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折纸青蛙视频:富而不贵的生活 (孔见)

　富而不贵的生活
　　孔见
　　
　　　　富贵是中国人古老而通俗的梦想，也是现阶段社会生活的关键词。《孟子•离娄》中有个故事， 说是有个男人，日子过得潦倒，经常到东门外的墓地里乞讨人们祭祀剩下的食物，回家来还在妻妾面前炫耀，说我今天又跟哪位大人在一起了，又吃了什么什么了， 甚是悲凉。余华小说《活着》的主人公叫福贵，但这个以福贵命名的生命一辈子都没有过上与名字相应的生活，只是活着而已，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活着的最终都 是一一死去。如今，尘土飞扬的地面上，人们所能够想象和期待的美好生活就是所谓富贵荣华了，街面上新开市的楼盘也有不少是以富贵荣华命名的。然而，人们用 富贵一词来表述自己所希望的事物时，并没有将其中的内涵勘清，使得这个词在使用中变得越来越暧昧不清，以至于那些赚了几个钱，当上一官半职的暴发户也以贵 族自居自谓，心里不由自主地哼出曲调来。
　　　　
　　富与贵
　　　　
　　　　很多人都会同意，富是一个经济概念，指物质 生活资源丰裕，人拥有很多很多超出个人基本生活需要的财产和收入，不仅不用为衣食住行担忧，而且还囤积了许多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东西。前菲律宾总统马科 斯是国际著名的贪官，其夫人仪表雍容富丽，风情万种，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她拥有很多很多的衣橱，光鞋柜里就有两千双鞋子。以一双纤细的脚丫去拥 有数千双鞋子，这就叫作富。《庄子》说到，江河虽大，老鼠所需要的无非满腹而已。老鼠喝一肚子水便可满足，喝多了就会出事。倘若南渡江边有一只老鼠，声称 南渡江是我的，不经本鼠爷同意，任何老鼠不能喝这江里的水！这只牛逼的老鼠也就是一只富裕的老鼠了。
　　　　对富的理解很容易达成共识，但对贵的理解却有歧义。
　 　　　贵和高经常被镶嵌在一起来使用：高贵。高有超出、超越水平线以上的意思，贵指的事物具有超出原价或均价的价值。是人的什么东西获得了超出原价或均价 的价值呢？许多人把高贵理解为社会地位、社会身份高，超出普通百姓芸芸众生，是人上之人。虽然平等是人类美好的梦想，但社会从来都不是一马平川，很多时候 它更像是一座陡峭的山峰。有的人站在较高的坡面上，摆了个一览众山小的姿态，披挂比别人更多的荣耀和尊崇，活得很风光；有的人站在较低的洼地里，受到冷遇 和漠视，在芸芸众生中默默无闻。有的人是山谷里的青松，有的人是山顶上的小草。峰头的小草尽管匍匐地面，作为一种植物显得卑微委琐，但所处地位却比青松的 山谷要高上。许多人要的就是山顶上小草的风光，认为它比山谷里的青松要高贵。这种把高贵等同于权贵的理解，是一种势利、媚俗的理解，它把贵当成一个政治学 概念，所参照的是社会权力体系中人所处地位的高低。在社会场面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假借对财富和权力的占有把自己支撑起来，变得高大伟岸，持一 种凌驾和俯冲的姿势，一旦抽掉那些支架，人就像被戳破的气球萎缩下去，拎都拎不起来，显出了人性的虚弱和颓废。
　　　　对贵的政治学理解实际上把 它当成了富的延伸，意指人在权力地位上的过剩和富余，没有精神上超越性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有的人追求比别人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为此不惜牺牲社会 人群的利益，是想把自己的尊严建立在别人之上，践踏别人的脊梁，给众人颜色看，制造不平等的事实。这种追求本身就是极其低俗甚至是恶俗的东西，没有什么高 贵可言。这种人其实就是一种小人、贱人。在城乡结合部，可以看到一些刚刚发迹起来的人，他们的举止做派会让人联想到开足马力的柴油拖拉机，趾高气扬地冒着 浓烟。和这种经济上的暴发户一样，那些政治上的暴发户，尽管威风显赫，并不给人任何高贵的感觉，倒是更加显示出人性的粗俗。权力可以调配社会财富资源，使 之集中在某一部分或某一个人身上，使其成为富人，却不能直接改变他内心品性的卑鄙，使之摇身一变成为贵人。
　　　　对贵的含义的另一种理解，是人 本学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从人所拥有和假借的身外之物，而是从人本身来认识和评价人，把贵理解为一个人作为人本身存在的品性，也就是人的精神品位和心灵境 界，以及所表现出的人格气象，具有某种超越性，具有超越世俗凡尘的气度风范。这种理解不看你兜里的钱有多少位数，也不看你手中权力是什么级别，也不看你的 出身背景有多么显赫，总之，不看你身上穿什么马甲，就看你作为一个赤裸裸的人是什么质地，在什么位格上。就植物而言，不管你是长在山顶、山腰还是山谷，就 看你作为植物本身是什么材料。是小草，长到山顶上也不过是小草；是青松，长在深谷里也依然是青松。这种人本主义的理解源自于古老的文化。在中国古典思想 中，对人性成就给予了超出社会成就的评价，并将人性成就看成是社会成就的根基。在这种文化中，最高贵的人不是拥有财富和权力最多的人，不是皇帝天子，而是 在人性修养上趋于完备的君子、圣人、真人，权贵往往是带有贬义的，富人的地位更为低下。
　　　　印度古典文化对高贵也有同样的理解。泰戈尔在《人 生的亲证》一书中指出：在印度有贤人、智者、勇士，有政治家、国王和皇帝。但是在所有的这些等级之中，印度人所崇拜和选择的代表人物是贤者，“是以充满智 慧的认识获得最高灵魂的人；是在统一的灵魂中发现最高灵魂与内在我具有完美和谐的人；他们是在内心摆脱了全部私欲而亲证最高灵魂的人；是在今世的全部活动 中感受到他（最高神），并且已经获得宁静的人。贤者是全面证悟了最高神的人，他们已经找到了永久的宁静，与万物结合而进入宇宙生命中。”（《蒙达迦奥义 书》Ⅲ）作为一种生灵，人们之间的差别更多不在外在的生活形态，而在内里的心性涵养，这是更为本质的差别。事实上，人之间性命形态的差别远远超出他们生活 形态的差别，这种差别甚至比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还要渊深。
　　 对于人的生存而言，富是一个横向的坐标，贵是一个纵向坐标。富裕体现人生活的数量和同一水平面上铺排的宽度，贵体现生命品质和生活质量的晋升，关乎人性的 净化和升华，关乎心灵受约束的程度，决定人能否获得尊严、优雅、有意境。物质生活的水平取决于物质要素的积累，人能否成为一个富人，取决于他能否获取、占 有尽可能多的物质与权力；而人能否具有超越世俗凡尘的高贵气度，人的生活能否具有上乘的品质，取决于生活主体（即人本身）的精神涵养，取决于人的精神在多 大程度上摆脱对物质和权力的沉迷和依附，取决于他多大程度上豁达开来，活得清明和洒脱。古人有言：人到无求品自高。人的心灵圆满自足，没有向外的趋附，这 就是高贵的终极意义。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有句名言：“永远不要靠得太近——这就是高贵。”因为“占有就是被占有，然后失去自己”（《惶然录》）。在佛教文 化里，高贵是心灵具足智慧和解脱，不住着于任何事物现象，它能够任事转物，但不为事物所转。按照这种对贵的理解，心灵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东西，它能够运作各 种事物包括财富，但不依附于事物之上。可以说，高贵的人是精神上圆满自足，无所凭借和拥有的人，是禅宗公案中百尺竿头纵身一跃的人。
　　　　人的 生活存在着追求数量还是追求质量的问题，你是想生活得更多，还是生活得更有品味，更有境界？我们很多人只是想生活得更多、更长寿、更有财富、更有权威、更 有传奇浪漫的故事，扩大自己身体存在的体积重量。古希腊有一个名叫品达的诗人，在两千年多年前就做出回答：我不想生活得更多，只想生活得更充分。所谓充 分，可以理解为人能够穷尽人性所能企及的高度，即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那些活得很久，拥有很多财富权力和传奇故事的人，他们是活得更多，却不见得活 得透彻、充分、完美、意味深长，穷尽人性的无上境界。他们在一个层面上铺陈得很开，但在高度上没有任何提升。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一种纵横驰骋的人生，不 仅有社会的宽度和数量，也有人性的高度和品质，相得益彰，臻于完美。
　　　　
　　相反相成的逻辑
　　　　
　　　　富是物 质生活的过剩状态，物质生活与人身体存在维度相对应，是身体存在的过程；贵是精神生活的超越状态，精神生活与人心灵的存在维度相对应，是心灵运行的过程。 富与贵两个词，指涉两种不同维度的生活，前者是“身体—物质”生活层面的概念，指人拥有众多超出正常需要的身外之物，包括财富和权力，是一种社会性的成 就；贵是“心灵—精神”生活层面的范畴，指人生命存在品质的纯粹、崇高和光辉，是一种人性上的成就。两种不同维度的生活，存在着许多有趣的区别——
　 　　　首先，“身体—物质”生活的富裕通过攫取、积累、聚集来实现；“心灵—精神”生活的高贵是通过奉献、给予、布施、共享来完成，意味着人放弃对攫取、 积累、聚集事物的贪着。富是对身外之物的拥有，贵是放下和舍弃对身外之物的执着，方向看起来恰好相反。“身体—物质”生活的增进服从于加法，“心灵—精神 ”生活的提升服从于减法；“身体—物质”生活以多为业绩，“心灵—精神”生活以少为成就，以无所趋附、无所依凭的自足性为圆满究竟；物质的进步需要一层层 地积累，愈富足愈好，精神的修养要求不断地净化，愈清越灵明愈佳。这似于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心灵提纯最终趋近于空 无；但物质的积累却愈显卓著。嗜欲深者天机浅，贪婪、痴迷等许多物质生活中十分有效的心理动力，在“心灵—精神”生活中可能成为遮蔽性灵的障碍。“身体— 物质”生活与“心灵—精神”生活看起来方向恰好相反，但正是因为相反它们才可以相成。穷人并没有天然地占据精神上的超越性，拥有众多财富却不被财富所拥有 的人才是真正的贵人。
　　　　其次，“身体—物质”生活粗糙，是形而下的，有排场的，因此这种生活很占地方，具有某种竞争性和排他性。这种竞争就 像一片山林、一处沼泽里，植物与植物、动物与动物之间在生存空间上的竞争，社会的财富正是通过这种竞争来获得增长的。“神无方而易无所”，“心灵—精神” 生活是形而上的，它的开展不占地方，不具有任何竞争性和排他性。一个人物质财富、权力的增长可能会侵占他人生存的空间，此长彼消，但一个人精神境界不论多 么浩瀚，都不会妨碍别人精神境界的开展，相反还可以给别人以更多更大的精神加持。由于对精神生活特性的误解，加之物质生活权利谋略的卷入，一些宗教派别之 间长期陷入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之中，以天堂的名义在地上建造地狱，实在让人不胜悲忍。
　　　　再之，“身体—物质”生活是有止境的，“心灵—精神” 生活却难以穷尽其中的境界。人的一生，以身体为主体的生活，从三十几岁开始就走下坡路了。特别是那些滥用身体，像挤榨一枚橙子那样拼命挤榨生命液汁的人， 很快就露出其中的败絮，受到身体的惩罚。一度作为幸福快乐源泉的肉身，渐渐成为一口患难的枯井。但以精神为主体的生活，可以“苟日新，日日新”，一直在上 坡的路上行走，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这种渐入佳境的行走极难达到止于至善的地方。林肯说过，四十岁以后，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相貌负责。而能够负得起 责任的是人的心灵境界和精神气质，那些活到七八十岁还仙风道骨、鹤发童颜的人，必定有不俗的精神造诣。那些年轻时如花似玉、貌比潘安，四五十岁就面目全 非、鄙俗不堪的人，则应该反省自己的内心生活了。
　　　　出于对自己的拯救，人必须及时地偷换生活的主体，将其从身体转移到心性上来。孔子三十而 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一生始终保持一种精神上良性的生长态势，不断升越和晋级。在我们看来，孔子的生存境界已经高 不可及了，但在周敬王十七年，孔子问道于老子，出来后他感慨深深：“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会游；野兽，我知道它会走；至于龙，出没于风云之上就 难测了。我今天所看见的老子，他不就是一条龙吗？”精神生活可以达到出神入化、神龙不见首尾的地步。
　　　　另外，“身体—物质”生活可以有捷径 可走，可以出现暴发户；“心灵—精神”生活没有捷径可走，也不可能出现暴发户。听说过有经济暴发户、政治暴发户，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精神暴发户，倘若有， 那八成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富人，在社会等级中拾个高一点的台阶并不太难，也不一定需要太长的时间。一个人也可以凭借一个偶然的机会，比如 中六合彩，比如挖到一个大金包，或是从别人那里继承遗产，成为富翁。但一个人要成为一个道德精神上的巨人，成为圣人君子，成为精神上的贵族，必须靠自己的 磨炼和修行，来净化自己的灵魂，并且需要一生一世的努力。富翁的儿子通常都是富翁，但圣人的父亲往往不是圣人。
　　　　由于遵循的逻辑不同，精神 生活与物质生活存在着不能直接通兑的价值理念。我们不能以一种生活的逻辑来理解和评价另一种生活，而这正是人们常常犯下的错误：他们或是以所能兑换财富的 多寡来评价精神生活的意义，或是以精神生活的原则高标绝俗地批判物质生活的现状。尽管两种生活理念存在许多区别，但两者之间并非互废武功，而是相反相成。 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台阶。对于精神境界低、几乎完全物化的人，心已经被物所转，精神生活已经被物质生活吞并。对于精神境界高尚的人，物质生活已经成为精 神生活的表象，物质生活其实是一种精神的过程，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近似于中国画中的形神关系，精神的不断超越最终将进入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境地。
　 　　　今天的中国，经历了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和精神生活高度强迫的年代，人们心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物质焦虑症和精神恐高症，物质的价值被哄抬到了至高无上的 地步，精神价值的真实性受到普遍的怀疑和蔑视，一切不能兑换为现金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毫无意义。大家都争着做富人，却很少有人愿意去做贵人。成了富人，人生 就算是到了头，不知如何做人了。相信将来，铺垫好物质生活的跳板，精神生活将获得超越物质的地位，其真实性为人们所正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到以财发身、 先富后贵的道路上来。
　　　　
　　肉身的重量
　　　　
　　　　人活在地面上，必须凭借一具身体才是可能的。对于拥有者而 言，身体是力量和快乐的源泉，但也是一种麻烦的事物，它带来许许多多的欲望，我们必须像豢养鳄鱼那样豢养它，让它满足，进入催眠状态，否则生活的池水就不 得安宁。身体的欲望首先是吃食，它一辈子要吞下很多东西，而且你还不可以一次性地喂饱它。此外，人没有动物那么漂亮的皮毛，需要裹上花花绿绿的衣服，身体 还必须安放在愈来愈宽敞的房子里才觉得舒适。直立行走原本是身体的正常功能，是人从动物世界进化出来的第一步，但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用脚走路，觉得像动物 那样行走是一种耻辱。身体每一方面的欲求，都可能衍生出无穷无尽的事端，只有智慧的心灵才可以从中悄然撤出。
　　　　身体是滋生欲望的温床，仿用 波德莱尔的话说，身体是豢养蛆虫的窝点。由细胞里滋生出来的欲望使身体下坠，变得沉重。一个人把身体支撑起来，保持直立行走的姿态，使之不至于跌倒并不容 易，你必须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并付出足够多的劳动，必须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但是，不管怎样，把身体的重量扛在肩上，是拥有身体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说 这个包袱太重了，就把它丢在街头上，或是扔到悬崖下面去；也不能说这躯体是父母擅自生产出来的，应该由他们去料理。
　　　　实际上，身体潜在的力 量总是超出身体本身的重量——这几乎是一条原理，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如身体出现残疾和严重疾病。当我们有充裕的力量将它举起的时候，身体会变得十分轻盈， 甚至变得虚飘，不再成为价值的源泉和标尺。在一个物质生活相对宽裕的年代，只要把身体的潜能发挥出来，克服它自身的重量不是多大的事情。当我们力量衰减的 时候，身体会变得格外沉重，与身体相对应的物质会也变得更有价值。特别是饥荒和灾难深重的年代，身体的重量会增加到我们难以支撑的程度，精神的生活受到了 来自物质的强势兼并。就因为扛着一百几十斤重的肉体，人应该热爱并拥抱物质生活，不能蔑视和疏远财富，跟金钱结下仇怨，但这也不意味着物质财富是人生的全 部，用财富来给精神建筑封顶，取缔物质之外的一切价值存在的合法性。随境遇成立起来的东西，将随境遇转移。倘若人屈服于身体的重量，他的精神生活将被物 化，成为一种虚构的事情。倘若人把身体视为自己存在的全部，死亡就成为一扇打不开的门，生命于是变成一条绝路。
　　 “身体—物质”的生活是地面上的事情，它的意义是克服地心吸引力，让身体直立行走，不至于倒下去。当人克服地心引力之后，不能总把脸埋在尘埃里，应当抬头 仰望天空，他的脸上应该有云彩飘过，他的眼里应该有星星闪烁，他应该寻找生命超越的可能性，让自己成为一种高贵的物种。“身体—物质”的生活，解决了人能 不能从地面上站立起来；人站得挺直不挺直，有没有尊严，行走得自由不自由，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人能不能从地面上飞起来，像敦煌壁画上的飞 天一样，翩翩飘舞于祥云瑞气之中，取决于人的“心灵—精神”生活。
　　　　
　　富而不贵的人群
　　　　
　　　　就“身体 —物质”生活而言，应该说，中国已经进入一个较为丰裕的时代。尽管社会仍然存在着有待革除的弊端和痼疾，但就整体来看，已经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时期了。有 人统计过，中国三千年的历史，约有近半的时间是在战乱和动荡之中度过的，而在另外一半的时间里，还有洪涝灾害、瘟疫等各种灾难在绵延发生。就近二百年的历 史而言，中国有一百多年时间处于受欺凌侮辱的境地。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蒙受饥寒交迫的同时，还忍受人格上的奇耻大辱，到了1949年才算喘上一口气，但贫困 仍然大面积地存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就饿死了大约三千万人。因此有人总结说，中国人近代以来一百多年是在挨打，接下来的几十年是在挨饿，身体 成为最最结实的存在。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家才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进入所谓小康社会。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积累了数量可观的财富，不 少人拥有自己的公寓、别墅、私家车，还到处观光旅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甚至五大洲四大洋。但这个时候，不再挨饿的中国人却开始品尝“挨骂”的滋味，国际 社会对黄皮肤的中国人形状微词不少。坊间流传的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可以作为一种举证——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 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 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祉，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 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 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的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 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 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所有。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 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 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这些评价带有夸张甚至谩骂的成分，但也不全是诬陷栽赃。的确，当下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国人，还很难跟高贵二字联系在一起，他们存在着富而不贵的状况。
　 　　　人的精神修养从其业余生活可以看出个端倪。许多国人热衷的业余生活是搓麻将、喝酒、赌博、泡脚之类，他们心浮气躁，心神不宁，很难耐得住寂寞，像古 人中宵赏月、荒村听雨那样静下心来体会一下事物的内涵。他们喜欢像麻雀一样成堆成堆地聚集在一起闹腾，节假日到名胜古迹去旅游，也是风风火火，到一个地 方，噼噼啪啪拍几张相片，表明自己到此一游，又匆匆赶赴下一个景点。他们浮光掠影，生活在事物声色犬马的表面，对生命存在的内涵缺少感而遂通的体悟。
　 　　　一个人的生存境界，还可以从他发迹之后的行为看出来。过去，因为贫穷和社会的普遍抑制，人心中龌龊的东西沉藏在心底，显示出一种近乎君子的德相。现 在有了钱，有了表达的机会和条件，大家都不愿亏待自己，于是那些家底都沉渣泛起，浮出水面，总想糟践那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物来出一口恶气。有的人，跟他 过穷日子没有问题，穷的时候他是一个好人，好不容易攒了几个钱，或是一旦升个一官半职，就要包养二奶、三奶，把家庭闹得鸡飞狗跳。老人过七十岁生日，儿子 们尽孝心，送来的礼物竟然是一个三陪女。有的地方，连到祭祀祖先这样跟灵魂有关的事情，除了烧钱、烧房子、汽车，还要烧几个半裸的纸美女。肉欲的生活是这 群人能够体会到的最高福祉，他们的生活情趣与消费基本滞留在这一层面。除身体上的这点滋腻，国人重视的是在社会排场中，如何将自己的尊严面子撑大，显示出 人头地、在众人之上的风光。在同一权力体系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尊严，意味着贬抑他人的地位尊严。也就是说，给自己挣面子实际上是在砸人家的面子，人们之间 处在互相砸挣之中，平等、和谐和慈悲都难以落实了。财富和权力的增长并不能直接改变人性的粗鄙。
　　　　物质狂欢的烈焰，消熔着精神生活的金币， 包括义务、责任、诚信、仁慈等等神圣的道德价值，都受到了以个人为单位的身体欲望的吞噬，社会进入一种过度世俗化的状态。对物质的神经性焦虑，加剧了社会 竞争的疯魔程度，那些利益肥厚的领域，更是成了鳄鱼出没的池塘。在公共场合，人们要把一条队排直都很困难，总有人想办法要插到你的前面，机会均等几乎无法 做到。谁都不愿意跟别人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与人平等分享机会空间，他们千方百计规避与权利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种豆得豆，获得与自己付出相应的报酬，在 许多人看来是一种无能甚至吃亏的事情。他们梦想种豆得瓜，把付出少得到多当成一种光荣本事。对于从眼皮底下流过的利益，不抓摸一把就觉得自己吃了天大的 亏。因此，他们连救灾的物资、希望工程的捐助都敢贪，连公民无偿捐献的鲜血都敢拿去卖钱。他们的聪明更多地表现在钻制度空子上。人们总在不断地呼吁要完善 各种法律制度，但一旦跟自己的利益发生关系，他们就要来修订制度。
　　　　假品牌、假发票、假文凭、假论文，从流通领域蔓延到学术领域的作伪之 风，和政治生活中大肆流行的假话、空话、套话，表明国人内心的真诚所剩无几。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如此爱讲假话，而且讲得脸不红心不跳，比讲真话还振振有 词。很多贪污成千上亿的官员在被抓起来之前，都曾经滔滔不绝地宣讲过如何坚决杜绝腐败廉洁自律之类的报告。当今社会，你要找一个忠诚可靠的人，跟找一条不 忠诚的狗同样困难。毒米、毒咸鱼、毒牛奶事件，食品药品安全方面暴露的一系列令人惊骇的事情，更让我们感到国人良心大面积的心肌坏死，他们对他人生命的敬 重与悲悯是那样的稀缺，做起伤天害理的事情时，似乎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在这个时代，人们热衷于谈论财富和权力上的成就，放弃了对人品格和 道德的要求。贪污腐败的官员东窗事发，被拎起来，周围的人就大发感慨：怎么那么不小心啊！这个人运气怎么那么差啊！听起来像一个窃贼对同道的惋惜，道德底 线显然下降到法律底线以下。道德楷模体现一个时代的道德上限。有的人不过是忠于职守，做了些分内该做的事情，却被媒体大张旗鼓地包装，添光加彩树立为时代 精神的榜样。
　　 艺术和宗教是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领域，这些地方，已相当程度上被娱乐与物质利益所割据。应当说，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在艺术上已经取得了不小的 成就，产生了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但读者仍然看不到在民族精神上有重大建树的作品。高度物化的生活已经风化了作家的灵魂，他们丧失了反思这种生活的语言，也 丧失了超出这种生活的想象力。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还有一种探索的精神和追求的姿态，现在，他们只愿意记录和描摹世俗生活的风景。他们所热衷的更多是身体 的日常生活流程，身体的冲动和疲软，身体与身体之间的权谋算计。他们最乐于挑战的是道德的边界，而不是人性的极限。现在，从小说家到诗人，都是清一色的写 实主义者。少了抒情和质疑的写实主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细腻、琐碎、华丽，更婆婆妈妈，不厌其烦。
　　　　宗教生活是一种精神性极为纯粹的活动，但许多人进寺庙求神礼佛烧高香，为的是升官发财，生男不生女。华贵的法衣被人们用来包裹和装裱世俗的利害，信众中，真正具有生命终极关怀，追问生命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的真谛的人又有几何？
　　　　这种富而不贵的状态，借助中国俗话说就是人只长肉体不长精神。肉体上大腹便便，油光可鉴，精神上却骨瘦如柴，暗淡无光。肉体上胖子越来越多，精神上的巨人越来越少。
　　
　　物性成就与人性成就
　　　　
　 　　　“放之则弥于六合，收之则退藏于密”，人的心灵是一个神秘浩瀚的世界，中国的先贤很早就认识到其中的璀璨。在许多地方人还提着弓箭在灌木丛中追逐野 兽的时候，他们就十分珍重精神生活的价值，并积累了深厚的道德资源。屈原大夫的《离骚》开篇如是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虽吾既有此内美 兮，又重之于修能。”屈原显然为自己的血统出身感到自豪，但他更重视的是自己个人心性的修养：“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沘之木兰兮，夕揽 洲之宿莽”。他从早到晚都在寻找、采集各种“香草”，披佩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成为一个“美人”。他要把人类精神中最芬芳的花卉都荟萃到自己心灵里，成为自 己的情怀和品质。在屈原的辞篇中，常常出现美人和香草两种意象。美人并非玉树临风、秋水横波，而是内心散发着道德的馨香，他追求的是精神性的“内美”。古 人常常表现出对自己道德情怀和精神品格的自豪，哪怕是面对贫困潦倒和生死交割。刘禹锡的《陋室铭》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 陋室，唯吾德馨。”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为衣食担忧，为没有住上好房子、坐上好车子而自卑，但有谁像屈原、刘禹锡那样，为自己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而 自豪呢？
　　　　嵇康是中国古代的美男子，不仅因为他身长九尺，气宇轩昂，而是因为他有高贵的灵魂。由于不愿趋炎附势，与强大的政治势力同流合 污，倾心于养生之术的他最终获罪弃身。临刑赴死前，他仍雅兴高致要弹一曲《广陵散》，高山流水，荡气回肠，让在场的人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我曾听过现代 人弹奏的《广陵散》，夹杂着噪音和烟火气，那种高妙绝伦的精神流韵，真像嵇康所感慨的那样失传了。
　　　　中国古典文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谱系，涵盖世间、出世间诸法。修身属于内圣之学，治国平天下属于外王之学。在儒家看来，人的存在是有深度的，内圣之学是人通过性命的修炼，开显天命所给 予人的“明德”，从而达到“新民”——不断提升自身精神境界，获得层层超越，最终达到天地通而为一、止于至善的境地。它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学问功夫。外王之 学则是关于人如何整合各种社会关系，驾驭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层面建功立业，使家国天下得以治理并走向兴旺发达的知识体系。广义上讲，外王之学是一种经世 致用的政治经济学。就今天而言，建构和运用权力，创造和积累财富，成就种种社会事业，都属于外王之学的范畴。作为经世致用的学问，外学必须与时俱进，不能 因循守旧，在这个领域，我们需要学习西方合理的观念，但在关于安身立命的内学领域，中国古代积累的精神资源，是现代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他们还需虚心向中国 求教。就因为近代中国在器物和外王层面的失败，就彻底否定中国经典文化的价值，把整个内圣之学当成腐朽没落的东西加以埋葬，从而导致民族文化的断层和精神 血脉传承上的断流，是一件极其悲哀的事情。如今，内学所涵盖的心性领域，几乎完全被一套虚假的话语所充塞，成为谋求外在利益的一种运筹。
　　　　 内学和外学是生活的两大课题，前者完成的是人性的成就，使人能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开掘生命潜在的宝藏，还原自己的本来面目，显发生命内部被深深遮蔽 的光辉。这是人对自我的战胜和完成，是凤凰一次次在烈火中的涅槃和再生；后者完成的是物性的成就，社会的成就，是人对世界的征服，让人能够建立丰功伟绩， 青史留名。这种成就也可以说是人对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身外之物的经营。内学的成就体现为人格上的果位，它在先秦诸子学说中排列成这样的谱系：小人、常 人、贤人、君子、圣人、神人、真人，后来的佛家还延续到四果罗汉和十地菩萨，人的精神在自我超越中不断晋级直至圆满。外学上的成就往往以一个人积累财富的 数量和获得权力的大小来衡量，人因此被分为穷人与富人，权贵与百姓。在中国古典文化谱系中，内学为本，外学为末；内学为体，外学为用，性命的成就是人取得 社会成就的前提，因此，“从天子到庶民，一以修身为本”（《大学》）。古人把实用的技艺称为小学，把安身立命的学问称为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在孔子和柏拉图的想象中，公共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应该交给在内学上有大成就的人来行使。
　　　　曾几何时，这种本末关系已经被 颠倒过来，人们钦慕那些积累大量财富和掌控强大权力的人，渴望成为他们或者干脆投入他们的怀抱，不再仰望苍穹，对圣贤人物存有高山仰止的情怀，也不再为自 己内心的高贵优雅而自豪、为内心龌龊阴暗而羞愧，放弃了升越人性的神圣祈求。而这种放弃，意味着作为一种生灵的人，委身物质下沉的势能，以自由的名义缴出 自性的尊严。人于是以所依附的事物来估量自身的价值，拥有财富者以财富为贵，拥有权力者以权力为荣，并且互相炫耀着，殊不知，这是对自家性命最大的玷污和 辱没，其背后隐藏着深不可测的釜底抽薪的危机。
　　　　前些年，熟人朋友聚在一起，喜欢谈论贵族。有人津津乐道自己祖上怎样阔，结婚的场面如何富 丽堂皇，生日的晚宴如何极尽奢华，死后的哀荣如何隆盛无比，然后就以贵族自命，认为自己跟一般草民不同。殊不知，没有灵魂上的高贵和精神上的超越，钱财再 多、地位再高也不过是物质的仆人而已。倘若那些以肮脏手段攫取不正当利益的人，那些在精神上流离失所，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人，都因为掌握财富和权力的缘 故以贵族自居，傲视人寰，睥睨众生，我们这个民族还称得上是一个高贵的民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