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绑绳子能打滑吗:斯大林为何出手那么狠 苏波百年恩怨未曾休

斯大林为何出手那么狠 苏波百年恩怨未曾休

2012-1-05 15:03  来源：雅虎网 

　  如果你在无需流血就能轻易获胜的时候不愿为正义而战;如果你在稳操胜券不必花太大代价的时候不愿战斗,那么有一天你就只好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在只有一线希望的时候被迫战斗,甚至还可能有更糟糕的情况:你可能在毫无取胜希望的时候不得不奋起而战,因为战死沙场总比活着当奴隶强。

　　欧洲政治与地缘版图的重构,开始于1919年。从协约国集团利用一战的胜利,把20世纪最有生命力的国家排除在欧洲主流之外那一天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在旧列强们主导的凡尔赛框架内,欧洲的1919年到1939年虽然没有太多硝烟,但新工业化国家以各种方式突破旧时代列强主导欧洲秩序、版图的“冷战”,却从来没有停息过。

　　也许没有希特勒这个罪恶的撒旦,以综合国力消长为根本的角逐,未必会把整个欧洲带入大战的门槛。但希特勒,这个继承了亚历山大、菲特烈、拿破伦衣钵的武力冒险家(当然,他是其中最残忍的一位),虽然疯狂,但在政治斗争中并不缺少理智和手腕。

　　是谁给了他胆量和机会去侮辱整个欧洲呢?西方旧列强面对讹诈时的笨拙和怯懦(尽管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此)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来自东方的纵容、姑息和短视,无疑也是纳粹能够以武力开始扩张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后果是,在奥德河以东最有实力的两个国家,波兰和苏联,在对自己最不利的情况下开始了战争,并且在后来的战争中,承担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华沙—莫斯科—柏林1919-1938:翻云覆雨的年代与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意识形态来掩盖地缘利益的冷战不同,20—30年代的欧洲地缘利益的争夺,始终掩藏在民族问题的大幕之下;在这个动荡的舞台上,政治家们对民族恩怨的挑唆和煽动,使得整个欧洲的各个国家间,根本无法形成几个稳定阵营。

　　1918年之后,由于《布列斯特和约》给苏维埃政权带来的割地之辱,在沙皇俄国版图上崛起的苏联与德国可谓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列宁为了这个武力挟制下的条约,甚至要承担自己是德国间谍的流言。

　　但是,德国和苏联之间的这种仇恨,很快就改变了。改变这种格局的首先是因为一个国家的诞生。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毕苏斯基元帅,利用协约国集团的胜利,成功地使波兰在被瓜分123年之后得到了复兴。毫无疑问,毕苏斯基被尊为波兰的国父是当之无愧的。但他的国家,却因为夹在德国和苏联两个大国之间,注定会在20世纪中遭受更多磨难的考验。

　　对于毕苏斯基和其它波兰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们对沙俄—苏联的仇恨是刻骨的。因为莫斯科历史上三次以武力灭亡了波兰,而且毕苏斯基本人在一战爆发后不久就组织波兰兵团参加了对沙皇俄国的军事行动。

　　1919年到1922年,利用苏维埃政权初创时的混乱,波兰军队又主动挑起了与苏联的战争,并且一度深入苏联腹地,这当然不会让克里姆林宫对这个新兴的国家有多少好感;而苏联红军后来的反攻和在波兰境内的放纵,无疑又加剧了波兰人对苏联的仇恨。

　　在波兰的西面,因为德国的“土地”在协约国的主导下成为了波兰领土,德国人对这个新兴国家的仇恨自然也是刻骨铭心。但泽成为了“自由市”,波兰走廊则割断了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的联系,更使得德国人把波兰国家的存在作为一种耻辱。

　　在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德国国防军的首脑和外交政策的决定者冯·西克特大将,在1922年就告诉政府:“波兰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与德国生存的基本条件不能并存。波兰必须消灭,而且一定是会消灭的。”而即使是德国的共和制新政权,对西克特的这一思想也是十分认同的:消灭波兰“必须是德国政策的基本动力之一”。

　　至于波兰的缔造者毕苏斯基,在1917年时因为拒绝宣誓效忠于德国皇帝,被德国人一度关入马格德堡监狱。这自然也不会使他主动致力于同德国的和解。通过1926年戏剧性的政变实现军事独裁之后,为了在两个敌意甚浓的大国之间赢得生存空间,毕苏斯基为波兰建立了联合法国来与德国、苏联抗衡的外交路线。

　　就这样,因为领土积怨甚深的德国和苏联,在被凡尔赛和约排除在欧洲主流之外后,以波兰问题为切入点,在重新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这个问题上很快找到了共识。虽然俄国军队1915年被西克特在波兰的哥特宁重创过,但在动荡的1920年代以后(这期间苏联人曾怂恿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柏林的魏玛共和国一直把苏联当成最可靠的伙伴。而西克特将军重建德国武装力量的努力,也在苏联广袤的平原上找到了试验场。

不过,这种默契正像欧洲20—30年代国与国关系一样变幻无常。1926年以后,迅速增长的工业资本支持着的右翼力量逐步控制(最初的代表应该算是兴登堡元帅而不是希特勒)德国政权之后,苏德两国的关系又开始疏远了;国力同样迅速增长的苏联,则试图通过德国共产党,再一次开始了颠覆魏玛共和国体制的努力——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与初登政治舞台的希特勒,颇有相似之处。

　　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在表面上始终是一对死敌。双方的街头力量斯巴达克团和冲锋队在政治斗殴中死了很多人。但有意思的是,由于在瓦解柏林现政权方面的默契,在纳粹党以和平方法获得政权的道路上,德国共产党总是在关键时候成为了一支被纳粹党利用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是纳粹党以共产党组织“国会纵火案”阴谋叛乱为名,通过了“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开始了纳粹在德国的专制时代。

　　对此,战前长期在德国生活过的威廉·夏伊勒在谈到希特勒崛起的时候,曾无可奈何地评论说:以莫斯科“法西斯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理论为指导的德国共产党,居然还在期待着法西斯在夺权后迅速自我崩溃、从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对德国共产党的挑战,也就意味着对莫斯科的亵渎,随后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直接交锋,波兰东西两侧的这两个大国,仇恨又渐渐地加深了——苏联对德国政权的简称变成了“法西斯野兽”;而德国则开始与法西斯兄弟们去建立“反共产主义”协定。

　　在毕苏斯基的独裁下,波兰外交政策的基石是与法国的亲密关系。苏联与德国交恶,原本为这个国家创造了更好的生存环境。但是在希特勒准备从法国开始清算凡尔赛和约而需要赢得在东部获得安宁时,1934年1月,老迈的毕苏斯基在希特勒的建议下,波兰与德国签定了友好条约。这不但使对德国充满敌意的苏联感到了威胁,也让波兰的保护人法国体会到了背叛的感觉。1935年波兰人以20万人的送葬队伍告别开国元勋毕苏斯基元帅后,这个国家开始自己更加盲目的年代。

　　由于没有谁的威望能够使独裁体制得到延续,一群把持政府各个部门、曾在波兰军团中参加过对俄战争的军官们开始各自为政。事实上成为了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小独裁者”——非常遗憾的是,这群头脑迟钝的上校们既贪婪、又短视。

　　如果不把军事观念陈旧作为缺点的话,波兰军队总司令和理论上的政府首脑爱德华·雷茨—斯米格里元帅应该算是个合格的军人,但决不能被算个政治家。把持外交政策的约瑟夫·贝克上校,尽管有“最狡狯莫测的政治家”的“美誉”,但其思路却从来没有什么前瞻性。他与大多数波兰人一样是激烈反俄的,但他的另一个特点是也非常不喜欢法国人。在1923年在巴黎任波兰大使馆武官时,他曾经被法国当局以间谍行为的罪名驱逐出境。

　　在这个年代里,波兰同法国关系的削弱,除了波兰人的背叛,当然也还有更深的理由。尽管法国还是欧洲秩序名义上的主导者,但在20—30年代欧洲经济的高速成长中,法国已经被德国、苏联这样的国家越来越远的抛在了后面(按照保罗·肯尼迪的计算,到1937年时,德国的综合战争潜力是14.4,苏联是14.0,而法国仅有4.2),而且法国连边境附近的莱茵兰非军事区都无法保护,又如何能维护千里之外波兰国家的安全?

　因此约瑟夫·贝克两面三刀的外交政策,看上去也有其合乎情理之处。更何况波兰还希望能在希特勒的战车后面,从欧洲的版图的重新划分中分一勺羹:20年代波兰以战争未能夺取的捷克斯洛伐克煤炭丰富的特青地区(约650平方公里),在慕尼黑会议后,被德国元首大度的赐予了波兰。

　　不过,贝克上校左右逢源的外交游戏并没有成功很久。1938年10月24日,慕尼黑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月,里宾特洛甫“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宴请了波兰驻柏林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餐桌上,纳粹外交部长建议在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波兰和德国应该全面解决以前的历史问题。德国人的条件是但泽市必须“归还”德国,德国将用享有治外法权的公路和铁路经波兰走廊把德国本土与但泽和东普鲁士连接起来。同时德国还希望波兰参加反共公约对付苏联作为回报,德国情愿把波德条约从10年延长到20年,并且担保波兰的边界完整。

　　在觥筹交错中,利普斯基很客气地谢绝了德国人的“盛情”。在1920—1938这段反复无常的年代将要终结的时候,波兰政客们的视线终于清晰了起来,现在轮到柏林与自己摊牌了。尽管在希特勒的赌桌前,波兰人面前有太多的筹码,但他们的勇气还是令人钦佩的(尤其是与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匈牙利的霍尔蒂等人相比)。

　　布格河1939:波兰第二共和国的末日到1939年8月底的时候,波兰军队最高统帅部,已经完成了代号为“西方计划”的对德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如果德国进攻波兰,乘德军主力尚未东调之机,波军应首先向北进攻,夺取德国的东普鲁士,以消除北方威胁,在西部和西南边境采取守势,阻止德军的进攻,等待英法在西线发起攻击,在东西夹击中打败德国。

　　客观地说,如果说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法两国身上是无可奈何的话,那么在这个计划中,对于来自东方的入侵没有任何考虑,则再一次证明波兰政府在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上有多么颟酐。

　　到战争爆发的1939年9月1日,进行初步动员后的波兰军队共有39个步兵师,又11个骑兵旅,3个山地旅和3个装甲旅,870辆坦克(但其中只有132辆波兰7tp坦克、38辆英国维克斯e型坦克能对德国和苏联的装甲部队构成真正威胁,还有50辆相对现代化的法国雷诺r-35坦克仍在到货中),824架飞机和4300门火炮,共编成波莫瑞、莫德林、波兹南、罗兹、克拉可夫、喀尔巴阡、纳雷夫7个集团军。在德国的入侵行动开始以后,在维斯瓦河以东的地区,只剩下作为波军统帅部预备队的1个集团军和东波兰边境守备部队。

　　按照与纳粹德国的约定,9月初,苏联红军在与波兰接壤的基辅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就开始了战备动员,然而,德军的进展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此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最大的苦恼是,如何找到一个出兵波兰的借口去履行与纳粹的肮脏的协议,又能维护自己的“正义”的形象。

　　9月5日,莫洛托夫以书面形式正式答复德国请苏联尽快出兵的要求时说:“苏联将在‘适当的时机’出兵,但‘这一时机现在尚未到来’”;他认为“操之过急”会有损苏联的“事业”。不过他郑重提出,即使德国人先到了那里,他们也必须严守德苏条约秘密条款中一致同意的瓜分波兰的“分界线”。9月8日,德国坦克刚刚到达华沙外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祝贺德军进抵华沙的电报就飞到了柏林。但是到了9月10日,苏联却又开始抱怨德军的进展过于“迅速”,以至于莫斯科实在找不到借口。

　　到了9月16日,波兰政府机构撤出华沙的时候,莫洛托夫终于找到了理由,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波将金向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递交了苏联政府的事先经德国驻苏联大使修改过的照会:“波德战争显示出波兰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华沙作为波兰的首都不复存在了。波兰政府垮台了,并且没有表现出生存的迹象。这意味着,波兰国及其政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为了拯救原波兰境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苏联必须出兵。”尽管波兰大使有若干条理由去批驳这个荒谬的文件,第二天早晨6点,苏联入侵波兰的行动开始了。

　　苏军总参谋部对在波兰东部的行动,制定了一个骑兵协同坦克进行大规模快速突击的作战计划,整个战役行动由副国防人民委员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利克大将负责协调,计划集结的兵力包括100万部队、6191辆坦克、1800架飞机和9141门火炮。当然,德军的迅猛进攻和苏联西部交通状况的制约,使这些部队并没有按期展开,最终直接参加波兰战役的苏军约50万人——不过,这相对于波兰在东部地区屈指可数的守备部队和大批从西线败退下来的残兵来说,也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由于在苏联、波兰边界的中部是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行动的沼泽,因此苏军计划从边境的北段和南段由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员为二级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普罗科菲耶维奇·科瓦廖夫)和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为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实施大纵深钳形攻势,第聂伯河舰队的浅水炮艇也将进入波兰内河为乌克兰方面军提供火力支援。

　　为了显示这次进攻的“正义性”,除了传单,苏军还为前线部队发三个月的军饷,由这些部队在进入波兰境内时向居民慷慨发放。9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下达给前线各集团军最终的任务是:歼灭波兰武装力量,夺取重要的战略设施,不让波兰军队撤向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俘虏投降的人。

　　在部队传达的秘密文件中则对进攻行动要领则有进一步解释:“红军必须坚决镇压波兰白匪的任何抵抗……前锋部队,本着与德国新关系的精神,将与德军部队在相应的战地地图上所表示的界线,以战友会师的方式来对待双方的相遇。”

　　9月17日凌晨,从乌克兰境内起飞的sb轰炸机群开始了对东波兰指挥中心利沃夫进行轰炸。在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加农炮摧毁了为数不多的波兰边境防御工事后,苏联军队的骑兵和快速坦克很快沿公路进入了波兰。在边境的大多数地段,在苏军的突然一击下,波兰军队,很快就被击溃了。

　　苏联进攻的消息使得已经濒临崩溃的波兰军队十分震惊,无可奈何中,波军总司令爱德华·雷茨一斯米格里元帅9月18日下令不要抵抗红军,他的理由是:斯拉夫人也许会来帮助我们的斯拉夫人!事实上,苏联军队的进攻,使得波兰军队的撤退桑河之后, 依托罗马尼亚边境进行抵抗的“罗马尼亚桥头堡”计划还没有实施就破产了。 英国和法国原指望波兰军队应该能保卫那个区域2-3 个月, 而波兰人则认为他们在那里至少能坚持6个月,等待英法联军的反攻。

　　对于苏军的进攻,绝大多数德国将领也是吃惊的。冯·隆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道:9月16日接到了德国驻莫斯科武官苏军即将进入波兰通知后,他立刻打电话给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将军,而约德尔将军在震惊之余立即反问:“是对着谁来的?”其声音颤抖无比,简直不像他本人了。

　　尽管波军总司令对苏军的进攻采取了放弃抵抗的态度,但在20年代初战争中遗留下来的仇恨,并没有让苏军的进攻完全变成一场“和平进军”(战后苏联的历史书千篇一律是这样描述的)。

　　白俄罗斯方面军的行动相对纪律较好,一些部队通过与村民分享自己的口粮,让波兰人见到了“今后在俄罗斯怀抱中的美好生活”。但是沿南线进攻的乌克兰方面军的部队,则因为充斥着为1920年战争复仇的情绪,在行军沿线留下更多暴行。按照事后波兰人的说法:有数以万计波兰平民死于苏联红军“和平进军”。

　　在karczowka镇,苏军把 24个身份可疑的人绑在铁丝网上枪决了; 在luboml, 乌克兰方面军在三天时间内枪杀了约500个波兰人;在brzezany,一位受伤的“资产阶级传教士”,被苏军放在路边当成了射击的靶子,临死之前中了十二枪!

　　在另一方面,尽管波兰政府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而且南部利沃夫据守的东波兰波军总指挥兰格内尔将军在10个小时的谈判之后,接受了苏军的条件并于9月22日投降,但是在北部白俄罗斯方面军的进攻路线上,有一些顽强的波兰军队却没有放弃他们的职责。

　　未服从总司令部命令的波兰军队,以伏击和据垒固守的方式进行了抵抗,其中最着名的一次狙击发生在卡德兹瓦茨,苏军的快速纵队遭到了波兰守军用37毫米bofors wz.36(600米30度穿深26毫米)反坦克炮的攻击,有20辆bt7轻型坦克在守军的近距离直射中像火柴盒一样燃烧了起来(波兰人的数字)。

　　波军在防御战中最着名的据点,则还有格罗德诺和维尔诺,特别是格罗德诺,困守家园的波兰第81“格罗德诺”团在苏军一个骑兵师又一个坦克旅的围攻下坚持了9月21、22日两天,并且毙伤苏军800人,击毁坦克10辆。为了报复抵抗行动,白俄罗斯方面军在攻取该城之后,马上在就地枪决了300名波兰人。

　　相对于部分据点守军的顽抗,另一部分波兰军队既不想违抗最高统帅部不抵抗的命令,又对落入苏联红军之后的命运感到担忧,他们在苏军与德军会师并彻底封闭南下道路之前,选择了向罗马尼亚、匈牙利、立陶宛等国的流亡(共约14万人),这包括9月份组建波兰的惟一一个雷诺r35坦克营。

　　总体说来,尽管苏军的大进军中暴露出通讯联络不畅、步坦协同不力等种种问题,但这一切又都掩盖在波兰军队迅速崩溃后的大捷中了,9月18日,乌克兰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就在布列斯特要塞与德军会师,双方以联合阅兵庆祝了这一相遇。25日,苏军全线进抵秘密协定中规定的分界线,并开始了与德军共同围剿参与波兰抵抗者的行动。

苏军在整个的入侵行动中阵亡737人,负伤1859人,损失坦克42辆:然而,他们在这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一共占领了200,000平方公里的波兰领土,控制了1200万人口。

　　以如此小的代价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远在莫斯科的联共(布)中央自然有理由为斯大林同志英明的决策感到喜悦。尽管德国的军事力量在1939年秋初已经十分强大,但他们远没有强大到能同时打败法国、英国和苏联再加上波兰的地步。但是,在这个以较小的代价就能彻底制止纳粹暴行的时候,法国和英国躲在工事后面观望,而苏联人却为了能分点赃,选择了在自己邻居的背后再插上一把刀(9月25日,斯大林亲自与里宾特洛甫进行如何瓜分波兰的谈判)——苏联从波兰的灭亡中获得如此丰硕的战果,是要付出足够的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苏联领土将因此直接与第三帝国接壤。

　　形容这样的情势,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唇亡齿寒,但此时的斯大林,却还陶醉在与纳粹的讨价还价中——最初德国还建议在德、苏分界线上成立一个小小的波兰作为两国之间的缓冲,但9月28日的谈判中,斯大林干脆建议把这个小小的缓冲国也一分为二,双方以布格河直接作为自己势力的边界。

　　斯大林认为从波兰开始蔓延的这场战火,与他和苏维埃政权是没有多少关系的。他在1939年9月7日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说:“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正在进行一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的战争。我们不反对它们大战一场并互相削弱。”至于被灭亡的波兰,斯大林的看法是这样的:“消灭这个国家在目前情况下意味着又少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国家。如果我们通过消灭波兰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新的地区及其人民那里,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血腥的卡廷1940:波兰政权的殉葬者在1939年剩下的日子里,完成了波兰攻掠的德国军队,陆续向西方的德—法边境开拔了,他们在等待着在第二年春暖花开之后,去消灭对波兰见死不救的法兰西。而以轻微代价完成了获得了小半个波兰的苏联红军,则开始按与法西斯德国的秘密协定,忙着用武力把立陶宛、拉托维亚等国家拉入“社会主义大家庭”。

　　但是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波兰还有一些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在苏军的进攻行动中,一共收容大约130242名波兰军队战俘,以及数万名nkvd认为可疑的波兰知识分子、警察和官员——红军不知道拿这么多俘虏怎么办,因为既没有押送部队来看管他们,也没有食品给他们吃。

　　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主张,至少可以把波兰军队的普通士兵全部释放,不过斯大林却不想这么做,他把处理俘虏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宠儿贝利亚。

　　1939年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根据政治局的授权,开始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陆续建立了138个战俘转运站和8个集中营,被苏军以“保证人身自由”的条件诱降的波兰俘虏,统统被关进了集中营。在乌克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三级国家安全委员、后来当上首任kgb主席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在白俄罗斯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福米奇·察纳瓦。

　　根据与德国方面协商的结果,苏联10月中旬向德国移交了42492名出生在德占区的波军战俘,德方则移交了13757名苏占区波兰人。

　　在一些的军官的呼吁下(据说包括铁木辛哥大将),4400名波兰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按苏联出兵时的宣告,他们属于急需保护的同胞)战俘被送到了劳动营,虽然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但这些幸运儿至少保住了性命。其余的波兰俘虏们则在nvkd官员的枪口下,开始了修路、采矿和砍伐森林等重体力劳动。

　　但嗜血成性的贝利亚对这样的处理并不放心,他命令nkvd将波兰俘虏中的“危险分子”向几个集中营集中,以便于进一步处理。到1939年12月1日这一任务完成时,在科泽尔集中营关押了波兰军官、宪兵、文职官员、警察、着名知识分子、神甫、法官、工业家4727人,斯塔罗别尔和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则分别关押了5963名和3964名波兰军官和警官。在这近15000人中,以科泽尔集中营的囚徒为最重要,其中包括将军4名,上校24名,中校79名,少校654名。

　　根据贝利亚的汇报和所谓反革命组织调查的结果,斯大林也认为,这些人是苏联人民的敌人,不能释放他们,而无休止地把他们关押在战俘营里代价又太高……1940年3月5日,苏共政治局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等成员,共同签署了处决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反革命活动家”的命令。

　　根据nkvd甄别的结果,科泽尔、斯塔罗别尔和奥斯塔什科夫这三个集中营里的全部波兰人,以及nvkd官员在波兰零星搜捕并投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监狱中7000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官员和资本家被列入了波兰国家殉葬者的名单——当然,在处决令上的22000人是按照苏联的“司法程序”作出死刑判决的:不过审判者只有贝利亚的副手梅尔库洛夫和科布洛夫、巴什塔科夫这三名内务部官员,而且“处理案件无需传唤被捕者和提出指控”!

　　1940年4月3日夜,各个集中营和监狱开始了屠杀。为了不留下痕迹,各个集中营统一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德国手枪和子弹;深夜处决时的枪声,各个集中营则各有各的方法:科泽尔的枪决是在四壁都蒙着羊毛毡的牢房里进行的;而在奥斯塔什科夫则使用了噪音很大的排气扇。

　　到4月4日凌晨,nkvd的刽子手在科泽尔集中营就处决了390人,尸体则直接装上牢门外的卡车,送往nkvd的秘密营地进行集中掩埋。卡廷森林,则是科泽尔集中营的墓地,因为1943年被德国人发现而声名大噪;斯塔罗别尔和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的尸体,则分别在迈德罗基和皮亚提卡基。

　尽管处决过程只需要用手铐或者绳子捆起来,然后把战俘带进牢房,向头部开上一枪,但nkvd的定额标准仍然让刽子手们觉得工作强度有点太大,后来每夜“处理”犯人的数量降低到了250人,而且刽子手们五一节可以享受休假。

　　从后来发掘出的尸体上看,一些波兰人曾经试图反抗,但这只能使他们的尸体上多一两个四棱刺刀的伤口。连续的屠杀直到5月19日才告一段落,此时三个集中营的囚犯只剩下了395人。至于在明斯克和哈尔科夫等地监狱里的波兰政治犯,处决则是由当地驻军进行的。

　　根据1959年3月kgb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给赫鲁晓夫的亲笔信,死于屠杀的波兰人一共为21857人。

　　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也许滞留在苏联的波兰官兵的命运会更加悲惨,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后,有2.5万人在弗拉齐斯拉夫·安德尔将军(从卢比扬卡监狱获释)的带领下,重新参加了反对德国的战争。

　　1939年秋天来临的时候,波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欧洲的版图上再一次消失了,英法联军此时却在西线的壁垒里无所事事地等待着德军的进攻。而克里姆林宫主人,还在忙着用100万吨谷物、50万吨小麦、90万吨石油和10万吨棉花,从第三帝国手中交换30余架me109、me110、ju88战机和俾斯麦号战列舰的图纸以及吕佐夫号巡洋舰船体,斯大林对这笔划算的易货贸易颇为得意。希特勒则在专心准备他的西线战役。

　　这一年的圣诞节,希特勒发给斯大林的贺电是:

　　祝您个人幸福,祝友好的苏联各族人民繁荣富强。

　　斯大林的复电是:德苏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有一切理由万古长青。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以东方的悲剧为开端,开始向整个欧洲蔓延了。