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臭豆腐生坯批发: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

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 2010年09月16日10:01   作者：肖知兴   来源：北大商业评论  　　（编者按）鸟儿的翅膀，如果挂上了黄金和奖牌，将如何飞翔？中国社会盛行的关系文化过于强调他人对自我的评价，容易使大家陷入从众心理，很难产生创新所需要的特立独行、笑骂由人的个体主义精神。除了关系文化外，权力文化与现世文化也是导致中国人创新不起来的原因　　2008年底，“山寨”这个含义模糊而暧昧的词汇忽然走红。山寨手机、山寨笔记本、山寨网络剧……一时间，神舟无处不“山寨”。从2005年10月自主创新成为国家战略，到2008年中国企业界流行的“山寨”，这是中国企业艰难创新的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写照。　　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该如何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没有高尚的人格，不可能有优秀的专家；没有贯通历史、文化和思想的广阔人文视野，不可能在技术上一骑绝尘。我将中国文化中妨碍创新的主要因素总结为三个方面：权力文化，关系文化与现世文化。创新障碍一：权力文化　　权力文化从不同角度也可叫做官本位文化、等级文化、面子文化、专制文化、奴才文化。　　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一些官本位文化，是很自然的情况。可是，如果把这种官本位文化原版搬到学术界，问题就复杂化了。官大就学问大，甚至只要官大，根本就不在乎学问大不大，其结果是资源分配向学术体系中并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各种“学官”集中。浪费资源是小事，关键是其错误的导向作用：大家的聪明才智全部用来竞争怎么成为学官了。　　广东省教育厅某官员在广东省政协一次会议上披露，“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媒体披露后，坊间大哗。自有教授职称以来，还从来没有贬值到这个程度的。　　官本位泛滥的根本原因是，教育、学术和科研机构丧失了独立性，成为了权力的附庸。这种官本位一方面会扭曲内部资源分配的导向，另一方面也扭曲了社会整体的资源流向。　　教育、科研等行业，本质上是一种非营利的社会性事业，应该向捐赠、举办该事业的人或捐赠人的代理人负责，而不应该像公共服务机构一样，向公权负责。但逻辑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有选择依附权力的，自然有选择不依附权力的，但更可怕的是这种权力还是垄断的权力，各种行政管制完全堵死了依靠社会力量、民间力量发展独立的教育和科研事业的空间，只要你进入这个行业，你不依附也得依附。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好学校上，有好图书馆用，不管经济实力大小，人同此心。但现在这种体制，很大程度上把民间举办这些社会事业的积极性都打消掉了。　　中国的企业家们挣钱本来都不容易，有良心的企业家挣钱更不容易，如果对这套“分肥”体制的本质有所了解，除非是与财富有仇，很难想象他们会拱手把钱捐给一套这样的体制。所以，很多企业家的选择是，一方面是抓紧时间办移；另一方面是宁可把钱捐赠给国外的有关机构，也不捐给国内的机构。　　对于偏实用的研发工作，官本位同样是死敌。柳传志在创立联想公司之前，在科学院计算所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关于创业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觉得憋屈”。一位在跨国电(600795,股吧)源公司工作的研发人员感慨地说，给外国人干活，舒心，干多少活，挣多少钱，不用考虑当官啊什么的。有本事，待遇自然来找你了。但是国有的那些科研院所里，只有走行政才是王道。这其实就是中国高科(600730,股吧)技发展的症结所在。创新障碍二：关系文化　　中国企业创新的第二个障碍是关系文化。关系文化是协调内外之间、远近之间的关系，也叫圈子文化。如果说等级文化是了解中国的第一把钥匙，关系文化则是了解中国文化的第二把钥匙。这些“关系”不外乎血缘（亲戚）、地缘（同乡）、学缘（同学）、业缘（同事）关系等。这种关系有的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有的是被动决定的结果，但一般都是通过较长时间的互动和相互了解才能建立起来的。  　与个体主义文化相比，关系文化的特点是：1.秉持相互依赖的自我观；2.个体是完成集体目标的手段；3.注重外在行为规范而不是内在的价值观；4.注重关系和谐而不是任务完成。　　与日韩的群体型集体主义相比，关系型集体主义是与自我有各种一对一的关系的个体的集合，而不是基于其他原则建立的团队、群体或组织，如家族、公司、俱乐部等。所以，同样把你当自己人看，中国人是因为你与他单个人之间的关系，日韩人却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你是否与他们一样，归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　　典型的关系文化中，一个人的关系网定义了这个人的自我，标志了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这个人所能发动的资源。挣钱靠关系网，娱乐放松靠关系网，扶危济困还是靠关系网。关系网决定一个人生存、生活，甚至生命的状态。人们被关系所包围、缠绕，除了少数由于宗教或者个人生活经历上的原因选择自我放逐的，很少有给自我剩下一个较丰裕的空间的情况。反过来，离开了这个关系网，关系文化中的人往往非常难于适应。　　而且，与群体型集体主义相比，关系型文化中的个体因为没有抽象的组织身份的庇护，往往更容易在离开具体的关系网之后丧失自我认同和自我定位。与西方人相比，我们这个把关注放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民族实在是有些太爱热闹了。西方的一流大学往往设在“鸟不生蛋”的偏远小镇，中国的大学，要是被放到了小地方，江河日下的命运，几乎是肯定的。　　一般人到西方旅游，往往都羡慕他们普通人的居住条件——蓝天绿树、田园牧歌的风味，但在那里短期旅游没问题，真要呆下来，住上几个礼拜，就算没有语言和社交问题，恐怕很快就开始想念国内夜夜笙歌的日子了。中国大城市也不是没有卫星城规划，但最后还是在四环、五环摊大饼，其实也与中国人的文化特性有关。　　创新本质上是一种个体行为，是一种沉浸在对客观规律的敬畏、热爱、痴迷之情中的探索状态，一种心与物驰、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创新不是简单的出风头，争一口气，做“人上人”，因为真正的创新者本质上其实并不在乎旁人对他们行为的评价，不管是负面的批判还是正面的鲜花与掌声。鸟儿的翅膀，如果挂上了黄金和奖牌，将如何飞翔？包括关系文化在内的集体主义文化因为过于强调他人对自我的评价，包括对正面评价的渴望和对负面评价的恐惧，容易使大家陷入从众心理，很难产生创新所需要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笑骂由人的个体主义精神。　　创新其实就是一种低社会化、非社会化的行为。所以，需要社会努力塑造一种相对单纯的环境，给他们一定的科研资源，在较长的时间内排除各种外在的干扰。而且，越是基础科学的研究，越需要这种非社会化的制度环境的保护。英文中有jeek、nerd、knowbie等描述各种技术天才的词汇，整个社会都知道他们这种人的价值，通过各种制度设计保护他们，创造一个能让他们发挥特长的环境。而关系文化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化程度极强的制度环境，需要一种很强的社会化性格才能在其中生存。在这方面，一般的技术性人才不可能是那种八面玲珑、两头通吃的混混学者的对手。创新障碍三：现世文化 　　权力文化与关系文化，一个是庙堂，一个是江湖。庙堂是合法化的江湖，江湖是还没有取得合法地位的庙堂。它们相辅相成，形成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两极主轴。比权力文化、关系文化更内在的一个创新障碍，是中国文化注重现世、注重功利、注重物质、缺乏超越性、缺乏对抽象原则的坚守、缺乏从抽象原则坚守中汲取生命价值的倾向。　　人类文化的童年莫不从巫觋文化开始，从孔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到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文化在现世化、世俗化、祛魅化方面走在世界其他文化的前面。西方文化从西腊文化到罗马文化，也有很世俗化的一面，但西腊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想、排斥性两分思维、彼岸思想却已经为后来基督教的神权预留了位置。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西方形成了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所谓“入世禁欲主义”。既入世，追求世俗的成功；又出世，世俗的成功仅仅是宗教救赎、证明上帝恩宠的手段。按照韦伯的看法，这种“入世禁欲主义”就是形成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权力文化是与上司打交道，关系文化是与朋友打交道，出世文化看起来是与上帝打交道，与神打交道，目的是探寻生命的本质、意义与价值，其本质是与自我打交道。反躬而思，自己与自己对话，孜孜以求的是“无权者的权力、无产者的财富、无家可归者的家园”，一种澄彻清明、烛照通透的境界。这种形而上学的求索精神是文学、艺术、科学，甚至是每行每业达到最高境界的孤独求败者的共同的精神内核。而在我们的现世文化的熏陶下，大多数人根本意识不到这个心灵层面的存在。　　商业与管理的最高境界，同样需要这种“实现自我，追求无我”（李嘉诚语），自己与自己挑战、证明生命价值的形而上精神。然而，自古“文章憎命达”，“富人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难”，因为企业界与财富、名声的距离太近，太容易受到诱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事功上磨练自己，在最凡俗的岗位上修行，提升自我的境界，这是一件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当然，这些年，国学、国学大师的流行，说明大家至少明白了，轻裘肥马、醇酒美女、颐指气使、一呼百应这些外在的东西，并不能给人带来生命的价值和内在的满足感。富裕带来的问题，有时候并不比贫穷带来的问题少，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种更高的智慧。　　中国文化缺乏超越性、自省性、反省性的一个表现，是一般中国人自我表现意识的缺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文化自我意识之强。西方心理学中关于自我意识的文献汗牛充栋，随便翻开一本英文字典，都能找到一大串以“self-”开头的词。而典型的中国人，因为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文化背景，碰到任何事情，首先是看别人的看法，不习惯从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原则出发，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所以，多少中国人活了一辈子，其实都是在为别人的看法、为别人而活着。　　创新突围之路　　中国企业、中国文化的创新突围之路，可以用9个字归纳——“不唯上、不唯人、只唯我”。　　“不唯上”是打破权力文化的窠臼，把教育还给教育家，把科学还给科学家，把创新还给创新者。在企业层面，重要的是努力建设一种平等、宽松、充满信任感的企业文化，让研究工作者能够充分把潜力发挥出来。　　“不唯人”是努力建设一种低社会化、高自由度、高容忍度的环境，创造充分的、有安全感的个人空间、私人空间，鼓励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个体主义价值观，从而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企业层面，最重要的是通过创业投资机制（中小企业）和绩效考核机制（大企业），保障对创新者和冒险者的超额回报。　　“只唯我”，“唯我”不是妄自尊大、以自我为中心和利己主义，而是对内心的原则、底线和信仰的坚守。坚守的程度，决定了自我成就的程度、自我突破的程度和自我实现的程度。在企业层面，是努力把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企业文化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让员工在企业文化中感受到国家实现文化突破和文化新生所带来的那种深沉的、持久的成就感。　　“不唯上、不唯人、只唯我”，用作家连岳的话说就是，“我们保持怀疑，我们批评，我们不合作，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如果需要100年，我们就花100年。如果需要1000年，我们就花1000年。” 西方企业担心新兴市场商业间谍风险2010年 9月 16日 星期四 11:47 BJT     路透伦敦9月15日电（记者 Peter Apps）---假如你是一家西方企业，在俄罗斯或中国等新兴市场与拥有政府背景的企业竞争，没准竞争对手会偷看你的电子邮件。    专家称，对激进分子和恐怖主义的担忧让所在国当局更有理由进行广泛的电子监控，但有些国家可能以此为借口，将电子监控应用到商业领域。    这种事本身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毕竟威权主义国家一直对其公民进行监控。但跨国企业越来越担心，随着西方经济霸权的逐渐衰落，上述监控行为将导致其商业机密泄露，从而破坏公平的竞争环境。    安全专家们拒绝讨论具体案例，但他们表示，他们知道有些跨国公司之所以输掉竞争，似乎是因为拥有政府背景的对手获得了本国间谍机构的支持。    前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副局长、现国际战略研究所跨国威胁和政治风险部主任英克斯特（Nigel Inkster）表示：“当然我们听到过一些案例传言，尤其是与俄罗斯和中国有关的案例。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东方和南部国家的经济崛起，世界已经发生改变。而关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一转变的讨论才刚刚展开。”    今年7月，印度成为最新一个要求加拿大RIM公司同意其安全机构监控黑莓手机加密信息的国家，因为印度担忧，黑莓手机加密服务可能被激进分子利用，或成为色情内容传播途径。    令人担忧的不仅只有黑莓手机。据称，一些新兴国家正在加大对国内外电子及网络间谍资源的投入，并寻找更多途径监控通讯网络。    今年早些时候，谷歌宣布撤离中国大陆市场，因一些西方分析师称，该公司遭受的黑客袭击可能来自中国政府机构。中方否认了这些指责。游戏规则改变者？    政治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布雷默（Ian Bremmer）说：“在全球经济舞台，这是最大游戏规则改变者的一个重要风向标——自由市场集团面临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越来越大的挑战。”    俄罗斯和中国同意黑莓手机进入其市场，前提是RIM允许当局监控黑莓手机信息，而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也希望如此。    并非巧合的是，这几个国家都面临国内的激进势力问题。    咨询公司Control Risks信息安全副主管麦格克（Ian McGurk）认为：“这有些困难。没人质疑政府安全机构有权为了防止恐怖袭击或犯罪活动对信息进行监控。但当监控用于其它目的时，问题就来了。这些信息肯定可以用于商业目的。”    相关问题似乎主要集中在高价值生意、债务重新谈判、企业并购以及国防、高科技产业和资源开发等领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