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卡西和静音:护送斯诺进延安

　　叶孝慎 本报记者 梁建刚 郭泉真

　　90岁的董慧芳端坐着对话，语调轻缓，神态雍容，一头银发丝毫不乱。

　　董慧芳曾是她父亲董健吾与宋庆龄之间的小交通员。宋庆龄亲热叫她“小露茜”，她尊称宋庆龄“二阿姨”。“二阿姨”看“小露茜”送信要“跑这么远”，特意送了一辆进口自行车给她。

　　董健吾是中央特科的光荣一员。他在中国革命亟待国际社会真实知悉的关键时刻，又受宋庆龄所托，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送入陕北苏区，《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就此应运而生，赢得世界声誉。

　　1936年，刚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尚在反动当局的重重包围之中。埃德加·斯诺，一名美国记者，却已神奇破围，进入苏区，面向世界，轻轻推开一扇零距离接触的窗户。

　　斯诺后来在《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中如此写道：“当时西安，一种极端紧张的空气笼罩在那里，间谍和反间谍到处都是。但是，一个结实而庄严的中国人，面上红润，身上肥胖，穿着一件灰色绸长衫，还是走进我的开着门的房间里来，用着极流利的英语跟我招呼。他的样子像是一个发达的商人，他自我介绍，却说姓王，从前在上海一个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徒当中颇有些名望，还曾独力办过一个教堂，在共产党里面都叫他王牧师。”

　　陈赓曾说，在我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上山当过和尚，以后下了山，现在是大名鼎鼎的将军，他就是许世友；另一个先进教堂当牧师，后来入了党，和我一起在中央特科工作……这位牧师，正是斯诺所提到的“王牧师”，真名董健吾。 

　　【回眸】

　　“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

　　董慧芳回忆当时“我父亲刚刚受宋子文、宋庆龄的委托，到延安送信，为日后国共谈判奠定基础。就在毛泽东给宋子文写回信的同一天，也就是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也给冯雪峰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给冯雪峰的信中说到了国民党内有三派，欧美派仍由我父亲负责，直接与中央联系。所以，那时候我父亲二上陕北，都跟宋庆龄有关。第一次，给南京方面转信。第二次，给斯诺带路”。

　　1936年5月，经宋庆龄安排，美国医生马海德从上海出发，西去迎候斯诺，斯诺则从北平启程，在西安与马海德会合后再跟董健吾碰头。斯诺与董健吾见面的信物是一张明信片。上面有宋庆龄亲笔写下的两行英文诗句。她还盖了一个骑缝章。

　　董惠芳说：“我不晓得它的内容是什么，因为父亲不让我看。明信片是宋庆龄亲手剪的，这么斜的一剪，剪成两个三角形，上面一半，下面一半，上面一半是我父亲拿的，下面一半是斯诺拿的，不拼起来，我怎么晓得它写了些什么？”

　　董健吾没有辜负宋庆龄的信任。他是圣彼得堂的主持牧师，大革命失败后入的党，在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在他的晚年笔记中如实写道：“1928年11月，我由河南郑州回上海，仍到北京西路圣彼得堂当牧师。1928年9月，陈赓同志调我到他所领导的中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指导我去发展公共租界捕房方面的警报工作，并暂兼管法租界捕房翻译兼探长赵子柏的一根早经建立好的警报线。赵子柏是绍兴人，他的儿子叫赵炳生，也是法捕房的探目。当时欧阳新，即老王同志，又称大胖子、高鼻子和外国人，当着我和陈赓同志之间的联络员。同时还有浦化人同志和刘仲华同志时常陪着陈赓同志到北京西路圣彼得堂里来，同我一起讨论警报工作上的各种问题。”

　　经中共中央特别批准，董健吾还曾担任戈登路（今江宁路）武定路拐角上的大同幼稚园负责人。这家著名的幼稚园，为烈士照顾遗孤，为革命同志安置一时难以顾及的子女。董健吾也曾为镇压出卖彭湃、杨殷等人的叛徒出力。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等人英勇就义，壮烈牺牲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刑场上。董健吾随即配合陈赓开展惩处行动，并在中央特科将叛徒白鑫打死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内后，主动前去现场察看，还上法租界捕房翻译兼探长赵子柏家打听详情。董惠芳说：“镇压叛徒白鑫，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所以，我父亲晚年常跟我们戏言，讲他是一个牧师，牧师的职责之一就是为生者洗礼，为死者祷告。可是白鑫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所以，他去现场察看，只是给他送终，却没有给他做祷告。”

　　为了尽可能安全而又迅速地安排斯诺与马海德进入苏区，董健吾跟斯诺接上头后，即去找张学良商量，希望他能依照宋庆龄的设想，派自己的私人飞机直飞延安。但张学良新换了美国驾驶员，如果要美国驾驶员“送两名美国人去苏区不回来”，很难保证他不说出去。所以，张学良建议董健吾另找中共西安地下组织联络，由他们通知中共中央派人来接斯诺与马海德，他则负责提供军车和通行证。张学良的想法切实可行，得到了董健吾和中共驻东北军秘密联络员刘鼎的一致认同。他们就让马海德搭乘东北军的军车先走一步，斯诺暂留等待下次机会。

　　在他们见面的那些日子里，董健吾与斯诺进行了多次谈话，向他介绍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董健吾的介绍给斯诺留下深刻印象。斯诺后来写道：“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和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开过一个特殊的“欢送会”后，斯诺真正走向了“红色的大门”。那是一天早晨，在西安城外的“汉代古宫”遗址前。面对“下面绿草掩盖下的皇城遗址”，斯诺跟董健吾、刘鼎等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斯诺后来动情写道：“我当时的情绪出奇地激荡，没有法子对你们形容出来，又加上当时我们所处的那种环境，更使我的情绪强烈起来……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四个人在那里安全地聚会，那是多么矛盾而又多么合理的一桩事呀！”

　　翌日黎明前，一辆“军用大车”悄然离开西安上路了。车是董健吾向张学良借来，用的是刘鼎搞到手的军用通行证。“王牧师”祝斯诺好运，斯诺紧紧拥抱“王牧师”，再三地说：“我们一定会很快见面的……”

　　【钩沉】

　　圣彼得堂就是怀恩堂吗?

　　有人说，圣彼得教堂是上海有名的大教堂，坐落在市中心的爱文义路，现仍存在，称为“怀恩堂”。

　　据我们所查，圣彼得堂是圣彼得堂，怀恩堂是怀恩堂。圣彼得堂坐落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351号，怀恩堂坐落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75号。圣彼得堂所属宗派为中华圣公会，怀恩堂所属宗派为中华浸会。爱文义路上的圣彼得堂奠基于1898年11月，西摩路上的怀恩堂却迟至1942年方落成启用。

　　董健吾真的“受宋子文、宋庆龄委托，到延安送信”了吗?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质疑董健吾是否真的“受宋子文、宋庆龄委托，到延安送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里，有“周继吾、张子华昨日到瓦窑堡。据谈，蒋介石系陈果夫主张联红反日，曾扩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并云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的内容，并还加注，特别点明“周继吾”即“董健吾”，为“中共秘密党员”，“1935年底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另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中，选入了毛泽东在1920年至1965年期间的372封书信，其中包括了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宋子文的信。毛泽东在该信中特意写道：“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

　　【口述】

　　“我要是怕杀头，就不会来了。”

　　口述人：董慧芳（董健吾之女）

　　我的父亲董健吾，出生于1891年农历正月初五，董健吾是后来父亲自己改的名字。父亲开始为党工作时，我还很小。虽然他不说，但我已经有些明白。他早就在培养我了。早在我去宋庆龄那里当小交通之前，他就在有意识地培养我了。他带我上街，站在马路上看商店的橱窗，要我特别注意橱窗玻璃里面的人影。玻璃里面折射出来的各种陌生人。我不明白，心想这有什么好看的。其实他是在叫我通过橱窗玻璃看身后的问题。那就是他在教我，培养我加入党的隐蔽战线斗争。他是要我提高警惕，时刻留意周围动静，经常看看身子后面是不是有形迹可疑的人在盯梢，在跟踪。

　　我父亲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他也是一个英勇的战士。1936年1月，他到西安见张学良，说要去延安。张学良说：“今天你讲这个话，就是要杀头的。”我父亲说：“我要是怕杀头，就不会来了。”当时宋庆龄和党中央最后一致选定我父亲护送斯诺去延安，也正是在很大程度上看到了他的这些特点。当时我才十来岁，在我父亲和宋庆龄之间当交通员。我人小，又是女孩，敌人不注意。那些租界巡捕房的密探不注意。那些国民党的特务不注意。他们都不注意，好多重要消息，重要情报，就通过我来传递。

　　有一天，宋庆龄给了我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里藏有一封信。这封信是有胶水的，有图章。这个图章一打了以后，我就晓得这封信很重要，立刻要送。我就立刻跑回家去，交给我父亲，他二话没说，当天就去了宋庆龄家。

　　宋庆龄急着找我父亲是谈斯诺的事。宋庆龄说斯诺来上海找她，说自己想去一个更有意义的地方，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宋庆龄问他想去哪里。斯诺说去陕北，采访红军，采访毛泽东。宋庆龄就给了斯诺半张明信片。上面有她亲笔写下的两行英文诗句。她还盖了一个骑缝章。她将明信片从中剪开，一分为二。她将其中的一半给了斯诺，另一半给了我父亲。

　　几十年后，斯诺访问中国，还牢牢记得“王牧师”。我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在等着斯诺，他对我们几次提起，说：“斯诺一定会来看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