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千城智联招聘:揭秘毛泽东在瑞金的真实处境

普遍认为，1931年至1934年（其时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扎瑞金，史称“瑞金时期”），是毛泽东身处逆境的时期。此时他虽然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却是个有名无实的“加里宁式”（加里宁：俄国革命家，从十月革命到去世，一直是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的角色。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有著作对毛泽东的这段境遇则有如下总结：“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事情果真如此吗？毛泽东那时的真实境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毛泽东在瑞金时期受了几次大的批判，但他并没有因此靠边站，仍有许多发挥其才华和作用的舞台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上受了不指名的批评，但在组织上并未受到任何处理。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一苏大时，仍然代表苏区中央局作政治报告，如期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按照赤色中国的军事领导体制，他因此也拥有对红军军事行动的决策指挥权）。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宣布起义。此前，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此事的前景与安排；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详细询问兵暴的准备情况，并予以指示。此后，毛泽东以上述双重身份，负责指导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后，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时断时续，至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彻底失去这一职务。但他还有中革军委委员的头衔。红军攻打赣州失利，中革军委从前方急电，请毛泽东暂停在瑞金东华山的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虽然事前曾极力反对攻打赣州，但他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为解赣州之围出谋划策，立下大功。赣州撤围后，他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率红一、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后改称东路军）行动，取得龙岩、漳州大捷。东路军回师赣南两个月后，毛泽东复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身份，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毛泽东请病假到后方休养4个月后，于1933年2月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这算是名至实归了。此前，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一直由副主席项英实际主持。到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止，毛泽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是有职有权的。
毛泽东不仅主持了临时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领衔颁布了临时中央政府的各项法律法令与制度，而且主持、主导了中央苏区一系列重大会议和中心工作。如武阳赠旗万人大会、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以及相应的查田运动、选举运动、经济建设运动等。在这些会上，他都作了主题报告或重要讲话。二苏大上（此时他在党内职务已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更是独领风骚，不单致了开幕辞，还用两天时间作了长篇（4万字）政府工作报告，又就代表讨论报告的情况作了结论。大会闭幕时，他还致了闭幕辞。另外，会前，他在二苏大阅兵典礼上讲了话；会中，又由大会主席团推举向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向扩红运动优胜单位授奖。这一切，使得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党内和工农群众以至共产国际心目中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代表的地位。他的各种报告、讲话、文章，赫然刊登在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刊——《斗争》、《红色中华》上，红军总政治部的《红星报》也刊登他的文章，因此彰显和宣传了他的执政理念与主张。如：“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由于毛泽东的呼吁和努力，政府工作在苏区一切都要服从、服务于战争的大前提下，得到空前的突显、提升和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中央苏区工作因而不断形成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反腐倡廉、查田、选举及扩红的一个个高潮，并且取得很大成绩，为中共治国安民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了大批骨干和人才。
此外，毛泽东还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代表中央政府，出席、指导多个群众团体的成立大会，以及各种群众集会和庆典活动；接受《红色中华》记者采访，发表重要政见。他还受命筹建培养政府干部的苏维埃大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应邀到红军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工农剧社等处演讲，更是家常便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其时的毛泽东虽然常常在党内挨批，但并没有因此靠边站，还是得到相当高的组织信任、群众拥护，还是有广阔的舞台供他施展才华。他在苏区的政权、经济、文化、武装等各项建设方面都有所建树和贡献。他的理论探索和实际工作，也得到了一定的尊重与肯定。
在革命工作上，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非孤掌难鸣
毛泽东在瑞金时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非孤掌难鸣。党的其他高级干部乃至“左”倾错误代表人物博古，也与毛泽东有不少相同见解。这也正是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能在苏区时期初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党内而言，毛泽东也罢，博古也罢，他们及各自代表的一部分人，终归都是共产主义者。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论信条，造成了他们合作共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相关政策策略上，必然有共同之处。毛泽东本人就说过：
“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当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使）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
不妨拿毛泽东和博古在几个问题上的言论作番比对，看看彼此间是不是一致或相近。
关于民族解放道路。毛泽东在二苏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苏维埃应当成为全国民众反帝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政府只有用尽一切力量使民众明了当前的危机与国民党的罪恶，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的提高，才能顺利地执行自己神圣的任务——以民族革命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博古在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三个月后撰文指出：“要救中国民族，要把中国民族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没有别的希望和道路，只有人民自己的团结，自己的组织，武装自己，推翻国民党政治，建立自己的民众政权，在自己的政权领导下，进行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这里所说的“民众政权”，博古已点明是苏维埃政权。
关于革命战争的伟力所在。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博古强调：“苏区劳苦群众积极性的增高……一切愿意牺牲为着革命战争的热烈情绪是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今后更伟大的胜利的出发点。”
关于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即策略）。毛泽东指出：“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博古认为：“查田运动中，目前最切要的是要执行中央局决议中所规定的明确的阶级路线，我们要依靠雇农贫农，坚决地消灭地主阶级，削弱富农，然而我们的火力决不能一丝一毫地侵犯中农——侵犯中农是不可宽恕的错误，我们要经过查田运动去更加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巩固中农对无产阶级的信任。”
关于经济建设。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这些意见是不对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博古也认为：“为着保证战争的胜利，初步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是绝对需要的。有些同志以为在内战的环境中谁要提出经济建设的任务等，那便是‘和平建设’，那便是机会主义。又有些同志以为经济建设是今天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任务，它是高于一切的。我想这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地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经济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鼓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博古认为：“在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一切设施与政策（经济政策包括在内）应该从严格的估计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出发，从苏维埃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实质出发，从巩固无产阶级与基本农民群众在反对帝国主义土地革命中的革命联盟及巩固与加强在这个联盟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出发。”因为苏区在经济上比较落后，没有重要的工业中心，“所以过早的（实行）社会主义的办法是更加不能容许与更加有害的。一切关于‘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创立’及‘消灭富农’，等等的空谈，不仅是今天没有能力完成的乌托邦，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半托尔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之重复”。在没有任何可能来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情况下，“用不着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是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要“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利用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经济地位以造成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前提和优势”。
此外，在改善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密切党和苏维埃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一切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以及反腐倡廉、艰苦奋斗等反映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博古及“博古们”，就更无二致。
以上事实表明，至少在革命工作上，毛泽东还不至于成为孤家寡人，也不至于无端成为同志、战友攻击的靶子。
揭秘毛泽东在瑞金的真实处境
2012年01月07日 09:53:2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新华微博




普遍认为，1931年至1934年（其时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扎瑞金，史称“瑞金时期”），是毛泽东身处逆境的时期。此时他虽然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却是个有名无实的“加里宁式”（加里宁：俄国革命家，从十月革命到去世，一直是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的角色。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有著作对毛泽东的这段境遇则有如下总结：“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事情果真如此吗？毛泽东那时的真实境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毛泽东在瑞金时期受了几次大的批判，但他并没有因此靠边站，仍有许多发挥其才华和作用的舞台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上受了不指名的批评，但在组织上并未受到任何处理。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一苏大时，仍然代表苏区中央局作政治报告，如期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按照赤色中国的军事领导体制，他因此也拥有对红军军事行动的决策指挥权）。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宣布起义。此前，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此事的前景与安排；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详细询问兵暴的准备情况，并予以指示。此后，毛泽东以上述双重身份，负责指导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后，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时断时续，至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彻底失去这一职务。但他还有中革军委委员的头衔。红军攻打赣州失利，中革军委从前方急电，请毛泽东暂停在瑞金东华山的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虽然事前曾极力反对攻打赣州，但他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为解赣州之围出谋划策，立下大功。赣州撤围后，他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率红一、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后改称东路军）行动，取得龙岩、漳州大捷。东路军回师赣南两个月后，毛泽东复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身份，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毛泽东请病假到后方休养4个月后，于1933年2月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这算是名至实归了。此前，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一直由副主席项英实际主持。到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止，毛泽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是有职有权的。
毛泽东不仅主持了临时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领衔颁布了临时中央政府的各项法律法令与制度，而且主持、主导了中央苏区一系列重大会议和中心工作。如武阳赠旗万人大会、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以及相应的查田运动、选举运动、经济建设运动等。在这些会上，他都作了主题报告或重要讲话。二苏大上（此时他在党内职务已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更是独领风骚，不单致了开幕辞，还用两天时间作了长篇（4万字）政府工作报告，又就代表讨论报告的情况作了结论。大会闭幕时，他还致了闭幕辞。另外，会前，他在二苏大阅兵典礼上讲了话；会中，又由大会主席团推举向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向扩红运动优胜单位授奖。这一切，使得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党内和工农群众以至共产国际心目中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代表的地位。他的各种报告、讲话、文章，赫然刊登在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刊——《斗争》、《红色中华》上，红军总政治部的《红星报》也刊登他的文章，因此彰显和宣传了他的执政理念与主张。如：“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由于毛泽东的呼吁和努力，政府工作在苏区一切都要服从、服务于战争的大前提下，得到空前的突显、提升和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中央苏区工作因而不断形成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反腐倡廉、查田、选举及扩红的一个个高潮，并且取得很大成绩，为中共治国安民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了大批骨干和人才。
此外，毛泽东还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代表中央政府，出席、指导多个群众团体的成立大会，以及各种群众集会和庆典活动；接受《红色中华》记者采访，发表重要政见。他还受命筹建培养政府干部的苏维埃大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应邀到红军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工农剧社等处演讲，更是家常便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其时的毛泽东虽然常常在党内挨批，但并没有因此靠边站，还是得到相当高的组织信任、群众拥护，还是有广阔的舞台供他施展才华。他在苏区的政权、经济、文化、武装等各项建设方面都有所建树和贡献。他的理论探索和实际工作，也得到了一定的尊重与肯定。
在革命工作上，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非孤掌难鸣
毛泽东在瑞金时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非孤掌难鸣。党的其他高级干部乃至“左”倾错误代表人物博古，也与毛泽东有不少相同见解。这也正是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能在苏区时期初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党内而言，毛泽东也罢，博古也罢，他们及各自代表的一部分人，终归都是共产主义者。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论信条，造成了他们合作共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相关政策策略上，必然有共同之处。毛泽东本人就说过：
“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当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使）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
不妨拿毛泽东和博古在几个问题上的言论作番比对，看看彼此间是不是一致或相近。
关于民族解放道路。毛泽东在二苏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苏维埃应当成为全国民众反帝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政府只有用尽一切力量使民众明了当前的危机与国民党的罪恶，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的提高，才能顺利地执行自己神圣的任务——以民族革命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博古在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三个月后撰文指出：“要救中国民族，要把中国民族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没有别的希望和道路，只有人民自己的团结，自己的组织，武装自己，推翻国民党政治，建立自己的民众政权，在自己的政权领导下，进行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这里所说的“民众政权”，博古已点明是苏维埃政权。
关于革命战争的伟力所在。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博古强调：“苏区劳苦群众积极性的增高……一切愿意牺牲为着革命战争的热烈情绪是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今后更伟大的胜利的出发点。”
关于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即策略）。毛泽东指出：“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博古认为：“查田运动中，目前最切要的是要执行中央局决议中所规定的明确的阶级路线，我们要依靠雇农贫农，坚决地消灭地主阶级，削弱富农，然而我们的火力决不能一丝一毫地侵犯中农——侵犯中农是不可宽恕的错误，我们要经过查田运动去更加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巩固中农对无产阶级的信任。”
关于经济建设。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这些意见是不对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博古也认为：“为着保证战争的胜利，初步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是绝对需要的。有些同志以为在内战的环境中谁要提出经济建设的任务等，那便是‘和平建设’，那便是机会主义。又有些同志以为经济建设是今天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任务，它是高于一切的。我想这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地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经济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鼓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博古认为：“在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一切设施与政策（经济政策包括在内）应该从严格的估计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出发，从苏维埃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实质出发，从巩固无产阶级与基本农民群众在反对帝国主义土地革命中的革命联盟及巩固与加强在这个联盟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出发。”因为苏区在经济上比较落后，没有重要的工业中心，“所以过早的（实行）社会主义的办法是更加不能容许与更加有害的。一切关于‘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创立’及‘消灭富农’，等等的空谈，不仅是今天没有能力完成的乌托邦，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半托尔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之重复”。在没有任何可能来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情况下，“用不着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是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要“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利用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经济地位以造成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前提和优势”。
此外，在改善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密切党和苏维埃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一切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以及反腐倡廉、艰苦奋斗等反映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博古及“博古们”，就更无二致。
以上事实表明，至少在革命工作上，毛泽东还不至于成为孤家寡人，也不至于无端成为同志、战友攻击的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