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见信采访发飙:赵元任、胡适与韦莲司：半世纪的友谊

　　在胡适的同辈人中，他最怜爱的人大概是徐志摩，最钦佩的是眼界宽广办事力超强的丁文江，最羡慕的则是赵元任。　

　　徐志摩、朱经农、曹诚英、胡适、汪精卫、陶行知、马君武、Eloise Ellery（瓦萨学院的历史教授，陈衡哲的老师）、陈衡哲（自左至右），1932年摄于杭州。此照片为瓦萨学院图书馆（Courtesy of Special Collections, Vassar College Library）所藏。　　 

　　停办了八十年之后，北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今年又恢复了。1925年该院初成立的时候，聘请了“四大导师”，一时成为佳话。四人中的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大家耳熟能详，赵元任这名字则可能已经有点陌生，有些读者也许仅仅知道他是语言学家，是《叫我如何不想他》的谱曲人和《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中译者。赵元任与胡适很要好，我有幸见过他，这几年和周质平合作用英文撰写胡适与韦莲司的一段跨国恋情，搜集资料时特别注意赵元任。出书后（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偶然在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图书馆的赵元任档案中，看到他的日记以及他写给韦莲司的信，对他们三人间的友谊，对赵元任本身都有深一层的了解。（韦莲司1959年把赵元任早年寄她的信奉还，现存在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Bancroft图书馆珍藏的赵元任档案，见第21 箱“Old Letters Clifford Wms”；赵元任1915日记见第24箱；1955年日记见第36箱。） 

　　胡适和赵元任1910年同考上第二批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同就学于在纽约州北部绮色佳小城的康乃尔大学。 胡在他的留学日记上说：“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赵则视胡为知己，欧战爆发后罗素因反战被驱逐出英国剑桥大学，赵接到消息马上写信给胡为这事嗟叹。 

　　赵的童年比胡幸福得多。他是宋太祖的直系后裔，小时在祖父做知州的各处衙门长大，有专门看顾他的老妈子，回忆中充满童趣。他虽然十二岁时父母双亡，但家境富裕，仍得伯母姨妈的照料，这对天分极高的孩子未尝不是好事，少了许多心理上的压力。胡则长在人事复杂的环境里，三岁时在台湾做知县的父亲去世，死因不明。识字不多的母亲是父亲第二次续弦的妻子，在与她年龄相若的前妻儿子媳妇间唯恐唯惶，用一块豆腐都得记账，她把所有的心血和指望放在自己唯一的儿子身上，从小就要求胡做个完人，让胡承受莫大的压力。 

　　赵小时候虽然频频搬家，但一直被笼罩在家人的爱护中，使他有一种贵族传统，不太在乎别人怎样想，我行我素的习性；因孩提幸福，故特别珍惜“平常过日子的滋味”，自传里有一大段企图捕捉这种平常滋味（见《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学林出版社，1997）。胡成长的环境则养成他对人事特别敏锐，随时保持高度警惕，然而这种长期苦行僧性的约束一旦放松，便一发不可收拾。早在1921年一个聚餐上，也是胡留学时的朋友郑莱替胡看手纹取乐，说他可以过规矩的生活，但也能放肆，他当天日记上就说外人很少知道他容易沉溺的弱点。 

　　赵胡两人的悟性是相当的，都思路敏捷，记忆性过人，可是赵按部就班所受的正规教育比胡强得多了：不但有很好的家塾老师，还有祖父亲授他《大学》，父亲教他《尚书》、《左传》，母亲教他作诗填词唱昆曲，赵家连丫头都会做诗。他十四岁进新式学堂开始学英文、代数、几何，十五岁考入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便学物理化学等， 英文和生物是美国人教的，在课堂上观察过死狗被解剖。他到北京应考在堂姐家有三个月从容的准备，无怪乎上榜第二名。以后到了康奈尔，很多年保持该校有史最高平均分数。反观胡十三岁自安徽家乡到上海共上了三所学校，到处跳班却都没有毕业，许多时候在搞学生活动，办刊物，教课赚钱。他到北京应考的盘缠是靠热心朋友凑齐的，他在七十二位上榜的人中名列第五十五。 

　　胡与赵在康奈尔先后选择了哲学课，同对基督教有浓厚的兴趣但没有入教；有不少共同的中外朋友。赵和数位康奈尔同学于1914年组织科学社出版《科学》月刊时，也邀请胡参与。《科学》创刊号次年元月在上海发行，是中国第一本综合性科学刊物，1951年才停刊。很多重要科学成果都发表在《科学》上，在中学打杂的华罗庚是在《科学》 崭露头角后被清华大学录取的。为了维持《科学》的经费，赵有一时期省吃节用竟病倒了。经胡提倡，《科学》一开始就有新式标点符号，比《新青年》还早，不久便全使用白话文。 

　　赵与胡两人都被长辈定了亲，有未曾谋面的未婚妻，但到了男女可以自由交往的美国，十来二十岁的人自然对异性有兴趣，结识几个“发乎情止乎礼”的女友。赵元任自传说他与某好友的未婚妻出外看戏等，回来会有某种激动，当然没对女方表达；胡留美时未婚妻江冬秀早就到他家服侍他的母亲，令胡最不满的是屡次写信劝江冬秀读书都没有反应，但他1917年回国后还是遵母命与江冬秀结婚了。　　 

　　胡适留学时爱上了古生物教授的女儿韦莲司。日记中开始提到她时，韦莲司在纽约市从事艺术，回绮色佳城看父母时和胡相识，但他们虽往来频密也没有越轨的行为，成为情人是1933年胡适第三次到美国的事。胡1915年6月作的《满庭芳》里有这么一句：“枝上红襟软语，商量定，惊地双飞，何须待，销魂杜宇，劝我不如归？”用美国没有的杜宇象征在中国的未婚妻，用中国没有的红襟鸟象征韦莲司，可谓用心良苦。 

　　韦莲司出自绮色佳望族，见识广，有思想，特立独行，是美国最早创作抽象画的艺术家之一，现在费城美术博物馆仍展示她一幅题为《两种韵律》（Two Rhythms）相当大的油画。她转变了胡对妇女的看法。胡适搬到纽约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后，韦莲司介绍胡看现代画，让胡领悟到艺术是可以不受任何拘束的。韦莲司有个时期不在纽约市，胡适和另一位朋友租了韦莲司的公寓，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最早的白话诗都是在韦莲司的公寓写的。他看了前卫艺术画展后写信给韦莲司说：“这展览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敢于尝试的精神。我从来没有看到艺术家这样勇敢地表达自我。这本身就是健康活力的印证。”1917年胡出版第一本白话诗集把它叫《尝试集》。 

　　赵元任本来就和韦莲司家人有来往，与她相熟是1915年7月韦莲司去波士顿美术馆看到马远、范宽和宋徽宗的画后想学用毛笔。赵将到哈佛攻博士，胡请赵路经纽约市时教她。赵的自传里说：“在纽约市时，胡适与我共同朋友威廉姆斯（Clifford Williams）小姐请我晚餐。”但他的日记和书信显示他在纽约见了韦莲司两次，韦莲司请他在阳台上吃早餐，隔了一天又请他吃下午茶，可没有请晚餐。赵大概因说请早餐可能令人误会，中国人又没有请吃下午茶的习惯，却想为这美好的回忆留个印记，便写说请了晚餐。他们谈得非常投机，赵马上有两封风趣的明信片寄给韦莲司。而她10月写给胡的信中说在草地找到三棵罕有四瓣叶子的苜蓿——俗称会带来好运——分别寄给胡、赵和他们另一位共同的女友。 

　　赵在哈佛常和韦莲司通信，送中国书法帖给她，报告他的学业进展，论文写毕后说独个儿到麻州乡下漫游时，徜徉在山水间竟忘了身在何国何世。赵继而到芝加哥和加州进修，1919年回康奈尔大学做物理讲师那一年，韦莲司的父亲刚去世，她留在绮色佳陪伴母亲，过从相信更频密了。 

　　赵次年从康奈尔请了假到清华教书，回国目的之一是要托长辈替他解除婚约，果然给了女方两千元“教育费”办妥了。他在清华只教了几堂课，碰上梁启超、张东荪等进步党人请了罗素来中国讲学，要赵做翻译。素来敬仰罗素的他自然欣然同意，1921年4月兴高采烈地写了明信片给韦莲司，说他替罗素做翻译，凑巧胡也正在替杜威做翻译；又报告有个医生告诉他晚间睡六小时加上半个小时的午觉，善于晚间长达七个半小时的睡眠，解答了韦莲司曾提出的问题。 

　　这明信片上的医生肯定就是赵在北京差不多每天见面的杨步伟。她字韵卿， 比赵大三岁，是个奇女子，小时家里把她当男孩带大，二十岁就当起校长，监过斩，刚从日本东京大学女医学校回国开医院（见《一个女人的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赵爱上了这位快言快语的漂亮医生，不久就请胡见证他们别具风格的婚礼，除了胡之外只请了一位女士。晚餐新娘子自己烧菜。茶后，赵取出他手写的文件，要胡和朱大夫签名作证。胡本来猜到请客是怎么一回事，带了一本他注解的《红楼梦》，精致地包起来当贺礼，为防猜错还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 

　　婚后赵决定不回康奈尔而去哈佛教哲学。他1923年复韦莲司的信说：“你问我幸运的妻子是否跟我在一起，应该说她幸运的丈夫跟她在一起才对。可惜我讲英语的朋友们不易明白我这句话，因为她思考和表达方式都是中国型的。”过了两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为导师，这次赵辞了哈佛的职位回国逗留十三年，可视为响应胡“整理国故”的呼吁。他致力于研究方言，对中国语言理论、国语语音的统一很有贡献。以后胡参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筹办中央研究院，赵都踊跃加入。胡四十岁生日赵给他的祝贺词说：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喀 

　　所以我们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喀 

　　我们就啰啰嗦嗦的写上了一大片 

　　胡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段心情很恶劣，女儿及两个心爱的侄儿相继去世，家里开支庞大捉襟见肘，旧时朋友因国共相斗反目成仇，加上自己陷入和他三嫂妹妹曹诚英的恋情难以自拔。且看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信便知道胡当时情绪低迷的地步： 

　　……信拆开一看，果然是满纸的气话……我们想你出洋，正是要想你工作；你若果然能工作，我们何必撵你走呢？你的朋友虽然也爱你的人，然而我个人尤其爱你的工作。这一年来你好像是一支不生奶的瘦牛，所以我要给你找一块新的草地，希望你挤出一点奶来，并无旁的恶意。 

　　看样子胡为了曹诚英的缘故，1926年很不愿意离国到欧洲去，去了欧洲后也不想到美国交论文，完成他拖延多年的博士学位程序。他写信给韦莲司说自己是“近乡情怯”（用英文解释，因韦莲司不懂中文）。此时韦莲司已经放弃艺术创作，凭受过父亲严格的科学训练，被聘为康奈尔兽医学院图书馆首任馆长。从韦莲司下面的信，可见得胡到了绮色佳后，便向韦莲司诉说自己如何孤独，半文盲的太太江冬秀如何无知，与他格格不入且不懂得教育孩子，以致他考虑把大儿子托巴黎一个朋友养。他想从韦莲司处得到些同情与温暖，没想碰到钉子： 

　　亲爱的适， 

　　首先声明，我将不会写任何不忠于你妻子或对你妻子不体恤的话语（我相信我不忍心这样做）——你的妻子必定非常爱你……你们两人同是不幸的制度下的牺牲品……她也许不清楚，你却完全了然，你有太多她没有的机会……责任当然落在觉醒的一方……对于与我们性情不合的人，除了用艺术家的眼光探索他们天生最好一面外，难道另有更公平的态度吗？……把别人理想化只能导致幻灭……谈到孩子，更让我们体会到对身边的人而言，价值观念与行为远比语言重要……我希望你把祖望送到那巴黎的人家。在这之前，你能不能学会嬉戏和他作个伴呢？我总觉得世间最忽略的资源就是嬉戏，要能够在社会上撑得住，没有比嬉戏更重要了。不是指声色犬马，或神经兮兮的寻乐，而是真正轻松忘我地让想象力奔驰，表现自己另外的一面。赵元任无论在任何困境都不会令人觉得他可怜，因为他能随时以嬉戏的心态从中获得乐趣。 

　　韦莲司1927年写这封信时，认识胡适至少有十三年，认识赵元任也至少有十二年。她对这两位朋友的评语是相当中肯的。　　 

　　杨步伟1939年五十岁生日时，赵元任在耶鲁大学任教，韦莲司约了已做驻美大使的胡适，由她做东在大学附近一家餐厅请吃茶替杨步伟庆生。赵夫妇也许知道胡与韦莲司数年前成了情人，但肯定不知胡新近又和曾看顾他的护士相好，韦莲司还蒙在鼓里。胡那天的心情相信是很复杂的。 

　　1941年胡退卸下大使职任后，赵已又回到哈佛教书。胡每次到康桥总和赵夫妇聚，1944年秋胡到哈佛讲八个月的课，下榻旅馆但在赵家用膳。 

　　战后胡当北京大学校长，赵夫妇知道国内通货膨胀生活困难，托人带了钱给胡。胡不肯受，说“赵太太一定是怕我们在国内要饿死！”倒劝赵到北大教书。后来还是赵劝胡在美国定居，替他出主意找事，送大部头的工具书给他，随时听他发牢骚。 

　　江冬秀到了纽约市后，胡只好亲自买菜让太太做饭，她除了打麻将外便是看武侠小说。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有一次小偷从窗口爬进他们五楼的公寓， 江冬秀一人在家，便开门请小偷出去，小偷也许向她说了些话，见老太太听不懂竟乖乖从大门走了。这事充分表现江冬秀虽识字不多又缠了脚，但不失大家闺秀本色，临危不乱。 

　　胡虽然与韦莲司断了情缘，仍维系着友谊。1953年夏韦莲司请胡夫妇到绮色佳短住，胡在致赵夫妇的信上轻描淡写道：“冬秀同我在Ithaca住了二十七天，很舒服。”赵夫妇自然明白他言外之意， 就是胡在妻子和旧情人间并没感到为难。韦莲司存心要和江冬秀做个朋友，聊以弥补她的内疚。江冬秀显然非常喜欢韦莲司，以后另结伴到绮色佳访韦莲司。过了两年赵夫妇也到绮色佳韦莲司家住了六天，走访老朋友，并探望在康奈尔读硕士的最小的女儿。 

　　经赵奔走，加州大学1956年高薪请胡授课一学期。赵建议胡夫妇就住他们家，胡来信说冬秀不愿去，而他自己是个日夜无常的“恶客”，托订旅馆。这学期过后，赵要游说加大长期聘任胡，胡谢辞的信凸现他们情同手足： 

　　元任，韵卿： 

　　……我盼望你们不要向U. C. 重提此问题，因为我现在的计划是要在台中或台北郊外的南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寻一所房子为久居之计。不管别人欢迎不欢迎，讨厌不讨厌…… 

　　我在今年初，——也许是七年尾，——曾有信给元任，说明为什么我这几年总不愿在美国大学寻较长期的教书的事，我记得我说的是：第一，外国学者弄中国学术的，总不免有点怕我们，我们大可以不必在他们手里讨饭吃或抢饭吃。第二，在许多大学里主持东方学的人，他们的政治倾向往往同我有点“隔教”……（以下两点是今天加上的）第三，我老了，已到了“退休”的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坐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馀。第四，我诚心感觉我有在台湾居住工作的必要。其中一件事是印行我先父的年谱和日记全部；第二件事是完成我自己的两三部大书……因为韵卿性子急，她对我的事太热心了，往往没有耐心听我“坦白”！请你们不要笑我这篇坦白书！ 

　　适之 

　　一九五六，十一，十八夜 

　　早十多年前欧美各大学纷至沓来的聘书胡推卸尚来不及，为何到了五十年代反而要赵替他找事呢？先说明，不是没有大学要胡，英国牛津大学就打算聘胡担任讲座教授，打听他愿不愿意，胡却因英国承认了中共怕卷入政治纠纷推了，可见他是挑剔的。美国方面中国研究正在起步阶段，据1957年一项调查报告，全美国仅有一百二十七个学生主修与中国有关学科，除顶尖学府外都没有开课，开课的分两派：一派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哈佛燕学社刚刚培养了数位这方面的人才，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子弟战后亦纷纷回美，这批羽毛未丰看文言文尚成问题的年轻学者，自然如胡信中说，“不免有点怕我们。”另一派以费正清为首的研究近代中国，深感当前主要课题是要解释中国为何必然走上共产之路，和胡自然有点“隔教”。 

　　胡1958年当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安排赵访台湾，劝赵定居帮他提升科学教育，赵夫妇住了几个月但没有留下。胡1962年逝世后，江冬秀靠人翻译和韦莲司保持通信，屡次寄绿茶给韦莲司，多年后还向赵夫妇询问韦莲司的地址。赵夫妇一直到韦莲司1971年逝世都和她有联络。　　 

　　笔者与赵夫妇缘悭一面，他们的长女如兰在哈佛大学执教多年，是该校升为正教授的第二位女性。七十年代朗诺念完博士留校任教时，我们两夫妻常相聚。忘了是哪一年赵夫妇从加州来了，赵先生话不多，总眯笑着眼看太太发表言论。最记得如兰的女儿在美国政府任职，赵太太戏称他们带大的孙女比父母亲都强，“做官了！”我们提起某教授再婚不知多少次，赵先生走出客厅半晌，回来说是四次，他的电话簿上全有记录，不愧是个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人。赵太太已八十多岁，客人要走，她竟敏捷地跨过茶几送客。 

　　胡适读书目的是要匡时济世，很年轻在上海便和朋友办报发表他对社会种种问题的看法，得朋友的赞助考取了公费留学，更让他增添使命感，觉得国家社会的命脉就在他们这些少数幸运儿身上。中共统治大陆后，对胡来说，去留是个让他挣扎良久的道义问题；赵则早就在中学已决意做世界公民了。胡偏于单线条推理，习惯据理力争，很少涉及文字无法概括的领域，这一点韦莲司上面的信中也点出来了；赵则乐于寻觅事物中各种看似不规则的现象背后的规律，所以从小喜欢看风筝，观察雷雨，研究各人乡音的异同，他做学问是带有品鉴性质的。凭赵的禀赋和科学训练，若没有从事语言学，必定在数学、物理、生物、音乐或天文方面大放光彩。 

　　胡写了下面这首诗庆贺赵夫妇银婚： 

　　蜜蜜甜甜二十年， 

　　人人都说好姻缘。 

　　新娘欠我香香礼， 

　　记得还时要利钱! 

　　“香香礼”指欧美婚礼后新娘子与客人亲脸，胡这小诗是相当调皮的。虽然错把二十五年写成二十年，赵夫妇仍很珍惜，把它收在《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丛刊之八，1970）里。在他同辈的人中，胡适最怜爱的人大概是徐志摩，最钦佩的是眼界宽广办事力超强的丁文江，最羡慕的则是赵元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