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海参:情系古都——梁思成与北京历

情系古都——梁思成与北京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02日 10:38

　　这是一个特别的展览，北京城曾经拥有的十六座城门的历史照片与今天在原址拍摄并经过数字化再现城门城墙原状的街景图片构成了这个名为“北京城记忆”的数字影像展。人们在历史与现实的回转交错中重新感受着时间是如何改变着北京的记忆，又是如何将我们带入到今天的都市生活。面对这些意味深远的图像，人们会想起一个人的名字。五十年前，他提出的北京未来城市规划的设想曾经具有着惊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而当年他为保护北京古建筑所做的努力，也让今天的我们肃然起敬，他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生长在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他的父亲梁启超，曾经是领时代潮流之先的风云人物，然而，或许是多年的政治奋斗让他感到厌倦和劳累，晚年的梁启超已无心眷顾于世事纷争的起起落落。他越来越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希望自己的儿女们也能从文化中发现永恒的美丽。于是，青年梁思成在父亲的设计之下，收敛起他在清华大学展露出的政治才华，最终选择了文化创造之路。

　　1920年，梁思成认识了另一位影响他此后一生的人，林徽音。梁思成后来曾回忆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音时，他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音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梁思成与林徽音的人生道路从此合二为一，1924年，他们共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和艺术，此后又选择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作为他们毕生的追求。从1931年到1945年，梁思成与林徽音等人走遍了全国十五个省200多个县，对包括唐代佛光寺和隋代赵州桥在内的2000多个古建遗存进行了广泛的勘察。

　　梁思成等人当年勘测的古代建筑，相当部分毁于后来的天灾人祸。是他们的绘制图为那些消失了的建筑留下了永恒的身影。然而，梁思成并不是一个只沉溺于古典情趣，而不理会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梦想家。在四十年代，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城市已经走到传统与现代化的临界点，而对于他脚下的这座北平古城，他也深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的都市化进程。

　　梁思成学生 刘小石

　　1945年，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前，二次大战结束以前，当时国际的学术界就在讨论战后城市应该怎么办，他当时就认为战后的中国必然要工业化，要现代化，那么城市就要发展，这个城市的发展要避免西方工业化进程造成城市的很多问题。所以他就提出来要做城市规划，要设置城市规划的机构，要培养城市规划的学人。

　　刘小石正是在19岁时，进入了梁思成在1946年主持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成为了梁思成的弟子之一，并由此走上了城市规划的道路。

　　1947年，对于梁思成来说是辉煌的一年。这年2月，他被推荐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世界级建筑大师之间的思想碰撞让梁思成受益匪浅，回国后，他对清华大学的建筑系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的尝试。就在梁思成正踌躇满志的决定办出一个国际最高水平的建筑学院时，风云莫测的政治局势却让他的心中升起一丝隐隐的不安。北平城外，解放军正与国民党傅作义将军进行最后的谈判。古城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

　　梁思成晚年夫人 林洙

　　傅作义先生谈判的时候，我们也在做不得已要攻城的准备。所以在这个准备的时候，就有两个解放军的代表来找到梁思成先生，就希望他把北京城的古建筑在军用地图上把它标明。他说如果万一我们的和谈破裂的话，需要攻打北京城的时候，我们炮击就不要击到这些古建筑。那这个对梁思成和林徽音真是影响太大了。我觉得对梁思成先生一生，对于梁思成先生之所以倾心于共产党，跟这一次谈话是非常有关系的。

　　北平古城没有遭受一枪一炮就和平解放了。梁思成当时曾引用了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形容自己激动的心情。1949年春天，他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的特邀代表参与了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几个月后，1949年秋天，他又在病榻上完成了新中国国徽的设计。

　　新中国诞生后，北平恢复北京的名称，成为共和国的首都。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开始着手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工作。

　　梁思成晚年夫人 林洙

　　北京是因为从旧的一个城市，皇家的一个城市，变成新中国的首都，那就一定有很多需要重新建设的，需要重新考虑的。比方说，中央人民政府应该设在什么地方？是集中呢？还是分散呢？中央的各部委是不是应该集中办公呢？等等，这些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了。

　　梁思成晚年的夫人林洙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资料室中，为我们找到了1950年，梁思成与另一位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的原稿，后来的人简称它为《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设想。

　　梁思成学生 刘小石

　　首先是北京的性质是什么，他提出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他没有提工业中心，他这个见解和当时苏联专家主张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应该有强大的工人阶级，这个主张很不一样。

　　梁思成与当时参与北京城规划的苏联专家存在的另一个分歧集中在了行政中心位置的设立上。苏联专家团提出，应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梁陈方案则提议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梁思成学生 刘小石

　　就这张图，这就是他当时的主张，那么他主张复兴门和公主坟之间做中央行政区，整个政府机关在这里。再有一个就是商务区。商务区在这里，商务区在南侧，这就是商务区。这商务区也相当大，20平方公里。所以，如果我们是照这个做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旧城是比较完整的，然后有一个行政区，也是比较完整，然后有一个商务区也是比较完整，三个中心。

　　梁思成当年自费印制了他和陈占祥的计划书，在寄给周恩来总理的方案中，梁思成附手书一封，并以恩来先生总理称呼。此时，他的心情是焦灼而又热切的。

　　梁思成晚年夫人 林洙

　　他是确信确认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他觉得是应该这样来做的。就不管从北京市，新中国的首都的发展来看，还是从保护旧北京城市来看，他觉得都是可行的，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然而，梁思成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是不可想象的事。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高级规划师 黄艳

　　一个新政府，而且是一个从农村上来的这样一个政府，它对管理这个城市，一个是管理，另外一个是建设，它没有这么多的资金。所以说你让它百分之百从一个郊区一个白白的地上，去完完全全去建成一个这样的行政区，我觉得财政上可能是行不通的。那么还一点就是说，对于老的城市到底怎么用，因为老的城市当时社会现象非常严重，有很多的失业，垃圾成堆，那旧的城墙旁边全是垃圾。所以当时情况你要是完完全全建一个新城，这个老城怎么办。所以说我觉得当时的决策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

　　北京新城的建设很快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了。新的街道，新的建筑，展示着新中国成立以后蓬勃而富有朝气的新的气象。然而，当梁思成欣喜于新中国变化的同时，那些曾经凝聚着几个世纪沧桑的古建筑的拆除，又不由得会让他发出遗憾的叹息。城楼没了，牌楼没了，被梁思成最钟爱的城墙也没了。

　　梁思成对于城墙的钟爱可以追溯到1912年，这一年，11岁的梁思成随父母辗转从日本回到中国。这是他第一次穿越古老的城门，走进这座被城墙环绕的古城——北平。此时，他还不可能以一种科学的眼光去审视深藏在这个城市背后沧桑而深邃的韵味，然而，那巍峨的古城墙和悠缓的驼队撒下的一路铃声，却深深地印在了梁思成童年的记忆中。

　　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当时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梁思成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保护文物的指示组织编制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这本油印的小册子被分发到准备南下作战的解放军各部。翻开第一页，其中提出的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在梁思成心中，北平不但是他的家，更是他在几十年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中最珍视的一座古城，在他看来，城墙围起的这座伟大城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作。于是，当建国之初，随着北京新城建设的开展，古城的城墙和城门也随之面临被拆除的命运时，梁思成，成为了第一个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1950年，梁思成写下了《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不但表达了城墙不阻碍城市发展的观点，还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城墙之上的画卷。

　　学者 王军

　　他说,这应该成为一个全长将近40公里的这么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环城公园。登上去之后，可以壮阔我们的胸襟，能够休息人民疲劳的筋骨，壮阔他们的胸襟，古老的城墙确实可以担负起新的使命。

　　1951年，梁思成与林徽音精心描绘了他们寄予在城墙之上的理想，对他们而言，古老的城墙无疑是具有永恒的生命的。然而，梁思成热情的建议和美好的憧憬并没有挽回城墙即将消失的命运。1952年底开始，北京外城城墙因为妨碍交通，限制首都的发展被陆续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