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中携了几本书，其中之一是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来时在书架上徘徊一阵，最终拿了这本。对，就是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的那一本。路 上 首先拿了这一本读，试着读一读那些他的专业作品，实在无法读下去，如《武瞾与佛教》诸篇。于是只好翻已读熟的那几篇，即《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 铭》、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又读了其他几篇，如《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刘叔雅庄子补正序》、《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杨树达论语 疏证 序》、《陈述辽史补注序》、《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诸篇。
陈寅恪的文字，有两大特点。一是贵族气浓厚，典雅隽美，近世诸人，无出其右者。二是士大夫情怀浓郁，考证不厌其烦，然不忘论述学风及学术大势诸问题，大开 大阖，颇具名士风度。这两点十分吸引我。因此即使对他所研究的所谓“不古不今之学”一点看不进去，但我还是乐于过一段时间读一些他的文字，颇可 长读书人之自尊与骨气，读后使人有为学之立志。
陈寅恪之最大特点，应属其无处不在之卓然自立的气质。此种气质，贯穿陈寅恪一生，名世以此，受难亦以此。其卓然自立，没有丝毫的动摇，没有丝毫的卑怯， 没 有丝毫的不自信，没有丝毫的假惺惺。这种风度，实为近世所仅见。盖陈寅恪以传统之士大夫与新潮之知识分子自居，并联络中国传统学者与近代新潮学者之精 神于 一身，浑然一体，气质自成。
以下略录我所阅过陈寅恪文字中印象较深者，以证余之论：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 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 之 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 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 章。先 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 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着闻于世。先生少日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 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 于 南 北 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缀。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 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 之 域。与 彼假 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 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 学。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有 清一代经学号称极 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论者辄谓爱新觉罗氏以外族入主中国，屡起文字之狱，株连惨酷，学者有所畏避，因而不敢致力于史，是固然矣。然清 室所最忌讳者， 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其他历代数千岁之史事，即有所忌讳，亦非甚违碍者，何以三百年间史学之不振如是，是必别有其 故，未可以为 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夫 义理词章之学及八股之文与史学本不同物，而治其业者又别为一路之人，可不取与共论。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 为考据之 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所 差异 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 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 谨愿之人 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 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阅寡少 及解释无定之 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 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话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 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往 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 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 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 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 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洁。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 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 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 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 振也。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
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凡着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 下 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 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 与对 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 之是非 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 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 今日所得 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 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 无意之间， 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 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 学者也。所着 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 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 古书古字，绝无 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 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 今欲求一中国古代 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 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 材料，亦具通识，请 略言之。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 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 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 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 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 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 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 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 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 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断断致辩于其横切方面。 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 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彰者 也。若推此意而及于中国之史学，则史论者，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 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 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 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 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 沦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 论也。今日取诸人论史之文，与旧史互证，当日政治社会情 势，益可藉此增加了解，此所谓废物利用，盖不仅能供习文者之摹拟练 习而已也。若更推论及于文艺批 评，如纪晓岚之批评古人诗集，辄加涂抹，诋为不通。初 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后读清高宗御制诗集，颇疑有其所为而发。此事固难 证明，或亦间接与时代性有关，斯 又利用材料之别一例也。寅恪承命审查冯君之作，谨 具报告书，并附着推论之余义于后，以求教正焉。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曩 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 与 近 四 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繋。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 将来 必循 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 遏。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捡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
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贻，庶可共相策勉云尔。
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
——《赠蒋秉南序》
我 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 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 罗家伦，是二陈（ＣＣ）派 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 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 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 而言。必须脱掉“俗谛 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 无错误，这是可以商 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 个人之间的争吵， 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 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 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 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 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 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 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 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 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 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 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 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对科学院的答复》
2010年11月26日夜于长江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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