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信的歌:阻止他人创造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

阻止他人创造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
　　
　　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是：1、创造精神财富；2、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而且’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此话极为痛切。观诸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闪亮登场可谓咄咄逼人。可是指点江山三十载之后，或黯然出走，终老海外；或甘心为“驯服工具”，脱掉知识分子的外套换取意识形态官员、技术官僚的资格；或陷入无穷无尽的自我否定，甚至遭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其实，“向来比较出色”的“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根性，由来已久，不容小觑。
　　
　　根源还是要从“新文化”运动说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始于洋务运动的求器用，一变为立宪派的求制度，再变为倡导文化革命。凡此三变，关注的重心越来越靠向精神层面的形而上，乌托邦理想顺势而起，整体救赎的幻想与“牺牲—献祭”的准宗教狂热极易泛滥。而这场催生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运动是在激烈的新旧交锋中展开，形成了立场优先的敌我意识，外在表现为“打倒”、鼓吹破坏流血，你死我活的暴力语言风格。同时，虽然是所谓“文化”运动，其根本的问题意识却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政治，泛政治化的倾向势所必然，以政治标准遮蔽专业领域的学术标准、艺术标准被视为当然。而崛起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继承的就是这样三份遗产：准宗教意味的乌托邦狂热；立场优先的敌我意识；人文学术领域的泛政治化。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从诞生伊始就只是一个风格相近、起点相似的人群，而不是一个现代学术共同体——缺失了学术独立性与现代人文价值观的价值观共识底线。“创造精神财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的矛盾由此而来。
　　
　　“民主与科学”的旗号、以及自由、个性等口号一时为新文化各派所尊奉，形成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短暂联合，给后人造成了这一群体具有价值观共识底线的幻象。然而，陈独秀心目中的民主和胡适心目中的民主从来都不是一回事。前者无非是把民主当作民萃话语煽动群众的包装纸，而后者指向的是现代宪政体制的社会状态。“德先生”的名号虽然一致，其方向近乎南辕北辙。所以，当“旧学”这个共同的敌人迅速消亡之后，两面的分歧凸显，以至于分道扬镳便是无可挽回的。胡适带领一干追随者从“革命”中出走，作为学院知识分子领军人物的胡适主持的文化学术建设不复疾风暴雨、你死我活的战斗姿态，而是培养兼容并蓄、笃实治学的专业精神。以至于鲁迅们把胡适“整理国故”当作一种背叛而愤怒。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领袖”，胡适在政治上则坚持现代宪政民主的改良主张，整体救赎、乌托邦理想的褪色也引发了昔日盟友的严厉批评。其实，胡适个人的学术主张从未脱离过“全盘西化”、否定传统的新文化底色。在胡适看来“整理国故”的学术成果未必尽和他本人的西化趣味，却是学术活动应有之义。胡适较为清晰地把个人所持的“正确意见”与学术活动组织者的责任区分，这是其民主价值观的体现。而站在他对面的鲁迅们看来，读旧书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其余免谈——“创造精神财富”与“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的分歧露出端倪。
　　
　　当然，在胡适和鲁迅之间，分歧还是思想观点上的，他们都没有借重组织、政府、领袖之类外力介入的意识。尽管胡、鲁二公都有激烈反传统的倾向，却都有着某种程度传统士林群体的身份认同，自觉不自觉地遵守并维持着这一传统群体的交往准则。两人和当时的政党势力皆有深厚的关系，但是不约而同地都与之保持距离和警醒。传统士林的“文人相轻”司空见惯，但是若引入宦官、外戚、军人等其他势力参与则必为士人不齿。胡适和鲁迅都保持了这种矜持自律。面对文化界的纷争，胡适的宽和包容、厚德载物毋庸赘言。而素以凛冽锐利示人的鲁迅在各色纷争中坚持以文人本色的笔墨之争，并不依傍唾手可得的政治资源，他所坚持的底线和胡适有着微妙的默契。胡适在晚年说“鲁迅终究是我们的同路人”，未尝不是因此而发。但是，这种源于传统的自律亦随传统的消逝而渐渐远去，强烈的敌我意识终于导致无所不用其极的后果无法挽回，这将在陈独秀的道路终点开花结果。
　　
　　从逻辑发展的一致性、必然性而言，陈独秀走的道路更符合新文化运动的风尚与方向。欲从口诛笔伐中消灭“反动”、“保守”、“落后”的意见何其难哉？于是，从文不如从政，执笔不如举枪。从书斋里的革命走向社会现实的鲜血淋漓，从语言暴力的批判到实体的消灭，宗旨与主义有了枪杆子的加护，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在暴力政治中一揽子解决，乌托邦理想唾手可得。“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从纸面的设想落于现实，不驯服的、不被规制的皆不允许。不仅反对者必须消灭，连不赞成、置身事外的自由也不容许。尽管陈独秀早早实践了“革命吞噬革命之子”的悲剧，但是这条不归路一发不可收拾，并且如磁铁一般吸引了“五四之子”纷纷涌入，而郭沫若在这一人群中的身影尤为高大。从陈独秀到郭沫若，这条道路何尝不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部分自觉自愿、摇旗呐喊走出来的呢？因此，1948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呈现出奇异景像。一面是，胡适们一本正经坚持学术独立性评选郭沫若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另一面却是郭沫若的奉旨讨伐自由知识分子的横扫千军。“创造精神财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分道扬镳的最后一幕就此终焉，而从此“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
　　
　　那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终焉，很大程度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知识分子引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打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灌输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开门揖盗，主动要求政治威权占领并统治一切专业领域，几乎贯穿始终，罕有抵挡者。用阿伦特的话讲“极权总有自我厌弃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之开道”。而郭氏实为这一群体在中国的典型之一。至万马齐喑的十年浩劫前后，郭氏真有些落寞了。数十年“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的努力修成了作茧自缚的正果——“文化界”彻底荒芜了，曾经荣耀一时的“文化班头”、“新文化旗手”当然也不值钱了，郭老从铜锤花脸的高音大嗓沦落为小花脸的陪衬调笑，确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晚景凄凉，其心态不问可知。但是，要从当中去挖掘什么失去尊严的辛酸泪，却是找错了方向——不待强权的剥夺，双手奉上自由，那还谈什么尊严呢？晚年郭沫若是无可挽回的没落了，可是从现代知识分子蜕变而来的意识形态官员还在文革中占据了要角，其中以姚文元的金棍子特别出彩，其棍法中依稀有着《斥反动文艺》的影子。
　　
　　郭沫若死后，遗嘱扬灰于大寨，这是他的最后一拜吗？终其一生，郭沫若不存在什么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因为他本来就不要自由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群体就是那样吊诡，有的争自由，有的守自有，有的恨自由，有的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