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猪脚去腥味:告中国文化人：构建中国新文化的八大标准和三项建议

中国需要创建新文化、新文明，因为老文化、老文明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问题、新矛盾。传统文化中有可继承的精华，但中国能全盘复古吗？传统社会主义不能说没有成功之处，但中国能走回头路吗？要融入现代文明，必须学习西方，但中国能全盘西化吗？

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必须创建新文化、新文明，这不是好大喜功、标新立异。说消极一点，是中国无奈的选择；说积极一点，是中国理智的探索。“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坚定地诞生出了各个思想文化流派”，“当今的中国有新儒家，新法家，新道法家，新墨家，新马列主义，新毛泽东思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左派，新自由右派......”（1）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百家争呜，解放思想，是创造新文化、新文明的前提。但是，对国家、对社会来说，又必须有共同认同的文化主张，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主流价值观。

今天中国在改革问题上产生分歧与迷茫，就是由于缺乏共识。每一种文化主张，都有理由。将各种流派中的合理内核提炼出来，进行整合是重建中国文化所必须的。问题是怎么提炼、如何整合？这就必须讨论、制定标准。没有共同认同的标准，就是吵一万年也形成不了共识。本文就来讨论标准问题。

普适性

所谓“普适性”就是符合普遍的共同的完整的人性。所有不承认普遍的共同人性的文化主张，先就自动淘汰出局。以阶级性反对人性，实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找任何一个理由就可以把一个人划入敌对阶级，专制文化自然是落后的理念。人类社会存在普世价值观，这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中国所要创建的新文化，一定是所有人可以接受、能够接受、应该接受的先进理念，即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民族、超越国界，成为新的普世价值观。

人是自私利己的，这是符合普遍的共同人性的。然而这是不完整的人性。认为利己就是利他，人人利己就会带来社会共同利益，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是人性的一个方面的反映。以此为核心理念的自由主义，是反映自私人性的一种人学。但把人性归结为利己，否认需要利他；将利己归结为物质追求，而忽视精神，则是片面的人学。

利他是人的本性，利他是完整人性的需要，利他更是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这是符合普遍的共同人性的。然而主张无我而利他，否认人的自我，否认人的权利，否认人的物质追求，这同样是片面的人学。

人要爱大家，这也是符合普遍的共同人性的，更是完整人性的需要。人在社会中生存、发展、持续。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遵守社会公共规则，是维系人类社会的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否认人的自我，否认人的权利，否认人的物质追求，也是片面的人学。

爱自我、爱他人、爱大家，才是普遍的共同的完整的人性。这是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民族、超越国界，为所有人可以接受、能够接受、应该接受的先进理念，构成中国新文化的价值观。

继承性

爱自我、爱他人、爱大家，这种新价值观是人类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文明宝贵遗产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仁爱”，即以爰父母为中心，爱长辈、爱老师、爱兄弟、爱朋友、爱邻里，以至爱故乡、爱母校、爱祖国、爱自然。不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多少糟粕，无论对中国传统文化抱多大偏见，但是总不能否认人的仁爱精神，否认人要爱他人。

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爱我”，即以自我为中心，倡导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强调个人利益、个人追求、个人成就与之相联系的个人独立性、个人选择性、个人创造力、个人责任感、个人隐私权，等等。不管西方文化中有有多少糟粕，无论对西方文化抱多大偏见，但是总不能否认人的自主精神，否认人要爱自己。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平等”，即兼顾集体的、社会的、公共的利益，提倡爱集体、爱祖国、爱人民。不管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生了什么偏差，无论对社会主义抱多大偏见，但是总不能否认人的集体精神，否认人要爱大家。

中国传统文化已有了5000年的历史，西方近现代文化已有500年的历史，社会主义也有了200年的历史。这三大文化能够延续至今，都有存在的理由，也各有弊端。中国传统文化至善，怎么被西方资本文化所代替？西方资本文化至善，怎么会诞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至善，怎么没有成为主流？各个流派、各个主张，可以有偏爱，但是不应该绝对化，说自己万般好，别人万般差。中国思想界的一些极端人物，往往把自己的主张说成是灵丹妙药，而把别的流派说成是贻害民众的“毒药”、毫无价值的“垃圾”，或是别有用心的“阴谋”、颠覆国家的“奸计”，或是不值得正视的“空话”、没有学术含量的“废话”。不抛弃这种偏见，把不同学派视为死敌，怎么吸取他人长处？怎么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实践性

所有的文化主张，都是为了指导实践的，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爱自我，爱他人，爱大家，在人类历史上都分别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都暴露了它的片面性。今天应该把这三者整合在一起，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理念。做到了的个人，就会是幸福人生；做到了的家庭，就会是幸福家庭；做到了的国家，就会是幸福国家。

今天中国的思想界涌现了各种流派、各种主张。能否先自问，你的主张能被中国的大多数人接受吗？能拿来治国、治家、治身吗？请你当一个意识形态的主管或顾问，用你的主义来治理，会是什么结果？你说服不了国家采纳，就说服企业、社区、地方试试；要不就在你家里做试验，再不你自己先实践？

安徽庐江文化教育中心，正在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要求德育老师身体力行，不仅会说，更要能做；对来自全国的学生、家长、老师、企业家进行义务培训；采取入乡、入村、入户的伦理道德教育，把汤池镇建成和谐示范区。我本人就参加了8天的学习，深为他们的高尚人格魅力、真诚动人情感、浅近深刻道理而感动。我也在一个城市、一所大学、一个公司推广、实施我的理念。

中国的思想流派如果真的自信自己的主张，那就去实践一下，试验一下。千万不要讲起概念来头头是道，搬起经典来古今中外，批起时弊来势如破竹，骂起别人来狗血喷头，就不问问自身、联系一下实际，你自己能做到吗？听了你的话人家能去做吗？离开实践，怎么说都行。爱说一厢情愿、不顾实际空话的毛病，中国的文化人应该带头改掉！

现实性

思想文化的特性是预测未来、指导将来。主张是最好、最理想的，实现途径，什么条件，概不考虑。这是浪漫型、空想型。眼下的中国怎么做，看得见的未来怎么做，这是中国思想界更需要研究的，这就要考虑操作性、可行性，也即现实性。

中国的一切思想文化主张得以推行，都要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与马克思主义相衔接。这是中国的最大现实。国外的许多思想流派，是敌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这不奇怪。中国的不少思想流派，就采取回避策略，视中国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其中有言论不自由的限制，也有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排除在视野之外的原因。

要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必须为政权所接受才能推广，必须为民众所接受才能实行。历史上哪一种主流文化都是如此。你的文化主张，如果不是茶余饭后式的闲谈，那就必须面对中国的政治现实。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能够为中国领导层中的杰出开明人士所接受，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衔接。

苏联的解体、中国的改革，证明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具体设计和实现途径，需要修正，但是要用看得的手照看社会公共利益的理念，被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必要的，具有永恒的意义。马克思被西方视为伟大的思想家，而被中国的思想界所忽视，这种倾向应该改变。

平民性

历史上有所谓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学术文化与通俗文化之分，创建中国新文化自然需要各类文化的共同努力。但是，当今中国的思想界过分偏爱贵族文化、精英文化、学术文化，忽视平民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写文章，是给行内人士看的，渊博的知识典故，深奥的逻辑推演，费解的学术概念，反正让大众看不懂。愿意在象牙塔里钻研学问，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但是，中国思想界迫切需要有人将文化通俗化、平民化，介绍给大众，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

于丹的《论语心得》被称为“心灵鸡汤”，而受到大众的欢迎，这是儒学民平化的成功尝试，然而遭到一些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也许个别词句解读不确，完全可以探讨，但不能判定整本书为“反动”；人家明明是心得，而不是注释，将论语中一部分提炼出来，告诉大家“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怎么会是“毒药”？“一个民族的文化，也许只需要1万个人真正理解”、“高贵和高雅，是传统文化的终极目标”（2），这是儒学十博士写的一本《解“毒”于丹》书中的观点。儒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当中国“有识之士”视为“垃圾”和“粪土”时，农村中也许目不识丁的老人依然在身践力行，忍劳忍怨、辛辛苦苦、快快乐乐地孝敬长辈、仁爱他人、奉献自己！那些会写书、能讲课的儒学专家未必比这些老人真正懂得儒学。说这种话的儒学博士，可以写儒学注释，但对儒学的精髓可以说一窍不通。

通俗地表达，让民众听得懂，只是平民化的第一步。让民众真正理解，化为行为规范，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只是国家提倡、喇叭广播、文件宣讲，而民众不接受，那也是白搭。要使民众接受，就要符合人性道理，真正为民众着想。

创新性

要解决中国的老问题、新矛盾，各种文化主张只是继承过去、重复他人是不行的，必须创新。

兼容他人、寻求共识是一种创新。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些代表人努力接受传统文化，就是创新。刘军宁解释：传统是可以演化的、选择的。我们可以多谈里面的一些东西，少谈里面的另外一些东西，再强调、引入一些新东西。（3）基督教曾被皇权利用来加冕，后来不是被用来支持人权？儒学曾被皇权利用来愚民，我们不可以用来弘扬仁爱？小康、和谐、节俭的儒学理念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宝贵思想资源吗？可是，我们的有些学者就是喜欢哪壶不开提哪户。哪个文化主张的历史都那么圣洁？传统儒学有专制工具的历史，自由主义一直伴随着掠夺和侵略，社会主义更有惨烈的失败。这样说来，人类还有什么文化可继承，没有任何可继承的又怎么创新？

承认事实、尊重实际也是一种创新。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承认个人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成为发展经济的动力，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尊重个人的选择、尊重个人的权利，理应成为我国的一条基本思想原则。号召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不能对每一个人负责呢？弘扬集体主义，为什么一定要以放弃个人利益为前提呢？马克思一直把追求人的自由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社会主义有什么理由排斥、反对自由主义呢？

自由主义的爱自我、儒学传统的爱他人、社会主义的爱大家，互相补充、互相融合，构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就是创建新文化。

终极性

任何有价值的文化主张都是对人性的一种终极性思考。宗教文化不仅关注现世，还追求来世，就是终极性的思考。自由主义的爱自我、儒学传统的爱他人、社会主义的爱大家，都对人性进行了终极性的思考。人能不爱自己吗？人能不爱他人吗？人能不爱大家吗？人类历史上，这三者是分开的、对立的。创建中国新文化，就是要把这三者整合在一起，但这不是简单的拼图、机械的组装。得有理由、有轴心、有机理。这就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更本源的终极性思考。

这就要研究人性，究竟什么是人性？

人与动物一样首先求生存，但人又与动物不同，还要求幸福。人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吃出花样来；不仅要穿暖，还要时髦，穿出个性来。人存在对物质无限性追求。人不仅要吃好、穿好，还要寻求情感的满足、思想的快乐、精神的寄托、人生的意义。人存在对精神的无限性追求。所以，求幸福是共同的普遍的人性。

人要获得幸福，必须愛自己，拥有追求物质与精神的自由和权利。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既没有物质欲望，又没有精神追求，还能存在吗？自由主义是有理由的。人要获得幸福，必须愛他人，才能获得真诚的亲情、爱情、友情，同时也只有奉献他人，才能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一个不爱他人、也不被人爱的人会幸福吗？传统儒学是有理由的。人要获得幸福，必须愛大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拥有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关心自然的境界和心境，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一定是幸福的。没有公共道德、公共意识，而被鄙视的人会幸福吗？

幸福是人的终极追求、终极目的。人为了幸福，需要愛自己、愛他人、愛大家。中国新文化倡导愛自己、愛他人、愛大家，就是为了人幸福、为了人人幸福、为了普遍幸福。

神圣性

挽救人的灵魂，让人进入天堂，而获得永恒的幸福，这是宗教的神圣感。所以，宗教徒往往非常虔诚地向全世界布道。自由、民主、人权，人人有平等追求的权利，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这是自由主义的神圣感。所以，美国可以打着这面旗帜，不惜以战争向全世界推广。人要孝敬父母，懂得仁爱，这是人的根本、人的根基。这是儒学的神圣感。所以，儒学延续2500年，摧而不垮、攻而不倒，现今又活跃起来。要消灭压迫和剝削，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这是社会主义的神圣感。所以，马克思主张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来实现。

世界能延续至今的文化都具有为世界、为人类的神圣感，才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动力，激励人们为之而奋斗，奉献自己的精力、才华、时间以至生命。

当今世界和人类面临三大难题与困惑，即不平等、不幸福、不持续。人类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都没能解决。只有树立愛自己、愛他人、愛大家的新的价值观，才可能真正实现平等、幸福、持续。这就是创建中国新文化的宗旨和任务，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理念。这是神圣的事业，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有了神圣感，才能催生先进分子，制服特权，建立“执政为公”、“执政为民”的制度。中国有2500年儒学传统、有60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有30年改革开放的经历，最有条件整合和创建愛自己、愛他人、愛大家的新文化。这需要中国文化人的共同努力，更需要中国当权者的慧眼与魄力。

中国需要制度转型，没错。但往哪里转、怎么转，既需要先进理念指引方向，更需要理念的正义冲破阻力、理念的神圣甘愿奉献、理念的共识集聚力量。理念四分五裂，观念水火不容，制度转型从何谈起？

制度转型靠权力，理念创新靠文化。创建新文化是中国文化人的责任。

为此，我提出三个建议：

一是完善自己、自圆其说。各个主张、各个流派各有各的道理，优势固然需要强化，弱项也要尽快弥补。你主张自由主义，就得回答如何面对利己主义、物质主义泛滥造成的恶果？你主张传统文化，就得回答如何实现现代文明所要求的科学、民主、人权？你主张社会主义，就得回答怎么让中国大陆、港澳台湾以至全世界的民众都欣新接受？

二是肯定他人、寻求共识。这就需要学习、肯定、吸收其他主张、流派的合理性，以便逐步形成共识。虚心使人进步，是做人的道理，也是学问进步的秘诀。如果你研究文化，不是为了逞强，而是为了济世，就应该尊重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人相轻、相互攻奸，只能起分裂、破坏、离散、误导作用。

三是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如果你对文化的兴趣，不是为了休闲自乐，而是为了影响社会，就必须面对中国的实际、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增长而伴隨以破坏环境、耗竭资源为标志的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以贫富扩大、犯罪严重、道德堕落为标志的人与人关系恶化，以精神障碍严重、自杀率趋高、信仰迷失为标志的人与自我关系恶化。中国既存在现代文明的缺失，又存在现代文明的弊端。中国既要学习现代文明，又要超越现代文明。

一个药方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综合治理也许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也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徐景安200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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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宋赵来、蔡靖、欧阳君山、田忠国、黄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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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要不要重建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

《中国文化、道德、教育堕落的症结在哪里》

《如何重建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

《中国新文化与人类新文明》

《与茅于轼、王占阳等对话：中国文化重建》

《与黎呜、仲大军等对话：中国文化重建》

“中国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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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仲大军回复徐景安信

注2：《解“毒”于丹》，中国物资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190、203页

注3：刘军宁在《原道》创刊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