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土地制度引发社会冲突 再不改革会面临崩溃

2011年07月22日 22:34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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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一

批判成都改革实验，用的帽子那么大，下得断语那么绝，多少总要拿出点根据来吧？个人署名的专著，整整一章之中，居然没有用一条下过功夫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怎么交代得过去呢？

和几位同事、同学一起关注成都的改革试验，从第一次接触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四年。除了实地调查，直接访问当地有关部门、乡镇、外来公司和本地农户，我们还广泛阅读有关成都改革的报道和评论，了解对成都做法的各种批评与赞扬，以求在横看与侧看之间，识得庐山真面目。

去年秋天的一次调查中，当地朋友提到有一本专门批判成都模式的书，问是否看过？问住了，真没有看到过。回北京后，同学从网上购得几本，在课题组内传看。我拿到的时候，看书名是《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贺雪峰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似乎并没有专批成都。翻开目录，在第六章的名下，才看到“成都模式批判”几个大字。那就读一读吧。

作者开门见山，“表达了对成都实验的不同看法”——如此直率的风格，节约读者的时间和精力，让人喜欢。接着读下去，是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对于大城市大农村的成都市来说，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核心，以扩大市场化程度为手段的城乡一体化改革，也许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对全国农村并不具有借鉴意义。成都实验应该立足成都特点，不需要考虑全国的情况。我甚至认为，成都实验明显存在乌托邦情绪，实验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第266页)

交代一下，我是初中毕业后下乡，劳动了十年国家恢复高考后，才自学高中文化知识而考入大学的。所以我受过的正规语文教育，也就是个初中水平。不知道其他读者怎样看，以我的语文程度读这段引文，觉得文理不通：第一句说成都实验可能成功，但对全国意义不大；第二句说成都无须考虑全国情况；第三句又说成都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贺教授到底要说什么呢？

不去管他吧。现在有的学术著作也许就不是让我这样只具初中语文程度的读者能够读明白的。于是转到另一项查询，这长达54页、对成都改革试验充满批判性结论和断语的文章，究竟是根据什么写出来的。

翻来翻去，据作者自己的交代，他只在“应邀”参观考察了成都的三个典型村子以后，就写出这部大批判。受谁之邀？成都市委。什么时间去的？搞不准确，因为第265页上说“2009年国庆前”，而本章附录一又标明，作者“应邀参观了成都三个村庄”之后写出的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发表日期为“2008年12月4日”(第310页)。参观的是哪三个村子？作者从不提起。参观考察的时间多长？没有交代。参观过程中访问过谁、与谁有过交谈？不见记录。反正翻遍本章，作者对成都模式的全部批判，居然就没有一个论据来自他自己的第一手调查、参观甚至走马看花！

作者是在写成都游记吗？——据说写游记有个规律，那就是游客刚到一个新去处，新鲜刺激、浮想联翩，立马可写出一本大书来；可是住久了，真正对当地有所了解之后，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问题是，贺教授的这本书不是一篇游记，而是对成都改革掷地有声的大批判，事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的国计民生大问题。

在我看来，这是不可容忍的缺点。批判成都改革实验，用的帽子那么大，下得断语那么绝，多少总要拿出点根据来吧？个人署名的专著，整整一章之中，居然没有用一条下过功夫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怎么交代得过去呢？更一般地说，既然叫社会科学，总要尽力满足科学活动最起码的要求，那就是从可观察的现象中发现问题、提出假说、再以可观察的现象资料加以验证。马马虎虎的“游记”，即便文采飞扬，怕与科学也是无缘的。七年前我为文痛批“郎旋风”，四年前又批某位“医改专家”不合格的“宿迁医改调查报告”，观点不同还在其次，也不是刻意要与谁过不去，主要是对方法论上不可容忍的倾向寸步不让。

在本书封底，赫然印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多次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的张路雄先生为本书写下的推荐语：“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厚的对农村、农民的了解，掌握大量实际情况，因此可以具体分析农民中的那部分(拟应为‘哪部分’——周注)人对各种政策的不同态度，以及各种政策在农村引起的具体变化与效果。”认识张路雄多年，有不同意见也算老朋友了。我倒想问问路雄兄，大笔一挥写下广告词之际，是否读过这本书？

推荐者们或以为，贺雪峰教授有长期在国内其他地区农村从事调查的丰富经验，因此即便没有对成都农村的直接观察，仅凭浮光掠影的观感和二手报道，也有本事对成都的改革实验得出可靠的判断。要说明，我没有读过贺教授基于其他地区农村调查研究的作品，因此也没有资格评判他在那些著述中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平。我只是认为，对其他地区的农村了解得再多，也不能保证他因此就有草草看几个村子就对“成都模式”下判决的把握。

有书为证。贺批成都的这一章，共分五节。第一节概述成都土地改革，但还没有把成都从江浙沿海学回来的“三个集中”(即集中)的做法介绍清楚，批判的火力就转向“地方官员上了经济学家的当”。第二、第三节分别描述成都建设用地与农地制度的运作，算是本章的实证部分，但一律以大部分的篇幅原文抄录有关新闻报道，然后加上作者的批语，无非对肯定的报道说错、错、错，常用的断语是“根本不可能的”。负面的报道呢？那一定是不出作者所料。最后两小节，则是对成渝改革实验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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