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问号剧情:思考“为健康而忧虑的时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8 21:46:10

思考“为健康而忧虑的时代”——“生命的浑浊”和“真正的安乐”
  在我青年时代,最喜欢的名言中,有柏格森①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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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柏格森(1859—1941),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试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物质与记忆》等。

  所谓健康,是“在对行动抱有热情,灵活地适应环境的同时,具有准确的判断力、不屈的精神和最正确的认识。”
  这句话,真实地显示了这位“生命哲学家”的思想,已触及到跳跃着的生命。我曾多次相遇,并进行多次交谈的泽泻久敬博士也这样说过:“所谓健康,(中略)并非只是早晨醒来,身体不觉异常而能即刻起身,或感到精神十分爽朗,而是醒来后对当天的工作,立刻涌现出一股难以抑止的热情。这种心态,可谓真正的健康。”(《思考健康及其他》,第三文明社版)在这简单明了的一席话中,画龙点睛地指出健康应具有的重要的一点。
  但是,现实与这种健康观似乎相去甚远。如人们常阅读保健书籍、选购自然食品、服用中药以至热衷于减肥和跑步等事例,都足以说明对健康的关注。但从反面看,这也正反映了:人们对健康的无限忧虑和保持健康的愿望。也许用“健康热”这一新词所概括的上述种种现象,并非经过人们深思熟虑的行为,但在其思想深处,确确实实潜藏着——竭力保持健康,度过那富有价值的人生;战胜癌和循环系统疾病、疑难病症等这一现代人的急切的愿望。当前,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对由于平时精神过分紧张而造成的身心疲劳;对各种现代病应采取何种对策;如何才能度过随着平均年龄增长而提出的“充实、健康的老年”等问题。今天,要真正健康地生活下去,将会感到日益艰难。因而可以说,建立正确的健康观,无疑是当前极其重要的一大课题。
  有人认为:“健康”,即指所谓“身体的健康”、“心的健康”和“社会的健康”。而且,这三者又是各自紧密相联的。
  在法华经上,是从“五浊”这一多层次的联关性和整体观的角度,解释人的“病”的。所谓五浊,系指“命浊”(生命自身的浑浊)、“见浊”(思考的浑浊)、“烦恼浊”(本能的浑浊)、“众生浊”(人间社会的浑浊)和“劫浊”(时代的浑浊)。
  天台大师在《法华文句》这部著作中,对“劫浊”之相进行了阐释,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说:
  即:“在浑浊的时代中,愤怒和憎恨,在人们的心中与日俱增。其结果便发生争斗。贪欲(一种为欲望所驱使的生命的趋势)剧增而总不得满足;那辨明是非、伦理的精神作用也日益迟钝,故疾病、病人增多。由于争斗、饥饿、疾病(合称“三灾”)的相继发生,烦恼则越发增加。这种恶性循环所形成的规律,最终势必加剧价值观的混乱,时代的混乱。”
  那么,是否可以说:所谓的“劫浊”,指文明全体的变化和紊乱吧。这种紊乱的内容,终究不得不归结于人本身的诸种浑浊。“心之病”,成为“身之病”和“社会混乱”的诱因,而它又加剧了“心之病”,形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这一观察是何等敏锐!佛法,可谓实践的哲理。它通过使人冥伏、切断生命存在的不幸的根源,打开一条通向人生和社会均得彻底复苏之路。
  原在表示“健康”之意的英语health的语源中,似乎含有“全体”、“完全”的意思。对一个人来说,首先“身”和“心”均须健康。因而可以说,人在社会中发挥才智,作出贡献的本身,就具有健康的本来意义吧。
  关于“疾病”,虽有各种专门的定义,但表示“疾病”之意的英语disease,似乎来自“缺少安乐”这一词意的古代法语。
  关于“安乐”的意义,在法华经的《安乐行品》这一经典中已有阐释,但日莲大圣人予以更深的教诲。说:从人生、生活的立场而言,所谓“安乐”,并非仅仅没有任何“烦恼”,没有“疾病”,也不是逃避这种困难。人生真正的“安乐”,则存在于:从容地克服连续产生的种种困难的达观的境界之中。
  诚然,身心健康十分可贵,但人生是无法逃避疾病和苦难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唯“健康”和“疾病”两者浑然成为一体,才是“生命”的实相吧。就是健康的人,到一定年龄也会多少染上疾病,有时也会略感身体不适。但也有许多人,即便为病魔所缠,也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相反,也有人尽管非常健康,然而碌碌无为地虚度一生。
  瑞士哲学家希鲁迪①,在《同情和信仰》一书中说:“犹如河水泛滥,人们掘土耕田似的,疾病开掘所有人的心,进行耕作。唯有正确理解疾病,并忍受其折磨的人,才能变得坚强、深邃、豁达;真切领会以往未能理解的灼见和信念。”(《希鲁迪著作集第七卷》,岸田晚节译,白水社版)还有一个医学家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以为有的人,即便得病也可谓健康;而且在不同的死因中,也有健康的、有意义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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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希鲁迪(1833—1909),瑞士哲学家、公法学家、政治家。著有《幸福论》等。

  因此,最重要的并非仅仅战胜“病”,而是应通过“病”,了解人生的奥秘和他人的痛苦,为使自己的人生观和所追求的目的,向更高境界升华而做出不断的努力。总之,为了使身心都能得到健康、活泼地成长,如何发现人自身的根本的生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以为:其中含有佛法的深奥意义。
  旺盛的生命力,犹如奔流不息的江水,不断地在人生和社会中,构成人的每一天行动。人们可从中窥视到:与“全体”、“完成”的意义相通的正确的“健康观”。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是否也可以说:每个人的生活目的和态度,将会受到这一“为健康而忧虑的时代”的严峻考验吧。


人的诗、生命的诗    ——与亚历山大博士的谈话  维克多·雨果①说:“有比大海更辽阔的景色,那是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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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维克多·雨果(I802—1885),一般称“雨果”。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著有《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

  有比天空更辽阔的景色,那是灵魂的深处。”(《悲惨世界》,佐藤朔译,新潮文库版)
  今天,确实是个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时代。但就在人们为这种绚丽、豪华的现实而感到眼花瞭乱,忘却了向往那心之豁达、无限深奥的意念中,我以为:存在着现代的莫大的谬误。若不深入到“心的深处”去进行探索,无论“生存”的真正意义,或人生的真正价值均难以了然。从根本上说,社会上的所有活动,都必须是使人的“心”充实、闪光生辉的手段,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经济和政治才成为极其重要的人的活动。
  但是,现代似乎过分地偏重于物质至上主义。因而,今天的人们正迫切地期待着庄严的“人”的复权,“心”的复兴。
  当务之急,不仅要为科学家、经济学家、政界人士,还要为诗人、哲学家、宗教家等,提供充分发挥其才智的舞台,开辟新的时代。否则,无限憧憬未来的使者——青少年的心,将日益萎缩;时代,也定会转入那失去人心的丰满和安宁的黑暗的舞台。
  一九八七年秋,我和罗马尼亚诗人,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伊凡·亚历山大博士,进行过一次亲切的短时间交谈。一九八三年我曾访问罗马尼亚,此时于这位博士所在的大学,做了题为“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的纪念演讲,并结识了他。在第二次见面时,我们都为久别重逢而感到无限喜悦,谈话是从自然、诗之心、诗的真实的力量以及人的“心”等主题逐一展开的。
  我并非职业诗人,但每当我接触到他们的目光——那一边与人生苦难作顽强的搏斗,一边默默地开创自己的道路,信心百倍地寄希望于明天的青年们的炯炯目光时,油然地产生一种应给予他们某些鼓励的心情。于是,我便作诗,分别寄赠。
  年轻时,我也常去听诗歌的朗诵。在那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动辄被那黑暗窒息的年代里,这些诗篇,在当时滋润了多少年轻人的心啊!一幅幅动人心弦的场景,至今仍萦迥在我的脑际。
  我还记得在结束一天活动,迈步回家的路上,一边仰望着满天闪光的星辰,一边朗诵着诗篇,此情此景令人难忘。直至今天,我仍怀有那种——只要遇上青年人,便想与他们一起朗诵诗篇的激情。
  然而今天,那促使“人”和“社会”日益复苏的,洋溢着无限深奥的生命激情的诗篇,似乎已不多见;而且活跃在各界的人士中,具有“诗心”的人也在日益减少。对此,许多人由衷地感到遗憾,我便是其中之一。我总以为:“诗心”,就是将展现在人的生命深处,充满着无限光芒的“心”,和谐地、激动人心地与大宇宙、大自然融合为一体,一边歌唱那辉煌的人生,一边讲述人生的真诚,向着幸福的方向奔去。唯有在这个意义上,“诗”,才带有为人的复兴而进行启发和熏陶的重要使命。
  据亚历山大博士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①在去世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言,即希望在他墓前朗诵荷尔德林②的诗篇。这些诗是《寄德意志人》、《宥和者》、《面包和葡萄酒》等。其子遵照遗言,在父亲的墓前朗诵了荷尔德林的诗篇。尤其最后一首《面包和葡萄酒》的诗篇,使人倍受感动。应该说,这是一则描述大哲学家心灵的,美丽而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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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是什么?》等。
  ②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毕业于杜宾根大学神学院,著有书信体小说《许佩里昂》,诗作《自由颂歌》、《人类颂歌》等。

  诗,并非所谓感伤,也并非宽慰,也不只是感情的吐露。
  既不是批判,也不是评论。我以为:只有将下述“三者”联结起来的“心”,才称得上是诗。所谓“三者”,是肉眼不可见的大宇宙的法则;贯穿这个变化的现实世界——社会的法则;人的心的节奏。也就是——在悠远的时空中,一边相互交融、律动,一边搏动着的“人”、“社会”和“宇宙”。这样的诗,也必然成为不断提高和开拓“三者”的力量。那些被誉为世界大诗人的诗篇,无不具有这种力量。正因为此,诗才闪耀着“人类的宝石般的光辉”。
  亚历山大博士说,他巡游各地,向青年人朗诵诗篇。我仿佛从博士的朗诵声中,看到充满自信的青年们的身影,不禁感到万分激动。
  据说,博士通过这样的朗诵会,窥视到:闪耀在侧耳倾听的青年们眼中的那忽亮忽灭的“人的痛苦”,不觉十分痛心。
  诗人的感受是何等敏锐啊!实际上,没有“苦”的人生是不存在的,如何解脱这种“苦”,才是人生永恒的课题。从古至今,东西方的哲人们为回答这一问题,是如何低徊呻吟、苦思冥索地予以阐明的啊!
  哲学是为了消除人的“苦”,创造“幸福”而产生的,思想和宗教亦然如此。社会上的政治、经济、科学等所有活动的一元的目的,也应在于此。可以说:诗、文学、艺术等都是人追求幸福、美的一种天性的自我表现吧。当人们在真挚地追求“幸福”的时候,最终不能不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
  “心”为何物?“生”为何意?等问题,进行认真的探索。
  佛法以慈悲为本。所谓“慈悲”,系“拔苦与乐”(去除他人的痛苦,给予快乐)之意。如上文所揭示,在今天,自觉地将他人之事视为己事的人日益减少,缺乏“同苦”、“共感”之情。“慈悲”,并非仅仅是一种安慰。可以说:“拔苦”(去除痛苦)远远超越“同苦”、“共感”之情,是作为人的一种最崇高的积极的行为。
  “苦”,与人生共存,决不会消失。但是可以将“苦”转化为“欢喜”。佛法,不只是停留在观念性的理想上,其中还蕴藏着实现思想上的巨大转化的力量。佛法上称之为“烦恼即菩提”。若简单明了地予以解释,“烦恼”,则为“痛苦”、“作恼”;“菩提”,则为“领悟的欢喜”。这可比作烧柴取火,并非为了去“苦”,毋宁说,倒是烧却“烦恼”之柴,生出“菩提”之慧火,使“苦”向“欢喜”的方面进行质的转化。
  这犹如飞机,正因受到气流的冲击而得以升空似的,“苦”也成为向“欢喜”方向转化的动力。因此,“苦”越深,则“欢喜”越大。这就是佛法的教诲。
  但是,将“烦恼”转为即“菩提”的根本关键,仍在于人。为“苦”而呻吟的是人;以这种“苦”为媒介,毅然打开“欢喜”之门的也是人。佛法之慧眼,总是不断地凝视着人。正因如此,可以说:在如何变革作为一切主体的人的伟业中,存在着佛法的睿知。若再进一步探求“人”的本质,则必归结于人的“心”,“生命深处之一念”。因而,唯有在如何锤炼人的“心”,不断地使它坚韧的过程中,才能发现解决“苦”的关键。
  我以为:诗也是充实、丰富人的“心”,并使其坚韧的一种手段。
  据佛法阐释,人,原被所谓烦恼、业、苦的云彩所覆盖。
  因此重要的是:一边俯视覆盖着的云彩,一边矢志不渝地追求那能在云彩之上悠然翱翔的境界,即应向那不为“云”和“风”所干扰的更高的境界升华。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沉入那茫茫的苦海的吧。
  为了向高层次的大空飞去,就需要有信仰、祈祷、无比正确的佛法。我还期望着诗之“心”,也有助于推动这种力量的增长。而最重要的:还是一边将悠远的大空及人诞生于世的深刻意义,牢牢地铭记在心,一边以朝雾般的爽朗的“诗心”,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克服精神紧张状态 
    ——塞里埃①博士的学说和菩萨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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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塞里埃(1907—),加拿大著名医学家。长期从事内分泌学的研究。于1936年提出“应激反应学说”后为世人瞩目。

  凡人都希望度过“安乐”的一生,平平安安的一生。一提“安乐”,也许有人认为只是指沉湎于眼前的享乐,或指毫无波折的平稳的一生吧。实际上,即便今天很幸福,也不能保证明天依然如此。因为世界或自身,均处在瞬息万变之中。
  所以,世上根本不存在那种悠然闲适的安乐境遇。也许这就是人生的实相吧。
  佛法所竭力追求的,并非这种肤浅的、表面的“安乐”,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更为持久的“安乐”。
  今天,可以说是这样的时代,即是一个正如人的肉体、精神以及社会等,均处于紧张状态中似的,一切都受到紧张的威胁;人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的时代。
  加拿大著名医学,应激反应学权威塞里埃博士说了以下的一席话:
  “比如说,在二、三百年前,并没有核战争的威胁,但发生过几乎毁灭全体国民的,非常可怕的鼠疫病灾难。人生的一切,是无法预料的,偶发性的。今天是富翁,明天也许变成穷汉;今天十分健康,明天如何,却不得而知。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如此。而我们的时代,在社会生活中,还多了一个被人称为是额外增加的‘精神紧张状态’。所谓‘人丧失了能动性’,就是指它而言。”
  为此,博士提出以下三点,作为最佳对策的处方。
  第一,清楚地了解自身对紧张状态的承受能力,并在生活中注意调节。
  第二,确定自己的目标,切实保证这并非他人所强加,而是完全出于自身的需要。
  第三,所谓利他主义的利己主义,就是一种在考虑到他人需要的前提下,谋求自己利益的处世方式。(《读者文摘》,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号)
  据说,这个结论——“生命,只有在最原始的水平上,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才得以平衡”,是博士从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研究和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人,只要活着,就会感到精神紧张。但据说,生命在不感到精神紧张的环境中,是不能完美无缺地存在的。对此,塞里埃认为:从一切紧张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本身,便是死。还说:可将精神紧张状态,比作一种调节人生的调味品。这在广义上讲,人唯有在适度的刺激、紧张中生活,才会使“生”变得更富有创造,更有意义的吧。
  博士在文章结束时所写的一段话,使我颇感兴趣。即:应努力做到更有利于他人,有益于社会。这是一个不需冒险,而以毕生精力孜孜可求的目标。它将会使你从现代社会中最严重的,使人“丧失目标”的紧张状态中,得到保护的吧。
  这可以说,与佛法所阐释的菩萨的处世方法,也是一脉相通的吧。
  众所周知,佛法将那使人的身心烦躁、作恼的诸种精神作用,总称为“烦恼”。上述现代的所谓“精神紧张”给人们造成的身心痛苦,也应属“烦恼”这一范畴。
  从宏观上看,在一瞬间、一瞬间地流逝着生命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或“境界”中,有十种范畴。佛法上称其为“十界”。简单扼要地说,任何人都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等人所共知的“六道轮回”的境界。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等称作“四圣”的更高层次的境界。
  在日莲大圣人的《观心本尊抄》这部佛书中,这样写道:
  “屡见他面,或时喜,或时瞋,或时平,或时现贪,或时现痴,或时谄曲也。瞋者,地狱;贪者,饿鬼;痴者,畜生;谄曲者,修罗;喜者,天;平者,人也。”
  在这六道之先的“声闻”、“缘觉”、“菩萨”,可称为反省的自我。
  这一“九界”与诸种外境相对応,各自或显现,或冥伏。
  但可以说九界的范畴,尚未脱出烦恼的境域。佛法的眼目,总是置于如何显现这具有尊严、无限威力的“佛界”这一生命的实存上。在佛典上,也将佛称为“自在王”、“世雄”、“能忍”、“如来”等。简而言之,所谓“佛”,就是通观三世,通会万法的真正圆满的境地。
  据此十界论,可以说以往的人类历史,尚未超越六道轮迥之流转。所谓“地狱”之地,系表示最低之意;“狱”者,乃被束缚之谓。
  任何时代,只要不切断这种“束缚”,人自身不能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则人和社会也无法实现根本的复苏。佛法,在充满着所谓精神紧张的纷扰不堪的社会中,还发现了打开“佛界”这一最高、最尊严的生命的可能性;并提示了为它的显现而需领悟的具体的“法”和道。
  于瞬息间,显示出“十界”中的某一界的生命,犹如同是一人,却时悲时喜似地处于变化之中。在下一瞬间,又因何缘而显示出“十界”中的某一界,可谓瞬息万变。佛法的直观智,极其准确地以“十界互具论”,把握了这一生命的能动性。
  塞里埃提出的应对精神紧张的方法,不禁使人感到:“似乎竭力遵循佛法的大乘的处世方式。”在九界之中,菩萨是“求无上菩提(佛果)的人”,也是指“以利他为本的大乘之众生”。所谓无上菩提,乃佛所得到的最高的觉醒;为悟得此道而悉心修行者,乃菩萨。此种修行的核心,在于“以‘大法’为根本,于有限而无常的世界中拯救人”这一利他的实践;自身也通过此为佛果之心所悟。而且,感得了的佛果,也将会在现实世界中,作为菩萨的行为表现出来。
  菩萨,欲普救众生,必置身于充满精神紧张的世界之中。
  岂止如此,普济一切众生的大誓愿,还将会使自己的生命,陷于无数烦恼的困扰之中。
  菩萨之所以为菩萨,正是由于能积极地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和障碍,而且还会因此而遇到无数的烦恼。现实的烦恼无穷无尽,多到甚至被称作“尘沙惑”的程度。再说各人的烦恼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在应对这些烦恼时所产生的烦恼,更是多不胜数了。也就是说:菩萨一方面厌忌逃避于空,积极地注视着那使人精神感到十分紧张的社会的动向,另一方面,在求得菩提的过程中破除“尘沙惑”,不懈地修得佛果。
  所谓菩萨行,不仅是以佛性的强大威力,使“尘沙惑”等所有烦恼的猛势得以不断地减弱,而且使它向质的方向,即朝着在使那坚强的生命波及其他的过程中,讴歌“生”的智慧和生命的方向转化。
  在今天这样动荡不安的现实中,体现智慧和慈悲力量的实践,才能使自身更接近于对佛果的感得。也许可以说:塞里埃博士的学说,正是对那些因偏重于自我本位主义的处世方式,而缩小自身价值的现代人所敲起的警钟吧。
  若在盛满水的杯子里,滴上几滴蓝墨水,水立刻呈现出蓝色。而在海中却不同,即便搀入少量蓝墨水,其色也完全被消失在大海之中。正如上例所示,重要的是:自己在追求无限深奥的境界时,纵然遇到艰难险阻,也能从容不迫地泰然而过。诚然,现实的苦恼是决不会消失的,但我以为:不要因为它的干扰而陷入不幸,应更加充满信心地去战胜它,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民众知识化时代所需的智慧 
    ——知识的个别性和智慧的整体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被称为“民众知识化时代”。在这种信息化的社会中,民众逐步成为前所未有的,具备高度知识和信息的“知识民众”。而且,人的“知”①,越来越显出它的巨大作用。由于这样时代的到来,社会上提出所谓“知识价值革命”的口号,并一度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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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知”,此处包含知识、智慧等意。

  人们对于“应从今天偏重物质价值的时代,向重视‘知’的价值的时代过渡”的这一揭示,是不会产生异疑的吧。
  但我以为:必须铭记在心的倒是“知”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事实上,即便如何拥有“知识”,并收集到无数的信息,若为那庞大的信息量所困扰,反而使自身湮没在信息的海洋之中,那信息,也就失去其利用的价值了。也就是说,“知识”并不等于“智慧”。只有十分熟练、运用这些“知识”的本身,才是“智慧”;“知识”,可谓进入“智慧”之门吧。在今后的时代里,唯有人的智慧才是最重要的。今天,这信息化社会,已逐渐陷于知识泛滥的困境;若运用、汇集整理它,开拓其新局面的人的“智慧”,日益枯竭下去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而,我以为:决不可忽视——科学文明,需有一个不断开拓人的丰富内在价值的明确方向和力量。
  一般认为近代科学方法论的特征,是以要素来说明诸多现象的“要素还原主义”和计量的“分析加算主义”。因而往往由此失去整体性。实际上,那产生于我们周围的事件或事物,没有一个是孤立存在的。世上一切事物,都是以某种形式保持着关联,构成一个整体。
  就以我们人体为例吧,它可分为头、手、躯干、脚、五脏六腑,甚至还可分为更细小的部分,如每一个细胞等。但这些部分,作为人体是互相关联的。当然我们也决不可忽视身与心的关联。正如最近的深层心理学和生态学的成果所示,若沿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去探索,则它的相互关联将会无限地扩大。可以说,小宇宙(Mikro·Kosmos)和大宇宙(Makro·Kosmos)两者密不可分,建立在绝妙的协调的基础之上。唯有真正感受到它的整体性——作为由那不可见的协调的“线丝”,联结起来的生命体的整体性,才是为古今称道的人的智慧。
  近代文明,一直不断地将整体分割成一个个细小的部分。
  若从人的智慧日趋发达的角度观察,在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是必然的趋势。但从它的反面看,尽管在物质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而人本身却陷入这样一个境地——即岂止自然,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都被切断、封闭,不得不在那仅存自己的孤独的空间,低声呻吟的境地。
  我想在学术和教育的领域内,也需对那忽视“智慧的整体性”的“知识的个别性”的畸形发展,作出应有的评价。可以说,以往的知识,是与人的“幸福”,为了更好生活所需的“智慧”和价值等毫无关系,而是独自发展,日益庞大起来的。
  明治时代,正是日本的近代化开始起步之际,福泽谕吉①似乎早已察觉到上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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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著有《劝学》、《文明论之概略》等。

  “彼万事通者,仅知物而不知物与物之间的缘,仅知限于一类事物,而不知其他事物彼此间关联之理。学问之要,唯在于知事物相互关联之缘而已。若不知事物间之缘,学问则无任何价值可言。”(《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版)
  他甚至还说:“仅知物而不知物之缘者,无异于辞书也。
  若强述其所异,则纸之辞书不进食,而人之辞书进食而已。”
  猛烈地抨击了那些一知半解,无所作为之辈。
  福泽谕吉著《劝学》一书,旨在广泛地促进人们钻研学问,其本人也身体力行。他抨击的,并非学问和知识本身,而是指为学问而学问,为知识而知识的一种社会弊端。
  我们切不可单从效用主义、实用主义的观点去理解福泽谕吉的这一席话。
  众所周知,如“缘起”和“因缘”等的语源所明示,“缘”,本为佛教用语。此处暂不论述它的深奥含义,而福泽所说的“缘”,乃表示“关联”之意。这是指物与物之间的“缘”,也是指事物与自身间的“缘”吧。我们应该对这一整体性的问题——“学问和知识是如何与自身相关联,具有什么意义”进行探索。
  在回顾近代科学发展的始末时,会发现:人们对知识的追求,确实起过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但其结果,却出现了核武器,多种有毒物质到处制造公害,从而不得不追究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所以必须再次明确:知识与人类、自己的命运,究竟具有什么“缘”、什么“关联”。只有依照“自己”,或“自己的生活态度”,去主动地探求知识体系,才是智慧的力量。而且,唯有探求它的“关联”,把握“整体”,使人们勇于创造价值的才称得上是智慧。可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力量吧。
  近代科学,运用西方独特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谓宿命的方法论,以人外在的构造,外在的约束力竭力地予以发展,而对丰富、充实那最紧要的人内在价值的本身,却未起过什么作用。当然,其责任并不在于近代科学,而在于人未能揭示这种科学方法论的局限性,并过分相信它的这一错误上。
  假如人们因自己有知识而变得傲慢起来,那倒是最无知、最浅薄的表现。我不禁感到:唯有从这个角度去把握“民众知识化时代”,才能发现它的深刻意义。是否可以这样说,即问题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而是提出如何开发智慧的方法,并逐步地具体地加以完善。这才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吧。

计算机和人 
    ——人工智能开发和生命的尊严   当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时候,人们不禁为从月球地面发回的图像而感到惊叹,而今天——约二十年后的今天,据说,当时把人类送上月球的计算机的性能,现在已聚集在被称为“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手指般大小的“小石子”似的零件上了。确实,科学、技术的进步,岂止“日新月异”,简直已进入以分秒计算的时代了。我总想:若能为和平、为人类更充分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的话,那该多……。
  计算机,已飞速地深入到人的日常生活;社会也日益进入信息化时代。这种进步,的确给人类带来莫大的恩惠。但是,若一任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日趋商业化,那人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能保证合理化、高度化和简便化吗?可以说,信息化社会和人的关系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紧急课题。
  现代,计算机正向人的智能发出挑战。几年前,开发“人工智能”一事已成为议论的话题,这可以说,正反映了计算机所竭力追求的最终理想。不少人从中看到:若这种“人工智能”,得到不断地开发,则被认为当前只有人才能完成的,那些智能性工作中的相当一部分,将由计算机来承担。
  若论数据的存储量,或计算处理的速度等,计算机在这方面确实比人要出色得多。实际上,在产业的所有方面,计算机已取代了过去人所承担的工作,而且效率也很高。它还渗透到——从电讯电话等一类通讯设备和管理银行的存款,到订购车票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
  原来,计算处理数值化的对象和处理数据,为计算机的主要功能;根据符号化的知识和规则进行推论,而是“人工智能”的特点。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起,由于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们的努力,那种被称为专家系统的,富有智能性的系统,现已得到逐步开发。
  据说,之后的计算机,除在原有的领域外,还在医疗、科学、军事、经营中的“决策支持系统”等各个领域中,辅助人进行智能性工作,其中也有显示出超越设计者的推论和分析能力的事例。应该说,计算机确实在某一方面,具有任何聪明的人脑所难以企及的优点吧。但是,当计算机的功能,渗透到人的个人生活中去的时候,人的价值便变成数值化,得以承认的人性的基础,定将被这个社会夺走。这就成了所谓“计算机公害”,它将使人失去人所具有的生命。这样说,不谓危言耸听吧。
  在目前的阶段,应该说,一旦以人性为计算机的对象,将其结果用于决定人的命运时,那其中必定潜藏着使人日益奴隶化的危险。
  人们曾为过去那种还不懂得合理使用机器时,却盲目地任其发展的状态而不胜感叹。今天,这种忧虑,似乎由于计算机的出现而日益加深。
  美国哲学家西巴托·L.道莱依福斯,二十多年来一直批判“人工智能”,但他认为:“只要适当地使用计算机,人的直观,由于合理的思索而变得更加准确。”(《批判纯粹人工智能》,椋田直子译)而且还指出:真正的问题是“百分之一百地借助计算机的思考,那未能形式化的,人的精神功能的部分将被忽视。”
  实际上,在研究人脑功能的科学家中,似乎有不少人认为:“人工智能”,即便可理解为有规律的智能性行为,也不可能代替经验性的智慧和直观性的智力功能吧。若以浅近的事例而言,文学和艺术的世界,人的爱情和美的意识等,就是一个根本无法用数值来表示的,各具特点的领域。
  问题不在于计算机技术的发达,而在于人自身如何理解这个事实——由于“人工智能”的开发,加速了人对合理思索的追求,人的思考方式本身变得单一,充实而丰富的人性也有丧失的危险。因此,那偏重于科学技术的倾向,甚至会使“人学”本身失去其重要意义。
  康德①认为:人应该为其本身所具有的目的而受到尊重,不应作为单纯的手段来对待,他说:“把这样的尊严和价格相提并论;或与其相比较,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的行为,可以是会亵渎尊严的神圣性吧。”(《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篠田英雄译、岩波文库版),人自身,没有像现代这样,更需要这种自觉的了。我过去与汤因比②博士对谈时,博士曾说了以下一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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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著有《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实践理性批判》等。
  ②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研究》、《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等。

  “我们的技术和伦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这不仅仅是屈辱,可以说是一种致命性的危险。所以必须更加努力地确立——若没有它,我们的生命便毫无价值,人生也无幸福的这种尊严性。”(《展望二十一世纪对话录》,讲谈社学术文库版)
  博士说这番话时的严肃神情,至今历历在目。
  随着技术的高度发展,不断提高人的精神力量,才是至关重要的。所谓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说到底就是——最需要人从根本上领悟到“生命的尊严性”,提高人自身力量的时代吧。
  汤因比博士还说:“人持有的力量,越是增大,对宗教的需求越是强烈。”(同前书)。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句探求新科学时代的生命的哲学、宗教的箴言。恩师户田先生也曾多次说过:“那科学越是进步,佛法越易于理解的时代即将到来。”
  因而,在以计算机的发展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进步,包含着人性变质等诸多问题的今天,对于能恢复人的整体性,并使其丰富的价值得以生辉的宗教的需求,无疑将更加迫切了。我以为:唯有飞速发展的科学时代,才是最需要建立一个使“科学”和“宗教”相融合,共同为人类作出贡献的可贵的基础。 


轻生的时代和生存的力量 
    ——柏格森的“创造的欢喜”
  人都希望使有限的一生获得最高的价值。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人的生存没有像今天这样,使人感到如此艰难的了。
  人,随着社会的发展,终于获得了长寿,但遗憾的是:对现代人来讲,最重要的“生”的力量,似乎没有更多的增长,甚至有人指出在青年人中,已丧失“从挫折中振作起来的力量”。另有不少人认为在现代人中,出现生命力衰退的迹象。
  而且,人们还为这一事实——正如自杀者超过交通死亡人数的一倍所示,轻生的倾向日趋严重而感到不安。同时,不仅仅是事故和疾病,还有精神上的压抑、疏远感、虚脱感等一类社会现象,正在人们周围不断地蔓延、扩展。
  今天的时代,与“生”的力量相比,削弱“生”的力量,几倍、几十倍地增长。这决非我一人的感觉吧。当前最重要的,是正视这样的现实,再次细细咀嚼一下“生存”的根本意义。
  据说,人在临死的瞬间,一生所经历过的事情,像走马灯似地在人的头脑中迴转。既有人因悔恨的泪水而使迴转在头脑中的情景变得一片模糊;也有人由衷地感到无上的满足,在无限的欢喜中迎接人生的终结。我以为:其中俨然存在着——人生成败的分歧点。
  对于那些即便如何富裕或身居高位,度过无真诚可言的一生的人来讲,当然没有真正的人生胜利之感,想必仅有痛苦的回忆吧。而那些不管他人如何评价,诚实地奋斗一生的人;为主张、主义艰苦地拼搏一生的人,在迸发出欢喜之潮的急流中,迎接临终。这些人的实际行动——自己的生命、人生所取得的胜利;以强有力的步伐抵达生命的终点等,毫无遗憾地对社会、世界和宇宙的一切作出巨大的贡献。它作为人生的业绩,将在心中唤起无限欢喜的激情吧。
  为什么胜利地度过一生的人,能在迸发出的欢喜之潮的急流中,迎接他的临终呢?据柏格森的深邃观察,认为欢喜之潮,是由创造,即“生命”的创造所形成的。在他的著作《意识和生命》中,精辟地阐明了欢喜和创造的关联。概括地说,就是创造越丰富,生命得到的欢喜越多,以致从心的深处泛起感情的波涛。
  所谓创造,就是从过去确实没有的事物中,创造出新的东西;那么“生”的创造,该是新创造生命自身吧。
  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大宇宙,正是创造的根源,它产生并培育着生命。宇宙犹如巨大生物似的,创造出生息于地球的所有生命。
  我们今天能如此享受生命的愉快,都应归功于这一可称作“宇宙生命”的,实存的无限的创造。我们人亦然如此,学者发现真理,并据此创造出知识的体系,艺术家创造出美。我以为:每天的行为,正是人参与宇宙的根本性创造的表现;它将不断地唤起激流般的喜悦。
  柏格森不仅对艺术和学问的创造进行了论述,而且还涉及到生命自身的创造:
  “若在所有的领域中,生命的胜利是创造的话,那在与艺术家和学者的创造不同,无论何时,无论是谁能追求到的创造中,人的生命才有存在的理由。难道不应这样认识吗?这种创造是自我创造。由于人们努力,从少数中引出多数,从无引出有,不断地给丰富的世界增添些什么,而使人格显得更为高尚。”(《柏格森全集第五卷》,渡边秀译,白水社版)
  换言之,所有的人,无论何时能追求到的创造,都是人自己实现的自我创造。
  “创造”一词的真正含义,是毫无遗憾地贡献出毕生精力,不断扩大自我生命作用的一曲凯歌;是用汗和泪浇铸成的结晶。所谓“创造的生命”,可以说,是呈现在人生经受不懈磨练的行动中的一种生命的物生论。
  人生,会有风暴,也会遭到豪雨,还会出现暂时的失败。
  但,深知创造喜悦的生命,是决不会因此而退却的。创造本身,也许是一场打开沉重的生命之门的最严峻的战斗,也可谓是最艰难的工作。确实,与打开宇宙的神秘的大门相比,那打开“你自身的生命之门”,确实是一件更为艰巨的工作了。   尽管如此,它显示出作为人的骄傲,不,应该说,是作为有生命的人的真正意义,真正的生活态度。我觉得:没有比不懂得创造生命的“欢喜”的人,更为寂寞无趣的了。柏格森曾说过“由于努力给予丰富的世界增添些什么,而使人格更为高尚”的话,若将他的话归结到一点,那可以说是共同开拓境界,让生命变得更为丰富、充实吧。
  佛法的目的,正在于为人的自我变革、人的完成而不断地开辟创造之路。佛法敏锐地看到:作为人的成长的途径,只体现在与他人同甘共苦,强化他人生存力量的行为之中。
  那使人真正懂得:利他行为,就是通向自我完成之路;如不尽的泉水,涌现出的“生”的原动力的,正是佛法。在日莲大圣人的佛书中,关于“喜”做这样的解释:“喜者,乃共同喜悦之事。”因而可以说,唯有共同创造,共同唤起生命的欢喜,才是真正的欢喜。
  在处于轻视生命和生命力日益衰弱的今天,这样的实践——如何使所有的人显现出生存的力量,迸发出生命的欢喜,必将日益显示出它那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