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城市广场楼盘: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成一潭死水 信用体系面临崩溃

http://news.hexun.com/2012-01-06/137026635.html

叶静宇

　　2012年的元旦，林建海过得异常艰难，整整两天，他一遍遍拨打着电话，联系了20多个民间借贷组织，希望获得资金援助，但回答他的永远是：没钱。

　　在他看来，去年发生在温州的民间借贷风波，最大的影响是破坏了温州的民间信用体系。而这个体系，正是“温州模式”赖以生存并发展的根基——无论是目前仍大量存在的家庭作坊式的小微企业，还是已经成长为上市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几乎都建立在高度活跃的民间借贷基础之上。

　　危机传导

　　据温州市去年10月底的消息称，中小企业主“跑路潮”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实际上，最近两个月来，温州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去年12月，背负35亿元债务“出走”到罗马尼亚的上海星宝集团老板池万明，继10月被瑞安市政府派出专人接回后，又被传出于近日再度跑路。据现已登记的资料显示，其债权人总金额达25亿元，银行借款超过了10亿元。

　　以时下4分利息计算，25亿元民间借贷，池万明每个月光利息就要支付1个亿。据池万明的债权人吴先生称，池万明拥有瑞安上海商会执行会长等多个头衔，星宝集团旗下企业还成为世博会中国馆的参建单位，因此在借钱时对池万明的还债能力深信不疑。

　　根据当地媒体统计，进入2011年11月份以来，温州再现老板负债承受不了压力跳楼、跳江、跑路等事件。仅11月8日至13日，就发生了1人跳楼、1人跳江、2人注射毒品自杀等。截至12月底，温州老板跑路、企业关闭或停产的事件已经由10月初的93起增至140多起。

　　而种种迹象也显示，牵涉到这些企业的担保公司、民间借贷机构，正成为第二波“跑路潮”的“主力”。

　　11月8日凌晨，“掮客”童小陆在其住所被发现跳楼身亡。据了解，童小陆于2011年年初起从银行、朋友、邻居等处筹款上千万元，再以较高月息贷出，因上家跑路、亲戚朋友上门逼债，童小陆在家中跳楼自杀。

　　11月13日，温州开担保公司兼贸易进出口公司的法人代表林建平、季中芬夫妇在家双双注射海洛因自杀。据初步调查，他们以每月支付3-6分的高利息向民间借贷1000多万元，因得不到银行续贷、无力支付民间巨额借款及利息而自走绝路。

　　在温州，除了几十家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外，还有1000多家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等类金融机构，像银行一样“揽储”、放贷，赚取差价。温州市担保协会会长郭炳钞表示，目前温州担保公司在银行的担保余额共有100多亿元。一些企业主的出逃，已造成了较大的金融风险。

　　面对愈演愈烈的企业资金链危机，尽管政府颁布了多项解救措施，但仍显乏力，也是危机难以平复的原因之一。

　　去年9月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负债较高的企业寄希望于以债转股的方式重组使得企业重新振作起来，但困难重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重组方的资金注入，最终仅能满足民间债权人的高息利息，对企业实体的帮助微乎其微。

　　温州当地一位官员认为，虽然温州出台了多项救助措施，对小型、微型企业给予财税扶持，但企业困局可能会持续到2012年一季度。

　　此外，针对温州目前正在推行的金融改革，作为资深的业内人士，方培林指出，改革中针对民间借贷的多项举措仍浮于表面，实际上离真正的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政府设立了民间借贷登记中心，但如果没有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共同加入这个体系，登记中心根本起不到任何有效作用。”

　　信用体系崩溃

　　在这样的局面下，温州的民间借贷陷入“冰冻期”。

　　林建海在温州龙湾经营着一家皮革厂，年产值3000多万元。临近年底，他手头一笔1000万元的银行贷款快到还款期限了，2012年2000万元的订单也需要30%的预付款。连着两个多月来，林为此四处筹钱，只凑到300万元。“以往年前这段时间，拆借1000万元资本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今年却让我急得头发都白了。”林有些沮丧地说。

　　方培林说，民间并不缺资金，问题是大家都不愿意再承担风险往外借钱了。

　　陈百霖是温州一家电器代理公司的负责人，2010年6月，一位朋友向他借钱100万元，月息1分5，借期一年。一年后，陈百霖向朋友要钱，朋友才承认把钱转借给了一家民间借贷机构，但那家机构的负责人不久前刚跑路了。

　　直到11月，陈百霖才拿回100万元本金。当问及以后还会不会借钱给别人，陈百霖回答：“如果是亲人们买房子、结婚、治病，就可以借；但如果是转借给别人，那肯定是不会了。”

　　陈百霖的这种想法现在在温州非常普遍。

　　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指出，不是现在才有这种现象，以往已经出现过，但是现在更为严重。

　　方培林认为，温州民间信用体系在这场危机中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是对温州未来经济最大的影响。

　　影响甚至已经扩大化，社会普遍失信现象也给广大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一项调查显示，89.3%的企业受到不信守合同的伤害。

　　在温州主干道车站大道一处红瓦白墙上，几行喷涂的大字十分醒目：“信：言必信，人无信而不立；信誉是金，信者令人推心置腹”，“诚：虔诚、忠诚、坦诚，诚者自成也。”

　　温州人曾经以这句话引以为豪，但如今读来却不免有些尴尬。

　　林建海回想创业之初，他自筹9万元，又高息借了3万元，开始创办皮革厂。“头天晚上一说，第二天一早邻居就把钱送过来了，不需要立字据，连利息也是口头约定的。”之后，林建海又多次从亲戚朋友处借款加大投入，同样不用立字据。“最多一次，我一个在上海炒楼的亲戚借给我1200万元，打个电话就把钱转过来了。”

　　但这样的年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内忧外患

　　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背后，实质是温州中小企业经营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

　　温州中小企业所处的境地，一方面是外需萎靡、内需不热、汇率波动、通胀高企，另一方面是温州中小企业多以加工贸易型、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不高。两方面原因叠加，导致企业订单特别是长单减少，而原材料、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企业利润受挤压，经营负担加重。

　　不少中小企业抱怨，现在做内单的利润只有10%，外单更低，只有5%，仅够还贷款利息。如果汇率再有起伏，那企业基本上就是“赔本赚吆喝”。

　　除此以外，据周德文称，中小企业的综合税收达到40%以上，除了税以外，在中国还有很多行政性收费，牵扯到18个部门，69种收费，这是中小企业生存很困难的原因之一。

　　比如，各种税费加上企业为职工缴纳的“三险一金”，几乎占到企业利润的一半。沉重的税负进一步压缩了企业利润，小微企业痛楚尤深。

　　而今的信用之殇，更影响到实体经济的运作。

　　温州洪城电子的总经理杨贵说，以前外地供货商对温州企业都很信任，货到付款，或者推迟一段时间结算都没问题，而现在，很多供货商的要求是款到付货，而且要全款。

　　方培林认为，此番温州信用之殇，需要时间来抚平，信用、信心之重建，保守估计也至少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而业界有关人士则预计将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重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不久前提出，温州信用体系应以此为契机告别“熟人社会”的民间信用，建立“现代信用体系”。李扬认为，温州的民间金融信用已经崩塌，建立法治化的现代信用体系是温州经济、温州模式的唯一出路。

　　马津龙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修炼内功。“就企业方面来讲，目前我国企业无论是在立信（建立自身信用、诚信经营、提高融资能力），还是在征信（征集他人信用、防范外部风险）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

　　温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温州既有商业精神中最先进的基因，也有传统文化中最落后的劣根。此次债务危机以及业主跑路事件，是对温州长期以来推崇的“熟人社会”规则的一种否定。在他看来，“熟人社会”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温州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温州必须在陌生人社会中谋求现代诚信的建立。他认为，这才是信用恢复与重建的根本。

　　新闻背景

债务的另一头（兼谈股市真相）
    时寒冰

    欧债危机的恶化，引发国内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担忧。
　　每当谈及国内的债务危机，就会有专家拿国际上通行的负债率、外债清偿率等指标，来证明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放下中国巨额隐性债务及这些债务会否引发危机这些问题不谈，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是：即使不发生危机，持续累加的债务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危险性。
　　债务的一头是政府投资。众所周知，近年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正是由于政府主导的大项目、大工程的密集上马，才导致了债务的快速累积。问题是，这些投资是否都有必要？这些投资是否经过了充分的科学论证？这些投资的社会效益是否达到了预期？这些大工程的质量是否得到保障？
　　当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常常会发现，答案并不令人欣慰。比如，日本新干线建造以前，仅论证等前期工作，就长达6年，而国内的一些项目仅仅某些人一拍脑壳就匆匆上马。
　　债务的另一头是消费。当投资足够大的时候，必然挤压消费。我们知道，政府并非一个盈利机构，其投资来源无非是税费收入、发货币、发债等等，尤其前两项，很容易压缩民众的收入，稀释民众的财富，不仅导致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逐步下降，还会导致整个经济结构走向畸形。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欧美股市即时在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仍然比中国股市走得好。一个被忽略的根源性问题是：欧美是消费拉动经济的国家，要想保持旺盛而持久的消费力量就必须实现民富，就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包括股市）让民众受益，通过各种方式增加民众的福利。而中国是政府投资拉动型的国家，要投资就必须多方筹集资金，或增加税收，或增发货币或从股市吸钱。这是由中国经济的错误定位和畸形的增长方式所决定的。因此，中国股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显然，债务并非到了引爆危机的时候才有害，在它形成的过程中，就已经在对民生、对消费造成挤压效应。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年来投资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就会发现这种挤压效应是如此分明。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投资占GDP的32%，到2009年，已上升到了47%。而同期我国消费占GDP比例则一路下行，从50%一直下降到2008年的35%。消费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美国则高达76%左右。
　　上大工程、大项目，是地方政府求之不得的。一方面，可以加大GDP增速，累积个人政绩，便于今后的升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滋生出各种各样的腐败。有些工程项目甚至就是为个人谋取私利量身定做。
　　有了这两大推动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是何等强烈。为了投资，他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从1月4日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报告中不难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不惜违规为464.75亿元债务提供担保，而融资平台公司更是违规抵押或质押取得债务资金731.53亿元。当地方政府不惜通过违规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做大投资，就容易导致债务更快地扩张。
　　欧债危机的源头是高福利，是过度关怀民生所致，这种危机对民生的伤害很小，而中国式债务危机隐患的源头，则是投资，是蚕食民众福利的，这种债务一旦累积到引爆危机的程度，则会对民生构成重大伤害。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更应该对日渐累积的债务问题抱以足够的警惕。（注：原文发表于2012年1月5日的《上海证券报》头版，画线部分在发表时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