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神txt全集下载萧瑾瑜:-粟裕大将冤案和平反的前前后后—— 二、夫人楚青的回忆（9）

粟裕大将冤案和平反的前前后后—— 二、夫人楚青的回忆（9）

                      粟裕逝世后治丧、讣告的波折 （4） 

王必成司令得悉粟裕同志逝世后立刻给我来电话，他对我讲悼念和慰问的话时语言哽咽，显得很伤心，最后又叹又愤地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1984年4月，我赴东南诸省撤放粟裕同志的骨灰。到南京后，我去王必成家看望他。我们泪眼对泪跟，沉默了好一回。当时张文碧同志也在座，张说军区通知参加学习，他不能为粟总送行了。王司令一听很生气，瞪着眼对张说，“你敢! 你要去，你必需去! ” 后来他说，下—次中顾委华东组分片会在杭州召开，他要在会上提出粟总这件冤案。”他认为中央对粟总不公平。我为他的耿直深深感动，同时又考虑到他自己也身处逆境，不愿他因此再受委屈。我劝阻他，他不听。我情急了，就说你即使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我们着想。我希望有一个较为平安的环境来完成粟裕同志的战争回忆录。请求他不要提这件事以免反而惹出麻烦。我们双方都很激动、痛苦。大家又沉默了许久，最后他不说话了，似乎默许了我的请求。粟裕蒙冤，内心深表同情的同志极多。但由于压力太大，当年出面仗义执言的，只有肖公劲光和王必成司令二人，我至今还一直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感激。）

2月15日下午，我们全家到八宝山为粟裕同志送行，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到八宝山送别粟裕同志。没有发通知，消息却不胫而走，成群成群的人自发涌到八宝山要见粟裕同志最后一面。人固有一死，有轻如鸿毛，有重于泰山，人们心中自有杆秤。

至此，我咽下了一切悲痛，把全部身心专注到整理他的遗作——《粟裕战争回忆录》。经历了种种折磨和痛苦，我再也不愿意提1958年的事了。我写下：

独步沙丘，

独上层楼，

独自思量独自愁。 

四十二年过去也，

空余遗恨付千秋!

我在家中设立了粟裕同志永久的灵位，香案上方悬挂着他晚年的照片。我们相伴相随。他期待的眼光，给我以力量，鼓励我奋进!

9月4日我给大百科军事卷编审室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肖克同志进行批判，还实际上批了刘帅。粟裕同志于1979年10月9日给党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叶剑英副主席作了批示，以后中央决定由杨尚昆副主席受理。杨副主席对此案已有指示。1986年4月 23日，我受杨副主席接见，向他报告了人物分册《粟裕》条有关情况，要求写上“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的内容。杨副主席面示：“粟裕同志的问题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肖克》条写了，《粟裕》条当然应该写，否则就太不公道了”。现得知军事卷人物分册即将付印，我要求在《粟裕》条中写上“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请告知刘帅、肖克同志条中对这一问题是怎样写的。以上务请考虑和答复，不胜感谢。    

9月6日，大百科军事卷编审室给我复信，抄录如下：

楚青同志： 

九月四日来信收到。您所询问军事卷我军人物条目有关情况，简复如下： 

 一、刘帅和肖克同志条目释文中，关于1958年受批之事，现各写了一句：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受到错误的批评 （或批判）。 

二、在粟裕同志条目释文中，撰写人金子谷同志鉴于 1958年粟裕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并曾传达到团以上干部，影响很大，故原来亦写有与刘帅、肖克同志相同的内容。我室作为撰写单位，在初审时经过认真研究，完全同意子谷同志的意见，并曾口头向主编单位（总政干部部百科编审室）作了说明。后来在审定稿时，该句释文被略去。详情和原因尚不很清楚。

三、您的意见，我们当即转告主编单位，建议在释文中保留“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判”一句。

您还有什么意见，请随时告知。

      军事卷编审室 

          1987年9月6日

　接信后，我随即写了—个给杨副主席的报告，全文如下：

尊敬的杨副主席：

您好! 我是在感情不安和痛苦的情况下给您写这份报告的，请恕我对您的干扰。

1986年4月23日下午，您曾接见我，听取我对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有关情况的陈诉，和比照《肖克》条，在《粟裕》条中写上“1958年受错误批判”内容的要求。您当时面示：“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到，你看到了向我提出来，是应该的。粟裕同志的问题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肖克》条写了，《粟裕》条当然应该写，否则就太不公道了。这件事我来办。”您的面示，使我衷心铭感。    

4月26日总政周克玉副主任处的王秘书给我来电话，说杨副主席已将此事交总政办。总政因还有类似的问题，待统一考虑后再定。但以后再未有过答复。 

近日突然得知人物分册即将付印，《肖克》条写了1958年受错误批判的内容，《粟裕》条仍然没有写。这显然不符合杨副主席的指示。为此，我立即询问大百科军事卷编审室。据该室答复，刘帅、肖克同志条都写了这个内容，《粟裕》条撰稿人写了这一内容，但为主编单位删去。对此我感到异常震惊。粟裕同志1958年的问题中央早就不存在了。我认为这个精神在《粟裕》条中应有适当的体现。

一、粟裕同志1958年受错误批判是历史事实，也是粟裕同志一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应该写入《粟裕》条中，不应删去。

二、粟裕同志受错误批判一事，在全党全军影响很大，甚至在国外也造成影响。粟裕同志生前于1979年10月9日给党中央写的申诉报告中除陈述了具体事实和理由外，还写到：“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

三、大百科是代表国家和军队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将在国内外发行，影响深远。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了粟裕、肖克两位同志，还实际上批了刘帅。这次人物分册中《刘伯承》、《肖克》条都提到1958年受错误批判（或批评）的内容，唯独《粟裕》条不提，相比之下必将造成更坏的影响。

现在该书即将出版，我为此心急如焚。粟裕同志生前已蒙冤二十六年，现在竟要他长久蒙冤后世，这实在太不公道了。我作为粟裕同志的遗孀，不得不再次向您恳切申诉，请求您再次过问，伸张我党一贯的公道对待干部的作风，指示在大百科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中写上“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判”的内容。临书惶恐，祈求批示。如蒙赐见更不胜感盼之至!

专此，

     致 敬礼　 

             楚青谨上

             1987年9月#日

写好报告，我打电话给杨副主席办公室，请求杨副主席约见，并打算在杨副主席接见时面呈这份报告。

9月9日，几次请求杨副主席约见都未得答复。今天上午杨副主席的秘书蒋省三同志来电话说，杨副主席实在太忙，责成他先接待我，约定下午6时半在三座门他的办公室面谈。我按时前往。

蒋秘书同我一见面就说，我几次求见杨副主席他都向杨副主席报告了。杨副主席实在太忙安排不出时间，所以交代他先听我谈谈，看我有什么要求。我把事先写好的报告，补上今天的日期，递交给蒋秘书请他转呈杨副主席，并向他扼要介绍了写此报告的缘由和报告中的内容以及杨副主席前几次同我谈话的情况，当前就是要求杨副主席为这件事再讲一句话。蒋接着说：“这件事杨副主席原来具体怎么说的我虽然不知道，但大致情况我还知道一些：肖克同志给杨副主席写了报告，是我们送呈杨副主席的。杨副主席见到肖克同志的报告时说：‘粟裕同志也有类似的问题，我给总政打过招呼，他的问题解决了’这句话是我亲耳听到的。”蒋秘书表示他将把我所谈的分作四层意思，即去年谈话情况；有关部门处理；现在的问题；我的要求，向杨副主席报告。后天（9月11日）前办好，然后电话告诉我办理的情况。最后蒋秘书还说，“这件事你如早告诉我，我早就可以给你办了。” 

9月9日下午，奚原同志来电话，谈了他向总政干部部百科编审室报告，明确提出《粟裕》条应写上“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判”理由有四：   

1、1958年对粟裕等同志的那次批判，许多老同志屡有反映，现在只要在《粟裕》条上写上一句，就了了此案。

2、根据楚青同志来信，杨副主席早有面示，领导上的精神是清楚的。

3、粟裕同志 1958年受错误批判，曾传达到军内团以上干部和许多地方干部，影响面较大，写上一句有利于消除种种传闻。

4、当时肖克、粟裕同志受批判，刘帅也受批评，现在《刘伯承》、《肖克》条写了，独独《粟裕》条不写，矛盾太突出了，发行后必然引起种种反响以致责询，将难以回答。 

9月10日下午6时，我电话询问蒋秘书进展情况，蒋答复已报告首长了，定在明天上午军委常务会议上讨论。

1987年9月12日上午9点15分，杨副主席处蒋省三秘书来电话，正式通知我：1987年9月11日上午，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粟裕》条目写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蒋秘书还说杨副主席说：“我已费了很大劲，这件事只能办成这样了。” （注：1997年7月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8卷，已写(粟裕)“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前后经过30年，粟裕这件冤案、错案才算有了一个文字的结果。而我已是精疲力尽，感慨万千，欲哭无泪了。

补叙—段插曲：1987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了一个为肖望东同志平反的中发（ 1987 )92号文件，其中引用了粟裕同志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违心检讨的内容。我是到7月中旬才得知此事的。当即写了一份申诉报告，分呈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和总政余秋里主任，并抄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请求主持公道，予以审批澄清。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

申诉报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发( 1987 )92号文件批复同意的中组部、总政《关于原淮南军区主力北撤问题》的复查报告( 1987年4月15日 )，是对原华中分局1946年12月 23日《关于淮南路东工作的决定》的复查报告。报告中有如下一段： “关于责任问题，1958年7月14日粟裕同志，( 原华中军区副司令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淮南失守问题谈到：‘淮南迅速被敌人占领，与我强调苏中地区的重要性，缺乏全局观念，没有早作部署也有很大关系，但我却把责任推到肖望东同志身上’。” 对此，我提出如下申诉：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问题是已经不存在的了。依据如下：

 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同志进行错误批判，粟裕同志在党内民主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1979年10月9日，粟裕同志向中央、中央军委申诉，要求平反，叶剑英副主席作了批示。1983年2月2日军委杨副主席召见楚青，要楚青向粟裕同志转述有关处理申诉的三点指示：

 1、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问题，中央早就不存在了。

2、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宜粗不宜细。

3、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材料全部收回，销毁；派专人执行。

楚青原原本本向粟裕同志转述后，粟裕同志表示同意。楚青同志已据此如实报告了杨副主席。

二、1986年10月16日，中央为刘伯承同志所作的悼词中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作了正式评论：“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 。”

但是，在复查报告中竟然引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同志违心检查的内容，而且是在粟裕同志已经不在人世，失去发言权的情况下引用。如此做法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也使粟裕同志再次蒙冤。 为此，我特提出申诉，要求更正该报告有关内容。

专此谨呈杨副主席（余主任） 

        楚青谨上 

          1987年7月20日

抄呈：中共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

报告虽然送出，但我估计组织上不会听取我的申诉更正文件中的错误。而我也只想在有关单位留下一份历史档案。我的报告得到了杨副主席的关注，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批交张震同志阅办。张震同志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报告，他把草稿给我看了一下，大意是这件事与粟裕同志没有关系， 1958年粟裕同志是被迫作的违心检讨，把这件事揽到自己身上。当时是谭震林同志力主给肖望东处分；若讲责任应该还是由一级党委负责等等。后来我问过杨副主席办公室，领导上对报告如何处理? 答复是杨副主席表示找个机会议论一下。

1987年10月31日上午，张震同志来雨儿胡同传达杨副主席指示：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同志受到错误批判的事，在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中已经写上了，这件事就结束了。肖望东同志受处分确实不是粟裕的责任，但文件已经发了，而且范围很小，是否就不再处理更正了。张震同志说，杨副主席让他来传达并让他做做我的工作。我对杨副主席受理我的申诉内心深为感动，当即表示，我当按杨副主席指示办，请杨副主席放心。

1987年11月1日，总政组织部来了一位处长和另一位同志，向我解释说，他们引用粟总的话，没有重提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意思。我对他们的解释甚不满意。为了尊重杨副主席的指示，我指出他们这样行文、处理，在为一个同志平反时又冤屈另一个同志，是违背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至于如何具体处理，由组织上决定。不论如何处理，希望把我的申诉存档。那位处长表示，我的话他们认真作了记录，回去汇报，申诉报告一定会存档的。这样，这件事也就这么结束了。

1987年，几经周折，最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粟裕》条目中写上了“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一句。不了解情况的人难以想象，即使这淡淡的一句也是多么来之不易啊。历经沧桑，我对粟蒙受的不白之冤能否得到真正平反，已不抱任何幻想了。我只坚信他自己说的：“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五、南京六位老同志的报告和军委再受理。1993年11月17日。昨天收到谭肇之同志11月13日来信，说他和金冶、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五人联名向军委写了一个旨在为粟总“平冤狱”恢复名誉，“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 附来报告的复印件 )。傅奎清同志热心支持帮助，由他致信总政于永波主任转呈军委。据间接了解，于主任已批示总政宣传部研究。读后悲思难禁，感慨万千。这些年来，我的哀思转为把全部精力放在整编《粟裕战争回忆录》和《粟裕军事文集》上，以此作为对他永恒的纪念，同时平衡自己的心态。他们的报告会有什么结果虽难于预料，但他们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的凛然正气和无畏勇气，令人由衷敬佩，并温暖了我已经冷漠的心和绽出了一线希望。今天复信肇之同志，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金冶、谭肇之、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五同志的建议报告如下： “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

于永波主任并请转呈军委D主席，刘华清、张震副主席：

我们是原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的老战士，过去一直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老首长领导、指挥下，转战在大江南北和苏鲁豫皖各地。离休后现在南京安家。但至今仍然崇敬着、怀念着率领我们南征北战，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和卓越功勋的陈、粟、谭这些华野好司令、好政委!

金冶、周蔚昌、谭肇之等同志参加了南京地区粟裕军事思想研究组，1991年5月曾去北京，参加由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联合主持召开的“粟裕军事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听取了张震同志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学习了他发表的论文《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作战的典范》。我们结合平时的粟裕军事思想研究，还认真学习了《粟裕军事文集》、《粟裕战争回忆录》以及新华出版社《名将粟裕》中刊登的张震同志的《一代名将，功垂青史》，杨尚昆同志的《学习粟裕同志的革命坚定性和创造精神》，张爱萍同志的《痛悼粟裕同志》诗词，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代名将》中肖劲光同志的《悼念粟裕同志》等等，深受启发教育。对于粟裕同志从南昌起义伊始，在二十二年革命战争中先后六次负伤，有的弹片一直留在头颅中未能取出，但仍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又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在组织大兵团作战中不断克敌制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战功，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鞠躬尽瘁的一生，我们怀着深深的崇敬心情。

张震同志这位在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在渡江战役、淞沪战役中，与栗裕同志朝夕相处，共历艰辛并分享欢乐的亲密战友—，着重在纪念文章中记述了粟裕同志虽屡建战功，却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并列举了他在华中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工作时“两让司令”，请求仍任副职的经历，在华东地区一些老同志中一直传为美谈。张爱萍同志在粟裕将军逝世当天，写下了“为国为民平生愿，无私无畏天下歌”的《痛悼粟裕同志》诗词。

可是，这样一位历经无数事实证明“为国为民平生愿，无私无畏天下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在我党1957年开始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在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于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却被无辜地蒙上了不白之冤。在这次有军队高级干部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既对主持我军军事训练和院校教育工作的刘伯承、肖克等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又在“反对个人主义”的名义下批判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同志。其理由，据说是因为粟裕在一次会见苏军一位领导人时，曾询及在苏联红军总参谋长与国防部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原意本来是想为总长办公室工作人员起草总参谋部工作条例和各部起草工作细则时用作参考，岂不料为此竟惹出了大祸。这在以“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为主题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成为一条莫大的罪状，被人说成是什么企图摆脱当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的领导，因而也就是犯了谋求争权夺利私欲的“个人主义错误”，等等。

 当时除了严肃的思想批判以外，还有严格的组织处理。1958年8月3l日，粟裕被免去已任职四年的总参谋长职务，调任一个1958年3月15月宣布成立的新单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这个成立仅有半年的军事科学院，除了已公布叶剑英同志任院长兼政委外，还公布了宋时轮、彭绍辉、杨至诚三人为副院长。粟裕同志去后没有多少事干。论时机，又正值海湾地区爆发伊拉克革命，美军登陆黎巴嫩，而我国为了声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正在筹划和实施金门炮战过程中。此时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突然免职并调任这样的工作，事出意外，不能不在我国、我军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不小的震动和不良的影响。我们南京地区的新四军老战土中，金冶、周蔚昌等同志那时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谭肇之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会务工作，其他一些人则在所在单位听取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同志的传达报告，大家对粟裕同志因所谓“个人主义错误”蒙受批判都深感意外。

 粟裕同志是一个宽宏大度，不计个人名利，并在逆境中能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人。此后，他在领导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中，仍坚持认真进行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向中央军委多次写出很有价值的报告和建议，并针对国防建设和现代战争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一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报告和论著。晚年他虽疾病缠身，仍精心撰写战争回忆录，认真总结亲身经历的革命战争中的宝贵经验，以有利于教育后人、造福后世。

 1959年7月，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期间，因对国内经济形势上的严重问题直言无隐，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粟裕同志此时不计个人恩怨，不图落井下石，不去利用这一“良机”去要求为彭老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召开会议对他所作错误批判“翻案”。在十年动乱中，栗裕同志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他对刚调往北京工作的张震同志说：“毛主席批评了‘上海帮’，把小平同志请出来主持工作。现在周总理病重，我们要坚定地按小平同志指示去做，要垮台大家一起垮台好了!”( 见张震同志《一代名将，功垂青史》一文 ) 张震同志在文中还说：“他对邓小平同志的爱戴和对‘四人帮’深恶痛绝的神情，使我至今难忘”。

 此时粟裕同志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有一段时间参加了国务院业务领导工作，在处境十分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协助周恩来总理坚决抵制这帮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恶阴谋和干扰破坏，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保持和促进了他所分管的国防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的稳定和发展。当陈丕显、钟期光等新四军老战友遭受政治迫害、身陷逆境时，本身正遭“炮轰”的粟裕同志又冒着风险去探望他们，帮他们说公道话，并设法将被诬陷为“反革命”的他们的子女安排适当出路，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高尚情操。 

据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记载： 1958年5月至7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对训练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不适当的过火批判，致使后来的正规化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原来安置在刘伯承、肖克等同志头上的“教条主义倾向”帽子，至今巳经摘除。可是，在1958年同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安置到粟裕同志头上的“个人主义”帽子，至今却仍然存在，未能纠正。这不能不使我们许多新四军和华野部队的老战士引以为憾。 

粟裕同志是湖南省会同县人，1907年8月10日出生， 1984年2月5日逝世。到1994年2月，将是他逝世十周年。我们建议中央军委，通知南京军区（ 粟裕同志长期工作、 战斗过的老单位、老地区）届时召开一次“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粟裕生平事迹座谈会”，邀请原华东有关同志到会，并请中央军委一位领导同志出席讲话，跟大家一起照一次相。肖劲光同志生前在纪念文章《悼念粟裕同志》中已经提到：“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时，问我对粟裕同志的看法。我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见《一代名将》第14页 ) 这次会议军委领导同志讲话中，能讲到粟裕同志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中虽受到了委屈，自己仍能正确对待。这就给他摘除了“个人主义错误”这顶沉重的帽子，消除了压在楚青同志 ( 粟裕夫人 ) 及其子女还有许多新四军和华东老战士心头的阴影。经过“粟裕同志纪念文集”（纪念会或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等）的发表，各种新闻媒介的传播，大家从军委领导同志讲话和纪念文集出版的实际行动中，就会了解中央军委已用这样的办法，对粟裕同志的光辉一生作出了正确评价，认真贯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倒了过去的不实之词，恢复了粟裕同志应有的荣誉。如果“纪念会”或“座谈会”都不方便召开，到粟裕同志逝世忌日 (明年2月5日)， 请一位军委的领导同志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以达到“平冤狱”、恢复名誉的目的，以慰革命先烈于九泉之下，粟裕同志的亲属和许多新四军、华东老战士，也都会由衷地感激党。纪念会或座谈会的具体筹备工作，如军委确定在南京召开，请通知南京军区及早着手准备。如有需要，我们较熟悉情况的同志可应邀积极参加。

以上建议，仅是我们这些新四军和华野部队老战士、栗裕同志老部下的迫切心愿。未知当否? 请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早日斟酌审定。

建议人：南京军区离休干部 金 冶 谭肇之、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执笔)                                                            1993年10月28日于南京　   

傅奎清同志致总政于永波主任的信：

于主任：

你好! 金冶、谭肇之等五同志，向你并报呈军委主席，刘华清、张震副主席，写了一个建议的报告。他们怕你对这五位同志不大熟悉，要我同时给你写封信介绍一下。金冶、谭肇之等同志长期在粟裕同志领导下工作，他们对粟裕同志生平了解较深，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建议报告的中心是恳请军委撤销一九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中对粟裕同志不公正的批判。那次军委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金、谭等同志报告中所例举的事实是实际的。为了恢复栗裕同志应有的声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因此，我也赞成金冶、谭肇之等同志的建议请求。是否有当，请审定。详情请看金冶、谭肇之等同志的报告。

祝你健康! 敬礼 

                                                        傅奎清　　 

   11月1日于南京

11月18日接到徐充同志15日来信。24日同孙克骥政委通电话。他们都说到了这件事。结果会怎样，我想只能待来日分晓。若军委再次受理，自然是盼望的；如果不能解决，也不感意外。过去多次都说要解决，甚至说代表中央跟粟谈话，最终也没有实现。反正我经受的折磨已够多了，再怎么样也受得了。现在既然有了新的希望，自当尽力争取。不过自己内心里灰心的成分多一点，也看得淡一点。历史总是历史，粟总一生的革命实践摆在那里，不是某一次会议能够否定的。

11月27日，南京吴克斌来电话，说总政郭得河同志向他了解南京军区五位老同志要求为粟总平反的有关情况，郭是总政宣传部编研室副主任，受命就1958年粟总受错误批判问题调查研究。我 ( 吴 ) 介绍他向朱楹同志了解和采访你 ( 楚 )，并把朱楹和你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随后，郭副主任即来电话同我联系。我问他领导上对报告批示的内容，他说，军委领导批示：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问题再定，先把事实搞清楚。他表示要向朱楹和我了解情况。我请他先找朱楹，朱楹因病住在301医院。他下午就去医院找朱。晚上朱楹电话告知我，他们去了二人，态度较好，还要采访我。11月28日，电话告知郭得河同志，向他们表示我愿意配合他们调查，向他们介绍有关情况。约定明日下午来家里面谈。粟总蒙冤三十五年，他本人和我都申诉过，中央领导也批示要解决，曾经看到平反在望，不料后来不了了之。他抱憾而终，我把痛苦埋在心里。但我总盼着有朝一日恢复历史本来面貌，还他一个清白。　　

11月29日，按昨天的约定，郭得河、李翔两同志于下午2点45分来雨儿胡同。郭先说他对粟总很崇敬，接着说明了来意和总政领导交给他们承办的经过，又说他们写了一个倾向应该予以解决的意见，用总政办公厅名义上报军委办公厅。军办送呈军委刘华清、张震两副主席。刘副主席划了圈。张副主席批示要军办查阅档案，1958年的事交他们调查。他们是抱着把问题得到解决的真诚愿望来找我谈的。 

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就把1958年的冤案和从 1979年开始申诉，虽经中央领导批示要解决，但石沉大海，粟抱憾重病，并因行政事故而去世，以及讣告、治丧问题，肖劲光文章、大百科条目的周折，撤骨灰情况，为肖望东平反却又再次嫁冤于粟裕等等，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们听后表示，绝对不能想象如粟裕同志这样的人平反竟如此困难，都说该解决，就是不能解决，是什么原因呢?

是啊，1958年批判粟裕是公认的冤案，但就是得不到平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该问谁呢?老天该知道其原因吧! 他们临走借去五份材料，打了借条。 12月5日、12日，两次打电话给郭得河同志，询问进展情况和借去的材料复印了没有，若材料已复印请退回原件，并告知他朱楹同志已出院。郭说：材料已复印好，原件于13日亲自送回，送材料时说一下有关情况，暂不找朱楹同志。13日上午8时半，郭得河同志来电话说，因忙，自己不能来了。材料密封派人送来。8时45分来人送回材料，我退回借条，并附信嘱“事情的结果，请按常例告诉我一下”。

12月25日、27日，郭副主任多次来电话，一是找《一代名将》、《名将粟裕》二书和“中央讣告”；二是询问几件事的具体细节，如聂帅对粟总向他汇报申诉表态时有无秘书在场，粟总到徐帅处的准确日期，张爱萍部长那份治丧意见的电话记录的来处等；三是要我将我所知道的情况包括时间、地点等具体情节写个回忆材料。我都一一回答和照办了。郭派人于25日取去两本书和内有“中央讣告”的剪报本 ( 我将当年报载粟裕同志逝世治丧的报导剪贴成册，题名《深切悼念粟裕同志》)，30日取去我写的《中央领导对粟裕同志对1958年问题指示、批示追忆》。31日朱楹同志也按郭的要求整理了一份《有关粟裕同志1958年问题申诉的几点回 忆》。 1994年1月15日，下午3点25分给郭得河同志打电话，请他将《深切悼念粟裕同志》剪报本送还。郭说不日即让人送回，接着说这次他们费了很大劲把一些领导人如耀邦同志、丕显同志等以及一些人对粟的评价都找出来了，很费一番工夫，写了报告，上报总政党委。他们认为问题应该解决，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用一句话—带而过。部领导也支持这个意见，而且认为应该用个适当方式郑重处理一下。他还说本想将搜集整理的材料复印一份给我，但觉得不妥，怕我看了生气，有些人的一些话实在太不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