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蜘蛛v7.2:罪恶的放纵:《金瓶梅》与晚明性解放思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19:53:03

潘金莲与西门庆,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才演绎出千古奇书《金瓶梅》,

也是数百年前用小说向传统中国的礼教制度做出彻底无情嘲弄和宣战。

《金瓶梅》之所以成为一部有名的禁书,就是因为它是“古今第一淫书”。它那赤裸而又放肆的对于男女性行为的大量描写,实在是空前少见,惊世骇俗的。今天,人们要出版、阅读、研究它时,谁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本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古往今来,世界上哪间房屋里不发生这等事情?因此,流传至今的周代的鼎盘、汉朝的刻石、唐代的铸钱,都有如此这般的造形。元代喇嘛教所铸的

欢喜佛之类的裸形交合的神像,今天仍可见之于北京的雍和宫。生民之初不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意义,这就十分自然地对这一人类赖以生存、延续的行为感到既神圣又神秘。在先秦两汉时代还有不少专著来加以研究,如《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素女经》、《容成子》等就有好多种。但是,后来我国被以讲究“礼义廉耻”的儒教所统治,这等事情也就慢慢地成为可做而不可说了。只偶尔在《汉书》、《晋书》、《唐书》之类的正史中略见几笔,有《飞燕外传》、《游仙窟》、《迷楼记》等小说稍作铺叙,以及零星的几则笔记、有数的几幅画有所泄露之外,一般都避免提到它,更不去描摹形容它。假如一定要提及,也往往用“云雨”、“敦伦”、“房事”、“人道”等字眼来加以取代。就是有关不正当的性行为也有代称,如乱嫖称之为“寻花问柳”,奸暴则曰“狂蜂采蕊”,诸如此类文雅又含蓄的名词,使人读了不至于脸红。然而,《金瓶梅》却一反常态,竟大写特写其男女苟合,乃至种种乱伦灭理的滥交。于是,有人对照现代西方的某种颇为时髦的风气,禁不住惊叹:《金瓶梅》宣扬的是“性解放”,而且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金瓶梅》真的是宣扬“性解放”吗?在《金瓶梅》产生的年代里,人们对于性与淫是有严格区别的。性指正当的夫妇生活;淫则指无度,乱合。《金瓶梅》的作者对于与“食”并列的“性”显然不是简单否定的。屠隆在《与李观察》信中就谈到自己的性欲“其根固也”,“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这是因为“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固难去也”。在《金瓶梅》中,对于符合名分的生理上的要求,往往并无非议,通常只是用“是夜在(其妻妾)房中歇了”之类一笔带过,对于并不贪淫的吴月娘、孟玉楼等人也并不流露多少贬斥之意。因为这是“性”,不是“淫”。那么作者对于在性的问题上“自由”、“解放”的态度如何呢?显然,他认为这是淫,是必须否定的。

否定的表现之一,是在总体设计上把那些贪淫的主角置于批判的位置上,让他们遭到报应,不得好死。淫棍西门庆,最后因乱服春药下边毒肿“遗精溺血”而亡;荡妇潘金莲因淫作孽,成了刀下之鬼;李瓶儿贪那“医奴的药”,结果被“精冲了血管”,死于“崩漏之疾”;春梅也“淫欲无度”,得了“骨蒸痨病”,暴死于“性解放”之时。让这批追求“性自由”的角色遭到如此下场,岂不是最严厉的诛伐?同时,这些人“淫”字当头,坏事做尽,不但害己,而且害人。西门庆从诱奸潘金莲开始,杀人夺妻,贪赃枉法,奸巧骗钱,无不与“淫”字相关。聪明能干的潘金莲先亲手毒杀武大郎,后设计惊死小官哥,在西门家妒心大发,口角不断,也不是“淫”字在作祟吗?本来温柔善良的李瓶儿,一变而为心狠手辣,活活气死丈夫花子虚,接着又迫不及待地再嫁蒋竹山,然后又一脚将他踢开,死心塌地倒在西门庆怀里,不也是因为贪求床间的“狂风骤雨”吗?春梅由婢作夫人,也因为她“贪淫不已”,接连葬送了陈经济、周胜、刘二、孙雪娥、周义等五条人命。《金瓶梅》就是这样告诉人们:贪淫无好死,万恶淫为首!

作者否定淫的表现之二,是在具体描绘那些细节时,往往与罪恶、贪欲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不单纯地为写淫而写淫。有人作过统计:全书描述男女同宿共一百零五处,其中大描绘者三十六处,小描者三十六处,根本未描者三十三处。可见“根本未描者”占有相当比例,加上“小描者”一共约占三分之二。有时即使写西门庆与潘金莲比较放纵地作乐,也只是用“是夜两人淫乐无度”一句轻轻带过。凡是“大描大绘”处,十九是作者加以巧妙地穿插,将其淫行与其他丑行交织在一起,以增强批判力量。例如最荒唐的“醉闹葡萄架”一节,就是为了表现潘金莲的嫉妒和西门庆因此而故意将她一再惩罚,以致搞得那“妇人”目瞑气息,微有声嘶,舌尖冰冷,四肢收亸”,昏厥了过去,充分地暴露了这个性虐狂的嘴脸。与此有关的,紧接着秋菊被潘金莲罚在三伏天烈日之下头顶大石,跪在当院;小铁棍被西门庆拳打脚踢,“死了半日”,进一步鞭挞了西门庆与潘金莲白日宣淫的丑恶行径。而当西门庆与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贲四嫂等苟且时,大都写财与色相互作交易,一边说:“你若依了我,头面衣服随你拣!”一边讨:“你有银子,与我些儿。”(第二十三回)这就使两“贪”相映,倍增其丑。因此,《金瓶梅》的写淫,总的来说不是出自欣赏,而是重在谴责。“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

作者既然把“淫”放在批判的位置上,那么为什么在“大描大绘”之中往往写得那么客观细致,甚至津津有味呢?这与作者对于用文学作品来表现性欲问题的特殊看法有关。屠隆认为,文学作品要达到“示劝惩,备观省”的目的,就有必要“善恶并采,淫雅杂陈”(《鸿苞·诗选》),而不必对“淫”躲躲闪闪。更何况当时的社会在皇帝的带动下,淫风充斥,不要说士大夫纵谈房中之术习以为常,就是官宦人家的年轻媳妇,也居然“春宫尤精绝”(徐树丕《识小录》)。就文学作品而言,稍前的《如意君传》、《金主亮荒淫》、《张于湖误入女贞观记》,以及同时代的《绣榻野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等书,多少也有性行为的描写。就是需要表演的戏曲作品,如屠隆的《修文记》以及徐渭的《四声猿》、汤显祖的《还魂记》、陆采的《南西厢》等,也免不了**的笔墨。特别是那些市井间的戏谑文字,更有不少围着“性”字转。《金瓶梅》的作者耳闻目濡,也就往往不以为秽,只是把它当作人生现实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像描写其他现象一样,随笔写来,细加描摹。殊不知这下闯了大祸,它因此而被加上了“淫书”的恶谥长期打入禁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