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行：刘伯承向华国锋提出过特殊遗嘱吗？
----从纠正几个史实引出的对往事的回忆
刘太行
按：刘伯承之子刘太行2006年7月公开发表文章，澄清刘帅从未有过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并“希望各媒体不要再以讹传讹，要正确地对待历史”，但他的文章媒体转载的极少。相反，媒体以及网络依然乐于转载《鲜为人知：刘伯承留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之类的文章，《光明日报》2008年4月22日仍然在转载，今年各大网站铺陈渲染就更多了。
近一段时间，有些媒体以讹传讹，发表了一些不合史实的文章。如６月８日《春秋》周刊刊登的“太行老区－－邓小平的第二故乡”(作者尚荣生)一文，即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一、毛主席召刘伯承回延安一事，根据历史记载，１９３７年９月３０日至１９３８年１月６日这段时间，刘伯承未回过延安，他回延安的时间是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因而与毛主席的谈话没有发生过。
刘伯承同志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谨慎、认真，对事业极端负责任，不随波逐流，而这个特点是建立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不了解的情况除了尽力去了解外，从不表态。刘伯承同志是１９２３年受伤的，在四川养伤，熊克武以升官为诱饵，请他出山带领部队，他回绝了，因为他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认识到他们的本质。后来四川共产党领导人吴玉章、杨（门里面一个音）公请他参加共产党，因为他当时不了解共产党，所以他没有立即答应，只是愿意随吴玉章出川，到贵州、湖南、上海、北京和广州考察，考虑成熟后，于１９２６年５月才决心加入共产党。在邓小平担任１２９师政委前，他没有与之一起工作和生活过，他是不了解邓小平的，他不可能提出让邓小平当１２９师政委。
二、大家都知道，刘伯承同志是在３０１医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过谁来当追悼会主持人的问题。父亲逝世当天下午我急匆匆赶到医院，上电梯时，碰见了温家宝同志，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我进入客厅时，杨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后来洪学智同志也来了。杨尚昆对温家宝说：“刘伯承同志的追悼会，中央要研究，刘伯承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也是很有影响的人。”这时我听见哭泣声，一看是卓琳阿姨来了。显然她是代表邓小平同志来的。
关于追悼会的事，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办的,刘伯承是我的父亲，但他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生行为规范、慎密，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是按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我们作为刘伯承同志的亲人，在开追悼会这个问题上，一直遵循刘伯承同志的遗志，所以追悼会从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如果说刘伯承有遗嘱的话，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些好事。”
三、我的名字叫刘太行，是１９２９年３月在山西辽县出生的，我出生时，父亲刘伯承不在妈妈身边，他写信给妈妈给我起名叫“太行”，后来他告诉我：根据我家的家谱，你是太字辈，又生在太行山，所以起名“太行”。
那时邓小平与卓琳还没有结婚，他们是１９３９年９月结婚的，第一个孩子是１９４１年生的，叫邓林，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胖胖是１９４４年出生，也生在辽县。关于胖胖取名一事，尚荣生的文章中说：那是１９４５年的一天，闲聊时，卓琳对邓小平说：“咱们的孩子快两岁了，总叫胖胖可不行，该取个名了。”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也给儿子取名叫‘太行’吧，‘邓太行’。”刘伯承在旁边笑了起来，邓小平觉得不妥，师长的儿子已经叫刘太行了，于是对刘伯承说：“不能都叫太行，师长，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字。”
我是１９４０年１１月从太行山出发，由徐向前和杨尚昆带到延安，交给朱德同志带养，我叫朱德为朱爸爸，后来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父亲回到延安，把我接回家，我很不习惯叫爸爸，而叫刘爸爸，１９４５年夏季父亲又到太行山，把我又交给了朱德同志，一直到１９４６年４月从延安来到河北省邯郸市，那时我是第一次见到邓胖胖，当时他两岁左右，只有这一个名字，根本没有“邓朴方”这个名字。
下面我讲讲邓朴方名字的来由：那是１９５０年，重庆已经解放了，胖胖也该上学了，一天胖胖找到刘伯承家，他说，我要上学了，我爸爸请刘伯伯给我起个名字，刘伯承考虑了良久，他认为，中国人有个习惯，孩子上学前应该父亲给起个学名，那就要按胖胖这个小名来起学名，胖的声母和朴的声母是一样的，胖的韵母和方的韵母是一样的，因此就构成了“朴方”两个字，既体现了父亲给亲生儿子起名的传统，又寄托了刘伯承对下一代的期望，希望孩子朴实、方正，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同志调到北京工作，我父亲在南京工作，我当时在北京读中学，就把我交到他们家，卓琳是我的监护人，她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对我像对他们的孩子一样，我上中学时害了一场重病，至今还记得，卓琳阿姨在给我妈妈打电话时的那种凝噎神态。
前几天我才知道，解放后工程兵副司令王耀南的儿子也叫太行，如果非说谁抢谁的名字，依我看，我们都抢了太行山的名字－－老区的名字，大家都占了老区人民的光，是老区人民养育了我们。我对老区是很有感情的，自从退下来以后，我每年都要去老区－－太行山，看到老区的变化，我从心眼里感到高兴。但是，也有不少不正之风侵袭着部分干部，例如，Ｘ县设了一个１２９师司令部旧址，我参观若干次，当然，司令部旧址体现共产党、八路军抗战的精神是主要的，但是在那个院子里，把首长的住房的位置变了，我告诉他们：“搞错了”，他们不予理睬，后来我妈妈也去了，告诉他们：“你们搞错了”，他们还是不予理睬，过了很久他们才承认错误。
笔者借此回忆的一些往事，一方面可以再次重温革命先辈们的奋斗历程，另一方面也希望各媒体不要再以讹传讹，要正确地对待历史。
来源： 2006年7月20日《人民政协报》
附录：《鲜为人知：刘伯承留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光明日报》2008年4月22日）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刘伯承虽然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实际已经赋闲了。
赋闲未敢忘忧国。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冲天而起。他把陈毅叫到家里来问情况。
刚听到陈毅下车的声音，刘伯承就摸索着迎到书房门口：“是陈老总来了吧？快讲讲，城里怎么样了？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了得！还有贺胡子，你这几天见到他没有？小平同志的情况怎么样？”
陈毅不想谈这些烦心事，岔开话题问：“怎么样，老同乡，最近身体可好？”
刘伯承摇着头，叹息着说：“不行喽，啥子也看不清了。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好。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嘛！”陈毅心里窝火，语气也冲，说完往沙发上一坐，重叹一口气。
刘伯承与陈毅心灵相通，他明白挚友的感受，接过话：“就是我们又瞎又聋了也不成，我们还有一颗热心呀！你还是说说小平同志的情况吧。”
陈毅说：“小平的日子不好过，林彪、江青给他安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帽子，看样子，凶多吉少。”
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
不久，邓小平被打倒，后流放江西。刘伯承基本上闭门不出，偶尔到陈毅寓所串串门。
1972年1月6日，陈毅不幸离开人世。噩耗传来，刘伯承精神上遭到巨大打击，沉浸在撕心裂肺的悲痛之中。这时，他已年届80，左眼完全失明。在秘书的搀扶下，他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已经响起。他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再亲眼看看老友的遗容。他颤巍巍地走近床边，俯下身子，用手一寸一寸地抚摸着陈毅的遗体，从清瘦的面颊到腹部。嘴里一遍遍地呼唤：“陈老总呀，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呀！”
此情此景令在场的护理人员无不潸然泪涌。就在这时，他更加思念自己的老伙伴邓小平。
1973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思维能力。两年后，他又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尽管多年来，刘伯承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但邓小平1975年再次面临被打倒时，从北京传出一个政治消息，无翼而飞，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各个角落：刘伯承说，“我死了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围绕解放邓小平，中国政坛再次传遍了刘伯承的遗嘱。这次是日本学者首先披露，然后流传一时。日本学者竹内实等人撰文说：刘伯承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刘伯承的预言没有落空，人民选择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作为自己的领袖。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终于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7天后，中央在京西万寿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那天，邓小平率全家子孙最先来到灵堂。
卓琳与刘帅的夫人汪荣华抱头痛哭。
邓朴方摇着轮椅来到刘伯伯面前，给这位自己的老前辈送别。
邓小平向刘伯承三鞠躬，然后长久地伫立在遗体前，凝视着，深思着，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是跨越了时空的宣泄，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酝酿。它是圣洁的祭礼，献给师长和战友。几乎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有的军队高级将领，还有仰慕一代元帅的各界人士都来为刘伯承送行。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追悼大会由他同行近半个世纪共同打下新中国的老搭档邓小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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