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蚱头图片简笔画:中国雄狮--中国五大主力野战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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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军区参谋长罗舜初则表示:“敌情紧张,两种意见争持不下,等你来解决问题。”

陈云谦虚地说:“萧劲光同志是搞军事的,很有学问。你们都是搞军事的,我不是搞军事的,来了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主意还是靠大家出,办法靠大家想。大家再看一看,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作?”

于是,围绕着走与留,南满民主联军的高级领导又讨论了一天。

12月14日晚,陈云终于拍板了:“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留下来打,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当年抗联力量那样小,还坚持了十年。我们条件比抗联好多了。

“敌人的战略方针是‘先南后北’。如果放弃南满,就正中敌人下怀,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全力以赴地对付北满。东北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子冲着北满,一条尾巴留在南满。松开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会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抓住这条尾巴不放,那就了不得,这头牛就蹦跳不起来。

“去北满,过长白山要损失几千人。将来打回来,还要损失几千人。留下来会很艰苦,损失也不会小、但这两种损失,意义是不一样的。

“仗怎么打,你们大家可以研究。但是,南满有文章可做,南满应该坚持,而且能够坚持。”

七道江会议,在确定坚持南满根据地的同时,决定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以第三纵队担负正面运动防御,第四纵队深入敌后,开展运动战。

东北民主联军统筹协调南、北满两大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历时三个多月,进行了一场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角逐。

坚持南满,在杜聿明屁股后面插上一颗钉子;两线配合,又打又拉。南满不支,北满出击;北满困难,南满出援,令杜聿明首尾不能相顾。

1946年12月27日,郑洞国坐镇通化,指挥五个师的部队,向临江发动进攻。

南满部队奋起反击,三纵和四纵十师,独立师正面阻敌,四纵队主力深入敌后,广泛出击,截取粮草,连克敌大小据点20余个,歼敌3000余人。

1947年1月5日,北满民主联军乘国民党军进攻临江、后方空虚的时机,派一、二、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南渡松花江,向中长路两侧的长春、吉林以北之广大地区展开攻势,以围点打援、长途奔袭的方式,先在张麻子沟和焦家岭,歼灭新一军的一、三团和一五○团,接着,又将其塔木攻克。是役,民主联军歼敌4600余人,迫使进攻南满的国民党军火速回援,打破了杜聿明进攻临江的企图。

半个多月后,即1947年1月30日,杜聿明调集三个师,兵分三路再犯临江。

南满二纵和四纵十师集中优势兵力,将来敌一路击溃。四纵则在敌后将其后方交通线和仓库、据点,一通猛捣,使二次进攻临江的国民党军惶然后撤。

2月16日,国民党军兴兵再犯,以五个师三犯临江。南满民主联军仍然是前阻后扰,两线夹击。

2月21日,北满民主联军12个师突然二下江南。歼灭城子街新一军一个团,占领九台、农安,并乘胜围攻德惠。

北满民主联军大举南下,并在德惠围住了新一军的第五十师,杜聿明大吃一惊。他急调进攻南满的七十一军主力回援。保住了德惠,杜聿明将计就计,虚构出一个“德惠大捷”。对外宣称”歼灭共军十万”,一则糊弄南京的蒋介石,二则给自己的部下们鼓鼓劲。没想到,差点把自己也给葬送了。

原来,蒋介石得到“德惠大捷”的电报后,欢喜万分,竟直接命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渡江追击”。杜聿明暗暗叫苦。他十分清楚:共军并非战败而撤,且实力并未受损。老蒋不明底细,竟命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穷追不舍。

这两个军此番一过江去,肯定凶多吉少!杜聿明在电话里急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迅速回防,不得冒进。然而,他哪里知道,手下这两位桀骜不驯的悍将——孙立人与陈明仁正准备夺“勘平匪乱”的首功。22日晚,杜聿明赶到德惠,向两位军长道明真相:“共军在德惠并未受到多大损失,这次撤退,实是受我虚张声势所迷惑,且主力毫末未损。现据情报得悉,共军从我们被俘人员中得知我们增援力量不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二位切不可贪功冒进,重蹈李正谊复辙。宜迅速回防,准备对付共军下一步的攻势。”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此刻方才明白了杜聿明的良苦用心,急令部队火速撤回原防地。

然而,就在国民党军火速回防时,江北的民主联军已经开始行动了,大部队第三次南进,向德惠以南迂回。杜聿明在回长春的路上,与东北民主联军南下的先头部队相遇,吓出一身冷汗。乘杜聿明立足未稳,林彪命部队杀了个回马枪,将国民党军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大部歼灭。杜聿明回到长春后,便急调新六军和第十三军主力防守长春以免共军攻城。事后,杜对郑洞国讲:

“校长(蒋介石)事事瞎指挥,搞得我等措手不及。当时长春兵力空虚,共军要是真来攻的话,长春不保,你我又要成为党国的罪人!”

3月29日,杜聿明利用松花江解冻,北满民主联军无法南下的时机,调动七个师的兵力,第四次杀向临江。然而,这已经是强弩之末。

4月3日,韩先楚指挥三纵和四纵十师,于红石镇地区歼灭国民党第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一个团,俘虏八十九师代理师长张校堂以下7500余人,为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战略计划,划上了一个句号。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是国共两党军事力量在黑土地上争夺战略主动权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三个多月的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充分利用南、北满两线作战的优势,南防北攻,北拉南打,于松花江到长白山之间的广阔地区展开运动战,先后歼灭国民党军4.3万人,收复城镇11座,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

四、是使用力量的时候了

杜聿明五指张开,郑洞国赴宁求兵。战略反攻的号令。陈明仁死守,“东总”三战四平,功亏一篑。陈诚新官上任三把火,“六个月恢复优势”牛皮吹破。林罗整军经武,东北野战军兵强马壮。

兵法云:“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旨在讲军事斗争中力量的积蓄与迸发的辩证关系。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东北民主联军巩固了后方,壮大了队伍,积蓄了力量,踏上了通往胜利的坦途。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大举出击的枪炮声,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帷幕。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在经过激烈较量和付出沉重代价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歼敌112万,开始转入了战略反攻。

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则由430万人减至370万人,其正规军则由200万人减少为150万人。虽然还保持着248个旅的番号,但能够用于全国内战战场的机动兵力仅为40个旅。

国民党军队这种败象首先来自关东这块黑土地。

战争之初,国民党政府在东北聚集了第一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十三军和第七十一军等等。它们中有的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印缅作战,有“远征军”、“常胜军”的称号;有的为美械、半美械装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曾一度由山海关打到了松花江北。东北这一年多的战绩,杜聿明虽然控制了松花江南岸的大片土地、城市和铁路,却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在同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中损失部队25.5万人;被迫放弃了“先南后北”的战略进攻计划;

因机动兵力严重不足而转入全线战略防御。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则在这一时期,在东满、西满、北满站稳了脚跟,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到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已发展成拥有5个纵队,11个独立师,4个旅,12个骑兵团,4个炮兵团,共24万人的部队,加上地方武装22万人,武装力量达到46万人。

种种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摆脱了自山海关、锦州、四平失守以来的尴尬局面,由被动开始转变为主动,实行战略反攻的条件已见成熟。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结束的一个月后,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林彪在双城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郑重地向师以上军政指挥官们宣布:

准备战争的过程已经基本结束,现在是使用力量的时候了。过去,我们提出的作战方针是‘等、忍、狠’;现在是‘狠’的时候了,要狼狠地消灭敌人,恢复与扩大解放区。

这个‘狠’,是在去年冬季以后开始的,而且由于去年冬季以后的胜利,使它的基础更加扩大了。……现在,东北已进入可以集中兵力大打的时期了,我们已初步地打了些规模较大的仗,今后的规模特更大。

5月5日,东北局作出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一决议,以共产党文件的方式昭告天下,并宣布:

目前,东北党正处在一个新形势的前面,即是在军事上敌人不得不从进攻转入防御,而我军则从防御逐渐转入反攻。因此,在新形势下,全党的任务就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初步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民主联军在黑土地上率先转入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性反攻。

由于进攻南满屡战屡败,杜聿明损失了4.3万人,在民主联军的进攻面前,防线上的漏洞顿时显现出来。此时,他估计到,如果北满的民主联军再度南下,他将没有足够的兵力去应付战局。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向“老头子”请调两个军,并派郑洞国前往南京游说。

4月下旬,郑洞国飞往南京,请求增兵,结果无功而返。杜聿明为了挽回不利局势,煞费苦心地炮制出一个“内线作战,机动防御”的战略方针。

这个方针的主旨,是企图以现有兵力凭借优势装备,控制东北的大中小城市及其主要交通线,继续分割共产党在东北的各个解放区,并伺机集中兵力向某些地区发动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开始实行强制性征兵征粮,同时也对所属正规部队八个军进行了调整:以新一军守备吉林、长春及其外围地区,凭借松花江阻北满民主联军南下;以七十一军及十三军一部守备四平、公主岭、郑家屯,控制中长路长春至沈阳段;以十五军、九十二军控制热河与北宁路关内外通道;以新六军、五十二军、六十军及其它部队守备沈阳和南满地区。然而,东北国民党军队的命运,已无法由他们自己把握了。1947年5月上旬,民主联军大举出击的枪炮声,打破了松花江南岸初夏的沉寂,骤然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东北民主联军把攻势重点指向沈阳、长春之间的国民党军心脏地带。首先切断沈阳与长春的战略联系,孤立长春之敌,同时,在国民党军防线的广阔纵深内,逐个歼灭分散孤立之敌,打通北满同南满的联系,使两大根据地联成一片。

5月8日,北满民主联军一、二纵队和独立第一、二师由吉林省的扶余、大赉地区出发,向长春、四平两侧展开远距离奔袭作战。其中,第二纵队沿长春西侧南进,一路如摧枯拉朽,首战伏龙泉,二战三盛玉,三战双城堡,守敌大多不堪一击。正当二纵司令员刘震感觉不过瘾时,获悉怀德有新一军布防。于是向林彪发报,建议以二纵主力远距离奔袭怀德,敲孙立人一下。

林彪正为进攻开始后的沉寂而不安,二纵要求打怀德的建议当即获得批准。

怀德,位于长沈铁路西侧,是长春、四平铁路的西侧屏障,有公路通往长春、长岭、公主岭。在此处动手,无疑是在杜聿明的内院撞了一个窟窿。

5月14日拂晓前,二纵第四和第六师长途奔袭120里,将怀德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天刚亮,四师的侦察捕俘分队便渗入城内,搞清了守敌的情况。

原来,驻守城内的是新一军三十九师第九十团,另有保安十七团和骑兵第二师的部分部队,总兵力约5000人。新一军是国民党王牌主力之一,为蒋介石嫡系中之嫡系。该军全部美式装备,军官一律为黄埔生,以能征善打著称。

15日,林彪、罗荣桓来电:“抓到新一军很好,目前敌人四处挨打,不可能有大兵北调,你们放开手脚打。”还特别强调“攻击怀德,一定要作好准备,这是夏季攻势的第一仗,首战一定要打好。”刘震和吴信泉副司令员亲率第四和第六师指挥员勘察了地形,研究了作战部署。

怀德城地势较高,四周平坦开阔,其地形易守难攻。国民党守军沿城四周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加大了攻城的难度。只有城西南角有道天然沟,从城下一直延伸到二纵阵地前沿。于是,刘震便将此处选为主要突击方向。

16日晨,二纵各路人马按部署进入阵地:第四和第六师,进入怀德城西南攻击出发阵地,准备担负攻城任务;第五师进至怀德城西南二十里铺一线,准备阻击四平方向的援军。

下午,攻城部队还未动作,二十里铺方向却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

二纵五师报告: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先头部队为解怀德之围,已闯至大黑林子以北,与阻击部队展开了激战……

敌军驰援,本在意料之中,但此时对怀德总攻尚未发起,援军已进至二十里铺一线,距城不过20里,是否按原计划行动呢?万一攻城不克,敌援军又挡不住,岂不是陷入被动?指挥所里,各种顾虑和担忧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二纵指挥员的脑子里……

“他妈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刘震一拳打在桌子上,果断地下达命令:

“按时发起总攻!”

傍晚,夕阳西下,天边一抹血红,宁静的怀德,仿佛睡过去一般。

霎时,大地猛然一震,二纵攻城的炮火打响了。45分钟的炮火轰击,在四师突击方向的城墙上打开了两个突破口。如此猛烈的炮击令新一军九十团的官兵们始料未及,顿时斗志全无。炮击一停止,二纵攻城一梯队便进入突破口,突入城内。随后,二梯队投入交战。乘着夜黑,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们以分队、小组实施攻击,展开巷战。相比之下,新一军的美械装备发挥不了什么优势,17日,怀德攻坚战结束。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全歼守军5000人,击毙新一军九十团团长以下1500余人,俘虏3500。东北民主联军以长途奔袭怀德为标志,夏季攻势在各条战线上展开。

在南满,刚刚结束了四保临江作战的第三、四纵队,征尘未洗,又投入了战略进攻。5月中旬,其主力首先对沈阳至吉林铁路中段的北山城子和草市发起攻击,歼灭了再次新组建的国民党军一八四师和暂二十师一部,并击退了新编二十二师的增援部队。随后,第三纵队沿四平至梅河口铁路向西攻击,连克东丰、西安、西丰,与北满主力部队会师;接着,第四纵队主力经五天四夜激战,夺占了东北国民党军五大战略据点之一的梅河口,歼敌一八四师7000余人:辽南独立师攻克大石桥,而四纵一部则解放通化、安东、本溪。

至此,南满民主联军控制了沈阳至吉林铁路中段及其两侧的广大地区,打通了两大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与北满部队胜利会师于四平以南。

位于东满的第六纵队亦不示弱。5月13日,六纵率主力及独立第三、四师向吉林、长春以南、四平以东之国民党守军进攻,横扫拉法至吉林铁路沿线,攻克尤家屯、天岗等镇,又远距离奔袭海龙、桦甸,将国民党暂编二师追歼,乘胜打通了东满与南满根据地的联系。

哈尔滨以南40里处的双城“东总”作战室中,各路劲旅反攻得手的消息不断传来……

西满战线,部队激战数日,攻克玻璃山、双山。

热河战场,部队攻占围场,围攻隆化,包围承德。

经过20多天的作战,民主联军消灭了大量分散守备于小城镇和孤立据点之内的敌军,解放了广大地区。国民党军被迫龟缩于少数大中城市内,转入重点守备,力求巩固中长路和北宁路沿线较大的战略要点,以待援兵。

此时,四平已完全陷入孤立,“东总”决定将兵锋指向四平,夺取这一战略要地,切断长春与沈阳之敌的联系。

在四平这一兵家必争之地上,一年多来,国共两军是第三次交锋了。

1946年3月,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率匪伪武装乘苏军撤退占据四平。3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华中三师和七纵等部队6000余人一举攻克四平,歼敌4000人。是为“一战四平”。1946年4月18日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集结主力于该地区,同杜聿明指挥的十万余众展开了一场血战。

战斗持续了一个月,最后,寡不敌众,撤出了战斗。是为“二战四平”。眼下,东北民主联军兵临城下,准备三战四平。

6月8日,奉“东总”命令,东北民主联军一纵由开源北上,担负围歼四平守敌的主攻任务。

同日,“东总”下达作战命令:

令一纵、七纵及六纵之十七师,并加强五个炮兵营,组成四平攻城部队,统一由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万毅指挥。另以四个纵队及独立师、骑兵师共17个师的兵力,于四平以南和东南地区机动,以阻击沈阳北援及长春南下之敌。

四平也是东北民主联军转人进攻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有坚固防御的城市,是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战略支撑点之一。在双城民主联军总部,一纵司令员李天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作鹏等人极力请战。林彪思考再三,点头应允。

6月9日,在四平外围的一纵指挥所里,李天佑向部属宣布纵队党委决定:“谁先突破主要阵地,谁先占领敌军指挥所,授予‘四平部队’光荣称号;谁作战协同好、纪律严明,授‘模范连队’称号。”

一纵、七纵开始积极部署兵力、确定攻城方案;各阻援部队也分别向沈阳和长春方向开进,并占领了阻援阵地。攻打四平,万事俱备。

然而,东北民主联军却有一事未妥,即从时间上看,错过了攻打四平的有利时机。

其实,当二纵打下怀德后,东北民主联军乘胜进击,那么,四平可垂手而得。因为,二纵围歼怀德时,守备四平的国民党七十一军倾巢出动,企图解救怀德,于怀德附近的黑树林子遭到民主联军阻击,该军的参谋长冯宗毅和八十八师师长韩增栋被击毙。此时,四平城内兵力空虚,仅有少数保安部队守卫。如果民主联军大胆追击,长驱直入,那么,取四平尤如囊中取物。

在怀德失守的一个月后,杜聿明加强了四平的守备兵力。

这时,守备四平的兵力,除了原七十一军的两个师外,又增加了十三军的五十四师和五十二军的榴弹炮营,加上宪兵、警察、保安大队等地方部队,其总兵力达3.4万余人。由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统一指挥。

陈明仁,在国民党军将领中,可算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之一。他与杜聿明同为黄埔一期毕业生。由于作战勇敢,深得蒋介石赏识。在抗日战争中,为配合盟军在缅北作战,陈明仁率部反攻滇西,名震中外,被当时的舆论视为“杰出的中国名将”。1949年夏,身为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的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并与此次攻打四平的东北民主联军总指挥李天佑,同被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当然,这是后话。

此刻,凭借着3万多兵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陈明仁作了死守四平的部署。他将部队全部配置在从城郊到市区的防御工事之内,分区固守,不准超越各自的守备区一步,并将各工事内守军官兵的名字一律贴在墙上,明令规定:凡后退者格杀勿论。

6月14日20时,在重重雨幕中,三颗红色信号弹拔地而起,于苍茫暮色中拉出三条耀眼的弧线,宣告了东北民主联军总攻四平战斗的开始。

霎时,火炮齐鸣,枪声大作。按照事先确定的作战计划,由一纵的一师、二师在四平西南担任主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七纵担任从四平西北角方向助攻任务;而一纵三师则担负东郊的佯攻作战。主攻部队首先从四平市区西部突破,以敌七十一军指挥部为攻击目标,首先歼灭城西之敌,然后再向东部发展。

战斗打响后,率先突入四平的,是一纵二师四团一营。总攻发起后,二师在师长贺东生、政委刘兴元的指挥下,一举突破敌城郊防御。紧接着,四团二营亦进入突破口。

15日凌晨2时30分,一纵一师在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的指挥下,也自海丰屯方向突破敌人防线,与二师一道突入市区,同国民党守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由于其它方向尚未突破,陈明仁集中了一切可能集中的步兵、炮兵,加之空军的配合,向一纵第一、二师展开了猛烈的反击,企图乘一纵突入部队立足未稳,将其撵出城去。

战斗呈白热化,仅二师五团三连一昼夜即打退国民党军15次反击,枪管打红了,刺刀拼弯了,死伤的人员遍布大街小巷,然而,双方都没有一点罢休的意思。

东北的夏季,白天特别长,从早晨4点到晚上8时,皆有很好的能见度。

那些涂着“青天白日”徽记的国民党军飞机,盘旋穿梭,俯冲轰炸。而且,国民党军的空地联络搞得挺及时,一纵部队每扩大一块阵地,空中的飞机便扩大一片轰炸目标。

借着空军的威力,七十一军部队的反攻一波接一波,双方在大街小巷展开巷战。

面对着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反扑,一纵二师四团大胆插入敌人纵深,在数天水米不沾的艰难条件下,顶住了敌人的反扑,持续向纵深发展。

6月17日,七纵亦从四平西北角突入城内,开辟了第二条战线。

6月19日,林彪电示李天佑,要求“乘胜坚决扩张战果,不惜重大伤亡和疲劳”,准备以伤亡1万人的代价,坚决拿下四平。

20日晚,民主联军攻城部队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包围了位于西区的敌人七十一军军部核心工事。在震天动地的连续爆炸声中,七十一军军指挥部核心工事的三座大楼土崩瓦解,守军与楼俱毁。攻城部队全歼敌七十一军特务团及军属机关,活捉了从废墟中爬出来的特务团团长陈明仁之弟陈明信。

陈明仁算是幸运,在亲弟弟的掩护下先撤一步,逃往路东地区负隅顽抗。

21日,东北民主联军从西南、西北两个方向向路东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

四平告急,蒋介石亲派蒋经国坐专机前往沈阳,并向四平困守孤城的陈明仁空投了蒋介石的手谕:“四平一仗,关系到党国命运。这正是汝等效忠党国的好时机……”

在四平东区临时指挥所里的陈明仁,知道自己是注定要与四平共存亡了。

他责令下属拼命死守。当部下和国民党伪辽北省长提出突围建议时,陈明仁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脸色铁青地警告:“如有再敢言突围者,以扰乱军心论处,格杀勿论!”

在陈明仁的威迫之下,退缩于四平城东的国民党守军残部,作困兽之斗,战斗惨烈异常。

由于国民党守军全部龟缩于东区,阵地缩小,兵力集中,进攻更为困难。

此时,攻城的东北民主联军才察明,防守四平的敌军,并不是原来估计的1万余人,而是34000余人,且有空中支援,弹药充足。东北民主联军攻城部队伤亡很大,一纵的第一、二师已撤出战斗,由六纵部队接替。

6月下旬,正当四平攻坚战进入最艰苦阶段时,杜聿明调动了十个师的援军,由沈阳和长春两个方向向四平急进。其中,威胁最大的沈阳方向的八个师,兵分三路,于6月24日进至昌图、马堡附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遂决定撤出战斗。

三战四平,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守军血战十余天,终于功亏一篑,饮恨北去。

四平作战失利后,林彪与罗荣桓为此承担了主要领导责任。7月2日,在两人会签的关于《夏季攻势的基本教训》的电报中,分析了没有打好仗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没有完全弄清敌情,指挥上存在轻敌急躁情绪,攻城兵力没有高度集中使用等等。

除情况不清、轻敌和兵力不够集中之外,丧失了最为有利的作战时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平攻坚战,是东北民主联军发展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这次作战,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捣毁了国民党数以百计的集团工事,占领了市区的五分之四,以伤亡1.3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7万人,给杜聿明的重点防御以沉重打击,动摇了东北国民党军固守大城市的信心。

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夏季攻势,历时50天,横扫中长铁路沈阳至长春段两侧,攻克城镇40余座,歼灭国民党军8万人,使东北的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此时,国民党在东北所控制的区域已经缩小到不足10万平方公里,而且,维系统治区的两条大动脉严重梗阻:联接沈阳、四平、长春三大据点的中长铁路线已基本被切断;联接东北与华北的北宁线也时通时断,毫无保障。

7月8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病卸任。东北的战局岌岌可危,关内的形势也使国民党当局寝食不安。

7月初,共产党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在蒋家王朝的心脏地区插上了一把利剑,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稍后,共产党晋冀鲁豫军区的太岳兵团和华东野战军又一左一右,分别挺进豫西和豫皖苏,与刘邓大军相呼应。蒋介石为了平息军队高级将领对参谋总长陈诚指挥无方的怨气,8月初,借东北指挥官空缺的机会,将陈诚派往东北。在国民党军数以百计的高级将领中,像陈诚这样战绩不佳却官运亨通的人物并不多见。

陈诚,出身于浙江青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20岁当兵,30岁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34岁升为军长。1945年以后,又出任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最后“荣任”台湾伪政府“副总统”。

8月上旬,陈诚飞抵沈阳,正式就任东北行辕主任。为了整肃军纪,加强对部队的控制,陈诚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由东北行辕直接控制部队,将东北国民党军编组为第一、第六、第八、第九四个兵团;并将原有的11个保安支队和交通警察总队等游杂武装扩编为四个军,使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总兵力扩张至14个军50万人之多。

陈诚还以整编的名义,撤换了原东北各保安支队的司令,将自己的亲信全部安插在重要位置。

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因死守四平有功,被授于青天白日勋章。陈诚上任后,以放纵部下贪污为理由,撤了陈明仁七十一军军长职务。陈明仁胸前挂勋章,手中拿撤职令,一时成了国民党军中广为流传的笑话。

此外,遭到罢官厄运的还有国民党辽宁省主席徐箴,第五十二军军长梁恺等等……

陈诚的刚愎自用、任人唯亲,加速了国民党内部离心离德倾向。其后,在1948年3月间于南京召开的“国代”会上,东北“代表”对陈诚的积怨爆发,临时动议“追究陈诚作战失败责任案”主张“杀陈诚以谢国人!”

8月底,陈诚才把精力转到对付东北民主联军上来。为挽回东北的败局,陈诚提出在六个月内“恢复东北优势”、“恢复满洲一切失地”的口号。精心策划出一个“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战略计划,并采取“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方针。企图在东北战场上争取局部主动,以待关内更多的援军到达之后相机发动攻势。然而,陈诚的这个“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计划,比杜聿明输得更快、更惨。

9月中旬,陈诚的“向外扩张”计划还未来得及登台,东北民主联军的大规模秋季作战便展开了。

针对陈诚“倚托重点”的兵力部署,东北民主联军首先向国民党军队的南线,即北宁铁路锦州至山海关段及新民、阜新、义县、鞍山等地发起进攻,攻歼该地区之分散守敌,调动中长铁路北段之敌南下,造成北线主力进攻和歼敌的有利机会。

这是一次实力大较量。

秋季攻势开始前的一个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刘亚楼参谋长的组织下,又扩建四个纵队并组建了炮兵司令部。其中:

以原西满独立师为基础,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邓华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

以原冀热辽独立第十三、十六、十八旅组成第八纵队,黄永胜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

以原冀东部队为基础,组成第九纵队,詹才芳任司令员,李中权任政治委员;

以原独立第一、二师及东满独立师,组成第十纵队,梁兴初任司令员,周赤萍任政治委员;

以原炮兵旅为基础,组建了炮兵司令部,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还组建了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样,加上原来的第一、二、三、四、六纵队,东北民主联军的机动作战兵力已达9个纵队27个师,再加上10个独立师与其它地方武装,其总兵力已达51万余人,与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数上旗鼓相当。

9月14日,刚刚成立的第八纵队于长途奔袭中,在辽西的梨树沟门附近与国民党军暂编五十师遭遇,乘敌立足未稳,八纵即迅速将其合围,经一天激战,将该敌大部歼灭。

次日,得知暂编五十师被歼,后续的国民党军暂编二十二师撒腿便跑。

八纵第二十二师穷追不舍,于黄昏将其围困在杨家杖子。16日,八纵主力赶来参战,将暂偏二十二师大部就地解决。

19日,国民党四十九军主力进至杨家杖子。八纵根据侦察,一开始以为是两个团。

纵队司令黄永胜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然而,部队一打,发现情况不对。抓了个俘虏一问,才知道对手是四十九军的两个主力师。

此时,位于杨家杖子西北十余里的八纵指挥所里,人们开始有所顾虑。

一口吞下美械装备的两个主力师,这对于长期从事游击战的八纵部队来说,是有困难的。

情况紧急,副政委邱会作、参谋长黄鹄显,以及作战科长、参谋等一千人,将目光落在了纵队司令黄永胜的脸上。

黄永胜不紧不慢地说:

“滚烫的年糕已经进口了,是烫也得吞。不烫也得吞。干吧!”就这样,八纵在迅速赶来支援的九纵协助下,硬是吞下了四十九军两个主力师这块“烫年糕”。

秋季攻势南线告捷,八纵、九纵两战杨家杖子,消灭了国民党军的四个师。八纵,经过这两次作战,兵员和武器都得到大量补充,由2.5万人增加到4万人。

战报传到双城,林彪听完机要秘书所读八纵战果后,点点头,说:

“这个八纵,还真有点主力的样子!”

民主联军在南线作战的胜利和破袭北宁路的行动,造成辽西地区和北宁铁路沿线的空前紧张形势,令陈诚坐卧不安。陈诚慌忙将其机动部队——号称国民党军“五大金刚”之一的新六军主力——由铁岭增援锦州,从而造成了沈阳、四平间兵力不足、守备薄弱的局面。

乘此机会,东北民主联军沿北宁线发起进攻,将秋季攻势推向第二阶段。

东北民主联军第一、三纵队由西安、东丰地区出动,第四纵队从清源出动,奔袭昌图、开原之国民党第五十三军;第二纵队则从双山出发,奔袭梨树、三江口等地之国民党七十一军;第十纵队由蛟河地区北上,扫荡江密峰、大南屯之敌。

共产党军队在东北的巨大攻势,搞得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手足无措,老蒋决定御驾亲征。

10月8日,蒋介石带着协助指挥作战的幕僚,乘飞机抵达沈阳,同陈诚研究对策。经过一番策划,陈诚按照老蒋钦定的御案,重新调整了部署。

按照蒋介石的方案,陈诚采取了“巩固沈阳及其关内交通联系,加强沈北各据点的守备力量,以求确保”的作战方针,将新一军主力再次调回长春,令新六军主力重返铁岭,以巩固北部防线。

10月16日,北线的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第十纵队,乘沈阳国民党军无力北顾之机,一举攻克桦皮厂、九站、口前、乌拉街、九台,直逼吉林城下。

奔袭口前镇的是民主联军第六纵队。战前,纵队司令洪学智规定:此次奔袭作战,战术指导原则是:“一把抓住,按倒就打”。因为,当时驻守长春、吉林外围的国民党部队,在民主联军打击下,已成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便往附近的中心城市龟缩。所以,必须要一把抓住。

17日晨,六纵先头部队经一夜急行,突然出现在口前车站时,两名站岗的哨兵稀里糊涂便当了俘虏。

经审问,驻防口前的为国民党六十军的三个营共1700余人,没有统一指挥。更为重要的是,六十军系云南部队,在国民党军中被当作二等部队,政治上受歧视,军饷常常得不到保证,因此,绝大部分官兵不愿为蒋介石卖命。

一年前,该军的一八○师于辽宁营口起义,师长潘朔端被任命为民主联军副参谋长,此举对六十军官兵震动很大。

六纵先头部队摸清情况后,便大胆插入镇内。

此时,天还未完全放亮,刚起床的六十军官兵正在出操。等到一八二师五十五团一营营长发觉在铁路上川流而过的大队人马是共军时,方如大梦初醒,猛喊一声:“不好,有共军。”

他这一喊,整个镇内顿时炸了窝。六纵部队向夺路而逃的敌兵打了一梭子弹后,这千把人便不约而同的举起了手。

口前、九台、桦皮厂、乌拉街等城镇的解放,使吉林外围得到扫清,六十军防守的吉林市成为孤城一座。

11月5日,秋季攻势结束。

林彪与陈诚的这次较量,历时50天,大获全胜,消灭国民党军7万,攻克城市17座,解放了3.8万平方公里的地区,牢牢地掌握了整个战争的主动权,造成了东北国民党军空前严重的困境和更加被动的局面。

东北民主联军秋季作战的尘埃甫定,冬季攻势的狂飚又接踵而来。

1947年11月9日,即秋季攻势结束后的第四天,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出的《冬季攻势号令》和《冬季攻势作战指示》便下达了。“东总”精心选择的作战方向是:

应争取将沈阳到锦州线上及两旁的一切城市的敌人歼灭和消灭援军,并准备歼灭辽阳、鞍山、抚顺、铁岭、营口等地的敌人和相机攻占锦州。

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曾经说过,天气,是朋友,有时也是敌人。当1946年冬季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四保临江作战时,奇冷的天气,的确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帮凶。零下30—40度的低温,冻得人走不动路,枪拉不开栓。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中,民主联军因冻致伤的人数不低于作战负伤的人数。

一年后的今天,冬季却帮了民主联军的忙。

12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分数路分别向锦州、新民、昌图、辽阳等方向开进,拉开了冬季攻势的帷幕。

陈诚为了挽救危局,极力网罗土匪、地方反动武装,抓丁捕兵,并将残存的主力部队拆散作为骨干,拼凑组成新的正规军。到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之前,陈诚的扩军方案已经大见成效。新组建了新编第三、第五、第七等三个军另三个师,加上原有之部队,总兵力有58万人之多。秋季攻势前,陈诚手中总兵力为50万。在秋季作战中,被歼7万人。然而,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不仅能补上被歼数额,还能使总兵力膨胀至58万,足见其扩军能力不凡。

陈诚采取更加集中兵力的部署,实行“固点”、“联线”、“扩面”的防御方针。企图固守沈阳、长春、四平、本溪、锦州等大中城市,保障关外与关内陆上通道“辽西走廊”的安全。

12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把攻击目标指向彰武。

彰武,位于沈阳西北方向新立屯与通辽铁路线之间,是拱卫沈阳外围的一个重要据点,由国民党四十九军的七十九师防守。该师全为美械装备,参加过印缅作战,战斗力较强。

12月22日,民主联军第六、第七纵队在刘震、邓华两位司令员的率领下,以突然的动作包围了彰武,并展开攻坚准备。这是冬季作战以来,民主联军首次遇到的坚固城池。彰武守军凭借城墙构筑了多重障碍,城墙上碉堡林立,城墙外则是由鹿砦、铁丝网、护城沟组成的三道防御体系。城内,各重要路口和高大建筑都构筑了防御工事,组成了一个个绵密的火力杀伤区。

从23日到27日,东北民主联军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扫清了外围据点,逼近城垣。

28日7时30分,总攻彰武的战斗打响。攻城的战斗,得到了民主联军直属炮兵的火力支援。总攻发起的瞬间,60余门野炮,榴弹炮一起开火,成千发炮弹向彰武城东南角飞去。

这是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成立以来,首次组织的大规模步兵、炮兵协同作战。15分钟的炮火射击,突破口附近的城墙和障碍物悉数被摧毁。

随着炮火的延伸,二纵五师突击队冲进城内,后续部队也像潮水般涌入。

仅用了五个多小时,二纵和七纵便拿下了敌重兵防守的彰武县城,歼敌9000余人。

民主联军乘胜扩大战果,第一、八、九纵队主力南下,向北宁线推进。

12月30日,八纵主力袭占黑山县城;与此同时,自彰武南下的九纵,于12月31日进占大虎山地区,并乘胜收复台安。

东北民主联军的这一部署,迷惑了陈诚。

陈诚看到民主联军主力分散行动,又“获悉”二纵、七纵在彰武原地未动,便以为民主联军在彰武之战中伤了元气,难以再战。遂于1948年1月1日从沈阳、新民、铁岭地区调集十多个师,在近100公里宽的正面上,沿辽河两岸分左、中、右三路向沈阳西北推进,企图寻歼在该地区的第三、六、十纵队,解除对沈阳附近诸据点的威胁。

陈诚的“进剿”部队开拔之日,恰逢1948年元旦。这位国民党在东北的最高官员称:“目前‘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期已过。”

敌军的大规模出动,为东北民主联军运动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1月3日,“东总”决定,首先歼灭三路中兵力薄弱的左路之敌——新五军,并命令:六纵以运动防御、节节抗击,将敌诱至有利战区;二纵、七纵分别向公主屯两侧前进;三纵则迂回到公主屯以南,断敌退路。

1月5日晨,民主联军第二、三、六、七四个纵队12个师,于公主屯地区将新五军团团围住。

6日凌晨,东北民主联军对新五军展开猛烈攻击。经一天战斗,二纵、七纵将敌一九五师大部歼灭,三纵、六纵正与被围的新五军军部和一九五师残部激战,六纵则将敌四十三师消灭。

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从1946年以来,便多次积极进攻民主联军部队,眼下却成了瓮中之鳖,“活捉陈林达”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陈林达困兽犹斗,竟然命令将部下的尸体、甚至将没有断气的重伤员都作为“修筑”工事的“材料”,抬到阵地前沿,筑起一道肉墙来抵挡。

7日,防线终于被突破。陈林达换上下级军官的服装,从死人脚下扒下一双破皮鞋,混在俘虏群中。不到一天,这位伪装的“书记官”便现了形。

随陈林达一同被俘的,有一九五师少将师长谢代蒸,四十三师少将师长留光天。

当得知新五军被围后,陈诚已经乱了方寸。虽然最终采纳了副参谋长赵家骤退守辽河的方案,可已经错过了撤退时机,导致新五军被歼。

陈诚星夜电告蒋介石,并将失败原因归罪于部下将领不服从命令,要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和新六军军长李涛。1月10日,蒋介石亲自飞往沈阳。

当日,在沈阳召开的师长以上军官会议上,蒋介石追究作战失败原因,痛骂廖耀湘、李涛不服从命令。廖耀湘、李涛不服,挺身出来为自己辨护,一口咬死自己并未接到援救新五军的命令。会前,蒋、陈二人曾密谋:借惩办廖、李,整肃军纪。没曾想到,在会上二人当面与老蒋争辩。陈诚在无可奈何中站起说:“新编第五军的被歼,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位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

蒋介石离席后,陈诚为了表示自己对党国的忠贞,将随身佩带的手枪拔出,放在桌上,正色对各位将领说:“我陈诚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军打到沈阳,我将与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然而不久之后,1948年1月22日,蒋介石派卫立煌到东北,出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全权指挥东北军事,陈诚虽然仍顶着东北行辕主任的名,但却以治病为由,溜回了南京,称病不出。

1月末,东北民主联军在完成对北宁路两侧之国民党军的歼击任务后,挥师南下,转入冬季攻势的第二阶段,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辽南进击。

1月31日,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第六纵队完成了对辽阳之敌的包围,并于2月4日扫清了外围据点。6日,四纵、六纵发起总攻,激战八个小时,将国民党军暂编五十四师及一个运输团等1万余人歼灭,解放了辽南重镇辽阳。

在四、六纵进攻辽阳期间,新上任的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在沈阳地区虽握有20万重兵,但因有新五军的前车之鉴,惧怕出援遭歼,故踌躇徘徊,未敢轻动。于是,民主联军乘势扩大战果,2月20日攻克鞍山、营口等城。

面临着东北民主联军的凌厉攻势,卫立煌不得不进一步收缩兵力,固守长春、四平、沈阳、锦州等要点城市,坐等关内援兵。针对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的这一游移不定的战略部署,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利用冰雪尚未解冻,便于机动作战的有利时机,轻装北上,夺取战略要地四平,彻底切断长春与沈阳两大据点国民党军队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孤立长春、吉林,为全部歼灭东北敌军创造条件。

为实现这一作战目的,“东总”进行了周密的作战部署。决定以第一、三、七纵和独立第二师及炮兵司令部的八个主力炮兵营,由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统一指挥,攻打四平。

这是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

3月12日晨,东北民主联军总攻四平开始。200余门大炮的轰鸣声,打破了黎明的沉寂。

8时整,随着炮火的前推,各纵队分别从数个方向发起攻击,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插入纵深……

11时30分,第七纵队和第一纵队南北对进、实施向心突击,胜利会师于中山大街,尔后又攻克了天桥和车站。14时,铁道以西的守敌已告肃清。

随即,一纵、七纵挥戈东向,转入围歼铁路以东守敌的战斗。

与此同时,突入铁道以东的三纵与一纵一师实施猛烈穿插,各有进展。

三纵歼灭了女子中学、天主教堂、玉皇庙等处之敌;一纵一师攻克了炼油厂、发电所等重要据点。13日拂晓,第一、七纵队主力对残敌发起最后攻击,全歼四平国民党守军。

四战四平,东北民主联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强大的炮火,慎重筹划、紧密协同,仅用了23个小时便攻克了这个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战略据点,全歼守敌1.9万余人。

攻打四平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组织了强大的阻援部队,部署在四平与长春、沈阳之间,使卫立煌坐视四平易手而始终未敢出援。

四平攻坚之前,驻守吉林的国民党六十军深恐遭到围歼,于3月9日放弃吉林,一路狂奔撤往长春。东北民主联军兵不血刃,解放吉林。

历时三个月的冬季作战,东北民主联军克服了冰雪严寒的困难,连续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5.6万人,攻克城市17座,解放了10.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切断了北宁、中长铁路,将国民党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内,圆满地完成了预定作战的任务。

1948年1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原东北民主联军各总部,改称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东北军区,下属原东满、西满、南满和北满各军区及所辖部队;东北野战军,则是由原民主联军九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司令部和十余个独立师组成的机动作战部队。

新改称的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一副政治委员,高岗、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司令员,陈云、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刘亚楼、武修权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部队称谓的改变,它标志着这支战略武装力量,经历了两年多的浴血奋战,踏上了光明与胜利的坦途。然而,在即将展开的与东北国民党军事集团作最后决战之前,这支力量还面临着许多陌生的问题。为此,东北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人,在冬季作战结束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部队的巩固与建设上。1948年3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总部在哈尔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师以上干部会议、野战军参谋工作会议、野战军后勤工作会议和先期召开的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等,对野战军的巩固、发展及任务作了部署与研究。

4月11日,在东北野战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林彪正式提出了部队建设的“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方针。指出:

我们所处的形势已经转变了,从被动转到主动,从防御转到进攻,从分散转到打成一片。我们的任务从前是怎样把根据地搞起来站住脚,现在则是怎样解放全东北。这种客观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就应引起我们各方面的变化。……军队的转变,由分散的作战到集中的作战,由不正规转到正规作战,并且由运动战转到攻坚战。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将成为今后的斗争形式。

会议上,罗荣桓作了关于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专题报告。罗荣桓与林彪,从红军时代的一军团到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直是搭档,彼此在各方面都比较了解与信任。他们各有自己的风格、特点与魅力,但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林彪专务作战。其余事情一概不管。在双城,倒坐木椅,双肘伏在椅背上,面对满壁的军用地图,一坐半天,是他每日的功课。林彪在作战上算度很精,而对别的事,却很少过问,甚至身边的警卫擦枪走了火,子弹射向屋顶,这位总司令仍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罗荣桓深知林彪的这一特点,并称之为“林总的重点主义”给予充分的谅解,主动承担了政治工作,训练、动员、后勤等领导工作。特别是当彭真离开东北局后,罗荣桓还担当起了党的领导工作。在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成长壮大,逐步走向正规化的路途中,罗荣桓付出了极大心血。

在罗荣桓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并于1947年8月6日《东北日报》发表了《部队教育的方向》的社论,进一步阐明了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

诉苦运动是部队教育工作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这种群众性的诉苦证明,罪恶决不是单个地或偶然地发生的。大家来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样的痛苦,都同样受冻受饿受辱挨打,这证明普天之下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

前一种人经过各种线索的追寻,都归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就是他们的头子。后一种人经过各种事实证明,都归到共产党这里,共产党为人民办事,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领袖。

要报仇雪恨,只有和共产党一起,大家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经过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大规模开展起来。

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了这一政治工作经验,于是,一场以“诉苦三查”(诉旧社会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核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在全国各战场的解放军部队中展开。

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

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的确,在黑土地上,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敢于称“无敌”了。因为,在强大有力政治工作鼓舞之下,东北野战军不仅越战越勇,而且是愈打愈大。

到1948年7月,在罗荣桓的亲自组织下,东北人民解放军先后编组了二线兵团37万人,有力地保障了野战部队的兵员。

为了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林彪亲自主持了东北野战军的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深入总结两年多来的作战经验,系统地提出若干军事原则。他认为:“胜利不仅是靠一时的指挥,而且靠事前事后的准备和建设。”运用战例,“特别注意用经验来教育的办法,战后检讨、战前讨论、想办法、好的坏的战例都要让大家知道。从经验中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根本方向”。

这些战争实践,经过林彪罗荣桓等指挥员的理论思维而形成的军事原则是什么呢!林彪、罗荣桓及其他将领们在以往的作战中也多次强调过,主要是:

“一点两面”的作战原则。这是在阻止国民党军长驱直入的过程中,林彪总结了“沙岭战斗”、“秀水河子战斗”正反两个战例的经验教训之后首先提出的。这点前面已有叙述。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这是根据不同敌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的原则。一种是敌人守,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一种是敌退,这是三种基本不同的情况。如果敌人守,就应经过正式的准备,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攻击;如果敌人要退不退,而我方准备好了再打敌人则会跑掉,而不准备就打又没有把握时,则应该将敌人围起来,等待我方准备好了再打;如果遇到敌人撤退,则要猛追,不要等待命令、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追上了便是胜利。“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的原则,纠正了不少指挥员“打莽撞仗”的陋习,使情况的判断、处理和指挥决策更具科学性。

“四组一队”的原则。

随着战略进攻的展开,大规模的攻坚战频繁发生,于是,针对攻坚、“啃骨头”的作战原则便在战斗中应运而生。

所谓四组,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等。组织四组一队,其核心是强调攻坚作战的分工合作,是对战斗的科学组织。此外,还有诸如“三三制”、“四快一慢”、“三猛战术”等等,这些产生于黑土地而又用之于黑土地的军事作战原则,使共产党的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土八路”

转变为正规兵团,越打越精,越战越强。

为实现大兵团、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强指挥机关的建设和改进,东北野战军分别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政治工作会议、后勤工作会议,提高领率机关的科学工作效率。

从春末到夏末,东北野战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练兵运动。

针对下一步攻势作战的目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提出“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长春,是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战略据点之一,敌人在此设置重兵,以牵制东北野战军的作战力量。因此,东北野战军决心拔掉这颗钉子。

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攻坚战战前练兵。阵地和工事,都是按长春布防情况设置的,部队按“四组一队”编配。白天,练射击、刺杀、投弹、冲锋、翻院墙、爬城;晚上,练夜行军和村落、街道攻防战斗。村头地尾,到处都挖掩体、交通壕,人人练捆炸药包、安雷管,接导火索。坡土地庙、烂房子、破与坎都成了“地堡”,爆炸的响声此起彼伏。怎样穿墙打洞、土墙怎么炸、石墙怎样掏,反复研究、演练。一些刚刚从地方部队升级上来的部队,得从头练起;一些打过硬仗却战绩不佳的部队,则重新补课,加紧练习。

林彪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罗荣桓说:加强训练就是战斗力!在大练兵的高潮中,东北野战军又组建了第五、第十一和第十二三个步兵纵队及炮兵纵队、铁道纵队。

炮兵,是现代大兵团作战的主要火力骨干和歼敌手段。1947年夏季攻势之前,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部队就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转入战略进攻后,炮兵建设进入全面发展和提高阶段。在秋季和冬季攻势中,民主联军的炮兵边打边练,以战争为课堂,使自己迅速成长,进一步提高了火力突击的准确性和步炮协作水平。1948年8月,为了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作战的需要,东北野战军在炮兵司令部之下,成立了炮兵纵队。此时的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已经拥有:三个榴弹炮团、二个摩托化重炮团、一个重迫击炮团、二个摩托化高炮团等八个团的实力,成为一支令国民党军为之胆寒的打击力量。

到举世闻名的辽沈决战之前,东北野战军已经拥有了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共70余万人的实力,沿着大兵团、正规化的道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五、战锦方为大问题

蒋介石固守锦州之谜。南下北宁线之争。范汉杰惊诧:“共军来者不善!”卫立煌疑惑:“难道共军攻势提前了?”林彪犹豫:“准备了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这饭怎么吃?”一封电报扯出的是是非非。攻克锦州,关门打狗势成。国军精锐尽丧,廖耀湘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宁静的黑土地。

1948年秋,在东北民主联军的一系列打击下,卫立煌集团已经是穷途来路,被围困在锦州、沈阳和长春三个互不相连的城市内。鉴于决战时机的成熟,已经由东北民主联军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这支雄师劲旅,兴兵南下,出击北宁线,并以攻取锦州为契机,演化出了一场决定东北命运的大决战。

1948年春季,与和煦的春风一同吹来的,是共产党武装在各个战场上频频报捷。

4月22日,西北战场首传佳音:由彭德怀、张宗逊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苦战一年,给胡宗南集团以沉重打击,收复延安。

5月17日,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攻克晋中重镇临汾。

6月11日,华东许世友、谭震林兵团解放孔子故里曲阜。

7月6日,陈(毅)粟(裕)野战军发起睢杞战役,连下睢县、杞县,活捉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

7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攻克襄阳,生俘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了全国战场上的主动权,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国民党军队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且眼下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机动兵力只有170万;而国民党的老对手——共产党军队的数量,则由120万发展到280万人,并占据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国土和拥有占全国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资源雄厚。

国民党的作战方针已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又由“全面防御”、“分区防御”变成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柱的“重点防御”。

在东北,截止到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时,国民党军队已被歼灭了57万,蒋介石三易统帅,未能挽回颓势。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司令官后,经过整顿,虽然手中还拥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共计55万人的实力,但已被东北野战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陷入欲退难舍、固守无力的境地。

卫立煌心中明白,手中的55万部队,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过东北野战军的打击,其中有些是被歼后重新组建的。

就连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新六军,也伤痕累累,战斗力大为下降。

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彼此孤立的战略据点内国民党军队,犹如三叶扁舟浮在茫茫大海之中,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彪、罗荣桓麾下的百万雄师和占东北总面积97%的土地与86%以上的人口。

实力的天平已完全倾向共产党军队一边,一场战略决战,将要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展开。

大战之前,一片宁静。

在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沈阳,报纸仍在散布陈词滥调:“沉寂半年来之东北战局,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沈阳城防固若金汤,国军决不放弃东北!”

然而,隐藏在这后面的,是蒋介石与卫立煌之间在东北战、守、撤战略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1948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在东北的战事已经陷入严重的困境。当时,摆在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国防部面前的,有两种可选择方案:一是继续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大据点,坚守东北;二是放弃东北,将数十万部队撤入关内。

早在1948年3月初,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就向蒋介石提出过撤出东北的建议,敦促蒋介石利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后期,沈阳、锦州间兵力较少的机会,“撤出满洲”。蒋介石的态度是:“今天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所在。”这样终于错过了撤出东北的机会。5月6日,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高级将领飞抵南京,聆听总裁面谕。蒋介石表示,决定以全力支援东北。

6月间,蒋介石致电锦州守将范汉杰,令其死守锦州至山海关一线,而“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

直至8月初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军国防部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确定的方针仍是:固守东北,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

其实,蒋介石也意识固守东北孤立据点的危险性。他在其一周反省录中写道:“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加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决心,则沈阳20万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决计“固守”东北,蒋介石除政治原因外,还有其它原因:其一,蒋介石始终认为:“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苟满洲失守,华北不保,南京亦将步其后”。相反,如能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战略据点,牵制住东北人民解放军,则有利于傅作义在华北作战。待关内形势好转,再增兵东北。

其二,蒋在东北仍有55万兵马,固守几个孤立据点,他还是有信心的,认为东北野战军没有强大的炮火,也没有攻打重兵设防大城市的经验。

但在如何固守东北问题上,蒋介石同卫立煌等东北将领发生了严重分歧。

蒋介石曾允诺“支持卫立煌保全东北”。后来,他看到锦州有被袭取的危险,就敦促卫立煌打通沈阳至锦州铁路线。主张以周福成的第八兵团部指挥第五十三军和第二○七师守沈阳;将驻沈阳地区的主力第九兵团(辖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五十二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一军)由廖耀湘指挥移至锦州地区。

然而,这一方案卫立煌及其手下高级将领大都不赞成。

卫立煌认为,“沈阳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守能攻,分则攻守两不成”。

当时东北野战军占领了锦州、沈阳之间的要隘沟邦子。由沈阳打向锦州,中间需经过辽河、新开河、绕阳河,部队极易被切断、分割包围,且道路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和大部队难于通过。所以卫立煌主张固守沈阳,加紧整训,伺机出击,扭转战局。

早在2月20日,蒋介石就派国防部作战厅长罗泽阎、副厅长李树正携带撤出沈阳主力的方案征求卫立煌的意见。卫当即表示不赞成,并派郑洞国飞抵南京见蒋申述。而蒋则让郑洞国转告卫立煌,立即执行“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的方案。

2月25日,郑洞国返沈阳复命。

当天,卫立煌即召集高级将领研讨蒋之方案。各将领几乎众口一词“集中兵力坚守沈阳”,不同意蒋的计划。卫立煌又派赵家骧、罗又伦飞赴南京再次向蒋面陈。

直至4月初,蒋也没有说服卫,只好同意在东北暂时保持现状。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又督令卫立煌发动进攻,打通沈锦线。卫立煌还是按兵不动,再派赵家骧、廖耀湘、罗又伦到南京。

直至1948年8月4日至6日的南京国民党军事检讨会,卫立煌仍然不肯挪窝。他认为:“一、判断东北共军将于10月发动攻势,重点在锦州,对沈阳则采取围困办法。二、不放弃打通沈锦线企图,但不能轻举妄动,须应付共军10月攻势。三、维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进展,原则上不放弃该城,但避免作长春第二……”

9月初,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又提出一个新方案:放弃锦州,守锦西以西,拆除沈锦段铁路,将锦州兵力用于沈阳,打通营口海口,接长春部队回沈阳。这是一个经营口逐步撤出东北的计划。

可是直到东北野战军大部队挥师南下,东北国民党军亦没有形成一个上下共识的作战方案。

就在此时,东北野战军拉开了辽西大战的序幕。

9月12日,战略决战的第一枪,首先在北宁铁路山海关至唐山段打响。

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由建昌出发,奔袭山海关至滦县之敌。至9月17日,先后攻占了昌黎、北戴河等要点,切断了国民党军自华北增援东北的陆上通道。

9月13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由台安、北镇地区隐蔽南下,插入锦州、义县之间,切断了义县敌军逃跑退路,打了义县守军一个措手不及。

随后,第八、第九纵队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锦州,将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官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及其所部15万兵马围得铁桶一般。

范汉杰曾以数个师的兵力在空军掩护下,同东北野战军争夺锦州至义县的公路和锦州外围高地,结果大败而归。

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十纵队和炮兵纵队也相继进入锦州以北地区。

至此,东北野战军彻底切断了辽西走廊,将沿该通道部署的国民党军分隔于锦州、葫芦岛和秦皇岛以及山海关三个地区,并完成了对锦州守敌的包围。

范汉杰惊诧:“共军来者不善!”

卫立煌疑惑,难道预料中的10月攻势提前开始了?

9月30日,上午,双城镇。

林彪、罗荣桓及其作战指挥和保障机构人员此刻正奔向双城车站,前往辽西。

为迷惑敌人,装载林彪、罗荣桓和东北野战军指挥机构的火车,没有直接南下,而是先往北走,经哈尔滨后又转向东南,驶向牡丹江。晚上10点多钟,列车突然转向西北,经昂昂溪南下。在这趟军列的第5号车厢内,林彪正对着地图沉思。与5号车厢连接的,是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车厢。

在一个多月前,为了适应东北大规模作战和下一步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对东北解放军的领导进行了调整。8月14日,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委,刘亚楼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繁杂的大量地区性、事务性工作交给了高岗等东北军区领导,林彪等则移师辽西,专务作战。

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南下,标志着国共两党在关东的决战,进入了“临界”状态。

然而,这场大战的筹划与决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1948年的2月7日,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还未结束之前,毛泽东曾电示东北野战军:

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二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提出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提出了“争取全歼敌人进入东北的兵力”的任务。

4月18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召开会议,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讨论了东北作战的方针,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打长春,以解除后顾之忧。

4月22日,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复电,同意东北野战军先打长春的方案。

为了组织长春方向的攻坚作战,组成了由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并以原辽东军区机关为第一前线指挥所机关。东北野战军决定,以七个纵队的兵力攻城,用两个纵队在四平以南阻敌,以三个纵队在沈阳附近牵制敌人,计划在十天至半个月内结束战斗。

5月下旬,长春守军出城抢粮,遭到东北野战军的打击。随即,林彪决定乘虚而入,以两个纵队的兵力对长春发起试探性进攻。5月24、25日,东北野战军第一、第六纵队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争夺战,占领了长春西郊飞机场,消灭敌军两个团。由于投入兵力有限、伤亡过大,敌军防御工事坚固,东北野战军决定停止攻城。

6月中旬,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对长春采取慎重的“长围久困”方针,并在吉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具体部署。吉林会议林彪未出席,会议由罗荣桓主持。

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攻势,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并提出要发布“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出入”的命令。

会上,针对“禁止行人出入”问题,有人问:如果老百姓出城怎么办?

刘亚楼不假思索地说:“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此话一出,众将领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李作鹏和周纯全,顿时哄堂大笑。原来,这两员虎将在战争中都失去了一只眼,成为名符其实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罗荣桓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坚定地说:“对群众要收容、安置。”最后,会议决定,主要阵地不让任何人通过,至于其它方向,个别情况个别处理,缓冲地带要疏散。

此时,长春已经成为一个碉堡林立、兵马聚集的战场。城外,东北野战军数个纵队铁壁合围,将各个关口隘道堵了个水泄不通。城内,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第六十军和新七军等部10万余众死守。

尽管沈阳“剿总”每天派几架飞机空投下粮食,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林彪异常谨慎,迟迟夫发进攻长春的命令。

7月间,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再次讨论东北形势和东北野战军作战行动。

认为,如果攻击长春一举全歼守敌没有把握,则对以后作战影响甚大;应待热河秋收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8月中旬时,以最大的主力开始南下作战为好。

这个意见以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名义发向中央军委。7月22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

7月30日,军委又来电:“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经过反复酝酿,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把北上打长春的计划改变为南下北宁线作战,确定了打锦州的决心。

改变作战方针后,东北野战军开始了一系列大战前的准备工作。

8月14日,东北野战军与东北军区正式分开,野战军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负责,随主力南下。29日,东北野战军以林、罗、刘、谭的名义发出南下作战的《政治动员指示》。指示强调:

暂时放弃攻击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挺进,是为了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早日到来。

9月1日,东北野战军在原第一、第二前线指挥所机关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黄克诚。为了适应新的作战任务,东北野战军将原有的东线、西线、北线三个后勤司令部改编为五个后勤分部,倾全力保障大部队的供给。

罗荣桓亲自抓后勤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分部就筹集到了3000万斤小米、10余万斤大米、数百吨油料和被服……东北野战军还动员了担架1.3万余副,大车3.6万余辆,组织了由省、专区、县负责人率领的火线参战民工9.6万人,加上后方支前的民工,总计达到160万。

9月7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发电,指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要他们做好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东北野战军总部分别向各纵队、独立师下达了作战命令和动员指示,在北起长春、南至唐山的千里战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在北宁铁路线上,东北野战军以第二、第三、第四等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及一个骑兵师的兵力,长途奔袭,分别包围了北宁铁路线上锦州至唐山间各国民党军防守据点;

在北线,以第十二纵队和六个独立师执行继续围困长春的任务,并以一个纵队在开原地区准备阻击长春之敌突围和沈阳之敌北援;战线的中段,即沈阳地区,东北野战军以第五、第六、第十等四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位于新民西北地区,监视沈阳之国民党军。作战命令下达后,东北野战军数十万大军如离弦之箭。执行长途奇袭的部队,夜行晓宿,封锁消息,分别采用铁路输送和徒步开进等运动方式,向预定战场开进。少数部队则担负战略佯动,大造声势地向长春方向前进,以迷惑敌人。

9月12日,南下北宁线作战开始……

9月29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攻克了河北境内的昌黎、北戴河和辽宁省的绥中、兴城,切断了辽西走廊,将锦州义县的国民党守军包围。

战事发展顺利!然而,头绪纷乱,喜中亦有忧。

9月25日,林彪、刘亚楼得悉沈阳国民党军正用空运将第四十九军增援锦州,于是命令第八纵队用炮火控制、封锁锦州机场。哪知,26日八纵回电询问:

“锦州有两个机场,东郊机场已几年未用,西郊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封锁哪一个机场?”

刘亚楼一看八纵电报勃然大怒。大骂一声“吃草的”!的确,八纵的这个电报是够“迷糊”的。刘亚楼改派九纵控制机场。两天后,第九纵队炮营轰击了西郊机场,击毁飞机五架,阻止了沈阳向锦州的空运增援。

9月30日,毛泽东得悉此事后致电东北野战军:“歼敌两万,毁机5架,甚慰。望传令嘉奖。”同时,电文中也告诫林、罗、刘、谭,“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

鉴于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林彪下决心将指挥所迁到锦州前线。9月30日,林、罗、刘、谭率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有关人员组成的前线指挥所,自双城乘火车转移。

林彪、罗荣桓一行离开双城后,北上哈尔滨,又转向东南的牡丹江,至拉林站时,突然掉头北返,过三棵树江桥,由江北联络线转向滨洲铁路经昂昂溪南下。

从昂昂溪往南,铁路线逐渐向作战区域延伸,为了保证东北野战军指挥机构安全顺利南下,担任运输司令的郭维城亲自打前站,在林、罗乘坐的专列前检查线路,并亲自乘坐铁道摩托车在前面开路。

10月1日,东北野战军攻克义县,全歼守敌1万余人。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炮兵司令员朱瑞在深入前线观察义县县城突破口时,不幸踩中地雷牺牲。

罗荣桓在途中得知朱瑞同志牺牲的消息,心情十分沉痛。红军时期,罗荣桓就同朱瑞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八年抗战中,两人又在山东共事多年。特别是在东北的这三年中,朱瑞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为组建和发展东北野战军的炮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罗荣桓满怀深情对周围的同志说:“朱瑞同志懂得炮兵,他亲自组建部队,训练干部,对炮兵事业是有建树的。”罗荣桓专门发电报给在通辽的后勤部政委陈沂,嘱咐其迅速回哈尔滨协助安排料理朱瑞同志的丧事。

10月2日,东北野战军前方指挥所专列夜行昼宿,走走停停,于清晨抵达郑家屯。

在郑家屯以西的临时宿营地,前方指挥所人员正准备吃早饭的时候,值班参谋报告:“正东方向发现敌机一架。”

刘亚楼果断地命令所有人员立即下车,就地分散隐蔽。

这是一架国民党空军的侦察机,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后,便飞走了。

“看来沈阳的卫立煌还在摸我们的底。”

刘亚楼望着消失在天际的飞机,自言自语地说。

“报告,一○三,是不是继续前进?”

作战科长尹健的请示打断了刘亚楼的思考。

“一○三”是参谋长刘亚楼的代号。为了保密,东北野战军的主要指挥员都编有代号,一般以代号相称。林彪是“一○一”,罗荣桓是“一○二”,谭政是“一○四”。

刘亚楼回过身来,对作战科长说:“我已经请示过‘一○一’,他决定暂时不走,要机关人员在附近村落分散隐蔽防空。你告诉他们,架好电台后立即与军委和各纵队联络,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经过一番紧张的忙碌,列车车厢已经分成数段散置于好几条铁路支线上,机关人员则分散进入隐蔽位置。

天渐渐黑下来。晚上10点钟,见还未发出行动的命令,作战科长尹健又去请示。

刘亚楼小声对尹健说:“有新情况,要等军委回电”。接着,又补充一句:

“告诉电台,注意收听军委来电!”

原来,在辽西方向,情况发生了变化。

9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外围发起攻击后,卫立煌急调守备沈阳的第四十九军从空中增援锦州。9月29日,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炮轰机场,阻断了沈阳向锦州的援助。蒋介石得悉后,亲自飞往沈阳,决心拼死守锦州,打通北宁线。在蒋的严令督促下,驻沈阳的第九兵团等部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从新民地区南下,自东向西驰援锦州。与此同时,蒋介石又调山东第三十九军的两个师,北平傅作义指挥的六十二军、独立九十五师和第九十二军的二十一师,分别由烟台、秦皇岛、塘沽海运葫芦岛,会同据守锦西的第五十四军及暂编六十二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由锦西北上,自西往东打,准备夹击进攻锦州的东北野战军部队。

当日,中央军委急电东北野战军,将国民党军增兵锦西、葫芦岛的情况作了通报。

机要秘书谭云鹏将刚译完的“军委通报”送给林彪,这位东北野战军总司令沉思良久,气氛紧张起来。

一个戏剧性的情况发生了……

本来,在酝酿主力南下作战时,林彪就疑虑重重,迟迟下不了决心。当时,林彪的主要顾虑是:主力部队南下,实行远距离奔袭作战,缺粮缺油,一旦出现华北傅作义与东北卫立煌两头夹击,那么,苦心经营的重装备将无法撤出战场。一旦失去了这些汽车、大炮和坦克,东北野战军的火力会大受影响,推迟东北决战胜利的时机。林彪终于拍板定案,挥师南下之后,在原订的攻打锦州预案中,因锦西、葫芦岛方向敌人兵力不大,林彪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沈阳方向。在兵力部署上,除了集中主力准备攻锦州外,将战斗力强的第五、第六和第十纵队摆在沈阳以西以北的彰武、新立屯、黑山、大虎山一线,准备迎击沈阳出援锦州的敌军。而在锦西、葫芦岛方向,只放了一个战斗力不算太强的第十一纵。

然而,10月2日,蒋介石增兵葫芦岛,使驻守在锦西葫芦岛方向的国民党军兵力突然增至九个师,并且组成东进兵团,准备配合沈阳西出之敌,双向合击东北野战军,而眼下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部队,距锦州仅50余公里,况且,两地之间有铁路、公路相联,其间无险可守。

林彪沉思良久,唤来了机要秘书谭云鹏,口述一份在日后引起一连串是是非非的致中央军委的电报:

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

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之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十四军、九十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1.8万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5000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8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6月间准备攻长春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20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林彪审阅电文后,于10月2日22时交机要电台,以特急电报发出。

此时进攻锦州的部队仍按原部署继续向锦州推进。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的专列亦于深夜继续前开。

10月3日清晨,罗荣桓和刘亚楼一同去找林彪。

罗荣桓说道:“给军委的电报发出了?要考虑回师打长春?”林彪“嗯”了一声,说道:“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人,你说怎么办?”

罗荣桓说:“我们也调整一下部署,把围困长春和监视沈阳方向的部队调一部分到锦西方向来,怎么样?”

林彪说:“援兵不止西面这一头,更大的是东南的那个廖耀湘兵团。如果锦州久攻不下,两头敌人上来,这个风险太大了。”罗荣桓说:“从战役本身看,风险确实很大。但从全局看,是战略上的需要,冒险是值得的。军委一贯的思想是打锦州。再说,几十万大军突然拉回去……”

林彪从椅子上站起,来回踱着步,转过脸来问刘亚楼:

“参谋长的意见哪?”

刘亚楼肯定地回答:“还是应该打锦州!”

林彪思考片刻之后,唤来了谭云鹏,亲自交待:马上去机要处查一下,看昨晚那份电报发走没有,如果尚未发出,就扣下不发;如已发出,是否向中央机要局申明此电作废。

谭云鹏一溜小跑,直奔机要处。一查,因为是特急电报,机要处早已随到随译随发了。

西柏坡那边,中央机要局大概也已经译好电文并送给了毛泽东。要想申明作废,已不可能。

谭云鹏如实汇报,林彪一句话也没说。

三位领导人都沉默不语。

最后,罗荣桓打破了沉默说:

“为了补救,是否重新给军委发个电报,申明继续打锦州。好在上次电报也没说死,只是强调了傅作义部增援葫芦岛,正考虑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打长春。”

林彪同意重新发一个电报,申明打锦州决心不变。对罗荣桓说:“电报是不是请你执笔?”

罗荣桓客气地说:“好吧,大家凑。”

于是,罗荣桓执笔开头,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边议边写,很快便起草好了致中央军委的电报。

10月3日上午9时,这份电报由机要秘书送机要处发出,重申了攻锦决心和部署:

(一)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二)我们拟采取如下的布置: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

……

电报发出后,林彪、罗荣桓一行已经到达彰武以北的冯家窝棚。

西柏坡的中央机要局收到罗荣桓起草的第二份电报时,已是3日晚20时15分。再译成电文,抄送毛泽东那里,已是4日凌晨1时30分。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收到林彪的第一份电报,并于3日的17时和19时连续发出两封措词严厉的电报。

在第一份电报中,毛泽东不客气地指出:

(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五个月前(即4、5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7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三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二)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你们指挥所木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8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毛泽东意犹未尽,又起草并发出了第二份电报,再次讲明了打锦州的重要意义和理由:

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在电报中,毛泽东分析道:

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特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阳之敌可能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

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10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4至5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第二份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于旱6时复电表示:

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10月5日,林彪、罗荣桓一行自阜新换乘汽车到达锦州西北20余公里的牤牛屯,设立了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经过慎密侦察,东北野战军确定了攻锦计划:第一步,扫清外围据点,接近城垣;第二步,南北对进,实施向心突击。10月9日晨,锦州外围争夺战开始。

东北野战军第七和第九纵队攻占城南炮台山、双山子、罕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河南岸守敌肃清。

10日,八纵攻占城东大小紫荆山、百官屯,11日,攻占北大营、八家子,一直打到锦州城东关。

12日至13日,第二和第三纵队在城北攻占合成燃料厂、团管区、师管区、配水池和大疙瘩,逼近城垣。

经过国民党守军两年多时间的苦心经营,锦州的城防工事已构成环城纵深防御体系。

在攻克外围防御地带的战斗中,东北野战军付出了重大代价。其中,攻打位于城北的配水池,便是一场恶战。

配水池,位于锦州城北约两里处的一个高地上,高出地面六米多,是一个利用伪满时期钢筋水泥蓄水建筑改造成的防御支撑点,为进抵城垣的必经之途。

以配水池为核心,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内,构筑有20多个永久和半永久性明碉暗堡,碉堡之间是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坡下玉米地里,有一道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壕外,则是雷场、铁丝网。

守卫配水池的是国民党暂二十二师一团二连,150余人,是清一色的老兵,枪打得准,有战斗经验。该连还配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战防炮排。战斗打响后,兵力增加到一个营。

攻打配水他的,是三纵七师二十团的一营和三营。

10月12日清早,攻打配水他的战斗开始,直至晚6时,这个城北防御支撑点才易手。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争夺中,三纵连续发动进攻数十次。战斗结束后,一营清点人数时,600多人的营仅剩26人。

外围战斗逐步逼向城垣,范汉杰召集兵团司令卢浚泉和各军长们研究对策,决定将守军撤到锦西,与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会合,然后再回师北上,与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夹击位于锦州的东北野战军。

12日,范汉杰把向锦西撤退的决定报告了卫立煌,卫立煌不同意。正在僵持之中,范汉杰收到蒋介石发来的急电:“锦州关系全局,请吾兄坚守待援。”

锦州外围虽四面环山,但城垣脚下是大片开阔地,对进攻一方威胁极大。

攻击纵队都各自挖了十多里长的交通壕,推进到锦州城下。锦州城完全裸露在东北野战军的兵马之下,成为林彪、罗荣桓的囊中之物。

10月14日上午,经过几天激烈战斗的锦州外围忽然呈现出一片寂静,淡淡的雾蔼掺杂着缕缕硝烟,使这座古老的城垣显得那么幽远而神秘……

10时整,林彪向刘亚楼点了点头。刘亚楼下达了命令:

总攻开始!

东北野战军的1000余门火炮率先开火,城塌堡飞,烟尘迷漫。

东北野战军二纵、三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集团,在韩先楚、罗舜初的统一指挥下,由北向南实施突击;

邓华、吴富善指挥七纵、九纵组成南集团,由南向北实施突击;八纵则部署在城东,担负由东向西的辅助突击任务。

半个小时后,除八纵外,各突击集团分别从8个突破口冲入市区,与守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数小时的激战,彻底汀乱了范汉杰的防御体系。

下午,范汉杰决定向锦西方向突围。先以暂编十八师向北猛攻,范汉杰与卢浚泉等将领则在特务团的护送下,从第六兵团司令部北面的坑道向东门转移。

15日10时许,东北野战军攻占了第六兵团司令部,将残存敌人压缩至老城。至下午6时,二纵、七纵在老城胜利会师,全歼了残敌。正当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等为攻克锦州而谈笑风生之时,范汉杰、卢浚泉却落荒而逃。原来,范汉杰的突围计划没有成功。范脱下国军中将军服,化装潜逃,于16日下午,在锦州城南的谷家窝棚,被东北野战军俘虏。当日,在忙牛屯,林彪、罗荣桓接见了范汉杰。

锦州的迅速攻克,得益于西东两线的阻击,尤其是西线的培山阻击战,更是关键之中的关键。

塔山位于锦州以西40公里处,距锦西仅10余公里。此处名曰山,实则仅为濒临渤海的一片开阔地带,海拔50余米,无险可守。就在这无险可守的开阔地带,第四纵队筑起了一条塔山防线,抗击着九个师的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下达任务时,林彪对纵队司令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说:“守住塔山,胜利就抓住了一半。告诉你,塔山必须守住!拿不下锦州,军委唯我是问,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唯你是问,要你的脑袋!”

10月10日开始,四纵在塔山恶战六个昼夜,每日击退国民党军三至五个师的轮番攻击,阵地屹立不动。

10月13日,蒋介石乘坐“重庆号”巡洋舰亲临塔山附近海面,下达死命令:

“限于明日黄昏前攻下塔山,否则,军法从事。”

14日,国民党军对塔山的攻击更为猛烈。从北平机场起飞的B—24型轰炸机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扔向塔山;“重庆号”巡洋舰上的大口径火炮也参加了轰击;从华北调去的独立第九十五师,团长、营长带头,一波又一波涌向四纵的前沿阵地。连四纵的老兵也感到惊诧:国民党军会有这种劲头?

15日,侯镜如集中五个师轮番攻击,战至下午,当锦州方向炮声沉寂后,这位东进兵团的司令官亦感到大势已去了。16日,蒋介石从北平乘机又一次亲抵葫芦岛,等待他的是:“锦州陷落、范汉杰下落不明”的消息。蒋介石痛骂进攻塔山的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

18日,蒋介石携杜聿明飞往沈阳。此次一是要撤卫立煌换杜聿明,二是仍要东西对进,攻占锦州。

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强令部属攻打锦州,使国民党在东北的最后一点力量终于葬送在辽西。

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后,长春国民党守军完全处于绝境。

16日,蒋介石向长春空投手令,命郑洞国率部突围。17日深夜,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领所部三个师2.6万余人悄然撤出防区,将长春市区东半部完整地交给了东北野战军。六十军起义后,新七军防线一片混乱,李涛魂不守舍,郑洞国惶惶不安。

10月18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给曾就学于黄埔一期的郑洞国写了一封信,劝其弃暗投明。周恩来在信中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

望兄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姜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面对现实,郑洞国万念俱灰,无可奈何地叹道:“哎!辛苦遭逢起一经,万事皆休,任它去吧!”

10月19日,郑洞国让报务员打开电台,与南京作了最后的“诀别”,命身边警卫部队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好让南京从电波中听到他最后抗争的“壮烈”场面。然后,郑洞国率领他的兵团部和直属部队,走出了堡垒般的中央银行大楼,宣布投降。新七军也宣布投降。

蒋介石再次飞临沈阳,命令徘徊于彰武一线的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收复锦州;命第五十二军迅速南下,抢占营口,预留一条海上逃生之路;宣布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统一指挥葫芦岛和彰武的廖耀湘兵团,东西对进,夹击东北野战军。

攻下锦州和解放长春后,东北野战军原准备继续南下,打葫芦岛之敌。

可是,没曾想到蒋介石会如此“不识时务”,督令廖耀湘兵团坚持西进。于是,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机立断,将攻锦主力转用于围歼廖耀湘兵团,并上报军委。

10月19日,中央军委在两次电报指示中指出:

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

堵住廖耀湘兵团东逃沈阳,任务落在处于该敌侧后的第六纵队身上。林彪迅速向第六纵队司令黄永胜发去特急电报,令其率六纵以强行军的速度从彰武插至新民以西地区,坚决堵死廖耀湘兵团的东逃退路。同时,命令原攻打锦州的一、三、八、七和九纵,自24日分三路北上,准备围歼廖耀湘兵团于辽西。

为了麻痹敌人,东北野战军还通过新华社发了一篇报导,详细介绍攻锦部队在锦州召开祝捷大会、经验总结会和军民联欢会的盛况,描述得维妙维肖,好像真有其事的样子。实际上,主力部队则轻装北上,迅即扑向廖耀湘兵团。

一切布置就绪之后,林彪、刘亚楼专候在锦州的指挥所内,等待着黄永胜的消息。可是,一天一夜过去了,不但不知六纵是否堵住了廖耀湘,连六纵本身也不知去向。

25日下午,林彪的司令部上上下下心急如火。

午夜,一份被破译的卫立煌致廖耀湘的电报送到了机要秘书谭云鹏处。

谭云鹏眼睛一亮,原来廖耀湘没有跑,仍滞留在黑山、大虎山和北镇一带!

谭云鹏觉得事关重大,需要报告已经睡下了的林彪。

看到谭秘书进来,林彪问:“么子事?”

谭云鹏按捺住兴奋的心情,对林彪说:“廖耀湘没有跑掉,还在辽西!”

“嗯?”林彪不动声色,示意他继续讲下去。谭云鹏便把截获并破译之东北“剿总”的电报念了一遍。念完电报抬头一看,见林彪无动于衷。谭云鹏决定把电报再念一遍。

可是,当他把电文又认真清楚地念完一遍后,林彪仍一气不吭,在床上静躺着。

谭云鹏便轻手轻脚地退了出来。刚回到办公室,刘亚楼便打来电话,着急地询问:“刚才卫立煌那份电报你看了没有?是否送给了一○一?他看了以后怎么说?”

谭云鹏将刚才那一幕如实汇报给刘亚楼。刘亚楼在电话中严肃地说:“谭秘书,你再会给一○一讲一下,这可是军机大事,耽误不得的呀!”

谭云鹏便对刘亚楼说:“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们当秘书的实在是不好办啊!是否请参谋长亲自来一下?”

电话中,刘亚楼略为一顿,然后说:“参谋长去就更不好。你们当秘书的,天天泡在首长身边,说话办事深一点浅一点都关系不大,还是你去合适。”

谭云鹏决心向林彪第三次宣读卫立煌的电报。

一进林彪的住房,林彪便问:“是谭秘书吗?又有么子事?”

谭云鹏小心地说:

“刚才那份电报,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回去以后,又仔细看了一遍,并重新查对了地图。我认为廖耀湘没有跑,怕耽误大事,所以想给你再念一遍。”

说完这段开场白后,谭云鹏准备着林彪不耐烦。试想,为一份十分简单的电报,秘书三番两次半夜闯入首长住室,罗罗嗦嗦的,有谁不烦?

然而,对于秘书的这个“非分”举动,林彪居然没有吭气,也就是说默许了。于是,谭云鹏又把电报读了一遍。这已经是一小时之内的第三遍了。

林彪仍不置一词。这时,谭云鹏大着胆子对林彪说:“看来廖耀湘还在黑山、大虎山、北镇一带,真的还没跑,首长是否要发报?”

说罢,谭云鹏打开电报夹,准备记录林彪口述的电报内容。

此时,林彪已经披衣起床,在屋内踱来踱去。沉思了一会儿后,终于开口了:

“谭秘书,记录。命令:第一、二和三纵隐蔽进抵北镇及其以北以东地区……

巨大的钳形包围圈开始向黑山、大虎山方向收缩。

25日晨,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收到了第六纵队发来的电报。电文说,该纵第十六师已经先期占领了新民以西的厉家窝铺车站,正构筑工事,廖耀湘兵团的部队便蜂拥而来,拼命向沈阳方向逃窜。阻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六纵十六师伤亡很大,但后续第十七师也进入阻击阵地。黄永胜表示,六纵将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堵死廖耀湘兵团的东逃之路,以待兄弟部队到达后共同围歼。电文中也解释了他们之所以一天一夜没有同总部联系,是怕把廖耀湘放跑了,部队全部强行军,走了一段,为了减轻战士负担,加快行军速度,干脆把背包和干粮袋都扔了,战士只携带枪支、弹药,有的战士都跑得吐血,20多个钟头,根本没有休息,没有埋锅做饭。所以,也没有来得及架设电台联系。

看完六纵发来的电报,林彪微笑着说:“这个黄永胜,动作还蛮快!不过,不报告情况可不行。”

当天下午,刘亚楼与林彪、罗荣桓兴致都很高,抓住了廖耀湘,胜利就拿到了一半。

10月26日,东北野战军全线出击,在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对敌展开了大规模围歼战。由于六纵已经先敌插至北宁线上的厉家窝铺,堵住了廖耀湘回窜沈阳之路;三纵一部勇猛插入敌人纵深,打掉了廖耀湘的兵团部,使其失去统一指挥,陷入混乱。至28日,在东北野战军各纵队的穿插、分割和围歼下,廖耀湘兵团的5个军部12个整师共10万余人悉数被歼。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军长向凤武、郑廷笈等被俘。

10月30日,东北“剿总”司令官卫立煌见大势已去,遂将指挥权交与驻守沈阳的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自己则远走高飞。周福成属东北军张学良旧部,长期受蒋介石的歧视。卫立煌走后,周福成不思改弦更张、弃暗投明,却捧着蒋介石发来的“死守沈阳”的电令,表示要“不负蒋委员长重托,决心与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

11月1日,东北野战军一、二、十二纵队向沈阳发起总攻,国民党第二○七师全部被歼,拒不投降的周福成被生俘。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宣告解放。

11月2日,东北野战军攻占营口。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军部和一个整师乘船逃走。毛泽东在电报中批评东北野战军领导,“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11月9日,随着锦西、葫芦岛的最后解放,东北全境获得新生。连年战乱不断的黑土地上,终于宁静了。

六、铁流出关泻千里

毛泽东腾出一只铁拳,蒋介石破绽百出。围北平、克天津,刘亚楼立下军令状;迸古都、定中原,两人杰同说李自成。大迂回、大包围,解放军张开遮天冈。“小诸葛”设计保天下,丢了地盘没了兵。红旗插上海南岛:败军无勇又无谋,大铁船碰不过小木船。往事不随烟。

东北全境的解放,使得中国共产党手中拥有了一个资源雄厚的战略区,毛泽东麾下掌握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极大地改变了国共双方军事斗争的力量对比。1949年3月,在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后,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后,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定中原、战两广,入川东、出滇南,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海南岛。

1948年11月8日,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和独立九十五师从锦西、葫芦岛仓皇撤走,东北野战军收复锦、葫,标志着辽沈战役尘埃甫定。

在这场决定东北命运的秋季大决战中,东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总”司令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66个整师,共计47万余人。除卫立煌、赵家嚷在沈阳失守前乘飞机逃走外,其余一干将领,包括“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范汉杰和兵团司令廖耀湘、卢浚泉等,全部进了东北野战军的俘虏营。

东北的解放,使国共两党军事斗争形势进入了一个新转折。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超过了国民党军,而且在数量上也开始占据优势。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役前的365万人下降到290万人,人民解放军则由280万人上升到300万人。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泽东称这一转折“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此时此刻,在滹沱河畔的西柏坡,毛泽东正领导着他的战略统帅部运筹帷幄、准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给蒋家王朝以新的更沉重的打击。

东北的解放,使中国共产党具有了一支百万人的战略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包括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和十余个独立师。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得以进行战略决战的雄厚的战争资源,为即将展开的新攻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早在东北决战方兴未艾之际,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已经调动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60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南自安徽境内的淮河两岸,北到山东临城,纵横千里的广阔战场上,迂回穿插,将国民党徐州“剿总”的数十万军队分割开来,团团围住。

规模空前的淮海大战即将揭开序幕。

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还把目光投向华北战场,开始筹划消灭华北傅作义集团的平津战役。

位居平、津、张地区的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原来的处境较安全,东有卫立煌集团,南有徐州“剿总”刘峙集团,且拥有60多万人的作战部队,尚能自保。

辽沈战役期间,华北“剿总”还暗中调兵遣将,准备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和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结果,损兵折将,大败而归。

卫立煌集团全军覆没,刘峙集团遭围困后,傅作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到,东北野战军连续作战50多天,现已非常疲劳,决定限期休整,养精蓄锐,入关决战。

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中央军委曾于1948年10月底,即东北野战军攻克沈阳之前,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告知:

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约子12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的第三年下半年,即明年1月至6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

11月5日,东北野战军开始休整。休整期间,罗荣桓主持了东北野战军关于秋季攻势作战的总结工作。他起草了给中央军委的《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槁。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大胜利的总结稿,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了攻打锦州前的那段历史教训。总结中说:

……后由蒋介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因为锦西敌人防御阵地前沿与锦州敌人防守飞机场及女儿河之线相距不过30里,锦西敌人向我塔山攻击时并可取得海军之配合;同时还由于我们正在前进途中,对锦州外围及其纵深之工事强度还不很清楚,我们攻击锦州之部署又还未完全就绪;三纵及五师刚攻克义县还未南下;从长春以南赶调上来之六纵十七师及坦克部队还落在我们后面等等,因而曾发生疑问。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罗荣桓将拟就的报告初稿送给林彪,认真地说:“一○一,报告中写进了我们在打锦州问题上曾一度犹豫,后来又纠正了。你看怎么样?”

林彪看了看这段文字,一声未吭,出门而去。

后来,这份东北野战军《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名义上报军委。

1948年11月6日,东北野战军开始休整之际,在徐州以东方向,华东野战军开始围歼黄伯韬兵团,中原野战军亦发起攻击,屏障南京的国民党徐州“剿总”乱作一团。

淮海大战在徐州方向打响后,傅作义集团被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四大野战军之间,战略上呈孤立态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数度考虑将傅作义集团南撤,傅作义则考虑西退绥远。

中央军委认为,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平津地区,对整个战局最为有利。

斟酌再三,中央军委确定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塘地区就地解决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命令华北部队的杨成武、李井泉兵团撤围归绥,将所部三个纵队部署于绥东地区,阻止傅作义部队向归绥撤退;

急电围攻山西太原的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停止攻击太原,以免促成傅作义下决心逃跑;

鉴于华北部队兵力不敷使用,急调东北第四、第十一纵队组成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先期入关,隐蔽集结于北平附近待命。

可是,仅仅凭这么一点儿部队,很难羁绊住华北国民党军的60万人马。

傅作义无论往南或往西逃跑,就地解决傅作义集团的战略方针都无法实施。

11月16日,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考虑动用东北野战军,尽早入关,包围天津、塘沽、唐山,以截断傅作义部海上逃跑通道。

几天来,西柏坡与沈阳间电波往返,频度不亚于打锦州之前。

军委、毛泽东电询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你们认真考虑:是以提前进关为好?还是按原计划休整,然后进关为好?

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则如实秉告:

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困难,请军委慎重决策入关时间。

仓促入关许多问题不好解决。仅先期入关之四纵和十一纵,在入关数天之内就有干余新兵逃亡,这说明思想动员工作的难度。当时大批东北籍新兵非常不情愿离开那片黑土地。

中央军委、毛泽东和东北野战军领导,就“先期”入关和“按原计划”

入关讨论继续之际,徐州方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攻势正频频得手。傅作义已经坐不住了,华北集团撤逃随时都可能发生。

周恩来提出:“要尽最大的力量去阻止傅作义撤逃,丧失时机,我们就要犯历史错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毛泽东果断决定: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提前行动!

11月18日晚6时,毛泽东签发了中央军委致东北野战军的紧急电令:

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便逃跑并争取中央军不战投降。

电报还要求林彪、罗荣桓先行出发,到冀东实施指挥。东北野战军机要科译出军委命令时已是深夜。机要人员不敢怠慢,迅速将电报呈送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

几位领导人脸色严峻。

罗荣桓首先说:“命令是来得急了些,给我们造成较大的困难。但是,军委也是从华北决战的全局出发。我们必须服从战略全局,立即停止休整,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遵令入关。”

林彪道:“当然,军委的命令必须执行。现在的关键是看这铺开的摊子如何迅速收拢?”

刘亚楼提议:“休整计划立即停止执行,没有来得及补充的新兵一概暂不补充,计划调出受训的学员停止调出,没有来得及调整的武器装备也暂不调整,两个伤亡最大的师暂时留下,这样可以争取按时出发。”

罗荣桓补充说:“政工会议也立即结束,我明天作个动员,让各纵队领导立即赶回去。只是部队的思想动员在出发之前来不及进行了,只好放在行军途中,边动员边开进!”

林彪点了一下头:“就这样,马上报告军委,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详细部署另电告。”

11月19日上午,原在沈阳召开的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改成了紧急入关的动员会。

11月21日,中央军委又来电报,指示东北野战军于23日出发。

11月23日,即八路军、新四军为开辟东北根据地而匆匆出关的三年之后,东北野战军的80万大军,战尘未洗,马鞍未卸,便告别了白山黑水和关东父老,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入关大进军。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开始了向华北的进军。

北路,第五、六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经义县、沈家台、建昌、汤道河、喜峰口入关;

南路,第三、七、八、九、十纵队,经锦州、江家屯、双山子、青龙、冷口入关;

第一、二、十二纵队跟进于后。

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企图,东北野战军夜行晓宿,步兵、骑兵、工兵、坦克兵、汽车部队和野战医院及男女民工,在夜色的笼罩下,越过风沙漫卷的漠北地区,秘密向华北挺进。

新华社、东北各广播电台,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继续播发东北野战军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等地的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制造东北野战军仍处于休整状态的假象,迷惑敌人。11月3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率领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乘火车由沈阳出发。在锦州,林彪、罗荣桓一行换乘吉普车,途经义县、朝阳、平泉、承德,从喜峰口入关,至遵化、蓟县一带。次日上午,林彪命令白天开进。东北野战军机关和直属部队分乘70余辆大中小各型汽车在冀东的大地上奔驰,蔚为壮观。第二天下午,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超过其先头部队,抵达河北蓟县孟家楼村。此处离县城有十公里,距北平、天津、唐山三大城市各90公里,是一个比较适合作战指挥的中间地带。野战军指挥所就设在村中一家大院内。

林彪、罗荣桓下车后,顾不上休息,马上进入刘亚楼刚刚铺开摊子的作战室,了解情况。

林彪走向东墙上挂着的地图,问道:“各纵队今天都到达了什么位置?”

刘亚楼道:“五纵进蓟县,三纵至丰润,十纵抵迁安,九纵到达建昌营,六纵入喜峰口,特种兵纵队至绥中,七纵到锦州,一纵、二纵和十二纵分别到达朝阳、黑山、新民。”

林彪稍作考虑,用手指着地图说:“随后跟进的第一、二、十二纵不必再绕行冷口,可以取捷径走山海关,争取时间,直插天津、塘沽。”

一听这话,刘亚楼怔了一下:“林总,军委可是要求我们隐蔽企图,秘密入关!”

“山海关以北山地及平泉到遵化的路上,人烟稀少,连日来我们这么多的部队长途行军南下,敌人日夜派出飞机侦察,我先头部队正在敌前展开,现在已无什么秘密可言。”说完,林彪用征询的目光瞧着罗荣桓。

罗荣桓表示同意:“我看可以,现在的关键是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入关,将傅作义部东逃的希望堵死。不过,此事需要向军委报告一下。”

接到东北野战军总部迅速开进的电报后,各纵队放弃隐蔽企图,昼夜疾进。在古老而逶迤的长城沿线上,沿喜峰口、冷口和山海关,三路大军汹涌前进。汽车、马车牵引着数不清的山炮、野炮、榴弹炮,还有威武雄壮的坦克部队,烟尘滚滚,遮天蔽日,径直往关内开来。

在东北野战军马不停蹄地向关内进军的同时,华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打响了平津战役的第一枪。

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突然向张家口外围发起攻击,先后在数天内占领了张家口与宣化之间的沙岭子、怀安、柴沟堡等地,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

张家口地处北平西北,是平津地区通往绥远的咽喉,为傅作义西窜绥远的唯一通道。毛泽东的目的是截断傅作义部西逃退路,转移平津国民党军注意力,掩护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隔断平津守敌东逃之路。

东北国民党军覆灭之后,蒋介石考虑放弃平津,将华北“剿总”的60万人马调往东南。11月上旬召开的南京最高紧急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以封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为诱饵,建议傅率部南下。傅作义心怀戒心,不肯就范。

几经协商,南京方面同意了傅作义“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从11月中旬开始,傅作义将全部兵力60万收缩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在长达1200余里的交通线上摆成了个一字长蛇阵。

傅作义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以北平为分界点,将嫡系部队部署在北平以西的平绥线上;将蒋系部队部署在北平以东的北宁线上。守则合,败则分。

一旦时局不测,蒋的军队可东出塘沽,海运南下;自己则可经张家口退回绥远,偏安一隅。

张家口被围,傅作义急令最精锐嫡系三十五军驰援。临行前,傅作义对军长郭景云说:

“三十五军是我30年积储的精英,里边的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都凝聚有我的心血,甚至印有我的手迹。它是我的机动部队,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从美国盟邦那里弄来400多辆大道奇,全装备了你,你的武器也是最新式的。这支部队在我这里的地位,你是明白的。此次驰援张家口,速去速回,勿因小事滞留。祝你成功!”12月9日,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被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包围于新保安。傅急调第十六军和一○四军大部前往救授,结果,这两个军也被东北野战军歼灭于康庄、怀来地区。

直到此时,傅作义方大梦初醒:东北野战军入关了?!

12月17日,第二、五和十一纵队包围北平:第六、十、一和华北第七纵队隔断了北平与天津间的联系;

12月20日,八、九、七、十二纵和特种兵纵队主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

傅作义集团的一字长蛇阵被人民解放军腰斩成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段,已经陷入了首尾不能相顾,欲收收不拢,欲逃逃无路的困境。

四面被围,傅作义考虑谈判,于12月中旬派《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

这是一次纯属试探性的“谈判”,傅作义的代表提出组织“华北联合政府”、“保留傅作义部军队”的价码。

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刘亚楼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任何反动武装,更不允许建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希望转告傅作义先生,拿出诚意来,及早作出起义决定。”12月22日,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攻克新保安,全歼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兵败自杀。

12月23日,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拿下张家口,全歼傅作义嫡系五个步兵师、二个骑兵旅,共5.6万人。

在西线得手的同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将下一个攻击目标选在了天津。

12月下旬,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同意打天津方案。刘亚楼请缨,亲率五个纵队、22个师及两个炮兵师34万余人,转兵包围天津。

天津位于海河岸边,是华北第一大商埠,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碉堡。国民党在此驻有两个整军十余个师共13万人,由傅作义亲信陈长捷任天津警备司令,总揽天津防务。陈长捷曾当面向傅作义夸下海口,天津的城防不比长春差,起码能守半年。

1949年1月10日,刘亚楼赶往北平附近的通县宋庄,向总前委汇报作战部署和攻城准备情况。此时,平律前线司令部已由孟家楼移此,并根据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为成员的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任书记,统一领导平津作战及战后一个时期的工作。

当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听了汇报后十分满意,决定于1月14日上午10时向天津守敌发起总攻。

“好!就按这个方案上报军委。”林彪说。

罗荣桓关切地询问道:“军委可是限令我们三天拿下天津,你说说看,需要用几天?”

刘亚楼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略带微笑地回答:“我不好讲,请在坐的三位首长定夺。”

“给他48个小时怎么样?”林彪说着以目光征询罗荣桓、聂荣臻的意见。两人表示同意。

然而,刘亚楼却满有把握地伸出三个手指说:“要我说,30个小时的时间就够了!”

刘亚楼此语,令在座的三位方面大员都吃了一惊,聂荣臻说:“军中无戏言喽!”

刘亚楼这时才露出了他手中的底牌:“我与他陈长捷相比,兵力是三比一。另外,我手里还有他的最详细的布防图,可以说手到擒来!”

“那好噢,我们就按30个小时上报军委。”在一旁的林彪不紧不慢他说道。

一听此言,刘亚楼急了:“别、别、别,还是按3天报上去,我满打满算,按30个小时使用就是了。这叫留有余地。牛皮要等拿下天津再吹!”

第二天,返回天津西南杨柳青指挥部后,刘亚楼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

刘亚楼回来的当天下午,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派出四名代表打着白旗来到杨柳青,要求谈判。其实,陈谈判是假,刺探军情、拖延时间是真。

刘亚楼让联络参谋通知对方:“刘总指挥正在路上,大约半个小时才能赶到。”

刘亚楼却在处理完军务后从后门乘吉普车往天津以北发电厂方向绕了一圈,又在“谈判代表”的视线范围内,“风尘仆仆”地赶来。一下车,刘亚楼连声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我紧赶慢赶,还是未按时赶到,让诸位久等了。”

谈判桌上,刘亚楼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的条件是:所有地区一律解放区化,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并不得迟于1月13日12时前放下武器,这是前提。否则,我军将干1月14日开始攻城!”

送走陈长捷的“谈判代表”后,刘亚楼又将数十门重炮调到天津北面,对城北防御工事实施破坏性射击。

天津城内陈长捷决心死战到底。他召集部下宣布:“近几天来,根据我谈判代表实地侦察和共军炮击征候,刘亚楼的指挥部设在天津以北的杨村或宜兴埠,共军的主攻方向在城北。”六十二军军长林伟恃提醒陈长捷:“许多迹象表明,刘亚楼的指挥部在杨柳青,共军的主攻方向可能在西南面。”

陈长捷满有把握地说:“侦察有误,侦察有误!我们可不能中了共军声东击西的诡计。”

就这样,陈长捷将手中“王牌”一五一师,从金汤桥核心地区调往城北,加强北部防御。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正中刘亚楼下怀。北平方面也派出少将民事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苏,第二次与解放军谈判。

双方数度交锋,于1月上旬形成一个谈判纪要。纪要规定:傅作义所管辖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管辖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在此前提下,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被俘军官一律释放,傅作义及其总部和高级将领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上述条件同意与否,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规定:1月14日24时前为答复的最后期限。

1949年1月14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对天津的攻击,迫使傅作义及早迈出和平的一步。

上午10时,对天津的总攻开始。上千门火炮同时开火,陈长捷这才领教了“共军”炮火的威力。

上午11时,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22个师,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在40多辆坦克的引导下,从11个突破口杀入城内。

一纵。是东北野战军一支劲旅。辽沈战役中担任预备队。此次争得由西向东突击的任务,战士们奋不顾身,直插市中心。

由东向西实施突击的是八纵,总攻一小时后,便突破了天津守敌号称“永久性工事”的民权门。

1月15日2时,即发起总攻14个小时后,担任主攻、实施东西对进的部队,胜利会师于金汤桥,“堡垒化”的天津被拦腰斩断。

攻克天津之战,历时29个小时,歼敌13万,俘虏陈长捷以下国民党高级将领26名。

天津解放!捷报传至西柏坡,毛泽东对这次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创造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一种斗争方式——“天津方式”。

毛泽东说:

“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天津方式”,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直接、关键的作用。

就在发起天津战役的前一天,傅作义派出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周北峰第三次与中共谈判。在通县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会见了傅作义的代表。

会谈一开始,邓宝珊就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面无表情,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已经下达了命令!”罗荣桓接着说:“鉴于部队已开始行动,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喽。”

邓宝珊又问:“打天津,你们准备用多长时间?”

林彪不屑一顾地从嘴里哼出两个字:“三天!”

邓宝珊一怔,十分不服气地表示:“你们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则说:“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

15日下午,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傅作义、邓宝珊目瞪口呆,谁能想,不到30个小时陈长捷就完了。

次日,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刘亚楼将被俘的陈长捷送到北平城郊,与邓宝珊相见。

在凛冽的北风中,陈长捷凄楚地说道:“副总司令,回去告诉傅总司令,不要守了,天津的味道不好受啊!”

1月21日,傅作义终于痛下决心,接受共产党方面提出的一切条件,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整编。l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开进北平,接受城防任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就此落下帷幕。

平津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集团丧失了在华北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其覆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的率领下,作为人民解放军卫戍部队进入北平。时至正午,四纵哨兵登上景山制高点,接管了傅作义部队的最后一个哨位。这座千年文化古城终于避免了战火。

2月3日,在市民倾城夹道的欢呼声中,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野战军高级领导人健步走上前门箭楼,检阅入城部队。入城式结束后,按照总部的命令,东北野战军转入整训。林彪、罗荣桓合计着:为了庆祝平津解放,开阔干部的眼界,决定组织营以上干部轮流进城参观。内容是:游一次故宫、颐和园,看一场著名演员演出的京剧和一场电影,会一次餐。

游皇家园林、看名角演戏,大家非常开心。会餐那天,气氛尤为热烈。

开饭前,有人提议:是否可以喝点酒助兴?请示罗荣桓。罗荣桓回答:“今天可以喝一点。不过,有言在先,可不许喝醉。我还要给大家讲个故事。”

酒过三巡之后,罗荣桓向部下讲了明末李自成进京的故事。他告诫部下,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罗荣桓在北平讲李自成,毛泽东在西柏坡讲李自成。

3月25日,刘亚楼前往涿县迎接来自西柏坡的中央领导机关和毛泽东一行。

一见面,毛泽东便握着刘亚楼的手,说:“呵,10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

刘亚楼一时未明白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意思,在一旁的周恩来副主席向刘亚楼解释道:“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我们进北平,是去接受考试的,共产党将要领导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的考验,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在淮海和平津战役结束之前就已在扫视江南。淮海战役一结束,2月11日,中央军委便作出决定:由指挥淮海战役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3月上旬,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向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宣布:

我们将要向长江以南进军,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为了适应协调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需要,按照中央军委1949年1月25日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由序数排列的决定,3月28日,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第四野战军下辖第十二、十二、十四、十五兵团。

第十二兵团下辖由原第三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军、第八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五军和第九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六军;

第十三兵团下辖由原第一纵队改称的第三十八军、第十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七军和第十二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九军;

第十四兵团下辖由原第二纵队改称的第三十九军、第四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一军和第五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二军;

第十五兵团下辖由原第六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三军、第七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四军和第十一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八军。

在东北野战军统一整编的同时,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也分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和第三野战军。全军统一整编之后,第四野战军奉命沿平汉路南下,进抵河南、湖北,于长江北岸,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行动。此时,国民党政府放出“和谈”烟幕,准备通过谈判争取一个划江而治的结局。中国共产党则在北平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的同时,加紧了渡江作战的准备。

3月底,全权指挥渡江作战的总前委制订了《京沪杭作战纲要》,决心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分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于4月15日18时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之间实施渡江作战,首先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然后向纵深发展,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由于渡江作战的主要目标是进攻和消灭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的汤恩伯集团,解放南京、上海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因此,位于湖北、河南境内的第四野战军部队,主要担负佯动任务,占领武汉以北及其以东地区,以积极的行动牵制华中白崇禧集团,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

随后,考虑到国共北平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方面的最后签字时间,中央军委将渡江战役发起时间改为4月20日

4月20日20时,即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的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发起了渡江作战。顿时,长江北岸,万炮齐发;长江江面上,千帆竟渡,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所谓“立体防线”顷刻瓦解。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将士: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本来,蒋介石将最后希望寄托于苦心经营的长江江防上。然而,在解放军百万大军牵其头,挟其尾,攻其中间的猛烈打击之下,自汉口以下长达2000余里的长江防线,同时崩溃。

居于国民党长江防线之首的,是盘踞在武汉的白崇禧集团。

按照渡江作战的统一部署,第四野战军之第十二兵团,在萧劲光率领下,于渡江作战发起之日,向白崇禧部在江北的汉川、孝感、黄陂、新洲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作战,使白崇禧根本不敢有半点轻举妄动的念头。

4月27日,萧劲光率四野十二兵团进抵长江北岸。此时,陈庚率二野四兵团兼程前进,向赣东北追歼逃敌,威胁白崇禧的侧后安全。鉴于这种形势,白崇禧惧怕被歼,遂采取避免与解放军作战的办法,干5月初开始收缩武汉外围的防务,俟机撤退。

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在武昌以南的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迫使白崇禧慌忙南撤。

同日,四野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在军长李作鹏率领下,于湖北团风与田家镇之间约200余里宽的江面上发起渡江作战。南岸守敌临阵举义,四十三军顺利渡过长江。16日,该军激战一天,攻占了黄石、鄂城、大冶、阳新,有力地配合了第二野战军在九江、南昌方面的战斗。

5月17日,四野十二兵团第四十军在军长罗舜初的率领下,顺利解放了汉口、汉阳和武昌。

华中重镇武汉解放后,中央军委任命谭政、陶铸为武汉军管会正、副主任,萧劲光任警备司令。

5月下旬,已经就任四野第十四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在北平办完了原职务移交工作,正准备南下率部作战之际,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让他去毛泽东主席的住地,领受新的任务。“是什么重要任务,主席亲自交待?”

在急驰而去的吉普车里,刘亚楼闷不作声。吉普车出西直门,过颐和园,奔香山而去。

一个小时后,车至幽静的皇家园林——静宜园内。在毛泽东主席的住地双清别墅,刘亚楼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开门见山他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色,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刘亚楼怔了片刻,略带吃惊地回答:“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虽然在东北兼过航校校长,但那是瞎凑合。要动真家伙,去搞空军,怕是做不了。”

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嘛,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去于空军,怎么样啊?”

刘亚楼知毛泽东决心已下,慎重地说:“那我就只有边干边学,边学边干了。”

毛泽东笑了。

从此,刘亚楼离开了第四野战军,开始肩负起新的使命,承担起了组建空军的重任,成为共和国人民军队第一任的空军司令员。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劲旅挥戈南下,势如破竹。在长江中下游,第二、第三野战军联合作战,予防守京沪杭地区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以沉重打击。4月23日,南京解放,伪国民政府逃往广州。5月3日,杭州解放。5月22日,南昌解放。5月27日,攻克上海。

华中方面,第四野战军继5月中旬解放武汉三镇后,分兵南下,于7月至8月间发起宜沙、湘赣边、赣西南等战役,穷追白崇禧集团进入湖南地界。

下野“隐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急忙出面指挥调度退守在华南、西南、西北的残余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坐着“美龄”号专机,忽而海口、广州,忽而成都、重庆,妄图把退集华南、西南和西北的部队组织起来,以尚存一些实力的白崇禧、胡宗南集团为骨干,建立防御体系。华南方向,以白崇禧集团和粤系余汉谋部,组织“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广东、广西进军;西南方向,以宋希濂、孙元良兵团布防川湘鄂边,防守川东门户;以胡宗南集团扼守秦岭、大巴山一线,防止解放军由陕西入川。打算以川西平原为核心,以川、康、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建“都”重庆,静候国际事变,期待卷土重来。

5月下旬,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做出了渡江作战之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明示其麾下的各位大将:

我军实施战略追击时,对敌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为此,确定:首先以第四野战军配属第二野战军一部,进军两广,歼灭白崇禧集团,尔后西出云南;令第二野战军主力,于四野在广西作战的同时,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云南的退路;以第一野战军之第十八兵团,在二野断敌退路之后,由秦岭入川追击胡宗南集团,会同二野主力聚歼敌人于四川盆地。

按照这一战略意图,南下两广,当务之急就是围歼白崇禧集团于湖南境内。

7月16日,毛泽东又专门致电第四野战军:

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国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

8月初,根据这一战略意图,第四野战军决定兵分三路,直捣湘西、湘南及广东敌人的巢穴。

西路,由程子华、萧华率十三兵团主力,沿芒江、黔阳方向前进,直插广西柳州,切断白崇禧集团西退入滇或入黔之路;中路,由第十二兵团司令萧劲光率兵团主力及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一部,待西路军行动后,在衡阳、宝庆地区展开攻击,寻歼白崇禧集团主力,尔后进入广西,解放广西全境;东路,由第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政委赖传珠率兵团主力,在二野第四兵团的配合下,南下广东,解放广东,尔后西进广西,与西路军达成规模巨大的“钳形包围”。

8月4日,第四野战军部队兵临长沙城下。

在中共地下党长期策动和解放军强大压力下,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

程潜、陈明仁的起义,使白崇禧仓促构筑的“湘赣边防线”迅速瓦解,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13日,程子华、萧华率四野第十三兵团由常德出发,担任野战军进攻的左翼,分两路沿湘川公路和资水前进。将士们不顾饥劳路险,在湘西南的崇山峻岭中急速前进,一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连克湘西南重镇沅陵、溆浦、辰溪,直逼芷江。

芷江,是白崇禧新构筑的“湘粤联合防线”的左翼主要支点,是湘、桂、黔三省门户。程潜、陈明仁起义后,白崇禧在该处成立了伪湖南流亡政府,并以第十七兵团驻防。

10月1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时,第四野战军之十三兵团开始向芒江外围展开攻击战斗。10月5日,十三兵团解放湘西南重镇芷江。

四野西路大军直取芷江的同时,担任东路左翼进攻的第十五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亦在湘粤边境突破敌人防线,分数路进军广东。

9月30日,在东西两路顺利出击之后,担任中路进攻的第十五兵团和二野五兵团一部也开始行动。十余万解放军将士以排山倒海之势直趋衡阳、宝庆。在不到两天的时间中,敌军外围据点被扫荡殆尽,衡阳、宝庆的敌军主力全线动摇。10月3日,四野十五兵团和二野五兵团各军齐头并进,与在衡宝公路以北进行防御的国民党军形成对峙局面。

“共军要与我在衡阳、宝庆间决战?”

白崇禧一看解放军摆出的这个阵式,知道利害,情急之中,号称“小诸葛”的他亮了一手不凡功夫,让林彪见识了一下他的“障眼法”。

10月4日,在第四野战军前线指挥所里,关于白崇禧部兵力频繁调动的情报不断传来:

“3日,位于衡阳的白部第七军,位于耒阳的第四十六军沿衡宝公路西进。4日,位于广东乐昌的第四十六军、郴县的第九十七军陆续北上。这样,至目前为止,加上原在衡宝线上的敌五十八、一○七、七十一和十四军,白崇禧在衡宝公路百余公里的地段上猬集了近七个军的兵力。”

“白崇禧要干什么?”按照野战军的原定方案,东、西两路率先出击,在广西对湘南的白崇禧部达成合围,然后,以中路军予敌主力以大量歼灭。

可是,眼下,东、西两路正在攻击前进,战役上的合围态势并未形成,而白崇禧又在四野中路军的当面集中了七个军,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架式。

假如白崇禧是以进为退,那么,四野部队按原计划行动,中路军迅速出击,乘敌调整部署的时机,一举插向白崇禧部署纵深,将其包围分割,即使无法将其一口吃掉,也可以拖住,为东、西两路合围赢得时间。如此一来,在湘南一战解决白崇禧集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如果白崇禧不是虚晃一枪,真要与解放军决战,那么,当四野部队发起攻击时,国民党军队决不会轻易后退,其在广东、广西的援军也会北上。于是,在局部战场上便会出现白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而第四野战军中路的四个军没有必胜的把握。还有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让中路军暂时停止前进,以现有之兵力再加上增援而来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再待西路军第十三兵团进至衡宝侧后之时,同时展开攻击,这样便可以万无一失,稳操胜券。

可是,这一方案也有风险。假如白崇禧真是以攻为退的话,那么,解放军部队将会坐失歼敌良机,无法实现在湘南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各种可能都有,各种理由都成立,当失败与成功的概率难分伯仲时,充满风险的决策就成为最痛苦的事情。

林彪沉默良久,权衡再三,终于作出决定:“为稳妥起见,准备与白崇禧集团主力在衡宝地区决战。”

10月5日,两份特急电报从武汉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传到了位于长沙的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手中:

各部即在原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以待我兵力之集中。

如敌向我大举进攻时,各部可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以一部抗击敌人,主力后移。

担任西路作战任务的第十三兵团亦接到电报,命令程子华、萧华率部停止南进,由芷江、会同转向宝庆、祁阳,准备于衡宝地区寻敌主力决战。

林彪此举的意图是:以西路军之一部,达成对衡宝地区的东西合围;以中路军四个军,会同二野五兵团主力,从正面展开攻击,与白崇禧决战衡宝。

正当双方调动兵力,调整部署之时,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导致了战局出现戏剧性变化。

10月5日,当林彪命令中路和西路各军停止前进,转入决战准备时。担负中路军先头部队的第四十五军一三五师,由于没有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仍大踏步挺进,并于5日夜在衡阳西北越过衡宝公路插入敌人侧后,进至宝庆东南地区。6日,该师楔入敌后,在灵官殿地区与白崇禧部四个师激战一天,站稳了脚跟。此时,白崇禧已开始向第四野战军的东、西两线展开反击。

正当反击不利、出师未捷之际,解放军一三五师当胸插了一刀。中路军按兵不动,西路军疾速东进,防线正中又被捅了一刀,白崇禧一时对林彪的“部署”大感疑惑。于是,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白崇禧于7日凌晨下令全线南撤。顿时,决战的“底气”全无,数十万大军一路逃奔向两广。

针对白崇禧的全线突然撤退,林彪当即命令中路正面四个军全线出击,分别沿衡阳、耒阳、零陵方向加速前进;令西路军抢占武冈一线,堵截白崇禧的西退之路。一场大规模追歼战在湘南地区展开。

10月8日,第四野战军解放湘南重镇衡阳。

当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正率领部队南进歼敌时,他接到了新的任命,有幸成为年轻的共和国第一任海军司令员。衡宝战役后,第四野战军主力如雷霆万钧之势,直下广西,横扫退踞广西的白崇禧残部。至12月10日,共歼灭国民党军白崇禧部28.2万余人,胜利地解放了广西全境。

1949年12月中旬,横扫粤桂的两广战役还未结束,中央军委便将解放海南岛的任务赋于第四野战军。

12月14日,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收到了林彪签署的命令:

根据中央军委部署,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由邓华率十五兵团机关,统一指挥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三军,并配属加农炮二十八团、高射炮兵一团及其保障分队,在琼崖纵队配合下,准备解放海南岛。

解放海南岛可能是第四野战军在中南地区追歼国民党军的最后一仗。

然而,渡海作战对在陆上陆战悯熟的指挥员邓华来说,确实是个新问题。

水文潮汐、越海航渡、突击上陆等等,这些在陆上作战根本无需考虑的因素,在渡海作战中必须认真加以考虑和解决。10月24日,第三野战军之第十兵团,在未进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渡海作战,招致了金门岛登陆战的失利。

眼下,自己要指挥攻占的海南岛,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要较金门作战复杂得多,因此,海南岛登陆作战也就比金门岛登陆作战困难得多。

早在一个多月前广东战役正紧张激烈进行之际,邓华就已经得知自己的部队将担负解放海南岛的任务。10月14日,中央军委在发给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的电报中,就已经明确指出:

“四兵团应乘胜向粤西南追击,占领并歼灭逃至高要、新兴等县之敌,使第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

海南岛又名琼崖,是中国的第二大岛,位于南海北部,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海峡宽11至27海里,全岛面积3.4万平方公里,是南海北部通向北部湾的咽喉和华南地区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从军事地理角度来看,这个素有“南中国海门户”之称的中国第二大岛,是比较便利于长期防守的。岛的中部为五指山和黎母岭,山脉绵亘,丛林茂密,易守难攻。岛上濒海地区,多为丘陵与平原,便于部队机动防御、调遣兵力。特别是那旖旎的热带风光与气候,足以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便于大部队长期生存。还有那一日数变的海峡潮流,流向无定,经常变换,更增添了渡海作战的困难。

两广战役结束后,原国民党琼崖保安司令薛岳,便将撤到岛上的余汉谋部和陈济棠部收集在一起,拼凑了一个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下属计有陆军5个军19个师、特种兵一部;海军舰队一个,各型舰船50余艘;空军4个大队,各型飞机42架。其总兵力达10万余人。保安司令薛岳依仗着海空军优势,组成了环岛立体防御,并以其字命名为“伯陵防线”,准备长期固守,屏障台湾。夺取海南岛牵动着最高统帅的心。1949年12月18日,远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参加中苏最高级会谈的毛泽东,电示四野司令员林彪:

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4、5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12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立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

邓华看着野战军司令部转来的上述电报,思考着如何展开各项筹备工作。最使他感到困难的,是无法解决渡海工具。毛泽东在电令中说,至少要集中运载一个军(4、5万人)的兵力,并携带三天以上的粮食,在敌前登陆。

可是,眼下,既没有海军的舰艇运送,又没有空军的飞机实施空降,就连最原始的渡海工具——木船,也寥寥无几。几万人连同他们的装备弹药粮食,何以为渡呢?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再次电示林彪:

请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备几百艘大海船的机器,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然而,改装机帆船谈何容易!

首先是数百艘船的发动机如何筹措?大陆刚刚结束战乱,百废待兴,已遭严重破坏的中国机械制造工业,根本无法提供几百台船用发动机,到毗连广东的香港去买,一是没有那么多钱;二是即使有钱,港英当局能够允许将那么多发动机运往内地吗?

其次,就算有了发动机,凭现有的技术力量,要想在短时间内改装那么多的机帆船也并非易事。

显然,这个方案不现实。

在各种方案的酝酿中,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提出了利用木帆船渡海,打敌立足未稳的方案,并上报军委。几天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意用木帆船渡海作战的方案。1950年1月下旬,为配合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海南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从海南岛偷渡前往广州,联系配合解放大军渡海作战的事宜。

1月25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等,听取了符振中的汇报。符振中介绍了琼崖纵队的兵力和国民党军的布防情况,敦促大军尽快渡海,他还特别转达了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建议,即乘敌人防线不严密、军心混乱之机,先将一部兵力愉渡上岛,以加强琼崖纵队的接应力量。

叶剑英、邓华等认真倾听着来自海南岛的第一手情况,仔细询问了符振中愉渡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的经过。终于,两个多月来关于渡海作战的最佳方案在最高指挥员心目中逐步明朗起来。2月1日,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渡海作战会议,在广州市繁华的东山区绿荫丛中一幢漂亮的别墅里举行。一个多月前,这幢别致的小洋楼还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的公馆。现在这里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的司令部。参加会议的,除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及兵团其他领导外,还有担任作战任务的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和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参谋长符振中等。会议上,邓华以敏捷的思维干练的语言,向诸位将领介绍了敌情、决心和方案。邓华说:

“薛岳,是国民党将领中的死硬派,曾长期与我军作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此人指挥能力较强,对海南岛守敌有相当的控制能力,而且,奉了蒋介石的死命令,准备凭借海南岛顽抗到底。因此,海南岛不存在和平解决的条件,只有以战斗方式来解决。”参加会议的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插话:

“渡海作战,不同于陆地作战。在陆地上进行攻防作战,打不好可以调整部队重来。可是,在渡海作战中,成败与否,只能有一次机会。搞得不好,不但不能解放海南岛,部队还会葬身鱼腹,历史将不会给我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当然,渡海作战,对你邓华和在座的诸位来说,对于整个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希望你们发扬敢打必胜的精神,战胜滔滔大海!”

接着,邓华向参加会议者宣布了渡海作战的方针:

“海南岛登陆作战,采取分批偷渡与大规模强渡相结合的方针,奇正用兵,双管齐下。为此,要求第四十三军和第四十军,迅速完成渡海准备,先期实施小规模分批偷渡。”

邓华着重就先期偷渡问题作了说明:

“小规模偷渡,是乘木帆船,可以伪装成渔船,利用夜晚顺风顺潮顺流的机会,一个晚上的航程即可到达。上岛后,有琼崖纵队接应,从岛上敌人防御薄弱的两侧楔入,坚信是可以成功的。”叶剑英最后说:“根据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同志的建议,我们拟派小部队先期偷渡上岛的方案是正确而稳妥的选择。先期实施偷渡,对于琼崖纵队来说,是增强了接应大军上岛的实力;而对于战役的发起者来说,则是为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2月12日,仍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发回电报,同意四野十五兵团的先期偷渡方案。

3月5日黄昏,阵阵东北风扫过琼州海峡,落日的余晖染红了海水。在雷州半岛徐闻县西南的灯楼角海岸边,四十军军长韩先楚率领他的军、师指挥员们聚集在海边,为先期偷渡的部队送行。

下午7时,当天色微微转暗后,实施先期偷渡的四十军一个加强营共800人,分乘14只木帆船,开始拔锚起航。

午夜12点,该营发回第一个电报,称:

“风向好,船速快,一切顺利!”

凌晨3点多,该营又发回第二个电报,内容是:

“已航行近二十海里,但风已停,船行很慢,全力划桨前行。”

此时,韩先楚和正在海图上测量距离的参谋们,等待着下一步的消息。

3月6日上午11时,偷渡营再次通报:

“海上发现敌人军舰,正准备战斗。”

随后,电台联系即告中断。

一天过去了,没有音讯。两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兵团和军部几次电询琼崖纵队,得到的均是“情况不明”的答复。指挥部里有的参谋,甚至将电台的收讯机频律调到了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希望从这里能得到一丁点消息。

作为此次行动的前线指挥员韩先楚和渡海作战最高指挥官邓华,真是度日如年,寝食不安。

3月8日,兵团司令部收到琼崖纵队急电,告知:偷渡部队已于6日14时在白马井登陆,并已同琼崖纵队会合。先遣部队失去联络的原因是电台被水浸泡,没能及时联络。邓华、韩先楚终于长出一口气。四十军先遣营偷渡成功,说明偷渡计划可行,于是,四十军、四十三军开始多批次的组织偷渡,将整营整团的部队送过琼州海峡。

偷渡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解放海南岛的信心。可是,作为主力部队渡海的乘载工具仍未解决。3月中旬,根据可靠情报,四十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奇袭了国民党军踞守的涠州岛,消灭守岛敌军500余人,缴获大型渔船400多艘,为主力部队大规模渡海奠定了基础。

一个多月来,经过四批先遣偷渡,十五兵团已经将一万多人的兵力先期送往海南岛,加之琼崖纵队,已形成一支实力强大的接应力量。与此同时,大批渡船的获得,解决了渡海工具。这一切,都预示着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就要开始了。

1950年4月16日,是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渡海作战发起日,也是邓华及兵团司令部参谋们根据水文资料所确定的最理想航渡时间。

一大早,十五兵团和两个军的各级指挥员们就密切地关注着天气的变化,准备进攻时刻的到来。

16日上午,东风阵阵,正是渡海作战所需要的风向。可是到了中午,风向变为东南。下午2时,乌云密布,雷声隆隆,随即刮起了猛烈的西南风。

从预定启渡点到预定登陆点,正是顶头风!在这样的天象条件下渡海,即使敌人不出一兵一卒,自己也会全军覆没。站在岸边的韩先楚急了,转过身问身旁的船工:“天黑以后,西南风会不会停?”

身旁的船工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沉默不语。

一个沙哑的声音:“天黑以后,风向要转,西南风转东风。”

韩先楚循声音望去,说话的人是个白发银须的老艄公。

韩先楚将信将疑,再次询问道:“风向真的会转吗?”

老艄公凭着几十年风浪颠簸的经验,沉稳地回答:

“军中无戏言,天黑以后不起东风杀我的头!”

果然,下午6时30分左右,风向转为东风!各级指挥员紧绷的脸有了一丝笑意,参加渡海作战的各部队迅速登船、升帆,做好出发前的各种准备。

晚7时30分,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参加海南岛进攻作战的登陆部队起锚了。四十军军长韩先楚率所部六个团,四十三军副军长龙书金率所部二个团,共计2.5万余人,分乘500多艘船只,分别从雷州半岛南端各港湾启航。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曳上最大规模的渡海作战。横渡海峡的船队采取横宽纵短的编队形式,实行一个波次宽大正面登陆的战法。由于部队乘坐的都是木帆船和数量不多的机帆船,可以直接抢滩上陆,不需程序复杂的换乘,从而可以节省时间。在既无制空权、又无制海权的条件下,以木帆船编队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堪称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按照兵团的统一部署,先遣渡海的部队和琼崖纵队主力,向海南岛北部海岸运动,准备接应主力部队登陆。

国民党军海南岛防卫总司令薛岳,在解放军多批偷渡成功后,立即停止了对琼崖纵队的“围剿”,重新部署兵力,全力加强正面防线。他一面将大批作战部队调往加积、海口两侧,一面从台湾调来军舰,加强对海峡的巡逻和封锁。

4月16日夜,狡猾而富有经验的薛岳,从频繁而密集的空中电台信号中,嗅出了味道。他即刻电令各部队:“今晚北面共军电台活动频繁,各据点务必注意,不可轻心。”

时近午夜,解放军渡海编队已跨过琼州海峡中线,进入薛岳的海军巡防警戒线内。

突然,海面上空亮起了耀眼的照明弹,把水面照得如同白昼。敌人发现了!顿时,海面上炮声四起。按照预定方案,解放军经过改装的“土炮艇”

立即迎战,以三艘土炮艇打一艘国民党军舰的编队,迅速向敌人靠拢。船上安装的各种口径火炮一齐开火,与敌海军彻夜海战。

在解放军掩护编队与敌舰艇展开炮战时,担负登陆任务的主力编队继续破浪前进,于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军的立体防线,分别在海南岛正面临高角、博铺港、雷公岛、玉抱港、才芳岭一线强行登陆。

与此同时,掩护编队的土炮艇在海战中击沉敌舰一艘,击伤敌舰二艘,并在与敌旗舰“太平号”的战斗中,击毙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王恩华。

木船打军舰,算得上是四野部队的一手绝活。十五兵团主力部队突击上陆后,迅速摧毁了敌人沿岸防线,并与接应部队会合,向海南岛纵深发展。

4月18日,薛岳倾其所有机动部队共五个多师的兵力,自海口、加积地区乘500余辆汽车驰援澄迈,企图乘解放军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于临海地区。

面对着来势汹汹的敌主力部队,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果断地命令四十军和四十二军迅速靠拢,准备与敌军决战。

20日夜,四十三军主力在黄竹、美亭包围了敌人两个团,并吸附了前来解围的敌军五个师。在敌众我寡、两面作战的困难处境下,四十三军主力苦战一昼夜,为四十军的到来争取了时间。21日下午,韩先楚率领四十军进至美亭东西两侧,与四十三军相互配合,形成对国民党军的合围态势。

22日,四十军与四十三军联手发起总攻,全歼美亭突围之敌。至此,薛岳的机动作战兵力丧失殆尽。

美亭决战后,薛岳见大势已去,便下达总撤退命令,自己则于22日乘飞机逃往台湾。

23日,十五兵团第二梯队登陆成功,海口解放。

30日,解放军分别夺取了榆林、三亚、八所、北黎等港口,将胜利的红旗插向了天涯海角。至此,中国的第二大岛——海南岛宣告解放。

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及其前身东北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自治军,从出关时的十余万人发展为百万大军,为中国共产党问鼎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的战绩,遍布白山黑水、湘江两岸、天涯海角,构成中国人民英勇奋斗之光荣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华南地区及其沿海岛屿解放后,第四野战军转入剿匪及支援地方政权建设等工作,先后于湘、桂、粤境内歼灭土匪100余万,为建立和巩固新中国的民主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朝鲜战争爆发后,四野属下的几支部队,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

在与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中,再次显示出了无敌军威。有关内容在下篇中将要叙述。

1955年4月,第四野战军番号撤销,隶属各部队分别改编和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诸军兵种和各军区指挥。四野作为一支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力量,终于完成了它的光荣历史使命。

下篇劲旅威名天下知——四野各纵队(军)写真

七、“万岁军”传奇——东野一纵(第三十八军)

彭德怀、“徐老虎”的老班底。从秀水河子到四平,三十八军威震黑土地。克津门,走马擒住陈长捷。彭总激将,梁兴初把火全发到美国人头上。战朝鲜,“万岁军”美名天下杨。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野战军中,号称“万岁军”的独此一家。在东北辽阔的黑土地上,这支部队三下江南,喋血四平,辽西会战,主攻沈阳,以其打不垮、拖不烂的顽强战斗力,成为了第四野战军众多野战部队中的主力。

平津战役中,它如同一把无坚不摧的钢刀,担当起主攻重任,第一个将红旗插上了天津城垣,率先突入到东西对攻会师点——金汤桥,并与兄弟部队一起,29小时即拿下号称“固若金汤”的整个天津城。特别是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该军功高出众,被彭老总授予“万岁军”殊荣。

它就是由原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改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

第三十八军,从编制序列上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第一军。

就战斗力而论,也当列四野首位。该军下辖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三个师。历任军、师首长全是久经杀场的红军时期的猛将。

第三十八军是一支以中国工农红军为骨干发展起来的部队。究其历史,乃是彭德怀元帅和徐海东大将麾下的红军劲旅。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十八军的前身就已经诞生了。其一一二师之三三四团乃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红五军之一部,长征到达陕北时,其番号为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团长李天佑、团政治委员杨勇)。其一一三师之第三三八团乃徐海东红二十五军之一部,长征到达陕北时其番号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三团(团政治委员刘震)。抗日战争初期,这两个团被分别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第一营、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第一营。该军一一二师之三三五团和一一三师之三三七团也是在抗战初期,由红军干部和骨干组成的部队。其番号分别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新二营和第三四三旅补充团。

由于部队的各级指挥员及骨干,均是来自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老红军,使得他们既经受过历次反“围剿”作战的锤炼,又饱尝了万里长征的磨难,从而使得这支部队不仅骁勇善战,而且具备了一支铁军所必需的吃苦精神和强烈荣誉感。

八路军一一五师整编后即东渡黄河,迎着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逃兵的洪流,开赴抗日前线。在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战役中,三十八军前身部队均作为师主力投入战斗。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痛歼日冠的第一个歼灭战。从此八路军声威大震,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

随后,三十八军前身部队在晋冀鲁豫地区艰苦转战。1939年后,先后进入山东和苏北地区。随后便长期战斗在苏北、鲁南、滨海战场,发展成为山东军区第四、第六、第十三、第二十三团。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三十八军的这些前身部队共经历了大小战斗700余次,歼灭和俘虏日、伪军总计4万余人;并协同兄弟部队创建与巩固了晋西、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苏鲁豫、鲁西、鲁南、鲁中、滨海等抗日根据地。不仅战功卓著,而且也进一步锻炼了部队和改善了自己的装备。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1945年8月,为适应大反攻的需要和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山东军区奉中央军委命令组建野战军。将第六、第十三团与滨海军区独立第三团合编为山东解放军第一师(即三十八军第一一二师前身),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下辖一、二、三团,约7500余人。同时又将第四、第二十三团与滨海军区独立第一团合编为山东解放军第二师(即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前身),师长罗华生、政治委员刘兴元,下辖四、五、六团,全师约7500余人。整编后的一师、二师,即在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的指挥下,以风卷残云之势向日伪军诸据点发起猛攻,兵威所及,攻无不克。仅月余时间,即扫除沿海日伪据点百余处,歼敌万余,收复大片失地。

为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山东军区滨海支队奉命组成东北挺进纵队,下辖两个支队,共计3500余人,在纵队司令员万毅、副政委周赤萍的率领下,跨海远征。该纵队9月底抵达东北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即三十八军第一一四师前身)。

9月19日,中共中央确定“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遵照中央指示、山东解放军第一师和第二师,于10月底和11月下旬,由海陆两途开抵东北,并分别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直属第一师、第二师。三十八军一一二师的前身是东北民主联军直属一师,进入东北后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就是自卫战争期间的秀水河子歼灭战。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以三个美械装备师,从北宁路(北平至沈阳)沟帮子至新民一线,向南侧辽中、北侧法库方向发动进攻,企图驱逐驻守这一带的东北民主联军,维持北宁路运输线,并为下一步攻占沈阳创造条件。其中北路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一个加强团,远离主力,于2月11日进占了秀水河子。

秀水河子是辽宁西部锦州以北的一个小镇。它位于北南流向的秀水河与彰(武)法(库)公路的交界处,是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镇,镇东南地势平坦,西北地形起伏,有点小山。

开始,我军因要遵守国共停战协议没有打,还派人送去退兵信,好言好语劝他们遵守协议撤回去。哪想该敌自恃是美械装备,不但不撤,竟然继续向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所在地法库进犯。在遭到三师七旅痛击后缩回秀水河子,仍赖着不走。

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决定,集中一师、三师第七旅以及保一团部队,消灭秀水河子之敌,给狂妄的国民党军一点教训。战场正、副指挥,由七旅旅长彭明治和一师师长梁兴初分别担任。

具体部署是:一师二团和七旅十九团担任主攻,一师二团由北向南,七旅十九团由西南向东北;七旅二十一团一部和一师一团由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对进,作为辅助攻击;七旅二十团和保一旅担任阻援;一师三团为预备队,并担负阻彰武之敌增援和截击秀水河子之敌向西突围的任务。

林彪对于一师和七旅的战斗力是有信心的。这两支部队都是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老底子。半个多月来,两支部队针对与美械装备的敌人作战,已在此进行了多次战术演练。

林彪对于眼下的这一仗极为重视。部队完成包围后,他亲自到前线视察,并再次要求彭明治和梁兴初,一定要坚决贯彻“一点两面”战术思想。

2月13日黄昏,一师首先发起进攻。担任主攻的二团打得极为勇猛。英勇的战士们不顾敌人集中火力封锁突击道路,前仆后继,鲜血染红了白雪铺盖的沟沟坎坎。

二团八连连长张文祥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向北山制高点冲击。当他登上山岭时,看见敌人的机枪打得正凶,他便如同猛虎扑食一般打倒了敌人机枪手,一把握住了已经打得通红的枪管,把机枪夺了过来。但当他正要指挥部队继续前进时,不幸中弹牺牲。张文祥是山东军区最著名的战斗英雄之一。

他在战斗中先后13次负伤,身上有40多处伤痕。英雄的牺牲激怒了全连战士,他们高喊着“为连长报仇”的口号勇猛冲杀,压向敌人。

战至凌晨1时,敌五十二军二师的一个团已由大虎山赶来,距离秀水河子只有十里路了,情况非常紧急。林彪一面命令阻援部队坚决堵住敌军,一面命令攻击部队加紧攻击,最迟于拂晓前解决战斗。

梁兴初和彭明治立即严令各部队加紧攻击。此时战士们早已杀红了眼,与守敌进行着反复冲杀,逐屋争夺。经过整夜奋战,一师和七旅两支部队,终于在第二天拂晓在敌人指挥所会师。秀水河子之敌大部被歼,部分拼死突围侥幸逃出的敌人,也在向西逃窜途中,被守候多时的一师三团截住并吃掉。

这一仗打得干脆、快速。干净彻底地全歼了敌八十九师第二六六团全部、第二六五团一个营,共计四个整营、一个师属山炮连、一个汽车运输连。胜利地实现了预期的歼灭战目的。其中一师部队毙伤敌200余名,俘敌500余人。二团团长江拥辉两次负伤仍坚持指挥,充分显示出这支铁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战斗结束后,一师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的通令嘉奖。

秀水河子战斗,是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的第一个歼灭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极大地鼓舞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而且也为今后的无数歼灭战作出了示范。这一点可以从林彪署名颁发的嘉奖令中得到证实:

通令

此次歼灭敌八十九师之战,我军各部队皆为英勇,尤以梁兴初、梁必业师全体指战员士气极高,战斗中甚为英勇,在指挥上能掌握一点两面战术的精神,彻底集中兵力,该师在战斗中进展迅速,连克敌数村庄。此种作战精神与作战指挥方式,殊值得仿效。望我军各部今后必须发扬勇敢精神与集中共力猛攻一点,并对该点采取局部性的迂回包围(决不可分散兵力同时进攻数点)则所向无敌,获战果必然甚大,特此通令,以资学习。

此令

总司令林彪

1946年4月16日

秀水河子战斗后,中央军委发来了贺电。

当时的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杜聿明,也不得不承认秀水河子战斗非同小可,称:“以秀水河子战斗经验来看,共军日益强大,战略战术非常机动神速,势非增加兵力不可。”

秀水河子一仗,使东北民主联军一师扬名黑土地,并为其成为四野之主力师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军区司令部对该师的评价是:

“一一二师历史长,战斗锻炼多,有内战时红军时代之作风与传统,英勇顽强,执行命令坚决,战斗经验丰富,猛打猛冲的精神很好,不怕牺牲,经得起伤亡,有连续战斗反复冲锋的精神,有顽强性,战斗士气旺盛,防御、进攻、野战、攻坚均备,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

1946年6月下旬,全国内战爆发。8月,为适应解放战争作战需要,东北民主联军直属第一、第二师全部以及第七纵队部分部队,在吉林敦化地区合编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万毅任司令员,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兴初任副司令员,周赤萍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师,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副师长兼参谋长江拥辉,政治部主任吴岱;第二师,师长贺东生,政治委员刘兴元,参谋长叶建民,政治部主任王树君;第三师,师长彭景文,政治委员黄一平。

一纵组建后,继秀水河子歼灭战,部队又先后参加了四平保卫战,新站、拉法战斗,三下江南、公怀路歼灭敌七十一军战斗、第一次和第二次四平攻坚战等数十次著名的战役和战斗,且战功卓著,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野第一主力部队。

1948年3月,四平解放后,东野总部的文艺工作者曾下到第一纵深入生活,并被这支部队的英雄事迹和勇猛战斗作风所深深感动,于是奋笔为一纵指战员们创作了一首战歌——《钢铁部队进行曲》。

歌词这样写道: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

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秀水河子歼灭战,队伍打成钢。

大小千百仗,仗仗有名堂,

三下江南,杀得敌人胆破心又慌。

四战四平街,威名天下扬!

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

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

嘿,勇猛地向前进!

这首歌不仅词写得好,概括了一纵成立初期的主要战绩和这支部队最大的特点——钢铁般的意志,而且曲也谱得好,威武雄壮、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因此,很快就被一纵全体指战员学会,并且从东北唱到海南岛,又唱过鸭绿江,又一直传唱到今天!现在,三十八军指战员们自豪地称这首歌是三十八军的“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自己的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三十八军除此之外,还有自己本军的“军歌”——《钢铁部队进行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70个军中,有自己“军歌”的,恐怕也只有三十八军。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番号不变。

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原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属四野第十三兵团建制。李天佑任军长,梁必业任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原所辖第一师改称第一一二师(师长江拥辉,政治委员黄玉昆);第二师改称第一一三师(师长贺东生,政治委员王树君);第三师改称第一一四师(师长刘贤权,政治委员方国安)。同时将辽北军区独立第十师拨归第三十八军建制,改称第一五一师(师长赵东寰,副政治委员蔡明)。全军近5万人。

三十八军在四野中的主力地位,完全是靠打出来的,并且得到了普遍公认。当年的东北军区司令部对其评价是:“三十八军部队老基础多,战斗力顽强,能攻能守,为东北野战部队中之主力军。”

四平攻坚战后,三十八军虽然也相继参加了围困长春、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和攻克沈阳等重大战役,但更多的情况下却是被东野作为预备队使用。

对于一支部队来说,这既是一种殊荣,同时也是一种遗憾,因为这就使得它失去了许多建立新功伟业的机会。三十八军上至虎将军长、师长,下至普通战士,眼睁睁地看着头功都被兄弟部队拿去,早已按捺不住了。

但机会总是有的,仗是有的打的。东野百万大军入关后,天津攻坚在即,林、罗、刘首长决定放虎出山。

此时,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发起天津攻坚战,促使傅作义采纳和平解放北平的提议;傅作义也想以对天津城的持久坚守,来作为与我军进行和平谈判的筹码。傅作义显然对天津的防御充满了信心。就在我军即将对天津发起攻击前的几小时前,他派出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还表现了强烈的自信。

邓宝珊将军在会谈中,向林彪、聂荣臻、刘亚楼等建议道:“天津嘛,最好不要打!”接着又问道:“要打,你们计划打多久?”

林彪答:“计划打三天。”这显然已留有了充分余地。

“三天?恐怕三十天也打不下来!”邓宝珊颇不以为然地说。

我方代表决定让事实说话。根据天津的地形与敌情,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决定采取“东西对攻,拦腰切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法。

其中三十八军与三十九军井肩由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井统由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指挥;而四十四军和四十五军则由东向西担任辅攻。约定东、西两路大军对进,会师于金汤桥(今解放桥)。天津战役是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人民解放军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三十八军全军指战员为能在这次硬仗中担任主攻,感到由衷地自豪。军部决定让一一二师和一一三师并肩突破,一一四师随后跟进。军党委还向全军部队发出了“一仗、二胜、三好”的战斗号召。具体点儿讲,就是要打好入关第一仗;取得军事、政治两胜利;创造更多的“完成任务打得好,遵守政策纪律好,互相礼让团结好”的三好连队。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总攻开始。我军数百门大炮向预定目标一齐开火,顿时火光四起,浓烟翻滚,整个城垣都被黑烟灰尘所笼罩。很快,一一三师突破正面轰开了40多米的缺口,一一二师的正面也炸出了20米的缺口。

10时15分,三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曹里怀在指挥所里,接到三十八军左翼主攻师一一三师报告:突击连三三七团三连已经把第一面红旗插在天津城上,小西营门的突破口已被打开了。接着右翼主攻师一一二师也报告打开了突破口。

发起总攻仅15分钟,按预定计划我炮火射击尚未完毕,但突击连就已经冲了上去。如此神速的进展,使曹里怀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担忧。他怕我军炮火误伤了手下的战士。但很快他就解除了忧虑:我军炮兵发现红旗插上城垣后,便主动停止了破坏射击,发出了延伸射击的信号,而且打得又准又狠,虽然敌人组织了五次疯狂的反冲击,但都被打退了。随后,两个师的先头部队并肩突进城内,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在忠庙大街和西关外大街,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防线。

三十八军的各级指挥员们打起仗来,均喜欢靠前指挥。此刻曹里怀早憋不住了,他向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请示并得到批准后,立即带了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参谋,冒着敌军的炮火,沿着一一三师突击的路线向城内奔去。

进城不远,就在花园大街找到了一一三师指挥所。副师长唐青山和参谋长李忠信早已到前边指挥去了,指挥所里只剩下了师长贺东生和政委王树君。由于部队进展神速,电话兵架线已跟不上部队的前进,贺东生也正为前线的情况不明而着急。

于是曹里怀就邀贺东生一块到前面去指挥。贺东生也是一位听到枪响就往前冲的烈性子。在山东当团长时,他指挥打仗就不离前沿阵地。一见冲锋受阻,他总是把棉袄一甩,拎起驳壳枪就往前冲,有时警卫员拉都拉不住。

两人钻进一辆刚缴获的装甲车,直奔市区开去。

此时,天已经黑下来,坐在铁甲车里更是什么也看不清。周围枪声不断,子弹不时地打在铁甲上“叮当”作响。两人都是第一次乘坐装甲车,曹里怀对贺东生说道:“老贺,这玩艺还真有点用,比你光膀子上前线强多了。”

贺师长一边从观察口向外张望着,一边答道:“好是好,就是太闷人,哪有我在下面跑着痛快。”说着,打开车门就想下车。正在这时,恰巧一颗流弹“当”的一声打在车门上,警卫员连忙把车门关上了。曹里怀笑着说道:

“对不起,老伙计,还是委屈一会儿吧。”

两人驱车来到永明街一带后,曹里怀立刻把一一三师的和一一二师的几个团长找来,重新调整了部队,并强调首先是要突破到金汤桥,将守敌拦腰斩断,而后再谈扩张战果。随后,两人又开着装甲车向前面赶去。

当装甲车进入老城后,他们发现一群战士正被敌人的火力堵在一条胡同里出不来。原来敌人在丁字街头修了个大地堡,重机枪严密地封锁着街道。

而街上光秃秃的找不到任何障碍物,炸药包也送不上去,直急得战士们团团转。

曹里怀看清了地形,对战士们说道:“我们来给你们开路。”说罢驱车朝前冲去。战士们在装甲车和机枪的掩护下,一拥而出,喊声震天,很快就解决了当面之敌。落在后面的几个战士,还调皮地用枪托敲打着装甲车,嘴里不住地喊着:“同志,该请你们指导员给你们记个功。”

贺东生的警卫员小张跳下车,冲他们喊道:“什么指导员?车里坐的是二○三和三○一(首长代号)。”

那几个战士一愣,“啊”的一声,跑向部队,边跑边喊:“同志们,刚才坐‘坦克’的是咱们的副军长和师长。快冲呀!”指战员们的情绪更高了。

在战斗中,三三四团二连大胆迅速,插向海光寺,在坦克的配合下勇猛冲锋,为后续部队扫清了障碍,开辟了前进道路;三三八团八连大胆穿插,发展神速,于15日凌晨2时30分便首先攻占了会师地点金汤桥,第一个将五星红旗插在了桥上;三三九团一连大胆插入敌阵,发扬战场喊话的威力,创造了一个连俘敌1845名俘虏的最高纪录……

早晨5时,当三三七团打到警察署时,与东面突入友军部队会师。我军即乘势大胆穿插,分散追敌,向敌核心阵地发起攻击。三十八军三三四团首先打到天津警备司令部,与守敌展开激

烈拼杀,逐屋争夺。该团二营六连副排长率领战士傅泽国、王凤义冲入地下室,活捉了城防司令陈长捷。战至下午4时,敌残部全部被我歼灭。战斗随告结束。

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并自信能守一个月的天津城,从冲击发起到整个战斗结束,只用了不到30个小时!

天津攻坚战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人民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作战能力,促使傅作义下了最后的决心。北平终于得到了和平解放,千年古都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天津攻坚战也是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发起的最大攻坚作战,并且创下了攻打坚固大城市时间最短的纪录,从而极大地震憾了国民党的军心和斗志。

在天津攻坚战中,三十八军在各路大军中,第一个突破城垣,最先攻到金汤桥,又率先冲进天津警备司令部,并且活抓了敌酋陈长捷,为解放天津立下了大功。

平津战役结束后,三十八军随第四野战军南下,投入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在整个四年解放战争期间,第三十八军从祖国最北方的松花江边,转战黑、吉、辽、热、冀、津、鲁、豫、鄂、湘、桂、黔、滇等13省市,最后一直打到西南中越边境的红河桥头。它先后进行主要战斗170余次,总计歼敌14.3万余名,解放大小城市100余座。四年中,三十八军共计缴获敌步枪、冲锋枪7754支,各种火炮

1342门,轻重机枪3567挺,各种车辆1746辆。从而使得这支初建时武器装备低劣且只有2万人的部队,发展成为拥有6万之众,步兵武器基本划一且装备有炮兵和运输部队的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正规步兵军。

四年解放战争中,三十八军共牺牲团以下干部、战士6500余人,负伤2.4万余人。涌现出195个英雄模范单位和近3.2万名人民功臣。

三十八军的战斗力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重视。1950年2月,三十八军作为全国战略预备队,奉命进驻河南信阳地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0月19日夜,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奉命率领第一批参战部队秘密入朝作战。三十八军在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的指挥下,投入了抗美援朝作战。

10月25日,志愿军在云山东侧的玉女峰、两水侗及温井地区与美伪军展开激战,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11月2日,攻克云山,重创美军骑一师。与此同时,东线四十二军与朝鲜人民军一部,也成功地阻击了敌军的北进,有力地保证了西线作战的顺利进行。此时,第三十八军已前出院里地区。西线之敌感到侧翼受到严重威胁,遂于11月3日,被迫全线撤退,志愿军各部队乘胜追击,将进犯之敌驱赶到清川江以南地区。11月5日,志愿军停止进攻,第一次战役宣告结束。整个战役共歼灭美伪军1.5万余人,对初步稳定朝鲜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此次战役中,担任侧翼迂回的三十八军共计歼敌4600余人(俘虏13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300余支(挺)。志愿军司令部在通报的开头,首先表扬了三十八军:“11月1日晚,我三十八军以迅猛之势歼灭球场之敌,从敌右翼沿清川江左岸向院里、军隅里、新安州方向实施战役迂回,切断了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并歼灭美二师北援兵力一部。”

可梁兴初心里却并不塌实:一一二师在攻打熙川时因情报不准,误将伪八师当成了美军黑人团。他为了慎重初战,没敢命令去打,结果放跑了该敌。

彭总会不会因此而批评三十八军畏敌怯战呢……他不敢往下想了。

果然,彭德怀在总结会上在充分肯定了各军的成绩之后,话锋一转,便点到了梁兴初头上:“可是,有的部队出现的问题不是由于没有作战经验,而是拖拖拉拉,执行命令不坚决。我要批评三十八军了,梁兴初到了没有?”

“到!”梁兴初起立回答道。众人的目光一下子就转向了梁兴初。

“你梁兴初胆大包天!”彭总显然发火了,巴掌拍得桌子山响,“老子让你们打熙川,你们说熙川有黑人团,什么鸟黑人团,纯属自己吓唬自己!”

梁兴初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他梁兴初自打参加红军以来,前后不知打过多少险仗恶仗。在四野提起他梁兴初,谁不承认他是员难得的虎将。

现在彭总居然当着这么多兄弟部队军长、政委的面骂他,真是窝火透了。

彭德怀却仍在毫不留情地骂着:“……都说你梁大牙是铁匠出身,是一员虎将,我彭德怀还没领教过。什么虎将!我看你是鼠将!一个黑人团就把你给吓住了!你他娘的临战怯阵!”

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看不下去了,站起来打圆场:“三十八军还是主力嘛,来日方长,这一仗没打好,下一仗……”

彭德怀气恼地一挥手,不屑地说道:“什么主力?主力个鸟!”

梁兴初再也按捺不住了。如果还是单骂他梁兴初,他也认了,谁让自己放跑了伪八师呢。但现在骂到了三十八军的头上,长期以来形成的部队荣誉感促使他起身就要辩解。彭总一看梁兴初不服,如同火上添油:“看来你梁兴初还不服气?你打得不好,我就是要骂你的娘!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可以骂我的娘!你延误战机,按律当斩!骂你算是客气喽,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

骂过之后,彭德怀余怒渐渐消了,接着说道:“命令就是命令,军令如山倒!下次战役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决定依然是诱敌深入,然后穿插分割,运动歼敌。这个方案,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各军都要力争打得比上一次更好。”

彭总的激将法果然有效。梁兴初憋了一肚子火,非要在第二次战役中打出个样子来,给三十八军争口气。

在第一次战役中挨了顿狠敲的麦克阿瑟,仍没把志愿军放在眼里,认为中国不过是象征性的出兵,参战兵力不会超过5万人,1950年11月24日,麦克阿瑟指挥美伪军十余万人,发动了所谓的“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总部决定诱敌深入,同时令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从左翼实施迂回,尔后西线参战的几个军突然实施战役反击,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为保证战略迂回穿插的顺利实施,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亲随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的行动,并担任整个左翼作战的指挥。梁兴初回到军部,立刻就将彭总对三十八军的批评传达到全军。三十八军上上下下憋足了劲,非要在第二次战役中打他个大胜仗,让美国佬知道三十八军的厉害,也叫兄弟部队看看三十八军到底是不是主力。

担任穿插的三十八军,首先是要拿下德川。梁兴初的具体部署是:一一三师经德川以东插至德川南面的遮日岭,切断敌人后路,而后由南面向北进攻德川;一一二师经德川以西插至云松里,而后由西向德川攻击;一一四师担任正面攻击。解决德川之敌后的任务,视情况再定下一步穿插的路线和任务。

梁兴初用一句三十八军特有的歇后语结束了会议:“他娘的,这次可得来痛快的,鸡蛋壳擦屁股——嘁里咔嚓!”

会后,他又向军侦察科副科长张魁印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你带领军侦察连、一一三师侦察连和两个工兵排,先行插到敌后,炸毁大同江上的武陵桥。注意!时间最迟不得晚于26号早晨8点。”

24日夜晚,这支精悍的小分队出发了,他们化装成伪军,巧妙地插过敌军的层层关卡,终于在26日早晨7点50分炸毁了武陵桥。众所周知的《奇袭》这部电影,就是以这次行动作为素材而拍成的。

25日下午4时许,三个师几乎同时向德川之敌发起进攻。战至26日下午7时,仅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彻底解决了德川守敌伪七师。

攻占德川的第二天早晨,韩先楚从四十二军打来电话。他告诉梁兴初,四十二军也已经拿下宁远城。德川和宁远的胜利,已在敌阵地上撕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毛主席指示下一步主要以打美军为主。为保证不使美军机械部队逃掉,三十八军必须迅速向军隅里攻击前进,同时派一师取捷径直插三所里,阻敌南逃北援。最后,韩先楚强调道:“三十八军下一步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你们在今晚和明晨,一是要插向三所里,二是要攻占戛日岭!坚决堵住南撤的敌人!”

三所里是被包围后的美军三个师撤退的必经之路。三十八军部队能否按时插到并且坚守住三所里,就将成为第二次战役能否取得全胜的关键。

梁兴初决定派一一三师首先插向三里。他很清楚,这是步险棋。且不说到时心会前来北援解围的敌军,单是南逃的这三个美军师就够一一三师受的。当时美军一团的火炮比我们一个军的还多,更何况每个师还配备有百余辆坦克,以及强大空军的支援了。孤军深入的一一三师将面临数倍于己的美军的南北夹击,搞不好就会全师覆没……情况险恶,任务艰巨啊!

但是梁兴初就是梁兴初,越是恶仗越要打!更何况三十八军能够得到彭总的信任,再次被赋予了最艰巨的穿插任务。他立即向备师下达了命令:

第一一三师立即出发,由德川西南插到价川以南的三所里;第一一二师沿德川至价川的公路走乡间小道,从北面向价川攻击前进;第一一四师沿德川至价川的公路攻击前进,迅速占领戛日岭。28日深夜,当一一四师三四二团到达戛日岭山下时,机械化行军的土耳其旅已用一个步兵营和一战斗工兵连抢先占领了主峰。戛日岭位于军主力增援一一三师的必经之路上,关系到穿插部队及至整个战役的命运,团长孙洪道和团政委王丕礼,立即亲率突击营赤脚在雪地攀行,用偷袭办法,一举夺回阵地。一一四师部队为三十八军的迂回包抄,立下了首功。

此刻,一一三师的前卫团在副师长刘海情的率领下,正披着白被单在雪地中快步疾行。部队已连续行军作战两天两夜,极度疲惫的战士们边走边打晃,不少人行进中就睡着了。天放亮时,距离三所里只有三十多里了。

突然,空中出现了敌机。刘副师长大胆决定去掉伪装,上公路大摇大摆地向三所里前进。敌机果然上了当,误把这支部队当成了后撤的南朝鲜伪军。

公路行军加快了速度,部队很快就赶到了三所里。

几天来,彭德怀等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一三师的消息。但疾行赶路的一一三师却根本无暇架设电台,与军部和志司联络。此时,在正面部队三十九军、四十军、五十军和六十六军猛烈攻击下,美军三个师已全面溃退。能否关上“闸门”,堵住潮水般溃逃的敌人,就看三十八军,首先是一一三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