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鳝泡酒能戒酒吗: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一代报人张季鸾 （外一篇）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一代报人张季鸾 

傅国涌

2002年第9期 炎黄春秋杂志172

张季鸾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面对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

　　“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百年中国报业的特点。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他主持《大公报》笔政，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迄今为止，后世的人们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境界。

　　“文人论政”包含了他言论报国的全部梦想。从他年轻时担任《夏声》编辑，踏上这条不归路，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政治党派，走的纯粹是一条“文人论政”的路。毛泽东说：“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

　　从1911年参加《民立报》，到1941年去世，他30年的报业生涯，可以一分为二，前15年备历坎坷，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后，纵横报坛15年，声名远播海内外，影响之大，在世界各国报人中也不多见。1944年，他的老搭档胡政之在亲手编的《季鸾文存》序言中说：

　　“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时代的历史。”

　　他为推动中国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社评包含着民族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谱写了中国新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

一

　　1900年，张季鸾的父亲，一个两袖清风的穷知县在山东病逝，身后一无长物，家贫如洗。1901年，14岁的少年季鸾和慈母、幼妹千里扶柩，“一路风雪向榆林”，第一次回到故乡。如果没有坚韧顽强的慈母，如果不是遇上陕西大儒刘古愚，如果不是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使他有机会官费留学日本，这个孤苦无依、备尝艰辛的少年的命运就会完全是另一番样子。

　　1906年，他在东渡途中与胡政之结识，在日本又结识了吴鼎昌等。留日五年，他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勤奋苦学，甚至传说他会背诵日本的百科全书。

　　1908年，他与同乡井勿幕、康心孚等创办《夏声》杂志，并开始在上海《民吁日报》发表文章，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井勿幕几次希望他加入同盟会，他都谢绝了。他以为自己是个文弱书生，既然立志当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40年后，于右任在怀念他的诗中有“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的句子，他的“不党”思想可谓植根深远。

　　1911年初，他回国任《民立报》编辑，这是他报业生涯的正式开始。30年间他始终坚持新闻记者应该超然物外，保持独立性，尽管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政学会报纸《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但从未介入任何党派，最终成为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一个有巨大影响的独立报人。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保荐他为总统府秘书（同时的秘书中有杨杏佛、任鸿隽等青年才俊），曾执笔起草孙中山的就职宣言。但他认为，“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

　　孙中山辞职后，他和于右任、胡政之、曹成甫合作创办民立图书公司，不久赴北京任《民立报》记者。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和黄远庸、刘少少一起被誉为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这是他独立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时年24岁。

　　因为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和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后，经李根源等友好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曹却瘐死狱中。回到上海后，他在康心孚主编的《稚言》月刊发表《铁窗百日记》，对同伴的死他终生悲痛，并全力抚养遗孤曹谷冰成人。

　　袁称帝时，他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袁死黎继，他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以“一苇”通信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信同时脍炙人口。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等创办《中华新报》，聘他为总编辑，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段等震怒，命令查封《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及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经国会抗议、张耀曾等多方营救才获自由，这是1917年。

　　为了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说出真相，张季鸾两度被捕，历经了牢狱之苦。1925年，他的同乡挚友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推荐他为陇海路会办，这是有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个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唠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二

　　从开封流落到天津，张季鸾没有固定工作，每日写评论、访新闻，投寄上海报纸，完全以卖文为生。《新闻报》的汪汉溪仍每月寄给他一二百元，约他写稿。就在这时，他遇到了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三人的相逢揭开了中国百年报业史的新篇章。

　　由银行家吴鼎昌筹资五万，以一万元买下1925年11月停刊的《大公报》，三人决心全力以赴办一份像样的报纸，以“文人论政”相期许。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诞生，这不仅是他个人一生最重大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以此为标志，中国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趋向成熟的重要转折时期”。吴的资本、胡的经营和张的那支笔最终成就了《大公报》的辉煌事业。“他的笔，包括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题，以及由于他的特殊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特新闻，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他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徐铸成生动地回忆起张季鸾激扬文字、挥毫写社评的情景——

　　“当时，《大公报》的社评是刊在第二版下部。广告多了，地位会被挤缩小。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地位。有两千字他就写足两千，一千二就写一千二，不要加‘条’或抽‘条’——一般凑合版面的办法。遇大问题字数少了，他也能‘畅所欲言’；小问题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征博引，句句扎实，不使人有勉强拉长的印象。有时写到一半，忽然来了更重要的新闻，决定易题重写。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他写好一段，裁下来先付排，接着写下去，边写边付排。全篇付排后，到小样打来再加润色。还有，最后来了新闻，社评必须修改、补充时，他能划去一段，补上一段；划去几个字，补上几个字。排字房不须硬挤，不会影响行数，还可准时打版、付印。”

　　胡政之的《社庆日追念张季鸾先生》（1946年9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一文也这样说。

　　新记《大公报》之成功首先在于它坚持“文人论政”的特色，张季鸾则是它的执牛耳者。15年间他纵论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事，将民办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中国报纸的“文人议政”传统推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它上接中国读书人（“士”）源远流长的清议传统，同时渗透了张季鸾求学日本时代接受的新闻自由思想，在中国办一张《泰晤士报》那样的大报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一切几乎都被他概括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中：

　　“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他清楚地阐述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这样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已接近西方近代新闻自由的精髓。在以后的15年里，他不仅一再重提，而且基本上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庄严承诺。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执笔的《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义正词严地重申：

　　“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 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他深知，要实现“四不”理想，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所以，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并一直奉行不悖。

　　有了这样的胸怀和追求，《大公报》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形象。

　　1939年5月5日，经过13年的奋斗之后，他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抗战与报人》说：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地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他同时不无骄傲地指出中国报业“走着英美路线，而在近来已具有相当规模，在社会上确已成为一种大的力量”。

三

　　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30年间他写的评论不下3000篇，其中以《大公报》社评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他生平写文章不留底，说报纸文章没有长久生命力，不值得留存，身后由胡政之编的《季鸾文存》也只是选取了他的部分文章。他目光四射，见多识广，不少文章情文并茂，字字经得起推敲，并不像他自己所说 “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他曾以“三骂”脍炙人口。1926年12月4日他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1927年11月4日，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

　　“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读者的赞赏。1927年4月29日，他在社评《党祸》中说：“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他认为“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1931年5月22日，他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所以他一再地呼吁言论自由，如1929年12月29日发表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1935年1月25日发表的《关于言论自由》，1937年2月18日发表的《论言论自由》，等等。

　　1931年6月1日，国民党公布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是关于保障人权的。第二天，他就发表社评《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呜呼！民权之摧残久矣！而其尤普遍尤痛切者，则为人民身体之不法的摧残！其最多之例，则公安局任意滥行羁押，不送法庭；以及法庭之羁押不审。”猛烈抨击国民党任意捕人杀人的恐怖统治，称之为“此诚政治上之最大黑暗，为革命时代须臾不能容忍者也”。

　　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不久，他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抨击新闻检查制度。由于大胆敢言，到下半年《大公报》上海版的发行量就突破五万份，在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站稳了脚跟。“七君子”事件发生，他忧心忡忡，奔波营救，并非只是出于对故交沈钧儒的关心。当时江苏高等法院以无中生有的罪证拼凑了漏洞百出的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针锋相对、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但不少报纸迫于国民党的压力不敢发表。张季鸾了解真相后当即打电话给编辑部，立即发排，不必送审，第二天就见报。事隔十年（1946年），沈钧儒回首往事，还感慨地说：“季鸾是一个好人，对我来说，尤其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他不仅自始至终关心老友的安全，也关心同时系狱的其他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中代不绝书的“士类”），并尽力维护他们的尊严。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甚至派人在西安上空广为散发载有他《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公报》。他的言论对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无法猜想，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的转折与他不无关系，他为此兴奋地呼喊这是《国民良知的大胜利》。

　　1937年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大公报》武汉版创刊，这是张季鸾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候，他以如椽之笔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大、极远。当日寇兵临城下，南京千钧一发之际，12月8日，他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徐铸成说：“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声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武汉一年，国家局势最为动荡，《大公报》的言论也最为社会所关注。

　　他主张联苏抗日，团结各党各派，提倡组织“国防最高会议”、国民参政会，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等口号。在生命垂危之时，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他还向王芸生提议，写了鼓舞人心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发表于1941年8月18日《大公报》重庆版）。从“九·一八”以来，他即力主抗战到底，其言论对推动全国抗战影响至大。

四

　　他对记者的作用十分看重，曾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

　　“九·一八”前一二年，《大公报》就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评及专文，呼吁关注东北危机。“九·一八”一发生，《大公报》召开“开天辟地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张季鸾严肃宣布，国家已面临紧要关头，“我和吴、胡两先生已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并宣布了两项决策，一是明耻，由王芸生等编辑甲午前后以来的对日屈辱史，这就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二是教战，创办“军事周刊”，请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看《大公报》“九一八”以后的那些举措，报人、报纸在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作用实在不下于政治家。所以1938年6月他在《战时新闻工作》发表《无我与无私》一文说：

　　“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直到晚年，他仍坚持用“老兵”的笔名写通讯，逝世前不久他还奋笔为创刊不久的《大公报》桂林版写了好几天的“重庆专电”，那时他已病倒在床。1941年7月7日，他写下了一生最后一篇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高呼“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病危之际“犹时以把报纸努力做好为勉”，不时写纸条给王芸生，“谆谆讨论某事宜如何立言”。

　　他对社会的贡献，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来自他那支犀利、诚挚而带感情的笔。他一生对做官、敛财都无兴趣，从来不是政客、商贾，身后一无长物。胡政之在追念他的文章中说：“至于张先生生平，不事生产，他的遗属生活教育，一切本社都要负责照料。”（《大公报人忆旧》255页）

　　有幸的是，在他生前，《大公报》荣获了密苏里奖章，这是《大公报》、也是他一生的顶峰。在重庆新闻界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致辞。他说：“办报之秘诀在于‘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考察各项事实；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这是他30年办报经验的总结，是他报业生涯的血泪结晶。

　　他一手奠定《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所主张的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提倡“对政治，贵敢言”。他的社评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敏感的政治问题，是典型的“文人论政”，其最终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他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推动了中国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了中国报业的品格，称他为“一代报人”当之无愧。

（责任编辑　吴　思）

张季鸾与蒋介石的恩怨

　　在民国时期的新闻舆论方面，蒋介石极为看重在天津办起的《大公报》和它的总编辑张季鸾。蒋与张的十几年交往中有恩有怨，有分歧有共识。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为维护其统治，很注意招揽贤达，他又特别看得起张季鸾忠言直谏的人品，并利用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好名重节的情操，对张季鸾礼遇有加，视为“国士”，甚至不计较张对他的责难顶撞；而张季鸾对蒋介石则感恩图报。2004年4 月号《炎黄春秋》，刊发田斌文章，记述张季鸾与蒋介石的恩怨。

　　士逢知己

　　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初次见面是1928年在河南郑州。是年6 月北伐军已攻至京津。张季鸾于22日到河南辉县百泉采访冯玉祥，得知蒋介石沿京汉路专车北上，张即偕冯于7 月1 日凌晨赶到郑州迎接。张又意外遇见与蒋同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秘书陈布雷和总参议张群。邵、陈是张在新闻界的至交，张群则是他留日时就熟识的老朋友。经他们介绍，张季鸾与蒋介石“悦然面悟”。

　　张季鸾与蒋介石都曾留学日本，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见过孙中山，特别是张在日办《夏声报》名气很大，蒋有所闻。辛亥革命前夜，一大批热血青年都回国报效，蒋张也差不多同时回来。蒋介石对张季鸾印象颇深的是张曾在辛亥革命后《民立报》、《中华新报》当记者时，为披露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和段祺瑞与日本签署出卖民族利益的借款密约消息而两陷囹圄，蒋很钦佩张的热胆忠肠。但有几件事又使蒋领略了张季鸾笔锋的犀利和舆论阵地的重要。

　　其一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当年4 月29日，张季鸾写出社评《党祸》，抨击蒋介石杀戮青年、残害进步的反动行径，社评说：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蒋介石曾表示过服从，现在却大开杀戒，实属口是心非丑恶的两面行为。张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极端抗议”。

　　第二件事是1927年11月4 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斥骂汪精卫“特以‘好人为上’之故，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后来汪精卫果然堕落为汉奸领袖。蒋佩服张季鸾的过人眼力。

　　第三件事是1927年12月2 日，也就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次日，张季鸾写了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斥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兵士徇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等，还骂蒋“不学无术，为人之祸”。文章冷嘲热讽，可谓淋漓尽致。

　　张季鸾与蒋介石不“骂”不相识。相识后，在他们的特殊交往中，又相处得若即若离。蒋的“文胆”陈布雷曾说过：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器重，除张的文采出众，人品端正，操守清廉外，是蒋“爱乌及屋”。蒋对陕西人印象颇好，是因为他在黄埔军校有些学生的“卓著才干”所形成，如关麟征、杜聿明、董钊和张耀明、刘玉章、胡琏、高吉人、张灵甫等陕籍将领，他们曾追随他鞍前马后，南北征战，“忠心不二”。蒋介石曾对人夸奖说：“陕人是龙不是虫。”

　　坐在首席上的贵宾

　　蒋介石每日必看《大公报》，在他办公室、公馆、餐厅各放一份《大公报》。自郑州晤面后，蒋对张的友好，对《大公报》的寄托逐渐加深。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想起张季鸾，更想把《大公报》推为全国舆论权威中心。1929年12月27日，蒋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通电全国报馆，发出求言诏书，电文的抬头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钧鉴。”蒋此电一发，确定了《大公报》舆论权威之地位。1931年5月2 日，在纪念《大公报》发行一万号时，蒋介石送来亲笔题写的“收获与耕耘”贺词，称该报“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1934年夏，蒋介石在南京大宴百官，人们看到，紧靠蒋左边席位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张季鸾，而且还看见蒋给张频频斟酒布菜，二人谈笑风生，与宴者莫不有“韩信拜将，全军皆惊”之感。1938年抗战正酣，可蒋介石却未忘这年农历二月初八是张季鸾五十寿辰，特向正在汉口的张季鸾致电祝贺，并派人送礼慰问。

　　西安上空飘洒的公开信

　　张季鸾对蒋介石的图报，不仅仅是对蒋个人友情的知恩回报。综观张季鸾的许多主张、观点、评论，应是基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这一爱国主义立场上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踏上中国东北三省。中国再也不能一盘散沙了，没有政权中心，群龙无首，就要挨打。张季鸾认为，当时只有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只有拥护国民党为“政治中心”，国家事业才可达成。在当时，中国国内任何党派组织都不可能把握全国局势，更谈不上有军事力量、物质力量来抵御外侮，保卫国家了。张季鸾的这个主张就是“国家中心论”。

　　1936年冬，西安发生“双十二”事变，13日正在天津的张季鸾“在报馆里坐卧不安，来回踱步，不断催促驻外记者回报消息。这一天他连饭都未顾上吃”。后张对记者徐铸成说：“他们要蒋先生答应与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话，千万勿破坏团结，遗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进攻，各个击破。”这番话表明了他对事变的理智之见。张当日赶写一篇社评，题目竟是《西安事变之善后》，表明张已对事变存有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的基本构想。张在社评中还说：“解决时局、避免分崩”，“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各方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次日，张又写了《再论西安事变》的社评，呼吁全国各方以大局为重，呼吁张学良、杨虎城“幡然回悟”，尊蒋之中心地位。张季鸾笔耕不辍，一天写一篇社评文章。12月18日，张季鸾又写出《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写到：“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封信快带到西安，望西安大家看看，化戾然为祥和”。

    文章一发表，蒋夫人宋美龄立即派出飞机，带数万份这张报纸，飞临西安上空散发。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12月25日晚六时，《大公报》社传来蒋介石返回南京正在洛阳休息的消息，张季鸾“特别兴奋，露出了许多天不见的笑容”。当晚，张季鸾就写出《国民良知的大胜利》的社评。称这是“普天同庆、全国欣喜”的盛事。自此，张与蒋的个人关系已加深到了全国没有几个人能拥有、能胜过的地步。据说与蒋介石敢平起平坐，去蒋官邸事先不须通报的只有几个人，而张季鸾当属其中。抗战初期，蒋又把张召在外交事务方面代为做事，先与德国人陶德曼斡旋，后又派去香港与日本人接洽。1938年7 月7 日抗战周年之际，张为蒋起草《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书》的文告，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次年，张又为蒋写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文章，陈布雷在文中添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张季鸾在《大公报》还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战，鼓舞斗志的好文章，大都从维护国民政府利益，团结各方抗日这一基调出发，使蒋介石深感张季鸾的忠直和新闻舆论的重要。

　　重庆和谈的最早倡导者

　　《大公报》之所以受到各界好评，在国共两党中都有许多朋友，是张季鸾独立办报，不盲从，不趋炎附势，尊重客观实际的结果。

　　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一片“剿共”声中，张季鸾就派记者到红区采访。1930年4 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和“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等消息。此后，还报道过红军英勇作战、士气旺盛的事迹。1934年6 月，《大公报》附刊《国文周报》连连发表苏区红军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介绍文章，向世人告示，红军不是国民党宣传的“土匪”、“流寇”等。当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就是看了这些文章后，萌生到陕北、西北考察的念头。经张季鸾首肯，范长江只身进行西北之旅，写出《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陕北共魁刘志丹》等三十余篇通讯报道，由《大公报》连载，此举使全国人民开始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长征，知道陕北有个毛泽东，一时《大公报》名声大振，范长江名声大振。1935年《大公报》又登出范长江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通讯，蒋介石看到后，把张季鸾叫到官邸大骂一顿。这是张与蒋较明显的一次不和。

　　早在1931年，他就派记者到苏联采访，报道苏联经济建设情况，希望中国有所借鉴。1940年，他向蒋推荐邵力子任驻苏大使。这些言行，与蒋不很和谐。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41年5 月，张季鸾就在一篇社评中说到：“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谅解，则其他小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这个建议是张季鸾在著名的重庆谈判四年前首次提出来的，应该说张季鸾是重庆和谈的最早倡导者。张的这些话既是提给毛泽东的，也是说给蒋听的。而且张季鸾的过人之处就是把中共当作一个政党看待，与国民党放在一个平等地位。

　　“握手犹温”

　　1941年9 月6 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社会各界迅速作出反应，整个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对此极为重视。

　　9 月5 日，得知张季鸾病危，蒋介石到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探视。蒋坐在张病榻前，握着他的手，望着他清瘦的病容，眼睛含泪，呐呐数语，眉宇重凝。9 月6日凌晨，张季鸾走完了他五十三年淡泊宁静而跌宕传奇的人生历程。张逝世后，蒋介石立即致《大公报》社唁函。函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莒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其中“握手犹温”一句是说前一天蒋到医院探望张的情景。

　　9 月26日，《大公报》社暨中国新闻学会和重庆各报联合会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蒋介石率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张治中、于右任、陈布雷等人吊唁。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也前往吊唁。张的灵堂布满鲜花挽联，吊唁者从清晨至夜晚，达数千人。灵堂中央，还摆放着蒋介石题写的挽联：“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当天，蒋介石签署了国民政府“褒扬令”。

　　次年4 月29日，张季鸾灵柩归陕，陕西各界三千多人在西安西郊迎接。9 月5日，在兴善寺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蒋介石亲临大会致祭。蒋很少出席这样的祭奠仪式，这次特由川到陕，更说明蒋与张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一天，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