信、参与、合作的形象，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中更好地发展自己。

第三，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大，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内的发展变化带来世界性影响，世界经济的变化也对国内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必须把中国经济放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来考虑和处理问题。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必须考虑到国内外的影响和制约，兼顾我国发展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要学会在国际市场的商海中搏击风浪的本领，密切关注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既要做好现货市场，也要做好期货市场；不但要运用好商品市场，也要运用好资本、技术市场包括股市、汇市，在国际贸易中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原理寻找和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

第四，更好地运用国际经济规则为我服务，妥善处理国际经济中的摩擦和纠纷。在日益密切和多样化的世界经济交往中，经济摩擦和纠纷不可避免，甚至会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现象。特别是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利益格局也将随之发生改变，其他国家与中国的摩擦和纠纷在所难免，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并预谋对策。比如像人民币汇率问题有可能成为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国际市场一些战略性物资如石油的竞争问题；国际经济的核心金融问题；甚至还可能有世界性的粮食问题，等等。世界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既合作又竞争的体系，我们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就必须学会既合作又斗争。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规则并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必要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还要善用谈判和妥协的方式，维护我国的最大利益。

第五，更加注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防范和化解各种经济风险。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世界经济对我国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同时存在，其负面作用就是国际金融和经济风险的影响增加。随着我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的结束，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进程的加快直至实现完全可兑换，国际经济和金融对我国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外国资本更大程度地进入中国，要求我们必须有更强的管理手段和更高的管理水平，及时防范和化解各种经济和金融风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也在不断加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反应灵敏的经济监测和预报体系，建立一套迅速反应的调控处理机制，能够根据经济的变化适时作出调整，减少经济波动，避免大起大落，以保证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乘风破浪快速平稳地前进。

                      （作者单位：国务院研究室）

 （本文刊载于《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杂志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