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东京都北区赤羽 里的歌:十年砍柴：士大夫无耻的底线在哪儿?(南方都市报 2008-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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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无耻的底线在哪儿?
浮世阅古
◎十年砍柴知名网友
中国古代有许多说法不无矛盾之处。譬如“千夫所指，无疾而终”，说的是舆论对人尤其对处于精英层的士大夫阶层的约束力。在权力授予自上而下的帝制时代，除了皇帝、上司或父母等长辈，剩下的只有物议能制约那些有地位的士大夫。但另外还有一句话“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官员一旦修炼到脸皮厚于城墙，就具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只要朝廷不免他的官，舆论就拿他无可奈何。可见，舆论的约束力一定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士大夫还有起码的道德底线。
后一句话是北宋神宗朝邓绾的名言。在此之前，经过百年的陶冶养育，士大夫风气清肃，邓绾和李定等宵小做事不择手段，品质恶劣，为士林不齿。恰逢王安石变法，这位“人言不足恤”的拗相公，行的是商鞅、曹操等人法家的手段，只要达到目的就不问路径，谁能帮他推行新法，其道德品行如何则是其次，于是邓、李等人纷纷投奔门下，在皇帝和宰相的支持下，举起变革的大旗，构陷他们所痛恨的、品行高洁的士大夫，如苏东坡。王安石变法目的是为富国强兵，可重用这类人，最后事与愿违，青苗法等作为良法设计的制度，在推行中演变成恶法。坏官当权，一定会想办法整肃掉好官，有时和政治路线无关，因为好官的道义形象会反衬其不堪，将这类人搞掉，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就坦然了。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在我国历史上不断起作用，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
这种士大夫无耻的风气，一旦流行开来，对政权的杀伤力是致命的。因为，连掌握权力的衮衮诸公都是一帮只牟私利不讲道德伦理的城狐社鼠，怎么可能要求老百姓知荣明耻，风气淳厚呢？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多数人不愿意为国家为社会尽责，相互比着逐利比着无耻。一旦危机来了，整个国家及社会将会付出极大的代价。苏东坡死时，徽宗刚即位，宋代社会的奢华程度到了极致，可不到三十年，金人南渡，东京陷落，两位皇帝被掳到冰天雪地的五国城。
北宋末年士大夫无耻的程度和明末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宋朝的开国皇帝养士，尊重读书人。而明朝的开国皇帝的知识分子政策，主旨是控制士大夫阶层让其服服帖帖夹着尾巴做人，所以才有对肉体和人格双重侮辱的廷杖。但在政治稳定经济蓬勃向上的时期，尽管如此，士大夫阶层还能形成一套道德标准，垂范社会，制约皇权。比如到后来，被皇帝打屁股是一种荣耀，天下士民景仰。嘉靖朝发生的“大礼仪”之争，朝臣纷纷反对嘉靖帝追尊自己只当过藩王的生父为皇帝，一大群文官跪在午门前高呼太祖的庙号，抗议皇帝，多人被廷杖而死，少数官员想拍皇帝马屁，引经据典来证明皇帝此举有先例，虽因此飞黄腾达，但成为多数士大夫羞于结交的异类。史家常说明朝士人意气激荡，甚至有些偏执，动不动就不惜生命死谏，或者受到舆论攻击就向皇帝辞职以证清白。今人看来，明朝的读书人有些一根筋，就像许多人不理解韩国人有剁手指抗议、官员常引咎辞职一样———明朝对韩国影响至深，而且这种影响没有被外来力量打断。张居正变法和王安石变法相似，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惜利用小人整治反对者，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士大夫阶层道德水准下滑后，张居正死后其家被清算，小人们纷纷落井下石，给他说几句公道话的人倒是当年他重拳打击下的幸存者。经过万历朝四十多年的糟蹋，到木匠皇帝天启帝即位后，大字不识的大太监魏忠贤掌握权柄，士大夫无耻的程度，今天读史尤觉得瞠目结舌，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纷纷认一个阉竖做干爹，地方官在各地为其修生祠，连袁崇焕也不能免俗，在宁远拿军费修魏公公的生祠。甚至有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太学生上书要求将魏公公之像，迎进孔庙和至圣先师一起承受祭祀。
一个国家的精英层，道德沦丧到这个地步，这个国家不亡是没天理。崇祯登基后，再怎么励精图治，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庸官，也为时晚矣。等李自成破城，将无耻当成美德的官员们，哪个愿意闻钟勤王？他只能在极度失望后上吊。顾炎武先生说，“士大夫之耻，是谓国耻”，这是他在亡国后的锥心之语呀！谁能指望一群没有道德底线的士大夫，守住江山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