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冷冻肉品批发市场: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

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

      图说：《这一代》创刊号，武汉，1979年。

　　听到“诗歌地理”几个字，一幅辽阔的中国诗歌版图，已经出现在我的脑中。我似乎预订了那张未来的机票，并在一瞬间扫过了我诗歌记忆的全部天南地北，抚过了我熟知的天下诗歌好汉。

　　我第一次写出稍微像样的诗，是在70年代初偏远的吉林。当时23岁的我无法知道，在几千公里外遥远的河北白洋淀，一群和我同年龄的青年人也在聚集写诗。在这些来自京城的天之骄子中，一股新奇的诗风正在旋转、啸叫、聚集。若干年后，它们神奇地向我吹来，并注定影响整个中国。

　　—白洋淀1968～1973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

　　白洋淀诗群的存在，至少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派并不全是西方人送来的。

　　1968年秋冬，尽管寒风扫过整个国土，但在千亩万亩的高粱中，总会有一枝神奇之穗，冒天下之大不韪超前吐粒飘红—在火热的上山下乡中，食指天才地写出了悲泣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虽然技巧略传统，但其内在精神却具有超前的现代性。1971年，在白洋淀，芒克已经写出“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这些都是现代诗在中国本土的最初萌芽。

　　60、70年代之交的白洋淀，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诗的一个摇篮，正是由于那里来了一群首都的天之骄子。他们带去的，不仅有动物般的、天然的绝望与忧郁，也带着京城里早已渗透出来的关于时局的小道消息。那些令外省人心惊的政治破绽，在首都高层及其子女们的圈子里，早已成为暧昧的时局常识。这一点相当重要，对于被欺瞒了十年的心灵，一个耳边密语都可能带来一瞬间的顿悟，带来为自由奋战的智慧与勇气。

　　我之所以曾称中国最先起跑的《今天》诗派“穿着一双令人羡慕的首都牌跑鞋”，是由于他们的另一个得天独厚：文革后期，北京已悄悄成为某些禁书的秘密集散地。当时，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和《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一批黄皮书开始传遍北京。这些洗人耳目的书，带来了陌生、惊异的西方现代派气息，带来了一种外省人无法企及的贵族式高傲、智慧、自由。诗集《娘子谷及其他》，我是在1980年青春诗会上才从江河手里看到。

　　不管先行者享受过多少天然恩惠，后世人也必须承认他们的才华。仿佛上天设定，在具备了精神受虐、思想提醒、艺术点拨这三个要素后，一批才华横溢的北京中学生在白洋淀自由的天地里，拉动了中国诗歌革命的大幕：那个站在白洋淀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被多多称为“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的男低音岳重，还有后来写过《在路上》的方含，还有潘青萍、戎雪兰、陶洛诵、宋海泉……当然还有芒克、多多。

　　白洋淀诗群的大本营其实是北京。与全国几千万常年困守乡村的知青相比，他们显然具有另一种特殊的自由。从诸多回忆中，人们发现，白洋淀的天才诗人们常常奔波在白洋淀通往北京的南北大路上。像被流放的竹林七贤，他们在京城与芦苇荡之间流窜、写诗。当时在京的北岛、江河、甘铁生等也都曾前往游历。

　　诗人的处境往往被诗化。在今天诗歌界，白洋淀似乎再被额外赋予了一种美妙浪漫的气息。但不管诗意多么飞扬，也不能改变那些苦闷生活的本质。对于20多岁的年轻人，那是绝望之地，是青春囚徒的灵魂沼泽。多多曾像法官宣布刑期一样恨恨地写道：我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

　　—北京1970年代地下文学沙龙—

　　与北京浓厚的地下艺术氛围相比，白洋淀只是一个小小分支。我相信当时的北京各类高层、权威子弟中，还有更多写诗的青年人。

　　暗中的文化，常常带来一种潜伏“地下党”的快感。那些禁书，在大人们眼里只是一些危险的文字；对青年人，它们却可能是美妙的“毒品”，强烈击中青春期的敏感。因此，当年的天才并没有在中成年人群体中出现，恰恰是一批15~20岁的青年工人、滞留学生、返城知青，最先沾染了那时代仙气。时局意义上的大国首都恩惠，使他们的艺术才能骤然升华。这其中便包括后来名满天下的北岛、多多、食指等中国现代诗先驱。

　　多多和北岛都分别回忆过，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一个以徐浩渊为中心的文学沙龙。文革期间，徐浩渊曾装成乞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生活，又因反江青坐过两次牢。70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诗霸”岳重，包括写过《你好，哀愁》的依群，还有后来多成了知名画家、诗人、音乐家的彭刚、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

　　在沙龙中，最初相识的多多与北岛，双方竟是作为男高音被互相介绍的。

　　—贵阳1962～1997黄翔，诗界顾准—

　　多多曾伤感地说过：“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这是老牌人物精彩的哀叹，但是他指的并不是贵州黄翔。

　　1995年夏，参加完贵州红枫湖诗会后，我和唐晓渡、唐亚平一起去看望黄翔。那时他刚获释不久，和妻子住在贵阳市郊一座小山下。门前就是充满诗意的花溪，而黄翔却过着毫无诗意的流浪汉生活。被监视，被限出，没有工作，家徒四壁。那一天，我们几个人全部喝得大醉。不知为什么几个人忽然走散，我一个人历尽千辛万苦乘公交大巴返回了贵阳。我记得我摇晃着走在无边的山沟里，不辨东西，摸爬滚打终于找到了汽车站。我当时身体已经失去控制，但头脑还有一丝清醒。我努力抵抗着晕眩，心想我要抓住这清醒，不能倒下去。努力控制后，我甚至还躲到了一处小树林里呕吐完了才上车。那真是一次莫名的众人通醉！黄翔流着眼泪，说着那些年的往事。我和晓渡都说历史不会淹没一位诗人……我想，那天暗中作祟的，不是未谋面老友的相聚，而是整整一个时代隐藏的内心悲哀。

　　中国民间诗歌的精英行列中，没有谁比黄翔更早。1958年黄翔在《山花》上开始发表诗歌。1962年，他写出了迷惘、孤独的《独唱》，这是至今发现的中国1949年后最早的现代诗萌芽：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

　　我相信，中国现代诗人中没人比黄翔更磨难：1959年，他以“试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罪被劳动教养四年……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送管训班重点严管……80年代又两次被捕。

　　贵州诗人们称黄翔为“诗界顾准”。这不是单纯羡慕夸赞，也是沉痛追悼。在当年，谁愿意当顾准，谁愿意一天天写那苦难的日记？

　　黄翔1978年在北京创办全国首家民间社团“中国启蒙社”，1980年在贵州参与创办《崛起的一代》（我至今能记得封面那油印的五个大黑字）。1986年，组成“中国诗歌天体星团”。1997年夏旅居美国。

　　在漫长崎岖的生命旅途中，黄翔始终坚持非官方的文学创作。他的创作涉及各种形式，包括诗歌、诗论、文论、诗化哲学、长篇小说、散文随笔、政论和回忆录等。据贵州朋友说，数十年来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清查、抄搜，现仍幸存有300万字左右。

　　谢冕这样评价黄翔：“比食指年长，写作也早于食指的黄翔，是一位承上启下的诗人……因为种种原因，国内对他的了解不多，但他确实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

　　有足够资料证明：贵州，因黄翔、哑默等先行诗人，成为中国现代诗早期圣地之一。诗人哑默的哥哥伍汶宪，50年代初期就开始充满自由主义诗歌写作，宣泄精神压抑和苦闷。后来因冒险偷越国境，丢进黑牢，一泡十多年，黑发泡成了白发，被迫放弃了文学……诗人哑默60年代开始写诗并自印民刊。他家是全省最大资本家，在保留下的一座深宅大院中有一个沙龙，每周定期聚会，参与者都是省城青年中出类拔萃的青年诗人、画家、演员、音乐人，被黄翔称为“野鸭沙龙”。

　　—北京1960年代“太阳纵队”和“X诗社”—

　　仍是北京，时间再向前推。中国现代诗更早的影迹，可追溯到60年代。

　　1963年，张郎郎与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等，在中央美院正式成立了诗社“太阳纵队”。其《章程》开篇便宣布—“直率地说：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文革初，张郎郎又编辑16开地下杂志：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

　　文革开始后，太阳纵队遭遇很惨：张久兴在军队中服役时自杀。甘露林也在军中自杀身亡。张郎郎被抓。逃跑后被通缉，归案后被判死缓，坐牢十年……在与朋友们匆匆分手时，他在一本子扉页上写下：相信未来—这一张回忆录中的纸条，成为食指《相信未来》一诗原创性的因果疑点。我从来不相信这个诗歌史上的所谓疑案。我只是把它当成历史的巧合，当成悲愤年代囚徒发出的相似吼声。一句话与一首诗，远不是一回事。天才从来不需要被人摇醒，在时局壁垒森严的70年代，没有怀疑与反叛精神而写出纯粹的诗，几乎不可能。

　　时间再向前推。更早的50、60年代之交，郭沫若之子、北大哲学系的郭世英组织了地下沙龙：X诗社。很快被破获，全数被捕。郭世英最终自杀。

　　那个年代，文学结社本身即罪过。这些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们为此付出了比后人十倍百倍的苦难，甚至生命。任何苦难皆是代价。任何苦难皆有果实。一条暗中的文学通道，已经遥远地伸向未来。

　　—四川和云南1968～1978精神病患者—

　　诗一直是中国人的强项。自幼古典诗词潜移默化的熏陶，官方出版物中普希金式的忧郁，拜伦、雪莱的反抗……都成为那时文学青年的潜在营养—因此，中国70年代的地下文学，主要体裁是诗歌。

　　沮丧的情绪，是现代派滋生的肥沃土壤。流传在四川的知青歌曲，透露出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二唱我老师，/老师是屁眼痒哟，//天天上门来动员哟，//骗我去边疆罗哟。//哎嗨唷，哄我去边疆罗哟。而流传全国的《精神病患者》，已天然地具有了荒诞派倾向：……眼望秋去冬又来临，/雪花飘飘飞……/世上人，/耻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却被埋没，/有谁同情我……

　　我再次提示今天的读者：这些地下诗歌与当年意识之间的天壤之别—红日出东方/光芒照四海/伟大的人民/革命壮志满胸怀！这就是当时广播、报纸、书籍中的代表诗句。后来的人们不易明白，那些当年逃犯，即今日英雄们，经历了怎样真实的磨难。在深深地下爬行的诗，与黄沙砥砺，与血泪相随。

　　—北京1976清明诗潮，80年代诗的出发点—

　　1976年初，正是文革最黑暗，最熬人的时候。周恩来病逝。

　　他的死，立刻引起全国骚动。被压抑了十年的反抗，以悼念的方式爆发。最初在南京，之后迅速传至首都。清明雨中……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海，花圈如雪，挽诗如潮……诗，像一道撕裂的闪电，划破长空，拔剑出鞘。

　　当时，我正在长春市一家工厂做锅炉工。听到广播中严厉声讨“反革命事件”时，我正吃饭。清楚记得，食堂里所有人都呆了，手里的碗筷全停在手上……那年代，信息简陋，新闻短路，外省人无法看到那些盛大悲愤的画面。

　　广播报纸的批判缝隙中，只言片语中泄露了几首天安门诗歌—那些诗，在当时绝对惊世骇俗，“反动”得令人晕眩：“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当权者出示罪证以示众，却充当了一个可怜的泄密者。全国性的批判，使这些可怕的诗在更广大区域传播。诗，享受了一次免费的全国大广告。

　　一个民族，怎样表达内心的悲涌与愤懑—日本人可能剖腹，印度人可能绝食，非洲人可能巫咒，欧洲人可能祈祷……而中国人，只有一种方式：聚众、诵诗。

　　中国人与诗歌的关系，太不一般。几千年里，诗成为国家文学之首，成为文人的基本训练与日常习惯，甚至成为一种全民化的文字图腾与艺术宗教。在古代，诗词的传播，不仅以审美方式，更以幼年识字教育的方式，直接侵入一个人最初的母语记忆。因此，当历史把一代中国人逼向绝境，万人同悲、同感、同怒，而又无法宣泄时，诗，几乎成为民族心声的唯一出口。

　　“四五”运动，其实是一场盛大的诗歌节日！天安门广场黑压压的人群，不是写诗者，就是诵诗人、观诗人。从接受美学角度，警察对罪犯的抓捕，以及大江南北的批判，只是扩大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诗歌阅读的后果。天安门诗歌就是这样成为80年代诗歌大潮的出发点。

　　—北京1978《今天》，中国第一根火柴—

　　《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最初的动议时间，据北岛回忆是“1978年初秋”。按北京气候，我想初秋应是10月初。

　　一个晚上，北岛、芒克、黄锐在黄锐家小院喝了点儿白酒。北岛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于是说干就干。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回来，积少成多，纸就都出来了。以至于《今天》创刊号纸张颜色都不一样。12月下旬，在陆焕兴腾出来的小屋，七个人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刊物印出后，由陆焕兴、芒克、北岛张贴。北岛说，为了防止意外，他特地把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把创刊号《今天》贴在了西单、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及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大学区。《今天》第一期是蜡纸刻写油印。外省人们看到的，基本都是后来重印、加印的打字机印刷本。

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

发布时间:2012-01-08 08:20 作者:徐敬亚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59次

      图说：《这一代》创刊号，武汉，1979年。

　　听到“诗歌地理”几个字，一幅辽阔的中国诗歌版图，已经出现在我的脑中。我似乎预订了那张未来的机票，并在一瞬间扫过了我诗歌记忆的全部天南地北，抚过了我熟知的天下诗歌好汉。

　　我第一次写出稍微像样的诗，是在70年代初偏远的吉林。当时23岁的我无法知道，在几千公里外遥远的河北白洋淀，一群和我同年龄的青年人也在聚集写诗。在这些来自京城的天之骄子中，一股新奇的诗风正在旋转、啸叫、聚集。若干年后，它们神奇地向我吹来，并注定影响整个中国。

　　—白洋淀1968～1973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

　　白洋淀诗群的存在，至少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派并不全是西方人送来的。

　　1968年秋冬，尽管寒风扫过整个国土，但在千亩万亩的高粱中，总会有一枝神奇之穗，冒天下之大不韪超前吐粒飘红—在火热的上山下乡中，食指天才地写出了悲泣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虽然技巧略传统，但其内在精神却具有超前的现代性。1971年，在白洋淀，芒克已经写出“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这些都是现代诗在中国本土的最初萌芽。

　　60、70年代之交的白洋淀，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诗的一个摇篮，正是由于那里来了一群首都的天之骄子。他们带去的，不仅有动物般的、天然的绝望与忧郁，也带着京城里早已渗透出来的关于时局的小道消息。那些令外省人心惊的政治破绽，在首都高层及其子女们的圈子里，早已成为暧昧的时局常识。这一点相当重要，对于被欺瞒了十年的心灵，一个耳边密语都可能带来一瞬间的顿悟，带来为自由奋战的智慧与勇气。

　　我之所以曾称中国最先起跑的《今天》诗派“穿着一双令人羡慕的首都牌跑鞋”，是由于他们的另一个得天独厚：文革后期，北京已悄悄成为某些禁书的秘密集散地。当时，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和《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一批黄皮书开始传遍北京。这些洗人耳目的书，带来了陌生、惊异的西方现代派气息，带来了一种外省人无法企及的贵族式高傲、智慧、自由。诗集《娘子谷及其他》，我是在1980年青春诗会上才从江河手里看到。

　　不管先行者享受过多少天然恩惠，后世人也必须承认他们的才华。仿佛上天设定，在具备了精神受虐、思想提醒、艺术点拨这三个要素后，一批才华横溢的北京中学生在白洋淀自由的天地里，拉动了中国诗歌革命的大幕：那个站在白洋淀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被多多称为“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的男低音岳重，还有后来写过《在路上》的方含，还有潘青萍、戎雪兰、陶洛诵、宋海泉……当然还有芒克、多多。

　　白洋淀诗群的大本营其实是北京。与全国几千万常年困守乡村的知青相比，他们显然具有另一种特殊的自由。从诸多回忆中，人们发现，白洋淀的天才诗人们常常奔波在白洋淀通往北京的南北大路上。像被流放的竹林七贤，他们在京城与芦苇荡之间流窜、写诗。当时在京的北岛、江河、甘铁生等也都曾前往游历。

　　诗人的处境往往被诗化。在今天诗歌界，白洋淀似乎再被额外赋予了一种美妙浪漫的气息。但不管诗意多么飞扬，也不能改变那些苦闷生活的本质。对于20多岁的年轻人，那是绝望之地，是青春囚徒的灵魂沼泽。多多曾像法官宣布刑期一样恨恨地写道：我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

　　—北京1970年代地下文学沙龙—

　　与北京浓厚的地下艺术氛围相比，白洋淀只是一个小小分支。我相信当时的北京各类高层、权威子弟中，还有更多写诗的青年人。

　　暗中的文化，常常带来一种潜伏“地下党”的快感。那些禁书，在大人们眼里只是一些危险的文字；对青年人，它们却可能是美妙的“毒品”，强烈击中青春期的敏感。因此，当年的天才并没有在中成年人群体中出现，恰恰是一批15~20岁的青年工人、滞留学生、返城知青，最先沾染了那时代仙气。时局意义上的大国首都恩惠，使他们的艺术才能骤然升华。这其中便包括后来名满天下的北岛、多多、食指等中国现代诗先驱。

　　多多和北岛都分别回忆过，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一个以徐浩渊为中心的文学沙龙。文革期间，徐浩渊曾装成乞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生活，又因反江青坐过两次牢。70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诗霸”岳重，包括写过《你好，哀愁》的依群，还有后来多成了知名画家、诗人、音乐家的彭刚、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

　　在沙龙中，最初相识的多多与北岛，双方竟是作为男高音被互相介绍的。

　　—贵阳1962～1997黄翔，诗界顾准—

　　多多曾伤感地说过：“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这是老牌人物精彩的哀叹，但是他指的并不是贵州黄翔。

　　1995年夏，参加完贵州红枫湖诗会后，我和唐晓渡、唐亚平一起去看望黄翔。那时他刚获释不久，和妻子住在贵阳市郊一座小山下。门前就是充满诗意的花溪，而黄翔却过着毫无诗意的流浪汉生活。被监视，被限出，没有工作，家徒四壁。那一天，我们几个人全部喝得大醉。不知为什么几个人忽然走散，我一个人历尽千辛万苦乘公交大巴返回了贵阳。我记得我摇晃着走在无边的山沟里，不辨东西，摸爬滚打终于找到了汽车站。我当时身体已经失去控制，但头脑还有一丝清醒。我努力抵抗着晕眩，心想我要抓住这清醒，不能倒下去。努力控制后，我甚至还躲到了一处小树林里呕吐完了才上车。那真是一次莫名的众人通醉！黄翔流着眼泪，说着那些年的往事。我和晓渡都说历史不会淹没一位诗人……我想，那天暗中作祟的，不是未谋面老友的相聚，而是整整一个时代隐藏的内心悲哀。

　　中国民间诗歌的精英行列中，没有谁比黄翔更早。1958年黄翔在《山花》上开始发表诗歌。1962年，他写出了迷惘、孤独的《独唱》，这是至今发现的中国1949年后最早的现代诗萌芽：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

　　我相信，中国现代诗人中没人比黄翔更磨难：1959年，他以“试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罪被劳动教养四年……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送管训班重点严管……80年代又两次被捕。

　　贵州诗人们称黄翔为“诗界顾准”。这不是单纯羡慕夸赞，也是沉痛追悼。在当年，谁愿意当顾准，谁愿意一天天写那苦难的日记？

　　黄翔1978年在北京创办全国首家民间社团“中国启蒙社”，1980年在贵州参与创办《崛起的一代》（我至今能记得封面那油印的五个大黑字）。1986年，组成“中国诗歌天体星团”。1997年夏旅居美国。

　　在漫长崎岖的生命旅途中，黄翔始终坚持非官方的文学创作。他的创作涉及各种形式，包括诗歌、诗论、文论、诗化哲学、长篇小说、散文随笔、政论和回忆录等。据贵州朋友说，数十年来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清查、抄搜，现仍幸存有300万字左右。

　　谢冕这样评价黄翔：“比食指年长，写作也早于食指的黄翔，是一位承上启下的诗人……因为种种原因，国内对他的了解不多，但他确实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

　　有足够资料证明：贵州，因黄翔、哑默等先行诗人，成为中国现代诗早期圣地之一。诗人哑默的哥哥伍汶宪，50年代初期就开始充满自由主义诗歌写作，宣泄精神压抑和苦闷。后来因冒险偷越国境，丢进黑牢，一泡十多年，黑发泡成了白发，被迫放弃了文学……诗人哑默60年代开始写诗并自印民刊。他家是全省最大资本家，在保留下的一座深宅大院中有一个沙龙，每周定期聚会，参与者都是省城青年中出类拔萃的青年诗人、画家、演员、音乐人，被黄翔称为“野鸭沙龙”。

　　—北京1960年代“太阳纵队”和“X诗社”—

　　仍是北京，时间再向前推。中国现代诗更早的影迹，可追溯到60年代。

　　1963年，张郎郎与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等，在中央美院正式成立了诗社“太阳纵队”。其《章程》开篇便宣布—“直率地说：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文革初，张郎郎又编辑16开地下杂志：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

　　文革开始后，太阳纵队遭遇很惨：张久兴在军队中服役时自杀。甘露林也在军中自杀身亡。张郎郎被抓。逃跑后被通缉，归案后被判死缓，坐牢十年……在与朋友们匆匆分手时，他在一本子扉页上写下：相信未来—这一张回忆录中的纸条，成为食指《相信未来》一诗原创性的因果疑点。我从来不相信这个诗歌史上的所谓疑案。我只是把它当成历史的巧合，当成悲愤年代囚徒发出的相似吼声。一句话与一首诗，远不是一回事。天才从来不需要被人摇醒，在时局壁垒森严的70年代，没有怀疑与反叛精神而写出纯粹的诗，几乎不可能。

　　时间再向前推。更早的50、60年代之交，郭沫若之子、北大哲学系的郭世英组织了地下沙龙：X诗社。很快被破获，全数被捕。郭世英最终自杀。

　　那个年代，文学结社本身即罪过。这些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们为此付出了比后人十倍百倍的苦难，甚至生命。任何苦难皆是代价。任何苦难皆有果实。一条暗中的文学通道，已经遥远地伸向未来。

　　—四川和云南1968～1978精神病患者—

　　诗一直是中国人的强项。自幼古典诗词潜移默化的熏陶，官方出版物中普希金式的忧郁，拜伦、雪莱的反抗……都成为那时文学青年的潜在营养—因此，中国70年代的地下文学，主要体裁是诗歌。

　　沮丧的情绪，是现代派滋生的肥沃土壤。流传在四川的知青歌曲，透露出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二唱我老师，/老师是屁眼痒哟，//天天上门来动员哟，//骗我去边疆罗哟。//哎嗨唷，哄我去边疆罗哟。而流传全国的《精神病患者》，已天然地具有了荒诞派倾向：……眼望秋去冬又来临，/雪花飘飘飞……/世上人，/耻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却被埋没，/有谁同情我……

　　我再次提示今天的读者：这些地下诗歌与当年意识之间的天壤之别—红日出东方/光芒照四海/伟大的人民/革命壮志满胸怀！这就是当时广播、报纸、书籍中的代表诗句。后来的人们不易明白，那些当年逃犯，即今日英雄们，经历了怎样真实的磨难。在深深地下爬行的诗，与黄沙砥砺，与血泪相随。

　　—北京1976清明诗潮，80年代诗的出发点—

　　1976年初，正是文革最黑暗，最熬人的时候。周恩来病逝。

　　他的死，立刻引起全国骚动。被压抑了十年的反抗，以悼念的方式爆发。最初在南京，之后迅速传至首都。清明雨中……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海，花圈如雪，挽诗如潮……诗，像一道撕裂的闪电，划破长空，拔剑出鞘。

　　当时，我正在长春市一家工厂做锅炉工。听到广播中严厉声讨“反革命事件”时，我正吃饭。清楚记得，食堂里所有人都呆了，手里的碗筷全停在手上……那年代，信息简陋，新闻短路，外省人无法看到那些盛大悲愤的画面。

　　广播报纸的批判缝隙中，只言片语中泄露了几首天安门诗歌—那些诗，在当时绝对惊世骇俗，“反动”得令人晕眩：“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当权者出示罪证以示众，却充当了一个可怜的泄密者。全国性的批判，使这些可怕的诗在更广大区域传播。诗，享受了一次免费的全国大广告。

　　一个民族，怎样表达内心的悲涌与愤懑—日本人可能剖腹，印度人可能绝食，非洲人可能巫咒，欧洲人可能祈祷……而中国人，只有一种方式：聚众、诵诗。

　　中国人与诗歌的关系，太不一般。几千年里，诗成为国家文学之首，成为文人的基本训练与日常习惯，甚至成为一种全民化的文字图腾与艺术宗教。在古代，诗词的传播，不仅以审美方式，更以幼年识字教育的方式，直接侵入一个人最初的母语记忆。因此，当历史把一代中国人逼向绝境，万人同悲、同感、同怒，而又无法宣泄时，诗，几乎成为民族心声的唯一出口。

　　“四五”运动，其实是一场盛大的诗歌节日！天安门广场黑压压的人群，不是写诗者，就是诵诗人、观诗人。从接受美学角度，警察对罪犯的抓捕，以及大江南北的批判，只是扩大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诗歌阅读的后果。天安门诗歌就是这样成为80年代诗歌大潮的出发点。

　　—北京1978《今天》，中国第一根火柴—

　　《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最初的动议时间，据北岛回忆是“1978年初秋”。按北京气候，我想初秋应是10月初。

　　一个晚上，北岛、芒克、黄锐在黄锐家小院喝了点儿白酒。北岛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于是说干就干。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回来，积少成多，纸就都出来了。以至于《今天》创刊号纸张颜色都不一样。12月下旬，在陆焕兴腾出来的小屋，七个人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刊物印出后，由陆焕兴、芒克、北岛张贴。北岛说，为了防止意外，他特地把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把创刊号《今天》贴在了西单、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及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大学区。《今天》第一期是蜡纸刻写油印。外省人们看到的，基本都是后来重印、加印的打字机印刷本。

　　我可能是吉林省最先看到这本杂志的几个人之一。时间大约是1979年春。是它的第三期《诗歌专号》。当时我总能收到很多地下刊物，包括一些非文学刊物。最初《今天》在我们《赤子心》诗社内部传阅。后来传到宿舍，中文系同学纷纷邮订。再后来传到了东北师大。与此同时，它也传遍了中国各高校，当时我与黑龙江大学曹长青、武汉大学高伐林、杭州大学张德强等频繁通信谈论《今天》。我还把它拿给公木先生。年近70的公木校长读了之后也受到很大震动，后来多次为朦胧诗说话。

来源: 《天南》杂志 | 来源日期：2012年第一期 | 责任编辑：黄南

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 (2)

发布时间:2012-01-08 08:20 作者:徐敬亚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86次

　　“北京东四14条76号刘念春”—对于30年前《今天》读者，绝对是一组温暖的汉字。它们不再是地名人名，而是一种新时代的灵魂慰藉剂。当年拿出三角钱邮寄一本油印杂志的穷学生们都知道，其营养远远超过一碗红烧肉的全部价值。

　　诗还可以这样写！—我当时完全被惊呆了。至今清晰记得那种震撼。它是一根最细的针的同时它又是一把最重的锤……在吉林大学潮湿阴暗的走廊里，我的眼前每个字都似乎闪闪发光。那样的震撼，一生中大概只能出现一次。带着最初的阅读兴奋，我写出了对今天诗派的评论《奇异的光》，那也是我的第一篇诗歌评论。按地址寄给了刘念春，收到的却是北岛的回信，并很快发表在《今天》第九期上。当时评论他们的人很少，这使我有幸成为早期《今天》的理论撰稿人之一。

　　重读《奇异的光》，我很感慨30多年前一个狂妄大学生的胆气：“如果让我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诗歌一页上，我要写上几个大字—在70年代末，诗坛上出现了一个文学刊物：《今天》。它放射了奇异的光。”

　　我之所以称《今天》为中国第一根火柴，是因为对于80年代诗歌大潮来说，它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因素。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今天》，没有当年的青年工人北岛、芒克，没有待业青年顾城，没有纺织女工舒婷，没有曾经的神经病人食指，没有知青方含，没有从白洋淀返回的多多，没有严力……没有那些仿佛从天而降的、高屋建瓴的、天才般的启动，中国现代诗的高峰、高潮可能还要推迟多少年出现。

　　—长春1978《赤子心》诗社—

　　过去，我一直说不准《赤子心》诗社的成立日期。前些天，在吉林大学中文系77班级博客上，发现了一封30多年前的信，证实了《赤子心》不但与《今天》几乎同步（出刊周期也相似。都是共出九期）。我们甚至成立得比《今天》还早一些天。最早动议的时间是1978年9月。

　　请看32年前刚获得自由结社权利的大学生给同学王小妮的《特邀电》：

　　特邀电

　　致326室王

　　今有筹备成立诗歌小组事。发起人徐敬亚、吕贵品，参加者张晶、邹进、丁临一、陈晓明，此特邀王君小妮屈驾参加。余有志同者，皆十分欢迎，并请于今天下午16：00整光临207室，共商大计。

　　即颂大安！

　　78.9.21，10：53

　　1976～1979那几年，是中国时局最迷离的年代，也是人们心理密度最大的几年。

　　正当北岛、芒克在北京筹办《今天》时，在恢复高考后的高等院校，刚刚解禁的《现代文学史》几乎在各大学中文系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公开宣讲后，像示范的星火，迅速在77、78级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突然大面积兴起！

　　当时，仅在我们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一个班内，便诞生了三个文学社团。我记得，我们送给公木老师题字时拿了两个诗社名字：一个《赤子心》，另一个是《崛起》。我们拿不准。一个名字太狠太硬，另一个太平太稳。当时中文系还有一个系刊《红叶》，是综合性文学刊物。由77、78级与76级工农兵学员三届学生会联办。我与王小妮、吕贵品都是编委。

　　诗社发起成立的《特邀信》，是丁临一同学写的。那时刚开学，几天后诗社就宣布成立。最多时，《赤子心》的成员达到24名。不过，不久风向大变—北京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声称不搞运动，但寒气逼人。诗社开会，有些人开始缩头不敢参加。我们大张旗鼓地庆祝“四五”运动平反，举办大型诗歌朗诵会，题目叫《血与火之歌》。有的同学说，这题目太狠了吧，不要过头啊。我们全不理会，我制作了几十份窄32开的三折节目单，类似小请柬，正中用蜡纸黑体刻着“四五精神万岁”。王小妮画了一些燃烧的火焰，用红油墨印在旁边。那天来了100多人，很多外系同学也来朗诵。气氛悲壮凝重。开完《血与火之歌》朗诵会，一些同学纷纷退社。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三个五个十个……那情景大有秋风扫落叶之势。我们知道一定是某些权威组织做了工作，可能打了招呼，吹了风。学生干部和要求入党的同学最先走了。其中几个人很有才华，退社时恋恋不舍。

　　退社风潮停止的时候，24人的诗社只剩6人：我、吕贵品、王小妮、邹进、兰亚明、张晶。6人一致说：就是退到最后一个，我也不退！这么一说，表明退社风波真正过去了。

　　白光入社很偶然。那时班里一周换一次座位，我不知怎么和白光同了桌。一次我看见他本子上有些分行的字，才知道他也写诗。记得有一首题目是《猫》，写得很心惊肉跳，字都是斜着乱写在本子上。我说你加入诗社吧。他说行。当时的手续就是这样简便。

　　今天看，对诗来说，高考简直是一次全国性的诗歌串连与培训。在遥远的唐代，谁能有那么大的力量，把天南海北的无数小李白、小杜甫征集在一起，聚众写诗整整四年！我想，即便没有“五四”的示范，在那个年代，至少我们诗社的出现不可避免。

　　写诗，成为我们大学生活的第一主题。隐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老师的絮语全部变成嗡嗡的画外音。一首首诗在七个人中间频繁传递……毫不掩饰的兴奋赞赏……骂得狗血喷头的贬斥……煞有介事的文学批评……肆无忌惮的直接改写……《赤子心》诗刊每期的稿子就是这样出来的。我的诗歌评论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最先试了身手。

　　至1982年毕业，《赤子心》共出版九期。全部为油印。除第二期为打字机打字外，其余八期为蜡纸钢板刻写。印刷和装订都是诗社自己弄，校印刷厂为我们免费裁切。纸张和油墨比北岛他们优越，全部由校团委提供。我们也有一间可随时使用的房间。吕贵品是系学生会宣传部长，出刊及聚会都在系学生会办公室，他有钥匙。

　　《赤子心》每学期出刊一次，四年一直保持着这个频率，个别学期还出过两期。每一期的诗稿，都经过反复传阅，反复校对。印刷一般在下午或晚自习。油印机被几个人围成一圈。贴蜡纸的，调油墨的，推油滚儿的，添纸计数的……其实办刊物也是一种游戏，煞有介事很美妙，像办《挺进报》。小诗人们常常闹成一团，满手满脸油墨。最好玩的是装订的过程—印好的诗集散页，按页码一叠叠摆放在桌子周边，诗社全体七名成员一个一个排队围成一圈，边走边拿，走完了一圈一本诗集就在手上了。直到去年，吕贵品还跟我吹：“我那油印技术，一张蜡纸印200张不皱不破！”

　　最有成就感的，是用自行车从印刷厂驮回诗刊。而最有豪气的时候，是往信封上写那些全国著名诗人的名字。为了催索回信，狂妄的赤子心，在信纸上只写几个大字：“来而不往非礼也”！当时诗人公刘接到我们刊物，马上回了信，没怎么夸，却批评我们狂妄。

　　《赤子心》存在的准确时间，其实是整三年。头一个学期空白，最后一个学期一班人都已无心恋战。1981年冬，我写《崛起的诗群》时，《赤子心》基本已休止活动。以至于那篇文章他们在学校时都没读过。

　　—武汉1979残缺的《这一代》—

　　自由结社似乎是人类的一个自由基因。到1979年，大学生文学社团几乎遍布了全国各高校。而一旦结社，文学群落的更大联合，几乎必然。

　　各高校联合的速度有点过于惊人。1979年夏，全国高校社团领袖“在北京聚会，共商大事”，消息传到吉大—发信者是武汉大学的高伐林、张桦。收信后，我与王小妮、吕贵品商量：决定由家居北京的赵闯同学利用暑假代表吉大参会。领袖，说得伟大轻巧。每月生活费20多元。就是去当总统，也愁路费啊。

　　9月开学，赵闯带回了会议精神，也带回了一幅各大学代表合影。黑白照片拍得非常清晰。与会代表神情严峻，个个眺望远方，仿佛一副开天辟地的架势。

　　会议决定：由武汉大学《珞珈山》发起，由全国14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创办刊物，定名《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承办。第二期由我们吉林大学承办。发起的社团分别是：中山大学《红豆》/中国人大《大学生》/北京大学《早晨》社/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杭州大学《扬帆》诗社/杭州师大《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园》/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

　　诗，成为《这一代》的重心

　　《这一代》的征稿编辑，印刷发行，持续了1979年整个下学期。定价0.45元（含0.08元邮费）。吉大的征订由《赤子心》代办，并由我一本本收取现金。记得一共征订了200本。而当时中文系三届学生总数才160人，外系同学比例很大。当年的穷学生拿出来的，全是节省出的吃饭钱。

　　创刊号目录上，《赤子心》占了不小比重。在《不屈的星光》栏目发了我的《罪人》和王小妮、兰亚明的诗。《赤子心》发刊辞《心之歌》也被当成诗入选。武汉朋友对吉大的抬举，似乎肯定了我们诗社的水平，让我们一伙人高兴了很久。

　　其实，我们只是沾了一点光。创刊号真正主角是武大。那里的青年诗人更强、更猛—王家新的长诗《桥》和叶鹏《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以更显著的位置刊发在《愤怒出诗人》栏目。这两首诗，矛头直指特权，发力最猛，反响最大。

　　《这一代》出事了

　　1979年秋凉时，接张桦突然通知。《这一代》出事儿了。听说与《桥》和《轿车》两首诗有关。后来慢慢得知，上面指示：停办。停印。

　　11月，焦急中收到张桦寄来创刊号一本。由于临时匆忙抢救性装订，杂志缺少三分之一印张。这也是我今生今世看以过的唯一一本《这一代》。

　　寄到吉大的200本，被有关部门封存。再无踪影。同学们所交200本征订费，由中文系公款退还。

　　我手中仅存一本《这一代》创刊号（残缺本）—封面：红黑两色。上方：一组红斜格线象征道路。其间：几个黑色脚印，由近而远。下方：仿综艺体黑色大字“这一代”。封二：印刷空白。上面有几百字的《告读者书》，临时用钢板刻写、油印：我们怎么对得起……怎么对得起……最后一句意味深长：残缺的《这一代》，绝不代表着这一代的残缺……落款是：武汉大学《珞珈山》1979年12月。

　　残本传天下

　　据说，残缺的《这一代》创刊号，共抢救出16000本。除西北大学与吉大外，残本创刊号在各院校均被一抢而空。

　　在武汉，其一夜风靡三镇，洛阳纸贵。读者涌入校园，逐个游说有书同学，申述如何求之若渴。结果有的人竟被说动，把发给自己的那本也卖出。

　　在北京、广州、天津等学校也都几小时一抛而光。在杭州大学，据说一同学摆开桌子跳将上去高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

　　在南京大学，情况变得有点微妙。卖书同学担心意外，白天沉着不动，等到天黑才如无照小贩般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处开鬼市。没想到这并非故作的神秘，使人们更加趋之若鹜……据张桦多年后回忆，武汉黑市价涨到每本五元，超过原价十倍多。

　　—北京1980首届青春诗会—

　　1979年，是《今天》震动中国的一年。从年初开始，一期接一期不断加印、重印的《今天》逐渐风行于全国大学校园。至1980年上半年，这批被后来人们称为“朦胧诗”的经典作品，开始少量发表于正式的官方刊物上。这使它得到了更大范围的阅读与关注。

　　当时，中国最牛、最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启动信号。以严辰、邵燕祥、丁国成等为首，以王燕生、雷霆等为主力编辑的《诗刊》，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举办一次全国性的“青春诗会”。这个会，后来竟成为了“诗界黄埔”，一发不可收，被他们后续接班人们玩了好多年。

　　“青春诗会”最初的名单没有我。一天，王小妮拿一封《诗刊》编辑雷霆的信给我看，说邀她到北京开一个会，具体时间再通知。我一看，说我也要去啊。马上就给雷霆写了封信，并说到了我写评论的事。后来到了北京王燕生告诉我，你那封信还真起了作用。名额那么吃紧，全国多少省份连一个名额都没有，你们吉大就来两个！主要是考虑到要有一个写评论的，就把你加进来了。

　　记得接到正式通知的时间是5月初。那天晚上，我们俩双双从公木先生家走出来，天空清澈透明，我们的心情也像夜空。我高兴地在草地上跑了好几圈。公木专门给吉林作协打了电话，作协竟同意为我们报销车票。

　　在一个物质匮乏而精神膨胀的年代，参加一次普通诗歌会议的资格，被放大到惊人的光荣。离开长春去北京参加青春诗会的前一天，7月19日，以《眼睛》为主体的长春青年诗人们在曲有源带领下，在南湖九曲桥边为我们送行。桥边草地上，大家围坐一起，说诗念诗唱歌聚餐。那也是《赤子心》与《眼睛》唯一的聚会。《赤子心》全体编辑与曲有源的那张黑白合影就是在那一天下午的阳光下。

　　20日清晨，我俩坐了一整夜硬座，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记得出了北京站，是一长排自来水管，我们在那里洗了手和脸。感觉北京与我大串联来时没太大变化。

　　当年的《诗刊》，还在陶然亭北侧的虎坊路。几排灰色平房，围着一座大院子。院里的小路都铺着灰砖，几棵槐树正开白花。杨牧、张学梦、陈所巨、叶延滨、江河、高伐林、舒婷、梅绍静、常荣、徐国静、孙武军、徐晓鹤、梁小斌、顾城、才树莲—其他15个来自天南地北，同样兴奋的人，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除几个北京“走读生”外，参会者多数就住在《诗刊》院内平房里。我和梁小斌被安排在收发室右侧第一个房间。头次见面，他羞涩木讷的举止，让我感到很好玩儿。不管谁到我们房间，梁小斌立刻客气站起来，只说一两句话，表情尴尬地继续站着，再无语言。那时他可能还没发表多少作品。不停地跟我说，老徐呀，你是评论家，你可要好好帮我吹一吹啊。我那时还不敢自称评论家，伏在桌子上，细细读他书写潦草凌乱的诗稿。暗自称奇，心想，过去怎不知道这个人，一个其貌不扬的大诗人啊。

　　北岛来了，和杨炼、芒克一起。三个大高个儿，都长得削瘦、清朗。每人肩上背着一个书包。是来看朋友，也顺便兜售他们的宝贝杂志。那时《今天》已经出了第九期，因故要停。北岛说，我们就印一个叫《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这可以吧。他们手里拿的正是已经没有《今天》封面的“交流资料”第一期，白纸黑字没图。

　　第一次见到神仪已久的诗人，那种感觉就像是见到了神话传说中的天兵天将。我当时对江河最感兴趣，他和顾城一唱一和地讲诗。说一个诗人愤怒的时候，甚至能写出“红色的叶子”，让我很惊奇。江河还能说出很多外国诗人名字，一长串一长串背诵一样。他在说艾略特时，总有意说成“艾略—特”，什么阿莱桑德雷啊阿波里奈尔啊，当时我们都不太知道。我心里一边佩服却一边开玩笑，说他是前一个晚上背下来，第二天来蒙我们。当时外省与首都的诗歌差距可见一斑。

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 (3)

发布时间:2012-01-08 08:20 作者:徐敬亚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94次

　　当年的《诗刊》，不但权威，而且先进。为诗界普遍敬重。所以当《诗刊》邀请授课教师时，所有名家一律到场：张志民、臧克家、贺敬之、严辰，还有翻译了《西方现代派作品选》的袁可嘉，还有我们敬重的作家刘宾雁、诗人艾青、画家黄永玉……为了青春诗会，《诗刊》上下齐心合力，不惜代价。但我们这些人上课溜号已经成为习惯，无聊时就在底下画小人，谁讲课就画谁，几个人比着画。我和王小妮、顾城、徐晓鹤等画得最凶。而舒婷则总是仰望着天空和树。我总以为她在找蝉。在《诗刊》，见到著名诗人像街上遇熟人一样容易。一天晚上正下雨，快睡觉前有人敲门。因为我房间离收发室最近，便跑出去。一个瘦小老头站在雨中，一问，他用四川话说：我是流沙河嘛。

　　那时，《诗刊》没有食堂。我们吃饭都要到北侧的中国京剧院。北岛、杨炼、芒克中午也常来。那里的啤酒最受人欢迎，两角钱一杯。记得我和王小妮还同梁小斌、顾城一起到大栅栏喝过一次羊杂碎汤。

　　临分手的前一天，顾城背来一个黄书包。从里面一个一个慢慢掏出17个大黄梨。嘴里说着：分梨（分离）了分梨了。就是那天晚上，顾工夫妇及顾乡共同宴请大家。饭吃得很隆重，在全聚德吃烤鸭。吃饭的目的也很明确，希望今后大家对顾城多多关照。后来知道，那时顾城刚刚辞掉工作，一家人对这个迷诗的孩子既充满希望，也充满了不放心。除《诗刊》主要领导外，青春诗会只选了不多几个人，都是他们认为将来能成为顾城朋友的人。

　　那时《诗刊》缺少好的相机，临别照不够清晰，但创意并不缺。全体分为男女两组，按照年龄大小降幂排列，站成一排。那个年月，见面不易，分手时甚至有点忧伤。当时所有人最大愿望就是发表诗歌—在没《诗刊》人在场的时候，大家悄悄说，今后我们要团结起来，谁能发诗时，可要给大伙多多发诗啊。

　　所有人离开北京后，我被单独留下，《诗刊》让我写一篇会议纪要性的文章，王小妮陪着我。由于我始终搞不懂《诗刊》的意图，一连改了几次稿，都没通过。最后刊出的文章是王燕生亲自写的。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北岛说他们晚上有一个“文学沙龙”活动，问我们去不去。王小妮皱了皱眉，我则毫不犹豫一口答应。原来，离开长春到北京参会前，吉林有关单位中的一位不相识的人几经周折转告我：到京后，不要和任何地下刊物联系，包括文学刊物！但我非常想看看《今天》的活动，不愿错过机会。记得我们转乘了几次公交车，才到了大约位于东城的某个院子。我们进去时，黑乎乎的院里已坐满了人，一个年轻人正站着说话。简单介绍后，沙龙继续进行。我记得一个身材不高的小胖姑娘走出来，说了几句话，然后坐下开始念她的小说。慢慢习惯了黑暗后，我看清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人们都坐在院子四周。女孩她们坐在与我们对望的一棵大槐树下，她念得不太好，小说写得好像也一般，总之包括我在内的全院子人都没怎么听进去。我当时心想，这就是沙龙啊，和我们聚众念诗一样嘛，而且还不如念诗，小说不太适合沙龙。那天我的兴致欠佳，原因是突然肚子疼。吃晚饭时还好，一坐上公交车便疼得不行。听那女孩念小说时，我不停地按着小腹，可能影响了我的收听效果。

　　整整一个月的青春诗会。让我见识了很多人。从官方诗歌的泰斗，到民间的顶级诗人，也领会了最新的诗歌观念。这一系列当时中国诗歌界最新鲜、最活跃的因子，都无形中渗透进了我的诗歌理念。那一个月的提升，表面上并不明显，其实已深入骨髓。从北京回到长春，经过几个月回味，我不知不觉地感到有一肚子话要说出。当年底，我飞快地完成了《崛起的诗群》。如此看来，首届青春诗会，最大的赢家可能是我。

　　—北戴河1980哪个省都有青春诗会—

　　细心回忆起来，80年代初，中国诗歌界封建性的辈分关系还相当明显。那时候，谁是老诗人、中年诗人、青年诗人，不但心里一清二楚，长幼尊卑也井然有序，没人规定但潜意识里都不能越界。对诗歌作品，谁写得好，谁稍好，谁稍差，也像今天一样暗自“细分市场”，如同远古武林。

　　在北戴河，青春诗会与河北青年诗会迎面相逢。我第一次见到陈超、刘小放、边国政。那时伊蕾还叫孙桂贞。在他们看来，我们是全国推选出来的天之骄子，在我们心里也好像中央军翻越雪山遇见地方部队一样。《诗刊》并没有安排双方举行正式交流。但当时我见到河北诗人后感觉特别亲切，觉得他们与青春诗人的人不太一样，不装，不卖弄，更实惠，更真实。这些感觉一直延续到多年以后，2010年见到伊蕾，还一起回忆两伙诗人海边的那次邂逅，我们俩都说，当年哪个省都有一批自己的青年诗人与青春诗会，只是《诗刊》的牌子大。

　　—全国各省市大学1978～1980有多少诗人，只有上帝知道—

　　80年代中国诗人有多少，只有上帝知道。

　　从楼下扔一块砖头，可以砸到几个诗人。这句今天听来夸张的话，在当年校园几乎接近事实。

　　全国大学生文学社团超过200家

　　全国文学社团中，写诗的人占相当大比例。据姜红伟统计，1978~1979两年全国各大学中有30多家纯粹的诗歌社团。

　　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78年9月恢复。下设评论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四个组。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1978年成立，成员七人。以下列举的为1979年成立：

　　杭大《扬帆》诗社/辽宁师大“新叶”文学社，成员140人/黑大“大陆”诗社，社长曹长青，社员100余人/新疆农大文学社/大连理工“太阳帆”诗社/东北师大“北方”诗社，社长章平/吉林四平师院诗社，社长薛卫民、于耀江/中国人大大学生诗社/北广“秋实”诗社/杭州师大“我们”诗社/南开“南开园”诗社/贵大“春泥”诗社/北师大“求索”诗社/武汉师院“枫林”诗社/中央民族学院“百花”诗社/广州师院“春草”诗社/华中师院“桂子山”诗社/贵阳师院“烛光”诗社/江苏徐州师院“新潮”诗社/南京师专“求索”诗社/江西赣南师专“新芽”诗社/南京师院青年诗社/上海师大“百草园”诗社/河北张家口师专“爱情”诗社/江苏师院“吴钩”诗社/浙江温州师专“九山湖”诗社/湖南师院零陵分院“芳草”诗社/山东大学“沃野”诗社/厦大“鼓浪”诗社/辽大诗社，社长马原、程宏。

　　另据张家谚统计，当年仅贵州一省，粗略统计文学民刊就有24家：《启蒙》、《这一代》、《烛光》、《春泥》、《艺术小辞典》、《酸浆草》、《破土》、《崛起的一代》、《三签名》、《地铁》、《地平线》、《诗魂》、《大乌蒙》、《金字塔》、《现代诗》、《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现代诗选》、《状态》、《大骚动》、《高原诗报》、《零点》、《过程》、《中间》、《寄身虫》……另有大量个体自印民间文本。

　　名家，当年的诗歌爱好者

　　藏龙卧虎的大学生文学社团，囊括了当年中国大学生中百分之百的文学精英，出了不少人才。很多未来各行业名人，当年多数接受过诗歌热潮熏陶。很多今天的文学名家，在1978~1980年左右，多是当年高校文学社团的领袖，很多人最初的文学方向都是诗歌。如：

　　陈平原：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

　　方方：武汉大学78级“红枫叶”文学社；

　　卢新华、胡平、张胜友、景晓东：复旦“春笋”文学社；

　　张炜：山东烟台师专“贝壳”文学社；

　　韩少功、何立伟：湖南师大“朝暾”文学社；

　　马原、程宏：辽宁大学诗社；

　　洪峰：东北师大“北极光”文学社；

　　黄子平、查建英：北大“五四”文学社；

　　赵丽宏、王小鹰：华东师大《草木》文学社；

　　陈超：河北大学《崛起》诗社；

　　易中天：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文学社

　　—全国各省市中学1980年代遥相呼应的中学生社团—

　　历史事件对人类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孩子。比文革时间还漫长的80年代诗歌，贯穿了中国数十年时空。不能不对当时的中学生产生巨大影响。这些中学生，在90年代后，逐渐登上诗坛，成为前一诗潮的后续部队。

　　历史最容易忽略孩子们的记忆。同样，这些记忆也被诗歌史掩埋。

　　据他们自己说，80年代中期的中学生诗歌爱好者大约有1000多万人。因为写诗，南岛从苏北一个农村户口的孩子，被录取进西北大学作家班（同班还有诗人他他）。而田晓菲、洪烛、邱华栋、段华、任寰、毛梦溪等人被北京大学等名牌高校破格免试录取；马萧萧被特招入伍。江熙、南岛、郁舟走进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

　　当时有两份由中学生创办的铅印诗报，一份是由湖南隆回二中高二学生马萧萧创办的《青少年诗报》。一份是姜红伟创办的《中学生校园诗报》，他们当年都十七八岁。据说左春和初中时还创办过一个手抄本的文学报《新芽周报》，高中时编印铅印的文学报《松阳河畔》，影响一时。

　　《中学生校园诗报》影响最大。1986年举办了全国中学生诗爱好者民意测验，依据选票，评选出了首届“中国十大中学生校园诗人”，按得票多少为序依次是：姜红伟、江熙、马萧萧、南岛、郝建荣、叶宁、李作明、周兴顺、陈亚军、朱浩。

　　当年的中学生们，没有写出刻骨铭心的诗。但并不排除他们没有同样干过刻骨铭心的勾当。2006年春节，《中学生校园诗报》创办人姜红伟20年后寻找当年诗友的启事，像遥远岁月中升起的一声枪响，惊起了一群诗友蛰伏多年的少年记忆。80年代风起云涌的中学校园如在眼前——

　　李作明：在我们中学，几乎每个班都有学生自己油印的诗报……所有这些，都与林雪有关。这位漂亮的女诗人发表过好多诗歌，是学生们心中最倾心的偶像。我入学后的半年，她就调到省城了，但带给那里的影响还在。我在校期间主要做两件事，一是保证各科成绩及格，二是拼命地写诗。辽宁的《鸭绿江》杂志，当年的发行突破300万……

　　葛红兵：1984年，我还在海门师范读书，对于诗歌，我们的热衷，是现在的学生们无法理解的。我们把诗歌当作粮食，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更没有金钱可以用于消费。我们的县城闭塞极了，处处是衰颓的。但是，我们有诗歌。诗，是我们的通行证，让我们可以在精神上出游。那个时候，诗歌就是粮票，无论你到哪里，诗歌是相互认证的依据，只要你是诗人，你就能在诗人那里找到安慰和招待。

　　南岛：1986年夏，我们乘着飞机去写诗。那是高中毕业前，我的诗《一个女孩的作品》获江苏《春笋报》全国第二届中学生文学大奖赛一等奖，8月初被报社邀请去南京领奖。姜红伟在杭州参加一个改稿会，专程到盐城来探望我。8月1日下午，我和红伟兄花26块钱，乘小飞机从盐城飞到了南京。上飞机前就和我约定“每人在飞机上写首诗”。

　　符马活：1985年我第一次投稿就在《春笋报》发表了处女作《雪地》。拿着那份发有我诗的《春笋报》，我只死死地盯着我的名字—符马活。在全校，连老师在内，没有人把名字变成铅字的，我是第一个。老校长一大早就用广播向全校通报了这一喜讯。那一年，我用15元购买了40份《中学生校园诗报》，上面有我的一首破诗。正因为这个，我背着40份诗报到处推销。从1986年~1988年，我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才把这份诗报推销完毕，但我还是亏了2元，想赚一笔，在那时候是多么的不容易。那些年，我除了写诗，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写信。我给几位诗人写过信，但均没得到回音，我非常失望（那时他们是牛逼的人物，没有理由给一个没名的人回信，我那时挺通情达理的，表示理解）。

　　周瑟瑟：1982年湘北，一个清瘦少年伏在木桌上用坚硬的笔在纸上游走，鸡叫声在发白的黎明响起。我起身时双腿麻木，连站起来都不行，但头脑是热的，激情像火一样在少年的胸口燃烧，外面下了一夜的雪，而我写了一夜的诗。初中与高中时，我当教师的父亲给我提供了油印机，我像当年北岛、芒克他们印《今天》一样油印过我两本诗集，刻蜡纸、油印、装订，这些活我今天再干一定得心应手。

　　汪渺：那时，我正在中学求学，由于受诗人父亲的熏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位诗人，觉得当诗人比当神仙还神气啊。我的处女作在《少年文史报》发表后，当时，看到自己的诗作变成了铅字，激动得呼吸都成了困难。那时的我们对文学多么痴情、多么迷恋、多么狂热啊，甚至狂妄的自封为“第五代”，妄想将前几代诗人统统烧成灰烬。

　　张保平（半岛）：20年前，那时我还是内蒙古一个中学的高一学生，偶然在一张《春笋报》上读到一则举办文学夏令营的启事，当时头脑一热，向父母要了一笔钱，在暑假第一次出远门坐火车去南京参加笔会。那年我17岁，也就是在那次笔会上，我认识了姜红伟、南岛、马萧萧、希萌、叶宁、李长军……这些才华横溢的人们，是我那时的偶像。

　　裴戈：那时候，6点起床，9点睡觉，数学课上心不在焉地背单词，英语课上兴致勃勃地看小说；一碗干饭，一勺白菜，津津有味……那时候，用草纸两面验算数学，却用干净的稿纸写诗。曾经咬牙切齿地一次性消费掉十张八分钱的邮票，不久，又小心翼翼地把退回的信封存在箱底。那时写诗是时尚的。

　　周劲松：我有两大木箱，历经数次搬家都未弃未舍，十多年前收存的刊发有自己文学作品的各种杂志、报纸，以及自己当年一笔一画刻写出来的油印文学报刊，完好无损。

　　当年的中学生中，涌现出很多后来著名的诗人，如江苏小海、安徽叶匡政、寒玉、上海沈宏菲、新疆邱华栋、陕西伊沙、河南杨晓民、北京阎妮、天津田晓菲、内蒙古半岛、广东欧宁、陈朝华、赵红尘等……[2]

　　—长春1979～1983被九曲桥扭曲的《眼睛》—

　　文学与诗歌，并不是校园的特权。滥觞于1979年春夏的学生社团风潮，很快感染到了全社会。当年底，全国各大城市中，由工人、职员和待业青年为主体的各类文学社、诗社，开始陆续涌现。

　　在长春市，当年有一个著名的《眼睛》诗社。这个由孙文涛、周然、王法、姚大侠、程晓钢、于克、余世夫等青年工人组成的诗社，不但发起较早（大约成立于1979年秋），而且诗风很盛。《眼睛》诗刊，32开本，油印，出刊周期一度异常频密。

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 (4)

发布时间:2012-01-08 08:20 作者:徐敬亚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402次

　　1983年，著名诗人曲有源因诗受审查后，《眼睛》立刻成为一个不祥的地下刊物。

　　《眼睛》后，奋力一现的吉林诗坛再无力大规模兴起，只有《太阳》孤独支撑多年。

　　《太阳》诗刊，几乎由邵春光一人独办。这位中国早期的民间自发诗人，诗风刁侠、出语傲世。他一贯拒绝正式发表，其名言是“谁发表我的诗，我×他妈”。他把自编自印的《太阳》几乎撒遍了大江南北所有的诗人圈。因此，邵春光的现代口语诗广为流传，对90年代中后期出场的诗人们产生了实质影响。我曾为他写过一篇短文《这小子才是真正的民间！》

　　—北京1980小阁楼误导青年—

　　1980年首届青春诗会时，正逢《诗探索》创刊。一天晚上，谢冕、吴思敬、孙绍振请我们去，说聊聊。他们对参加人选得很准，受邀的人互相一看，全是一路的。有顾城、舒婷、江河、我与王小妮、梁小斌、高伐林等。

　　记得来到一座小楼，是二楼，一间会议室。不知为什么记忆里有小阁楼的印象。谢吴孙三人很谦逊：关于诗，说大家随便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于是，一群小青年放开说，七嘴八舌谈得很热烈。后来根据记录，那些谈话发表在《诗探索》创刊号上。题目是《请倾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谈诗》。今年春天在深圳，孙绍振还说，当年王小妮的发言他现在还记得“现在有两种自我。一种是感觉到自我的人。另一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我也记得那次顾城说了著名的反对“螺丝钉”、“一块砖”的观点。

　　那天晚上回来后，听说《诗刊》的人不高兴了。我们当时没多想，以为是《诗刊》请了人，被别家抢去谈，占了《诗刊》便宜。若干年后才知道，那件事竟被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上认识了。

　　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中，诗歌界一些人对此大做文章。说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工作，却被崛起派几句话就给消解了。这是两条诗歌道路的斗争。我们要这样引导青年。他们要那样引导青年。

　　听到这样的话，我当年就笑了。他们以为年轻人是一伙牛一群羊，谁想怎么引导就引导。

　　—松花湖1983蚊子叮灭了月亮—

　　1983，现代诗的厄运来了。

　　元旦刚过，1月4日一上班。《诗刊》的丁国成打来长途电话：你的文章出事了。高层震怒。8日在北京召开批判会。

　　好多年后，王蒙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透露，是胡乔木在我文章上批了一行字：“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且把我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勾掉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同志。一天晚上我去曲有源家，进了门就感到他们夫妇神色都不对，说话支支吾吾。过了一会儿，曲有源用手指了指天花板，又指了指耳朵。我明白了。我们走出楼，曲说了三个字：刚抄家。又说了九曲桥会，说了对他的诗的曲解，说了正对他进行全国范围的外调……

　　在文艺界全面批曲的背景下，吉林省开始“讨论”《崛起的诗群》。

　　7月，在优美的松花湖畔疗养院，召开了吉林省文学年会。原有的会议全推翻，改为全对我。吉林省笔杆子们几乎一律到场。在小会讨论现代派时，一位青年诗人念了他的一句诗“蚊子叮灭了月亮”。后来这句诗被写进了《会议简报》，青年诗人倒了霉。他们无疑把我当成了月亮。而把自己当成了蚊子。

　　那次会，除了发言外，我几乎一言未说。很多人发言批判前凑过来小声说“没办法”。

　　记得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我与吕贵品等几个年轻人，包括那个青年诗人（我忘记名字了），默默无声地走向湖。大家没说一句话，不约而同地换好了泳裤跳入湖中。下水后，我一直向前游，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没停顿地大约游了1500下蛙泳。到了对岸，我发现所有的“月亮”全部游过来了。

　　那一天，我们横渡了那座忧伤的人工湖，游程约五华里。

　　—武汉1984横渡长江未遂—

　　80年代的人，胆子有天大。

　　1982年，在长白山游览瀑布，衣服全淋湿。我带头脱光裸体照相，结果同行的七个男人全部来了一轮裸照。1983年初春，和《眼睛》诗社余世夫等一起去北戴河。海水温度接近结冰。我一个人跳下去游，十多分钟后几乎半晕爬上岸，当即昏迷被送医院。到了医院打一针，神奇地马上恢复正常。

　　批判《崛起的诗群》后的第二年夏天，单位突然笑着让我出差。没任何任务，游山玩水。我猜那是对我的一种补偿。北京、山西、四川、黄山、上海……走了一个多月。

　　船到武汉，天已黄昏。我对同行的编辑郭少波说，我们横渡长江吧。他说好啊。我数了数，武汉长江大桥一共九个桥墩。我说十分钟一个，一个半小时到对岸！

　　在第一个桥墩处，我们换好了衣服，准备下水。结果发现桥太大了，长江太大了。从路边沿着45度斜坡走到水面时，差不多有100米。心中已自怯。当我跳下水，感到一个人非常小。仰望桥墩，它几乎是座摩天楼。在半暗中我向前游了几十米。看对岸，一片茫茫。这时，迎面开来一艘大船，灯光刺眼，浮在水面像一座山。我顿时极端恐惧，掉头回游，惊慌失措爬上岸时，郭少波也游回来了。

　　那一次幸亏没游下去。听说那些巨型轮船不知碾死过多少泳客。人在长江中，就是一粒芝麻，船上人根本看不见，又是黑夜。

　　—哈尔滨1984横渡松花江—

　　1984年夏，我去了一次哈尔滨。曹长青邀请了黑龙江一批诗人朋友聚会。记得在一座很豪华的房子里，我们念了一晚上的诗。我正好带着刚写完的《高原》、《我告诉儿子》，一通朗诵。

　　第二天我说要横渡松花江，文乾义陪着我。在靠近太阳岛的一个码头边，我换了衣服下水，他在岸上看衣服。我是横渡长江未遂的人，小松花江没怎么放在眼里。游了几下，我想试试松花江的深度。下潜两三米便触到了底。忽然我感到脚上出现一种奇怪的感觉。黏黏的，软软的。用手一摸，手上也是黏软。把手抬到水面上一看，我傻了，是沥青！最细最细的那种沥青。我飞快地想明白了。这里一定是老码头，而沥青正是百余年柴油水下沉淀的结果。

　　带着两脚双手沥青，我像一个长着脚蹼的鸭子，向对岸的太阳岛游去。我没有慌，我没受伤，有力气，只是20来个细小的肢体被粘在了一起。这不算什么。说不定对划水更有利。

　　松花江并不小。尤其是它的江心急流，让人胆寒。正游着，我忽然感到被某种力量猛地控制了，身不由己。只看见两侧江岸飞快地后撤，我知道自己在被江心急流向下猛冲。幸亏只有几十米，我冲出主流时，已经忘记沥青了。那时正是夏季，江宽约1000米。

　　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人坐在太阳岛上用沙子搓脚。一上岸，脚上立刻全粘满了细细白沙。手上又黑又黏。坐在沙子上，我搓啊搓。一直回到长春多少天，我的脚趾们还在粘连着。

　　—成都1985喝酒，冒充朱凌波—

　　和写诗之风相吻合的，是80年代的游走与喝酒。记得我大学毕业后，家里来过一个毛茸茸的小孩。忘了名字，从哈尔滨来，只有17岁，带着一叠题词，全是诗人画家们写的。他要立志走遍整个中国。记得我与王小妮给他写的话很是鼓励。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他跑到神农架寻找野人去了，后来又搞了什么倡议活动。看来人一走，容易走成野人。

　　宋词骑单车走中国，是1985年。从牡丹江出城时，众哥们儿一直出城十里相送到国道口。一番痛饮，洒泪而别，从哈尔滨等地来了很多诗人。

　　话说宋词单车一骑，晓行夜宿，一日到了天府成都。见了蜀地诗人众等，说我是宋词，朱凌波，《北方没有上帝》……话未说完，酒席已经摆上。一通诗歌酒菜，直至夜半，众皆酩酊。翌日，杨黎忽道：朱大哥你好酒量呢！—一语道破，众人方醒。原来，整整一夜诗词酒宴，四川诗人皆把宋词当做了朱凌波招待。有一个人还背诵了朱凌波的诗“我这个人有点怪/要么走在最前面/要么走在最后面……”当年，在民间刊物上，朱凌波和宋词的名字永远连在一起，凌波名气更大。

　　此事可见，在当年，朱凌波与宋词是一样的。诗人和诗人，认识和不认识也是一样的。

　　—成都1986崇拜成灾，诗人逃跑—

　　80年代的天空，一会儿阴，一会儿晴。到1984年春，短命的“清污”自己也已被清除出场了，顽皮的现代诗又露出了灿烂笑容。

　　我不知道80年代的时局变幻，与现代诗连绵不断的发展之间有没有联系。现在想，那似乎也像一种特殊的艺术挑逗。由“政治”魔鬼扮演的戏剧，忽而恐惧忽而兴奋，很刺激。批判完三个崛起后，现代诗大面积的泛滥立刻爆发了。

　　这两天我发明了一句名言：“所有历史事件，都要经历两次。一次是现场，一次是记忆。”不知这意思前人表达过没有。

　　中国80年代的诗歌记忆，真是一个宝库。我看《一个人的诗歌史》看得笑了。后代人不知那时的四川多么具有魅力——

　　1986年12月上旬，成都举行“星星诗歌节”。节还没开始，2000张门票就一抢而空，为防止意外，主办方甚至安排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诗人在台上演讲，不时被台下“诗人万岁”的呼声打断。演讲结束，大量“粉丝”守在通道索要签名，舒婷被几个警察架着，才离开会场。但后来还是出了“事故”，一些没弄到票的读者爬窗进入会场，秩序大乱。大量听众冲上舞台，要求诗人签名，有的人还把钢笔直接戳在诗人身上。诗人们招架不住，赶忙逃进更衣室，把灯关掉，小偷般缩在桌子底下。有人推门进来问：顾城、北岛他们呢？一个尚未来得及躲藏的诗人急中生智，战战兢兢地手一指后门：从那边溜了。于是，观众顺着诗人手指的方向潮水般往后门涌去。

　　后来有人统计，叶文福演讲那天，会场六道大门挤坏了五道，椅子被踩坏几十把。当主办方为“十佳青年诗人”颁奖时，叶文福被冲上来的“粉丝”们往天上抛。另一些人围着顾城，如众星拱月，顾城则躺在地上高喊“反对个人崇拜！”。

　　还听说，有一个为了诗而辞掉工作的大连青年，一直跟着走，向诗人倾诉内心痛苦。被拒绝后，那人二话没说，掏出一把匕首戳进自己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对诗歌的热爱！

　　—兰州1986这个掘墓人就是徐敬亚—

　　1986年8月，在甘肃召开了一次大型诗会。我第一次到兰州。从机场到市区70公里的秃山，寸草不生。

　　兰州也是《崛起的诗群》受难地。由于我那篇文章，《当代文艺思潮》承受很大压力。见了主编谢昌余、责任编辑管卫中，他们都说，现在形势好了，再给我们写一篇吧。

　　从兰州回到深圳，我一直忙大展。《圭臬之死》11月才写完，我按约发出。没想到，这一篇又惹了大麻烦。时任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在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在最后谈到培养接班人时说：我们培养的有的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他说，那个写了《圭臬之死》的青年，就是我们的掘墓人嘛。这个掘墓人就是徐敬亚”。（王燕生忆文）

　　大官指名道姓，《当代文艺思潮》立刻停刊！那些年中国起伏曲折的文学生态，由此可见。

　　有一件小事，我一直记得清楚。当时没高速，从兰州到敦煌要走三天。清晨起得早，大家全没吃早餐。破旧大巴停在一家热气腾腾的小店前，诗人们全钻进店买吃的。但那家店只卖面条，滚热滚热地冒着热气。有的人买了，吹着气刚吃一两口，司机就不停按喇叭，他们只好放下筷子，眼睁睁离开。当所有人眼巴巴回到车上时，我最后一个上了车，手里端着一碗热面。大家很惊奇问你怎么能这样。我说，很容易啊，我问店里连面条带碗带筷子一起买多少钱？他们说两角七，我就全端过来啦！人们齐说，深圳人就是有气魄。

　　—敦煌1986尚仲敏，我站着也比你们矮—

　　当时，第三代诗人刚露头，诗歌界对他们全不了解。但“pass北岛”的大话已经传遍天下。于是，第三代诗人变得很神秘。而尚仲敏的“比徐敬亚还胆小”和“市长爷爷万岁”的诗句，也很有影响。因此，尚仲敏在兰州诗会上格外引人注目。

　　人们本以为第三代诗人一定抢话筒、敲桌子、大放厥词，但尚仲敏、张子选、耿占春、姜诗元、冷杉等全一言不发。会议主持人点了尚仲敏的名，他慢慢悠悠地站起来，刚要说话，一位老同志关心地说，请坐下发言。尚苦笑了一下说：不用不用，我站着也比你们矮。全场响起笑声。包括我在内的人，都不知道他说的是正话还是反话。

　　发言前，尚仲敏要求朗诵一首诗，主持人在莫名其妙中也同意了。只见尚突然昂起头，叉开双腿，作领袖状—他高声朗诵的，竟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大家再次被他弄得不明不白，不知是褒是贬，是真是假。过后有老同志说，他们哪里是念诗，是借领袖抬高第三代，想夺权啊。

　　又是尚仲敏，在敦煌看莫高窟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大块西瓜。吃完了，一抹嘴啪地扔在了地上。《诗刊》的老编辑吴嘉瑾看了非常惊奇说，这样吃西瓜的人，能写出好诗吗？

　　这可能是第三代诗人与主流文化为数不多的接触。在后来的中国，这几伙道不同不相谋的诗人们，连碰面的机会也没有了。

　　—深圳1986大展，那一场诗的漫天大雪—

　　大展缘起

　　1985年初，我从吉林到了《深圳青年报》，当副刊编辑。当年8月，践诺“青春诗会”临别约定，我举办了一整版的“朦胧诗专版”。86年春，我再次举办了一整版“第三代诗专版”，参加者有于坚、凡丁、马力等。两次专版，规模不大，形式也传统，但反响非常好。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去了深圳，从全国各地寄给我的民间诗集、诗报、诗刊的数量不断增加，上百种，数百本，堆满了书房。

　　当时的《深圳青年报》，充满了雄心、朝气。当之无愧地成了青年移民一个思想核心与文化中心。我们办报纸，鼓吹新观念，邀请温元凯、刘宾雁等做报告。还想邀请《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访问深圳，但未成。那时，我们野心勃勃，凡事皆站在整个地球的视角。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第二天《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称这是全人类的灾难。阿根廷夺得了世界杯冠军，我们也立刻发表了题目为《欢呼马拉多纳时代》的社论，借机嘲讽集体意识，鼓吹个人英雄主义。我们还成立了全国首家“思想俱乐部”，并请深圳副市长邹尔康担任了顾问。我们处处想创新。深圳青年诗人协会筹备时，我们嫌顾问一词太老旧，便将顾问改成“艺术赞助”。

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 (5)

发布时间:2012-01-08 08:20 作者:徐敬亚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406次

　　一个人做任何事，都离不开他的时代及身边氛围。这样的气氛对我这样喜欢号令山河的人来说，只能使我原本不小的气魄更不小。很快，我向全国诗歌弟兄发出了那封被称为诗歌江湖“英雄帖”的信：

　　我的邀请

　　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的整版专辑。[3]一版不足，便二版，便三版，便四版……

　　中国诗坛应该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

　　（以下对代表诗作和宣言、成员、创止时间等要求）

　　徐敬亚

　　1986年7月5日

　　记忆常常不可靠。这些年我一直以为“八六大展”是8月末开始组稿，即从兰州诗会回深圳后。最近我找到了这封信的复印件。注意，落款是7月5号。

　　当时，和我保持联系的朋友，并不多。几个最好的诗歌朋友成为大展最初的传播者。他们是：黑龙江朱凌波、吉林季平、上海孟浪、四川尚仲敏、甘肃张子选等。是他们，把一封信变成了几路大军，把大展的消息传遍了全国。2006年在黄山，周墙告诉我，转收到我的信后，他们的诗歌圈子发生了激烈争论。有人主张参加，有人说不参加。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周墙把信撕了。周墙说后来他们就做生意去了，这么多年没找到组织。

　　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000多家诗社和百十倍于此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版的非正式油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几十年了，上述的几项数字随处被学术界引用。其实，这只是我在86大展中的一段话。我当时想找一个权威统计，但对诗歌界无聊之徒们的无聊之举，这个严肃国家的严肃人们哪里看得上。我只是顺手在一份民办诗刊上抄下一段话，并添了25个字（黑体）。

　　那些数，何止啊。

　　每一本民间诗歌报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热血不眠的青年。他们的背后，是更热衷诗歌但却无名的爱好者……他们与国家出版之间的巨大隔阂，使人感到火山喷发前岩浆苦闷而巨大的力量。历史事件的出现，往往是若干因素被逼向了唯一通道后的结果。在成千上万人的思维与智慧苦苦找不到出路时，“86’现代诗大展”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年中国诗歌唯一的火山喷发口。

　　那也许是我一生中反响最壮观的一封信。我不知道它经过了多少次复印、转寄、传递……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寄来深圳的诗稿，很快淹没了我的办公桌。我不得不每天把它们一捆捆绑好，用自行车驮回家。经请示，报社领导同意我把大展增加到四个整版，分两次发出。要知道，25年前，中国所有的报纸一律只有四个版，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各省市的全部报纸。而当时《深圳青年报》只是一个周二刊的地方团报，每次拿出一半的版面，并且连发两次才能完成。收发室每天全是我的信，广告部不断收到诗歌大展的预订单，个人订户也几何级数一样增加。当时不但我傻了，全报社的人也都蒙了。报社一位老编辑说，中国人是不是疯了。

　　《诗歌报》加盟

　　好到不能再好的形势，让我觉得事情不小。《深圳青年报》毕竟只是小城市一份团报。为了扩大诗歌大展影响，我忽然想寻找一个合作伙伴。现在看，那真是一次英明之举。无论是历史的功或罪，多一些同伙或同谋都是好。很快排除了北京的可能，我的眼里只有民间，最好外省。

　　1986年8月初，我和当时全国唯一诗报—安徽《诗歌报》主编蒋维扬和编辑姜诗元进行了联络。他们的加盟，至少对我当时产生了某种助长。从他们毫不犹豫的赞同中，我感受到了人们对我手中所做事情的渴望。这若不是英雄间的心理感应，就是狼狈之徒互相助长的气味相投。当时普天之下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QQ。报社只有一部长途电话。而且每次必须通过173台转接，常常一二个小时拨不通。我们用电话、电报、航空信频频来往，一拍即合。

　　8月8日，两报联手发出第二次邀稿信，仍是我个人署名。这一次，我对原信做了四处修改。从中可以看出我的一些改变或犹豫。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没有根本逆转“大展”的某些弊端：

　　我的邀请（第二封8月8日）

　　①删去了“单枪匹马称派立号者，不但可以，而且更具魅力”，增加了“这，无疑是件严肃的事情，请慎重庄严组稿”。[4]

　　②加入了“宣言切忌写成那种臭诗话”，要有艺术性创见、深刻。

　　③加入了“注意：亦可一人、二人称派。但要有足够的艺术空间，请自重”。

　　④另有附言：近日所收稿子，宣言多大于诗。诗弱！宣言缺少独特的艺术空间。此望戒！[5]

　　一个通宵的三角版

　　《深圳青年报》当时比全国其他报纸略先进的是，使用了初级柯式制版。电脑植字仅限于大小标题，内文必须铅字排版，然后打出清样，将植字贴上，再整版电子制版。编辑则全部手工操作。

　　当时，我是一人战全国。看稿、选稿、排版，全单枪匹马。每篇稿子的三次校对也只能由我一人。由于版面太珍贵，当时我对“宣言”的删改，近于残酷。我甚至还愚蠢地删缩了不少诗稿。后来廖亦武等曾来信大骂。1986年夏，我除了吃睡外，整天整夜埋在大展中，掉了几斤肉。当时“电脑植字”只有深圳才有。《诗歌报》的大展通栏标题，就是我们植好了字，把菲林用航空信寄到安徽的。

　　我给时任《诗歌报》编辑姜诗元的一封信保留了当年的细节：“这些天在印刷厂，我的腿都站直了。正如我前些天编稿时手都写弯了一样……”

　　一次，我为了排出一个“三角版”，干了一个通宵。当时的印刷厂工人很牛，说没法儿排，要排你自己干吧。他捡好了铅字后，我便弯着腰，用镊子一个铅字一个铅字地夹着移动、串行。干到半夜，终于大功告成。就在我捧着它前去拼版时，突然铅版哗啦掉到地上，三角版撒了一地。我不得不让工人重新捡字，再一镊子一镊子重排。就这样，我从晚8点一直干到早8点。整整弯腰一个通宵。第二天8点，印刷厂再上班时，我用手扶着已经硬了的腰，才看到窗外深南大道的太阳已经升起。

　　援兵来了

　　从8月末到国庆前，苦干了一个月，大展初步定稿。我心里有了底，决定向社会正式发出大展“预告”。9月30日，《深圳青年报》与《诗歌报》同时发出半个整版的《大展》预告。眉题是：“新中国现代诗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断代宏观展示”。通栏标题是：《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并且第一次使用了“群体大展”、“隆重推出”等我从香港媒体中学来的、具有商业营销意味的语言。

　　“预告”以宏观而强横的语言，回顾了现代诗的历史、反思了出版界的缺失、列举了诗歌洪流般的现状之后，一连用了三个基于：“……大展正是基于以上回顾、正是基于以上反思、正是基于以上欣喜与焦灼”的排比句式，拉开了序幕。

　　“预告”公布了庞大的阵容和名单。但当时名单上只有47个流派和106位诗人。大大少于后来正式展出的64个流派和125位诗人。可见“预告”后来稿还在继续增加。

　　不久，绿岛、海波等几位诗人来深探访大展消息。他们立刻无条件地投入大展之中。他们一律自费，自费旅费，自费酒店，自费饮食。他们是深圳最早的义工，每天到报社“上班”，和我一起处理稿件、书信，跑印刷厂。

　　大展发出前几天，我忙成一团，而大展的《前言》还没写出来。姜诗元拼命催，说《诗歌报》的头版头题不能空白啊。我匆忙写完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时，离大展约定刊出的时间只有三五天。当时通信条件落后，航空信显然来不及，灵机一动，我们决定用电报发出！海波跑到深圳电报大楼，电报小姐给他一张电报纸，他说再要，再要，最后小姐甩给他一整本。他还说不够不够。《生命：第三次体验》有1000多字，海波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到电报纸上，用光了几本电报纸。我记不起电报费由谁支付。总之，海波离开深圳时已身无分文。

　　出笼与反响

　　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分别为两个整版）。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第三辑（三个整版）。总计七个整版（新五号字），按当时的统计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125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以及我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大展发出后，我累得几乎快晕倒了，一连几天在家休息，而报社方面却每天捷报频传。吕贵品专门骑车到我家，第一句话就是，敬亚，大展立竿见影啦！—报社收发室里，我的信又堆满了。有来稿，但更多是索要大展报纸。全国各地纷纷要求加印，我记得当时几次加印了，总共有几千份。更令报社高兴的是，当时正值报刊征订的黄金时段，《深圳青年报》的订单从全国雪片而至，一路飙升。到当年末，《深圳青年报》总订数已超过15万份，翻升了七八倍！而且全是一份一份最珍贵的个人订户。

　　多少年后，吕贵品指着《深圳特区报》40多层大楼对我说：当年我们是它的十倍。如果青年报存在至今，鬼知道这大楼是谁的！[6]

　　当年11月，“深圳年青诗人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议。

　　诗人协会成立是真，第一届研讨会却是假。那时大多数青年诗人还蜷缩在体制内。当年的深圳仿佛延安，多少人想来而苦于请假与路费。《深圳青年报》副主编、大展最有力的支持者曹长青跟我说，好办，以报社名义正式发出一个“诗歌研讨会”的邀请函！我说那就叫第一届。马上，各地纷纷叫好。朱凌波、冯晏、孟浪、海上等一批青年诗人来到深圳“参会”。

　　唯一的损失，发生在朱凌波的口腔。他来深圳后骑车前往蛇口。路上连人带车跌倒，不幸遗落了一颗门牙在深圳。我和王小妮听了，忙去蛇口慰问，应邀留下300元钱。后来，他父亲出差时专程赶到深圳归还医牙费。

　　“86现代诗大展”适逢其时，成为中国民间诗歌的一次热火节日。之后，一大批第三代诗人中坚的创作，进入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国诗歌的格局开始发生某些本质性变化。

　　大展甫一出笼，同代人在充分肯定其功绩的同时，即对“大展”进行了善意批评。其中“流派泛滥”成为公认的最大败笔。当时，我在领受大展一切愉悦的同时，即坦承其全部遗憾与不快。

　　正如预期，大展遭到了主流诗歌界严厉斥责。最有代表性的是1986年12月《华夏诗报》上发表文章《撒娇的和并不撒娇的》。文章把大展说成是“儿戏”、“扯旗放炮”、“戏弄读者”。文章说：“……乍一看，真是洋洋大观，轰轰烈烈。但如果你有健全的神经，仔细读它一遍，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大发宣言，惊世骇俗，而诗作呢，可就有点惨兮兮，一首得到少数（不说多数）群众承认的都没有……”文章对大展的诗歌作品与宣言进行了4项世界观意义上的归纳：1、一种是悲观颓废的遁世思想；2、一种是从怀疑一切到否定一切；3、一种藐视群众，藐视真理，自我意识无限膨胀；4、一种是对人生、对自己、对诗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听听这些陈年旧话，真令人恍若隔世。

　　我曾一本正经地说过：“现代诗大展开创了中国大规模诗歌集结的先河，瓦解了官方诗歌出版系统对现代诗民间创作的封锁与禁锢，促进了中国诗歌在编辑、解读、评论方面的自由风气”。

　　而今天我想说，那不过是提前20多年做了一次“诗歌网页”。

　　—长沙1988闷热中38度红皮书—

　　我没有想到，大展之后才从上海赶来深圳的孟浪，成为大展后期最有力的推广者。

　　大展后，我与吕贵品、曹长青便开始筹备将大展成书。但直到孟浪来深圳后，书才开始启动。

　　1988年8月，已在深圳大学出版中心做编辑的孟浪找到成书出版的机会，大胡子轻松平和的风格与我很合拍。孟浪与第三代诗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观》（民间俗称“红皮书”）更加丰满。其实我与他的合作，对我也是一种改变。从那时起，我才认为第三代是能干实事的。果然，后来该书起印两万本，当年全部售出。

　　那一年8月，正是最热时节，我们俩到了长沙，对红皮书做最后校对。整整十天，长沙一直保持38度以上高温。每天吃湖南辣菜，出长沙臭汗。海上总来看我们，我们曾照过一张合影。三个赤膊的年轻人，满身是汗，精瘦枯槁，三套肋骨个个弧度清晰。

　　那时长沙很古旧。我们去看桔子洲头，见了水，我嚷着要横渡湘江。从桔子洲下水，一直朝对岸游。水很清，水下是石子，那么热的天水还有点凉。记得游了800-1000米，大概半个多小时才到对岸。孟浪不游，乘了一只小船跟着我。

　　后来我俩还坐火车去了一次韶山冲。在毛家，趁管理员不在，我把一只脚踏到大床上照相。孟浪不照，比我文雅。

　　—广州1988喝酒不醉的年代—

　　那些年，我只和三个四川诗人喝过酒。

　　和杨黎喝酒，记得最清楚。在兵荒马乱般的广州火车站，我俩在一间大排档坐下。杨黎跑到路边小店买了一瓶一斤二两的高粱酒，我俩你一杯我一杯，一会儿就喝光了。他还要再买，我说不行了。我们晃悠悠地向广州站前走。握了一次手，再握一次手，好像握了三次，才算正式把他送走了。

　　马松到深圳，正是89年我心脏不舒服的时候。眉清目秀的小马松，像他的诗笑得如一朵小花。他告诉我，从四川来的时候已经咨询过。他问别人徐敬亚喝不喝酒，人家说喝啊，他说那就好办了。他从黄书包里掏出一个白色的大瓷杯，我用最小的三钱杯，更多的时候，是坐在一边看着他笑眯眯喝啊喝。他走了之后，我甚至跟王小妮说了一句：我怎么有一种和儿子喝酒的感觉啊。

　　和骆耕野喝酒也是在广州，是沈宏菲请客。那时，骆耕野搞了一个酒广告大赛，我与孟浪来喝酒帮忙。因此，我们带了好多瓶上好的名贵酒。那是一次典型的酒误差，再加上地域误差。请客方与受邀方对本次饮酒的方式与目标太不一致，上海滩与四川盆地太不一致。我们五人落座后，我记得骆耕野的内弟把几瓶好酒小心地摆在了桌上。看他摆的动作，就知道他对那些瓶里面装着的、未来的兴奋，相当期待。上海诗人沈宏菲笑着，细声细语地说话。一会上来了四道小菜。吃了一会之后，沈宏菲客气地站起来告辞，这意味着这场期待巨大的宴席就此宣告结束。分手前，我们照例把几瓶好酒送给了沈宏菲，但心里都有点不是滋味。在回去的公共汽车上，骆耕野内弟终于憋不住了，大骂起来，说我们不应该送他那么多好酒。这小子，我当时真想揍他！过了好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沈宏菲不但懂吃，还是个出色的美食家。可惜他碰到的是酒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